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槃前夜：一位统治者的回忆录》


    ——亚历山大·斯特林未公开手稿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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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称我为“斯特林先生”、“首席执行官”、“那个掌控美国的男人”。偶尔，在极机密的档案里，我会看到“新纪元之神”这样的称谓。有点浮夸，但并非全错。


    我真正的名字无关紧要。我来自一个你们可以理解为“平行现实”的地方。在我的原生世界，保护伞公司（Umbrella Corporation）并非我的创造，而是一个存在于虚构作品中的恐怖象征——一个因研发T病毒而毁灭世界的跨国企业。有趣的是，在我的世界，那只是电影和游戏里的反派。


    而我，曾是一名分子生物学家兼战略分析师，受雇于一家不那么浪漫的全球风险咨询公司。我的工作是研究文明崩溃的模型：瘟疫、战争、资源枯竭、社会失序。我看过太多数据和模拟，结论总是一致：人类文明内置了自我毁灭的代码。我们太情绪化、太短视、太容易被煽动、太执着于毫无意义的争斗。


    然后，我来到了这里。


    穿越的过程毫无戏剧性。没有车祸，没有闪电，没有神秘的仪式。某天深夜，我在实验室分析一组异常生物数据后睡着，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处一间从未见过的豪华办公室，窗外是陌生的城市天际线。记忆如潮水般涌入——这具身体也叫亚历山大·斯特林，三十二岁，一家跨国生物科技企业的所有人。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这家企业就是保护伞公司，完全体，拥有我记忆中那个虚构实体应有的一切：蜂巢般的地下实验室、初步的T病毒研究、遍布全球的暗线网络、甚至包括一个尚未激活的初级人工智能“红色女王”。


    最初的二十四小时，我以为这是濒死幻觉或精神崩溃。但触觉、味觉、痛觉、时间的流逝，一切都过于真实。我测试了记忆中的权限密码，进入了位于内华达州地下的真正总部。当我站在那些标志性的生物培养槽前，看着淡绿色的营养液中漂浮着的早期B.O.W.原型时，我接受了现实。


    我不是被召唤来“拯救”或“体验”的。我是被扔进了一个巨大的、活生生的实验场。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等待被执行的方案。


    原生世界的我是一个分析者，一个观察者，永远在模拟、预测、建议，但无力改变任何事物的根本轨迹。而在这里，我手握改变——不，是重写——一个世界生态系统的工具。这并非诱惑，而是一种冰冷逻辑的召唤：如果文明注定以低效、痛苦、混乱的方式崩坏，何不由我以精确、高效、并最终有利于物种长远进化的方式，来执行这次必要的“系统重置”？


    我不认为自己是恶魔。恶魔以折磨为乐。我没有这种嗜好。我只是一个极端理性的外科医生，面对一个全身癌变的病人，拿起了手术刀——尽管这场手术需要切除病人百分之九十的身体。


    保护伞，从那一刻起，不再是一个需要从零建立的帝国。它是一个已经存在、只待被正确驱动的武器。而我，恰好拥有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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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稳固对美国实质控制（这个过程本身顺利得令人发指，这个世界的美国政治体系比我的原生世界更腐败、更脆弱）之后，我将目光投向了下一个关键区域：日本。


    选择日本作为“涅槃协议”的亚洲首发站，并非仅仅因为其作为美国附庸的政治便利性。初步情报显示，这个岛国存在着…无法用常规科学解释的异常。


    最初是卫星数据与地面报告的矛盾。我们的气象卫星监测到东京地区在七十二小时内经历了完整的四季更替：周一气温32摄氏度，晴朗；周二突降大雪，积雪15厘米；周三恢复春日暖阳。而地面传回的“官方气象报告”却显示“持续温和阴天”。更诡异的是，民众似乎普遍接受了这种报告，仿佛集体忽略了窗外实际发生的天气。


    接着是犯罪统计数据。我调取了东京警视厅过去十年的记录，发现了几处荒谬的矛盾：


    · 每年登记在案的杀人事件超过一千起（这本身已高得反常），但同一时期的“破案率”却高达99.8%，且“自杀及意外死亡”的占比极低。


    · 每个月都有数起涉及爆炸物、毒气、大规模绑架的“重大恶性案件”，但社会秩序从未因此出现显著动荡，媒体报导轻描淡写，民众恢复速度超常。


    · 警视厅的预算和人员编制，与其声称的工作量严重不匹配，但他们似乎总能“应付”过来。


    我派遣了伪装成社会学研究团队的特工进行实地观测。他们的报告更加离奇：


    · 时间感知混乱：在一些特定区域（尤其是米花町、杯户町等地），时间流速似乎不稳定。团队记录了多次“日落后两小时，天空突然恢复黄昏亮度持续二十分钟”的现象。


    · 建筑复原异常：一栋在爆炸案中严重受损的商业大楼，在无人施工的情况下，于四十八小时内恢复原状。周边居民无人表示惊讶。


    · 概率扭曲：某些个体（报告中提到了一个戴眼镜的小学生，一个留小胡子的邋遢侦探，一个活跃的高中生侦探等）身边发生“极端小概率事件”（如被狙击、被卷入爆炸、发现尸体）的频率，是正常统计值的数万倍以上。


