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老八提到的两点，老十四又补充道“还有，不能太惯着广东那帮行商。朝廷把收缴关税、清查走私，乃至于控制洋商活动的权力都下放给行商，可每年关税都收不齐，九哥还帮他们说话，皇阿玛不生气才怪。”


    老十也应和道“给他们面子叫一声皇商，不给面子就是我们满人养的狗。狗儿的，奴才跟主子讨价还价，看给他们能耐的！”


    老八思忖着两个弟弟对老九的建议，深以为然。不要说商人，就是官员也是一样。任伯安就是前车之鉴，奴才不调教好，可是会欺主的。也许应该再给九弟写封信。


    由于八爷党拥有从事间谍工作的丰富经验，推己及人，为了防止信件内容泄露，老八和老九一直用英文写信。老八这边负责翻译信件的，就是来自法国的传教士宋君，虽然是法国人，但精通多门外语，也会英文。


    这位法国传教士宋君，如今正坐在王府客房里，伏在书案前写日记。他从两个月前，被廉郡王招进府里做翻译，就一直被困在这里。当初进府的时候有多高兴，如今就有多憋闷。


    宋君刚进府时见到了廉郡王，这位被称为八贤王的阿哥，看上去十分年轻，圆脸上一对弯月眉，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举手投足间都显得温文尔雅，说话声音洪亮却不带半点咄咄逼人之气，显得温存又不失帝室贵胄的尊贵威严。


    廉郡王和他亲切的交谈，并表达了对传教士的认可和对天主教的支持。可在这次见面之后，廉郡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只有他的管家在一个月前带来了许多零散的英文语句让他翻译。


    英语虽然不是宋君的母语，但他还是能认出，其中许多英文句子，不过是名著的摘抄。真正有用的信息，就夹杂在这堆零散的句子中。


    通过仔细的辨认，宋君大致摸索出，应该是和广州海关有关的信息，而且应该是商业信息，因为里面夹杂了很多数字。


    法国传教士宋君摸了摸他的大鼻子，翻开厚厚的笔记本，鹅毛笔蘸满了墨水，用他最熟悉的拉丁文记录道


    公元1707年，12月25日，星期二。


    清历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大雪。


    今天是圣诞节，这样的日子，我本该和教徒一起，在教堂里做弥撒，共同沐浴在主的恩典之下。可我被困在王府里，已经整整四十五天了。


    实在无事可做，我决定写日记，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回忆记录自己蒙主感召的一生。


    1654年，我出生在法国朗格多克省盖亚克的一个小贵族家庭。（后来我才知道，我和清国的康熙皇帝是同一年出生。）


    我中学就读于图卢兹主教区的耶稣会学校。在学校的大门上，镌刻着耶稣会的目标“奔赴世界每一个角落哪里更希望有人为天主效劳，哪里的灵魂更期待得到帮助，我们就生活在哪里。”


    每位学生从门前经过，都要念诵这句话，直到把这句话刻在心里。


    学校里反复传颂着耶稣会先辈在华传教的先进事迹。相比于天主教的其他修会，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无疑是最成功的。


    这要归功于利玛窦神父，他是耶稣会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那时中国还是明朝而不是现在的清朝。


    利玛窦神父沿用了范礼安主教的传教政策，努力学习中国文化，提出了“补儒易佛”的传教思想，制定了结交上层官员，利用科学传教的传教路线。这让耶稣会得以在中国立足。


    1682年，我从乡下来到巴黎，进入路易大王学院学习神学。一年后，我被埃弗勒主教授以神父之职。


    埃弗勒主教告诉我，国王路易十四是“天主在地球上的代言人……法国的海外扩张……是国王代表上帝荣耀上帝的伟大征程。”询问我是否愿意肩负起传教的使命。


    耶稣会的圣训一直刻在我的心上，我立刻答应了下来，跟随五位获得“国王数学家”称号的传教士，一起前往中国。（后来我才知道，国王对传教的热情，源于他与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关于法国教权的争执。）


