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作监少监的绯色官袍，似乎还带着新制的挺括与荣光，穿在李瑾身上不过旬日，便已沾染上了工坊的烟火气与衙署的墨香。皇帝敕书中“专司督办诸试点事宜”的授权，如同尚方宝剑，让李瑾得以在将作监乃至相关衙署间迅速打开局面。他行事雷厉风行却又章法严谨，甫一上任，便依照敕书所列条目，逐项落实。


    “百工创新署”的筹建是重中之重。李瑾以将作监名义行文天下，征召“奇技巧思”，并迅速在将作监内划拨出一处独立院落，挂牌“百工创新署”，自兼署令。他调来了工坊的鲁平、郑师傅、方竹等人作为技术顾问（以“借调”名义），又从将作监内部选拔了几名年轻、肯钻研的吏员和匠官，构成了核心班底。创新署的章程是李瑾亲自拟定，明确其职能为“搜集、验证、记录、奖掖、推广民间有益之新器、新法、新技”，并建立了“呈报-评议-试验-奖掖-推广”的流程。初期征集到的“奇技”五花八门，有改良水车、新式纺机、省柴灶、甚至一种据说能治腹痛的草药配方。李瑾不厌其烦，组织人一一评议，能现场试验的便在署内小工坊试验，有价值的给予铜钱、绢帛乃至“将作监嘉奖文书”作为奖励，并记录在专门的“创新簿”上。虽然多数成果粗浅，但此举本身传递的信号极为重要——朝廷开始正式、系统地关注和鼓励技术创新。消息传开，不少民间巧匠和不得志的“技术宅”怦然心动，前来呈报或打探者络绎不绝。


    农具改良推广，则需与司农寺协同。李瑾主动拜访了司农寺卿，呈上工坊新制钢犁、镰刀的详细数据和司农寺之前的试用报告，提议在关中、河东、河北等地挑选十余处有代表性的官田或皇庄，进行更大范围的对比试验，并由将作监和司农寺共同派员，记录数据，培训农人使用和保养。司农寺卿对能提高效率的新农具本无抵触，又见皇帝敕书明确，便欣然同意，双方很快联合发文，启动了“新式钢制农具扩大试用”计划。


    军械研议最为敏感。李瑾没有大张旗鼓，而是先以将作监内部“例行查验、维护军器图谱档案”的名义，调阅了兵部、军器监部分非核心的军械图纸和记录，并让工坊的钱匠师、赵匠师等，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开始研究如何利用高炉钢改进刀剑的韧性与硬度，以及探索铸造更精良的弩机部件。同时，他通过于志宁，向兵部尚书李勣递了话，表达了“愿为强兵略尽绵薄，听候驱策”的意思，态度恭谨，只提技术支援，不涉具体军务，分寸拿捏得极好。


    水师人才储备更是长远布局。李瑾让王掌柜通过海商，重金招募了几位经验丰富的岭南老舵工、波斯导航员（“蕃客”），以“顾问”名义安置在工坊，请他们口述航海见闻、星象导航、季风规律、海图绘制等知识，由识字的匠人或账房记录整理，形成初步的“航海备要”。同时，他也向将作监下属的舟楫署打了招呼，关注各地船厂有无善于建造海船或精通水战的匠人、水手，暗中留意。


    就在李瑾于将作监这个“专业”平台上，有条不紊地推进各项“试点”，逐渐将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并初步建立起一套运作机制时，一道新的、意义非凡的任命，再次从宫中传出，打破了这种相对“专注”的状态。


    四月初一，大朝。在例行的政事奏对之后，皇帝李治忽然开口：“朕观秘书省近来典校图籍、起草诏诰，事务繁剧。今有制科头名、将作监少监李瑾，博闻强识，通晓古今，可堪文翰之任。着加李瑾为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仍兼将作监少监、崇文馆直学士，即日入职秘书省，参校典籍，以备顾问。钦此。”


    秘书省校书郎！


    这道任命，看似只是给李瑾增加了一个品阶不高（正九品上）的兼职，但其象征意义与实际影响，却远比品阶本身重大得多。


    秘书省，与门下、中书二省并称“三省”，虽在唐代其出令权被削弱，但仍是帝国最重要的中枢机构之一，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起草部分诏令，撰修国史，更是皇帝身边的“文翰侍从”和“顾问”储备库。秘书省官员，尤其是校书郎、著作郎等，素有“清要”之名，地位超然，非文学优长、见识出众者不得入。许多宰相重臣，如房玄龄、魏征、褚遂良等，皆有在秘书省任职的经历。这里，是进入帝国最高决策圈最经典的“预备班”和“快车道”。


