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清晰显示，在太子被陛下召见前，最后单独面见太子的，确实是李逸尘。


    地点在东宫偏殿，时间约莫一炷香。


    一炷香的时间，能说什么？


    能施加多大的影响？


    李君羡反复推敲这个时间点。


    太子当时正处于与太子左庶子张玄素激烈冲突后的暴怒状态。


    按照常理推断，一个普通的伴读，在那种情形下被单独留下，更大的可能性是承受太子的怒火，或是进行一些无关紧要的劝慰。


    一炷香的时间，或许只够说几句安抚的话，或者仅仅是太子在盛怒之下需要一个人在眼前，以维持其储君的威严。


    密报中提到，当时殿外的宦官曾隐约听到殿内太子情绪激动的斥责和李逸尘模糊不清的回应，具体内容无法分辨，但氛围绝非平和。


    之后李逸尘退出时，神色平静，并无异常。


    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在这短短一炷香的时间里，李逸尘能够向太子灌输那套足以撼动君父权威的“诛心之论”。


    那等惊世骇俗的言论，其背后的逻辑和引经据典的深度，绝非仓促间能够形成并传达。


    更合理的解释是，太子自身的逆反和长期积怨，在受到张玄素的刺激后，于面见陛下前自行酝酿、爆发了出来。


    李逸尘的存在，或许只是一个巧合，或者至多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倾听者。


    接下来是山东赈灾期间。


    报告证实，太子确实曾与李逸尘有过一次微服外出，离开赈灾行辕约半日。


    但此次外出，据外围监视人员回报，太子与李逸尘仅是在受灾较轻的乡间巡视，接触了几户普通灾民，询问了些许情况，并未见与任何身份特殊之人接触。


    整个过程平淡无奇，更像是太子体察民情的一次例行举动。


    真正引起李君羡注意的，是随后李逸尘在处理当地县令贪墨案中的表现。


    他采取的方法是将涉案的关键人物王老五及其长子——进行单独审问。


    报告详细记录了审问过程。


    李逸尘并未动用刑讯，也未见其展示何等高超的问话技巧。


    就是简单的、近乎直白的离间和施加心理压力。


    王老五与其长子心理防线相继崩溃，最终交代了以盐换粮的部分事实，提供了关键线索。


    李君羡仔细分析了这个过程。


    这种方法，在刑名断案中并不算罕见，可归类为利用信息差制造囚徒困境的基础手段。


    关键在于审问者对时机和审讯对象心理的把握。


    李逸尘做得干净利落，效率很高，显示了他具备一定的观察力和逻辑推理能力，行事果断。


    但这能证明他是那个教导太子的“高人”吗？


    李君羡认为不能。


    这更像是一个聪慧、有心计的年轻官吏，在特定事件中展现出的实务能力。


    大唐各州县的能吏中，擅长此道者不乏其人。


    李逸尘在此事上的表现，可圈可点。


    但并未超出其年龄和职位可能具备的能力范畴。


    它解释了太子为何会在后续事务中注意到他，甚至委以一些职责，但无法将其与“帝师”级别的隐士高人划上等号。


    最后，是李逸尘在东宫推行的文书分类归档之法。


    这份功劳是明确记录在案的，也得到了陛下的认可和推广。


    李君羡调阅了李逸尘当初呈给太子的那份关于文书分类的简要条陈副本。


    条陈写得清晰明了。


    将东宫往来文书按照来源、紧急程度、事由类别进行划分，设计了一套简单的编号和归档流程。


    并规定了不同类别文书的处理时限和保管要求。


    这套方法确实有效提升了东宫文书处理的效率，减少了混乱和积压。


    其思路核心在于“分门别类，各有归置，权责清晰”。


    李君羡不得不承认，这法子想得巧妙，且极具实用性。


    它需要设计者对官僚机构的运作流程有相当的了解，并具备较强的归纳和组织能力。


    这绝非一个只会死读书的平庸伴读所能提出。


    然而，他再次审视其性质。


    这依然是一种“管理技术”层面的创新，类似于工匠改进工具以提高生产效率。


    它体现了提出者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和一定的系统思维。


    但其所涉及的学问深度和战略性，与能够阐释国家信用根基、博弈权衡之道那种层面的大智慧，似乎仍存在距离。


    一个精于实务、善于总结归纳的干才，同样可以提出这样的方法。


    李逸尘的形象，在李君羡的脑海中逐渐清晰，也愈发矛盾。


    他不再是那个完全平庸、毫无亮点的伴读。


    他展现出了一些突出的能力——敏锐的观察力、果断的行动力、以及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巧思。


