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七杀碑》 第一回 一场逗趣惹血难 大帅立碑铸七杀（1）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一章 一场逗趣惹血难 大帅立碑铸七杀 第一回 一场逗趣惹血难 大帅立碑铸七杀（1） 在川中南部的悠悠岁月里，隐匿着一座如诗如画的历史小镇——重阳镇。这座小镇，宛如一颗镶嵌在巴山蜀水间的明珠，散发着古朴而迷人的气息。说来也怪，这镇子虽小，却像个缩微的江湖，三姓人家盘踞三条街，各有各的门道，各有各的活法。 重阳镇的居民，主要以三姓为主，西街的贾家、中街的郑家以及东街的甄家。贾家人嘴皮子利索，做生意讲究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郑家人腰包鼓溜，走路都带着一股“老子有钱”的气势；甄家人呢，穷是穷了点，可骨子里透着一股子倔劲儿。三姓人家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明面上和和气气，暗地里较着劲儿，共同谱写着小镇说不尽的故事。 重阳镇，是一座充满风雅韵味的小镇，镇内四大古迹远近闻名。那透着神秘气息的七杀碑，据说碑上的七个“杀”字，阴天下雨时还会渗出血红色的水珠来；庄重肃穆的无字坊，光溜溜的石柱上啥也没刻，却比刻了字的还让人心里发毛；清澈幽深的琉璃井，井水喝一口甜三天，可老人们都说井底下通着阴河，半夜能听见水鬼唱歌；香火鼎盛的熔金寺，晨钟暮鼓一响，连镇外三里地的狗都不敢叫唤。 重阳镇，还有一个更被人挂在嘴边的名字——史家街。说来也怪，明明史家早就绝了户，这名字却像狗皮膏药似的贴在这镇子上，撕都撕不下来。踏入小镇，便能看到由黄石板铺就的街道，石板被岁月打磨得光滑无比，下雨天走上去，稍不留神就得摔个大马趴。街道东西两边，皆是清一色古香古色的木楼，雕梁画栋自不必说，飞檐斗拱更是气派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些木楼的门槛一家比一家高，据说是为了挡煞气，可要我说，分明是各家较着劲儿显摆呢。 镇南一棵古老的大榕树，枝繁叶茂，树冠遮出大半条街的阴凉。树身上挂满了红布条，都是求子的、求财的、求姻缘的善男信女们系上去的。镇北一棵挺拔的白果树，高耸入云，据说明朝的时候就站在那儿了，几百年下来，雷劈过三回，火烧过两回，愣是活得好好的，比镇上最长寿的老人都能熬。 小镇的房屋建筑自然形成一个独特的“丁”字形。面南靠山，山如屏障，把北边的寒风挡得严严实实；北面环水，水似玉带，绕着镇子转了个大弯。一条古驿道自东向西贯穿整个街道，犹如小镇的血脉。驿道两边平行修建着房屋，临街的门面绝大多数都被改造成了店铺。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来往的客商走累了，不在这儿歇脚还能去哪儿？故而旅馆、饭馆、茶馆一家挨着一家，生意红火得很。 全镇之中，唯有中街郑家凭借雄厚的财力，开了一家超市。说是超市，其实也就是个杂货铺子，只不过比别人家大上那么三五倍罢了。可架不住人家郑家会摆谱，在超市大门请人书写了一幅尽显气派的金字对联：“善男信女爱老幼；坐北朝南卖东西。”横批“无缺堂”。那字是请县城里最有名的杨半仙写的，据说一个字一两银子。有人问杨半仙，这字咋就这么贵？杨半仙捋着胡子说：“我这字能镇宅辟邪，保他郑家生意兴隆，收他一两银子一个字，还是看在他老郑家祖宗积德的分上呢！”郑家当日的威风与气势，可见一斑。 传说中的重阳镇，最初可不是如今这三姓分立的格局。那时候，全镇上下清一色都姓史，故而名叫史家街。古街道全由青石板精心铺就，那石板厚实得像棺材板，踩上去咚咚响。街道两边的房屋均为石头建筑，墙壁厚得能跑马，窗户小得像枪眼，坚固得连地震都奈何不得。更绝的是墙上的石刻工艺，麒麟送子、八仙过海、渔樵耕读，每一处雕刻都栩栩如生，仿佛随时会从石头里蹦出来。因此，老百姓又亲切地称它为石匠街。 不管是叫史家街还是石匠街，都印证了这个地方曾经的繁华。