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贫穷，他真的是和我有缘，这缘份还很深很深。从回到故乡至离开故乡，他就一直亲密地伴随着我。


    1970年是我家最艰难的一年。


    年一过完，我家就断粮了，柴火也没有了。


    这年春节期间下了一场大雪，天也特别地冷。


    正月十五一大早，我就冒着大雪到桃园店上去挑煤。


    父亲前两天去外地借粮食，路过桃园店时，想办法搞到了一百斤煤，放在桃园店一个熟人家里，托人带信，让我去挑。


    从古家田到桃园店，只有五、六里地，路虽然不远，但大雪天里挑一百斤煤在路上走却非常艰难。


    路上都是冰雪，还上了冻，非常滑，不好走，一不小心就会摔倒。


    我用一件旧衣服包着头，在腿上绑几根稻草绳防滑，挑着两大箩筐煤，冒着风雪往前走。


    那雪下得正紧，白茫茫的大地上，就只有我一个人，挑着担子在雪地里艰难前行。


    到家的时候，我已经成了一个雪人了，头上背上全是冻硬了的冰雪。


    第二天，父亲回来了，没有借到粮。他用全家的布票肉票等能换钱的东西换回几十斤萝卜干，这就是我全家的救命粮了。


    这时，我母亲挺着怀孕七个月的大肚子，在灶台前费尽心思为全家做饭。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那能救命的红苕早已吃完了，幸好还有些咸菜和谷糠。


    母亲烧一锅开水，抓几把萝卜干放在里面煮。


    煮了一会，再抓些谷糠撒在里面，这就是全家的饭了。


    菜呢？全家就一碗咸茶。


    开饭了，一人一碗“糠萝卜糊”。


    这样过了几天，救命的来了。


    我的初中同学，那个和我一起登过双凤亭吟诗的同学古春福来我家搭伙食了。


    古春福在上初中时，写了一个《送公粮》的快板剧，在县文艺刊物上发表过。大队干部认为他很有才华，回乡后，就让他当了大队卫生所的赤脚医生。


    大队卫生所搬到我们村来了，离他们村有几里路，他回家吃饭不方便，就到我家来搭伙食。


    我把我家的困难都对他讲了，他听了，还是坚决要到我家搭伙食。他每天给我们家一斤白米，在我家吃中饭和晚饭。


    有米了，母亲也有办法了。母亲把春福给的白米磨成碎米，萝卜干上撒的就不再是谷糠而是碎米了。


    开饭了，全家一人一碗“碎米萝卜糊”。


    老同学古春福也是一碗“碎米萝卜糊”。


    三月中旬，我最小的弟弟出生了。


    开饭时，还是一人一碗“碎米萝卜糊”。


    老同学古春福也是一碗“碎米萝卜糊”。


    我母亲也是一碗“碎米萝卜糊”。


    在“月子”里，我母亲没有吃一根面。七个兄弟姐妹中，我最小的弟弟个子最小。


    我母亲总是说，小儿子是饿着怀，饿着生的，所以个子小。


    为了能交上“缺粮钱”，父亲把堂屋里上香供祖先的大台子拆了，准备拿去卖。


    为了好卖，他叫我用锯子把供台柱子锯成板子。


    我学的木匠手艺用上了，我把供台柱子全部锯成了板子。


    父亲看到堂屋里满地的“锯末子”，眼睛里放出光来。


    他伏下身子，从地上抓起一把“锯末子”，捏了捏，兴奋地说：“这锯末子很软和，说不定能吃啊！”


    “这是从木头上锯下来的，怎么能吃得啊！”我苦笑着对父亲说。


    父亲抓着“锯末子”站起身来，有些无奈地说：“这东西要是能吃就好了。”


    他好像有点舍不得地把抓在手中的锯末子慢慢的撒到了地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父亲一起，挑着供台柱子锯成的木板，走了十多里山路，到蔡家榨街上去卖。