    皇帝将李瑾这个以“奇技”、“实学”闻名的“技术官僚”，突然调入秘书省，其用意耐人寻味。这绝不仅仅是看中其“博闻强识”，更是有意将其从相对专业的“将作监”领域，拉入更核心的“文翰”与“顾问”圈子，使其能接触到更广泛的政经信息，参与更高层次的议论，为其“试点”提供更宏观的视野和支持，也是对其政治素养与全局能力的进一步培养和考察。简而言之，皇帝在给李瑾铺路，让他从“专才”向“通才”，从“技术官员”向“政治官员”过渡。


    这道任命，再次在朝堂激起波澜。萧瑀一系对此反应尤为激烈。在他们看来，李瑾入秘书省，简直是“清流”之耻！一个整天与工匠、炉火、算盘、海图打交道的人，如何能与经史文章、典章制度为伍？这无疑是玷污了秘书省这块“清贵之地”。数名言官当即上疏，以“名实不符”、“淆乱清浊”为由表示反对。然而，皇帝这次态度坚决，以“朕自有裁量”、“李瑾屡献嘉谟，文翰亦称优长”为由，将反对意见驳回，明确表示了对其的信任与期许。


    于志宁、阎立本等人则是既喜且忧。喜的是皇帝对李瑾的栽培之意明显，前途无量；忧的是秘书省水更深，人际关系更复杂，李瑾那套“实学”做派，能否被那些清高自许的秘书省官员接受？会不会遭遇更隐蔽的排挤？


    李瑾本人接到旨意，心中明镜一般。他跪谢天恩，脸上并无太多意外之色。这段时间他在将作监的作为，以及与皇帝“随时奏对”的特权，使他能隐约感觉到皇帝对自己的定位，绝不仅仅是一个“工头”或“技正”。进入秘书省，是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这既是机遇，能让他接触到帝国的核心机密与运作，了解顶层设计，为自己未来的布局提供更精准的坐标；也是挑战，他必须尽快适应新的角色，在维持“实学”根本的同时，弥补自身在传统经史、文翰、典制方面的“短板”（至少表面上不能有明显缺陷），并处理好与秘书省同僚的关系。


    散朝后，于志宁特意将李瑾叫到一旁，低声嘱咐：“秘书省不比将作监，那里多是饱学宿儒、名门之后，讲究的是风仪、辞章、渊源。你此去，多看、多听、多学，少说、少争、少显。遇有争议，可多请教秘书监、少监。陛下既让你‘参校典籍，以备顾问’，你便尽心做好校书郎的本分，将你那套‘实学’，暂且收一收，时机未到，不必强求。记住，和光同尘，方能行远。”


    “下官谨记于公教诲。” 李瑾躬身应道。他知道于志宁是真心为他好，提醒他初入新环境要低调、要学习、要融入。


    当日午后，李瑾便换上了校书郎的青色官袍（正九品上服青），前往位于皇城承天门街东侧、门下省北邻的秘书省衙门报到。


    秘书省衙门气象与将作监截然不同。少了匠作区的喧嚣与烟火，多了几分静谧与书香。庭院深深，古柏参天，廊庑下堆满书卷的库房隐约可见，空气中弥漫着纸张、墨香与陈旧典籍特有的气息。来往的官吏，无论年长年少，大多举止从容，谈吐文雅，带着士人特有的清贵气质。


    李瑾首先拜会了秘书监（从三品）和两位秘书少监（从四品上）。秘书监是位年过六旬、德高望重但已不太管具体事务的老臣，对李瑾这个“陛下特简”的校书郎只是例行勉励几句。两位少监，一位姓孔，出自山东孔氏，以经学见长，态度温和但保持距离；另一位姓王，出身太原王氏，文采风流，对李瑾这个“奇人”似乎颇有兴趣，问了几句关于“明玻”、“新纸”的事，但也仅限于好奇。


    接着，李瑾被引至“著作局”（秘书省下属机构，掌修国史、撰碑志等，校书郎多在此轮值）所在的院落，与同僚们见面。著作局内约有校书郎、正字等官员十余人，见李瑾到来，神色各异。有好奇打量者，有不屑一顾者，也有面无表情、例行公事者。一位年约四旬、资历最深的校书郎负责为李瑾介绍情况，安排具体事务。


