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政治上，原有的政治体系在末日的背景下土崩瓦解，自然会产生需要填补的空缺——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即使不考虑“世界末日”这般的极端情况，混乱本身也会成为野心家的温床。


    平静的湖面培养不出优秀的水手，有无数的英雄豪杰诞生在混乱的年代，而“世界末日”则将这样的混乱放大到了极致。


    从个人角度上讲，大变异中涌现的邪教领袖通常是富有人格魅力的野心家和操纵者，在个人魅力以外，他们还往往自称拥有某种独有的、排他的特殊能力或身份。


    从预言通灵到预知真相，从外星使节到先知圣人乃至救世主，邪教领袖们“贴心”地为迷茫的人们准备了多种选择。


    这些高高在上的领袖们在正常社会中很多都只是边缘化的角色，他们的声音无关紧要，无人在意，但当末日降临，他们的“才华”便可以得到施展。


    对大部分的邪教领袖而言，他们都会利用人们的恐惧和迷茫，通过简单的口号、绝对的自信和对敌人的清楚划分迅速聚集起追随者。


    “敌人”可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可以是一个具体的概念，无论是“不信者”、“叛逆者”，还是“过去的政府”，“其他幸存者”将问题归咎于一个明确的“敌人”并挑动信徒的情绪是凝聚群体的重要手段。


    这不但能够有效转移不道德教义带来的先天性内部矛盾，更能够将信徒那些在末日中积聚起来、无处发泄或者没有对象发泄的愤怒和攻击欲望导向外部，从而维护团队的团结，巩固领袖的地位。


    通常，邪教领袖们还会将教团中的成员捆绑为一个整体，通过高度强调不合理的集体主义来淡化个人的情感和对自身价值的认同与追求。


    正如在第一点中关于心理上的论述，只不过这里的主体从教徒这个被动的接受者转化为了领袖这个主动的发出者。


    不得不承认的是，只会空谈口号自以为是的人是没办法在末日后时代存活下去的，更别提带领几十乃至数百人的团体——光靠着信仰是没办法不被饿死的。


    四、在最重要的生存逻辑上，邪教组织也能够给予加入的信徒实实在在的物质资源和安全保障。


    在末世中，信仰和面包是分不开的，甚至有的时候，面包就是信仰本身。


    许多邪教组织在一开始会用免费的食物、安全、住宿和医疗保障作为诱饵吸引幸存者加入——对于每天都要面对变异体，时刻都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人而言，“信教就能活下去”是一个很难拒绝的提议。


    更有甚者会将自身伪装成一个纪律严明的幸存者营地，以救世主的姿态降临在苦苦挣扎的普通人身前。


    对新加入的成员，他们往往不会展示极端的一面，而是用热情和看似无偿的救助换得人们的感激。


    一个欧陆联合大学在大变异后十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百分之七十在大变异中加入邪教的信徒是被优渥的生存条件吸引进去，再在潜移默化中一步步成为丧失自己灵魂的一颗螺丝。


    随着加入的人越多，教团也就拥有更充足的人手去让这种保护也变得越真实可信，整个过程就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甚至在大变异后各国联系几乎断绝的情况下出现了横跨多国的大型邪教组织。


    另一方面，高度集权化组织化的邪教本身就比孤立的个人和小团队更有能力搜集和保卫资源，相同的信仰和共同的敌人也让他们的内部矛盾显著低于普通的大型幸存者营地，形成一种“抱团求生”的实用主义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邪教团体在狂热的信仰加成和严格的教义下，信徒们往往可以被驱使着主动投身到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中。


    对领袖而言，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是忠诚的追随者、免费的劳动力、狂热的士兵和实现野心的工具，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精神控制到位，便可以肆无忌惮地将他们投入任务中去。


    一名合格的邪教徒可以在今天耕种，明天战斗，后天将自己的血肉割下来献给教主——无论他是十来岁的孩童还是几十岁的老人。


    在德国发现的“往生教团”和波兰翼骑兵军团以及德国联邦忠义军发生了数次交火并最终被歼灭，大量的情报让这个规模较大的邪教组织得以较为全面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人一窥邪教的狂热。


    “往生教团”利用变异体异于常人的身体素质向教徒们宣扬大变异是一种极其光荣的进化，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让那些没能接受到进化并拒绝死亡的普通人被清除，并在最后将世界拱手让给变异体。


    然而往生教团的教义根本经不起推敲，他的管理手段也称不上太高明，却能够靠着极端的精神控制培养出狂热的信徒。


    因此，当军队出现在教团面前时，他们毫不意外地选择了疯狂的攻击，由于教义中宣扬人类终将灭亡，教徒们也将在一切结束后走向死亡，因此他们根本不惧怕失去生命，甚至将其视为“高尚的牺牲”，给联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


    总的来说，邪教在末日的背景下出现是多个因素共同引发的必然结果。


    在心理上，邪教用希望和意义填补了绝望与迷茫的真空；在社会上，它重构了已经破碎的秩序；在政治上，它摧毁了现有的政治体制，为别有用心之人提供了舞台；在生存上， 它也能提供实在的物质资源和安全保障。


    大变异后，邪教在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地出现证明了其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原有的社会秩序完全崩塌后诞生的必然产物。


    邪教组织就像是一种“精神毒品”，在政府、体制、科学这些原本披着文明外衣将人类社会不断缝补的“止痛药”失效以后，成为了许多人唯一可以抓住的“镇痛剂”。


    即使他们明知“毒品有害”也无法再做选择，有人沉迷于“镇痛剂”带来的安乐；有人沦陷于“毒品”产生的幻觉；有人因为惧怕痛疼而产生依赖……


    归根到底，邪教团体都是在利用人性的弱点建立极端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