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刘芒还是没能亲赴疫情前线。


    并非他改变了主意，而是大哥刘备的态度异常坚决，毫无转圜余地。


    刘备动用了兄长的权威，甚至不惜以“若你私自前往，我便亲自去将那疫区封死，任何人不得出入，你去了也是白去”相威胁，彻底堵死了刘芒的念头。


    他只能将那份基于后世知识的、更为严密也更为“酷烈”的防疫方略，详详细细地写下来，交给了大哥刘备。


    其中甚至包含了一些在这个时代看来“倒行逆施”、“有伤天和”的极端预案——比如，一旦发现某个聚落疫情完全失控、无法有效隔离且濒临集体死亡时，为阻止瘟疫扩散，是否应考虑……“非常手段”？


    刘芒写这些时，笔尖是沉重的。


    他比任何人都希望百姓安稳，否则当初何必费尽心机将这些百姓从南下的流徙中留下？但理智告诉他，在医疗条件极度落后的古代，面对某些烈性传染病，壮士断腕或许是避免更大灾难的唯一选择。


    这就是他内心“非常之仁”的残酷逻辑：以最小的、可控的牺牲，换取最大多数人的生存。


    刘备看完方略后，沉默了许久。


    最终，刘备采纳了方略中“防”的部分，对于那些“治”的极端预案，他未置一词，只是深深地看了刘芒一眼，那眼神复杂难明，有震惊，有不解！


    他看懂了四弟字里行间那份冷静到近乎冷酷的决断，也感受到了那份隐藏在冷酷背后的、更深沉的痛苦与无奈。


    但这也正是刘备无法理解的，为何非要用那种伤天害理的手段？即便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有违法礼，简直是倒行逆施，若是宣扬出去，他们兄弟何以立足？


    再说若是以此法管控瘟疫，届时礼乐崩坏，官吏效仿，对百姓动则杀伐，纲常失纪。岂是真正的安民之策？


    孙邵被紧急派往齐国郡西安县，全权负责防疫。事情的发展，果然如刘芒所料，也如刘备所惧。


    疫情比上报的更为严重，发现时已悄然扩散。恐慌如同瘟疫的帮凶，在信息闭塞的流民中迅速蔓延。尽管孙邵竭力执行隔离、消毒、安抚等措施，但初期仍出现了小规模的逃亡潮。


    尽管官府迅速派兵拦截、设立关卡，但瘟疫依旧沿着逃亡的路径，向周边区域零星扩散。


    一场艰苦卓绝的防疫战就此打响。刘备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调集军队维持秩序，征召医者，运送药草粮食物资，封锁道路，安抚民心。


    整个过程充满了混乱、牺牲和无奈。最终，依靠着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刘备“仁德”声望带来的凝聚力，疫情在肆虐了近两个月后，终于被艰难地控制住了。


    统计结果出来，死亡人数接近两万。


    消息传回营陵，青州上下，包括刘备本人在内，都长舒了一口气，甚至感到一丝“庆幸”。在动辄“十室九空”的古代瘟疫面前，二十多万人的聚集地只死近两万人，已堪称奇迹！


    刘备的声望不降反升，百姓对其感恩戴德，“刘青天”、“仁德之主”的称颂之声遍及州郡。是刘备的果断和投入，挽救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命。


    然而，刘芒在私下听到这个数字时，却将自己关在书房里，久久不语。


    如果……如果是我去处理呢？一个冰冷的声音在他心中回响。


    他推演过无数次。以他的作风，在疫情初露苗头、尚未大规模扩散时，他会以雷霆手段，立即对那个千余人的源头聚落实施最彻底的、物理意义上的“绝对隔离”！


    甚至……在确认无法有效控制内部疫情的情况下，他会毫不犹豫地采取那“有伤天和”的终极手段！


    这无疑会背上“屠戮百姓”的骂名，会被唾弃为“酷吏”、“魔鬼”。


    但是，代价呢？代价可能就是那一千多个注定要死的人提前死亡，而疫情被牢牢锁死在那片死亡禁区之内！后续的扩散、近两万人的死亡、以及消耗的巨大社会资源，或许都可以避免。


    这就是他与大哥刘备最根本的分歧，是两种“仁”的碰撞。


    刘备的仁，是显性的、当下的、符合世俗道德的仁。他珍视每一条眼前能看到的生命，不愿主动牺牲任何一人，哪怕这种“不放弃”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


    这种仁，能凝聚人心，赢得爱戴，是成为“明主”的基石。


    就像历史上刘备从新野撤退时带走十万百姓，无论其背后是否有“裹挟以增实力”的考量，其行为本身，在道义上占据了至高点。


    尽管这十万百姓在颠沛流离和曹军追击下死伤惨重，但这份“不抛弃”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政治资产。


    而刘芒的仁，是隐性的、长远的、甚至看似残酷的仁。


    它基于一种冰冷的、超越时代的功利计算：以必要的、可控的牺牲，换取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终结更大的、更长久的痛苦。


    这种“仁”不被理解，注定孤独，注定背负骂名。它无法成为聚拢人心的旗帜，因为它挑战了人性底线和传统的道德观。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刘芒苦笑着摇了摇头。他早已认清现实。


