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18日，清晨七点。


    我背着双肩包，走出虹桥机场。上海的空气和北京完全不同，湿润，黏稠，带着黄浦江的腥味和梧桐树叶被晨露打湿后的清香。


    六月的上海已经进入梅雨季，空气里能拧出水来。我手里捏着那张硬纸板登机牌——在这个电子客票还未普及的年代，这张登机牌有种实实在在的触感。


    张汝京的助理小陈在出站口等我，还是那副金丝眼镜，还是那口台湾腔的普通话：“田先生，张博士在张江等您。路上很快，您可以在车上休息。”


    清晨的车流还不算密集，但已经能感觉到这座城市的脉搏。车子驶上高架，窗外是飞速后退的城市天际线。


    1990年的浦东还只是农田和渔村，现在已是高楼林立的金融区。这个国家变化的速度，快得让人恍惚。


    “田先生，您看起来有点累。”小陈从副驾驶转过头。


    “昨晚没睡好。”我说。


    其实是一夜没睡。凌晨三点还在看《Genesis》的全球发行数据报告，五点核对《华夏》专辑的最终曲目顺序，六点出发去机场。飞机上一个小时，闭着眼睛但没睡着，脑海里反复预演今天要面对的场景。


    道路两边开始出现大片空地，塔吊林立，挖土机像钢铁巨兽蛰伏在晨雾中。这里是张江，上海规划的“高科技园区”，现在还是一片大工地。但我知道，十年后，二十年后，这里会成为中国芯片产业的心脏。


    “到了。”小陈说。


    车子停在一片空地边缘。空地中央搭起了一个简单的台子，铺着红地毯，背景板上写着“中芯国际一期工程奠基仪式”。台下已经站了几十个人——有穿着西装的管理层，有穿着工装的工程师，还有几个政府官员模样的人。


    张汝京站在台边，正和几个人说话。他今天穿了件深蓝色的夹克，没打领带，看起来很随意，但腰板挺直，眼神锐利。看见我，他招招手。


    我走过去。张汝京对身边的人说：“这位是田浩彣，我们最年轻的投资人，也是最特别的投资人——做音乐的，跑来投芯片。”


    几个人都笑了，但笑容里有尊重。在这个圈子里，钱是最诚实的语言。我投的两千四百万美元，让我有资格站在这里。


    “浩彣，来。”张汝京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待会儿仪式结束，有几个美国来的设备供应商代表想见你。他们听说我们的投资人里有个十六岁的音乐人，觉得很有意思。”


    “见我干什么？”


    “好奇。”张汝京笑了，“也可能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把钱投到这种十年不见回报的项目里。”


    “您怎么跟他们说的？”


    “我说，这个年轻人看得比我们都远。”张汝京拍拍我的肩，“这不是恭维，是实话。在这个年纪，有这个格局，不容易。”


    仪式开始了。简单的流程，领导讲话，嘉宾致辞，然后是最重要的环节——奠基培土。


    我和张汝京，还有另外几个投资人、政府代表，每人拿到一把系着红绸的铁锹。我们走到空地中央，那里已经挖好了一个浅坑，坑底放着一块奠基石，上面刻着“中芯国际一期工程奠基 2000年6月18日”。


    “来，一起。”张汝京说。


    我们同时铲起一锹土，抛向奠基石。泥土落在石头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一下，两下，三下。红绸在晨风中飘扬，摄像机的闪光灯此起彼伏。


    这个画面会登上明天的报纸——《中芯国际在沪奠基，中国芯片产业迈出关键一步》。大多数读者只会匆匆扫过标题，不会知道这块奠基石下埋着什么，不会知道站在这里的这些人，心里在想什么。


    但我记得。我记得张汝京在台北说“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时的眼神，记得他在上海那个小餐馆里说“我不甘心”时的语气，记得他发来的那些深夜还在看图纸的照片。


    这一锹土，埋下的不止是一块石头。是一个理想，一个可能失败但必须尝试的理想。


    培土结束，掌声响起。不算热烈，但足够真诚。在场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成功，这里将建起中国第一座能够与国际巨头竞争的芯片制造厂；如果失败，这几亿美元的投资，这些人的心血，都会埋在这片土里，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仪式结束，人群开始散去。张汝京拉着我走到空地边缘，那里停着一辆挖掘机。他拍拍冰冷的钢铁外壳：“下个月，这台机器就会开始挖地基。再下个月，钢筋水泥会运进来。年底前，厂房主体结构要起来。明年这个时候，第一台光刻机要安装调试。”


    他的眼睛看着前方空无一物的土地，但眼神里有完整的蓝图。“浩彣，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


    “什么？”


