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六年的暮春，本该是草木萌发、生机盎然的时节，然而一股无形的压抑感却悄然笼罩着紫禁城。


    年仅三十六岁的皇帝朱载坖，在经历了一段纵情声色的放纵后，他那本就称不上强健的龙体，终于如风中残烛般，发出了最后的、剧烈的摇曳。


    是日深夜，月隐星稀。


    乾清宫内灯火通明，却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慌乱。


    原本侍寝的宫女早已被屏退，只有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秉笔太监孟冲等少数几个贴身内侍，以及闻讯匆忙赶至的皇后、太子朱翊钧和几位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等）跪伏在龙榻之前。


    御医们面色惨白，额头上冷汗涔涔，轮流上前诊脉，彼此交换着绝望的眼神。


    龙榻之上，隆庆帝面色蜡黄，双目紧闭，气息已是游丝般微弱，偶尔发出一两声无意识的呻吟，嘴角甚至残留着一丝尚未擦净的白沫痕迹。


    “陛下！陛下！”冯保跪在榻边，声音带着哭腔，却又不敢放声，只能低低呼唤。


    皇后李氏紧紧搂着年幼懵懂的太子，泪水无声地滑落，身体因恐惧而微微颤抖。


    高拱与张居正伏在地上，虽看不清表情，但那紧绷的背脊和微微颤抖的官袍下摆，暴露了他们内心的惊涛骇浪。


    突然，隆庆帝的喉咙里发出一阵剧烈的“咯咯”声，仿佛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呼吸。


    他猛地睁大眼睛，瞳孔却已涣散无神，直勾勾地瞪着藻井上蟠龙吐珠的图案，手臂无意识地抬起，似乎想抓住什么，最终却无力地垂落。


    “皇上——！”冯保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猛地扑到榻前，探了探鼻息，随即整个人瘫软在地，放声痛哭。


    “陛下……宾天了！”孟冲带着哭腔，向殿内外宣告了这石破天惊的消息。


    刹那间，乾清宫内哭声一片。


    皇后与太子悲恸欲绝，内侍宫娥跪倒哀嚎。


    高拱猛地抬起头，老泪纵横，重重叩首在地，高呼：“臣等罪该万死！”


    张居正亦是伏地痛哭，肩膀耸动，但其眼神在抬头的瞬间，与冯保有过一刹那极其短暂的、复杂的交汇。


    ……


    皇帝暴毙，国不可一日无君。


    按照祖制，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应在灵前即位。


    然而，在新旧交替的权力真空中，最关键的便是那一道遗诏。


    隆庆帝走得突然，并未留下只言片语。


    这遗诏由谁来拟，内容如何，便成了各方势力角逐的焦点。


    首辅高拱当仁不让，以顾命首辅之姿，强忍悲痛，立刻于乾清宫偏殿召集阁臣，欲主导遗诏的撰写。


    他悲愤交加，言辞激烈，痛陈皇帝乃是因“左右佞幸”引导，纵欲过度而亡，意在清洗内廷，尤其是与他素有嫌隙的司礼监太监们。


    然而，他低估了冯保与张居正早已形成的政治同盟。


    就在高拱忙于措辞，试图在遗诏中打入自己政治烙印之时，冯保凭借其司礼监掌印的身份和对于内廷的绝对控制，早已暗中动作。


    他与张居正秘密商议，迅速拟定了一份以隆庆帝口吻、符合礼法、看似中规中矩，实则暗藏玄机的遗诏。


    其中最关键的一条，便是以“东宫年幼，需得力辅弼”为由，强化内阁与司礼监“同心辅佐”的地位，这为日后张居正联合冯保，架空高拱，独揽大权埋下了伏笔。


    当高拱看到那份几乎已成定局的遗诏文本时，虽怒不可遏，但在国丧当头、太子年幼、内外局势微妙的情况下，也不得不暂时隐忍，在遗诏上副署。


    只是他看向张居正和冯保的眼神，已充满了冰冷的杀意。


    五更时分，沉重的景阳钟声自紫禁城中响起，连绵不绝，一声声撞击在京畿乃至整个帝国臣民的心头。


    钟鸣一百零八下，宣告着天子驾崩的国丧。


    很快，缟素如同白色的浪潮，迅速淹没了紫禁城的金碧辉煌，继而蔓延至整个北京城。


    所有官员命妇按制哭临，摘去冠缨，身着素服，市场歇业，娱乐停止，举国陷入一片悲戚与肃穆之中。


    六百里加骑背负着讣告和遗诏，如同离弦之箭，奔赴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消息所到之处，无论真心假意，各级官府、卫所、士绅百姓，皆需设香案，跪迎哀诏，服丧致哀。


