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4月中旬，日内瓦湖畔，某后世知名中立国提供的秘密谈判地点


    会议室内却涌动着看不见的激流，长桌两侧，代表着两个法兰西——资产阶级共和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谈判代表相对而坐。


    法国政府一方，以内政部副部长、资深官僚拉法耶特伯爵为首，辅以外交部、陆军部的官员，神情竭力保持着旧日贵族的矜持与“国家代表”的威严，但眼底深处藏着难以掩饰的疲惫与焦虑。


    法共一方，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谈判特使米歇尔·杜邦为首，身边是负责军事和工会事务的同志，以及均以非官方身份作为观察员列席的德国与苏联代表。


    拉法耶特伯爵清了清嗓子，率先抛出政府的“诚意”：


    “先生们，共和国政府怀着最大诚意，希望结束这场令所有爱国者痛心的冲突。


    我们提议：


    第一，革命武装立即在所有区域放下武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由政府军接管地方防务，确保国内秩序。


    第二，在此基础上，政府将颁布特赦令，承认贵党为合法政党，享有参与各级议会选举的完全权利，并释放政治犯。


    第三，成立一个由各党派代表组成的‘国家复兴委员会’，讨论经济与社会改革事宜。这是共和国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包容与和平的出路。”


    杜邦面无表情地听完拉法耶特伯爵的话，立刻回应，


    “伯爵先生，您提出的不是和平，是单方面投降。


    我们的回应如下：


    第一，全面停火可以讨论，但必须是对等的、同步的。政府军必须首先停止一切进攻和清剿行动。


    第二，放下武器？我们放下武器，然后等待被解除武装、被逮捕、被审判吗？


    巴黎、里昂街头的血迹还未干。我们要求工人赤卫队及我方现有武装力量，作为维持我方控制区秩序、保障人民权利的合法自卫力量，其组织与指挥权必须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保留。


    作为对等，政府可以保留其军队，但必须解散那些专门用于镇压人民的宪兵特勤队和极端右翼民兵。


    第三，仅仅给予选举权是不够的。鉴于目前法国实际存在的‘双重政权’局面，我们要求，在制宪会议和国民议会选举中，我方必须获得不低于一半的席位。


    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而非咨询委员会。


    联合政府总理一职，应由我方提名或经双方协商产生。下一届政府，应由选举结果决定，我们提议可以探索一种基于任期和协商的、有序的政权轮换机制，而非资产阶级一家垄断。”


    “一半席位？保留武装？还要组阁？”


    政府方的陆军部代表脸涨得通红，


    “那干脆把政权交给你们就好了，还谈什么？


    你们这简直是等于让我们把共和国拱手相让！


    武装团体必须解散，这是不容讨论的原则！议会席位应通过自由选举公平产生，岂能事先分配？”


    “公平？”


    杜邦冷笑着，


    “在资本家控制媒体、金钱、国家机器的情况下，何来的公平？


    我们控制的区域，生活着无数的工人农民，他们难道没有代表权？


    至于武装……如果政府军的枪口不再对准人民，我们的武装自然主要用于建设和自卫。


    问题的根源，在于你们要先放下指向工农阶级的屠刀。”


    由于再次事件上双方并未达成一致，只能先搁置等后面再议。谈判随即进入具体领域，争吵更加白热化。


    关于经济与社会政策，法共提出：


    立即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和农民收入保障；


    对关键行业实行国有化和工人参与管理；


    征收高额累进税和遗产税；废除针对工农的歧视性法律。


    政府方则坚持“市场经济原则”、“保护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只愿承诺“研究改善劳工福利”、“提供农业补贴”，对国有化议题避而不谈，强调“稳定优先”。


    关于外交与殖民地上的问题，法共要求：


    立即停止在殖民地尤其是印度支那、北非的掠夺性政策和血腥镇压，给予殖民地人民更多自治权利，逐步减少直至取消从殖民地的不平等吸血，将资源用于改善法国本土工农生活。


    政府方一听这个议题，立刻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脚：


    “殖民事务是法兰西的内政和主权，不容谈判！


    殖民地为共和国提供着不可或缺的资源和市场！”


    拉法耶特伯爵语气激动，


    “没有殖民地，法国的经济将崩溃！”


    杜邦毫不退让：


    “正是这种掠夺，养肥了巴黎的财阀，却让法国本土的工人和殖民地的人民共同承受苦难。


    改变这种不公正的经济关系，是法兰西获得真正新生的前提。”


    而关于国际关系，法共要求法国退出针对德国和苏联的敌对包围圈，解除相关贸易壁垒，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平等互利关系。


    政府方在此问题上受英美压力极大，仅含糊表示“愿与所有国家保持正常关系”，但坚决拒绝任何可能被视为“背离西方阵营”的承诺。


    谈判陷入僵局，每日的会议都在重复和激烈的争辩中度过。


    政府代表越来越焦躁，他们发现法共代表不仅立场坚定，而且对经济、法律、军事细节极为熟悉，提出的方案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


