薛紫英离开的第四十天，沪城落了第二场雪。


    这场雪比平安夜那场大得多。清早推开窗，整个城市像被塞进一只倒扣的雪瓮里，楼群、街道、行道树都被闷成同一种绵软的白色。


    陆时衍在那间临时改造成的档案室里待了整整三天。


    说是档案室，其实只是他律所旧址废弃的小会议室。七年前林建勋把整层楼翻新成北欧极简风，唯独这间十六平米的屋子被遗忘在动线末端，墙皮剥落，灯管坏了一根，剩下一根也闪烁得像濒死的萤火虫。


    他把那枚硬盘里的资料导出来后，就再没离开过这间屋子。


    打印机吐出的A4纸在长条桌上堆成七座小山。他看完一叠，叠到右边，看完另一叠，叠到左边。右手边的窗台积了三天薄灰，左手边的咖啡杯空了十七个小时。


    他找到了。


    薛紫英留下的不只是那枚硬盘。


    硬盘里的文件夹名叫“证据”，但他打开后才发现，那不是她为法庭准备的证物清单。


    那是一个女人七年来不敢说出口的日记。


    2017年4月17日。


    林建勋把我叫进办公室。


    他说紫英，你是个聪明孩子，聪明人应该做聪明选择。


    他给我看了一沓照片。


    是我爸在疗养院的病床。


    我妈在早市买菜。


    我妈不知道那天有人跟了她一上午。


    2017年5月3日。


    今天签了合伙人协议。


    林建勋说这只是开始。


    他说你要习惯——保护需要保护的人，有时要先做不得不做的事。


    他说的“不得不做的事”，是给苏砚公司的测试账号开后门。


    我做了。


    2017年5月17日。


    我把沈淮推荐给了苏砚。


    他是林建勋的人，但他不知道自己是。


    林建勋安排他去苏砚公司“卧底”的时候，给他编织的理由是“追踪前司泄露的商业机密”。


    他信了。


    他不知道那份“商业机密”根本不存在。


    林建勋只是需要一枚棋子埋在苏砚身边。


    而我只是这枚棋子的介绍人。


    2018年3月9日。


    沈淮今天给我发消息，说苏砚给他独立负责的模块权限了。


    他说紫英姐，谢谢你当初介绍我来这里，苏总人很好，团队氛围也好，我觉得自己能在这里做出成绩。


    我没回。


    我不知道怎么告诉这个师弟，他的“好运气”是我用他的前途做的交易。


    2018年11月2日。


    时衍接的那个专利侵权案，原告方证据链里有林建勋的手笔。


    不是他直接出面。


    是他在法学院时的学生，那个学生现在在原告方的律所做合伙人。


    他教他们怎么在时间戳上做手脚。


    他教了三十年了。


    从他当上教授的那天起，就在教这件事。


    2019年6月17日。


    我找到了林建勋的第一份原始账目。


    1989年。


    他还在法学院教书那年。


    账目记录的是他帮一家乡镇企业打赢专利侵权官司后，对方“感谢”他的现金。


    十五万。


    那时候他月薪一百七。


    我把账目复刻了一份，藏在工会活动室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里。


    我写了日期。


    没写是谁放的。


    2019年7月23日。


    林建勋把我叫进办公室，问我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他说紫英，你这两年瘦了很多，是不是工作压力大？


    我摇头。


    他笑了笑，说那就好。


    他说你知道的，我一直把你当女儿看。


    ——他从来没有女儿。


    他把我当提线木偶。


    2020年1月15日。


    时衍那个案子开庭了。


    我在旁听席最后一排。


    他质证的时候，苏砚突然提交了那份动态数据加密技术的临时说明。


    全场都在看苏砚。


    只有我看见时衍的手指顿了一下。


    他知道那是我的手法。


    他什么都没说。


    2020年1月17日。


    我约时衍在翠苑路的咖啡店见面。


    七年了。


    我以为自己有勇气把一切告诉他。


    可是当我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大衣还是七年前我买的那条、领口那枚平安符不见了——


    我说不出口。


    他说：“薛律师，你约我有什么事？”


    薛律师。


    不是紫英。


    我喝完了那杯咖啡。


    然后我说：“没事了。”


