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调的宏观棋局刚刚落子，高晋的目光便转向了更为细微、却也更为沉重的领域——《龙门复兴》计划的“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篇章。如果说之前的章节关乎国脉筋骨，那么这一部分，则直指社会的毛细血管与神经末梢，关乎亿万普通人的呼吸吐纳、安危冷暖。


    草案的民生部分雄心勃勃：旨在未来十年，系统性提升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均衡性和质量，同时构建更高效、更具韧性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目标清晰美好，但高晋清楚，这可能是阻力最无形、也最复杂的一环。民生改善的呼声高，共识广，但一旦涉及资源如何切分、责任如何划分、标准如何设定，各种隐性矛盾便会浮出水面。


    最初的反馈似乎印证了这一点。教育部分关于“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逐步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覆盖面”的表述，引发了关于“是否变相鼓励跨区择校”、“如何定义‘优质’”、“教师编制和薪酬改革由谁主导”的激烈争论。医疗部分“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建立分级诊疗激励约束机制”的条款，则触动了医院、药企、地方医保基金乃至患者长期形成的脆弱平衡。而“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愿景，背后是巨大的资金缺口、标准缺失和人才培养难题。


    就在起草小组忙于梳理这些专业而琐碎的争论时，一件看似不大的“小事”，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敲响了高晋办公室的门。


    那是一封来自中部某省普通县城、署名“一群焦虑的家长”的联名信复印件，通过内部渠道转到了高晋手中。信中反映：该县近年来人口持续外流，县域内唯一一所公办高中教学质量逐年下滑，高考升学率低迷。与此同时，一家背景复杂的民营教育集团，正与当地政府洽谈，计划接手这所高中，承诺注入资金、引进名师、实行“军事化管理”，但学费预计将大幅上涨，且可能通过“择优录取”进一步虹吸周边乡镇的优质生源。家长们陷入两难：要么接受可能加剧教育不公的高价“私立化”出路，要么眼睁睁看着孩子在本已衰落的公立学校里失去竞争力。信件最后写道：“国家的规划里，有没有给我们这些小地方的孩子，留一条踏实读书的路？”


    几乎同时，政策研究室的舆情简报也聚焦了近期网络上关于“县域中学塌陷”、“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热议。一些基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相关建议、提案也被迅速汇总到高晋案头。


    这不仅仅是单一县城的困境。它像一根尖锐的探针，刺破了民生领域光鲜的表层，直抵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在人口流动、城市化与区域发展失衡的大背景下，基层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医疗）的“底部塌陷”风险；市场力量介入公共服务的边界与监管难题；以及，最根本的——国家宏观规划如何切实保障每一个公民，无论身处何地，都能享有基本而体面的发展机会。


    高晋没有立即批示，也没有召集会议。他让秘书调取了该县及所在省份近十年的人口、教育财政投入、教师流动、学校布局等数据，同时让起草小组提供计划草案中关于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公共服务标准等相关条款的初稿。


    数据冰冷地显示：该县所在的省份，虽有中央转移支付，但省内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师资和经费）向省会及少数地级市集中的趋势明显。县域财政乏力，教育投入增长缓慢，教师待遇偏低且发展空间有限，导致骨干教师持续流失。而类似该县情况的“收缩型”县区，在全国不在少数。


    草案中的原则性条款，面对如此具体而顽固的结构性问题，显得有点隔靴搔痒。


    高晋决定再次下沉。他带着一个精干的小型调研组，悄然前往那个县城。没有通知省里，只让市里一位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和县委书记陪同。他们走访了那所风雨飘摇的高中，与留守的校长、疲惫的教师、焦虑的家长分别座谈；也考察了那家民营教育集团在当地运营的其他项目，听取其宏伟蓝图与盈利模式；甚至还随机走访了几个乡镇，了解家庭对于女教育的真实负担和期望。


    调研所见，触目惊心。公立高中校园陈旧，实验室设备老化，图书馆书籍稀少，年轻教师寥寥无几，校长脸上的皱纹里刻满了无力感。而民营集团展示的样板学校，硬件光鲜，管理严格，宣传册上名校毕业生照片熠熠生辉，但高昂的学费和潜在的选拔门槛，将大多数普通工薪和农村家庭拒之门外。城乡之间、贫富家庭之间的教育鸿沟，在这里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


