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招待所已经“活”了起来。


    “去晚报？”


    斜对床的跑供销大叔正用牙咬开牙膏皮，说道：“那地儿在淮河路老邮局楼上，楼梯陡得能崴脚。昨儿听马记者说，他表哥陈编辑今天轮休。”


    许成军昨儿也听马胜利说了。


    还说等明天带着许成军去找他表哥。


    但是许成军也没有麻烦人的习惯，稿子能不能录用，终究是凭质量说话。


    许成军把剩下的半块玉米饼揣进兜，笑了笑：“稿子先留下，总能见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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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的晨光刚漫过长江路的骑楼，自行车铃已经叮铃铃响成一片。


    许成军推着那辆借来的“永久”牌，车筐里的帆布包随着颠簸轻晃。


    里面除了稿子，还有昨晚给家里写的家书。


    信封上“东风县第一中学”的地址被他描了三遍，生怕邮递员认错。


    这些天，林晓梅的自行车这几天帮了他大忙。


    等离开合肥的时候，得惦记请他哥俩吃个饭。


    路过明教寺时，炒货摊的焦糖香漫过来。


    那精瘦的摊主正把新炒的瓜子往纸包里装。


    《合肥晚报》的编辑部在邮局三楼，木楼梯被踩得发亮，每级台阶都陷着深浅不一的凹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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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的《合肥晚报》尚处于复刊过渡期，其前身《合肥日报》于1961年更名为《合肥晚报》。


    此时的《合肥报》仍为4开小报，隶属HF市wxc部，定编不足百人，但已开始突破那一时期的宣传桎梏，尝试刊发贴近民生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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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成军过了门卫岗，刚爬上二楼，就听见三楼传来打字机“哒哒”的声响，混着有人念稿的声音。


    他在挂着“副刊编辑部”木牌的门前停住脚。


    指节刚要叩门，门先开了。


    一个带着“安大”校徽的年轻人差点撞上来，手里的稿纸撒了一地。


    “对不起对不起！”


    年轻人慌忙去捡，看见许成军手里的帆布包，眼睛突然亮了，“凤阳……您是……凤阳来的许成军同志？”


    许成军点头时，对方已经把稿纸往桌上一摞，伸手握住他的手：“我叫李宏伟，陈编辑的同事！马胜利昨天特地上来说了，您写的《时间》都传遍编辑部了！”


    他嗓门亮得像安了扩音器，隔壁办公室的人都探出头来。


    一个戴老花镜的老太太扶着眼镜框打量他：“就是写‘时间是树，年轮是信’的小许？我家老头子今早还在念叨那句‘碎瓷拼窗’呢！”


    靠窗打字的姑娘转过身，辫梢的蝴蝶结晃了晃：“许同志，您那首诗林编辑在文联都念过了，您这《时间》还没登报，但是名头已经响彻我们《合肥晚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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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成军被这阵仗闹得耳根发烫，刚要掏稿子，李宏伟已经把他往屋里拽。


    “快坐快坐！陈哥今天轮休，不过您的稿子我能递！”


    他指着墙上的投稿须知，“就是，新人投稿得经三人审核，您可能得等些日子。”


    办公室里顿时热闹起来。


    老太太端来搪瓷缸的茶水，茶叶在水里舒展成嫩绿色；


    打字姑娘从抽屉里摸出水果糖，玻璃糖纸在晨光里闪着彩；


    连隔壁摄影组的师傅都扛着相机进来，说要给“写出《时间》的知青”拍张照。


    “别忙别忙。”


    许成军赶紧掏出稿纸。


    “我是来投篇短文，叫《秤星照春风》，写的是……”


    “不用介绍！”


    “我来读一读!我是安大播音社的！”


    小伙子热情的令许成军难以招架。


    没待他反应。


    李宏伟已经捧着稿子读起来，声音抑扬顿挫，“‘那秤杆是枣木的，用了二十年，红得像浸过血……’”


    他读到“买二两送半两”时突然拍大腿，“这不就是年广九嘛！昨天市里刚开了个体户表彰会，正缺这样的稿子！”


    老太太也凑过去：“这细节写得真！我家老头子以前在供销社称盐，跟你写的一模一样。”


    正说着，办公室门被推开，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走进来，胸前别着的钢笔在阳光下闪了闪。


    李宏伟赶紧站起来：“张副编，您来得正好！这就是许成军同志，《时间》的作者！”


