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张传胜对自己的聪明才智充满信心，并准备在事业上大干一场之时，病魔却一步步朝他逼近。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晚，一向体格健壮的张传胜突然倒在地上，中风偏瘫了。他妻子知道处在中风中的人不能再受颠簸之苦，立即喊来亲属用担架将他送进医院。医生诊断是桥脑出血。张传胜在医院急诊室昏迷了七天七夜，医生说这个病很凶险，即使有幸活过来，也是一个废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还随时有再次发作失去生命的危险。张家人获悉这种情况后，作了最坏的打算，并在老家为他选好了墓地。


    当时的张传胜除了一口气还在喘，口不能言，目不能视，手脚不能动，整个身体尤其是左半边用针头扎时只见流血不知痛，失去了所有知觉，实际比一个死人好不了多少……这一切都让当时担忧极至的家人及自己失去了信心。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不只一次想到过“死”：想从四楼跳下去，却无力爬上阳台的栏杆；想打开煤气开关，又怕煤气泄露殃及家人；积攒安眠药，又被妻子发现了……


    其实生死只在一线之间，可以草率地结束，也可以重新开始。就在张传胜丧失信心、想了却残生之际，他的“三友”朱向前得知他中风偏瘫后，一方面打来电话安慰他，鼓励他振作起来，战胜命运的挑战，一方面为他到处寻医问药出主意。同时，还向他在宜春的亲朋好友打招呼，嘱托他们来看望他，这使张传胜备受鼓舞。第二年春节，朱向前来到他家，嘱咐他要安心养病，不要屈服命运的摆布，并劝慰他：“死的念头你千万别有，有困难，我们这些朋友会帮你的，只要人活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是啊，只要人还活着，一切都会好起来，因为人是创造生活和改变生活的根本。在校友、战友、文友朱向前的鼓励和党委政府及单位组织的关爱下，张传胜开始振作起来，决心通过锻练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活出一点名堂来，不让关爱他的人失望。


    张传胜先是锻炼肌体功能，学会生活自理。先说吃饭吧，由于神经受损，手不听使唤，他装一勺子饭往口里送，不是送到耳朵边，就是送到鼻头上。怎么办？他就在吃饭时放一面镜子在面前，对着镜子边勺饭进口边纠正手的动作。再说移步走路。他自左侧肢体偏瘫后，不能移身走路是他最大的困难。刚开始练习时，他叫妻子用绳子拴着左脚鞋带，右侧由侄儿搀扶着，右脚每往前挪动一步后，便让妻子用绳子牵着左脚跟着往前挪动。他练到不用人“牵”、不用搀扶时就自己拖着藤椅或架拐杖室内移动。每天他架着拐杖，起身活动四十次，每次走动拐杖落地响声为二百四十响，一天下来就是九千六百响。活动的距离每次约六十九米，一个月下来有八十多公里。儿子张亮曾打趣地说：“红军在雪山草地走长征，我爸是在室内的瓷板上走长征。”


    历经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张传胜终于练会了吃饭、移步、烧水、蒸饭、炒菜等“功夫”。


    一九九八年，朱向前听说山东济宁老年血管病医院治中风偏瘫的效果蛮好，就打电话让张传胜去。张在家人的护送下，前往山东治疗。经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但也花费不少，对此，朱向前总是倾力相助。


    虽经多年的治疗和锻炼，张传胜那瘫痪的左半边身体还是很僵硬，肌肉好似被绳子捆住一样，疼痛无时无刻不在。为此，张传胜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缓解疼痛，那就是不断学习，重拾文学旧梦，以此来分散注意力，减轻肉体上的痛苦；不断思考，让大脑保持正常的思维能力。


    想易做难。偏瘫之后的张传胜想从事写作，有三大障碍。一是脑子空，没写作灵感。他退伍回乡后，弃文从商，近二十年来没正儿八经地写过文章。这两年瘫痪在床，很少与外界接触，信息不灵，情况不明，脑中无货，思维跟不上社会发展步伐。二是捉笔难，双手基本失去了写字功能。三是视力大减，仅为零点一，已经不能辨认字形。而从事写作看书写字，思维活跃是最起码的条件。面对重重困难，张传胜并没有退缩放弃，而是迎难而上。为丰富脑子，活跃思维，他从一九九八年起，自费订阅省、市两级党报，并不时向朋友索要《日报》、《中国商报》等报刊阅读。视力模糊看不清字，他买来了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书看报，双目看字有重影，就吊纸块遮住左眼，依靠右眼仅余的微弱视力艰难阅读，三年多来，他就这样阅读了一千五百多万字的文章。读多了，就有话想说，有情要诉，但捉笔不易，写稿更难，至于发表更是难以企及。可他没有灰心，而是通过靠记忆默写、靠铁块压纸定位、凭感觉写字等方式练习写作。从九八年起，他坚持每天练写一千个字以上。写字左手不能按纸，他用铁块、砝码等定压。写字时会出现上下行相挤的现象，他就找薄纸板遮盖，每写一行就将遮盖物下移一行。眼睛看不清所写的笔划，先凭记忆概写，再举放大镜查核。刚开始写作时，自己不能写，他就用那含糊不清的嗓门口述，由妻儿记录。待自己练得能书写了，字却大得连稿纸里的格子都放不下，只得用横条线的材料纸写。写稿时自然光亮度不够，就经常白天也开着灯。