    这些特质足以让他在东宫一众属官中脱颖而出，获得太子的赏识和任用。


    但是，所有这些表现，都牢牢框定在了一个“能吏”的范畴之内。


    他像是太子偶然发掘出来的一块璞玉，经过些许打磨，显露出了不错的价值。


    但玉终究是玉，并非蕴藏天地至理的“和氏璧”。


    李君羡陷入了更深的困惑。


    他在山东破案，用的也是最常规的手段。


    他平日的言行举止，交往范围，都符合一个逐渐受到重用、但依旧谨慎本分的年轻官员形象。


    没有丝毫恃才傲物或深不可测的痕迹。


    是李逸尘隐藏得太深？


    还是说，自己的调查方向从一开始就错了？


    那个真正的“高人”，或许根本不在东宫属官之中，而是通过某种更隐秘、更不为人知的方式与太子联系？


    又或者，太子近来的变化，并非主要得益于某一个人的教导。


    而是其自身经历巨大挫折后的顿悟与成长，结合了某些零散的进言，最终融会贯通？


    各种可能性在李君羡脑中交织、碰撞。


    他无法排除李逸尘的嫌疑，因为太子确实重用他，他也确实展现出了非常之处。


    但他也找不到任何坚实的证据，能将李逸尘与皇帝心目中的那个“高人”确切地联系起来。


    现有的线索，就像一堆散落的珠子，每一颗似乎都有些特别，却缺少一根能将它们串成完整项链的主线。


    最终，李君羡合上所有卷宗，长长吁出一口气。


    他意识到，继续目前这种针对李逸尘个人的、浮于表面的监视，恐怕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他提起笔，在给皇帝的密奏草稿中，如实汇报了近期调查结果。


    李逸尘其人家世清白，成长轨迹清晰，入东宫前期表现平庸，近一年来因太子涉足实务而得以展现才能。


    于刑狱、文书管理等具体事务上确有聪慧过人之处，行事果决，渐得太子信重。


    然，所有查证之事，皆在其职分与能力可解释范围之内。


    并未发现其与疑似“高人”者有直接接触或传授高深学问之确凿证据。


    两仪殿诛心之论前之独处，亦无实证表明其对太子有决定性影响。


    他放下笔，知道这份奏报无法令皇帝完全满意，但这是他基于事实和逻辑所能得出的最负责任的结论。


    他下令，对李逸尘的监视级别适当降低，转为常规关注，但调查并未终止，只是转入更耐心、也更茫然的等待。


    李君羡知道，除非那个“高人”自己露出马脚。


    或者太子身边发生更剧烈的、无法用常理解释的变动，否则，这条线索，很可能就此断在这里。


    李君羡的密奏，最终被王德小心翼翼地呈到了李世民的御案上。


    李世民挥退了所有侍从，独自在摇曳的烛光下，一字一句地仔细阅看。


    他的眉头时而紧锁，时而微展。


    奏报的内容详尽而客观，几乎无懈可击。


    李逸尘的出身、履历、近期所为，都被梳理得条理分明。


    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


    此子确有才干，尤其在实务与机变之上，堪称东宫属官中的佼佼者，太子对其信重，并非无因。


    然而，所有线索到了“高人”这里，便戛然而止。


    李君羡在奏报最后坦言，目前并未发现李逸尘与任何疑似“高人”者有确凿的、超越常规的接触。


    李世民缓缓合上奏报，身体向后靠在宽大的御座椅背上，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


    这叹息中，有几分释然，更多的却是难以排遣的失落与一丝隐隐的不甘。


    他仿佛一拳打在了空处，蓄势待发的力量无处着落，这种空茫感让他极其不适。


    难道真如李淳风所言，此等人物乃惊鸿一瞥，非人力可强求？


    不甘心啊！


    他李世民横扫天下，驾驭群臣，自认无不可掌控之人，无不可洞察之事。


    如今却在一个藏头露尾之辈身上，接连受挫。


    “罢了……”他喃喃自语。


    “既是无迹可寻，强求亦是徒劳。或许，只能如李卿所言，从长计议，静待其变了。”


