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债》下卷第10章·三原黄土


    三原的黄土，和别处不一样。


    那是一种厚厚的、黏黏的、能直立成墙的黄土。站在塬上望出去，沟沟壑壑，起起伏伏，像大地皱起的皮肤。风一吹，黄土就扬起来，细细的，蒙蒙的，把天都染黄了。若是赶上春天，风里还带着荠荠菜的苦味和野桃花的涩香，丝丝缕缕的，钻进人的鼻子里。


    三原县在关中平原的腹地，往北是铜川，往南是西安。泾河和清河从这里流过，冲出一片肥美的土地。可再肥美，也改变不了黄土的颜色。房子是黄的，路是黄的，庄稼地是黄的，人的脸，也透着那种黄土地养出来的颜色——不是黑，不是红，是那种洗也洗不净的黄，像被太阳和风揉进了骨子里。


    李见俊就出生在这里。


    一九六二年，三年困难时期刚过，他娘生了他。那时候家里穷，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娘没奶，就熬小米汤喂他。小米也是黄的，熬出来黄澄澄的，上面漂着一层米油，跟这黄土一个色儿。他娘把米汤灌进搪瓷缸里，一勺一勺喂他，嘴里念叨着：“娃呀，快长，长大了就有白馍吃了。”


    他爹是农民，种了一辈子地。瘦，黑，手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他娘也是农民，忙完地里忙家里，一天到晚脚不沾地。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家六口，挤在三间土坯房里，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下雨的时候，屋里摆满了盆盆罐罐，接那些从屋顶漏下来的水，叮叮当当的，像开音乐会。


    可李见俊从小就聪明。


    不是那种老老实实的聪明，是那种会琢磨的聪明。一件事想不明白，他能整夜整夜不睡。一个东西做不好，他能反复反复地改。他爹说，这孩子，心里有根筋，比别人多绕了几道弯。村里人见了，都说：“老李家的老大，将来不是一般人。”他爹听了，嘿嘿笑两声，继续低头锄地。


    上学的时候，李见俊成绩不差，可也不拔尖。不是学不会，是不肯下死功夫。他喜欢想，喜欢琢磨，喜欢找捷径。老师讲一道题，他用一种方法解出来，就满足了。可他不，他非要再想两种、三种方法，看看哪种最省事。有时候想得入了迷，老师叫他都听不见。


    他爹不懂这些，只知道儿子要考大学。


    那时候考大学，比现在难多了。全县一年考出去几十个，就算多的。李见俊考了三年，才考上。


    头一年，差几分。他爹说：“没事，再补一年。”


    第二年，还差几分。他爹抽了一夜的旱烟，第二天说：“再补一年，最后一年。”


    第三年，他娘偷偷跟他说：“娃呀，你爹说了，再考不上，就回家种地吧。”


    他没吭声，背着馍布袋，又去了县城。


    那三年，他住在县城的一间破房子里。房子是土坯的，窗户上糊着旧报纸，门关不严，冬天风往里灌。他裹着被子看书，手冻得握不住笔，就哈一口气，搓一搓，接着写。夏天热得睡不着，他就搬到院子里，就着月光看，蚊子叮得满身是包。


    吃的是从家里背来的馍。馍是玉米面做的，硬邦邦的，掰开能砸死人。他就着开水，一口一口地泡软了吃。有时候馍长毛了，他也不舍得扔，把毛刮一刮，照样吃。


    同学都考走了，就剩他一个，还在那儿熬。


    有一回，他实在熬不下去了，夜里跑到县城外的塬上，对着那些沟沟壑壑，大喊了一声。喊完了，蹲在地上，哭了。


    哭完了，擦擦眼泪，又回去看书了。


    第三年，他考上了西北纺织学院，材料系。


    那一年，他已经二十一岁。


    ---


    西北纺织学院在西安，金花南路那边。


    那几年，正是八十年代初，改革的风刚刚吹起来。西安城里到处是机会，到处是可能。李见俊从三原出来，进了城，像一尾鱼游进了大河。


    他学的是材料系。这专业在当时不算热门，可他喜欢。材料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处处都在。一种材料改一点，性能就全变了；一种配方调一下，成本就降下来了。他爱琢磨的性子，正好用上了。