    就在谈判代表在日内瓦唇枪舌剑的同时，法国国内的“边打边谈”策略显露出越来越大的威力。


    在中央高原和南部山区，法共游击队利用接触带来的相对稳定期加紧渗透、组织和发动群众。


    他们以“土地归耕者”、“工厂归工人”为口号，在广大乡村和许多中小城镇，成功地夺取了大量的基层政权，建立了由罢工委员会、农民协会和革命党人主导的“人民委员会”。


    这些新政权立即着手推行土地改革、组织合作社、恢复基本生产秩序，并建立民兵自卫。


    尽管规模有限，但其展现出的新气象与巴黎政府的无能、腐败形成鲜明对比，吸引力不断增强。


    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悬挂起了红旗。


    从前线传回的消息更让法共谈判代表底气十足，政府军在多个方向的“清剿”行动不仅进展缓慢，且不断遭遇小规模挫败和士兵逃亡。


    相反，革命武装在一些地区甚至发动了成功的反攻，扩大了控制区。


    国内局势的天平，正在肉眼可见地向革命一方倾斜。


    法共内部，要求“以谈为辅，加速夺取全国政权”的声音再次高涨。


    在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有指挥员激动地汇报：


    “同志们，资产阶级的军队士气涣散，许多地方的警察和官员都在动摇！


    我们完全有能力通过武装起义和群众夺取并解放大片国土！


    谈判桌上得不到的，我们可以在战场上拿回来！不能给敌人喘息之机！”


    法国局势的持续恶化，尤其是法共在谈判中表现出的强硬和在战场上事实上的扩张，彻底激怒了伦敦和华盛顿。


    英国战时内阁再次召开紧急会议。


    “先生们，法国正在滑向赤化！”


    首相面色严峻，


    “普恩加莱政府软弱无能，谈判正在出卖西方资本世界的利益。


    我们必须采取更果断的行动，不能等到红旗插满巴黎！”


    美国虽然仍不愿直接派兵，但态度急剧却急剧转变。


    总统授权国务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任何外部势力对法国内政的干涉”，并宣布将“考虑一切必要手段，包括与盟友协调军事行动，以恢复法国的民主与稳定”。


    美国对法国的经济援助开始附带更苛刻的政治和军事条件，同时，美军总参谋部开始认真研究在欧洲大陆进行大规模干预的预案。


    英美开始公开讨论组建国际维和部队进入法国，协助合法政府稳定局势。


    皇家海军进一步集结，运输船队开始在英吉利海峡待命。


    美军的部分部队也被秘密调往英国基地。


    战争的鼓点，在英吉利海峡对岸隐隐敲响。


    英美的消息传到柏林和莫斯科，引发了苏德双方的高度警觉和激烈反应。


    德国人民委员会和总参谋部连夜召开会议。


    韦格纳在会议上发表了意见：


    “英美的军事干预已从威胁变为现实计划。


    如果外国军队踏上法国领土，不仅法国革命可能被扼杀，我国西部边境将直接面对帝国主义联军。


    必须做好最坏准备。”


    克朗茨下令，西部集群进入最高战备状态，新组建的装甲部队和空军突击部队向前线秘密集结。


    在国际上，德国公开警告：


    “任何外国军队对法国事务的武装干涉，都将被视为对欧洲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将不得不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自身安全及法国人民的自决权利。”


    苏联方面的反应更为激烈。


    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断言：


    “帝国主义企图绞杀法国革命，这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进攻！


    我们必须给予法国同志一切可能的支援，并准备好在必要时，与德国同志及其他进步力量一起，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最终，苏共中央政治局上确立了一个态度：


    “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我们必须要做好和德国以及世界无产阶级的同志们打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准备！”


    苏联的军事援助开始加速运往法国，同时苏军在西部的几个军区也进入了戒备状态。


    日内瓦的谈判桌上，拉法耶特伯爵等人很快收到了来自巴黎的加急密电，内容让他们脸色惨白：


    英美最后通牒式的压力，国内局势的进一步崩溃，以及边境对面德苏令人胆寒的战争动员。


    资本家集团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分裂，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开始秘密转移资产，甚至暗中接触法共，寻求“妥协”以保住部分财产。


    拉法耶特伯爵在休会期间，对杜邦说了句近乎绝望的话：


    “杜邦先生，你们的要求……太过苛刻。但如果局势再恶化，巴黎可能……不再有能代表‘共和国’的人坐在这里了。


    战争，或者革命，似乎只能选一个了。”


    杜邦平静地看着他：


    “伯爵先生，选择权一直在你们手中。


    是选择与人民为敌，将法兰西拖入帝国主义新一次世界战争的深渊；


    还是选择顺应潮流，与工人阶级分享权力，共同建设一个新法国。


    时间可不站在旧世界一边。”


    谈判，在外部世界大战阴影急剧逼近、内部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背景下，进入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阶段。


    每一分钟的拖延，都意味着战火的全面点燃的引线进一步燃烧和革命曙光的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