    当这惊天噩耗以最快的速度传到南京应天巡抚衙门时，苏宁正在审阅关于清丈田亩的初步方案。


    信使带来的不仅是皇帝驾崩的消息，还有那份暗流涌动的遗诏抄本，以及京城眼线关于高拱、张居正、冯保三方势力在灵前幕后明争暗斗的密报。


    周正杰脸色发白，声音干涩：“安邦，天塌了！陛下正值盛年，怎会突然……这下朝局必将大变！”


    苏宁放下手中的密报，缓缓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北方天空，久久不语。


    他脸上并无太多意外之色，对于隆庆帝纵情声色的历史轨迹，他早有预料，只是没想到这一刻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突然。


    “旧的时代，结束了。”苏宁的声音低沉而平静，听不出悲喜，“十岁幼主，主少国疑……高拱刚愎，张居正隐忍，冯保机诈……这三人，必有一场恶斗。”


    他转过身，眼中闪烁着计算的光芒：“对我们而言，这既是危机，也是机遇。张居正若胜，我们的改革或可借其势更进一步；若高拱得势，恐怕你我，还有这江南新政，都将面临灭顶之灾。”


    他深吸一口气，对周正杰下令：“立刻以最隆重的规格搭建灵堂，本官要亲率南京文武百官，哭灵致哀。同时，所有新政事宜，暂缓推进，静观其变。另外，动用我们在京城的所有关系，密切关注朝堂动向，尤其是张、高二人的一举一动，随时来报！”


    隆庆皇帝的暴毙，如同一道突如其来的霹雳，撕裂了看似平静的政治天空。


    一个时代仓促落幕，另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正伴随着幼主的哭声和权臣的野心，缓缓拉开帷幕。


    而远在江南的苏宁，已如敏锐的猎手般绷紧了神经，准备在这历史的转折点上，为自己，也为他的宏图大业，寻找到最正确的航向。


    ……


    隆庆皇帝的葬礼极尽哀荣，巨大的梓宫在漫天纸钱和悲恸哭声中，缓缓送入昭陵地宫。


    随着黄土掩埋了这位在位仅六年的天子，大明王朝也正式进入了“万历”纪元，而真正的权柄，则落入了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手中。


    他以帝师之尊、顾命之重，联合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迅速清除了政治对手高拱，开启了其历时十年、说一不二的权臣时代。


    新朝初立，万象待新。


    一道道谕旨从紫禁城发出，其中一道，便是召应天巡抚苏宁入京述职。


    此举既是对这位封疆大吏的例行考察，更是张居正对这位潜在盟友兼“麻烦制造者”的一次近距离审视与摊牌。


    京城依旧庄严，但空气中已弥漫着不同于隆庆朝的气息，一种更为严谨、甚至略带压抑的秩序感。


    苏宁风尘仆仆抵达京师，依制觐见了年仅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呈报了江南政务。


    多年不见，小皇帝早就已经和苏宁生分了。


    而苏宁也没有奢望成为万历的近臣，反正自己有的是行政方法和发展规划。


    随后，他便被引至文华殿的偏殿，这里，才是他此次进京的真正目的地。


    殿内，首辅张居正端坐于主位，身着绯色仙鹤补子一品官服，不怒自威。


    与几年前相比，他眉宇间的沉毅之色更浓，目光锐利如鹰，显然大权在握赋予了他前所未有的自信与威势。


    “苏巡抚，一路辛苦。”张居正声音平稳，听不出情绪，抬手示意苏宁坐下。


    “为国效力，不敢言苦。”苏宁躬身行礼，从容落座。


    寒暄过后，张居正挥退了左右侍从，殿内只剩下他与苏宁二人。


    他不再绕弯子，直接切入主题：


    “安邦，你前段时间所上那道奏疏，”张居正目光如炬，直视苏宁，“‘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纳粮’可谓石破天惊，震动朝野啊！”


