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陈墨回到了位于深水埗石峡尾邨附近的一处私人住宅楼，来到三楼的一间屋子，拿出钥匙打开了房门。


    房子不大，按照香江这边的习惯，总共387尺（一尺就是一平方英尺，一平方米等于10.76平方英尺。），换算成平方米，刚好是36平。


    就是这样一套房子，已经是香江大多数普通人的梦想。


    香江的平均收入虽然要高，但人口密度大，住房压力大，很多人都买不起房子。


    在香江，评价一套房子是不是豪宅，只要你进到他家里，能够看到一张一米五的大床，就能够算是豪宅了。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一家几口人能够挤在十几平方的房子里，已经相当不错了。


    还有许多的底层居民，居住在笼房、棺材房、寮屋里面。


    所谓的笼房，就是在一间房间内，放置多个三层的上下铺，每一个上下铺用铁丝网围起来，就像火车上的卧铺一样。


    有些拥挤的笼房，甚至有一百多号人，挤在一间六七十平的房子里。人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一样。


    棺材房和笼房相似，同样都是无法站立的。


    至于寮屋，是非法搭建的棚户。就像之前抓捕朱滔时，被陈家驹等人开车撞毁的贫民窟。那样的棚户区，不提供水电，结构不稳定，缺乏保障，一旦有大风刮来，房顶随时可能被掀飞。


    还有许多的上班族，普通市民，通过轮候政府公屋（如屋邨单位）解决住房问题。


    就连大多数底层警员，如果分配不到警员宿舍，也会选择轮候公屋。公屋属于政府为了安置底层居民建造的房子，租金比私人住宅低很多，但需要轮候。


    深水埗、旺角、油麻地、观塘等一些旧区，因近警署、交通便利且租金较低，成为了警员聚集地。


    陈墨一个人，能够独立拥有一套这么大的私人住宅，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就像警长陈家驹，目前都还在和别人一起合租。


    而且，系统这次除了赠送这套房子之外，还送了点别的东西。


    客厅靠墙立着一个深棕色的老式中药柜，三排四十个小抽屉，每个抽屉的黄铜拉环都被摩挲得发亮。


    柜顶整齐摆放着几个大玻璃罐，里面是常见的枸杞、菊花、陈皮。药柜旁是一张铺着白色亚麻布的推拿床，墙上挂着人体经络图和一个针灸用的铜人模型。


    另一面墙边则是一个西药柜，透过玻璃门能看到阿司匹林、青霉素、肠胃药等常见西药，都分门别类贴着手写标签。


    客厅中央的木桌上，放着一套血压计、听诊器和几本翻旧了的医书——《伤寒论》《实用内科学》。


    这是陈墨的“双重身份”——油麻地警署的高级警员，以及一家私人小诊所的医生。


    这年代的香江，医院的医疗费并不便宜。许多底层百姓都舍不得去医院，一些相对便宜的小诊所就成了最佳选择。


    由于陈墨医术高明，收费较低，在附近也积累了一定的名气。尤其是居住在石峡尾邨的居民，基本上都会跑到他这儿来看病。


    陈墨脱下警服外套挂好，换上家常的棉布衬衫，然后走到窗前，打开了挂在窗外的灯牌。灯牌是手制的，白底红字，简单的“陈医师诊症”五个字。


    当红色的灯光亮起，在渐浓的暮色中格外显眼，附近的许多居民就知道：陈医生回来了。


    灯亮后不到十分钟，敲门声就响了。


    “陈医生在吗？”门外是一个略带沙哑的女声。


    陈墨开门，是住在对面五楼的陈婆婆，手里牵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孩子脸颊通红，不住咳嗽，眼睛水汪汪的。


    “阿明这是发烧了？”陈墨侧身让两人进来。


    “是啊，放学回来就说喉咙痛，一量体温三十八度半。”陈婆婆满脸忧虑，“他爸妈加班要十点才回来，医院又...”


    “坐，我先看看。”陈墨示意孩子坐到桌旁的椅子上。


    他先用体温计给孩子量体温——三十八度七。然后检查喉咙，红肿明显。听诊器听肺部，呼吸音粗重但尚无啰音。


    “扁桃体发炎，有点支气管炎的早期迹象。”陈墨一边写病历一边说，“我先给他打一针青霉素控制感染，再开三剂中药清热解毒。今晚要密切观察，如果明天还烧，我又不在家，一定要去玛丽医院。”