    “怕我们做得不够快。”他转过头看我，“芯片这个行业，迭代速度太快了。0.35微米，0.25微米，0.18微米，然后是0.13，90纳米，65纳米……每两年一次技术换代。我们起步已经晚了，如果再不跑快点，就永远追不上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但我们毕竟起步了。”我说。


    “是啊。”他长长吐出一口气，“起步了。这就够了。”


    我们沉默地站着，看着这片空地。晨雾渐渐散去，阳光穿透云层，洒在裸露的黄土上。远处传来其他工地的打桩声，咚，咚，咚，像巨大的心跳。


    午饭后，张汝京带我看设计图。


    他展开一张巨大的蓝图，铺在临时办公室的简易桌上。图纸上的线条密密麻麻，标注着各种符号和数字。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泛黄的图纸上，那些线条仿佛有了生命。


    “浩彣你看，”他指着图纸中央的方块区域，“我们第一期主攻0.35微米制程。虽然比国际先进水平差了一代，但这是中国第一座能稳定量产0.35微米的厂。台积电现在做0.25，英特尔已经在研发0.18，但我们不能好高骛远，先把0.35做稳。”


    他的手指沿着图纸移动：“这是洁净车间，净化等级要达到Class 1——每立方英尺空气中，直径大于0.1微米的尘埃粒子不能超过1颗。这是水处理系统，芯片制造要用超纯水，比蒸馏水还要纯十万倍。这是电力保障，不能有毫秒级的断电……”


    我听着，脑海里浮现出前世参观芯片厂时的画面：穿着无尘服的工人在黄色灯光下操作机器，整个车间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只有机器运转的低频嗡鸣。


    “最难的还不是技术，是人。”张汝京抬起头，“国内懂半导体制造的工程师太少，我得从台湾带团队过来，还得培养本地人才。你投的钱，有四分之一要用在人才培训上。”


    “值得。”我说，“人才才是最大的芯片。”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张博士，还有个问题想提醒。半导体行业的专利壁垒很高，我们起步晚，技术路线选择上…是不是要考虑专利规避？还有人才的竞业规避。”


    张汝京转头看我，眼神里有惊讶：“你连这个都懂？”


    “略知一二。”我斟酌着措辞，“我查过资料，英特尔、德州仪器这些巨头，每年花几亿美元打专利官司。我们将来要做大，迟早要面对这个问题。”


    他沉默片刻，点点头：“你说得对。我们现在的技术路线，尽量走公开文献的路径，避免直接侵犯核心专利。但说实话，完全避开不可能。半导体制造几百道工序，几千项专利，就像雷区。”


    “那怎么办？”


    “三个办法。”张汝京伸出三根手指，“第一，建立自己的专利库，哪怕数量少，也要有谈判筹码。第二，和高校、研究所合作，开发替代技术路线。第三…”他顿了顿，“做好心理准备，迟早要打官司。但这官司值得打，打赢了，路就宽了。”


    我看着眼前这片空地，想象着几年后这里可能收到的律师函。但张汝京的表情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必然会发生的小事。


    “那就打。”我说，“如果需要法律支持，我的团队可以帮忙。”


    “浩彣，”张汝京忽然问，“你做音乐，做互联网，都是风口行业，来钱快。为什么对芯片这种苦哈哈的事感兴趣？”


    这个问题他问过，我也回答过。但今天，在这个奠基仪式后的早晨，我想给出一个更诚实的答案。


    “张博士，”我说，“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你知道一些事，但你没法告诉别人？”


    他看着我，眼神深邃。


    “比如您知道芯片很重要，但很多人不理解，觉得那是国家的事，是科学家的事，跟自己没关系。”我继续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知道一些事，关于未来，关于这个国家会经历什么，关于我们这一代人要面对什么。但我不能说，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十六岁孩子的话。”


    我顿了顿：“所以我只能用行动来说。我投芯片，不是因为它能赚钱——恰恰相反，它很可能赔钱。我投它，是因为我知道它必须存在。就像您说的，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既然我有这个能力，我就迈了。”


    张汝京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浩彣，你是个老灵魂。”


    “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身体是十六岁，但你的眼睛，像看过很多事，走过很多路。”他摇摇头，“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了对的事。”


    他看看表：“好了，美国来的客人应该到了。走，去见见。”


    我们走向临时搭建的会议室。路上，张汝京忽然说：“对了，你那张英文专辑，已经发行了是吧？”


    “您怎么知道？”


    “我儿子在美国读书，他告诉我的。”张汝京笑了，“他说现在美国的年轻人都在讨论一个中国十六岁歌手出的英文专辑，很火。我听了《Uptown Funk》，很不错。节奏感很强，让人想跳舞。”