    苏宁面色不变：“下官只是据实陈奏，以为此乃纾解国困、均平赋役之根本。”


    “根本？”张居正微微摇头，嘴角露出一丝复杂的笑意，带着几分欣赏，更多的却是现实的无奈，“安邦，你之才识魄力，居正深感佩服。但你我皆非书生论政，应知治国之艰难。你可知，你那一纸奏疏，几乎让你成为天下士绅之公敌？若非当时局势特殊，你这项上人头，恐已难保。”


    他身体微微前倾，语气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此事，绝无可能。我做不到，满朝文武无人能做到，即便太祖在世，也未必能行！此非不愿，实不能也。此举无异于撼动国本，与整个天下的读书人、勋贵、宗室为敌，大明顷刻之间便有倾覆之危！”


    苏宁沉默片刻，他早已料到这个结果。


    张居正是改革家，更是现实的政治家，他不会去做一件注定失败且会引火烧身的事情。


    “那么，元辅召下官前来，是希望下官……”苏宁试探道。


    “一条鞭法。”张居正一字一顿地说，“我需要你在应天，在我全力推行‘一条鞭法’时，给我最坚实的支持。将南直隶做成天下表率，证明此法利国利民！只要你我同心，将此法定型、推广，便是对朝廷，对陛下，莫大的功绩！”


    苏宁知道，这是张居正的底线，也是当前唯一可行的道路。


    他若还想在官场立足，还想借助张居正的权势推行自己的部分理念，就必须妥协。


    “元辅苦心，下官明白了。”苏宁做出沉吟状，随即抬头，目光恳切，“支持‘一条鞭法’，下官义不容辞。江南之地，下官必竭尽全力，使其成为新政之模范。只是……”


    “只是什么？”张居正眉头微挑。


    “元辅，赋役之改，关乎农本。然则如今国家财用，商税之比重日益增加。‘一条鞭法’亦需征银，白银流通皆赖商贸。”苏宁侃侃而谈，“然天下商贾，良莠不齐，欺行霸市、偷漏税银、以次充好者众。若商贸无序，则银根不稳，于新政亦是有害无益。”


    张居正若有所思：“你的意思是？”


    “下官恳请，成立‘大明商会’！”苏宁终于抛出自己的真实目的，“此商会非寻常商帮行会，乃是由朝廷认可，半官半商之机构。总揽天下工商业管理之权，凡行商坐贾，皆需向商会申请‘营业执照’，方可合法经营。商会负责核定商税、规范市价、调解纠纷、杜绝奸商。如此，则商贸有序，税源清晰，更能为‘一条鞭法’提供稳定之银钱保障！”


    张居正听着苏宁的陈述，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


    他精于权谋，长于财政吏治，但对于这种超越时代的、将商业管理组织化、官方化的构想，其深远的战略意义，一时间并未完全洞察。


    在他想来，这或许不过是苏宁想借此机会，将江南已有的商业影响力合法化、扩大化，最多不过是一个加强商税征收和管理的手段，属于“术”的层面，与他所推行的关乎国本的“一条鞭法”相比，似乎并非同一量级。


    况且，成立一个商会，总比苏宁整天琢磨着“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那些捅破天的想法要让人安心得多。


    略作权衡后，张居正颔首道：“商事繁杂，确需整顿。你既有此心，此事便准你所请。‘大明商会’可设，由你兼领其事。但切记，当前首要，仍是‘一条鞭法’！商会之事，不可本末倒置，更不可借此扰民，增加商贾负担。”


    “下官领命！定不负元辅所托！”苏宁心中一块石头落地，郑重行礼。


    一场深刻影响大明未来经济格局的交易，就在这文华殿的偏殿中，于三言两语间达成。


    张居正得到了他需要的、在江南推行核心政改的强力支持；而苏宁，则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合法统御天下商界的“尚方宝剑”。


    他深知，这看似不起眼的“大明商会”，一旦运转起来，其所能掌控的力量，将远超任何单一的行政命令。


    一个新的，以商业和金融为脉络的隐形帝国，终于获得了名正言顺的出生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