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县政府三楼常务会议室的走廊，今天显得格外漫长。


    走廊里的空气，仿佛都被抽干了，透着一股令人胸口发闷的凝滞感。


    林薇抱着一沓刚刚打印好的文件，紧紧跟在陈铭身后，白净的脸蛋上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紧张。


    她压低了声音，几乎是用气音提醒道：“主任，我听县府办的同事说，今天……今天常务会的主要议题，可能就是纺织厂的事，气氛会很紧张。”


    陈铭的脚步没有丝毫停顿，表情平静如水，只是轻轻“嗯”了一声，示意自己知道了。


    他的目光，平静地扫过前方。


    走廊里，三三两两聚集着同样正准备去开会的各部门负责人。


    财政局的张局长，眉头锁得能夹死一只苍蝇，正和一个同样愁眉苦脸的同僚低声交谈着什么。


    国资办的老主任，则一个人靠在窗边，唉声叹气，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脚下已经落了一地烟头。


    而常务副县长钱卫国，被几个人簇拥在中间，脸上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表情，只是偶尔点点头，听着身边人的汇报。


    就在陈铭走过的一瞬间，钱卫国的目光，若有若无地扫了过来。


    那眼神里没有敌意，也没有善意，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审视，像是在打量一件与自己无关，却又颇感兴趣的物件。


    大战在即，山雨欲来。


    ……


    上午九点整，常务会议准时开始。


    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旁，坐满了平江县各个核心部门的一把手，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个崭新的茶杯，但几乎没人去碰。


    县长赵东来坐在主位，脸色严肃，眼神锐利如鹰。


    他没有说任何客套的开场白，目光环视全场后，直接切入了今天唯一，也是最沉重的主题。


    “同志们，今天请大家来，是为了一件火烧眉毛的事。”


    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块巨石，重重砸进在场每一个人的心里。


    “平江纺织厂。”


    赵东来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没有念，而是用一组冰冷得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数据，将问题的严重性，血淋淋地撕开，砸在了桌面上。


    “截止到昨天，平江纺织厂已经全面停产三个月零七天。”


    “累计拖欠在职及退休职工工资、医药费、养老金，共计五百三十七万元。”


    “全厂在册职工，三千二百一十八人。这背后，就是三千多个家庭的生计！”


    “上个星期，已经发生了两次小规模的工人围堵厂门事件。工人的情绪，就像一个火药桶，随时都可能被点燃！”


    赵东来每说出一个数字，会议室里的气压就降低一分。


    当他说完最后一句话时，整个会议室陷入了一片死一般的寂静。


    那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默。


    特写镜头仿佛扫过每一个人的脸。


    有人低头死死盯着自己面前那本空白的笔记本，似乎想在上面看出花来。


    有人无意识地，一遍又一遍地转动着手中的钢笔，笔尖在纸上划出杂乱无章的印记。


    更多的人，则是眼观鼻，鼻观心，默契地避开了县长那道审视的目光。


    这种集体的沉默，比任何激烈的争吵，都更能凸显出问题的棘手与绝望。


    它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将所有人都困在其中，动弹不得。


    赵东来的目光缓缓扫过全场，开始点名。


    “老李，你分管工业，你先说说看。”


    被点到的工业副县长，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同志，扶了扶眼镜，清了清嗓子，语气沉重。


    “县长，纺织厂的问题，根子在市场。我们的设备太老旧，产品没有竞争力，连年的亏损已经把厂子彻底拖垮了。现在不是我们想不想救的问题，是怎么救，拿什么救的问题。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境，不是我们一个县能……”


    话里话外，全是困难，核心意思就一个：市场不行，我没办法。


    赵东来的眉头皱得更深，他打断了对方，又转向另一边。


    “劳动局的同志呢？”


    劳动局长连忙站起身，满脸的为难：“县长，三千多人的安置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局里能提供的公益性岗位，杯水车薪。而且这些老工人，大部分年龄偏大，技能单一，再就业……非常困难。”


    皮球，又被干净利落地踢了回来。


    赵东来的脸色，已经有些难看了。


    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财政局长和国资办主任的身上。


    “财政上呢？”


    财政局长张局长一听，那张苦瓜脸几乎要拧出水来，他站起身，两手一摊，就差当场哭出来了。


    “县长啊！您是知道的，年底了，县里的财政实在是太紧张了！到处都是要钱的窟窿，教育、基建、民生……哪样都不能少。纺织厂那个窟窿，五百多万的欠薪，这只是个开始，后续的安置、设备处置，那是个无底洞啊！县财政……实在是拿不出这笔钱啊！”


    国资办主任更是直接，他叹了口气，声音里充满了无力感：“厂子早就资不抵债了，别说找人接盘，就算是白送，都没人敢要这个烂摊子。我们前前后后联系了十几家企业，人家一听是平江纺织厂，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


    一个又一个的部门，一番又一番的陈述。


    核心内容高度一致。


    表态很重视，现实很骨感，困难非常多，办法一个没。


    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问题不仅没有找到半点解决的头绪，反而被越揭越深，越谈越绝望。


    整个会议室里，都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无力感。


    这就像一个得了癌症晚期的病人，所有人都知道他病入膏肓，但没有一个医生敢开刀，因为谁都清楚，只要一开刀，病人立刻就会死在手术台上。


    谁开刀，谁负责。


    最终，赵东来失望地环视一周，他靠在椅背上，声音里透着一股深深的疲惫和失望。


    “难道，就真的没有一点办法了吗？”


    他像是在问在场的每一个人，又像是在问自己。


    全场，鸦雀无声。


    落针可闻的死寂，将那种“无解”的困境，和“谁碰谁死”的政治高压，推向了极致。


    就在这片令人窒息的集体沉默中。


    镜头，缓缓定格在了会议桌最末端，那个从始至终都一言不发的年轻人身上。


    农业产业化发展办公室主任，陈铭。


    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回避县长的目光，也没有流露出任何焦灼或为难的情绪。


    他就那么静静地坐着，腰杆挺得笔直，眼神古井无波，仿佛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


    这种异样到极点的平静，与周围人人自危的焦灼，形成了无比鲜明、也无比诡异的对比。


    他想干什么？


    一个巨大的问号，悬在了所有注意到他的人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