    他的目光无意间扫过御案一角，那里摆放着几份关于已故郑国公魏征身后事宜的最终核定文书。


    还有一件事情瞬间涌上心头。


    在魏征病重之前，他并非没有动过让魏征兼任太子太傅的念头。


    以魏征的刚直不阿、清望隆盛，以及对朝政得失的深刻洞察，正是匡正太子品行、辅佐其明了为君之道的不二人选。


    他甚至已经在心里勾勒过如何与魏征深谈，将这副重担交付于他。


    可如今，人死如灯灭，一切设想都成了空谈。


    这太傅之位，终究是没能落在魏征身上。


    “太傅……东宫不可无太傅。”


    李世民的思绪被拉回到了现实的问题上。


    魏征已去，但太子的教育、尤其是对其越发强势姿态的平衡与引导，却不能停滞。


    设立太子太傅，名正言顺地以帝师之尊介入东宫事务，既是延续传统，也是当前形势下，他作为皇帝必须落下的一步棋。


    然而，这人选，却让他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头疼。


    他的指尖在御案上虚划着，脑海中闪过一个又一个名字，最终聚焦在三人身上——长孙无忌、房玄龄、王珪。


    长孙无忌？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国舅那张总是带着温和笑意，却眼底深藏算计的脸。


    无忌是自己的肱骨，是承乾的亲舅，关系至亲，理应是最可靠的人选。


    有他坐镇东宫，不仅能以舅父之亲加以教导，更能将关陇集团的力量更紧密地绑定在太子身上，确保政权平稳过渡。


    但是……李世民的眼神微微一凝。


    正因为与太子关系太近，权力欲望又强，若再加以太傅之名，是否会助长东宫势力过度膨胀，甚至将来形成外戚干政之势？


    如今的太子已非吴下阿蒙，颇有主见，若舅甥联手，其势……他不得不防。


    而且，无忌长于权谋机变，于经史大道、君王德行的淬炼上，似乎总隔了一层。


    房玄龄？


    想到此人，李世民不由得记起了前几年的旧事。


    那时他属意房玄龄，亲自下诏任命其为太子太傅。


    结果呢？房玄龄倒是恭敬领命，去了东宫。


    可李承乾闻讯，竟摆出全副仪仗，亲至东宫门外降阶相迎，礼数隆重至极。


    而房玄龄，就在东宫门口，面对着太子的亲自出迎，以“储君礼重，臣不敢当”为由，坚决推辞了太傅之位。


    前后不到一日功夫，便让这场任命成了一场令朝廷略显尴尬的儿戏。


    表面看是房玄龄谦逊知礼，深谙君臣之分。


    但李世民何尝不明白，这其中亦有房玄龄明哲保身，不愿过早、过深卷入储君事务的考量。


    如今再次任命他？


    房玄龄会接受吗？


    即便接受，以其圆融持重的性子，面对如今锋芒渐露、甚至隐隐展现出超越常规学识的太子，他能真正起到规诫、制约的作用吗？


    恐怕多半仍是和光同尘，以调和维稳为主，难下猛药。


    王珪？


    他倒是品行端方，学问渊博，素有清望，曾任太子李承乾的老师，对礼仪典制尤为看重。


    让他担任太傅，在塑造太子德行、规范礼仪方面，确能起到作用。


    而且王珪不似长孙无忌般牵涉复杂的利益集团，亦不似房玄龄那般身处权力漩涡中心，立场相对超然。


    但是……李世民揉了揉眉心。


    王珪的“方”有时近乎“迂”，他能用经典的尺子去衡量、约束太子。


    但对于太子那些已然超出经典范畴的“信用”、“百工”之论，王珪只怕是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