    大学四年，他没闲着。上课听讲，下课泡图书馆，放假就去工厂实习。他不满足于课本上的那点东西，总想看看真正的材料是怎么生产出来的。那些工厂里的老师傅，见他虚心好学，也愿意教他。


    有一回，他在一个陶瓷厂实习，看见工人们在配釉料。那种釉料是从南方买来的，贵得很，一吨好几万。他心里就琢磨，这东西，咱自己能不能做？


    他把想法跟师傅说了，师傅笑了，说：“人家那是专利，多少年才研究出来的，你一个学生娃，能做出来？”


    他没吭声，心里却记下了。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东海市一家乡镇企业，做质量检测员。


    那个厂是做建筑陶瓷的，在东海郊区。说是厂，其实就是一个大院子，几排破厂房，几十个工人。他从西安来到东海，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下车的时候，满眼都是陌生的景象。


    可他不怕。他年轻，有劲，有琢磨不完的事。


    厂里生产的陶瓷砖，质量时好时坏。他做质检，天天盯着那些砖看。看颜色，看纹路，看有没有裂纹。看着看着，他就看出了门道——问题不在砖上，在釉上。


    釉料是进口的，贵，可质量也不稳定。有时候这一批好，下一批就差了。厂里也没办法，只能凑合用。


    李见俊又想起了当年在西安那个念头。


    他开始偷偷做实验。没有实验室，就在宿舍里做。没有设备，就用最土的办法。他把釉料拿回来，一样一样地分析，一种一种地配。烧，看效果；再烧，再看。失败了无数次，可他不停。


    宿舍里摆满了瓶瓶罐罐，床上桌上都是。工友们回来，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有人烦了，跟他吵，他也不恼，嘿嘿笑两声，把东西挪一挪。


    有一回，他把配方搞错了，烧出来的东西像一坨屎，又黑又臭。同宿舍的人骂他：“李见俊，你他娘的到底在搞什么？这屋里还能住人吗？”


    他还是嘿嘿笑，说：“快了快了，马上就成功了。”


    人家说：“你这话说了八百遍了。”


    他继续笑，继续搞。


    半年后，他配出了一种新的釉料配方。


    成本比进口的低一半，质量比进口的还稳定。他拿给厂长看，厂长不信，让他试。他就试，一窑砖烧出来，光泽度、硬度、耐磨度，都比原来的好。


    厂长愣了。


    后来，厂长跟他说：“小李，你干得好。这样，你负责生产，厂里包销。你赚你的，厂里赚厂里的。”


    李见俊想了想，说：“行。”


    这是他第一次创业。小打小闹，就一个人，几口大缸，几样原料。白天上班，晚上干自己的。累了就在地上躺一会儿，醒了接着干。一年下来，竟然赚了几万块。


    那时候，几万块是天文数字。


    他心里有了底。


    后来，他又改进配方，又降低成本。产品质量越来越好，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他不满足于只卖给自家厂，开始往外跑。南边，北边，哪里需要釉料，他就往哪里跑。


    有一回，他去了佛山。


    佛山是中国陶瓷之都，大大小小的陶瓷厂，遍地都是。他带着自己的样品，一家一家上门推销。开始没人理他，一个外地来的，能有什么好东西？可他不死心，一家一家试，一家一家磨。


    有一家厂的老板，看他跑了好几趟，心软了，说：“行，试试吧。”


    一试，效果出奇的好。


    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气在佛山传开了。


    他在佛山的大学同学，也帮了他不少忙。同学在当地多年，人脉广，路子熟。两个人一合计，合伙干。南方的市场，北方的市场，一起做。


    几年下来，他成了爆发户。


    ---


    有钱了，第一件事是买车。


    他买了一辆奥迪A8，顶配，一百多万。不是新车，是抵账来的。可那也是奥迪，是A8，是当时东海市数得着的好车。


    车是黑色的，又大又长，开在路上，像一艘船。他喜欢开着这辆车到处跑，去谈生意，去吃饭，去会朋友。车停在哪里，都有人多看两眼。


    有一回，他请王霖吃饭，开着这辆车去接他。王霖上车一看，车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坐垫上套着那种透明的塑料套，座椅靠背上也套着，连方向盘都套了个套。