    “李校书，既入著作局，便需知晓规矩。吾等职责，主要是校勘秘书省所藏图籍，纠谬补缺，撰写提要。另有修史、撰碑之务，由上官分派。你新来，可先从基础的校书做起。此处是部分待校的《汉书》及注疏，你先拿去看，按格式校雠，若有疑义，可标注出来，大家商议。” 资深校书郎指着一堆高高的书卷，语气平淡。


    李瑾拱手道谢，并无异议。他知道，这是给他这个“新人”的下马威，也是最基础的考验。校书看似枯燥，却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学识功底、耐心和严谨程度。若连这关都过不了，以后在秘书省更难立足。


    他当即在分配给自己的那张靠窗的书案后坐下，铺开纸张，备好笔墨，取过一卷《汉书》，开始一字一句地校读起来。他拥有超越时代的见识，对唐代典籍的具体细节或许不如这些皓首穷经的专家，但他逻辑清晰，思维缜密，对文字、史实、典章制度的理解常有独到角度。加之他性情沉静，耐心极佳，很快就沉浸其中，遇到不确定或疑似有误之处，并不妄下断语，而是先用小字标注在一旁，并查阅相关工具书（如《说文解字》、《尔雅》等）和其他版本。


    他的专注与沉稳，渐渐让一些原本带着审视目光的同僚稍感意外。原以为这个以“奇技”闻名的家伙会心浮气躁、不堪此任，没想到竟能坐得住冷板凳，而且看其标注，虽偶有“新奇”之见，却也并非毫无根据的臆断。


    数日下来，李瑾准时点卯，埋首校书，寡言少语，对同僚客气有礼，绝口不提将作监事务，更不显摆任何“奇谈怪论”。闲暇时，他也主动向几位学问扎实的同僚请教典籍疑难，态度诚恳。渐渐地，著作局内那种隐隐的排斥与疏离感，淡去了不少。至少，表面上的和气是维持住了。


    然而，李瑾并未真的将自己局限于故纸堆。他有“以备顾问”的职责，这意味着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广泛的政务信息。他利用校书郎可以调阅秘书省大量藏书（包括部分前朝档案、地理图志、外藩记录）的便利，开始有目的地搜集、阅读关于海外诸国、边疆地理、物产民俗、历代经济政策、乃至军事地理的记载。他让李福从宫外悄悄带来一些工坊整理的海商见闻录、以及张遂等人帮忙绘制的初步星图、简易海图草图，在值房内秘密对照、补充、修正。


    他敏锐地发现，秘书省所藏的“外藩图志”大多陈旧、模糊，且充满神话想象色彩，对西域以西、南海以南的记载更是语焉不详。而海商带来的信息虽然零碎，却更加具体、鲜活。一个大胆的想法，开始在他心中酝酿——他要利用秘书省的条件和皇帝“以备顾问”的许可，系统整理、绘制一幅超越这个时代认知的、尽可能准确的“世界寰宇图”，并以此为基础，向皇帝和朝廷，更直观、更有力地阐述他的“开拓海洋”、“经略四方”战略。


    这需要时间，需要更多的资料，也需要极为谨慎的操作。他必须继续扮演好“校书郎”的角色，赢得更多同僚的认可，甚至获得秘书省长官的些许支持，才能更顺利地调用资源，进行这项秘密而又意义非凡的工作。


    白日，他是埋首古籍、沉稳谦逊的秘书省校书郎；夜晚，他是指点工坊、规划“试点”的将作监少监；而在更深的静夜，他则是那个凭借千年智慧、悄然为这个帝国描绘全新世界图景的孤独先行者。


    入职秘书省，对李瑾而言，不是离开了“实学”的阵地，而是登上了一个能瞭望更远、谋划更深的瞭望塔。在这里，他将把“实学”的根基，与“经世”的视野结合起来，为下一次更震撼的“献礼”，积蓄力量。


    长安的春意渐浓，秘书省庭院的古柏也抽出新绿。李瑾坐在书案后，窗外光影移动，映照着他沉静而专注的侧脸。手中朱笔在校勘一本《西域图记》，脑中却在勾勒着万里波涛与陌生大陆的轮廓。两种身份，两个世界，在此刻，在这个年轻的穿越者身上，奇异地交融，并指向同一个充满挑战与希望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