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贝尔的动作比李长安预想的要快。


    就在他被总统召见后的第二天下午，李长安就在办公室见到了金贝儿。


    “肖恩，”金贝尔省去了寒暄，直接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目光锐利，“总统先生已经找我谈过了。”


    李长安放下手中的文件，身体微微后靠，做出倾听的姿态，心中已然明了对方的来意。“我明白了，那么，海军部的立场是？”


    “总统的命令，海军部自然会执行。”金贝尔的话调平稳，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僵硬。


    “钱先生，可以走了。相关限制会在24小时内解除，离境手续也会得到‘协助’。”他特别加重了最后两个字的读音，带着明显的讽刺意味。


    李长安点了点头，并不意外。“这是明智的决定，丹。这对大家都好。我觉得一个已经脱离一线4年的科学家，其技术肯定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明智？”金贝尔几乎是嗤笑了一声，但他控制住了，转而向前倾身，双手按在光滑的桌面上。


    “肖恩，我们不能就这样白白放走一个被我们认定为具有极高价值的目标，哪怕这‘价值’在有些人看来已经过时或者存在争议。”


    李长安不动声色：“那么，你的意思是？”


    “之前对方说可以释放7名被服人员，太少了！”金贝儿语气严肃。


    “我需要你去谈谈，释放更多的人，具体多少，就要看你们**的能力了。”


    李长安心中暗想，这件事简单，就是释放全部被俘人员也值了，但表面上装出我回去做工作的样子。


    “我会尽力去谈。但最终能有多少，取决于燕京，不是我或者你能单方面决定的。”


    “那是你的事。”金贝尔站起身，整理了一下军装。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拿到我想要的名单，钱先生就能踏上归途。否则……谁知道太平洋上的风浪会不会耽误行程呢？”说完，他转身大步离开了办公室。


    门关上后，李长安揉了揉眉心，事情简单了，原本就能释放11名，应该能满足军方的要求了。


    而李长安和金贝儿的谈话也被克格勃的**器全部监听到。


    为此，工程师给李长安的标签上加了对红方无敌意，可以拉拢。


    李长安拿起电话，将事情和陈鼎轩简单的说了一下。


    陈鼎轩听完，兴奋的不行，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但是自己还得配合李长安演一场戏。


    当晚，李长安和陈鼎轩在瑞士大使馆里聊了起来。


    毕竟此时华国在米国华盛顿并没有大使馆，外交人员只能借用中立国大使馆了。


    “李先生，真是太感谢你了，您为华国做出的事情我会全部上报，您将是华国永远的朋友。”


    “陈先生，不用客气，这都是我该做的。”


    “李先生，11名飞行员是暂时的底线，如果军方不满意，我还可以去争取。”陈鼎轩担心夜长梦多。


    “我明天再去找金贝儿谈谈，我估计11名飞行员应该能够满足其胃口了。”


    第二天，李长安亲自前往五角大楼。


    这座世界上最大的低层办公楼群，以其独特的五边形结构和戒备森严的氛围著称。


    经过严格的身份核验和安检，他被一名海军军官引导入内。


    走廊宽阔却略显幽深，墙壁是厚重的军事绿，脚下是光洁如镜的**石地面，脚步声回荡其间，更添几分肃穆与压抑。


    沿途所见，皆是行色匆匆、身着各色军服的军官和文职人员，空气里仿佛都弥漫着决策与权力的味道。


    他被引至金贝尔位于三楼，可俯瞰内部庭园的办公室。


    金贝尔的副官为李长安端上了一杯饮品。


    “咖啡，李先生。五角大楼的**消耗量恐怕能排进世界前列，”


    金贝尔难得地开了个生硬的玩笑，示意了一下李长安面前那杯冒着热气的黑色液体。


    “虽然不是最好的蓝山，但足够提神，帮助我们处理这些棘手的事务。”


    他自己面前也放着一杯，显然是他的日常标配。


    李长安端起咖啡杯，醇厚的香气略**淡了办公室内紧绷的气氛。


    “谢谢，丹。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是在处理像钱先生这样的事情上。”


    他轻啜一口，直接切入主题，“关于我们昨天谈到的交换人数，我与对方进行了紧急沟通。在我强硬的要求下，他们同意释放十一名被俘飞行员。这已经是在当前情况下，所能争取到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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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诚意了。”


    谈判比预想的顺利。金贝尔沉吟了片刻，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


    十一人，虽然离他最初“一个中队”的期望有差距，但确实是一个可以对内对外交代的数字，足以堵住很多人的嘴了，何况总统的决心已下。


    他端起自己的咖啡，喝了一大口，仿佛下定了决心。


    “十一人，好吧，肖恩，虽然我仍然认为我们做了笔亏本买卖，但看在你的面子和总统的决断上，海军部接受这个条件。”


    在得到李长安的明确答复和金贝尔的最终首肯后，海军部和司法部终于开启了放行的绿灯。


    数日后，洛杉矶港。


    清晨的薄雾如同轻纱，笼罩着繁忙的码头。远洋客轮“克利夫兰总统号”巨大的船体在雾中若隐若现，汽笛声低沉而悠长，预示着即将开始的远航。


    陈鼎轩的身影出现在码头上，他穿着深色的大衣，抵御着海边清晨的寒意。他的目光锐利地扫过四周，确认一切安全后，落在了正从不远处一辆黑色轿车上下来的一行人身上。


    钱先生一家到了。


    钱先生本人穿着合体的西装，外面罩着风衣，脸上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神情看似平静，但紧抿的嘴角和镜片后闪烁的目光，透露着他内心的激动与不平静。


    他一手提着略显陈旧但保管完好的皮箱（里面据说装满了珍贵的手稿和书籍），另一只手紧紧握着身旁夫人的手。


    钱夫人面容温婉，眼神中带着一丝历经磨难后的疲惫与即将获得新生的希冀。


    他们的两个孩子，好奇地打量着巨大的轮船和嘈杂的码头，小手紧紧抓着父母的衣角。


    在钱家不远处，还停着另一辆车。


    一位身着深色便装、白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的老者站在车旁，神情复杂地望着这边。


    那是西奥多·冯·卡门博士，**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时的导师，世界公认的空气动力学权威，也是他当年极力推荐钱先生参与米军最高机密项目的人。


    他的出现，代表了米国学术界一部分复杂的心声——既有对杰出弟子离去的不舍与惋惜，也夹杂着对当前局势的无奈，或许，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