    李见俊见他看，笑着说：“保护一下，新车嘛。”


    王霖点点头，没说什么。


    后来李凯君告诉王霖一件事。


    有一年，李见俊花了三万块钱，买了一套高档沙发。真皮的，实木的，摆在家里气派得很。可过了三年，李凯君去他家里，发现那沙发上的保护塑料薄膜还没撕下来。


    李凯君问他：“你这沙发都买了三年了，怎么还不撕？”


    李见俊说：“撕它干啥？保护沙发。”


    李凯君笑了：“那你这沙发买来是坐的还是供的？”


    李见俊也笑，说：“你不懂。这东西，撕了就旧了。不撕，永远都是新的。”


    李凯君回来跟王霖说：“他那个人，你说他抠吧，他花钱如流水。你说他大方吧，沙发上的塑料膜三年不撕。我真服了。”


    王霖听了，没笑。


    他懂那种感觉。


    那不是抠，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是穷过的人才有的习惯，是苦过的人才懂的珍惜。那层塑料薄膜，保护的不是沙发，是心里那个曾经什么都买不起的少年。只要不撕，那沙发就还是新的，他就还是那个刚刚拥有它的人。


    就像他脸上那种未老先衰的痕迹。明明才四十出头，看着却像五十多。头发稀了，皱纹深了，眼袋也大了。那是熬出来的，是那些年熬出来的。


    从三原到西安，从西安到东海，从打工仔到大老板，他熬了多少夜，喝了多少酒，扛了多少事，都写在脸上。


    那层塑料薄膜，也写在他心里。


    ---


    李见俊好面子。


    有钱之后，这一点越来越明显。去酒店吃饭，总是抢着买单。几千块的饭钱，眼睛都不眨就付了。朋友聚会，他抢着买单；应酬客户，他抢着买单；有时候不相干的人吃饭，他也抢着买单。


    买完单，话就多起来。


    他开始讲自己的发家史。讲自己怎么从三原出来，怎么考上大学，怎么研究出釉料配方，怎么把生意做到南方北方。讲的时候，嗓门大，手势多，脸上的表情也丰富起来。他讲得兴起，唾沫星子能溅到对面人的脸上。


    “我那配方，”他说，“多少人想买，我不卖。那是我的命根子。当年我在宿舍里捣鼓，同宿舍的人骂我，说我是疯子。现在那些人呢？还在厂里当工人，一个月拿几百块。”


    “我在佛山的时候，”他说，“那些大老板，见了我都得叫一声李总。我请他们吃饭，一桌好几千，眼都不眨。他们服我，为啥？因为我有真本事。”


    “我那个奥迪，”他说，“别看是抵账的，开起来比新车还稳。那小子欠我钱，还不起了，把车抵给我。我说行，我吃亏就吃亏，谁让我心善呢？”


    他越说越兴奋，越说越收不住。有时候一桌人都不说话了，就听他在那儿讲。他也不觉得尴尬，就那么讲。


    有一回，出事了。


    那天王霖和市委的一个老乡吃饭，打电话叫李见俊过来。李见俊来了，坐下就开始喝酒。喝到一半，他悄悄出去，把账结了。


    结完账，他又开始讲。


    讲他这些年赚了多少钱，讲他认识多少大人物，讲他在老家盖了多气派的房子。越讲嗓门越大，越讲话越狂。


    同桌有几个东北人，是做生意的，本来好好的，听着听着就不对劲了。


    其中一个东北汉子放下筷子，看着他，说：“兄弟，你这话啥意思？显摆你有钱？”


    李见俊没反应过来，还在那儿讲：“不是显摆，是事实嘛。咱这人，有啥说啥……”


