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芝龙在台湾笨港站稳脚跟，整合了李旦、颜思齐的遗产后，其势力如同滚雪球般急剧膨胀。他不再满足于控制远海贸易线路和收取“报水”，开始将触角更深入地伸向福建沿海。郑氏舰队的身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厦门、金门、铜山乃至泉州、漳州外海，甚至敢于拦截前往月港（明朝官方指定的有限贸易港口）的官商船只。沿海州县告急的文书如同雪片般飞向福州和北京。


    “海寇郑芝龙，拥众数万，舰船千计，横行海上，劫掠商旅，攻扰城邑，势大猖獗，闽省水师屡剿不利，乞朝廷速发大兵，以靖海氛！”——类似的奏报一次又一次地摆在紫禁城乾清宫崇祯皇帝的御案上，也压在福建巡抚衙门的各级官员心头。


    然而，此时的明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北方，后金（清）铁骑屡破边关，深入畿辅，需要投入巨额的饷银和精锐的部队；西北，农民起义的烽火已成燎原之势；中原腹地，天灾人祸不断，流民百万，国库却空空如也。派遣大军远赴东南进行一场胜负难料的海上围剿？对于焦头烂额的崇祯皇帝和捉襟见肘的兵部而言，这简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奢望。


    剿既无力，则唯有抚。动用“招安”这张牌，对于明朝官府来说，是成本最低、也最**以为常的应对“边患”、“海患”的手段。从倭寇时期到如今，这套策略屡试不爽，无非是许以官职、赏赐银两，换取暂时的安宁。


    福建巡抚衙门内，新任巡抚熊文灿面对着巨大的压力。他深知朝廷无力南顾，解决郑芝龙的问题必须靠自己，而招安几乎是唯一现实的选择。但如何招安？开出什么价码？招安之后又如何控制？这一切都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


    “郑芝龙非寻常海寇可比，”熊文灿对幕僚们分析道，“其势已成，船坚炮利，部众骁勇。寻常小官小职，些许银两，绝难打动其心。若招安条件过苛，恐其以为朝廷怯弱，反助其气焰；若条件过优，又恐其尾大不掉，养虎为患。”


    经过反复权衡和与郑芝龙方面秘密使者的多次试探性接触，熊文灿最终定下了招安的基调：必须给予足够分量的官职和相当大的自**，才能诱使郑芝龙上岸；但同时，也要尽可能将其纳入朝廷体制内，用官爵名分和“忠义”之道来约束他，并利用他去对付其他海盗势力，实现“以贼制贼”。


    谈判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进行。郑芝龙派出的代表是他的族弟郑芝莞和心腹谋士，这些人既精通官场话语，又深悉海上实情。谈判地点时而设在某条不起眼的小船上，时而设在某处偏僻的岸边别墅。


    谈判过程漫长而艰苦，双方唇枪舌剑，讨价还价。


    官府方面强调“皇恩浩荡”、“弃暗投明”、“报效朝廷”，试图用道义和名分来压低价码。郑芝龙的代表则毫不示弱，反复陈述郑氏力量的强大（“拥舰数百，精兵数万”），强调其“保境安民”（实为控制贸易）的“功劳”，并暗示若不满足条件，则海上永无宁日，甚至可能“逼良为盗”，与荷兰人等外夷勾结。


    郑芝龙本人虽未直接出面，却牢牢掌控着谈判的底线。他的要求非常明确：第一，官职必须足够高，足以让他合法地掌控福建沿海的军事和贸易权力，至少要与福建总兵官分庭抗礼。第二，必须承认他对现有部众和船队的绝对控制权，朝廷不得插手其内部人事和调遣。第三，招安后，他及其部下应享有贸易上的便利和特权，使其商业帝国能够继续运转甚至扩张。第四，朝廷需提供一定的粮饷补助，至少是名义上的，以安抚部下。


    “我要的不是一个空头衔，”郑芝龙在给谈判代表的密信中写道，“我要的是一把能斩断所有束缚的尚方宝剑，一个能让我名正言顺号令闽海的旗号。”


    谈判进行了数轮，期间伴随着郑芝龙时而发动的、针对沿海地区的“摩擦”，以展示肌肉，向官府施加压力。熊文灿则时而表现出强硬姿态，调集有限的水师进行象征性威慑，时而又放出和谈信号，软硬兼施。


    最终，在双方都意识到谁也无法轻易吃掉对方的情况下，一个基于现实利益的交易达成了。


    1628年（明崇祯元年）初，经过崇祯皇帝御批（更多是形式上的），招安诏书正式下达。


    诏书以华丽的辞藻赞扬了郑芝龙“深明大义”、“率众来归”的“忠勇”，然后宣布了任命：授郑芝龙为“五虎游击将军”（这是一个介于正式武官和杂号将军之间的职位，品级不算极高，但权责可大可小，极具弹性），命其率所部水师，驻防福建沿海，负责剿匪安民，保障航道安全。诏书并未明确限定其驻地和兵力，这实际上默认了郑芝龙对现有武装和地盘的控制。同时，朝廷“象征性”地拨发了一笔粮饷，并默许了郑氏集团在海上贸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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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地位。


    消息传出，各方反应不一。


    在郑氏集团内部，多数头目对此表示欢迎。这意味着他们从“海寇”洗白成了“官军”，不仅可以免除被朝廷围剿的风险，更能利用官身更方便地做生意，甚至可以去“剿”那些不听话的竞争对手。但也有少数野心勃勃或疑虑重重者，担心受到朝廷规矩的束缚，或被卸磨杀驴。


    在福建官场，许多官员对此忧心忡忡，认为这是纵虎归山，将来必成大患。但迫于形势和巡抚的决定，也只能接受。在澳门，安东尼奥总督得知消息后，心情复杂。“五虎游击将军……”他沉吟着这个官职，“这意味着他拥有了合法的外衣。以后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一个海盗头子，而是一个拥有明朝官职、却控制着私人舰队的海上军阀。与他打交道，将更加复杂。”


    最感到失望和警惕的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他们原本期望明朝官府与郑芝龙长期争斗，两败俱伤，他们好从中渔利。如今郑芝龙被招安，实力无损反而更具合法性，这彻底打乱了他们的算盘。巴达维亚的总督们意识到，今后与中国的贸易，恐怕更难绕过这个强大的“郑将军”了。


    郑芝龙本人，在台湾接到了正式的诰命和官服印信。他举行了盛大的仪式，跪接诏书，三呼万岁，做足了表面文章。但当他起身，穿上那身崭新的游击将军官服时，眼中闪烁的并非对皇权的敬畏，而是一种冷静的、近乎嘲讽的掌控感。


    “朝廷的官帽，不过是我的一件新工具罢了。”他对身边的心腹说道，“从此以后，我们剿匪是奉命行事，收税是维持军饷，垄断贸易是保障海防。以前做不到、名不正言不顺的事，现在都可以做了。”


    招安，对郑芝龙而言，绝非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更高层次的起点。他成功地利用了明朝帝国的虚弱和官僚体系的惰性，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他从一个被追剿的海上豪强，一跃成为了手握合法暴力、深受朝廷“倚重”的封疆大吏（尽管是名义上的）。朝廷抛出的招安牌，本以为能束缚住这头猛兽，却不知反而为他解开了最后的锁链，为他那空前庞大的海上帝国，披上了一件金光闪闪的合法外衣。


    闽海的新龙王，已然加冕。只是为他加冕的，并非紫禁城中的皇帝，而是他那无人能敌的舰队和洞察时势的权谋。新的游戏规则，正在由他亲手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