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的高晋，像是从湍急的一线河流回到了看似平静实则暗涌更甚的决策中枢。一周的基层密集调研，带回的不仅是四份共两百多页的“问题清单与调整建议”，更有一种被反复打磨的“现实感”——那些在文件上看似平滑的政策曲线，落地时总会产生意料之外的褶皱与摩擦。


    向“复兴办”领导小组汇报调研情况时，高晋没有回避矛盾。“清江县的医改变形、云雾县的‘保护性躺平’、龙山市的转型阵痛，都不是孤例。这反映出一个深层问题：当多项重大改革同步推进时，基层的注意力资源、执行能力和风险承受力都面临极限考验。如果我们只给目标，不给适配工具和容错空间，就必然导致执行走样。”


    主持会议的副组长、国家发改委主任赵平原听完，沉思良久：“你的建议很实际。但这里有个悖论：如果给地方太多灵活空间，如何防止改革偏离核心目标？如果约束太紧，又会扼杀基层创造性。这个度怎么把握？”


    “或许我们可以借鉴‘负面清单’思维。”高晋翻开准备好的材料，“对医改，明确几条不可触碰的底线：比如群众基本就医可及性不能降低、医护人员合理待遇不能受损、医保基金安全红线不能突破。在此之上，允许地方探索不同的资源整合模式。对生态补偿，明确‘补偿不是目的，绿色发展才是’，设定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增长的考核指标，防止‘一保了之’。”


    “那传统产业转型呢？”赵平原追问，“这个问题最棘手，涉及人员安置、债务化解、土地再利用，都是硬骨头。”


    “需要建立‘转型缓冲带’。”高晋调出龙山市的案例，“我们与地方初步设计了一个‘技能重塑与岗位转换试验方案’，核心是政府搭建平台、企业提出需求、培训机构定制课程、工人自主选择。政府提供培训补贴和转岗过渡期生活补助，企业承诺一定比例的定向录用。这需要中央层面设立专项‘产业转型人力资源协同基金’，钱不算多，但能起到撬动和稳定作用。”


    会场讨论热烈。最终，领导小组原则同意高晋提出的“底线清单+适配空间+缓冲支持”的调整思路，责成“复兴办”在两周内形成具体操作指引，下发试点地区试行。


    走出会议室，高晋却接到刘振海发来的短信：“高主任，有空小叙？关于几个重大基建项目的最新评估，有些情况想沟通。”


    短信的措辞比以往客气，但高晋敏锐地察觉到某种变化。他回复：“一小时后，我办公室。”


    刘振海准时到来，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项目可行性报告，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凝重与某种释然的表情。


    “高主任，开门见山吧。”刘振海坐下，将报告推向高晋，“西都高铁延长线、北河港扩建、东都老工业区地下管廊这三个‘十四五’重大工程，按照新的‘综合效益评估体系’重新测算，结果出来了。”


    高晋翻开报告，快速浏览结论部分。西都高铁延长线的经济内部收益率低于新门槛，对区域协同发展的拉动效应也被证明有限；北河港扩建的环境影响评级为“高风险”，尤其是对候鸟迁徙路径的潜在破坏；只有东都地下管廊项目，在叠加了智慧城市、防灾减灾、空间集约等多重效益后，勉强达标。


    “也就是说，三个里只能上一个。”高晋抬起头。


    刘振海点点头，苦笑了一下：“说实话，刚开始推行这套新评估体系时，我和很多人一样，觉得这是给基建‘上镣铐’。但这两个月跟着专家组实地复核、测算，看到那些以前被忽略的环境成本、社会成本、长期运营成本……观念确实受到冲击。”他顿了顿，“尤其在北河港，看到湿地保护区那些鸟群，当地环保志愿者给我们看连续十年的观测数据……有些账，确实不能只算眼前的GDP。”


    高晋有些意外。这不是他熟悉的那个笃信“铁公基”拉动作用的刘振海。


    “那你的意见是？”高晋问。


    “按规矩办。该否的否，该缓的缓。”刘振海说得干脆，“不过，高主任，否掉这些项目，尤其是西都高铁线，压力不会小。地方已经投入了大量前期工作，相关产业链上的企业也都翘首以待。需要做好应对反弹的准备。”


    “反弹会来自哪里？”


