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虎岗的风似乎总是夹杂着一股浓郁的黄土气息，如同一股无形的力量，吹拂过这片土地。当风吹拂在人们的脸颊上时，那种感觉仿佛被细细的沙尘抽打一般，带来一丝丝刺痛和灼热感。


    白天的时候，村民们都忙碌于山坳之中，他们齐心协力地搭建工棚，精心砌筑着反应炉灶。


    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以至于手指因为长时间的劳作而磨出血泡，但他们只是简单地用布条包裹一下伤口，然后继续坚持干活儿。


    然而，每当夜幕降临，情况便会发生变化。在那个最大的窑洞内，一盏微弱的煤油灯散发出明亮的光芒，照亮了整个空间。


    灯光映照下，墙壁上映射出无数道长长的人影，使得原本昏暗的窑洞变得格外热闹非凡，甚至比白昼还要喧嚣几分。


    我们不能总是依赖佳贝怡她们几个人啊。 老支书静静地蹲坐在门槛之上，一边吧嗒着手中的旱烟袋，一边若有所思地说道。


    他将烟锅里剩余的烟灰轻轻地磕落在鞋底上，瞬间迸发出几颗小小的火星，如同夜空中闪烁的星星般短暂而耀眼。这些火星溅落在泥土地面上，留下点点痕迹，仿佛也象征着生活中的种种艰辛与不易。


    这话戳到了大家的心事。转移那阵子，陈工被流弹擦伤了胳膊，磺胺生产停了三天，前线送下来的伤员等着药，急得赵佳贝怡嘴上起了燎泡。那时候大家才明白，光靠几个人攥着技术不行，得让更多人学会，这事业才能扎下根。


    夜校就这么办起来了。黑板是块青石板，用锅底灰混着桃树胶刷的，黑得发乌，挂在窑洞最里头的土墙上，边上还粘着几根稻草。粉笔是小李带着几个年轻娃，在河滩上捡的白石头，磨得方方正正，写在板上“沙沙”响，写急了能刮出火星子。


    学生们可杂了。有村里识过几年字的年轻人，袖口磨得发亮；有负责保卫的战士，枪就靠在墙角，手还按在枪套上；甚至还有两个刚过门的新媳妇，白天纳鞋底，晚上揣着针线筐就来了，说“学不会认字，能记个药方子也行”。


    第一堂课，赵佳贝怡站在石板前，手里攥着块白石头，手心沁出的汗把石头润得发亮。她平时跟药罐子打交道还行，对着一屋子人说话，声音都发飘：“咱先讲磺胺。”


    她在黑板上画了个圈，又点了几个点，像个歪脑袋的虫子，底下有人“嗤”地笑出声。是警卫班的王二柱，他挠着头说：“赵同志，这玩意儿比小鬼子还坏？”


    “坏得很。”赵佳贝怡也笑了，拿起另一块石头，在圈边上画了个钥匙的形状，“咱的磺胺，就像把小钥匙，能堵死细菌吃饭的‘嘴’，让它们活活饿死。”


    她指着圈里的点：“但这钥匙得用对时候，伤口化脓了才管用，没破的皮上用，白搭。还有啊，有的人用了会起疹子，就像地里长了毒草，得赶紧停……”


    王二柱蹲在最前头，怀里抱着枪，膝盖上放着块木板，用炭笔在上面画着那个“歪脑袋虫子”，画得比赵佳贝怡还丑，却看得格外认真。


    “赵同志，”后排有人喊，是村里的二婶，手里还攥着没纳完的鞋底，“那疹子是啥样？跟我家娃起的痱子一样不？”


    “不一样。”赵佳贝怡走到她跟前，拿起她的手比划，“痱子是一片一片的小疙瘩，这疹子是红块块，能连成一大片，还发烫。”她想了想，又补充，“就像被火烤过的红土坡，又红又烫。”


    二婶点点头，从针线筐里翻出块碎布，用针别在鞋底上，“我记着，红土坡似的，得停。”


    陈工的课，得往窑外跑。他讲冷凝器，就拎着个用竹管和瓦罐改的玩意儿，站在刚搭的灶台边，指着上面的水珠：“看这水珠子，顺着竹管往下滴，一滴是一滴，快了慢了都不行。快了，说明里面烧得太猛，药就熬坏了；慢了，火不够，白浪费柴。”


    他让根生过来，递给他一把小锤子：“你敲敲这接口，听着声儿脆不脆？脆，就说明没漏气；要是发闷，准是没扎紧。”


    根生是个愣头青，刚从田里被拉来当警卫，识不了几个字，可对这些铁家伙、竹管子特别上心。他蹲在边上，耳朵贴在竹管上听，敲一下，直点头：“左边这节脆，右边那节有点闷！”


    “对喽。”陈工拍了拍他的肩膀，“右边那节接口没缠紧，咱找截麻绳，蘸点桐油缠上，保准就脆了。”


    根生学得认真，晚上回自己那孔小窑洞，就着月光用木棍在地上画竹管的样子，画一段就敲敲地面，听声儿辨虚实。没过几天，陈工修设备，他蹲在边上递工具，递得比谁都准。


    小李的课最费劲。他抱着本翻烂了的德文资料，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教：“这个是A，跟咱的‘啊’差不多；这个是B，念‘拜’……”


    底下的人学得舌头打结，秀芹红着脸说：“小李同志，这洋字儿比绣花还难。我绣朵牡丹，针脚歪了能拆了重绣，这字母念错了，舌头都捋不直。”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不难，常用的就那几个。”小李拿起根烧黑的木炭，在地上写，“‘磺胺’这两个字，德文是Sulfonamid，记不住全的，记个‘Sul’也行，就像咱记人的外号。”