    几年间，为练字写作，张传胜用去了五百多本材料纸（稿纸），写坏了一百多支圆珠笔，消耗了上千根圆芯，多花了电费一千多元。三年多来，他写稿二百多篇，体裁有诗歌、散文、言论、新闻（读者来信）等，抱着广种薄收的心理，他外寄稿件一千多封，花费邮票二千多枚（他发的信件一般都超重），结果只在几家影响不大的报刊发表四十多篇。他妻子都说他“要是我开店也像你这样只赔不赚，一家人都得去讨饭”。所以，张传胜其间所经历的磨难，确非言语所能表达。他这种精神无疑是令人敬佩的，朱向前夸他虽然视力模糊，但头脑清醒，是“现实中的保尔”。这使张传胜带病坚持写作的劲头更足了。


    说起朱向前对自己的关怀爱护，张传胜话就长了。自一九九七年以来，朱向前每年都会带着妻子或儿子上门看他，提供相关信息和书刊，平时每个月都打电话问候鼓励他，还为他待业在家的儿子解决了工作问题。张传胜说，没有朱向前的实际帮助和精神支撑，他即使活着，也没有这么好的身体、心情、生活和写作上的成绩。所以，他和朱向前虽然不是兄弟却胜似兄弟。二00一年春节，朱向前在接受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说：“我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许多战友和同学的帮助与鼓励，特别是包括张传胜在内。传胜伴我学习写作七年整，并与我合作过好多篇诗作。”多年来，朱向前每出一本新书都会及时送给张传胜，这些书成为他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发奋写作的动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张传胜瘫痪之后，在不断了解政策、市场行情及通过自我分析后，重新给自己定位，那就是：“做生意，养活自己！”


    说到做生意，张传胜还是有优势的。早在一九九四年，他妻子就和他妹妹合伙开了一家面粉店。那时他还在单位从事粮食经销，对这行的进货渠道以及市场行情摸得比较熟，虽然他很少看店，但在许多经营决策上，都是靠他拿主意。那年，中央发出了农产品价格不合理，农民增产不增收，农产品价格要调整的信息。张传胜敏锐地捕捉了这一信息，及时调整购销策略，一次性购进十万公斤面粉，没过多久，面粉价格果真上调，小店因此掘得了第一桶金。同时，他通过扩张营业时间（早上七点钟就开门，那时无论是公家还是私人店铺，作息时间都跟行政单位似的）寻求市场营销的空档；通过选择与火车站近、交通便利的好店址来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人气。此外，他还有一批关心、支持、帮助自己的好友，如在他病倒后，宜春和新余的一些市领导相继上门看望慰问他，鼓励支持他。这些都成为他重新站起来的最强大的精神动力。


    张传胜偏瘫后，虽然干不了体力活，但仍可摇控指挥面粉店的经营。为此，他于二000年在店门口挂上了由朱向前书写的“特色面粉店”的招牌。


    所谓特色面粉店，主要是特色品质、特色经销。他家的面粉店以经营各种粮油副食品起家，他病倒后，再无力照顾好这么多的经营产品，就决定集中优势搞面粉经销。虽然销售面粉的毛利润不如黄豆等农副产品，但针对当地农村面条加工户、面粉经销店、机关食堂等客户对面粉需求量大的特点，专营面粉还是有发展前景的。同时，他还推出了送货上门、先货后款、如不满意可退货等其他同行所不能比拟的服务承诺。


    这种有别于其他农副产品经销店的特色，不是张传胜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他通过每天有意识地查看相关的市场营销书刊，从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渠道搜集面粉市场行情，经常打电话或写信与面粉厂联系了解相关信息而决定的。就这样，他足不出户却能在进货及销售的关键问题上拍板。二00二年，山东梁山县一家面粉厂发给特色面粉店六万公斤面粉，可质量却十分糟糕，销售出去后，顾客纷纷要求退货，店里光这一车面粉就赔了两万多元钱，同时信誉也受损。这次打击对于张传胜一家来说太大了，家人有些心灰意冷。可张传胜却说：“再难也要挺过去，总不可能将生意停下来，一停就得坐吃山空”。于是，他决定以后再不进质量没有通过国际标准认证的厂家的货。