    另一个东北人站起来，脸色不好看：“九百块钱，谁掏不起？你掏了就掏了，用得着这么显摆？我一年请客吃饭花十几万，我说过啥？”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王霖赶紧站起来打圆场，说都是朋友，都是朋友，喝多了喝多了。


    可那几个东北人不买账。他们说，不是钱的事，是人的事。有钱怎么了？有钱就能这么说话？有钱就能瞧不起人？


    说着说着，有人拍桌子，有人站起来，眼看要动手。


    王霖的那个市委老乡开口了。他说话不多，就那么几句，不轻不重的，却把场子压住了。他说：“都是出来混的，和为贵。今天这顿饭我请，大家给我个面子。”


    东北人看了看他，没再说什么，坐下来，继续喝酒。可那气氛，怎么也回不来了。


    后来，那顿饭就这么散了。


    王霖送李见俊回去，一路上没说话。李见俊坐在副驾驶上，也沉默着。到了地方，他下车，跟王霖说了一句：


    “王总，今天谢谢你。”


    然后就走了。


    王霖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人其实不坏。就是太想证明自己了。太想让别人知道他有钱，有本事，有面子。可越是这么想，越容易露怯，越容易出事。


    从三原那个土坯房里走出来的人，那种想证明自己的劲儿，一辈子也改不了。


    ---


    李见俊最在意的，是儿子。


    他有三个女儿。


    第一个女儿出生的时候，他没当回事。闺女就闺女，以后再生。第二个女儿出生的时候，他心里有点嘀咕，但还是没当回事。第三个女儿出生的时候，他坐不住了。


    那是计划生育最严的年代。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超生就要罚款，就要处分。他是党员，是厂长，是名人，更不能超生。可他不甘心。


    回到三原老家，村里人见了他，笑着打招呼：“见俊回来啦？城里发财了吧？”


    可那笑里，他总觉得藏着什么。


    有一回，一个远房亲戚喝多了酒，拍着他的肩膀说：“见俊啊，你挣那么多钱，没个儿子，都是给别人挣的。”


    他听了，没吭声。


    回来之后，他一夜没睡着。躺在宾馆的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那句话——“没个儿子，都是给别人挣的”。


    他开始四处求医问药。中医西医，偏方秘方，只要能生儿子，什么都试。他老婆跟着他，吃药吃得脸都肿了，身体也垮了，可他不肯停。


    有一回，他带老婆去看一个老中医。老中医把了脉，开了药，临走时悄悄跟他说：“生男生女，是男人的事，不是你老婆的事。”


    他愣了。


    后来，他自己也开始吃药。什么鹿茸、人参、海马，大把大把地吃。吃得鼻血直流，还在吃。


    可还是生不出儿子。


    他想了个办法。


    把孩子生在别人名下。找信得过的人，把孩子户口落在他们家。这样既不违反政策，又能把孩子生下来。


    他四处活动，找关系，托人情。请客送礼，花钱如流水。终于，把事情办妥了。


    五十岁那年，他有了儿子。


    儿子出生那天，他在医院走廊里走来走去，坐立不安。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站起来。护士出来说，母子平安，是个男孩。他愣了半天，然后蹲在地上，哭了。


    哭完了，站起来，掏出手机，挨个打电话：“我生了个儿子！我有儿子了！”


    后来，他走哪儿都带着儿子。去吃饭带着，去谈生意带着，去见朋友也带着。儿子骑在他脖子上，小手抓着他的头发，他笑得合不拢嘴。逢人就介绍：“这是我儿子，我儿子！”


    三个女儿围着他们，他看着她们，心里有愧疚，可更多的是满足。他想，女儿也要疼，儿子也要有。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家。


    有一次喝酒，他跟王霖说：“王总，你不知道，我这辈子，最得意的就是这个儿子。”


    王霖没说话。


    他又说：“我知道，我这想法老土。可我就是老土，我就是从三原那个土窝窝里爬出来的。我爹妈，我爷爷奶奶，我祖祖辈辈，都想要个儿子。到了我这儿，我不能没有。”