    自己这种满脑子“倒反天罡”念头、行事不择手段的人，永远不可能成为那个众望所归、这个时代的明主。


    他只能是主公手中最锋利、也最见不得光的那把刀。理想与现实之间，横亘着一条名为“人性”与“道统”的鸿沟。


    他该庆幸，庆幸执刀的人是大哥刘备，一个重情义、有底线、真正关心百姓的主公。所以，即便时常感到束手束脚，甚至事后免不了一顿训斥或“体罚”，他也没有什么可埋怨的。


    这就是他的定位，他的宿命。


    只是，这次瘟疫的处理结果，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那不必要的近两万死亡，让他更加坚定了推行“非常之道”的决心。


    乱世，容不得太多的妇人之仁。


    时间流逝，转眼到了汉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下旬。一件让刘芒颇为意外又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孙骁回来了，并且成功地将他的恩师蔡邕一家，“请”到了青州！


    当风尘仆仆的孙骁站在面前，禀报任务完成时，刘芒心中一块大石落地，又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他立刻详细询问经过。


    孙骁脸上带着一丝后怕，讲述了惊心动魄的“请师”过程：


    他们抵达长安后，顺利见到了蔡邕，并呈上了刘芒那封措辞“热切”的回信。蔡邕初看大喜，以为联姻之事有望。但随即面露难色，坦诚相告：董卓强征他入朝，表面礼遇，实为“装点门面”，将他当作笼络士人的招牌，同时也是一种变相的软禁。他身边有董卓的耳目，行动受限，根本不可能轻易离开长安。况且，他若贸然出走，必然连累留在陈留的宗族。他感激弟子的好意，但实在身不由己。


    这下可把孙骁难住了。若是单纯是蔡公不愿前去青州，他还想再劝解一番，但竟然还有董卓的耳目……


    此时岂不是“万不得已”之时？于是孙骁找了“如厕”的理由，偷偷在茅厕打开锦囊，看到锦囊里的妙计，他手一抖，冷汗直冒，这种大逆不道之事……真的好吗？


    收拾好心情，再次回到宴客厅时，孙骁已经收拾好心情。


    他对蔡邕说：“蔡公，君候一直感念师恩，常因不能侍奉左右而愧疚。如今既然蔡公暂时无法成行，君候特命我等在长安略尽心意。三日后，想在文趣阁长安分号设下家宴，请蔡公携家眷一聚，以全弟子孝心，也好了却君候一桩心愿。日后山高水长，不知何时再能相见了。”


    这话说得情真意切，又带着一丝伤感。蔡邕想到自身处境险恶，与爱徒可能永诀，不禁悲从中来，未加多想，便答应了赴宴。


    接下来三天，孙骁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他带着人在长安城内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一户刚死了老人、正准备发丧的人家。孙骁许以重金，说服这家人暂缓发丧，将老人棺椁秘密移至院中浅埋，对外谎称三日后扶灵归乡。


    他又通过文趣阁的关系和金钱打点，以那一家人的名义顺利从官府拿到了出城的文书。


    宴请当日，文趣阁长安分号后院雅间。孙骁准备的酒菜中，早已下了药性温和的迷药。酒过三巡，蔡邕一家三口便昏睡过去。


    孙骁立刻指挥手下，将蔡邕、蔡夫人以及蔡琰三人，分别放入一口特制的、内有夹层、可通气的“棺材”中。上层放些杂物掩人耳目，下层藏人。


    然后，将这口“棺材”混入那户丧家的出殡队伍，利用早已办好的文书，有惊无险地骗过了城门守军，顺利出了长安城。


    出城五十里后，孙骁才命人打开棺材，将昏睡的蔡邕一家转移到早已备好的舒适马车中，一路换马不换车，日夜兼程，几乎是“挟持”着奔往青州。


    直到进入兖州地界，远离了董卓的控制范围，孙骁才彻底放下心来。


    听完孙骁的叙述，刘芒半晌无言。最终还是动用了自己的“不折手段”。可以想象，蔡邕醒来后发现被“骗”出长安，会是何等的惊怒交加！


    “蔡公……这一路上，情绪如何？”刘芒揉着额头问道。


    孙骁苦笑：“起初自然是震怒，沿途多次斥骂，要返回长安。我等只能再三解释，言明长安局势危如累卵，董卓倒行逆施，必不长久，君候此举实为保全恩师性命与蔡氏血脉。后来，或许是离开了那是非之地，冷静下来，又或许是看到了沿途民生凋敝、战乱将起的景象，蔡公的怒气渐消，但一路沉默寡言，直到抵达青州，都未曾再与属下多言。”


    刘芒叹了口气，他知道，自己这次又把“倒行逆施”的事情做绝了。绑架当世大儒，还是自己的恩师，这名声要是传出去，足够让他在士林臭名昭着一辈子。


    但他不后悔。历史上，蔡邕就是在今年（192年）董卓被杀后，因一声叹息被王允下狱处死。他这是实打实地救了恩师一命！至于误会和骂名……嗯！尽量捂，实在捂不住就背着呗！！


    “辛苦了，孙先生。此事你办得……很好。”刘芒拍了拍孙骁的肩膀，“带我去见恩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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