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挂着皮鞭，鞭梢浸着血，已经发黑。


    桌上摆着账本，赵铁柱随手翻开一页：


    “1932年4月，苦力总数：2147人。”


    “本月死亡：37人（疟疾12，工伤8，逃跑击毙5，其余疾病12）”


    “本月补充：40人（从河内殖民监狱购入）”


    “生产率：人均日割胶树150棵，未达标者鞭刑10。”


    账本旁边，是一个铁盒，里面装着几十张泛黄的照片。赵铁柱拿起一张——


    照片上，三个华人苦力被绑在木桩上，赤裸的上身布满鞭痕。一个法国监工站在旁边，一手拿着皮鞭，一手叉腰，对着镜头咧嘴笑。照片背面有法文注释：


    “1930.8.15，惩罚偷懒者。每人50鞭，死了一个，其余两个还能干活。不错。”


    赵铁柱的手开始发抖。


    不是恐惧，是愤怒。一种冰冷的、刺骨的愤怒，从脚底窜到头顶，让他浑身发麻。


    “报告连长！”一个士兵冲进来，脸色惨白，“西边……西边有……”


    赵铁柱跟着士兵跑到种植园西侧。


    然后，他看见了“处理场”。


    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空地，没有树，只有乱七八糟的土堆。每个土堆前插着木牌，上面用粉笔写着编号和日期：


    “1932.5.12，编号487，疟疾”


    “1932.5.18，编号512，工伤（树倒砸死）”


    “1932.5.25，编号533，逃跑被击毙”


    ……


    最近的土堆，泥土还是新鲜的。木牌上的日期是三天前。


    赵铁柱数了数。


    这样的土堆，有三百多个。


    “挖。”他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士兵们用刺刀、用铁锹、用手，开始挖最近的一个土堆。


    挖了不到半米，就碰到了东西。


    不是棺材，是草席。草席裹着一具尸体，已经轻度腐烂。是个年轻人，看起来不到二十岁，瘦得皮包骨。死因很明显——胸口有个枪眼。


    “继续挖。”赵铁柱说。


    第二个土堆，第三个，第四个……


    草席裹尸，浅埋，没有墓碑，只有编号。


    有些尸体还算完整，有些已经被野狗刨食过，残缺不全。


    挖到第十个土堆时，赵铁柱叫停了。


    “够了。”他说。


    他转身，看向那片棚屋区。两千多个“人”，还在那里，像两千具活着的尸体。这处种植园，四十多年来，不知道埋了多少华人苦力。


    “叫军医。”他对传令兵说，“把所有军医都叫来。还有，报告总指挥部，这里需要……需要一切。”


    他找不到词来形容这里需要什么。


    药品？食物？干净的水？这些当然需要。


    但他们需要的，远不止这些。


    一小时后，随军医疗队的负责人李医生，站在了徐国栋面前。


    这个参加过一战、见过凡尔登绞肉场、处理过毒气伤员的老军医，此刻脸色惨白，手在颤抖。


    “总指挥，”他用生硬的中文说，声音干涩，“种植园那边……我去看了。”


    徐国栋看着他：“情况。”


    李医生深吸一口气，从医药箱里拿出一份刚写的报告：


    “我去过欧洲战场，去过非洲殖民地，去过世界上很多地狱。”


    “但那里……”他指了指种植园的方向，“是我见过最像地狱的地方。”


    “两千零四十七人，我让士兵们一个一个检查，能站起来的，不到五百。能说清自己名字的，不到一百。能记得自己是哪里人、怎么来这里的，不到二十个。”


    “平均年龄？从骨龄和牙齿判断，大多在二十到四十岁。但看起来，像五十、六十岁。”


    “他们吃什么？发霉的米，混着沙子和稗子。烂菜叶，有时候是野菜，有时候是树皮。水是附近水塘的，没烧开，里面能看见虫卵。”


    “住的地方？您看到了。没有床，只有潮湿的稻草。很多人有严重的皮肤病、寄生虫病、疟疾、痢疾。伤口感染是常态，因为没有药，用泥巴糊，用树汁涂，然后溃烂，生蛆。”


    “劳动强度？每天工作十六到十八小时，从凌晨到深夜。每人每天要割至少一百五十棵橡胶树，完不成就鞭打。我检查了他们的背，每个人背上都有鞭痕，新伤盖旧伤，有些已经溃烂到能看见骨头。”


    李顿了顿，声音开始发抖：


    “最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他们中很多人，不是被绑来的，是‘自愿’来的。”


    徐国栋抬眼：“自愿？”


    “对。”李医生从医药箱里拿出一个油布包，打开，里面是厚厚一叠发黄的纸，“这是我在监工屋里找到的‘契约’。”


    徐国栋接过。


    是中文，但用词古怪，像是被翻译过又转写回来的：


    “立约人XXX，自愿前往法属印度支那橡胶园工作，工期五年，包食宿，月薪十法郎。如中途逃跑或怠工，园方有权任意处置，生死勿论。”


    “立约人”后面，是歪歪扭扭的签名或手印。


    “这是卖身契。”施耐德说，“他们在广东、福建的沿海农村，用‘高薪’‘包食宿’‘五年后自由’做诱饵，骗那些活不下去的农民签这个。签了，就被塞进船舱，像运猪一样运过来。到了这里，契约就被收走，人关进种植园，变成奴隶。”


    “能活过五年的，不到三成。大部分，累死、病死、被打死，埋在那个处理场。”


    施耐德指了指报告上的数据：


    “根据种植园的账本，这里每年‘补充’苦力四百人左右，‘减员’三百人以上。也就是说，每十年，这里的两千个苦力，会全部换一遍。从1890年开园到现在，四十二年，至少有一万五千个华人死在这里。”


    “一万五千人。”李医生重复这个数字，声音很轻，“就为了那些橡胶，那些轮胎，那些法国殖民者的财富。”


    他说不下去了。


    徐国栋也没说话。


    他走到指挥部窗前，窗外是河内城。硝烟尚未散尽，但天空开始放晴，阳光刺破云层，照在废墟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这光，照不亮四十五年的殖民黑暗。


    “那些监工呢？”他问，背对着施耐德。


    “抓到了四十七个。法国人三十一个，越南人十六个。都关在仓库里。”


    “带我去。”


    种植园仓库，原本是存放橡胶的地方，现在关着四十七个监工。


    他们被反绑双手，跪在地上。法国人大多穿着还算体面的殖民者服装——亚麻西装、皮质马靴，虽然现在沾满尘土。越南人则穿着殖民工头的制服。


    阳光从仓库的破窗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半照亮监工们惊恐的脸，一半藏在阴影里，像他们犯下的见不得人的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