    座谈会上，县委书记大倒苦水：财政捉襟见肘，保运转已不易，何谈教育投入？吸引社会资本是无奈之举，也是“解放思想”。民营集团代表则大谈效率、灵活性与“教育供给侧改革”。家长们沉默着，眼神里交织着渴望与无奈。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高晋一直静静听着，记录着。最后，他只问了县委书记几个问题：“如果这所高中完全按民营集团的方案走，县里财政每年能减少多少支出？这些钱打算用在哪里？预计有多少比例的本县孩子会因为学费或门槛上不了这所‘新高中’？他们去哪里读书？县里有没有预案？”


    又问了民营集团代表：“你们的盈利模型中，学费收入占比多少？政府补贴或资源置换占多少？承诺的‘引进名师’，是短期挂职还是长期落户？教师薪酬与本地公办教师差距有多大？如何确保办学质量不因追求利润而下滑？”


    问题直指核心，现场气氛凝滞。


    回到北京，高晋没有就事论事处理这一个县的问题。他意识到，这是一个系统性病症的典型表征。民生保障，尤其是教育、医疗这类具有强公益性和外部性的领域，不能完全交给逐利的市场，也不能单纯依赖力不从心的基层财政。


    他召集起草小组和相关部门，连续召开多次专题会议，重新构筑民生章节的逻辑和工具。


    “民生底线，必须由国家力量筑牢。”高晋定下调子，“《龙门复兴》计划中，要设立‘基本公共服务底线标准国家保障行动’。这个‘底线标准’，不是全国一刀切的低水平，而是基于国情和发展阶段，明确教育、医疗、养老等关键领域，每个公民无论身处何地都应享有的、由政府主导供给的、质量和可及性有明确要求的服务包。中央财政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对无力达标的地区给予‘托底’支持，并与省级财政责任明晰挂钩。”


    针对县域公共服务“塌陷”问题，他提出建立 “县域公共服务能力振兴计划” ：整合教育、医疗等领域资源，在国家层面推动建立“县域高中帮扶联盟”、“县域医共体建设标杆”，通过远程教育、师资轮岗、医生派驻、管理输出等方式，将国家级的优质资源“下沉”并“固化”到基层。同时，改革公共资源分配机制，探索“钱随人走”（部分教育、医保资金根据实际服务人口流动）与“强化驻地”（保障基本服务网点存续）相结合的新模式。


    对于社会力量参与，他强调 “规范”与“引导”并重：制定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明确公益属性、价格管制、质量监管和退出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在政府保基本的前提下，提供多样化、升级版的非基本公共服务，但严禁利用公共资源牟取暴利或加剧不公。


    “那个县城的高中问题，”高晋最后说，“可以作为试点。由省、市、县和规划委、教育部组成联合工作组，研究一个‘公立高中振兴与社会力量补充’的综合方案。原则是：公立主渠道必须保住并加强，政府投入要增加，教师待遇要改善，教学质量要提升。民营资本可以参与建设宿舍、食堂等后勤设施，或举办特色课程班，但不得控股核心教学业务，学费需受严格控制。同时，国家‘县域高中帮扶联盟’要将其纳入首批重点支持对象。”


    新思路和试点方案反馈下去后，引起了广泛讨论。有喝彩，认为抓住了要害；也有质疑，担心财政压力和市场活力受损。但那个县城的家长们，在得知国家将直接介入、公立高中不会轻易“改旗易帜”后，联名写来了第二封信，信里只有一句话：“我们看到了光。”


    高晋知道，民生改善，道阻且长。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巨大的耐心、精细的政策和持续的投入。但《龙门复兴》计划必须为此设定清晰的航标，并配备强有力的舵轮。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深的国本。保障每个人在教育、健康、养老上的基本尊严与发展起点，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更是国家长远竞争力的源泉。


    他翻过民生章节的厚重稿纸，目光投向最后的部分——“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现代化”。那是整个计划的压舱石和防护网。经历了科技、金融、生态、区域、民生这一场场攻坚与权衡后，最后这块基石，需要以最清醒的头脑和最坚定的意志去铸就。窗外的夜色，愈发深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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