    王霖还是没说话。


    他喝了一口酒，又接着说：“三个闺女，我也疼。供她们吃，供她们穿，送她们出国。可儿子不一样。儿子是根，是传承，是我死了以后，还有人记得我。”


    王霖看着他，忽然有些理解他了。


    不是认同，是理解。理解那种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观念，理解那种被时代裹挟着往前走、却怎么也甩不掉的东西。那东西像黄土一样，粘在身上，洗也洗不净。


    他想，这就是李见俊。他有他的精明，有他的算计，有他的那些让人看不惯的地方。可他也有他的根，他的念想，他的放不下。


    那个从三原黄土里走出来的人，无论走多远，心里都装着那片黄土，装着那个没儿子就会被笑话的村子，装着那句“都是给别人挣的”。


    ---


    李见俊的三个女儿，都聪明。


    大女儿像他，会琢磨。从小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怎么要。考大学的时候，成绩够了，可她非要出国。李见俊说，行，花钱就花钱。他就花钱，把她送出去了。大女儿去了加拿大，学的是商科，毕业后留在那边工作。每年过年打电话回来，说那边冷，冬天零下三十度，出门裹得跟粽子一样。李见俊听着，心疼，可也没办法。


    二女儿像她妈，安静。不爱说话，不爱出头，就喜欢看书。李见俊说，你喜欢什么就学什么，钱不是问题。


    三女儿最小，最娇。李见俊宠她，什么都依她。她要什么给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老大在加拿大，说那边冷，冬天零下三十度。我让她回来，她说工作忙，回不来。。。。。。”


    王霖听着，不说话。


    他想起自己的女儿。也在外面，一年回来不了几次。想的时候，就打电话，发微信，看看照片。可那些东西，代替不了见面。代替不了她小时候骑在自己脖子上的感觉，代替不了她喊“爸爸”的声音。


    有一回，李见俊说：“王总，你说，我们把孩子送出去，是对是错？”


    王霖想了想，说：“对错不知道，但这是她们想要的路。咱们那会儿，不也是从家里走出来，去了外面吗？”


    他点点头，没再说话。


    那一刻，王霖觉得，他不是那个精明的生意人，不是那个爱算计的股东，就是一个普通的父亲。想念女儿的父亲。


    ---


    李见俊太聪明了。


    这是王霖跟他相处多年后的结论。


    不是贬义，是陈述。他确实聪明，会琢磨，会算计，会抓住机会。别人看不见的，他能看见；别人想不到的，他能想到；别人不敢干的，他敢干。


    可他这聪明，也有问题。


    他太爱琢磨人了。


    一件事，明明可以直来直去，他非要绕几个弯。一个人，明明可以坦诚相待，他非要先猜来猜去。他觉得这样才能不吃亏，才能把握主动，才能立于不败。


    可结果呢？结果是别人越来越不信他。


    王霖发现，李见俊说话，十句里能信五六句就不错了。不是他故意骗人，是他习惯性地把自己藏起来，把真实意图藏起来。他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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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让人看透了，就输了。


    有一回，王霖跟他谈一件事，谈了半天，云山雾罩的，最后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意思。王霖急了，说：“你就直说吧，行还是不行？”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王总，你这么直，容易吃亏。”


    王霖说：“吃亏也比猜来猜去强。”


    他没再说话。


    后来，他和宋泰生走得很近。两个人都是爱琢磨的，凑到一起，天天琢磨。琢磨市场，琢磨对手，琢磨王霖。很多事，他们商量着定，定完了，王霖才知道。


    王霖不计较。不是不生气，是觉得没必要。计较来计较去，又能怎样？把精力花在那些事上，不如去研究研究肥料，不如去枸杞地转转，不如写点东西。


    可李见俊不一样。他计较。他什么都计较。谁多赚了，谁少赚了，谁占便宜了，谁吃亏了，他心里都有一本账。那本账，密密麻麻的，记着他所有的算计。


    后来，环保政策收紧，他的陶瓷生意一个个倒下。他把希望放在王霖的肥料厂上，可他又不放心。用人不放心，放权不放心，什么事都想自己抓着。结果呢？机会一个接一个错过，事情一件接一件耽误。