南来北往的客商在这儿歇脚打尖，银钱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地淌进来。可这人呐，兜里有了钱，心里就容易长出毛病来。优越的地理位置给小镇带来了富足，却在不知不觉中滋养出了富贵人家子弟的骄娇二气。 史家的祖辈们在创业的时候，那可是把顾客当成亲爹亲娘来伺候的。笑脸相迎自不必说，端茶递水跑前跑后，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客人看。靠着这份实诚劲儿，留下了“千里投店只为缘，不到史家难入眠”的佳话。可到了后辈这儿，情况就变了味儿。这帮少爷羔子们，含着金汤匙长大，整天游手好闲，闲得蛋疼。除了在彼此之间互相耍弄逗趣之外，还把主意打到了过路的外地人身上，拿人家恶搞取乐，以此给平淡的日子添点儿刺激。 那是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黄昏，残阳如血，把整条古驿道染成了橙红色，连石板缝里的青苔都泛着诡异的红光。镇上的老人们后来说，那天傍晚的日头红得邪性，像老天爷睁着一只血红的眼睛，盯着史家街要看一场大戏。 就在这时候，驿道东头传来一阵马蹄声。那马蹄声不紧不慢，带着长途跋涉后的疲惫。片刻之后，一队马帮出现在镇口。领头的汉子三十来岁，浓眉大眼，目光如炬，一张黝黑的脸上刻着风霜的痕迹。他身材精壮，肩膀宽得像一扇门板，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英气。他骑在一匹黄骠马上，腰杆挺得笔直，虽然衣服上沾满尘土，可那股子气势，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普通的马贩子。 这一队人马拢共十来个人，赶着二十来匹膘肥体壮的马。那些马一看就是好货色，腿长蹄大，鬃毛油亮，随便拉出一匹来都能卖个好价钱。领头的汉子翻身下马，抬头看了看街口那棵大榕树，嘴角微微一动，像是在笑，又像是在琢磨什么。 他们在榕树下拴好了马，分派人手喂马饮水。那领头的汉子对手下人低声吩咐了几句，声音压得很低，街上的人只看见他嘴唇在动，却听不清说了什么。安排停当之后，他带着几个兄弟走进了街边最大的那家茶馆。 茶馆里热闹得很。说书先生正坐在高台上，手里摇着折扇，嘴里唾沫横飞地讲着《三国演义》：“却说那关云长，单刀赴会，视江东群雄如无物……”台下的茶客们听得入神，有的嘴里嗑着瓜子，有的手里端着盖碗茶，时不时爆出一声喝彩。 领头的汉子挑了张靠窗的桌子坐下，要了一壶本地的老荫茶。他喝茶的样子很有意思，不像那些粗汉仰脖子就灌，而是先用鼻子闻一闻茶香，再小口小口地抿，像个品茶的行家。他一边喝茶，一边听评书，眼睛却时不时地往街上瞟，把史家街的布局看了个清清楚楚。 茶喝了三泡，评书听了两段，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领头的汉子正要招呼兄弟们起身赶路，外头忽然传来一阵骚动。一个伙计慌慌张张跑进来，冲着柜台后的掌柜喊道：“掌柜的，不好了！那些外乡人的马，在街上拉了屎尿，把咱史家街的街面给弄脏了！” 这话一出，茶馆里顿时安静下来。所有茶客齐刷刷地转过头，目光像锥子一样扎向那几个外乡汉子。领头的汉子微微皱眉，放下茶碗，站起身来。 史家街的几个青皮后生，早就看这群外乡人不顺眼了。为啥？因为这群马贩子进来的时候，既没有点头哈腰地跟街上的爷们儿打招呼，也没有孝敬几文茶水钱，就这么大咧咧地坐下喝茶，简直不把史家街的人放在眼里。如今可算逮着由头了，岂能放过？ 当下，五六个史家的年轻人呼啦啦围了上来，领头的是史家老三，外号“史三炮”，是个成天在街上晃荡的混混头儿。他手里提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身后几个人有的拿火钩，有的掂铁棍，气势汹汹地堵住了茶馆门口。 史三炮把菜刀往桌上一拍，发出“砰”的一声闷响。