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


    晚上十一点，恩斯特·台尔曼站在韦格纳办公室门外，推门进去。


    房间里的景象让台尔曼略微一怔。


    韦格纳穿着毛衣，正俯身用小锤子敲打一个木制模型——是奥得河大桥的缩小版，桥面中央的铁丝网已经剪断，两侧用火柴棍搭成的小人正在“过桥”。


    “稍等，”韦格纳头也没抬，“马上就好……这个拱桥结构总是不稳。”


    秘书把茶端上来时，台尔曼仍然站着。


    “台尔曼同志，放松点。”韦格纳端起茶杯暖手。


    听到主席的话，台尔曼坐下，脊背依然挺直：


    “主席，我今天来，不是代表内务部，是代表一部分党内同志来的。”


    “请讲。”


    “我们有些不明白。”


    “波兰，一个毕苏斯基独裁了十八年的反动堡垒，军队里有我们同志的鲜血。


    现在苏军已经兵临华沙城下，德国装甲师就在边境待命。只要您一句话，二十四小时，华沙的天空就会飘起红旗。可是——”


    他吸了口气，语速加快：


    “可是我们却在谈判，在妥协，让波共进入‘联合政府’，让毕苏斯基安享晚年，甚至保留那些旧军官的职位。同志们问：革命的原则在哪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为什么要戴上妥协的手套？”


    韦格纳静静听着，小口喝着茶。等台尔曼说完，他才问：


    “那同志们应该记得，”韦格纳放下茶杯，声音很轻，“1919年1月，当我们冲进总理府时，走廊里躺着的那些年轻战士们的尸体。我们清理完尸体，统计出确切数字：873名同志，死在了革命胜利的前夜。”


    台尔曼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台尔曼同志，你和我都看过那份名单。”


    韦格纳站起来，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家庭。如果当时有选择——我是说，如果艾伯特政府愿意谈判，愿意和平交权，哪怕只是部分交权，我们会不会选择另一条路？少死三百人，五百人？”


    “但那不可能！”台尔曼也站了起来，“资产阶级政府不会自愿——”


    “所以当它可能时，”韦格纳转过身，目光如炬，“我们为什么要拒绝？毕苏斯基不是艾伯特。


    他看清了局势：苏联红军在东方，人民革命在西方，波兰内部经济崩溃，民族主义这剂麻药已经失效。


    他选择谈判，不是因为他爱社会主义，而是因为他爱波兰——爱一个活着的波兰，而不是在战火中化为废墟的波兰。


    这是现实主义，我们可以利用的现实主义。”


    台尔曼走到桌前，


    “可是主席，这种‘现实主义’会稀释革命的纯度！


    波共现在要和地主资本家分享权力，要向教会妥协，甚至要保留旧军队的骨架！这会传递什么信号？


    会让全世界的革命者以为，阶级斗争可以调和，社会主义可以通过议会投票实现的吗？”


    韦格纳笑了，


    “如果托洛茨基同志此刻坐在毕苏斯基的位置上，面对德军和苏军的夹击，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


    台尔曼愣住了。


    韦格纳走回桌后，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泛黄的文件，


    “我想，他会做和毕苏斯基一模一样的事：


    谈判，争取时间，保存实力。


    革命的战略退却。区别在于，毕苏斯基是为资产阶级波兰争取喘息，而我们，是为社会主义波兰争取诞生的时间。”


    他把文件推给台尔曼。那是1921年德国内部关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教训”的总结报告，上面有韦格纳密密麻麻的批注。


    “你看看第三条：


    ‘库恩·贝拉同志的错误在于，试图在三个月内完成需要三年甚至十年的社会改造。


    他解散了旧军队，却来不及建立新军队；


    他没收了所有地主土地，却无法立即组织起有效的农业生产。结果是什么？农民饿肚子，旧军官叛乱，外国干涉军轻易突破防线。’”


    台尔曼快速浏览着，眉头紧锁。


    “波兰有3800万人，”


    韦格纳继续说，语气变得沉重，


    “其中2700万是农民。他们不关心马克思主义，只关心今年的收成、地租以及他们能不能吃饱。


    如果我们用坦克开进华沙，宣布‘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呢？旧政府垮台了，但三千多万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天主教信仰、对‘德国佬’和‘俄国佬’的历史仇恨，会一夜消失吗？”