    王霖有时候想，这个人，聪明反被聪明误。


    可他没说出来。


    ---


    后来，李见俊开始信佛。


    不是真信，是那种有事就求、没事就忘的信。他家里供着一尊佛像，逢年过节烧烧香，初一十五拜一拜。有什么大事，也去庙里求一求。


    王霖去过他家一次，看见了那尊佛像。金身的，挺大，供在客厅最好的位置。旁边还放着水果，点着香，烟气袅袅的。佛像前面，还放着一个小盒子，里面是零钱，是香火钱。


    李见俊说：“这尊佛，开过光的。大师亲自开的光，花了好几万。”


    王霖点点头，没说什么。


    他想起那些年李见俊做的事。那些算计，那些隐瞒，那些对人不对事的琢磨。他想，不知道他拜佛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是求财？求平安？还是求原谅？


    有一回，李见俊拉着他去庙里。说有个高僧，讲经讲得好，一起去听听。王霖就去了。


    庙不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院子干净，松柏苍翠，香火味淡淡的。高僧坐在堂上，讲的是《心经》。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讲得慢，讲得轻，讲得人昏昏欲睡。


    李见俊坐在前面，听得认真，不时点头。那样子，像小学生听老师讲课。


    听完经，他非要请高僧吃饭。高僧不吃，他就捐了一笔香火钱。捐完，脸上有一种满足的表情，像完成了一件大事。


    回去的路上，他跟王霖说：“王总，你说，这世上，到底有没有因果？”


    王霖说：“有吧。”


    他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那我这些年做的那些事，会不会有报应？”


    王霖没回答。


    他也没再问。


    车里很安静。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地掠过，光影在他脸上明明灭灭。那张未老先衰的脸，在那一刻，显得格外疲惫。


    ---


    后来，肥料厂的事，越来越没意思。


    市场竞争激烈，小环境明争暗斗，为那么点名利，不值当。王霖开始把精力转向技术研究，转向游山玩水，转向文学创作，转向书法。他写文章，写那些他见过的人，听过的事，走过的路。


    有一回，他写了一篇关于身体的文章，发在网上。很多人看，很多人转。有人留言说，写得真好，说出了我的心声。


    他看着那些留言，心里有了一点安慰。


    李见俊也看见了那篇文章。他给王霖打电话，说：“王总，你写得好。”


    王霖说：“谢谢。”


    他顿了顿，又说：“你说那些话，我也该听听。”


    王霖没说话。他知道，李见俊不会听。他那种人，一辈子都在追，都在争，都在算。让他停下来，比登天还难。


    果然，没过多久，他又折腾起来。想找新的项目，新的机会，新的发财路。有一回，他想把肥料厂卖给一个叫黄文的人，价格很高，王霖同意，宋泰生也同意。可他又不干了。


    他说想和黄文合作，再发一次大财。条件谈不拢，拖来拖去，黄了。


    王霖后来想，这就是李见俊。善于算计人，不善于做具体事。也能成功，也能挣钱，可心里总不踏实。因为他知道，那些钱，那些名，那些别人眼里的成功，都悬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掉了。


    三原的黄土，还是那片黄土。可站在黄土上的人，已经走了很远。


    ---


    那一年的秋天，王霖去了三原。


    不是专门去的，是路过。从西安往北走，路过三原，他忽然想下车看看。


    县城比他想象的大，也比想象的繁华。街道宽宽的，楼房高高的，人来人往的，跟他听说的那个贫穷的小县城，完全不一样。


    可他没在县城停留，而是往乡下走。


    越走，路越窄，房子越矮，天越宽。到最后，就是那种典型的关中农村——土坯房，土院墙，土路，土坡。黄土的颜色，无处不在。


    他在一个村口停下，站在那儿，望着远处。


    正是傍晚，夕阳西斜，把整个塬都染成了金色。沟沟壑壑，起起伏伏，在夕阳里像一幅画。有炊烟从村子里升起来，细细的，斜斜的，被风吹散了。空气里有烧柴火的味道，混着黄土的气息，还有远处传来的一两声狗叫。