    · 认知屏蔽：当特工试图深入调查这些异常时，会遭遇各种“巧合”的阻挠：设备故障、资料丢失、关键线人突然失忆或死亡。仿佛世界本身在抗拒被系统性分析。


    红后初步分析结论：“目标区域存在持续性的低强度现实扭曲效应（Reality Distortion Field, RDF），效应集中于特定地理坐标与个体。效应性质未知，似乎具备某种自我维护与信息掩蔽倾向。”


    这很有趣。这个世界并非一个正常的、物理规律稳定的世界。它更像是一个…舞台。或者说，一个叙事场。那些异常高的犯罪率、那些被快速解决（或掩盖）的案件、那些不合常理的时间与空间现象，都像是为了服务于某种“剧情”而存在的背景设定。


    警察并非“无能”，而是在某种更高层面的规则影响下，他们的角色被固化为“在案件结束后才赶到现场”的配角。民众并非“麻木”，而是他们的认知被微妙地调整，以适应这个疯狂的世界平稳运行的表象。


    我突然明白了。我面对的，不是一个需要被“征服”的正常文明。我面对的，是一个早已陷入某种超自然或高维叙事规则中的、不稳定的实验场。那些异常点——那些侦探、那些频繁的案件——就像是这个扭曲系统的“承重柱”，维持着它既荒谬又脆弱的平衡。


    而这，让我的计划从“艰难但可行的文明重置”，变成了“对一个病变且不稳定的系统进行彻底格式化并重建”。


    难度增加了。但必要性也同步增加了。


    一个自身规律都无法保持稳定、依赖于某种叙事逻辑而存在的文明，有什么延续的价值？它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对照组。它只是一个需要被清理的、充满噪音的失败实验。


    保护伞，将是对这个扭曲世界的一次彻底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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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上述认知，我在日本的策略进行了调整。我不再仅仅寻求政治经济控制，而是启动了“观测者协议”。


    我们以慈善、投资、科技合作的名义进入，建立东京总部。每一步都符合这个世界的“规则”：文件齐全，贿赂到位，利用美国施加压力。日本政客的反应如预期般贪婪与短视，他们眼中只有选票、经济利益和所谓“美日同盟”的紧箍咒。他们热烈欢迎我们，给予超国民待遇，甚至主动为我们屏蔽了警方和媒体的正常调查。真是可悲又便利。


    我亲自前往日本主持开幕。仪式上，我见到了许多“原著角色”——用我内心的分类法。铃木财团的庸俗巨富，目光短浅的政客，还有…那几个孩子。


    是的，我立刻就注意到了江户川柯南和灰原哀。他们的生物信号在红后的扫描中如同黑夜里的灯塔。那个男孩，身体是幼年，但眼神里的锐利、观察模式、偶尔流露出的神态，完全是一个被禁锢在孩童躯壳里的成熟灵魂。那个茶发女孩，散发着冰冷的理智与深深的恐惧，一种实验室动物的气息。APTX-4869。有趣。这个世界自产的、不成熟的、充满副作用的“进化药剂”样本。


    我没有惊动他们。他们是我最重要的长期观测样本。为什么？


    首先，他们是这个扭曲世界的“核心异常点”之一。观察他们，就是观察这个世界“剧情惯性”的载体。他们的行动逻辑、生存能力、人际关系，都将提供宝贵的数据，帮助我理解这个世界的底层规则如何在个体层面体现。


    其次，从纯粹的生物进化角度看，他们展现出了这个旧人类种族中罕见的特质：极高的智力、坚韧的意志、在极端压力下的适应性。工藤新一（江户川柯南）代表了旧人类推理与正义感的某种理想化极限。宫野志保（灰原哀）代表了旧人类科学理性的潜力。毛利兰则体现了情感纽带与身体能力的结合。他们是旧文明的“精华样本”，值得被详细记录其崩溃过程——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最后，是一种冰冷的实验美学。我想看看，当整个世界的规则被彻底撕碎，当“侦探解谜”的游戏场变成毫无道理可言的生存地狱时，这些依靠“逻辑”与“正义”而存在的灵魂，将如何挣扎、变形或熄灭。这比直接碾死他们更有数据价值。