    2020年12月31日。


    跨年夜。


    我一个人在工会活动室待到凌晨三点。


    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里，已经有了七份账目、十三段录音、四十一封邮件截图。


    我把它们归进同一个文件夹。


    命名：证据。


    然后我删了它。


    我还没准备好。


    我还没攒够勇气。


    2021年4月17日。


    今天是我入职苏砚公司四周年。


    没有庆祝。


    没有人记得。


    苏砚开会时甚至没有看我。


    她不知道我是林建勋的人。


    她不知道沈淮是我介绍的。


    她不知道自己公司那两次数据泄露，起因是我四年前亲手埋下的后门。


    她对我最大的防备，只是每周一上午十点让董婉贞来“旁听”我的工作汇报。


    她防我。


    但她不知道应该更防我。


    2021年8月2日。


    我爸走了。


    我赶回老家的那天，他已经不会说话了。


    护工说他临终前一直在念我的名字。


    紫英。


    紫英。


    紫英。


    我握着他的手。


    冰的。


    我想说爸对不起，这四年我回来看你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


    我想说爸对不起，你住的这家疗养院是林建勋安排的，我一直没攒够钱给你换更好的。


    我想说爸对不起，我没能成为你希望的那种人。


    他听不见了。


    2021年8月9日。


    我在殡仪馆守了七天。


    时衍来吊唁。


    他不知道我爸是谁，他只是从某个旧同事那里听说了消息。


    他站在灵堂门口，没有进来。


    他把一束白菊放在门边的椅子上。


    然后他走了。


    那束白菊。


    和七年前我父母墓前的那束一模一样。


    2022年1月1日。


    新年第一天。


    我把那份删掉的“证据”文件夹从回收站恢复了。


    我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年。


    2022年12月31日。


    没有。


    还是没有勇气。


    2023年3月15日。


    苏砚父亲当年的老部下找到了。


    她在会议室里接待他，门关着，我站在茶水间门口。


    隔着一道门，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


    但我看见苏砚出来时，眼眶是红的。


    她把脸侧向窗户，站了三十秒。


    然后她回办公室。


    继续开会。


    继续批文件。


    继续做那个永远不会哭的苏砚。


    ——原来她也是硬撑。


    2023年5月17日。


    沈淮动手了。


    他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意味着什么，林建勋给他的任务是“拿到核心算法的完整架构”。


    他以为这是合法的商业情报收集。


    他不知道他下载的那些代码，会让苏砚公司的新品发布会紧急叫停。


    他不知道他的测试账号后门，是我四年前亲手留下的。


    我留了四年。


    四年里我无数次想修复它。


    但我没有。


    因为林建勋说：沈淮是我的人，他不是，但他是我的刀。


    刀断了，没人会追查到刀匠。


    2023年5月17日凌晨2:13。


    苏砚登录服务器，删了那条日志。


    她不知道我看见她了。


    我那天晚上也在公司。


    我坐在监控室，从十七个摄像头画面里，看着她走进机房。


    她以为自己是唯一一个还醒着的人。


    她不知道自己删掉的那条记录，四年前也是我亲手留下的。


    ——我留证据。


    她删证据。


    我们保护着彼此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


    整整四年。


    2023年7月9日。


    时衍来找我。


    不是约的，是他直接来公司门口等我。


    他说：薛紫英，林建勋手里的那份“导师签名”文件，是不是你给他的？


    我说是。


    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你为什么现在告诉我？


    我说：因为你要查他了。


    他看了我一眼。


    那是七年来他第一次认真看我。


    不是看嫌疑人，不是看对手，不是看背叛者。


    是看一个他曾经想要共度余生的人。


    他说：那你自己呢？


    我没回答。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023年11月9日。


    七年了。


    那家咖啡店还在翠苑路。


    那块蛋糕也还有。


    我在靠窗第三个卡座坐了一下午。


    从下午两点到晚上七点。


    我一个人喝了两杯咖啡。


    没点蛋糕。


    结账的时候收银的小姑娘问我：姐，你等人吗？


    我说：不等了。


    2023年11月9日深夜。


    我把硬盘封进工会活动室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


    还是那个位置。


    1989年林建勋的第一份原始账目在那里躺了三十四年。


    2023年5月17日苏砚删掉的那条日志截屏也在那里躺了半年。


    我把七年来没敢交出去的一切都放进去了。


    然后我给时衍发了一条短信。


    我没有写落款。


    “翠苑路18号工业园7号车间，废弃更衣柜，夹层。”