    我们把木板堆在十字街口的马路边，一直到中午饭的时候也无人问津。


    我们无钱吃中饭，饿着肚子耐着性子继续等。


    大约下午两点多钟，终于等来一个问价的人。


    我一见这人就认出来了，就是那个在襄阳雪夜里和我一起拉板车的小梅。


    他的样子基本上没变，所以我一见就认得出，可能我的样子变化太大，他没能认出我。


    我怕他认出我不好意思，我就借故走到马路对面去了。


    我在马路对面看到，小梅把手插在口袋里，低头用脚踢了踢堆在路边的木板，然后抬起头来和我父亲说话。


    两个人说了不一会，小梅就走了。


    等到看不见小梅了，我才从马路那边跑过来。


    父亲皱着眉头对我说：“看来卖不出去了，你也饿了吧？我们回去吧，回去再想别的办法。”


    我没有把我认识刚才用脚踢木板的小梅的事告诉父亲。


    事后才知道，小梅从襄阳回来后，也没有去建筑公司，而是在公社企业管理办公室工作，后来还当上了县财政局局长。


    三年后，我在小学当校长的时候，因为我给镇中学校长画了一幅“松鹤同春”的画被他看见了。


    他就找到我，要我教他画国画，因此成为了好朋友，他还特地请我到他家喝了几次酒。


    而那天的事，我一直没对他说。


    我也觉得这木板难卖，就和父亲一起，又把这供台柱子锯成的木板挑回家了。


    饿着肚子，还要干很重的活。


    记得有一天，我挑稻捆挑到中午，饿得眼冒金星，实在受不了，就偷偷跑回家，把喂猪的粉碎的红苕藤粉末放到锅里做粑粑吃。


    做好了，一咬，满口是砂子，不能吃。没法子，从水缸里舀了几碗凉水喝了，就又去挑稻捆了。


    七


    吃的难，烧的也难。村前村后，山坡上，田埂上，草都被挖光了，只好想办法搞煤烧饭。


    有一天，我和父亲到离村三十多里地的新州县李家集去搞煤。


    天还没亮，我和父亲，吃了几个煮熟的红苕，带上几个煮熟的红苕，一人挑一担空箩筐就出发了。


    到了一个卖煤的地方，煤都卖完了，但地上没搞干净，地上还可以扫出一些煤来。


    父亲只有2.5元钱，就和卖煤的商量，用这2.5元钱买这地上没扫干净的煤碴，卖煤的当然同意了。


    我和父亲一起，把地上黑的东西都扫在一起，一半是煤，一半是煤染黑了的土，搞了四箩筐。


    我和父亲一人挑两箩筐煤往回走。


    走到半路，天就黑了，还下起了小雨。父亲挑着担子在前面走，我在后面挑着担子越来越跟不上。


    父亲停下来，等我赶上来了，对我说：“你走得太慢，我不等你了，我先挑回去，再回来接你。”


    于是，父亲就先挑着担子走了，我就挑几步歇几步地往前挪。


    雨下得不大，但一直没停，担子越挑越重。我要费好大的力气才能把担子挣起来，挣起来也只能往前挪动几步。


    挪到一个小山村边的时候，我就再也挣不起来了。


    村边有一棵很大的树，我就把担子挪到这棵大树下躲雨。


    带的几个红苕中午就吃完了，这时已经非常的饿了。


    我坐在大树下的一个石头上，眼睛望着父亲走去的方向，盼望父亲早点来接我。


    离大树不远有几间低矮的房子，房子里没有点灯，黑乎乎的。


    忽然从一间房子里出来一个人，慢慢向我走过来，走近了才看清是一个大约四十岁的女人。


    “你怎么这么晚还坐在这里呀？”


    “我挑不动了，在这里等人来接我。”


    她看了看树下装煤的箩筐，说，“这煤都打湿了，怪不得你挑不动。”她接着问我，“你还没吃晚饭吧？”


    “中午吃了两个红苕的。”我回答说。


    “你跟我来，到我家去，我给你做点吃的。”她边说边示意让我跟她一起到家里去。


    她一进屋就开始点灯，边点灯边说：“煤油好贵，我用的是柴油，柴油也要省着用啊。”


