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韦格纳回到家中，公文包还没放下，小弗雷迪就像只欢快的冲了过来。


    “爸爸！爸爸！”


    弗雷迪抱住父亲的腿，仰着小脸，


    “今天克劳泽老师好奇怪！”


    “哦？怎么个奇怪法？”


    韦格纳笑着抱起儿子，走向客厅。


    安娜正在摆放餐具，闻言也转过头来，脸上带着会意的微笑。


    “她今天对我笑了好多次！”弗雷迪比划着，


    “不是以前那种……嗯……有点假假的笑，是真的笑了！


    还摸了我的头！


    而且，她让路德里希把上次拿走的彩色蜡笔还给了苏茜，还说了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弗雷迪的眼睛亮晶晶的，


    “还有，下午点心时间，她分苹果，每个人都是一样大的了！


    以前路德里希总是拿到最大的那个！”


    韦格纳抱着儿子在沙发上坐下，饶有兴致地问：


    “那你觉得，老师为什么突然变好了呢？”


    弗雷迪歪着小脑袋，认真地想了想：


    “是不是……是不是老师看了报纸？


    妈妈今天接我的时候，和老师说了话，老师后来脸都红了。”


    “哈哈，我们的小观察家很敏锐嘛！”


    韦格纳赞赏地拍了拍儿子，


    “老师的变化，确实和报纸上说的那些话有关系，也和你妈妈今天跟老师讲的道理有关系。


    但这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他看着儿子的眼睛，伸出一根手指：


    “最根本的原因啊，是有一股强大的、正确的力量，开始纠正那些不对的事情了。


    这股力量，来自党中央的决心，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也来自像你妈妈这样敢于坚持原则的同志。


    当正确的力量起来的时候，那些不对的做法、不对的思想，就像太阳底下的雪，要么自己融化改正，要么就会被扫除掉。”


    韦格纳顿了顿，换了个更生动的说法：


    “还记得上次我带你去看工人叔叔们检修机器吗？


    机器用久了，有的齿轮会生锈，有的螺丝会松动。


    这时候就需要停下来，检查检查，该上油的上油，该拧紧的拧紧，锈得太厉害的还得换掉。


    我们的社会也是一部大机器，教育系统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现在，我们就是在做检修工作。


    克劳泽老师就像一颗有点松动的螺丝，报纸上的文章、你妈妈说的话，就像扳手在敲打她，提醒她：


    ‘喂，你要拧紧一点，要对准位置！’


    她感觉到了这股力量，开始调整自己，这是好事。”


    弗雷迪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那……老师会一直变好吗？”


    “这就要看她自己了。”


    韦格纳的语气变得意味深长，


    “外力敲打，只能让她暂时动一动。是真心认识到错误，从此做一个公正的好老师，还是只是因为害怕被批评、被处理，暂时装出改变的样子？


    这就像生病吃药，有的药能去根，有的只能暂时退烧。


    真正的改变，要靠她内心的觉悟。这就需要持续的教育，也需要制度的监督——就像给机器定期保养一样。”


    这时，安娜走了过来，接过话头，把下午放学时与克劳泽的对话详细说了一遍。


    她特别提到了克劳泽那种试图“包装”批评和刻意提起“干部子女”的微妙心态。


    韦格纳听完，哈哈大笑，那笑声爽朗而充满洞察力：


    “这个克劳泽同志，很有意思嘛！


    她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投机性！


    风往哪边吹，她就往哪边倒。


    以前觉得干部子弟是值得巴结的东风，她就顺风讨好；


    现在发现平等公正是更强大的北风，她马上就调转船头，还想在你这儿试探试探风向，看看能不能给自己描补描补。”


    他模仿着某种腔调，


    “‘哎呀，我们班风气一直很好’、‘那个干部家的孩子很懂事’——你看，话里话外，还是带着她那套衡量人的旧尺子！”


    安娜也笑了：


    “你总结得精辟。我当时就觉得，她并非真的理解问题所在，更多是恐慌和应对。”


    “所以说，思想改造是长期的、细致的工作。”


    韦格纳收敛了笑容，正色道，


    “对于这样的同志，批评教育是必要的，但要给她改正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次整风，建立起一套防止这种问题再生的制度。


    要让公正不是靠某个老师的觉悟或畏惧，而是靠明确的规章、畅通的监督渠道和严肃的问责来实现。


    要让所有的克劳泽们明白，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校园里，唯一行得通的风，就是公平正义之风，谁逆风而行，谁就要碰壁。”


    简单的晚餐在家庭谈话中愉快地结束。


    弗雷迪似乎被父母的对话感染，吃饭时格外认真，仿佛也在思考那些关于“风气”、“力量”和“改正”的大问题。


    饭后，韦格纳照例走进小书房，打算处理几份文件，安排次日的工作。


    窗外柏林夜色宁静，灯火万家。


    他刚在书桌前坐下，拿起一份关于中欧经济协作圈近期磋商情况的简报，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


    这个时间点，这部电话响起，往往意味着不寻常的事情。


    韦格纳神色一肃，迅速拿起听筒：


    “我是韦格纳。”


    电话那头传来内务人民委员台尔曼快的声音：


    “主席，刚刚收到紧急情报和边境军区报告。波罗的海方向，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几乎同时出现异常。


    共产国际也收到了三国的党支部发来的报告，称三国国内的局势都有动荡”


    韦格纳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他对着话筒沉声道：


    “知道了。通知总参谋部克朗茨同志、外交人民委员蔡特金同志、还有施密特同志，一小时后到人民委员会一号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


    通知情报系统，我要最详细的动态分析，特别是英国、波兰方向有无联动迹象。”


    “是，主席！”台尔曼干脆利落地回答。


    挂断电话，韦格纳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起身。


    他迅速从衣帽架上取下那件半旧的深色大衣，一边穿一边快步走向客厅。


    安娜正在客厅里整理弗雷迪的玩具，看到丈夫神色凝重地穿戴整齐要出门，立刻明白了什么。


    “有急事？”她放下手里的玩具，关切地问。


    “嗯，有点情况，需要马上开会。”韦格纳系着扣子回答道。


    安娜走到他面前，仔细帮他理了理大衣的领子，目光里满是理解与支持，轻声叮嘱道：


    “夜里风凉，开会也别熬太晚。事情再急，也要注意身体。”


    韦格纳握住她的手，用力握了握，给了她一个宽慰的眼神：


    “放心，我心里有数。你们早点休息，不用等我。”


    说完，他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向门口，身影很快融入柏林沉沉的夜色之中。


    今日四更已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