    为了绕过实行葡萄牙“保教权”的路线。我们搭乘回访暹罗的法国使团的船只。1685年3月从布雷斯特出发，绕过好望角，在马达加斯加短暂停留补给，抵达苏拉特，再从苏拉特横穿印度半岛抵达默苏利珀德姆，9月抵达湄南河口。耶稣教会在暹罗设有站点，我们在那里修整了几个月，在第二年七月，搭乘华商的船只到达宁波。


    这个国家太大了，几经等待辗转，我们终于在1688年2月抵达目的地，这个神秘东方大国的首都北京。上帝保佑！


    在这三年的旅途中，那些“国王数学家”传教士们，一直在忠实的执行自己的使命，出色完成了卡西尼伯爵的《延至两大洋的大地测量与经线延长计划》。我也向他们学习了很多天文物理的知识，这对我后来在中国的传教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抵达北京后，我们受到了南怀仁神父的热情欢迎。他在1678年就写信，请求欧洲派遣有才能的耶稣会士来华，经过十年的漫长等待，我们终于到了。虽然我们不是最早响应的耶稣会传教士，但一定是规格最高的。


    康熙皇帝接见了使团，很遗憾我地位太低，没有机会参与觐见。


    皇帝非常欣赏那五位“国王数学家”，尤其是白晋和张诚。为了让更多这样的能人来华，他让白晋回法国再去招募传教士。


    白晋就这样带着清国皇帝的使命又返回了法国，我再次见到他，已经是十年之后了。


    南怀仁神父告诉我们，这位康熙皇帝是一个十分开明和宽容的君主。他讲述了有名的杨光先案


    南怀仁的老师汤若望和清国的大臣杨光先因为修订的历法不同，争斗起来。汤若望被冤枉入狱，后来含冤去世。他也被押到广州圈进，随时可能被驱逐出境。


    这些悲剧发生的时候，康熙皇帝还没有亲政。等到康熙皇帝亲政后，为汤若望平反，将南怀仁招回广州。


    面对汉人官员对洋人制定历法的反对，康熙皇帝最终采用了一种非常西方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做实验。谁能证明自己的历法更准确，他就采纳哪一种。


    南怀仁神父非常自豪的告诉我们，他向皇帝宣布，自己可以精准的计算出，太阳照射下木杆影子的长度，只要皇帝给他一个日期和时间。


    皇帝照做了，他准确的计算出来，但汉人官员却没有做到。康熙皇帝判定他是胜利的一方，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还放弃了原来汉人官员的历法，改用汤若望的历法。


    四年后，这位开明的君主颁布了“宽容敕令”，允许我们在中国自由传教。我们在北京修建了新的天主教堂，耶稣会后来又陆续派来了八十余名神父。


    这些后来的神父带来了欧洲的最新消息，英国牛顿爵士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在欧洲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可惜他们并没有把书稿带过来。


    教徒增长的很快，我每年都要为上千名人洗礼。上帝的荣光正在沐浴这片东方的土地。


    中国人既热情又好奇。有一位官员苏奴带他的妻子来受洗，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官员是皇室成员，是一位“红带子”。他后来推荐了很多人入教，给予了我们很大帮助。


    一切都很美好。除了中国男人讨厌的长辫子，他们很少清洗，会散发出奇怪的味道。还有中国女人的裹脚，这是一种汉人习俗，会让她们走起路来非常痛苦。


    可惜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上帝眷顾的同时，魔鬼的觊觎也如影随形。


    该死的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嫉妒耶稣会在中国取得的成绩，在教宗面前诋毁我们，发表了《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认为我们不应该牵就中国人祭拜祖先和孔子的传统，这是信仰的不纯洁。


    巴黎外方传教会阎当主教的到来，把问题进一步放大。当他要求福建的教徒禁止祭祖时，被教徒围上去殴打。


    这些新来的传教士既傲慢又无礼，偏偏又是能通天的人物。


    “国王数学家”张诚接任了耶稣会驻华总长，他请求康熙皇帝出具证明，中国的祭祖祭孔不是宗教行为。康熙皇帝答应了，但这并没能影响教会的决定。


    两年前，教宗克莱芒十一世最终发布谕令，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当教皇特使多罗在南京宣布教宗的谕令后，原本宽容的康熙皇帝勃然大怒，开始限制传教士的活动，限制教徒的活动。


