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袋稻谷被元父扛进仓库时，夕阳正把天际染成暖橙色，仓库里堆得半满的粮袋在暮色里泛着浅黄的光，像是给这十几天的忙碌画上了个踏实的句号。元母靠在仓库门框上，揉着发酸的腰，看着院里晾晒的山芋也被收进来，终于松了口气——从割稻、打谷到晒粮，一家人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回家，手上磨出的茧子破了又长，现在总算把粮食都妥帖收进了仓。


    紧接着就是翻地种小麦。元父赶着租来的老黄牛在地里犁田，犁出的土块带着新鲜的潮气，立夏和哥哥姐姐们跟在后面，用锄头把土块敲碎，再把麦种均匀地撒进土里。深秋的风已经带了凉意，吹在身上透着冷意，只是地里的土还是干的，撒种时能扬起细细的尘土，呛得人忍不住咳嗽。等最后一片地种完，元母看着光秃秃的田垄，轻声说：“希望明年能多下点雨，别再像今年这样旱了。”


    回到家，元父看着猪圈里那头瘦了不少的猪，终于下了决心：“把猪卖了吧，实在没东西喂了。”立夏凑到猪圈边，看着那头平时总爱哼哼的猪，现在连站起来的力气都少了——之前还能割些猪草喂它，可现在村里能吃的草早就被村民们薅回家，要么煮着吃，要么掺在粥里，人都快不够吃，哪还有多余的草给猪吃？第二天一早，收猪的人就来了，把猪赶上板车时，猪还不情愿地哼叫着，立夏站在门口看着板车走远，心里却有点说不清的轻松——以后不用再天天去割猪草了。


    何止是元家，村里这阵子几乎家家都在处理家禽。元大爷家把养了两年的老母鸡杀了，给家里的孩子补身子；元三叔家把鸭子卖给了镇上的饭馆，换了点粮食回来；就连平时最舍不得的元奶奶，也把鹅卖了——实在养不起了，每天看着家禽饿肚子，自己心里也难受，不如换点实在的东西。


    立夏是最高兴的那个。以前每天早上天不亮，两个哥哥要去刮屎，她和姐姐们则要去割猪草，不管刮风下雨，这活都少不了。现在猪卖了，村里的家禽也少了，刮屎和割猪草的活总算停了。那天早上，立夏居然睡到了天大亮，醒来时听见院里的鸡叫声都少了，心里一阵轻快，甚至还哼着歌帮大姐烧了早饭。


    这一年，元家虽然囤了粮食但也过得不容易，毕竟谁也不知道往后情况，基本也是顿顿菜多米少的粥，偶尔能吃上一顿干饭，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1960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寒风卷着碎雪沫子，在农村的土路上打着旋儿。临近年底，大队部的大喇叭突然响了起来，连着几天反复播报着国家的新指令——“严格实行评工记分”。这消息像一块石子投进平静的水塘，让习惯了自家忙活的村民们瞬间炸开了锅。


    有人蹲在自家门槛上抽着旱烟，眉头拧成了疙瘩：“这工分制是啥？难不成以后干活还得按点算？”也有年轻媳妇抱着孩子，凑在一块儿小声嘀咕：“以前种自家的地，想早起就多干点，想歇晌就缓一缓，现在咋还跟城里工厂似的，要‘上班’了？”就连村里最有主意的老把式，也拿着大队干部送来的宣传单，翻来覆去地看，嘴里念叨着“按劳分配”，却还是没摸透这新制度的门道。


    好在大队书记连夜组织了村民大会。煤油灯把大队部的土坯墙照得亮堂堂的，书记站在土台上，手里攥着国家的指示信，一字一句地解释：“大伙儿别慌，这工分制不是要折腾咱们，是为了让多干活的人多受益！以后咱们集体劳动，干一天活记一天工分，到了分粮食的时候，就按工分多少来分，谁勤快谁就能多拿粮！”他怕大家听不明白，还举了例子：“比如元三每天都上工，记10分工，李四总偷懒，只记5分工，年底分小麦，元三就能比李四多领一半！”


    这么一说，村民们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是啊，不管是自家干还是集体干，只要肯出力能多拿粮，就没啥不乐意的。没过几天，工分制就正式推行开来。每天天刚蒙蒙亮，大队部的哨子就响了，村民们扛着锄头、挑着筐，准时在村口集合，听生产队长安排当天的活计——要么去地里锄草，要么去河边挑水浇地，要么去场院整理农具。到了傍晚收工，小队长会拿着小本子，给每个人记上当天的工分，一笔一划都写得清清楚楚。


    刚开始，大家还真有点不适应。以前忙的时候还能抽个时间在家缝缝补补、拾掇拾掇院子，现在就算没啥急活，也得去地里转悠，不然就没工分。有次王婶家里孩子生病了，想在家照看一天，还得专门去跟队长请假，回来后还得把当天落下的活补上，才能补记工分。村民们私下里念叨：“这跟上班真是一模一样，半点也自由不得。”可念叨归念叨，一想到年底能多分粮食，大家还是咬着牙，每天按时上工，生怕少记了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