    许成军也跟着站了起来。


    张副编扶了扶眼镜，目光扫过许成军，最后落在许成军递过来的稿纸上。


    他没说话，手指在纸页上慢慢滑动，从“1965年许老师教认秤”看到“工商所的人撕牌子”，又倒回去看“浆糊里掺着南瓜瓤”，嘴角渐渐翘起来。


    “小许是吧？”


    他把稿子往桌上一放，声音带着点沙哑的兴奋，“这稿子我看行！我们用了！”


    许成军愣了愣：“不用……改改？”


    《谷仓》改了五遍才定版。


    张副编笑了，指腹点在“买二两送半两”那段：“改什么？这‘送半两’送得妙！既写了个体户的灵活，又没踩‘投机倒把’的线。你看这里，”


    他指着“老周连夜糊新牌子”，“用‘南瓜瓤’粘，既土气又鲜活，比喊‘改革开放好’实在多了！”


    他转身从文件柜里抽出份《内部通讯》，指着头条：“瞧见没？省委刚发文，说要‘鼓励个体经营，保护合法收益’。你这稿子，跟政策风向能对上榫！”


    李宏伟在旁边搭话：“张副编，要不放明天的副刊？昨天还空着个版面呢！”


    “明天太早，排版来不及。”


    张副编沉吟片刻，“后天！加个编者按，就写‘从秤星看春风’。小许，你这稿子有生活、有分寸，得让读者瞧瞧，改革不是喊口号，是秤杆上那点实在的甜。”


    许成军还没回过神，张副编已经从抽屉里拿出登记簿：“留个通讯地址，三日内给你寄样报和稿费。”


    他顿了顿，补充道，“别离开合肥，一个是为了给你寄东西，另一个是说不定要请你去编辑部聊聊，给其他作者讲讲怎么抓‘活鱼’。”


    李宏伟赶紧递过纸笔。


    许成军写下“工农兵招待所302房”时，听见张副编在跟老太太说：“下午把这稿子送审，就说是我说的，特事特办！”


    走出编辑部时，阳光已经热得烫人。


    李宏伟追出来，塞给他两张电影票：“最近，影院放《小花》，这是后天晚上的票，陈哥刚打电话让我给您的，说算赔罪没亲自接待。”


    许成军忙推辞不要，却推不过小伙子的一片真心。


    1979年，刘小庆、唐国樯主演的《小花》作为哔哔时期后首部突破传统革命叙事的“情感向”电影，其电影票的价值远超出票面价格，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化符号。


    堪称一票难求！


    这一年，国内电影票价格普遍在0.15-0.3元之间。


    《小花》作为年度爆款，票价与普通影片持平，但实际“流通价值”远超票面。


    一张电影票相当于普通人1-2天的基本生活费，属于这年头的“轻奢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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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下炒货摊的摊主还在吆喝。


    骑上自行车往回走时，车铃叮铃铃响得格外欢。


    从报馆出来，日头已过晌午，肚子饿得直叫。


    许成军摸了摸裤兜，里面有三张五角纸币和四两粮票。


    够吃顿像样的午饭。


    安庆路拐角的“国营江淮小吃部”前排着队，蓝布幌子上“大众食堂”四个字被风吹得猎猎响。


    排队的人手里都攥着粮票，有人在议论：“我家那口子昨天去摆了个修鞋摊，说是街道允许的，不用偷偷摸摸了。”


    轮到许成军时，窗口里的服务员阿姨笑着问：“同志，来点啥？今天有赤豆糊、麻饼，还有刚出锅的糖糕。”


    虽然囊中羞涩。


    但是马上能拿《秤星》的稿费，今儿大作家也奢侈一把。


    他望着玻璃柜里的吃食，咽了口唾沫：“来一碗赤豆糊，两个麻饼。”


    “好嘞，”阿姨麻利地舀糊、夹饼，“赤豆糊八分，麻饼三分一个，共一毛四，粮票一两。”


    付了钱票，接过粗瓷碗时，手被烫得缩了缩。


    赤豆糊熬得稠，碗边结着层米油，甜津津的。


    麻饼上的芝麻粒焦香，咬开后冰糖碎在嘴里化开，混着椒盐的咸，是合肥老底子的味道。


    他找了个靠墙的长凳坐下，旁边有个穿衬衫的年轻人正啃着糖糕，说：“听说年广九的瓜子摊一天能卖两百斤，比国营食品店还火。”


    “那是人家敢干，”对面的大叔接话，“去年还被说成‘投机倒把’，今年就成‘个体模范’了，政策变得比翻书还快。”


    春风呀。


    就这么悄然的迎面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