    他想起李见俊。想起他说过的那些话，想起他做过的那些事，想起他那张未老先衰的脸。想起他抢着买单的样子，想起他抱着儿子的笑容，想起他沙发上那层三年没撕的塑料薄膜。


    他想，李见俊就是从这样的地方走出来的。从这样的土坯房，这样的土院墙，这样的黄土塬上，一步一步，走到了西安，走到了东海，走到了那个奥迪A8的方向盘后面。


    他走得很远，可身上一直带着这里的黄土。


    那些黄土，在他脸上，在他眼里，在他说话的方式里，在他做事的方式里。擦不掉，洗不净，跟着他一辈子。


    王霖站在那里，看着夕阳一点点落下去，看着塬上的颜色一点点变暗，看着炊烟一点点消失在暮色里。


    他忽然想起一句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有的扎在土里，有的扎在水里，有的扎在心里。


    李见俊的根，就扎在这片黄土里。


    无论他走多远，无论他多有钱，无论他多风光，这片黄土都会一直在他心里。在他喝酒吹牛的时候，在他抢着买单的时候，在他算计来算计去的时候，在他搂着儿子笑的时候，在他看着女儿照片发呆的时候。


    那片黄土，是他的来处，也是他的归处。


    如今，李见俊算是三原的名人了吧。


    王霖不知道。他没问过，李见俊也没说过。可他想象得到——在三原那个小地方，出了一个开奥迪的，出了一个身价千万的，出了一个能把孩子送到国外的，那还不是名人吗？


    那些从土坯房里走出来的人，那些还在土里刨食的人，看见李见俊，会怎么想？


    大概会觉得，这人真行。会羡慕，会嫉妒，会佩服，会说酸话。可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一个符号，一个“走出去并且成功了”的符号。


    可王霖知道，那个符号下面，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一个从三原黄土里走出来的人。一个考了三年才考上大学的人。一个靠琢磨配方发了家的人。一个抢着买单也抢着吹牛的人。一个为了生儿子四处求医问药的人。一个信佛也信钱的人。一个算计来算计去也算不明白的人。一个沙发上套着三年塑料薄膜舍不得撕的人。


    他有他的优点——聪明，能干，敢闯，舍得花钱。他也有他的缺点——太精明，太算计，太爱面子，太在意别人怎么看。


    可他活着。他认真地、用力地、使劲地活着。他从那片黄土里长出来，拼命往上长，长成了一棵树。那棵树不一定直，不一定好看，可它长在那儿，风吹过，雨打过，它还在。


    这就够了。


    王霖站在三原的村口，望着暮色里的黄土塬，心里忽然很平静。


    他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李凯君有李凯君的路，宋泰生有宋泰生的路，李见俊有李见俊的路，他也有他的路。那些路不同，可都在同一个时代里，都在这片土地上。


    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往不同的地方去。可他们都活着，都挣扎着，都努力着。都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人间留下一点痕迹。


    这就够了。


    暮色越来越深，塬上的村庄亮起了灯。一点一点的，在黑暗中闪烁。


    王霖转身，上了车，发动，慢慢驶离。


    后视镜里，三原的黄土塬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夜色里。


    他想起李见俊说过的一句话：“王总，你说，人这辈子，到底图啥？”


    他当时没回答。


    现在他想，也许图的就是这点痕迹。这点有人记得、有人记录的痕迹。


    他会在书里写下这些人。写下李凯君，写下宋泰生，写下李见俊。写下他们走过的路，写下他们的故事，写下他们在这人间留下的痕迹。


    也许有人看，也许没人看。可他写了，他们就活着。在文字里活着，在时间里活着，在这片土地上的记忆里活着。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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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以此章，献给一个从三原黄土里走出来的人，一个一辈子都在追、在争、在算的人，一个聪明反被聪明误、却从未停下脚步的人。


    三原黄土厚，人生路更长。


    半生债，一世情。


    黄土不语，斯人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