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1月16日，星期五下午四点二十分


    华尔街40号，曼哈顿银行大厦天台


    约翰·杰克逊是第一个上来的。


    这位奥林匹斯资本的创始人还穿着他那套价值八百美元的萨维尔街定制西装，只是领带歪了，左袖口上有一块威士忌留下的污渍。


    杰克逊推开楼顶的铁门时，风猛烈地灌进来，吹乱了他精心打理的头发。


    天台很空旷，除了几个通风管道和一根挂着“禁止翻越”的铁栏杆。约翰走到边缘，低头看去——这样的高度让街道上的汽车像缓慢爬行的甲虫，行人则是移动的黑点。


    “风景不错。”


    杰克逊喃喃自语，从口袋里掏出银质酒壶。


    里面还剩最后一口苏格兰威士忌，他原本打算留着庆祝基金规模突破一亿美元时喝的。


    就在他准备爬上栏杆时，身后传来开门声。


    “杰克逊先生？”一个声音传来。


    约翰转身。是路德维希·普朗克博士，五十三岁，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把毕生积蓄和一半的诺贝尔奖金投进了美国股市。


    “博士。”


    约翰点头致意，像在俱乐部的吸烟室偶遇，


    “您也来……欣赏风景？”


    普朗克推了推金丝眼镜，


    “实际上，我是来计算自由落体时间的。从一百八十七米高度，忽略空气阻力，落地时间大约是……”


    他心算了几秒，


    “六点二秒。足够我思考一生了。”


    约翰笑了，他的笑声在风中破碎。


    “时间足够长，足够后悔；也足够短，来不及改变主意。很精妙的设计。”


    这时第三个人了，两人同时转头。


    第三个人是迈尔斯·斯特林，三十一岁，第二代爱尔兰移民，在华尔街做了八年股票经纪。


    三天前还是“斯特林-沃森经纪公司”的合伙人，现在公司破产，他个人负债四十二万美元。


    “啊哈！”迈尔斯夸张地摊开手，“派对已经开始了？抱歉我来晚了，电梯坏了——或者说，停运了，因为大厦管理处没钱付电费。我爬了二十二层楼梯。”


    他走到两人身边，从皱巴巴的西装内袋里掏出半包骆驼牌香烟。


    “来一根？最后一包了。本来打算今天卖掉股票后买条好雪茄庆祝的，结果……”他耸肩，“市场替我庆祝了。”


    三人沉默了几秒。风更大了。


    “按什么顺序跳？”迈尔斯问，“按年龄？按负债金额？还是按后悔程度？”


    “按学术荣誉吧。”约翰说，“博士有诺贝尔奖，应该优先。然后是金融家，最后是赌徒。”


    普朗克摇头：


    “不，应该按贡献。杰克逊先生至少创造了就业——虽然现在那些员工也在找地方跳楼。


    斯特林先生至少提供了……娱乐？而我，只是把钱转移到了美国股市。”


    迈尔斯笑了：“博士，您这话说得像马克思主义者。”


    “我只是开始理解马克思了。”普朗克望向远方，“他说的对，资本会吞噬一切，包括试图玩资本游戏的人。”


    “我骗了一个寡妇。”迈尔斯突然说，


    “她七十四岁了，丈夫留下的保险金四万八千美元被我说服买了联合碳化物，告诉她这是‘未来的石油’。上周她打电话问我情况，我说‘暂时调整’。


    昨天她儿子打电话说，老太太心脏病发作，没抢救过来。”


    他把烟头弹出去，红色光点在空中划出弧线，消失在下方的虚空。


    “我设计了一个模型。”约翰说，“预测系统性风险的概率是87%。但我告诉自己，我还有13%的胜算。实际上，那13%只是我的贪婪给自己留的借口。我用客户的八千万美元，赌那13%。”


    “你们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


    迈尔斯又点了一根烟——最后一根，


    “我昨天去申请破产保护，律师费要五千美元。我说‘我都破产了哪来的五千’，他说‘可以贷款’。贷款！我都因为贷款跳楼了，他让我再贷一笔！”