    我很惊讶：“您会听这种歌？”


    “为什么不会？”他眨眨眼，“做芯片的人，也要有生活啊。再说了，音乐和芯片，本质上都是创造——一个创造美，一个创造功能。都需要想象力，都需要突破边界。”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我们走进会议室。里面坐着三个美国人，都是设备供应商的代表。看见我们进来，他们站起来握手。寒暄过后，一个叫麦克的中年男人直截了当地问：“田先生，我们很好奇，您这么年轻，事业这么成功，为什么会投资芯片？这不是您的领域。”


    我用英语回答：“麦克先生，您会开车吗？”


    “当然。”


    “您知道发动机怎么造吗？”


    “不太清楚。”


    “但您知道车很重要，所以您买车，开车。”我说，“芯片也是一样。我不需要知道光刻机怎么造，但我知道芯片很重要——它是数字时代的心脏。既然我有这个能力，我就投资这个心脏的制造。”


    另一个美国人问：“您不担心风险吗？芯片制造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失败率很高。”


    “我做的每件事风险都很高。”我说，“四年前我开音乐公司时，所有人都说我疯了。一年前我做网吧系统时，所有人都说会被地头蛇赶出去。半年前我做数字音乐平台时，所有人都说会被盗版压死。但我都做成了。”


    我看着他们：“所以芯片为什么不行？因为更难？那就更值得做。”


    三个美国人交换了一下眼神。麦克笑了：“田先生，您很有说服力。说实话，来之前我们还有点怀疑，现在没有了。您和张博士一样，都是那种……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敢去要的人。”


    会谈很顺利。我们讨论了设备采购的时间表、技术培训的安排、售后服务的细节。张汝京全程主导，我偶尔补充。三个美国人看我的眼神，从一开始的好奇，逐渐变成尊重。


    中午，我们在工地旁边的简易食堂吃饭。大锅菜，米饭管饱。张汝京、我、几个工程师，还有那三个美国人，挤在一张圆桌旁。


    “在中国做项目，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麦克问。


    “时间。”张汝京说，“在美国，一个项目从立项到动工，可能要经过无数轮听证会、环保评估、社区协商。在中国，只要政府支持，效率可以非常高。但反过来，如果某个环节卡住，可能就无限期拖延。”


    他夹了一筷子青菜：“所以我们要快。趁着现在政策支持，趁着大家还有热情，把基础打牢。等楼盖起来了，机器装起来了，团队组建起来了，就算后面有风浪，也能扛过去。”


    麦克点点头：“张博士，您为什么选择回中国？您在德州仪器已经是资深总监，在美国有很好的生活。”


    张汝京放下筷子，想了想：“麦克，您有孩子吗？”


    “有两个。”


    “您希望他们将来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麦克愣住了。


    “我希望我的孩子——广义的孩子，所有华人孩子——生活在一个不会被技术卡脖子的世界。”张汝京说，“芯片是信息时代的粮食。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自己生产粮食，就要看别人脸色吃饭。我不想我的后代看别人脸色。”


    他说得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食堂里安静下来，只有电风扇嗡嗡转动的声音。


    “我明白了。”麦克举起茶杯，“敬您。也敬田先生。你们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


    下午，美国人离开后，我和张汝京又在工地转了一圈。他指着各个区域，告诉我哪里是洁净厂房，哪里是研发中心，哪里是员工宿舍。他的手指在空中划过，像指挥家在指挥一支看不见的交响乐团。


    “浩彣，”他忽然说，“你今天晚上就要回北京？”


    “嗯，”我说，“公司还有很多事情没处理完。”


    “高考快到了吧？”


    “还有十九天。”


    他停下脚步，认真地看着我：“你真的要去考？”


    “真的。”


    “为什么？”他不解，“以你现在的成就，清华北大都会抢着要你，何必去受那个罪？”


    这个问题好几个人问过。我想了想，给出一个不同的答案。


    “张博士，您知道选择的意义吗？”


    他愣住了。


    “就是人生每个重要的节点。”我继续说，“每个选择都能决定一种不同的人生，如果给您一次机会，您会怎么选？”


    张汝京沉默了一会儿：“我或许会更勇敢，选择不同的方向，经历不一样的人生。”


    “我略有不同。”我说，“我会选择去经历所有应该经历的事，包括高考。不是因为它重要，恰恰因为它对现在的我‘不重要’——我可以不在乎结果，但我要这个过程。我要知道我的同龄人在经历什么，我要保持和这个时代最广大群体的连接。”


    他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然后他点点头：“我懂了。你不是在考试，是在……锚定。”


    “锚定？”


