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上午，审讯继续。


    王建国把一叠照片摊在桌上：“李建国同志，这些照片是在你家搜出来的。你能解释一下吗？”


    李建国一看，心沉到了谷底。


    照片上是一些俄文技术书籍、图纸，还有几件明显带有西方风格的小物件——一个铜制地球仪、一支派克钢笔、一块瑞士怀表。


    “书是苏联专家斯米尔诺夫留下的，他说这些技术资料对中国建设有用。”李建国努力保持平静，“地球仪、钢笔、怀表，是我在信托商店买的旧货。王同志可以派人去查购买记录。”


    “我们已经查了。”王建国抽出一张单据，“1956年8月15日，东四信托商店，购买旧地球仪一个，价格五元。对吗？”


    “对。”


    “但问题是，”王建国又抽出一张照片，“这个地球仪，内部有夹层。我们的技术人员在里面发现了这个——”


    一张微缩胶卷。


    李建国瞳孔猛缩。


    “胶卷上拍摄的，是我国东北地区部分军工企业的分布图和产能数据。”王建国声音冷得像冰，“拍摄时间，1956年夏季。李建国同志，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种东西会在你的地球仪里吗？”


    栽赃。赤裸裸的栽赃。


    李建国终于明白了对方的全部计划：先以“历史问题”为由控制他，再趁搜查时放入证据，坐实“间谍”罪名。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打击报复，这是要他的命。


    “王同志，”李建国抬起头，眼神锐利起来，“我要求见李怀德副厂长。”


    “李副厂长也在接受调查，不方便见你。”


    “那我要见杨厂长。”


    “杨厂长去部里开会了。”


    “我要见工业部陈主任。”


    王建国笑了，笑容里带着怜悯：“李建国同志，你现在是重点调查对象，没有资格提要求。我劝你还是主动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这张胶卷怎么来的？谁交给你的？你的上线是谁？”


    一连串的问题，像铁锤砸下。


    李建国闭上眼睛。再睁开时，眼中已是一片清明。


    “王同志，”他说，“我要求做指纹鉴定。”


    “什么？”


    “地球仪我买了快两年，如果胶卷是我放进去的，上面应该有我的指纹。如果是别人放进去的，应该有那个人的指纹。”李建国一字一句，“我要求对胶卷和地球仪夹层做全面的指纹、痕迹鉴定。”


    王建国愣住了。他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建国还能如此冷静地想到技术手段。


    “还有，”李建国继续，“您说胶卷拍摄于1956年夏季。请问具体时间能确定吗？拍摄用的相机型号能确定吗？胶卷的产地、批次能确定吗？如果这些都能查清，也许能找到真正的拍摄者。”


    “这些技术细节……”


    “我是工程师，我懂技术。”李建国打断，“王同志，如果您真想查清真相，而不是完成办案指标，就应该从技术角度入手。栽赃容易，但技术细节不会说谎。”


    这话说得太直白，几乎是在指控调查组“为了办案而办案”。


    王建国脸色变了：“李建国！注意你的态度！”


    “我的态度很明确。”李建国站起身，“我是清白的。如果有人要陷害我，请拿出确凿证据。一张不知从哪里来的胶卷，几本苏联技术书，几张和资本家的合影——这些构不成间谍罪。”


    他盯着王建国：“王同志，1958年了，‘大跃进’开始了。国家需要技术人才。如果你们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个能为国家创造实际价值的工程师打成间谍，这是对国家的犯罪。”


    这话太重了。


    王建国脸色铁青，却一时无言。


    审讯暂时中断。李建国被带回羁押室。


    门关上后，他坐在床上，开始冷静思考。


    对方的栽赃手段并不高明，破绽很多。指纹鉴定、胶卷技术分析、购买记录核实——只要调查组真想查，很容易就能发现问题。


    但问题在于，调查组想不想查？


    从王建国的态度看，他可能只是奉命行事。真正的幕后黑手，在更高处。


    李建国想起李怀德。这次连李怀德都被调查，说明对手的能量极大，目标也不只是他李建国一个人。


    他需要外援。


    但谁能帮他？林家？林振邦是军人，不便插手地方工业系统的事。栾老板？一个餐饮界人士，在这种政治斗争中使不上力。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杨厂长。


    杨厂长虽然不喜他，但更不喜厂里出这种丑闻。一个部级标兵在厂里被打成间谍，杨厂长作为一把手，要负领导责任。


    更重要的是，杨厂长和易忠海关系匪浅。如果这事是易忠海背后搞鬼，杨厂长也许能察觉。


    怎么联系杨厂长？


    李建国目光落在窗外。厂区里，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干活，“大跃进”的标语随处可见。


    忽然，他有了主意。


    当天下午，孙大勇又来送饭时，李建国对他说：“孙处长，我想写份材料，关于如何在‘大跃进’中进一步挖掘老旧设备潜力，提高钢铁产量。能给我纸笔吗？”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孙大勇愣住了：“李工，你现在这情况……”


    “我现在还是轧钢厂的工程师，对吗？”李建国平静地说，“‘大跃进’是全国人民的大事，我也想出份力。这份技术建议，我想请孙处长转交给杨厂长。”


    孙大勇犹豫了。


    按规定，羁押期间不能与外界通信。但李建国说的是技术建议，是为了生产……


    “孙处长，”李建国压低声音，“如果我真的有问题，还会想着为厂里提建议吗？这份材料，也许能证明我的态度。”


    孙大勇一咬牙：“好，我给你拿纸笔。但内容我要检查。”


    “没问题。”


    纸笔拿来后，李建国开始写。他写得很认真，从老旧轧机的改造，讲到新型轧机的设计思路，讲到如何在不增加太多投资的情况下，把现有产能提高50%。


    这些建议，都是干货。结合了现代技术理念和1958年的现实条件，每一条都有可行性。


    写到第三页时，他在一段关于“传动系统优化”的技术描述中，用只有杨厂长能看懂的方式，夹了一句话：“谣言止于智者，技术不会说谎。盼厂长主持公道。”


    这句话，混在一大堆技术术语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写完，他把材料交给孙大勇：“孙处长，拜托了。”


    孙大勇翻看了一下，确实是纯技术内容，点点头：“我尽量。”


    材料送出去了。


    李建国靠在墙上，闭上眼睛。


    他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看天意。


    但不知为何，他心里有种莫名的信心。


    空间里的灵泉水，不仅强化了他的身体，似乎也强化了他的直觉。他感觉，这次危机，他能度过。


    而且度过之后，他会更强。


    窗外，夕阳如血。


    1958年的春天，就要来了。


    而这场风暴，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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