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运站主任是个三十出头的山西人，叫阎振铎，原是晋商伙计，算账一把好手。他给卢润东看账本：“六月至今，经张家口转运的物资：粮食十二万石，布匹三万匹，药品八百箱，另有农机具、种子、课本等杂项。所有物资进出皆有明细，可追查到每一袋粮的最终去向。”


    卢润东问：“这么多物资，怎么保证不贪不腐？”


    阎振铎笑了：“卢先生，咱们这儿有三道关：第一，物资出库入库必须三人以上签字；第二，接收方要开具收据，加盖聚村公章；第三，每月有巡视员随机抽查。更重要的是，”他压低声音，“老百姓都盯着呢。谁要是敢动救灾粮，老百姓能活撕了他。”


    离开张家口，马车驶向北平。卢润东原计划在北平稍作停留，但车过南口时，他改变了主意——城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都是衣衫褴褛的灾民，守城士兵正在驱赶。


    “走走走！北平城里没地方了！”


    “老爷，行行好，孩子快饿死了……”


    “滚！”


    卢润东让车夫绕道，从西便门进城。城内景象同样触目：街角蜷缩着逃荒的百姓，小孩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不时有收尸车拉走饿殍。


    聚村在北平设有联络处，但规模很小，只能救助少数人。联络处主任是个女大学生，叫赵一曼，短发，眼神清亮。她见到卢润东，眼圈就红了：“卢先生，我们尽力了，可难民太多……每天只能施三百碗粥，排队的有上千人……”


    卢润东看着院子里排队的灾民，看着他们手中破旧的碗，看着他们眼中绝望与希望交织的光。他问：“粮食还能撑多久？”


    “三天。”赵一曼说，“已经给太原、白洋淀发了求援电报，可他们那边难民更多，根本救不过来……”


    卢润东沉默良久，写下条子：“从白洋淀粮食储备站调五千石粮，急送北平联络处。”他签上名字，交给赵一曼，“先救急。长远之计，要在城外设收容点，组织灾民去往白洋淀、聊城、安阳以工代赈。”


    离开北平，卢润东心情沉重。马车驶向山东聊城，窗外的景象却渐渐发生变化：


    越往南，灾情似乎越轻。田地同样干裂，河流同样见底，而是人的状态不同了。他看见农民在聚村干部组织下挖井，看见水渠在延伸，看见田边堆着新打的农具。


    进入山东地界，变化更明显。路过的村庄，墙上刷着标语：“人定胜天”、“抗旱保收”、“聚村一家亲”。田间地头，红旗招展，那是聚村工作队在组织生产。


    聊城抗旱水渠修建指挥中心设在城东大庙里。卢润东到达时已是傍晚，但庙里庙外灯火通明。院中架着大锅，炊事员正在准备晚饭；厢房里，技术员在油灯下画图纸；正殿成了会议室，一群人围在地图前争论。


    中心主任叫吴焕先，原鄂豫皖干部，瘦高个，说话带湖北口音。他见到卢润东，又惊又喜：“卢先生您怎么来了？怎么也没人提前打个电报！”


    “路过，看看。”卢润东说，“你们这是……晚上还干活？”


    “没法子，工期紧。”吴焕先引他看墙上的工程图，“这条水渠全长八十里，从黄河、运河引水，灌溉五个县的旱地。现在动员了十万民工，分三十段同时施工，二十四小时三班倒。”


    卢润东仔细看图。水渠设计很科学：主干渠沿高地走，支渠像毛细血管延伸到大田；沿途设蓄水池，旱时蓄水，涝时分洪；关键地段用砖石衬砌，防止渗漏。


    “图纸谁设计的？”


    “清华水利系的学生，还有几个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老工程师。”吴焕先说，“咱们这儿，有学问的和没学问的在一块儿干，学生教民工认字，民工教学生怎么使力气。”


    晚饭是大锅菜，白菜粉条炖豆腐，一人两个窝头。卢润东和民工们蹲在院里吃，听他们聊天：


    “俺今天挖了五方土，挣了半斤粮！”


    “你那不算啥，三队的老王，一天七方！”


    “听说水渠修好了，一亩地能多打一百斤粮？”


    “何止！技术员说了，有了水，能改种水稻，一亩顶现在三亩！”


    吃完饭，吴焕先带卢润东去工地。月色下，水渠工地上火把通明。民工们挥锹抡镐，号子声此起彼伏；技术员拿着水平仪测量，学徒举着火把照明；妇女们挑着担子送水送饭，孩子提着马灯跑来跑去。


    卢润东站在高处，望着这热火朝天的场面，心中震动。他一路北上南下，看过苦难，看过挣扎，看过坚守，但这样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生产建设，还是第一次见到。


    “哪来这么多人？”他问。


    “开始只有聚村组织的灾民。”吴焕先说，“后来消息传开，周边县的百姓都来了——不要工钱，只要管饭，就愿意干活。他们说，聚村是真心为百姓办事，他们得出力。”


    卢润东忽然想起太原督导站那些年轻人，想起他们眼中的光。他明白了，潘戴遇刺的消息，像一粒火种，点燃了千万人心中的火。这火不是仇恨，而是一种“我要做点什么”的激情。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在聊城停留一周，卢润东走遍了水渠沿线。他看到民工们住在临时工棚里，条件简陋，但干净整洁，有医疗点，有识字班；看到技术人员和民工同吃同住，手上磨出了茧子；看到妇女们组织起来，不仅做饭送水，还成立了洗衣队、缝补队。


    更让他吃惊的是，工地上的生产效率极高。原本计划三个月的工程，照这个进度，两个月就能完成。吴焕先说：“卢先生，这就是民心可用。老百姓知道这是在为自己干活，劲儿使不完。”


    离开聊城前夜，卢润东在工棚里和几个老农聊天。一个白胡子老汉说：“卢先生，俺活了七十岁，经过光绪年的大旱，经过民国初年的乱，没见过这样的。当官的跟老百姓一块儿干活，读书的跟泥腿子一个锅里吃饭。”


    另一个中年汉子接话：“俺爹饿死那年，官府也在赈灾，可粥稀得能照见人影，还得给衙役塞钱才能领到。现在，干部把饭送到手上，还问你够不够。”


    卢润东问：“要是现在让你们去打仗，你们去吗？”


    汉子们愣了愣。白胡子老汉先开口：“要是打洋鬼子，俺这老骨头也上！为啥？因为聚村救了俺全家，因为俺孙子在聚村学堂念书，因为俺家的地明年就能浇上水——这些好东西，不能让那些吸人血的洋鬼子给祸害了！”


    其他汉子纷纷点头。


    那一刻，卢润东心中豁然开朗。他一路上的疑惑有了答案：为什么潘戴遇刺后，聚村工作反而更好了？因为牺牲让抽象的理想变得具体，让遥远的信仰变得可触可感。人们看到了，真的有人愿意为百姓死；人们明白了，这个组织是玩真的。


    从聊城到安阳，再到郑州，卢润东看到的都是类似的景象。打井的、修路的、盖房的、植树的、修水渠的……整个华北大地，仿佛从沉睡中苏醒，迸发出惊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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