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旭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轻轻叹了口气。


    难怪他能被学校选为发言代表，这股子较真、不服输的劲头，还真没人能比得过，就是太钻牛角尖了，不知道该怎么劳逸结合。


    ……


    另一边，王科宝吃完早餐，慢悠悠地往40号楼走。


    他手里拎着一个深蓝色的帆布包，包带有些磨损，里面是他写的小说初稿。


    纸张被他整理得整整齐齐。


    他脚步不急不缓，双手插在口袋里，偶尔抬头看看天上飘着的薄云，脸上带着几分轻松，丝毫没有交稿前的紧张。


    到了黄编辑办公室门口，他抬手轻轻敲了敲门，指节叩门的力度很轻，怕不礼貌，生怕打扰到里面办公的人。


    “进来。”


    屋里传来黄佳清亮的声音。


    王科宝推开门，笑着点了点头，语气恭敬又礼貌：


    “黄编辑，您好。”


    黄佳抬头看见他，先是愣了一下，手里的笔顿了顿，随即忍不住苦笑了一声，语气里带着点无奈：


    “王科宝啊，我知道你是来问小说写作相关问题的，但是现在我真没法帮你。你昨天不是跟郭坤打赌，要写一篇关于农村教育的小说吗？我要是现在给你提意见，这不就跟帮你作弊没区别了嘛，对郭坤也不公平，你说对吧？”


    王科宝愣了愣，眨了眨眼，眼神里闪过一丝疑惑，下意识地重复了一句：


    “？？？”


    随即反应过来黄编辑误会了，他赶紧把帆布包里的文稿拿出来，放在桌上，文稿被他按了按，避免边角翘起，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语气坦诚：


    “黄编辑，您误会了，我不是来问问题的，我小说写完了，今天是来交稿的。”


    “什么？”


    黄佳眼睛一下子睁大了，手里的笔都差点掉在桌上。


    她满脸的不可思议，语气里带着点震惊：


    “我没记错吧？题目昨天下午才跟你们说的，这才过去一晚上，你就写完了？这也太快了吧？”


    “是的，黄编辑，我就是昨天晚上写的。”


    王科宝挠了挠头，耳朵尖有点发红，语气很实在，没有丝毫炫耀的意思。


    “昨天我回宿舍后，我就先整理了思路，把大概的情节列了个框架，然后就动笔写，写了一整晚，天亮的时候刚好写完，检查了一遍字数，刚好达到您要求的两万字，内容也是围绕农村教育写的，应该符合要求。”


    王科宝不敢说只写了2个小时，估计把时间说成了一晚上。


    虽然不可思议，但是也能解释的通。


    黄佳看着桌上那叠厚厚的文稿，又看了看眼前一脸坦然、没有丝毫急躁的王科宝，半天没说出话来。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缓过神，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语气里带着点难以置信：


    “行，那你先休息会儿，我现在就看看。”


    其实她心里没抱什么期待。


    做编辑这么多年，她见过不少急于求成的新人，为了赶进度，写出来的东西敷衍了事，情节混乱、语言粗糙。


    可王科宝这速度，也太快了，她实在不相信能写出什么好东西。


    她拿起文稿，首先看到的是标题《一个都不能少》，字迹工整有力，透着一股认真劲儿，没有丝毫潦草。


    王科宝很识趣地往后退了退，找了个角落的椅子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安静地看着窗外。


    窗外的梧桐树刚抽出新叶，嫩绿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晃动。


    王科宝没说话，怕打扰到黄编辑看稿，只是偶尔会抬手整理一下衣角，眼神里带着点期待，又有点紧张。


    黄佳深吸了一口气，翻开文稿开始低头默读：


    在群山深处的一个偏远山村，有一所名叫水泉小学的学校。


    学校特别小，只有一间破旧的土坯房当教室，墙皮像老人皲裂的皮肤般大块脱落，露出里面褐黄色的黄土，风一吹，细小的土渣就簌簌往下掉，落在孩子们的课本上、衣襟里。


    屋顶上的瓦片碎了好几块，用茅草和塑料布勉强堵着，可一到下雨天，教室里还是得摆上七八个搪瓷盆接雨，“滴答滴答” 的声响混着读书声，成了山里独有的旋律。


    教室只有一块玻璃窗，还缺了半块，村长找了块塑料布裁成合适的大小，用钉子密密麻麻钉在窗框上。


    可塑料布不顶用，冬天的寒风顺着缝隙往里钻，孩子们冻得缩着脖子，手放在嘴边哈着气，却还是攥紧了铅笔，在破旧的作业本上一笔一划地写着。


    一到四年级的二十八名学生全都挤在这间教室里，桌子是用老槐树的木板钉的，边缘磨得光滑，却有好几处开裂的缝隙；


    椅子更是歪歪扭扭，有的少了一条腿，只能用半截砖头顶着，孩子们坐下时得小心翼翼，生怕椅子晃倒摔着。


    整个学校也只有一位高老师，四十出头的年纪，头发却已经白了大半，额头上的皱纹像被刀刻过似的，深深浅浅。


    她的手指因为常年握粉笔，指腹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关节处总是泛着红，一到阴雨天就隐隐作痛。