    韦格纳走到墙上的大幅欧洲地图前，


    “不会。它们会转入地下，变成游击队，变成暗杀，变成永无止境的动荡。


    而资本主义国家们，他们会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扑过来，武装这些抵抗力量，把波兰变成插在我们和苏联之间的永不愈合的伤口。


    到时候，我们要驻军多少？镇压要流多少血？经济重建的资源又要被消耗多少？”


    台尔曼沉默了，盯着地图上波兰那块区域。


    “但现在呢？”


    韦格纳的手指轻轻点在华沙的位置，


    “我们开放边境，波兰工人来德国工作，看到了八小时工作制、免费医疗、工人子女的托儿所。我们送去种子、化肥、农业技术员。


    我们允许波兰商品免税进入德国市场，他们的工厂开始恢复生产。短短两周，边境口岸每天有五千波兰人出入。”


    他转身面对台尔曼，“台尔曼同志，你告诉我：


    是一个被坦克碾压后充满仇恨的波兰更容易走向社会主义，还是一个通过面包、工作和尊严逐渐认同我们道路的波兰更容易？”


    台尔曼缓缓坐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


    “还有更深的考量。”


    韦格纳坐回他对面，


    “你分管情报，应该看到最近的国际简报。美国股市的泡沫已经到了临界点，法国国债下个月就可能违约，英国失业率突破15%。一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最快今年，最迟明年，必然爆发。”


    他顿了顿，


    “当危机来临时，成百上千万的工人失业，农民破产，中产阶级沦为赤贫。那时候，他们会看向哪里？是继续相信那个让他们陷入深渊的旧制度，还是看向那些在危机中依然稳定、没有失业、物价平稳的国家？”


    台尔曼的眼睛渐渐亮了起来。


    “我们要准备的，不是解放波兰这一场战役。”


    韦格纳的声音变得更轻，却更有力，


    “我们要准备的，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爆发后，如何向全世界展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波兰，就是我们的橱窗，我们的试点。


    如果波兰能通过和平过渡、经济合作、生活水平实实在在的提高，平稳地走向社会主义，那么当危机席卷法国、意大利、甚至英国时，那里的工人会怎么想？


    他们会说：‘看，波兰人选择的路，让他们的孩子有学上、有病看、有未来。我们为什么不能？’”


    韦格纳站起来，


    “军事征服只能占领土地，但无法征服人心。而人心，才是最终的战场。


    毕苏斯基的妥协，波兰右翼议员的倒戈，边境上自发聚集感谢援助的农民——这些都比一百场胜利的战役更有说服力。


    因为它们证明：社会主义不是靠枪杆子强加给人民的恐怖，而是人民在比较和思考后，自己选择的更好的活法。”


    房间里安静了很久。


    台尔曼抬起头，


    “主席，我……我会把这些话带给同志们。但基层有些同志的情绪，还是需要疏导。”


    “那就组织他们去波兰边境看看。”


    韦格纳微笑道，


    “看看奥得河大桥上每天往返的工人脸上的表情，看看我们援建的诊所前排队的波兰母亲，看看合作社里第一次用上德国播种机的老农民颤抖的手。


    告诉他们：这也是战斗，是一场不流血就能赢得千百万颗心的战斗。而这样的战斗，在未来几年，会比任何真枪实弹的战役都更重要。”


    台尔曼站起身，敬了个礼。走到门口时，他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主席，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波兰的右翼残余最终还是反扑，如果和平过渡失败了呢？”


    韦格纳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平静而坚定：


    “那我们依然有人民革命军的部队不是吗？


    但恩斯特，请你和同志们相信：我选择先走政治道路，不是因为软弱，恰恰是因为我对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有绝对的信心——如果连和平竞争我们都不敢，都不敢相信人民会选择我们，那我们的主义，未免也太脆弱了。”


    门轻轻关上了。


    韦格纳坐回灯下，看着桌上那个小小的奥得河大桥模型。


    他拿起锤子，轻轻敲打一处松动的桥墩，喃喃自语，像在说服自己，又像在说服那些看不见的质疑者：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而现在，最大的刀刃，不是指向华沙，而是指向即将到来的、整个旧世界的寒冬。


    我们要积蓄力量，积蓄粮食，积蓄人心。波兰的和平过渡如果成功，就是我们在那个寒冬里，为全欧洲工人点燃的第一堆篝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