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3日，曼哈顿下城，松树街28号


    这栋六层砖石建筑看起来毫不起眼，夹在一家意大利裁缝店和一家犹太珠宝工坊之间。


    门口的黄铜牌匾上刻着：


    “莫罗进出口贸易公司——巴黎·纽约·日内瓦”。公司注册于1927年9月，法人代表是“让-皮埃尔·莫罗”，一位四十二岁、说话带着优雅巴黎口音的法国商人。


    在纽约金融圈，莫罗先生的故事众所周知：


    他原是巴黎的纺织厂主，1926年法郎危机时嗅觉敏锐，提前将资产转移到了瑞士。


    1927年初，他预见到法国可能的社会动荡，便带着剩余资本来到美国，寻求“安全的避风港和明智的投资机会”。


    这个故事几乎全是真实的——除了莫罗先生的真实身份。


    此刻，站在六楼办公室窗前的“让-皮埃尔·莫罗”，真实姓名是约翰内斯·费舍尔，是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与总政治部“特殊经济事务处”高级专员。


    他身后，年轻的助手正汇报最新数据。


    “今天的情况。”卡尔递上加密报告，


    “保证金贷款总额已突破66亿美元。小投资者日均开户数升至8500户。


    关键脆弱点：铁路股平均市盈率41倍，而货运量连续三个月下降；公用事业公司负债率中位数68%，但股价仍在飙升。”


    费舍尔快速浏览，手指在“消费信贷公司坏账率”一栏停下：“这个数据确定吗？”


    “我们交叉验证了三家不同评级机构的内部报告。”卡尔点头，


    “实际坏账率平均在7.2%，但公开披露的只有2.8%。资本家们用‘债务重组’和‘资产置换’的手法掩盖真相。”


    “我们的账面盈利有多少了？”费舍尔问。


    “截至昨日收盘，多头头寸浮盈520万美元。”


    卡尔调出图表，“按照您‘稳健增值’的伪装策略，我们的投资回报率为31.5%，略高于市场平均的28.7%，但未引起特别关注。”


    费舍尔点头：


    “很好。保持这个节奏。我们不是来创造奇迹的，是来‘安全增值’的法国难民。”


    7月5日，摩根士丹利午餐会


    华尔街23号的宴会厅里，费舍尔端着香槟杯，与金融巨子们交谈。他今天的装扮无可挑剔：


    萨维尔街定制西装、瑞士百达翡丽怀表、左手小指戴着一枚朴素的家族印章戒指。


    “莫罗先生，听说您上个月在无线电股票上赚了一大笔？”


    花旗银行副总裁汤姆·威尔逊凑过来。


    费舍尔露出谦逊的微笑：


    “一点小运气，威尔逊先生。我只是相信，美国人民需要更多的娱乐和资讯。”


    “您太保守了！”威尔逊大笑，“现在应该全力加杠杆！我认识一个家伙，用五万美元保证金买了五十万美元的美国广播公司股票，六个月变成一百五十万！”


    “我年纪大了，承受不起太大风险。”


    费舍尔抿了一口香槟，“在法国，我见过太多人因为贪婪而失去一切。1926年，我的一位朋友以为法郎会永远贬值，加了十倍杠杆做空……结果政府稳定了汇率，他一周内破产，从巴黎证券交易所大楼跳了下去。”


    周围几个人安静了一瞬。费舍尔恰到好处地叹气：


    “所以我现在只求稳健增值。毕竟，我来美国是为了避难，不是赌博。”


    这番话巩固了他的人设：一个被欧洲动荡吓坏了的、谨慎的法国资本家。在疯狂的华尔街，这种保守反而显得古怪——但也因此更可信。


    费舍尔的公开投资策略看起来极为“传统”：


    他定期发布“投资备忘录”——用法语写就，然后翻译成略带法国腔的英文。


    这些备忘录充满对宏观经济、行业趋势、公司财务状况的分析。在7月初的备忘录中，他写道：


    “美国消费能力的持续增长，将推动无线电和汽车行业至少18个月的繁荣。建议超配以下股票：美国广播公司(RCA)、通用汽车(GM)、西屋电气(Westinghouse)……”