    “那...多少钱？”陈婆婆小心地问。


    “诊金十五块，药费三十。”陈墨说着已从药柜取药。


    药费基本上是按照成本加上几块收的，毕竟买药制药也需要费时间。


    陈婆婆连声道谢，从手帕包里数出四十五元港币，皱巴巴的纸币叠得整整齐齐。


    孩子打针时哭了几声，陈墨从抽屉里拿出一粒糖：“勇敢，吃了糖就不苦了。”


    送走陈婆婆祖孙，陈墨刚准备整理药方，敲门声又响了。


    这次是住在隔壁栋的搬运工李伯，五十多岁，腰背佝偻得厉害。


    “陈医生，我这老腰又不行了，今天搬了两车货，现在直都直不起来...”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陈墨扶李伯趴在推拿床上，熟练地在他腰部几个穴位按压：“这里痛吗？这里呢？”


    “哎哟哟，就是那里！像针扎一样！”


    “腰椎间盘突出又加重了。”陈墨叹气，“李伯，我跟你说过多少次，重活要量力而行。这次我给你针灸加推拿，能缓解，但治标不治本。”


    “我也知道啊，但一家五口要吃饭...”李伯趴在床上，声音闷闷的。


    陈墨不再多说，取出消毒好的银针，在肾俞、腰阳关、委中等穴位下针。他的手法娴熟稳定，进针快而准，李伯只感觉到轻微的酸胀感。


    二十分钟后起针，又配合推拿按摩。结束后李伯试着起身，惊讶地发现疼痛减轻了大半。


    “神了！陈医生，你这手艺真该去大医院坐堂！”


    陈墨笑笑，开了一副活血化瘀的中药方：“去街口‘保和堂’抓药，就说我开的方子，他们会算便宜些。诊金二十，推拿针灸算我送你。”


    “这怎么好意思...”


    李伯千恩万谢地走了。陈墨看了看墙上的钟，转身走进厨房，给自己炒了两个小菜，做了一顿简单的晚饭。


    饭刚吃到一半，又听到敲门声。


    整个晚上，陈墨的小诊所人来人往。


    有感冒咳嗽的孩童，有胃痛腹泻的上班族，有失眠头痛的老人，还有在工地扭伤脚踝的建筑工。他看诊、开药、打针、针灸、推拿，动作麻利，诊断准确，收费却总是刚好覆盖成本或略高一点。


    九点半左右，来了位特殊的“病人”——住在附近的王婶，带着她二十三岁的女儿阿珍。


    “陈医生还没吃饭吧？我煲了西洋菜陈肾汤，给你带了一碗。”王婶递过保温壶，眼神热切地瞟向女儿。


    阿珍腼腆地站在门口，穿着素色连衣裙，长相清秀。她在制衣厂做质检员，是附近出了名的“乖乖女”。


    “阿珍这两天有点头疼，陈医生你给看看？”王婶把女儿往前推了推。


    陈墨心里明镜似的。这半年来，至少有七八个街坊用各种借口带适婚女儿或亲戚来“看病”，实则“相亲”。


    在石硖尾这样的底层社区，像他这样有稳定工作（高级警员月薪四千八百元）、有房产、还有一门手艺的年轻男性，简直是婚恋市场的“稀缺资源”。


    “请坐。”陈墨还是拿出血压计量了量，“血压正常。最近睡眠怎么样？”


    “还...还好。”阿珍低着头，耳根泛红，“就是有时加班晚了，会有点头晕。”


    “制衣厂经常赶工吧？长期低头工作，颈椎容易出问题。”陈墨示意她转身，轻轻按压她颈后的风池穴，“这里痛吗？”


    “啊...有点酸。”


    “颈椎肌肉紧张，影响供血，所以会头晕。”陈墨开了张简单的方子，“葛根十五克，白芍十二克，甘草六克，每天一剂，喝三天。更重要的是工作间隙要活动颈部，别连续低头超过一小时。”


    他递过药方时，王婶急忙问：“陈医生，你今年真的才二十一？这么年轻就有本事，真是难得。不知道...想不想谈朋友啊？”


    “工作太忙，暂时没考虑。”陈墨礼貌而明确地回答。


    阿珍看了一眼陈墨那张帅脸，心中有些失落，轻轻拉了妈妈一下：“妈，我们别耽误陈医生休息了。”


    送走这对母女，陈墨终于能喘口气。他清点了一下今晚的收入：今晚总共看了18个病人，诊金加药费总共548块。除去医药费成本，净收入352块。


    按平均每晚十五到二十个病人计算，再除去警局加班的情况，一个月诊所基本收入约七千至八千元，加上警员工资，月收入确实过万——在1985年的香江，这已是中产阶级水平。


    陈墨翻开自己的存折和现金，加起来也有二十多万，算是小有身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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