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组来的那天，下着小雨。


    陈建国凌晨四点就醒了，在蘑菇棚里转。菌棒上白绒绒的菌丝长势正好，再过半个月就能出菇。他蹲下来，伸手摸了摸，凉的，带着生命特有的潮润。


    七点钟，村里狗叫得厉害。两辆吉普车碾过泥泞的土路，停在示范基地门口。车上下来五六个人，都穿着普通的中山装，但那个劲儿，一看就是省里来的。


    方主任走在最前面，雨水打湿了她的灰布鞋。她冲陈建国点点头，没多说话。


    人群里有个身影，陈建国看了一眼，愣住了。


    是省报那个记者，写批评文章的李记者。他戴了顶旧帽子，帽檐压得很低，正拿着小本子记录什么。


    “没想到？”方主任走近了，低声说，“李记者主动要求参加调查组。”


    李记者抬起头，和陈建国对视了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审视，也有别的什么。


    “开始吧。”调查组组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同志，姓郑，话很少，“陈建国同志，按计划来。”


    计划是先看陈建国的蘑菇基地，查账目，问情况，然后去走访报告里提到的那些个体户。全程不通知当地政府，直接到户。


    陈建国领着他们进棚，介绍菌种、温度控制、销售渠道。账本摊在临时搬来的课桌上，新换的牛皮纸封面，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


    郑组长翻得仔细，不时问几句。李记者在旁边拍照片，闪光灯在阴雨的棚里亮得刺眼。


    “这些菌种从哪里引进？”


    “省农科院。”


    “运输怎么解决？”


    “自己搭车去省城，背回来。”


    “遇到过刁难吗？”


    陈建国顿了顿：“有。车站说这是‘活物’，不让上长途车。后来找了关系，塞了两包烟。”


    郑组长在本子上记着什么。


    十点钟，准备出发去走访第一个个体户——在邻县做家具的周木匠。刚要上车，村口传来摩托车声。


    是王副县长，带着工商局和税务局的人，三辆车，急匆匆赶来。王副县长下车时没站稳，溅了一裤腿泥。


    “郑组长！方主任！”他满脸堆笑，“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我们好安排接待。”


    郑组长和他握手，很简短：“这次是暗访，按规定不通知地方。”


    “那怎么行！午饭总要吃……”


    “吃过了。”方主任指了指示范基地小屋里的馒头咸菜，“陈建国同志招待的。”


    王副县长脸上的笑僵了僵，眼神扫过陈建国，又扫过李记者，最后落在郑组长脸上：“那……那我们陪同？”


    “不必。”郑组长说，“你们忙你们的。”


    “可是安全……”


    “我们有数。”


    话说到这份上，王副县长只好退到一边，看着调查组上车。吉普车发动时，他凑到陈建国窗前，压低声音：“建国，说话注意分寸。”


    车开出去了。后视镜里，王副县长站在原地，雨打湿了他的头发，一缕缕贴在额头上。


    周木匠的作坊在县城边上，是个违章搭建的棚子。看到吉普车，他第一反应是跑，被陈建国喊住了。


    “周师傅，省里调查组的，来了解情况。”


    周木匠四十多岁，手糙得像树皮。他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忽然蹲在地上哭了。


    “我……我实在干不下去了。”他抹了把脸，“查了三次，罚了两次，说我木材来源不清。可林业站批的条子，他们又不认……”


    李记者拍他耸动的肩膀，拍他开裂的手。闪光灯亮一次，周木匠就哆嗦一下。


    “别怕。”李记者突然开口，声音有点哑，“我们不是来罚你的。”


    走访到第三个个体户时，天快黑了。是做早点生意的胡大姐，在中学门口摆摊，被城管撵了七八回。她说起儿子今年高考，想多挣点钱买营养品，说着说着就抹眼泪。


    “我就想不明白，”她红着眼睛，“我一不偷二不抢，起早贪黑，咋就这么难？”