    上课的时候，她得轮流给不同年级的学生讲课，讲台上放着四本不同年级的课本，翻开的页面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这边刚给一年级的孩子教完 “a、o、e”，声音都有些沙哑了，转头就要给四年级的学生讲两位数乘法，手里的粉笔写断了一根又一根，黑板上的字从左到右排得满满当当，擦黑板时扬起的粉笔灰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像撒了一层薄薄的霜。


    孩子们的家里都特别穷，有的孩子连书包都没有，只能用一块洗得发白的粗布包着课本，布角磨得起了毛边，却把课本裹得严严实实，生怕弄破一页纸；一支粉笔能用到变成指尖捏不住的碎末才舍得扔，课间的时候，几个孩子会围着黑板槽，把里面的粉笔头捡起来，凑在一起拼成完整的小块接着用；


    有的孩子家离学校太远，住在山那头的坳里，早上天不亮就得打着手电筒出门，走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鞋上沾满了泥，裤脚也被露水打湿，晚上放学要走两三个小时才能到家。


    有时候遇上阴天，天黑得早，就直接躺在课桌上睡觉，盖着从家里带来的旧棉袄，棉袄上还带着淡淡的柴火味。


    可就算条件这么苦，孩子们也特别想读书。


    上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走神，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高老师的嘴，生怕漏听一个字；提问的时候，几十只小手举得高高的，有的孩子因为太着急，甚至会从座位上站起来，嘴里小声念叨着 “老师，叫我，叫我”；


    下课了，也总有孩子围着高老师，拿着课本问这问那，直到上课铃响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座位。


    他们的眼睛里满是对知识的渴望，像山里的星星，亮得让人心里发颤。


    可山里条件有限，很多孩子读完小学，就只能回家帮着父母种地、放牛，背着比自己还高的柴火上山，根本没机会继续上学，有的女孩甚至还没读完小学，就被家里逼着早早嫁人，一辈子困在山坳里。


    高老师看着这些渴望知识的孩子，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


    她不止一次跟村长商量，想让村里多凑点钱，把教室修一修，再争取让孩子们能读上初中，可村长总是叹着气摇头，说村里实在没钱，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能把学校维持着就不容易了。


    学校已经半年没发工资了，高老师的丈夫在外地打工，每个月寄回的钱勉强够家里开销，她自己的衣服穿了好几年，洗得都快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却还是自掏腰包给孩子们买作业本、铅笔。


    很多人都劝她离开，说城里的私立学校缺老师，工资高，条件也好，凭她的教学水平，肯定能找到好工作。


    每次有人劝她，高老师都只是笑着摇头说：


    “这些孩子要是没人教，就真的没希望了。


    我再坚持坚持，说不定能帮他们找出一条路，哪怕只有一个孩子能走出大山，也值了。”


    可偏偏这时候，家里传来了坏消息。


    高老师的母亲突然病重，在镇上的医院查出了重病，医生说病情不能再拖，得马上住院治疗，身边还得有人照顾。


    高老师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给孩子们讲课文，手里的粉笔 “啪” 地一声掉在地上，她愣了好一会儿，才蹲下去捡。


    那天下午，她没心思上课，把孩子们的作业收上来，却一页都没批改，只是坐在讲台上，望着窗外的老槐树发呆，眼泪忍不住往下掉。


    第二天，高老师只能跟村长请假，说要回家照顾母亲，至少得一个月。


    临走前，她反复叮嘱村长，一定要找个靠谱的老师来替课，不能让孩子们耽误上课，还特意把每个年级的课程进度、需要重点讲的内容都写在本子上，密密麻麻记了好几页。村长拍着胸脯保证，说肯定会找个好老师，让她放心回家照顾老人。


    可找老师的事，远比想象中难。


    村长拿着高老师写的课程笔记，跑遍了附近的三个村子，磨破了嘴皮子，找了好几天，也没人愿意来。


    有的老师一听是水泉小学，就直接摇头，说那地方太偏，连条正经的路都没有，吃的住的都差，工资还没保障；


    有的年轻老师倒是犹豫了一下，可跟着村长去学校看了一眼，看到破旧的土坯房、漏风的窗户，就找借口推脱了，说自己受不了这份苦。


    眼看着高老师走了三天，学校还没人上课，孩子们每天都背着书包来学校，坐在教室里等老师，有的孩子还会趴在窗户上往路上望，问村长 “高老师啥时候回来”，村长心里又酸又急，烟抽了一根又一根，烟灰落了满衣襟。


    最后没办法，他想起了村里的魏敏芝，一个刚小学毕业、只有十三岁的女孩。


    魏敏芝家住在村尾，父母都是种地的，去年因为家里没钱，交不起学费，她只能退了学，跟着父母种玉米、捡麦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