他歪着脑袋，斜着眼，用下巴指着领头的汉子，阴阳怪气地喝道：“格老子，你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龟儿子，竟敢在老子史家街上来拉马屎？你们出去打听打听，这史家街的规矩，方圆百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马屎不能落地，落地就得洗干净！不给你们点教训，还真当老子史家的人好欺负！” 旁边一个尖嘴猴腮的跟班凑上来，火上浇油道：“三哥，跟他们废啥话，直接扣了马，扒了衣裳，吊在榕树上抽一顿！” 领头的汉子面不改色，只是拿眼静静地看着史三炮。那目光不凶，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分量，像是一把没出鞘的刀，光是刀柄就让人脊背发凉。他身后几个兄弟要站起来，被他一只手轻轻按住了。 史三炮被这目光看得心里发毛，愈发恼羞成怒。他清了清嗓子，故意拖长了声调，说出了那句史家街刁难外乡人的经典难题：“听好了，老子也不为难你们。给老子用竹篮挑水，把这史家场的石街道洗得干干净净！洗不干净，哼哼，老子要剥了你们的皮！” 这话一出口，围观的史家街百姓发出一阵哄笑。竹篮打水，这不是明摆着刁难人吗？竹篮子全是窟窿眼，装水比筛子还漏得快，拿这玩意儿洗街，洗到猴年马月也洗不干净啊。可史家街的人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反倒觉得这主意妙得很，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几个外乡汉子脸色铁青，拳头攥得嘎嘣响。领头的汉子却忽然笑了，那笑容淡淡的，像冬天里裂开一道缝的冰面，底下是看不见的深水。他伸手拦住就要发作的兄弟们，目光扫过史三炮手里的菜刀，又扫过门口堵着的那几条火钩铁棍，最后落在街面上那一摊马屎上。 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股子西北口音：“诸位说的，可是当真？” 史三炮把胸脯拍得啪啪响：“老子史三炮说话，一口唾沫一个钉！今天这街你们洗也得洗，不洗也得洗！来人，给他们拿竹篮子去！” 立刻有人屁颠屁颠地跑去拿来两只竹篮，扔在外乡汉子们脚下。那竹篮编得倒是精巧，可惜窟窿眼比铜钱还大，别说装水，装石头都得漏出去。 领头的汉子弯腰捡起竹篮，在手里掂了掂，忽然又笑了一下。他抬起头，最后看了史三炮一眼，那眼神里有隐忍，有不甘，还有一丝让人看不透的东西。他一字一顿地说：“好，我们洗。” 说罢，他率先拎着竹篮，大步走向街边的琉璃井。他身后的兄弟们面面相觑，可见大哥都动了，也只好咬着牙，拎起篮子跟了上去。 史家街的人呼啦啦全涌到街边，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这场好戏。有人搬来长凳站在上面看，有人爬到树上骑在枝桠上看，就连茶馆的说书先生都放下了折扇，探着脑袋往外瞅。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拍着手笑：“快看快看，外乡佬要用竹篮子打水啦！” 琉璃井旁，领头的汉子弯腰打水。竹篮一入井，咕嘟咕嘟灌满了水，可往上一提，水就哗啦啦从窟窿眼里漏出去，等提到井沿上，篮子里只剩下几片湿漉漉的树叶。他面无表情，拎着漏得只剩几滴水的篮子走到街上，煞有介事地往地上一泼，然后又折回去，再打，再漏，再泼。 一遍，两遍，三遍。 围观的人群笑得直不起腰。有人拍着大腿喊：“这傻子，竹篮打水一场空，这道理三岁娃娃都懂，他倒干得一本正经！” 也有人说风凉话：“外乡人就是外乡人，脑子不够数，活该被咱史家街的人耍弄。” 史三炮得意洋洋地坐在茶馆门口的椅子上，翘着二郎腿，嘴里哼着小曲儿，时不时喊一嗓子：“给老子洗干净点儿！有一粒马屎没洗干净，今儿个都别想走！” 外乡汉子们个个面色铁青，拳头攥得关节发白。有几个年轻的后生，眼眶都红了，泪珠子在眼眶里打转。堂堂七尺男儿，被人当猴耍，这份屈辱比挨刀子还难受。