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的夏天来得特别早。


    六月初，丁香花已经谢了大半，空气里那股甜腻腻的香气被热烘烘的尘土味盖了过去。梧桐树的叶子绿得发黑，阳光穿过树冠，在地面上投下一块块墨绿色的影子，风一吹就碎成一片片，像碎了一地的镜子。毕业典礼定在六月二十号，那天气温三十度出头，不算太热，但每个人都出了一层薄汗——学士服是棉布的，不透气，领口蹭着脖子，痒得人心烦意乱。


    毕业典礼在教学楼前的台阶上举行。


    几百个学生穿着统一的学士服，黑压压地站成几排，像一群刚从地里冒出来的蘑菇。校长站在话筒后面念了一篇稿子，念了十几分钟，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最后一句话——“同学们，你们从这里走出去，不管走多远，哈医大永远是你们的家。”


    台下安静了一瞬，然后掌声稀稀拉拉地响起来。有人笑了，有人抹了抹眼睛。


    赵志远站在我左边，帽穗垂在眉骨上方，他抬手把它拨开，又垂下来，又拨开。林文斌站在我右边，学士服的扣子系得端端正正的，领口的结打得很紧，一看就是自己打的，不像我们几个都是互相帮忙系的。张卫国的学士服穿在身上大了一号，肩线垮到上臂，看起来像穿了一件偷来的袍子。马俊才的学士服袖子太长，他把袖口卷了两道，露出里面那件新买的的确良衬衫，领子洗得发白，熨得笔挺，一看就是昨晚特意用搪瓷缸子装上热水压了一夜。


    李学俭站在最边上，腰板挺得笔直。他瘦，衣服穿在他身上也垮，但他整个人的状态跟四年前不一样了。四年前他缩在角落里不说话，这会儿他站在队伍里，帽穗在风里一晃一晃的，嘴角微微翘着，像是站得更稳了些。他看了我一眼，我没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终于站到了这里，这一步他走了四年，中间七次差点没走完。


    苏晓梅在女生方阵那边，隔着十几个人，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她站在最后一排，学士服的方帽底下露出一小截黑发，在风里一下一下地飘。


    典礼结束之后，我们七个人挤在一起拍了合影。不知是谁找来的一个路过的学弟，拿着相机喊“往中间靠一靠”，我们七个人挤成一团，肩膀挨着肩膀，帽子顶着帽子，好不容易才站齐。张卫国伸手把马俊才的帽穗拨正了，马俊才又把他那件大了一号的学士服下摆拉平，李学俭悄悄把鞋跟往后挪了挪，让自己看起来高一点。周明远站在中间，两只手分别搭在林文斌和赵志远的肩上，手掌摊得很开，像是在护着什么。我看着他们挤成一团，心想，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这么齐整地站在一起了。


    学弟喊了一声“三二一”，按下了快门。快门声很轻，“咔嚓”一下，像一根树枝在脚下断了。


    然后我们又去了松花江边，拍了第二张。张卫国把学士服脱了，只穿一件白衬衫，袖子挽到肘弯，说“太热了”。马俊才也跟着脱了，露出那件熨了一夜的新衬衫。林文斌没脱，但他把方帽摘了夹在腋下，头发被帽子压了一圈印子，他也不在意。周明远站在最边上，看着江水，眼神很平静。赵志远站在他旁边，望着对岸的太阳岛，那个当年他们坐着轮渡过去的地方，四年后隔江看着它，像是隔了一辈子。


    苏晓梅走过来，站在我旁边。她没有穿学士服，穿了一条白色的连衣裙，头发散着，风吹过来的时候，裙摆和头发一起飘。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手臂轻轻搭在栏杆上。


    学弟又喊了一声“三二一”，又按了一次快门。江水从我们脚底下流过，混着远处的汽笛声和岸上小孩的嬉闹声，慢悠悠地往看不见的地方去。江风吹过来，带起松花江水特有的那种凉丝丝的腥味。我盯着江面看了很久，什么也没看进去，只觉得那一天的松花江比往常宽。