    所以，我下达了明确的指令：“对目标个体（列表A-01至A-05）进行全天候隐蔽监测与生物信息采集。禁止任何主动干预或伤害。他们必须经历完整的‘自然选择’过程。” 威斯克曾质疑这是否多愁善感，我告诉他：“感情用事是观察者的缺陷。而我们是实验者。让对照组自然发展，是实验的基本原则。”


    黑衣组织？不过是一群在阴影里玩过家家、自以为掌控了黑暗的蝼蚁。他们的APTX研究是粗糙的，他们的全球网络是可笑的，他们的野心是狭隘的。乌丸莲耶，一个被时间追猎、试图靠劣质长生药苟延残喘的腐朽灵魂。与保护伞的相遇，对他们而言是降维打击。琴酒的行动莽撞得令人怜悯，他那套杀手准则在B.O.W.面前如同孩童的木剑。他们的覆灭，连一场像样的测试都算不上，只是清理旧实验台时顺手扫掉的灰尘。


    真正有趣的是贝尔摩德。她身上有一种矛盾的悲剧性：一个深陷黑暗却试图抓住一丝虚无缥缈“光”的女人。她来找我交易时，我看到了她眼中对那两个年轻人的复杂情感。我给了她通行证。不是出于仁慈，而是想看看，这种旧世界定义的“救赎”与“守护”，在末日洪流中能坚持多久。她是一个珍贵的情感观察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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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健康倡议”是我们抛出的诱饵，也是测针。我们免费提供“疫苗”，安装“空气净化系统”。这个世界的各国政府——除了少数还有骨气的——争先恐后地签署协议，民众欢天喜地地排队接种。他们看到了免费的福利，看到了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看到了媒体上我被包装成的“慈善家”形象。


    没有人问，为什么一家私人企业要无偿承担本应由国家联盟完成的全球免疫计划。


    没有人深究，那些“空气净化发射器”的安装位置为何精确覆盖所有人口稠密区。


    没有人怀疑，签署协议中关于“数据共享”和“紧急状态授权”的条款背后意味着什么。


    这个世界的人，似乎习惯了接受表面逻辑，习惯了不去追问深层的不协调。也许这是长期生活在“异常”中的一种心理适应吧。


    灰原哀，那个聪明的女孩，她几乎就要触及真相了。我们的监测显示她分析了疫苗，得出了接近正确的结论。她试图警告，但信息被红后构筑的绝对壁垒拦截。看着她绝望地销毁数据，我几乎感到一丝歉意——不是对她，而是对科学本身。一个优秀的头脑，困在这个扭曲的世界，试图发出警告却无人听见。这是旧时代科学精神最后一次徒劳的闪光。


    工藤新一，他也拼凑出了真相。他的推理能力确实出色，在碎片化的信息中勾勒出了我们计划的轮廓。但和灰原哀一样，他无处发声。警方被我们控制，媒体被我们掌控，民众被我们制造的祥和假象麻醉。他散发的传单被当成疯子的呓语。看着他站在街头，看着无人理会的警告，眼神从焦虑到愤怒再到深深的无力……那是旧时代“侦探”价值的终焉。在一个不讲逻辑、只讲绝对力量的世界，推理毫无用处。


    倒计时最后七天，我站在东京基地，俯瞰这座璀璨而愚昧的城市。夜色中的东京塔，繁华的涩谷十字路口，熙攘的新宿街头……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的背景板。贝多芬的《欢乐颂》在控制室回荡，讽刺而庄严。


    我不感到兴奋，也不感到愧疚。这只是一种绝对的平静，如同外科医生在手术开始前最后一次检查器械。人类这个物种，在我的原生世界和这里，都走到了一个瓶颈：被情感奴役，被短视支配，被自己创造的文明反噬。而这个世界，还被一层不稳定的、如同劣质小说般的叙事规则所扭曲。


    保护伞的到来，不是灾难，而是消毒。T病毒不是武器，而是筛选工具。我们将焚毁这个陈旧、扭曲、充满噪音的实验室，在灰烬中，按照更优的基因蓝图，建造一个理性、高效、永恒的新文明。


    我按下最后的确认钮，激活全球释放序列。


    窗外，东京的夜空依旧平静，繁星闪烁，对即将到来的黎明一无所知。


    而我知道，当太阳再次升起时，照耀的将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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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录片段到此为止。后续记录已加密，解密条件：新纪元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