    这位宽仁而开明的君主开始展现他的另一面。当然，这一面也许早已展现。


    张诚对我说，在三年前，这位君主曾经偷偷的告诫他，不要与中国的汉人和蒙古人接触，只有满人愿意接纳我们这些传教士。可转过身又去提醒满人，要小心我们这些传教士，“海外如西洋诸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


    上帝的光辉永远照不进他警惕又保守的内心，康熙皇帝对于传教士的接纳，不是为了天主，而是为了西方的科学。


    没有来过中国的欧洲人永远无法想象，一位君主的权力可以有多大。


    随着康熙皇帝一声令下，原本如春天一样蓬勃的天主教立刻进入了冬眠状态。教徒小心翼翼的告诉我，没有人敢违背皇帝的旨意，即使是关于神明与信仰的旨意。


    事实上，康熙皇帝不但可以管控天主教，清国土地上的所有宗教都要接受他的管理。听说藏地的佛教首领仓央嘉措，就被这位皇帝一声令下，废除封号，押解回京。


    欧洲的君主要接受教皇的加冕，在清国，教皇却要接受皇帝的加冕。


    我无法想象当年的英王亨利八世和现在的法王路易十四，这些致力于摆脱教会控制的国王，如果听到康熙皇帝的事迹，会多么向往。我也很庆幸在西方没有这样凌驾于上帝之上的君主。


    现在东正教趁机发展起来。很多俄罗斯人在北京，他们是在与中国的战争中被俘虏过来的。中国把他们编入了八旗组织。俄王彼得一世命令基辅主教派神父来远东主持教务。东正教的教堂已经开始选址动工了。


    一想到这些“罗刹庙”可能会取代神圣的天主教堂，就让我十分的心痛。我们这些人为清朝皇帝效劳只求能得到他的庇护，以利于我们的圣教，如果天主教在帝国被禁止，传教的希望破灭，那我们这些人留在这里有何益？


    我从未忘记自己离开祖国的主要目的是献身于拯救人们的灵魂。甚至当局势需要的时候，我愿意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去宣扬基督教信仰中的各种真理。上帝保佑，这一天不会降临。


    感谢该死的方济各会、多明我会，让我的传教工作空闲下来，使我有时间开始专心的学习汉文化。


    我在学习中国的历史时，惊讶的发现，中国的历史居然比《圣经》里记载的还要长。中国的历史也有大洪水，但按照中国史书的记载，显然比诺亚的大洪水要早得多。


    如何调和中国历史与圣经历史的矛盾，将两个洪水结合起来，是我最近一直在努力试图解决的问题。


    可惜我的论文《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刚刚开头，就被康熙皇帝的第八个皇子廉郡王招过来。


    我满怀希望的以为这是传教的机会，因为这位八皇子的弟弟九皇子，对我们一直非常亲切。可惜八皇子对天主教不感兴趣，对科学也不感兴趣，只想让我帮他翻译那些神秘的信息。


    我已经五十三岁了，已经开始驼背，每天早上醒来，都感觉更加衰老，甚至开始期待上帝的呼唤。康熙皇帝和我一样年纪，我知道他要开始考虑清国继承的问题了，也许这些信息就和王位的继承有关系。


    不知道这位八皇子有没有机会成为皇帝，虽然他们的皇太子依然健在。我感觉自己被卷入了某种阴谋，我必须想办法尽快脱身。


    又或者，我可以参与到这个阴谋里，进行一次冒险，寻找可以让天主教在中国的困局得到缓解的机会。


    但最近皇帝的态度似乎有所缓和。很多人来教堂找我，想学习拉丁文，法语等语言以及西洋文化。中国人的热情好学让我十分感动。


    这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我需要上帝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