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商人的外室和儿子失踪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绝大多数人，都觉得是孙县长做的，包括孙县长的枕边人和儿女们，也未尝没有这样的怀疑。


    孙商人自然更是会这么想了。


    尤其是，孙商人偶然发现，孙县长在此之前多次派人调查了他的外室，还收买过外宅的下人，虽然孙商人有那么一瞬会怀疑，堂兄这次的行事未免太粗糙了吧？但怒火还是燃烧了他的理智。


    这个时候，孙商人的便宜儿子在亲爹的指示下，频频向名义上的爹示好、安慰，在为人处世上，可比上一个便宜儿子高杆了不少，但这份高情商，在孙商人看来，就更是面目可憎了。


    兄弟俩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互信基础也彻底崩塌，无疑给了更多人可乘之机。


    要知道，在此之前，孙县长的很多财路，都是通过孙商人获得的，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干净的，这一点，杨金穗也曾将杨大金他们打听到的东西，写到了《恨也依依，爱也凄凄》的书里面。


    而随着很多人有意无意的宣扬，小说里的反派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微妙地被绑定在了一起。


    当然了，有人信，有人不信，但竟然是信的人更多一些，因为自古以来，文人想骂朝中的衮衮诸公，用的都是这套方法。清明时期都是如此，更何况是如今呢，一个官场中群魔乱舞的时代。


    好在，此时的媒体人，也是真的很有理想抱负了，尤其是背后不倚靠什么外邦势力、也不是官府喉舌的时政报刊，那真是踩着钢丝跳舞的程度。


    哪个主编没被叫过去喝喝茶甚至是干脆下次狱，那都不算坐稳了主编的位置，不能让手下的记者编辑们信服。


    《国民时报》就是这样一家报纸。


    自孙县长的名声之臭开始向外传播以来，《国民时报》就派了几个很机灵的、很会挖掘新闻的记者前往冀州。


    他们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又为了采集新闻经常游走在市井之间，很快就在小小的县城交友广阔，并成功和孙商人搭上了关系。


    他们堂兄弟之间的隔阂越深，孙商人口中的抱怨、牢骚，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就越多。