    调查组的人都沉默着。郑组长在本子上写，笔尖划破了纸。


    回程车上，没人说话。雨越下越大，刮雨器来回摆动，像永远赶不走的烦心事。


    晚上住在县招待所。陈建国被安排单独一间。九点多，有人敲门。


    是李记者。他端着茶缸，站在门口：“聊聊？”


    屋里就一把椅子，两人坐在床沿上。李记者从兜里掏出烟，递一根给陈建国。陈建国摆摆手，他就自己点上。


    “我那篇文章，”他吸了一口烟，“写之前，也走访了十几个地方。”


    陈建国看着他。


    “但我看到的，都是好的。”李记者弹了弹烟灰，“领导安排去看的，都是典型，都是成绩。写的材料，也是层层报上来的。”


    “所以你写了那篇东西？”


    “我以为那就是全部。”李记者抬起头，“你那八十七页报告，我看了三遍。有些事，我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知道了。”他把烟按灭在搪瓷缸里，“所以我来了。”


    第二天，调查组继续走访。第二天，第三天。七天时间，跑了四个县，见了二十多个个体户。有做衣服赔光了本钱的，有跑运输被扣了车的，有开饭馆被各种检查逼到关门的。


    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但每个人的眼睛都一样——焦灼的，不甘的，又带着点卑微的希望。


    最后一天下午，在回程的车上，郑组长忽然问陈建国：“如果让你给省里提一条建议，你提什么？”


    陈建国看着窗外飞逝的田野。麦子刚收完，地里留着金黄的茬子。半晌，他说：


    “能不能定个规矩——要罚我们，先把规定说清楚；要管我们，先听听我们为啥这么干。”


    郑组长点点头，没说话。


    调查组离开的那个早晨，天晴了。阳光照在湿漉漉的土路上，蒸腾起白色的水汽。方主任上车前，握住陈建国的手：


    “报告会如实写。至于结果……要等。”


    “我明白。”


    “还有，”她看了看周围，声音压得更低，“注意安全。这段时间，少走夜路。”


    吉普车开走了。陈建国站在路边，直到车消失在尘土里。


    回到示范基地，王老栓正在等他。


    “咋样？”


    “该说的都说了。”


    “那就好，那就好。”王老栓搓着手，“刚才梁书记秘书来电话，说县里要开大会，讨论支持个体户发展的事儿。让你准备发言。”


    陈建国点点头，往蘑菇棚走。菌棒上，第一茬蘑菇已经冒头了，灰白色的小伞，挤挤挨挨的。


    他蹲下来，摸了摸。还是凉的，但这次，他感觉到温度——那种从内里透出来的，生长的温度。


    手机响了，是陌生的省城号码。


    接通，是一个沉稳的男声：


    “陈建国同志吗？我是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你的报告，领导批示了。有些具体政策，想再听听你的意见。下周二，方便来省里一趟吗？”


    风吹过棚子，塑料布哗啦啦响。阳光从缝隙漏进来，照在那些初生的蘑菇上，照在陈建国手上。


    “方便。”他说。


    挂掉电话，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远处，村小学的旗杆上，红旗在晴空里飘展。更远处，是刚刚翻耕过的土地，黝黑，湿润，等待着下一季的种子。


    母亲从屋里出来，端着一碗热汤面：


    “快吃，坨了。”


    陈建国接过碗，面条上卧着两个荷包蛋。他蹲在门槛上，大口吃起来。汤很烫，烫得他眼眶发热。


    父亲从后院出来，扛着锄头，准备下地。经过他身边时，停了一下：


    “省里来电话了？”


    “嗯。”


    “让你去？”


    “嗯。”


    父亲点点头，继续往前走。走出几步，又回头：


    “去了，有啥说啥。别怕。”


    陈建国捧着碗，重重点头。


    父亲走了，背影在阳光下拉得很长。陈建国吃完最后一口面，把汤喝得干干净净。


    他站起身，看向蘑菇棚。那些灰白色的小伞，正在以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速度，慢慢张开。


    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


    要变天了——是好的那种变。


    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