    实际上，这些结论来自柏林经济分析局的预测模型。费舍尔只是换上了更“市场派”的表述。


    费舍尔从不追求买在最低点、卖在最高点。相反，他的交易记录显示出一种“迟到的精明”：总是在股票启动后一周才大举买入，在见顶前两周开始分批卖出。


    他坚持将保证金杠杆控制在1:3以内，远低于当时华尔街普遍的1:5甚至1:10。


    当经纪人力劝他增加杠杆时，他会用法语嘟囔：“不，不，这已经够疯狂了。”


    至1928年8月底，费舍尔的公开投资组合显示：


    初始投入：约150万美元


    当前市值：217.5万美元


    盈利：67.5万美元（45%回报率）


    杠杆率：平均1:2.8


    这个成绩在华尔街不算惊人，但胜在“稳健”。不少小投资者开始关注这位“保守的法国先生”，认为他的策略更适合普通人模仿。


    真正的利润来自水面之下。


    通过复杂的离岸公司网络，费舍尔建立了针对市场最脆弱环节的空头头寸，


    所有这些空头头寸的总成本约200万美元，全部来自多头盈利。


    这意味着，如果市场继续上涨，费舍尔最多损失这200万，而公开的多头头寸仍在盈利；但如果市场下跌——尤其是结构性下跌——空头头寸的收益可能是成本的十倍、二十倍。


    盈利的关键不是数字，而是如何将数字变成能运回德国的实际价值。


    费舍尔制定了严格的现金提取计划：


    每月从各个经纪账户提取“利润”的30%，约6-8万美元，通过二十个不同的银行账户层层转账，最终汇集到三家瑞士银行在纽约的分行。


    而在1928年的美国，私人持有黄金是完全合法的。费舍尔通过从花旗银行、大通银行直接购买标准金条（每块400盎司），存放在银行金库，获得保管单。


    通过犹太珠宝商网络，购买小规格金条（1盎司、10盎司），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持有黄金期货多头头寸，到期时要求实物交割。


    至9月初，费舍尔已累计购买8200盎司黄金（约255公斤），价值170万美元。


    1928年9月15日，纽约


    费舍尔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松树街上来往的人群。


    秋天来了，但华尔街的热情丝毫未减。道琼斯指数在340点附近震荡，每一次下跌都被视为“买入机会”，然后被更大的资金推高。


    他知道，这种宁静维持不了多久。


    他的模型显示，美国经济的基础已经开始崩塌：


    农业收入较1925年下降31%


    工业产能利用率降至65%


    家庭债务/收入比达47%，历史最高


    银行系统的准备金覆盖率仅58%


    而市场的估值却在高歌猛进。


    这种背离感，在历史上从未持久过。


    卡尔走进来，低声说：


    “刚传来消息：美联储内部就是否加息分裂严重。强硬派要求立即加息遏制投机，温和派担心引发崩盘。下次会议在10月24日。”


    费舍尔点头：“那就是我们的时间窗口。在会议前一周，启动信息泄露。”


    “具体目标呢？”


    费舍尔竖起手指，


    “第一，铁路货运量的真实数据；第二，消费信贷公司的坏账率；第三，主要银行的风险敞口。通过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媒体，在同一周内释放。”


    “会不会太明显？”


    “在疯狂的市场中，明显的警告反而会被忽视。”费舍尔转身，看着墙上那幅法国风景画，


    “他们只会说：‘又是那些悲观主义者在危言耸听。’然后继续买入。直到……彻底买不动的那一天。”


    那天晚上，费舍尔罕见地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他走到窗前，看向东方。几千公里外，柏林应该已经入夜。那里的工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正在工人俱乐部里学习、讨论、计划着未来。


    而在这里，在纽约，成千上万个约瑟夫、玛格丽特、弗兰克，正把他们一生的积蓄押在一个即将破碎的梦里。


    “有时候，”费舍尔轻声自语，“加速一场注定要来的灾难，反而是最大的仁慈。长痛不如短痛。”


    他饮尽杯中酒，开始起草“秋风计划”第二阶段的详细方案。


    窗外的纽约灯火辉煌，仿佛永不熄灭。但费舍尔知道——很快，这些灯火中的许多盏，将会一盏接一盏地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