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平到上海，火车走了两天一夜。


    我靠在硬座车厢的窗边。左手无名指上那枚素圈在晨光里偶尔闪一下。阿桃坐在对面趴着小桌板打盹。春兰在旁边翻法文会话手册，嘴里念念有词——Bonjour、Merci。


    十二只樟木箱码在行李车厢。里面是那十二件旗袍，备用的三件，还有给巴黎组委会准备的伴手礼方巾。


    火车过济南的时候，我睁开眼看了看窗外。冬日的田野铺着一层薄霜。远处村庄屋顶上冒着炊烟。铁路沿线偶尔有背着包袱的行人沿着路基走。


    这风景跟三年前去南洋时差不多。


    但人不一样了。那时候是去闯一条活路。现在是去赴一场邀约。


    到上海是傍晚。春兰提前联系好的货运行把樟木箱卸下来运往码头仓库。我站在月台上，看着十二只箱子被搬上板车。阿桃在旁边数数。


    数了两遍。


    “师父，一件不少。”


    “嗯。”


    我们住进码头附近一家小旅社。房间不大，两张床，窗户正对黄浦江的方向。晚上我躺在床上，江上传来的汽笛声一阵一阵的。翻来覆去。


    没睡着。


    阿桃在隔壁床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师父您别紧张”。然后就没声了。


    紧张？


    我盯着天花板想了一下。不是紧张。是那种“要走很远的路了”的感觉。上辈子飞十几个小时去国外走红毯，眼罩一戴就到了，跟从卧室走到客厅差不多。


    但这回不一样。这十二只箱子里的每一件衣服，都是北平那些手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我带着它们走远路。像带着一整个虞记上了船。


    第二天天亮。码头。


    上海冬天的早晨雾蒙蒙的。黄浦江面上一层薄薄的水汽，把对岸的轮廓模糊成一片灰影。我们的船泊在三号码头，铁灰色的船身，烟囱里已经冒出了白烟。


    货运行的人把樟木箱搬上跳板。阿桃跟在后面一路盯着。像怕箱子自己长腿跑了。


    我和春兰站在码头上核对最后一批单据。春兰把法文邀请函原件和船票叠在一起装进牛皮纸信封，又检查了一遍护照和通关文件。然后把信封递给我。


    我接过来塞进随身布袋里。


    “师父。”春兰忽然说。


    “嗯？”


    “码头外面——来了好多人。”


    我抬头。


    码头铁栅栏外面，黑压压一片。不是看热闹的散客。是有组织地站着的。女人们穿着青蓝布衫，有的系着虞记的围裙，有的没有。


    我一眼看过去，最前面那排里都是熟脸。韩婶。小赵。哑姐。还有那天在院子里说“夜班不轮休”的刘姐。


    我没反应过来。


    她们应该都在北平。


    哑姐从人群里挤到最前面。她手里攥着一块布。白底，上面用炭笔画了一面旗。没有字，但旗的图案我认识——就是虞记招牌上那个“虞”字的变形。被她简化成了一道弯弧配一道竖线。像江水托着一根桅杆。


    她举着那块布朝我晃了晃。


    然后她身后——那一千多个人——齐齐开口了。


    “沈老板——”


    声音从铁栅栏那边涌过来。码头上卖茶叶蛋的小贩被吓得蹦了一下。


    “——带中国衣裳挣脸面！”


    一千多个女声叠在一起，在黄浦江的晨雾里撞出回音。我站在跳板前面，手里还攥着春兰递过来的牛皮纸信封。


    忽然不知道该往哪放了。


    第二遍喊起来了。


    “沈老板！带中国衣裳挣脸面！”


    这次比第一遍齐。像练过似的。韩婶在最前面带着拍子，右手一起一落。后面的声音就跟着那个节奏涌上来。


    春兰站在我身边。她没喊。但嘴唇在动。


    阿桃已经跑回来了，站在我身后使劲搓胳膊。眼眶红着。


    但没哭。


    我朝铁栅栏走过去。


    人群自动让出一条缝。哑姐把手里那块布递过来。我低头接住——布是粗棉的，边角没锁线。一看就是她自己裁的。


    那面旗画得不算工整。弯弧那道炭笔断了一截。


    但整块布被她叠得四四方方。


    没有褶皱。


    我握着那块布看了两秒。


    “谁让你们来的？”


    韩婶从人群里探出半个身子。


    “没人让。我们自己来的。昨晚上包了三辆夜班车，开到天亮才到上海。”


    她喘了口气。嘴里呵出白雾。


    “沈老板您去巴黎，北平的铺子关门三天。三天不赚钱我们也认了——就想在码头上喊您一声。”


    我张了张嘴。


    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了一截。


    三天不赚钱也认了。这话从韩婶嘴里说出来，分量跟账本上任何一笔数字都不一样。她家里五口人，全靠她一双手养。三天不赚钱，她要咬牙缩着过一个月。


    “你们连夜来的？”