    他怕大家没兴趣，还讲些外国的事儿：“人家打仗的时候，也是这么熬药的，用的罐子比咱的还破。有个大夫，把自行车拆了，用轮子当搅拌器，照样做出药来救了好多人。”


    秀芹听得眼睛发亮，把小李写的字母描在自己的围裙上，纳鞋底的时候就瞅两眼，针脚歪了都顾不上。


    课堂上没铃，啥时候结束，全看煤油灯。灯芯烧得短了，老支书就说：“行了行了，明儿还得干活，散了吧。”可总有人不走，围着问这问那。


    根生常常拿着个破瓦罐，追着陈工问个没完，直到窑外的天泛起鱼肚白。“陈工，天要是冷了，竹管冻住了咋办？”“要是下雨，柴火湿了烧不旺，反应慢了咋整？”陈工被问得没法，干脆在灶台边支了块木板，把常见的问题写在上面，让他自己琢磨。


    更多的时候，课是在干活时上的。赵佳贝怡往反应锅里倒料，就喊：“大家看，这粉末得慢慢撒，像撒种子似的，撒快了就结块，跟地里的坷垃一样，不顶用。”


    王二柱扛着枪在边上警戒，听着听着就凑过来，用枪托在地上画：“赵同志，那要是结块了，能像碎坷垃似的碾碎不？”


    “能是能，就是药效差了。”赵佳贝怡让他抓把粉末试试，“你看，得这样，手腕转着圈撒，像给菜地里追肥。”王二柱学得认真，后来撒料比谁都匀，成了“撒料能手”。


    设备坏了，陈工蹲在地上修，嘴里也不闲着：“这齿轮磨秃了，就像啃不动骨头的牙，得换。咱没新的，就找块硬木头，照着样子刻一个，对付着也能用。”他边说边用刀在木头上刻，“你看这齿，得斜着刻，就像狗咬东西，斜着使劲才咬得牢。”


    旁边烧火的二婶就记着，回家找了块枣木，让她男人照着刻了个小齿轮，第二天拿过来，居然真能用。


    连做饭的时候，灶房里都能讨论起来。秀芹烧火，看着火苗忽大忽小，突然说：“赵姐，这火候是不是跟熬药一样？大了糊，小了不熟。”


    赵佳贝怡正帮着摘菜，笑着点头：“就是这个理。啥时候该大火，啥时候该小火，得摸透了性子。就像炖肉，先得大火烧开，再转小火咕嘟，急不得。”


    秀芹就把这话记在心里，烧火的时候总盯着锅底的火苗，后来她烧的灶，火力稳得很，陈工总夸：“秀芹烧的火，熬药最得劲。”


    变化是慢慢显出来的。根生不再光会扛枪，陈工设计的新灶台，他看一眼就知道咋搭，还琢磨着在竹管上钻几个小孔，让水流得更匀。有回竹管堵了，别人都没辙，他往里面塞了根细铁丝，头上弯了个小钩，一勾就把里面的渣子勾出来了，看得陈工直点头。


    秀芹的本子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哪个批次的磺胺颜色深，哪个批次的溶解快，记得比谁都清楚。赵佳贝怡查数据，都得问她：“秀芹，上周三那锅药，沉淀多不多？”秀芹闭着眼睛想半分钟，准能说出个数来，误差超不过一勺。


    二婶更神，她不认字，却能靠摸分辨药粉好坏。抓起一把磺胺粉，捻一捻，闻一闻，就知道干没干透，杂质多不多。她说：“干透的粉，捻着像沙子，簌簌往下掉；没干透的，发黏，沾手指头。”试过几次，比天平还准。


    有天晚上，讲完课，大家没散，围在火堆边烤洋芋。根生掏出个口琴，是缴获的，漆掉了一半，吹得不成调，却硬是把《太行山上》吹了出来。调子忽高忽低，像山里的风在唱，可没人笑，秀芹和几个女同志跟着哼，哼着哼着，声音就抖了。


    赵佳贝怡靠在窑洞门口，望着天上的星星。星星很密，亮得很，像撒了一地的白石头，跟黑板前大家用的粉笔似的。


    她想起杨教授临走前，把那几本手稿塞给她，说“技术得传下去，人没了，本事不能没”；想起白求恩大夫，在油灯下教大家换药，说“你们学会了，能救更多人”。


    现在，这些话，正在这孔窑洞里，在火堆旁，在沾满泥土的手心里，慢慢长芽。


    这课堂没牌子，没奖状，甚至连块正经的黑板都没有。可在这里，知识不是写在纸上的字，是能救命的药，是能打鬼子的武器，是能让日子过下去的指望。


    风吹过窑洞，带着柴火的味道，吹得煤油灯的光晃了晃。赵佳贝怡裹紧了身上的单衣，心里却暖烘烘的。她知道，这无声的课堂，其实比啥都响亮。王二柱撒料时手腕转动的弧度，根生修设备时弯起的铁丝小钩，秀芹本子上歪歪扭扭的数字，二婶捻药粉时皱起的眉头，都是这课堂的板书，比石板上的字更结实，更长久。


    夜渐渐深了，火堆边的人还没散。根生又在问陈工冷凝器的事儿，秀芹在给二婶念她记的数字，小李在地上画着外国字母，赵佳贝怡看着这一切，突然觉得，就算鬼子再凶，日子再难，只要这窑洞里的灯还亮着，这无声的课堂还在，就总有盼头。


    因为知识长在人身上，就像种子落进土里，只要有人侍弄，总有破土而出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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