    约翰笑了：


    “我的私人银行经理今天早上打电话，说可以给我提供一笔‘过渡性贷款’，利率只要24%。我说‘24%？这是高利贷！’他说‘不，杰克逊先生，这是特殊时期的优惠利率。’”


    普朗克推了推眼镜：“我的哥伦比亚大学同事，一位经济学教授，上周还发表论文说‘美国经济已进入永久繁荣期’。今天他问我借钱买回程船票。”


    三人对视，突然同时大笑。笑声疯狂、嘶哑、绝望，在华尔街的高楼间回荡，很快被风吹散。


    “跳下去的姿势有讲究吗？”


    迈尔斯问，像个认真的学生，


    “头朝下？脚朝下？旋转式？”


    “理论上，质量中心的位置会影响……”普朗克开始认真分析，但被约翰打断。


    “我研究过。”约翰说，“1926年，有个债券交易员从这栋楼跳下去，他只是瘫痪。所以要跳就得从够高的地方跳。”


    “多高够？”


    “至少三十层。但保险起见……”约翰拍拍栏杆，“反正我们在顶楼了，绝对够。”


    迈尔斯点头：“专业。死也要死得专业，这是我们华尔街的精神。”


    沉默再次降临。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笛，从华尔街方向来，往东河医院方向去。今天这种声音没停过。


    “我妻子怀孕了。”迈尔斯突然说，声音很低，“七个月。她不知道我欠了四十二万。我告诉她公司‘暂时困难’，但很快会好。”


    没人说话。


    “我儿子在普林斯顿读大二。”约翰说，“学费每年两千美元。我上周刚给他汇了最后一学期的钱。现在……他得退学了。”


    他们突然都不说话了。那些数字突然从抽象的债务变成了具体的人、具体的遗憾。


    “问题在于，”迈尔斯扔掉了烟头，“站在这里越久，勇气流失得越快。我们需要……互相帮助。”


    “你的意思是？”


    “数到三，一起跳。或者……”迈尔斯看看两人，“或者我们抽签，留下一个人负责把另外两个推下去，然后自己跳。”


    普朗克皱眉：“这不道德。”


    “博士，我们都站在五十七层楼顶准备自杀了，还讨论道德？”


    约翰叹了口气：“他说得对。我们需要一个仪式，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正面，我先跳；反面，博士先跳；如果立起来——不可能——那就迈尔斯先跳。”


    “等等，”迈尔斯说，“为什么没有‘都不跳’的选项？”


    “因为那枚硬币，”约翰平静地说，“是我最后的一美分。真正的最后。如果我不跳，这枚硬币就是我的全部财产了。”


    硬币旋转落地的时间是六点二秒。


    三个人坠落的时间也是六点二秒。


    救护车来了又走，收尸车来了又走。警方的报告上写：“三起独立自杀事件，无关联。”


    但华尔街的人都明白关联是什么。


    从那天起，坠落成了纽约的日常。


    11月17日，芝加哥，大陆伊利诺伊银行前任副总裁从三十五层公寓跳下。


    11月19日，波士顿，一位退休教师从学校钟楼跳下。他把全部养老金投进了农业投资信托，现在信托破产了，他也破产了。


    11月21日，费城，一家三代经营的印刷厂老板从工厂烟囱跳下。银行收回了贷款，工厂关闭，六十名工人失业。


    11月23日，克利夫兰，一位牧师从教堂尖塔跳下。他把教区的善款投进股市“让钱生钱，帮助更多人”，现在钱没了，信仰也没了。


    不同的阶级，同样的脆弱。


    中产阶级——医生、律师、教师——失去了一生的积蓄，跳楼。


    无产阶级——工人、店员、司机——失去了工作，跳楼。


    资产阶级——工厂主、银行家、投机客——失去了财富，也跳楼。


    资本主义曾经承诺：努力工作就会成功，投资智慧就有回报，美国梦属于每个人。


    但是当美国的金融系统崩溃时，它吞噬所有人，不分阶级，不分善恶，不分智慧与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