    拍完照，马俊才在江边蹲了一会儿，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说了一句：“走吧。晚上我请客。”没人问他为什么请客，也没人推辞。那顿饭是在学校后门那家小饭馆吃的，老板换了，之前的刘老板因为身体不好把店盘出去了。新老板姓李，三十来岁，炒菜的速度快，但锅包肉做得偏酸。马俊才夹了一块尝了尝，没说话，又夹了一块，嚼了很久，咽了下去。他把筷子放下，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块钱拍在桌上，站起来，转头看着我们，脸上挂着笑，嘴角却抿得紧紧的，像是怕什么从那里跑出来。“我走了。”他说。“你火车不是明早的吗？”张卫国问。“先走一步。”他说，“你们慢慢吃。”他走到门口，停下来，没回头，摆了摆手，然后推开门，走了出去。他的背影在路灯下晃了一下，拐过墙角不见了。没有人追出去。那盘锅包肉还冒着热气，酸味在空气里飘着，谁也没再动筷子。那顿饭后来就散了。没有人喝醉，没有人哭，也没有人说什么煽情的话。大家只是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下，像往常一样，然后走出门，各自往不同的方向走。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寝室。苏晓梅在宿舍楼下等我，她坐在花坛边，手里捏着一片杨树叶子，叶子已经被她揉皱了。她看到我，站起来，走过来。“建军。”她看着我，“我跟你去鸡西。”就这一句话。没有问“你那里有没有工作”，没有说“我去那边能做什么”，没有说她妈的病怎么办，她爸谁来管，她什么都没问。她只说——我跟你去鸡西。我看着她，忽然想起四年前食堂里第一次见她时那件浅蓝色的衬衫，想起她低头写字的侧脸，想起北京来信里夹着的丁香花瓣。她站在这条路上，替我走了剩下的九十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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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后来的事情就变得简单了。毕业证、派遣证、行李托运。苏晓梅被分配到鸡西市疾控中心，陈建军进了东林医院骨科，两个人坐同一趟火车从哈尔滨回鸡西。她把行李放好，坐在靠窗的位置上，看着车窗外哈尔滨的站台一点一点往后退去。我坐在她旁边，窗外的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飘过我手背，凉丝丝的。火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她一直没有回头。但她的手一直握着我的手，从开车握到鸡西。我没有问她在想什么。看着窗外的田野和树林，心想，从今往后，这座灰扑扑的煤城，就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了。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回去的时候变成两个人，中间隔了四年，也隔了一辈子。


    火车哐当哐当地开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窗外出现了熟悉的灰色天空和远处矿区的井架。苏晓梅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呼吸很轻，睫毛在微微颤动。我侧过头看着窗外，鸡西的轮廓正在窗外一点一点地变大。快到了。我把她的手又握紧了一些。她没醒，但我感觉到她的手指在我的掌心里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回应。


    有人说“我跟你走”，这三个字比“我爱你”重得多。爱是感觉，走是行动。她说了三年，她做了，毫不犹豫。**


    毕业不是结束，是一群人把同一段日子装进各自的口袋，然后各走各的路。那天江边的风很大，拍合照的时候每个人的眼睛都在发红，但谁也没说。说了就重了，不说才记得住。**


    火车开走的时候，站台在后退。你看着窗外，知道有些东西再也不会回来了——但你带走的，比留下的多得多。不是所有东西都要带走，带不走的就留在那里，它会替你在原地站很久。**


    那天晚上我们在鸡西的筒子楼里收拾行李。她蹲在地上，把带来的搪瓷缸一个个拿出来，摆在窗台上。一共四个，两个大的、两个小的，排成一排，白底红字，印着“先进工作者”几个字，有的字已经模糊了。她把它们一个一个摆好，退后两步看了看，又调整了一下间距。陈建军走过去，站在她身后，看着那些搪瓷缸。她直起腰来，没回头，只说了一句话：“咱们以后，就在这了。”他说：“嗯。”她转过身，把落在他肩膀上的线头拈掉，动作很轻，像是怕碰碎什么。那几根线头在他肩膀的衣服上沾了很久，她只拈了一下，没说什么。那四个搪瓷缸在窗台上并排立了五年。他后来换过好几次地方，但那四个搪瓷缸一直跟在身后，从筒子楼带到宿舍，从宿舍带到家属楼。他每次搬家都把它们摆在窗台上，和那些娃哈哈的空瓶子放在一起，像两排哨兵，替他守着那些搬不走的日子。她再也没问过他要不要去别的地方，他也再没说要走了。那句话之后，他们谁也没再问过对方，“你后不后悔？”他们都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