    她说的我也知道，因为我家，我们村里也都是用的柴油灯，并且还舍不得点，能不点灯就尽量不点灯。


    她点上灯就开始为我做吃的。


    微弱的灯光下，我看到屋子里还有两个小孩，一个男孩，大约七、八岁，一个女孩，大约三、四岁。


    屋子里有一副磨子，女人用手抬起磨盘，从里面扫出一小碗碎米。


    她又找出一把白茶叶子，就开始在灶台上为我做吃的了。


    我看了看灶台边的情况，一看就知道，她家晚上一定没开火，也没吃晚饭。


    听到锅里“咕咕咕”煮饭的声音，我的肚子也“咕咕咕”地叫起来。


    她做饭的时候，她的两个孩子就一直站在灶台边眼巴巴地看着。


    饭做好了，那是一碗热腾腾的碎米菜糊。


    她把一碗碎米菜糊端到桌子上，对我说：“饿坏了吧，快趁热吃吧。”


    她又回过头对两个跟上来的孩子说：“这是做给这个大哥哥吃的。明天我再做给你们吃。”


    我埋着头吃，泪水滴到了碗里。我不敢抬头看旁边的那两个孩子。


    这一碗碎米菜糊，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美食！也是这一辈子难以忘记的美食啊！


    大约晚上十一点多钟的时候，父亲和舅舅一起来了，他俩换着挑，帮我把煤挑回了家。


    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我专程赶到那一带去找这户人家。


    顺着我曾经挑煤走过的路，一路走，一路询问。


    因为天黑，那个村子的模样记不得，也不知道那个村子的名称，父亲也不知道，但我记得那棵大树，我就找有大树的村子。找了一整天，还是没找到那个村子。


    还有一次，我随诗友们一起到新州采风，也专门打听过，还是没找到。我舅舅也带我找过一次，也还是没有找到。


    八


    在那一年多的日子里，栽秧，栽红苕，割麦子，割稻子，挑粪，挑草头，耙田，耙地，诸多农活都干过。


    虽然家里增加了我这个劳动力，但我家还是大缺粮户。


    为了增加收入，我家养了一头母猪。这头母猪，可以算是我们家的“功勋母猪”了。


    家里的经济来源，全靠这头母猪了。


    然而，喂猪的饲料成了大问题。


    现在我们老家都是用红苕和玉米做猪饲料，可当时，这红苕和玉米都是主粮啊！


    为了喂好这头大母猪，父母想尽了办法，吃尽了苦头。


    父亲想到一个办法，用水草来喂猪。


    我们那地方的水塘里有一种被称为“葡萄苗”水草，我父母把这种水草打回来，切碎，放进腌咸菜的大缸里发酵。发酵后的“葡萄苗”猪很爱吃。


    白天要在队里出工挣工分，只有晚上有时间去打“葡萄苗”。


    于是，父母经常是在晚上一起去打“葡萄苗”。


    附近水塘里的“葡萄苗”被打完了，就要走很远的路去找“葡萄苗”。


    有月亮的晚上还好一点，在没有月亮的黑夜里，走很远的路去找“葡萄苗”，打“葡萄苗”就很不容易了。


    有一天晚上，父母在一个水塘里打“葡萄苗”。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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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黑，要趟水到水塘中央去打“葡萄苗”，母亲的左手食指被水草中夹杂着的一种带刺的草扎伤了，鲜血直流。


    母亲从破衣服上撕下一个小布条把食指一包，又带着伤去打“葡萄苗”了。


    第二天，母亲的食指就红肿起来了，这是感染了，发炎了。


    母亲也没上卫生所去治，依然用这受伤的手洗衣做饭。


    十指连心啊！母亲一定是钻心地痛。


    母亲是非常坚强的人，疼得额头上冒冷汗也不吭声。


    母亲的食指烂了半截，指骨都露出来了。


    母亲自己拿剪刀把食指上的腐肉剪掉，用布把食指缠起来。依然是什么都做，洗衣做饭干农活，从不耽搁。


    我亲眼见母亲拿剪刀剪食指上的腐肉时，我心里很痛，我劝母亲去卫生所，对她说：“妈！去卫生所看一下吧！”


    母亲说“不用，会好的。”