可领头的汉子始终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注定徒劳的动作。他的嘴唇抿得紧紧的，仔细看才能发现，嘴唇上已经被咬出了一道血印子。 天色越来越暗，街上看热闹的人却越来越多。整个史家街都沉浸在一种残忍的欢乐中，笑声一浪高过一浪。这笑声像一把把无形的刀子，扎在外乡汉子们的心口上。 就在这时候，人群中忽然挤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她拄着一根竹拐棍，颤颤巍巍地走到井边，一把夺过领头的汉子手里的竹篮，狠狠摔在地上。 “作孽啊！”王婆婆气得浑身发抖，转过身对着史三炮和那一群看热闹的人，扯着嗓子骂开了，“你们这些砍脑壳的死鬼！竹篮怎么打水？你们这不是故意刁难人家外乡的客人吗？史家祖上是怎么教你们的？把客人当祖宗伺候，这才几年光景，你们就把祖宗的规矩忘到狗肚子里去了？” 她越骂越气，竹拐棍在地上杵得咚咚响：“你们就不怕遭报应？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欺负外乡人算什么本事？有能耐去县城里横啊！一个个窝里横的怂包！赶快点让客人离去，别给咱这地方丢人现眼了！” 王婆婆在史家街辈分高，年纪大，又是出了名的火爆脾气，发起火来连族长都敢骂。她这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把史三炮骂得脸上挂不住了。围观的百姓也被骂得讪讪的，笑声渐渐稀落下来。 史三炮嘟囔着嘴，不情不愿地挥了挥手：“行行行，看在王婆婆的面子上，今天这事就算了。外乡人，算你们走运，滚吧！” 领头的汉子放下手中的竹篮，转过身，对王婆婆深深鞠了一躬。这一躬，腰弯得很低，半天才直起来。他没有说话，只是看了王婆婆一眼，那眼神里满是感激。然后，他翻身上马，带着兄弟们，赶着马帮，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史家街。 马蹄声渐行渐远，消失在夜色之中。王婆婆站在街口，望着那队人马远去的方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作孽啊……这帮小畜生，早晚要给史家街招来大祸……” 史三炮在后面听见了，不以为然地嗤笑一声：“王婆婆，您老就是心太软。几个外乡的马贩子，能翻起什么大浪来？咱史家街立在这儿几百年了，什么风浪没见过？” 王婆婆回头看了他一眼，那目光里有悲哀，有无奈，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她没有再说什么，拄着拐棍，佝偻着背，慢慢走回了自己那间临街的小屋。 夜色彻底笼罩了史家街。榕树上的乌鸦扑棱棱飞起来，发出一阵刺耳的叫声。没有人知道，这一夜过后，史家街的命运，就像那只被摔在地上的竹篮一样，再也装不住水了。 而那领头的汉子——据说便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骑在马上，在黑暗中回头望了一眼史家街的灯火。他的眼睛在夜色中亮得吓人，像两团幽幽的火苗。 他身旁的一个兄弟咬牙切齿地说：“大哥，这口气，咱就这么咽了？” 张献忠没有回答。过了许久，他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声音轻得像风吹过刀锋： “走。” 只这一个字。可这一个字里头的分量，只有他自己知道。马蹄声在夜色中渐渐远去，像一颗种子，埋进了沉默的土地里。谁也不知道，这颗种子什么时候会破土而出，长成什么样的东西。 第二回 一场逗趣惹血难 大帅立碑铸七杀（2） 第二回 一场逗趣惹血难 大帅立碑铸七杀（2） 话说那张献忠带着兄弟们离开了史家街，这一走，就是好几年光景。这几年里头，天下大势像一口烧开了的锅，咕嘟咕嘟直冒泡。李自成在陕西闹革命，各地的流民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地找吃的。大明朝这艘破船，四处漏水，摁下葫芦浮起瓢，眼看着就要沉了。 