    他收到了。


    2023年11月12日。


    今天是最后一天。


    机票在口袋里。


    布鲁塞尔。


    一个从来没有林建勋、没有沈淮、没有四年前那道后门、没有七年说不出口的对不起的城市。


    我想我妈了。


    上次见她是2019年春节。


    她问我：紫英，你什么时候带男朋友回来？


    我说快了。


    五年了。


    我没有兑现。


    这一次。


    我把机票收进大衣内袋。


    安检口排着长队。


    我回头看了一眼出发层门外。


    时衍站在那里。


    七年前我离开他。


    七年后他没有追我。


    但他来了。


    他在门外站了三分钟。


    我也在门里站了三分钟。


    我们隔着那道自动玻璃门。


    谁都没有先动。


    然后我转身。


    走向登机口。


    没有回头。


    时衍。


    那天的咖啡我喝了。


    很苦。


    和七年前你第一次带我来时，味道一样。


    只是那天你帮我加了糖。


    今天没有。


    陆时衍把最后一页纸放回桌面。


    窗外天已经黑了。


    第二场雪还在下，窗台上积了厚厚一层。那盏闪烁的灯管不知道什么时候彻底灭了，只剩另一盏孤零零地亮着，把他的影子斜斜打在贴满便利贴的墙上。


    他把薛紫英七年的日记理成一摞。


    整整齐齐。


    边缘对齐。


    然后他从那堆A4纸最底下抽出一张——那是她离开前最后一夜写下的，没有存进硬盘，只是夹在那枚旧U盘的说明书封套里。


    他看了三遍。


    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


    他把那张纸折起来。


    放进大衣内袋。


    七年前她给他买这条大衣时缝进内衬的那个暗袋——他以为只是装饰。


    今天他才知道那不是。


    那是她留给他最后的位置。


    陆时衍站起身。


    灯管还在闪。


    他把会议室的灯全关了。


    锁门。


    下楼。


    门卫老张正在值班室打盹，电视机里放着戏曲频道，咿咿呀呀。


    陆时衍敲了敲窗。


    老张惊醒。


    “陆律师？这么晚还在？”


    陆时衍没有回答。


    他把一串钥匙放在窗台上。


    七号车间。


    工会活动室。


    那间废弃更衣柜。


    老张看着他。


    “不等了？”


    陆时衍说：“不来了。”


    他转身。


    走进大雪。


    第二天早上九点，董婉贞推开苏砚办公室的门。


    苏砚正在看一份技术文档。


    董婉贞把一份传真放到她桌上。


    苏砚低头。


    传真只有一页。


    是布鲁塞尔当地律所发来的。


    抬头是英文。


    内容只有一行中文：


    “薛紫英女士委托本所转交：翠苑路18号工业园7号车间，工会活动室，废弃更衣柜夹层。钥匙已移交陆时衍律师。后续事宜请联系陆律师。”


    苏砚看着那行字。


    很久。


    她没有抬头。


    “陆时衍在哪？”


    董婉贞说：“在城西墓园。”


    苏砚站起来。


    大衣在椅背上挂着。


    她没穿。


    推门出去。


    雪停了。


    城西墓园。


    陆时衍站在第七排。


    薛父薛母的墓碑前。


    那束白菊已经谢了，干枯的花瓣被雪压进泥土里。


    他把那枚硬盘从内袋取出来。


    不是作为遗物。


    不是作为纪念。


    是作为他替她保管的、她不敢取回的那部分自己。


    他把硬盘搁在墓碑基座上。


    让它靠着那束枯萎的花。


    “薛紫英。”他开口。


    风停了。


    雪停了。


    整片墓园静得像那年她第一次站在法庭上，说完“没有了”之后。


    法官敲下法槌。


    全场肃静。


    她一个人站在那里。


    背脊挺直。


    像今天他面前的这块碑。


    “你爸收到了。”他说。


    他顿了顿。


    “那束白菊。”


    “还有你七年前没敢放下的道歉。”


    他把手插进大衣内袋。


    摸到那张折成方块的纸。


    没有拿出来。


    他只是隔着布料按着它。


    像按着一个人七年来不敢寄出的所有信件。


    “你妈还在老家。”


    他说。


    “她不知道你在布鲁塞尔。”


    “她只说你今年过年会回来。”


    他沉默了很久。


    “她给你织了一条红围巾。”


    “放在你卧室的床头。”


    他没有再说下去。


    风重新起了。


    从墓园西边的松林穿过来，把墓碑前的残雪卷起细小的漩涡。


    那枚硬盘还搁在基座上。


    荧光标签在暮色里亮着。


    20241109。


    七年后。


    她离开的那天。


    他把手从内袋抽出来。


    转身。


    沿着来时的石阶往下走。


    这一次他回头了。


    隔着三十级台阶。


    隔着七年三千公里。


    隔着那句他从未说出口、今夜终于不必说的——


    “你还会回来吗？”


    没有人回答。


    只有那枚硬盘还在亮着。


    像七年前咖啡店窗外，裂开云层的那道阳光。


    （第0222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