    “嗯。”韩婶咧嘴笑了一下，眼角褶子堆起来。“车上面挤，我们轮流坐着睡。哑姐给你画那面旗，在车上一路描了七八遍，废了好几块布才画好。”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那块布。哑姐站在人群里没往前挤。她看着我，嘴角微微弯着。


    我见过她绣莲心的时候那种专注。比过她“出息”两个字的时候那种认真。


    但她此刻的表情是另一种。


    是“你走吧，我看着你走”。


    我把那块布小心地折起来。没有放进布袋里。贴着里衣的胸口位置塞进去。粗棉的触感硌着锁骨。


    不软。


    但暖的。


    “沈老板——”


    第三遍了。这次声音里带上了哭腔。我扭头看过去。喊的是个年轻姑娘，比阿桃还小些，脸上挂着两道泪痕。


    “您得回来啊——”


    我抬手。


    人群静下来。


    雾在江面上缓缓流动。船上的汽笛拉了一声长响，催促登船了。


    我站在铁栅栏前面，面对一千多张脸。北平虞记的。纺纱厂的。从老家赶来的。连夜坐车颠了五个小时就为了在码头上喊这一嗓子的。


    她们一个个都看着我。


    像我当年站在虞记门口挂那块招牌时一样。


    “去巴黎这件事，”我开口，声音比预想的稳，“是虞记的事，也是你们的事。你们今天在这里喊我——我记住了。十二件旗袍，每一件上面都有你们一针一线。我替你们带着它们去见洋人。回来的时候，我把那些洋人怎么看它们的一字不落地讲给你们听。”


    哑姐从人群中又往前挪了半步。她没说话——从来也不说话。但她抬手指了指我胸口那块布的位置。又指了指船的方向。然后把手掌摊开，往怀里收了一下。


    那个手势意思是：带着，然后带回来。


    我冲她点了点头。


    春兰在身后轻声说：“师父，该登船了。”


    我最后看了一眼铁栅栏那边。一千多个人挤在一起。晨雾从江面上漫过来，把她们的脸笼得模糊了些。但那些举起来的手清清楚楚。有挥着的。有攥拳的。有捂着嘴的。


    韩婶在最前面冲我使劲摆手。摆得像要把雾扇开似的。


    我转身走上跳板。


    木板在脚下微微发颤。底下是黄浦江灰绿色的水面。阿桃走在我前面，春兰在后面。十二只樟木箱已经吊上了甲板。


    我走到船头的位置停下来。转过身。


    码头上的人没散。


    我站在船舷边往下看。铁栅栏那一排人影越来越小。但哑姐那块白布还在晃——她举着它，在晨雾里像一面小旗。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看清我的脸。


    但我朝那个方向笑了一下。


    汽笛又响了。船开始离岸。


    我趴在船舷上没动。码头往后退，铁栅栏、人影、那块白布，一点一点缩成模糊的色块。黄浦江的风从东面吹过来，把我的围巾吹起来搭在肩上。


    背过身的那一刻。


    我抬手抹了一下眼角。


    春兰站在旁边，手里还捧着那本法文会话手册。但她没翻页。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


    最后只说了一句。


    “师父，进舱吧，江上风大。”


    我深吸了一口气。把围巾重新拢好。低头拍了拍胸口的位置。那块粗棉布隔着衣料贴着皮肤，边角的棉线有点扎人。


    “嗯。进舱。”


    往舱里走的时候，我经过甲板拐角。


    哑姐那块布上的炭笔弧线在脑海里还清清楚楚。江水、桅杆、虞字的一角。


    傅沉渊走的那天，他说“回来的时候我去码头接你”。我当时想的是北平的码头。现在船正往南走，经过吴淞口，再往东就是公海了。


    我站在船舱门口回头望了一眼。


    上海的轮廓正在雾气里慢慢融化。黄浦江的水面越来越开阔，渐渐分不清江和海的界限。码头上那些挥着的手早已经看不见了。


    但胸口那块布的触感还在。


    我关上门坐下来。


    阿桃已经摊开了一卷图纸在桌上比划。春兰在核对船上的物资清单。十二只樟木箱稳稳当当码在货舱里。这艘船往西走，穿过南海、印度洋、红海、地中海，最后靠上马赛港。


    路很远。水很深。


    船上带的东西不多——十二件旗袍、三件备样、半箱子丝线、还有一块画着旗的粗棉布，叠好了贴在胸口。


    船身轻轻晃了一下。


    像什么东西从根上松了。


    窗外上海的码头彻底看不见了。我闭上眼。


    耳边一千多个女声叠在一起喊最后一嗓子。


    “沈老板——带中国衣裳挣脸面。”


    我睁开眼。


    把手伸进衣领摸了摸那块布的边角。


    然后重新把图纸摊开铺在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