    “嗯。”他指向远处黄浦江的方向，“船在海上航行，需要锚。人在时代里前行，也需要锚。你的音乐、你的投资、你的事业都是船，但你需要一个锚，把你拉回地面，拉回真实的生活。高考就是那个锚。”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他说得对。比我自己想的还要对。


    “谢谢您。”我说。


    “不用谢我。”张汝京拍拍我的肩，“浩彣，记住一件事——不管你飞多高，走多远，都要有一个可以回来的地方。那个地方不一定是地理上的，可以是某件事，某个人，某种经历。它让你知道你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他顿了顿：“对我来说，这个锚就是芯片。不管多难，多累，多不被理解，只要回到这片工地，看见挖掘机在挖土，看见工人在绑钢筋，我就知道我走在正确的路上。你也要找到你的锚。”


    我点点头。心里某个地方豁然开朗。


    重生七年，我一直在狂奔。用前世的记忆抄近道，用今生的资源加速跑。我改变了个人命运，改变了家人生活，改变了团队轨迹，甚至开始尝试改变行业和产业。


    但我也在迷失。有时候半夜醒来，会恍惚——我是谁？是那个前世一事无成的中年人，还是今生这个十六岁的“天才”？我做的这些事，是因为它们值得做，还是仅仅因为我知道它们会成功？


    我需要一个锚。一个与重生记忆无关，与先知优势无关，纯粹的、属于今生的锚。


    高考就是这样一个锚。它公平，残酷，纯粹。它不关心我有什么成就，只关心我能答对多少题。它把我拉回一个十六岁少年最真实的处境——和千百万人一起，挤过独木桥。


    “我找到了。”我对张汝京说。


    “那就好。”他笑了，“去吧，去考试。考完再回来，楼应该已经开始盖了。”


    傍晚，我离开张江。车子驶向机场的路上，我回头看那片空地。夕阳下，工人们还在忙碌，挖掘机的机械臂在空中划出有力的弧线。奠基石已经埋进土里，看不见了，但我知道它在那里。


    就像我知道，今天我在这里埋下的不止是一块石头。


    还有一个承诺——对这个时代的承诺，对这个国家的承诺，对我自己的承诺。


    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打开邮箱，查看今天的工作邮件。《Genesis》上线十二小时的数据报告已经出来：全球数字下载量8.7万次，其中北美占42%，欧洲28%，亚洲30%。《Uptown Funk》在MTV的首播收视率破纪录，布兰妮客串的镜头在社交媒体上被疯狂转发。


    高军发来消息：“新办公场地已开始筛选，中电信息大厦，大地科技大厦8月竣工，评估报告后续发你邮箱。”


    王工：“‘星声计划’第一期训练营总结报告已发你邮箱。三十七个人，十个A级已经安排导师，二十七个B/C级进入跟踪培养体系。”


    赵振：“IFPI最后一批赔偿款已支付，和解协议全部履行完毕。好听音乐网与滚石、华纳的正式合作公告明天发布。”


    数字，汇报，进展。一切都按计划推进。


    但今天，站在上海那片空地上，我忽然觉得这些都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那个锚。是我终于找到了在这个时代、这个身份里，真正属于自己的支点。


    飞机起飞时，我看着窗外的上海。灯火如星河般铺开，黄浦江像一条金色的缎带穿城而过。这座城市在生长，在膨胀，在向着未来狂奔。


    而我在万米高空，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很多画面：张江空地上的奠基石，西安王老唱秦腔时的青筋暴起，洛杉矶摄影棚里布兰妮穿过光门的背影，北京会议室里白板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县城网吧里那些普通人安静上网的侧脸……


    这些画面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图谱。


    我的锚不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


    它在所有这些地方，所有人，所有事里。


    在音乐里，在芯片里，在数字里，在泥土里。


    在创造里，在守护里，在连接里，在记录里。


    它让我既能在云端看见未来，又能在地面感受现在。


    既能为理想狂奔，又能为真实停留。


    这就是我的位置。


    这就是我的锚点。


    飞机穿过云层，进入平流层。窗外是深蓝色的夜空，下面是厚厚的云海，上面是稀疏的星星。


    我在中间。不在地上，也不在天上。


    在途中。


    这就够了。


    因为途中有风景，有同伴，有要抵达的远方。


    也有可以回去的故乡。


    那个故乡不是地理的，是心灵的。


    它由所有我遇见的人、做过的事、许下的承诺构成。


    而今天，在上海那片空地上，我又为这个故乡添了一块砖。


    睡吧。明天还要继续赶路。


    但今晚，在这个万米高空的夜晚，让我短暂地停泊。


    在星空中，在云海上，在这个找到了锚点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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