    其实，小小的一县之长的贪腐问题，本不该引起太大重视，因为这种官员太多了，抓不完，甚至很多时候拿到证据也不足以影响他们的仕途。


    真正引起《国民时报》注意的，是杨金穗、在小说里写到的，孙县长私下里贩卖本国劳工到海外的事。


    这事一向被有识之士深恶痛绝，从朴素的爱国情的方面来讲，本国百姓被贩卖出国，无异于是种耻辱，虽然自近代以来，这样的事屡见不鲜，但并不代表这是对的。


    从国家体制而言，自清廷被废，相应的贩卖人口的合法性也一应被废除了，最起码明面上是这样，官员权贵家中依然有以全家为单位做仆人的情况，但那不是卖身契，而是雇佣关系。


    因此，父母官做出带头贩卖人口的事，实在是不符合政体所倡导的理念。


    从利益角度来看，被贩卖的劳工以身体健康的、正当壮年的男性为主，这是如今最主要的劳动力，也是军队的主要兵力来源，把这样的百姓贩卖出去，和资敌有什么区别？


    杨金穗写这点的时候，就知道这是真的，而记者们想要探查的，也是这事的真假。


    而且他们探查的很顺利，除了孙商人及他身边的人隐约透露出来的，还有一方势力在暗中引导他们发现证据。


    记者们隐有所感，因为他们在探查一些新闻的时候，也偶尔会收到这样的暗中帮助。


    他们知道，这世上，有人和他们立场不同、身份不同、目的不同，但有一致的荡清寰宇的目标，那就不必深究，共行过这段路就够了。


    在这样的多方协作下，记者们成功拿到了孙县长的绝大多数罪证，以及当地大小家族联名写的举报信，匿名投递给了省监察使署。


    此时对官员的论罪，也分两种，程度轻一些的，则是行政惩戒，程度更重的，则是刑事追诉。


    孙县长明面上的一些问题，原本也只是达到行政惩戒的程度。


    而这种程度的违纪，在此时的大环境下，完全可以通过贿赂上官来免除，甚至如孙县长预想的那样，调离此地，换个不起眼的地方继续做官。


    但钱袋子堂弟没跟上步伐，又有记者暗中调查，对上没有打点到位，对下又民怨纷纷，省监察使署很快就派了专员前来调查。


    确认线索无误后，孙县长便被撤了职，且被判定为终身不得再担任公职。


    到了此时，孙商人因儿子的失踪而产生的怨恨也终于为现实让路了。


    他开始担心堂兄倒台后自己的下场了。


    担心也没有用了，撤职结果一公布，原本因畏惧孙家权势而对孙商人百般忍让的商户们，也开始走他走过的路，用钱游说县里其他官员对孙商人的诸多商业行为严设关卡。


    其实即使他们不游说，这些官员无论是为了表明和原上官划清界限，还是为了吃下孙商人手里的财富和商路，都是不会放过他的。


    只不过商人们孝心上供，他们便也安心笑纳了。


    即使是在一县之长刚刚落马的如今，他们也有这么大的胆子，那是因为，这种程度的“人情往来”，当然是合乎规矩的。


    很快，兄弟俩各陷入各自的泥沼中。


    省高等法院检察署开始启动对孙县长的审查，正式走起了刑事流程。


    对此，《民国时报》也全程跟踪，主编甚至忍痛特批了四只相机，包括两只昂贵的德国进口徕卡相机，两只国内新近生产的景华相机，跟踪报道孙县长受审情况。


    为了唤醒民众对此事的关注，记者们还拍摄了一些被诱拐的劳工家属的照片。


    比如饿得面黄肌瘦的孩子；


    上有老下有小只能独自在田间跪着做活以养活全家的女人——之所以跪着，是因为她们裹了小脚，站立不住，只能跪着做农活；


    还有更多的，因失去家中顶梁柱而无法在这世上活下来的男女老少们，他们化作的那一排排沉默的墓碑。


    孙县长被关押数日后依然滚圆富态的身材，和处于饥馑的民众；孙家那宽阔的院子、养得骨肉匀停的孩子，和那排排沉默的墓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很快有名流们举办慈善活动，为这些受害者家属捐款，对孙县长的谴责声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千夫所指之下，孙县长很快无疾而终了——在狱中惶惶不安，最终“自绝”于世。


    而孙商人那里，也很快在某次冒险行商以挣取生活费的路途中，消失了踪迹。


    这日，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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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穗同其他几个同行聚会聊天。


    周培安看到报纸上举办的那些，为卖到海外的劳工家属而举办的慈善活动，发出了辛辣的讽刺：“慈善，不过又是他们闲极无聊时彰显尊贵的消遣。”


    这并不是周培安刻薄，而是图中这些面目慈爱的官员、官家太太、官家少爷小姐们，他们的奢侈生活，很多都是靠政府不断往海外输送劳工而维持的。


    拿劳工们的卖身钱中极小的一部分去做慈善，然后哄得不明所以的民众大赞某某官员心善爱民，可以说是把普通百姓利用了个彻底。


    孙县长为何那么快自杀，一个能面不改色买卖人口的人，真的这么脆弱吗？


    当然不是，只不过是他牵扯到不好查的人了。


    杨金穗点评：“对他们来说，这或许是某种时髦的单品，是能更加心安理得享受奢侈生活的一点点小损失。但世界会因为这一次民告官的微小胜利而改变吗？并不会。”


    是啊，并不会。


    孙县长自杀是年末，等到来年二月，杨小枣和腾克纷纷顺利被各自心仪的学校录取并开始住校后，杨家便做好了回老家的准备。


    然后，铁路工人爆发了游行，杨家打算乘坐的这段铁路中止了运行。


    也是在此时，铁路工人被压榨被欺辱且得不到劳动应有的报酬的情况，才正式被大众所熟知。


    计划好的出行未能成行，杨家人都是有些焦灼的，毕竟此时的出行和后世可不一样，拿着身份证手机就能走。


    此时的出行，购票都是需要提前通融的，这样才能抢到位置；还要携带干粮行李。


    尤其是他们打算回老家，给老家的亲友也准备了一些东西，其中还包括一些食物，都打包好了，如今又只能再拆开放到柜子里保存，防止变质。


    但在焦灼的同时，大家又很关注这次铁路工人游行的结果。


    社会也是同样的关注，《京报》正在连载的《凡骨初登修仙途》都断更了几次，整份报纸的版面都用来报道起了罢工问题。


    原本已经印刷好的《少年志》也暂停售卖，不去争夺大众对于罢工事件的关注。


    而大家之所以这么关注，也是因为如北平、上海、天津这样的工人基数大的城市的工人们，也开始纷纷支援铁路工人们，帮助他们挣取合理待遇，也开始了罢工行动。


    杨金穗前世看一些新闻，经常能看到外国的种种罢工游行，当时还会想，他们罢工真的有用吗？


    到了民国才知道，不管有没有用，罢工声势闹得大，不那么容易妥协，资本家才能收敛一点。


    民国的罢工行动还是不少的，就杨家来北平的这几年里，大大小小的罢工已经有□□起，一部分的确解决了一些诉求，而一部分换来的则是更加严密的控制。


    而前者，普遍是发动的工人群体更多的。


    日子久了，工人们也摸准了这种规律，尤其是一些学生、知识分子会帮他们分析形势，还有隔壁国家传来的一些理论指导和成功经验。


    于是，近期的这些罢工运动，基本都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运动形式，各地响应，各行响应，内外一起施压。


    很快，铁路工人获得了他们比较满意的结果，开始复工。


    而这个时候，也已经到了四月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