    全家人在张传胜的带领下各司其职。妻子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买完菜后做好早点，就去开门营业，忙完一上午的生意后又要做一家人的午饭，傍晚关了店门后要做家务活，帮张传胜洗澡洗衣。儿子的女朋友身材娇小，守店时有时碰上一些蛮横的顾客，硬要她帮着把面粉扛上货车，往往委屈得掉眼泪，久而久之，她也适应了。张传胜不看书写作时，也拄着拐杖在妻子的搀扶下去守店。视物不清，他就用竹杆一一敲打面粉袋点数；为防找钱出错，他就事先分别将不同面额的钞票装入一排排的信封中，需找钱时从相应的信封中抽出钱来……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相当顽强、令人钦佩的汉子。尽管他身患恶疾，行动不便，但他的所作所为，是一般的普通人、健康人所难企及的，不愧是“现实中的保尔”。


    因此，他的感人事迹在晚报刊登后，一些社会人士以致信去电、登门看望、上户慰问、送钱赠物等方式关爱鼓励他，这使他心中始终洋溢着爱的。


    一来二去，我和张传胜的接触越来越多，他有什么新闻线索也及时告诉我，比如听说了什么奇闻怪事、居民楼里的水电纠纷、市领导和好心人上门看望他等等。作为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残疾人，张传胜确实得到了不少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他告诉我，二000年五月，时任宜春行署常务副专员的杨晓宁代表地委、行署看望了他，并送上了慰问金；第二年三月，宜春市（宜春地区于二00年八月撤地设市）人大副主任徐义生看望了他；同年九月，新余市市长洪礼和安排政府办主任王宇辰赶到宜春看望他，并送了五百元钱助他康复；二00二元月，他的战友、武警海南省总队政委张剑平少将趁到宜春的机会，专门上他家看望了他……至于朱向前及其家人，更不用说。聊起这些事，张传胜是开心的、自豪的、得意的。是呀，人人都要“面子”，一个人有点虚荣心也很正常。作为一个普通的残疾人，能有这么多的“大官”、“名人”关心帮助自己，确实是桩令人十分欣慰、倍感温暖、相当自豪的事。


    张传胜说他妻子老卢虽然文化低、个子不高（一米五三）、身材不粗（体重四十公斤），但为人朴实，聪明能干，也很体贴关心他，他很感激与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


    张传胜中风的那天晚上，他妻子老卢迅速组织家人将丈夫送到医院抢救。老卢对医生说：“医生，请你们一定要救活我老公，家里少不得他呀！”


    有个医生开玩笑地说：“你老公瘫成这个样子，昏迷不醒，左侧肢体不能动，说话不清，走路不行，事不能做，生活都不能自理，救活了也没用。”


    “不管怎么样，你们都要救活他，我有个病老公总比没有好！”老卢斩钉截铁地说。


    张传胜瘫痪后，妻子不但要照顾服侍他，还要看店做生意。她可是既当女又当男，内内外外都靠她。家里的事，比如移家具、修电闸、换煤气什么的，都是她一手操办。而且老卢做生意以诚待人，精明能干。一九九九年冬天，有个农村来的客户凌晨两点敲他家的门，要买面粉。原来这个客户的车子在途中坏了，耽误了时间。老卢二话不说，顶着冷冽的寒风奔到店里发货。自从之后，这个顾客买面粉就只到他家的面粉店了。有时生意上遇到了什么困难，老卢也能妥善处理好。如二000年解决了江苏某面粉增白剂超标问题；次年八月，顺利地处理了河南、山东面粉提价的问题；二00二年解决了安徽面粉运输途中被雨淋湿的问题。在张传胜的摇控指挥下，在妻子老卢的具体操办下，“特色面粉店”经营得红红火火，解决了家庭无经济来源的大问题。


    二00四年春节过后，张传胜打电话给我，要我务必抽空到他家一趟。我虽然时常到他家楼下“捡信”，但较少上楼与他见面。见他这样说。我便来到他家，见面后少不了一番诉说。临走时，他交给我两个信封，一个给我，一个给日报的一位编辑。


    我感到奇怪，就说“老张，你拿信封干什么？有稿子直接交给我就是，还省了一个信封。”


    “永东，这封信你要拿到，而且回家后才能拆开看。”张传胜按住我拆信的手说。我只好满腹狐疑地离去。回家后拆开一看，信内有个红包，红包里有两百元钱。


    我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是张传胜给我发的红包，这怎么行？我当即打电话要求将钱退回去。不想他发火，说他比我大了这么多，新春佳节，长辈给晚辈压岁钱很正常，如果我送回去，就是打他的脸！


    我怎么能要一个残疾老乡的“压岁钱”呢？几天后，宜春市残联发起残疾人为第五届全国农运会在宜春召开添光彩的倡议，我把这两百元钱以张传胜的名义捐了出去。


    二00六年夏天，有一段时间我没有接到张传胜打来的电话，感到有些奇怪，便将电话打过去，电话是他儿子接的，原来，张传胜终究抗不过可恶的病魔，不幸去世，葬礼都举办过了。


    唉，只怪我事先不知道，没有送这位可敬可佩的老乡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