    当时我竟联想起《红岩》里的江姐了。


    从此，我母亲的食指就成了畸形的了，短了半截。


    我家的“功勋母猪”很争气，下出的小猪崽又多又健康，一次都下七、八个。


    有一次，我和父亲挑着八个小猪崽到新州仓埠镇上去卖。


    起五更出发，到镇上吃早饭。吃完早饭，我们把挑小猪崽的担子在街边一放，就有人前来问价。


    每个小猪崽都有10斤左右，上午就都卖完了，卖了好几十快钱。


    父亲高兴极了，回来就给儿女们一人做了一件新衣服。


    这年五月，生产队为了增加收入，组织十几个男劳动力去东西湖柏泉农场插秧。我和父亲都去了。


    我们是半夜才走到柏泉农场的。


    来插秧的民工都住在田边临时搭的工棚里。


    我们还是半路上吃过中饭的，走到这里，大家都又累双饿了。


    我们一进工棚，苕一哥伯说：“太饿了，煮点饭吃吧。”


    我们自带了一大袋子米。


    我父亲说：“我来做饭，你们去找水呀吧。”


    我就跟着苕一哥伯到棚子外面去找水。


    苕一哥伯拿手电筒往棚子后面一照，说：“这里有水，之华，快去拿个水桶来。”


    棚子后面有个不大的水坑，手电照在坑里的水面上，看起来水清亮清亮的。


    我跑进棚子里，在里面找到了一个木桶，连忙跑到水坑边。


    苕一哥伯把手电筒递给我，让我照着，他拿水桶在坑里打了半桶水。


    父亲就用这打来的水做了一大锅白米饭。


    十几个人，一人盛了一大碗，蹲在地上，都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我吃的时候觉得这饭的味道怪怪的，有皮蛋的味道。


    饿得太厉害了，一会儿，大家都吃完了。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了，走到棚子后面去小便。


    正好走到昨天晚上打水的地方，我一看，天哪，昨晚打水的那个水坑竟然是个粪坑。


    我大叫起来：“快来看啊！”


    大伙听到我的叫声，都跑出来看，都呆住了。


    苕一哥伯说：“怪不得有皮蛋味，我们吃的是粪坑里面的水煮的饭。


    柏泉农场的人来了，他提着一个油桶。


    他告诉我们，这里是血吸虫疫区，水田里有血吸虫，下水田前要在脚上抹上黄油。


    我们就都往脚上抹黄油。


    等我们都在脚上抹好了黄油，柏泉农场的这个人就带我们到水田里插秧了。


    插秧插了半个月我们才回家，我们只记工分不拿钱，钱是生产队收的。


    这以后我总是担心：是不是会染上血吸虫了？


    还算幸运，我们都没染上血吸虫。


    从柏泉农场回来后不久，我就到修吴家寺水库的工地上去了。


    每天早上上工地前，全体民工要到村前集合。


    大队支书老七读一段语录再上工地。


    我到工地的第二天早上，我们都在村前集合好了。


    老七开始读语录了，他是个结巴：


    “群众是、是、是是、真真真正、正正——正正正、开开——开工——”


    大家都不敢笑，强忍着。他们都是先来工地的，习惯了，能忍得住。


    我刚来，就忍不住了，我笑出了声。


    老七听到了我的笑声，就跑到我面前，结结巴巴地说：


    “你、你、你你笑——笑什么？”


    我强忍着，说不出话。


    “那那——明天你来读!”


    真奇怪！他说后面五个字竟然没结巴。


    “我不是、是、是是开玩笑，明明、明天你、你你来读。”


    他又结巴了。


    第二天，就由我来读语录了，而且我还是用普通话读，大家都夸我读得好。


    六月的天，已经非常热了，太阳晒得地上冒烟。


    我们要把大石头抬到水库大堤上去，从堤下往堤上抬，十分费力。


    我们不是用扁担抬，也不是用竹竿抬，而是用大木头抬，因为石头太大了。


    老七人不坏，是个老实人。他要和我一起抬石头，我同意了。


    老七总是把套石头的绳子往他那边移，这样我这边承爱的力就小多了。


    很明显，他是在照顾我。


    修水库用的都是大石头，一般都是三四百斤。


    大木头压在肩上，往前移动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


    上坡的时候就更难了，腰都直不起来。每天晚上腰疼得睡不着觉。


    这样的日子真难熬！


    我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