    “明面上是地方和关联企业。”刘振海压低声音，“但我担心的是另一种声音：现在经济下行压力仍在，外贸环境复杂，有人会说，你们把基建这个‘压舱石’也搬掉了，靠什么稳增长？靠那些还在培育期、波动大的新兴产业？靠民营科技企业？芯跃事件可还没完全平息。”


    高晋听懂了。这不仅是项目之争，更是发展路径和信心预期之争。


    “稳增长不是靠堆砌低效投资。”高晋缓缓道，“我们要稳的是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新评估体系否决一些项目，但同时也会通过另一些真正有价值的项目。比如东都地下管廊，我们就要全力推动，做成标杆。另外，‘复兴办’正在会同工信部、财政部，研究设立‘产业链韧性提升专项资金’，针对芯片、工业软件、新材料等‘卡脖子’环节，支持民营企业联合攻关。这也能形成有效投资，而且是面向未来的投资。”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刘振海若有所思：“看来，我这基建协调办，以后也得转型了。不能光想着修路架桥，得更多考虑怎么为新发展模式‘修桥铺路’。”


    这次谈话，让高晋看到了某种积极变化。改革最难的不是设计新规则，而是让旧体系中的关键执行者真正理解并转向新逻辑。刘振海的转变，哪怕只是开始，也是一个重要信号。


    然而，风向的变化从来不是单向的。


    两天后，在高晋准备向中央领导汇报调研总结和调整建议的前夜，一份题为《对当前若干改革试点中出现问题的反映与思考》的内部材料，通过特殊渠道送到了多位老同志和有关部门领导的案头。材料没有署名，但引用了大量基层案例，包括清江县群众就医不便、云雾县干部消极、龙山市工人再就业困难等，指责“部分改革举措脱离实际、急于求成，加重基层负担，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并隐晦地批评“某些政策设计过于理想化，忽视了中国的复杂国情和发展阶段”。


    材料文风老练，数据详实，观点看似客观，但选取的案例和论述角度，明显倾向于放大问题、质疑改革方向。


    高晋看到这份材料的抄送件时，立即明白：这是一次精心组织的“软阻击”。不直接攻击《龙门复兴》计划本身，而是通过渲染执行中的问题，动摇高层对改革路径的信心，尤其可能影响那些关心社会稳定、注重实际效果的老同志。


    他连夜召集核心团队开会。


    “材料里提到的问题，大部分是真实的，但我们正在调整解决。”政策研究组组长有些愤慨，“这种选择性地放大问题、忽略我们已经在做的纠偏努力，是不公平的。”


    “政治场上没有绝对公平。”高晋平静地说，“这份材料提醒我们两点：第一，我们的工作必须更加周全，尽可能预判和减少执行偏差；第二，沟通解释工作必须跟上，不能让片面的信息影响决策氛围。”


    他部署：“第一，原定后天的汇报，增加一部分内容，专门讲‘我们如何发现问题、如何调整纠偏’，把清江、云雾、龙山的调整方案作为正面案例，体现我们实事求是、有错即改的态度。第二，主动与相关老同志办公室沟通，预约时间当面汇报一线实际情况和我们的应对思路，态度要诚恳。第三，材料中提到的具体问题，督查组立即进行再核实，如果是普遍性问题，加快出台全国性指导意见；如果是个别现象，也要帮助地方尽快解决，消除负面影响。”


    “那材料的来源……”有人问。


    “不必深究。”高晋摆摆手，“重要的是解决问题，消除误解。把精力用在回应关切、改进工作上，比追查来源更有意义。”


    他知道，这种背后递材料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生态的体现。与其纠缠于此，不如用更扎实的工作和更开放的沟通来赢得信任。


    汇报会如期举行。在高晋陈述了基层遇到的困难、已经采取的调整措施以及即将推出的“底线清单+适配空间”新思路后，会场的气氛明显缓和。一位领导肯定道：“改革遇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回避问题。你们能在一线发现问题、及时调整，这种工作方法是值得肯定的。政策出台只是上半篇文章，下半篇文章是结合实际不断优化。”


    另一位领导则提醒：“但也要注意，调整不能变成倒退，不能因为遇到阻力就放弃改革的核心目标。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绿色发展、科技创新这些方向，必须坚持。”


