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工牌往兜里一塞：“带我去看看批地文件。”


    厂部档案室的铁皮柜泛着冷光。


    我翻到最后一页，果然在备注栏看见铅笔写的“楼层分配参照厂党委会纪要”——那纪要我熟，上周刚替李厂长改过，把“技术攻关”四个字划了，换成“职工生活改善”。


    “林总？”小刘缩着脖子，“您要申请实验室的事，张科长说编制没批……”


    “知道了。”我合上文件夹，金属扣“咔嗒”一声，惊得他往后退半步。


    倒不是生气，只是突然想起1964年冬天，我蹲在废料堆里拆旧电机，王师傅偷偷塞给我半块玉米饼子：“别跟他们争，能干活的地方，从来不在图纸上。”


    后勤主任老周正蹲在传达室门口生煤炉，烟筒呛得他直咳嗽。


    我踢了踢脚边的碎煤块：“锻工班仓库后面那锅炉房，还漏雨不？”


    他抬头，眉毛上沾着煤灰：“漏！上个月暴雨，房梁都往下滴水。电闸也坏了，一合闸就冒火星子——您问这干啥？”


    “放点废仪器。”我从兜里摸出包大前门，抽了支递过去，“反正空着也是空着，我让人收拾收拾，省得老鼠做窝。”


    老周咬着烟卷乐了：“成！钥匙在门房抽屉最底层，铜的，生锈了。”他搓了搓手，“不过先说好了，要是着了火……”


    “烧的都是废料。”我拍了拍他肩膀，转身往车间走。


    风卷着雪粒子往脖子里钻，倒把脑子吹得透亮——有些事，明着争不来，就绕着走。


    当晚月亮被云遮得严实。


    我打着手电筒推开锅炉房的破门，霉味混着铁锈味直往鼻子里钻。


    墙皮大块大块往下掉，露出里头的红砖，屋顶破了个洞，能看见星星。


    脚底下踩着碎煤渣，咯得鞋底发疼。


    “林总！”


    我转身，林小川扛着工具箱从黑影里钻出来，工装裤膝盖处沾着机油，发梢还滴着水——他刚下中班，怕迟到抄了近道，准是趟过结冰的水渠了。


    “您看这是啥？”他从工具箱里掏出把锉刀，刀身磨得发亮，“朱师傅让我捎的，说新工作台得修边儿。”


    我蹲下来，用旧仪表板搭台面。


    铁皮磕得手生疼，林小川凑过来帮忙，指甲缝里的焊锡渣蹭在我手背上。


    “今晚讲啥？”他小声问，“我把算盘带来了，在工具箱最里层。”


    我抬头，月光从破屋顶漏下来，照在他眼睛里，亮得像两颗星子。


    “第一课，”我把仪表板摆正，“用算盘解微分方程。”


    他愣了愣，突然笑出声：“跟车工进刀似的？我师父说过，吃刀量得看材料软硬度，跟步长选择一个理儿！”


    门“吱呀”一声被推开。


    老罗裹着件旧军大衣，怀里抱个布包，露出半截铜管子——是他祖传的听音棒，平时连车间主任都不让碰。


    “听说要讲数值计算，”他把布包放在台上，“这玩意儿能听出齿轮的振动频率，算误差时兴许用得上。”


    朱卫东随后挤进来，扛着个纸箱子，箱底渗着机油：“报废的接触器，线圈还能用。”他抹了把脸上的汗，“我跟热处理组大刘说好了，明儿他带测温枪来。”


    最后进来的是苏晚晴。


    她抱着一摞纸，蓝布衫外罩着件男式棉大衣——准是从办公室偷拿的，袖口还沾着红墨水。


    “俄文版《金属疲劳学》，”她把纸往台上一放，封皮上用铅笔写着“家属读物”，“我跟图书馆老王说给家属看的，他没起疑。”


    十五瓦的灯泡在头顶晃悠，把十几张脸照得暖黄。


    有人坐在煤渣砖上，有人倚着墙，林小川把工具箱当椅子，老罗蹲在最前面，听音棒搁在腿上。


    我摸出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个坐标系：“微分方程难在哪儿？变量太多。可咱们车间的老师傅们，车轴的时候看火花就能调转速，这不就是经验版的步长选择？”


    粉笔灰簌簌往下掉。


    “现在，”我敲了敲算盘，“用这玩意儿，把经验变成数。”


    林小川的算盘最先响起来，珠子碰撞声像雨打屋檐。


    老罗凑过去看，指尖跟着拨了两下，突然抬头：“要是步长选大了，误差是不是跟车刀偏了一个道理？”


    “对！”我指了指他掌心的裂子——那道上周修液压站时划的伤口，“就像你补油管，缝得太稀漏液压油，缝得太密扎手。咱们的步长，得像你拿改锥的手，稳当又灵活。”


    不知谁轻声笑了，满屋子都是松快的响动。


    暴雨是后半夜来的。


    电闸“啪”地跳了，黑暗里有人骂了句“他m的”，紧接着听见老罗摸索的声音。


    “别慌，”他的声音带着点得意，“我早把汽车蓄电池搬来了。”


    应急灯亮起时，我正站在黑板前，粉笔还捏在手里。


    雨水顺着破屋顶往下淌，滴在脚边的铁盆里，叮咚作响。


    “刚才停电那会儿，”我抹了把脸上的水，“我突然想通一件事——咱们等命令才能干活吗？就像这灯，”我指了指蓄电池，“得自己发电。”


    人群静了一瞬，接着爆发出掌声。


    雨水混着掌声砸在屋顶，像敲一面破锣，倒比任何锣鼓都响。


    “从今天起，”我提高声音，“咱们叫第七协作组，代号‘启明’。不干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啃那些没人愿啃的硬骨头——比如液压油低温粘度补偿，比如伺服阀的微震抑制。”


    苏晚晴举了举手：“我负责整理资料，保证不留痕迹。”


    朱卫东拍了拍胸脯：“需要实验件，锻工班的炉子随叫随到！”


    老罗摸出块油布，包着他那本苏联旧书：“我这儿有全套电机调试笔记，谁要用尽管拿。”


    雨越下越大，可锅炉房里热得冒汗。


    不知谁摸出半块月饼，掰成十几份传着吃。


    甜渣子沾在算盘珠子上，倒把那些铜珠子衬得更亮了。


    数周后，我在办公室拆文件时，一张油印的简报从信封里滑出来。


    标题是《低温环境下液压油粘度补偿的三种土法改进》，数据栏里的小数点精确到后三位，附录里画着用废暖气片改的恒温槽——这是老罗的手笔，他画机械图总爱在角落画朵小花。


    “林总，科委来电话了。”小刘探进头，脸色有点发白，“说要追查作者，西南厂那边……”


    “就说集体讨论成果。”我把简报塞进抽屉最底层，锁好。


    窗外的雪又开始下，落在窗台上，积成薄薄一层。


    深夜，我摸黑走进锅炉房。


    墙上不知谁用粉笔写了行字：“我们不在花名册上，但在共和国的心跳里。”月光从破屋顶漏进来，照得那行字泛着白，像道没写完的誓言。


    我摸出火柴，点燃桌上的蜡烛。


    火苗晃了晃，把影子投在墙上，十几道影子叠在一起，比任何证书都结实。


    “叮铃铃——”


    电话突然响了。我吹灭蜡烛，黑暗里摸索着抓起话筒。


    “林总，”那头是传达室老张，声音压得很低，“终南山来急电，说有批设备要连夜检修……”


    我握着话筒，听见窗外的雪粒子打在玻璃上，沙沙的，像无数小锤子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