    高晋郑重回应。他明白，中央的支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改革必须朝着既定目标前进，不能迷失方向，也不能因为困难而降低标准。


    汇报结束后，高晋按计划拜访了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没有急于辩解，而是认真倾听老同志们的担忧：担心改革速度太快社会难以承受，担心政策“一刀切”忽视地方差异，担心过于强调市场作用削弱了政府应有的责任。


    高晋一边听，一边结合调研实例进行解释：“您说的对，不能‘一刀切’。所以我们才提出要给地方‘适配空间’。比如医改，山区县和平原县的做法就可以不同。”“政府责任不但没有削弱，反而要求更高了，要从直接干预转向搭建平台、制定规则、兜住底线。”他也坦承：“有些问题我们确实预判不足，比如传统产业工人的转岗技能培训，比想象中更难，需要更多时间和投入。我们正在设计更精细的‘转型缓冲’政策。”


    坦诚的态度和具体的解决方案，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老同志们的疑虑。一位老同志最后说：“小高啊，我们不是反对改革，是怕你们年轻人犯我们当年犯过的错误——好心办坏事。多听不同意见，多到下面看看，步子稳一点，路才能走得远。”


    “谨记教诲。”高晋真诚地说。


    从老同志住处出来，已是华灯初上。坐进车里，高晋感到一种深层次的疲惫，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高度紧绷后带来的虚脱感。他让司机开慢点，摇下车窗，让初夏的晚风吹在脸上。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手机震动，是女儿发来的消息：“爸爸，我们实验室接到一个国际联合研究邀请，但需要去欧洲合作方那里工作半年。导师问我意见。您觉得呢？”


    高晋怔了怔。女儿的专业是前沿生物技术，国际交流本是常态，但在当前复杂国际科技竞争背景下，这种选择又多了些微妙意味。他斟酌片刻，回复：“从专业发展角度，应该去。但去之前，和学校国际交流部门充分沟通，了解相关政策和注意事项。无论何时，记住你的根在哪里。”


    女儿很快回复：“明白。您也要注意休息，别总是熬夜。”


    高晋收起手机，望向窗外流动的霓虹。下一代人的道路，注定更加国际化，也注定面临更多选择和诱惑。自己能做的，就是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强大、更自信、更开放的祖国作为后盾。而这一切，都取决于眼下这场改革的成败。


    回到办公室，桌上放着最新一份舆情简报。芯跃科技获得救助后，舆论开始分化：一部分肯定政府“精准滴灌”保护创新火种；另一部分则质疑“开了救助先例”，担心引发道德风险。同时，新纪元资本悄然退出了在中国半导体领域的其他两项投资，转而加大在东南亚消费科技领域的布局。金融组的追踪报告认为，这并非孤立事件，可能代表一部分风险资本在政策敏感领域的战略收缩。


    高晋在简报上批示：“继续监测，但不必过度反应。市场资本有进有退是常态。关键是把我们自己的事做好：一是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自主可控能力；二是完善对民营科技企业的支持体系，特别是多元化融资渠道；三是明确规则，让各类资本清楚什么是鼓励的、什么是限制的，稳定预期。”


    写完批示，他站起身，走到那幅巨大的全国试点地图前。上面的红黄绿磁钉，有的区域颜色在调整，有的新钉被钉上。改革就像一次对复杂系统的深度调校，不可能一次到位，必然伴随着反复的测试、反馈与修正。


    他想起在一线时，那位龙山钢铁厂老师傅的话：“转型的疼，是实实在在的疼。”也想起云雾县老村支书的困惑：“保护完了，年轻人怎么办？”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只能在实践中摸索。而他的责任，就是确保这种摸索不偏离航向，不失去动力，不让任何群体被时代列车甩下。


    深夜的“复兴办”大楼，依然有不少窗户亮着灯。高晋知道，他的同事们也在各自岗位上，处理着类似的具体而微的挑战。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每个人都是其中一个节点。


    他泡了杯浓茶，打开下一份文件——是关于筹建“国家产业转型人力资源协同平台”的初步方案。窗外的北京，夜色正浓，但远处天际，已有微弱的天光开始渗透。新的一天，又将带来新的问题、新的挑战，也孕育着新的希望与可能。


    深水行舟，不进则退。而他们，已经驶入了航道中最复杂、也最关键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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