张献忠自从在史家街受了那场奇耻大辱之后，整个人像是变了。以前的他，虽说也有几分狠劲儿，可终究只是个马贩子头儿，眼界不过是一群马、一队人、一口饭吃。可那天晚上的事情，像一把烙铁，在他心口上烫了个印子。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世道上，你不欺负别人，别人就要欺负你。要想不受气，就得手里有刀，手下有人，人前有面子，身后有靠山。 他不再贩马了。他带着那帮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一头扎进了陕北的大山里，干起了杀富济贫的买卖。说来也怪，那世道，当良民没人搭理你，当强盗反倒有人投奔。今天来几个活不下去的庄稼汉，明天来几个逃出来的囚徒，后天又来一帮子溃散的边军。张献忠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张献忠这人，天生就是块当首领的料。他识文断字，脑子活泛，带兵打仗有一套自己的章法。别的起义军首领，攻城拔寨之后往往纵兵劫掠，搞得天怒人怨。张献忠不这样。他给手下定了规矩：不杀降卒，不抢百姓，不烧民房。这三条规矩一出，远近的百姓都传他的好，他的队伍走到哪儿，老百姓都开门迎接，送粮送水，甚至主动把家里的青壮年送来投军。 短短几年功夫，张献忠就聚起了十万雄兵，麾下战将如云，谋士如雨。他自号“八大王”，占据川北、陕南一大片地盘，成为和大顺李自成齐名的义军领袖。可无论走到哪儿，无论打了多少胜仗，他心里始终有一个疙瘩没解开，有一笔账没算清。 那就是史家街。 说来也怪，张献忠从来不跟人提起史家街的事。手下将领们偶尔问起大帅的过往，他总是淡淡一笑，把话头岔开。可有心人都能看出来，每逢阴天下雨，或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帅就会一个人站在营帐外，望着南边的方向出神。那目光里头有恨，有怒，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执念。 他身边最亲近的谋士李定国，是个心细如发的人。有一回，他大着胆子问：“大帅，您是不是惦记着川南那个地方？” 张献忠没吭声，只是伸手摸了摸腰间的刀柄。那刀柄已经被他摸得油光锃亮，像是包了一层浆。过了好半天，他才从鼻子里哼出一句：“你倒是眼睛尖。” 李定国是个聪明人，点到即止，不再多问。但他心里明白，那个地方，迟早要迎来一场腥风血雨。 机会终于来了。 这一年秋天，张献忠的大军在川北休整。探马来报，说明廷抽调四川驻军北上勤王，川南一带防守空虚。张献忠听完探报，沉默了一盏茶的功夫，忽然拍案而起，眼中精光四射。 “传我将令！全军拔营，南下！” 这一声令下，十万大军如同决堤的洪水，浩浩荡荡向南开进。大军所过之处，州县望风而降，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张献忠骑在他那匹乌骓马上，目光始终盯着南方，嘴唇紧紧抿着，一言不发。 行军到第七天夜里，大军在一座山脚下扎营。月色如水，洒在连绵的营帐上，像铺了一层霜。张献忠独自一人坐在中军大帐里，面前摊着一张川南的地图。他的手指沿着驿道的线路缓缓移动，最后停在一个小小的黑点上。 那个黑点旁边，写着三个小字：史家街。 他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忽然伸出手，用指甲在那三个字上重重地划了一道。纸张发出轻微的撕裂声，像是某种预兆。 帐帘一掀，大将孙可望走了进来。他跟张献忠是过命的交情，说话不用拐弯抹角：“大哥，前面就是史家街了。斥候回报，那镇子不大，三条街，几百户人家，没几个能打的。要不要我带三千人先去，把路清出来？” 张献忠慢慢抬起头。火盆里的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的表情映得忽明忽暗。他忽然笑了，那笑容让孙可望这个杀人如麻的悍将都觉得后脊梁发凉。 “不用。”张献忠站起身来，走到帐门口，望着南方夜空下隐约可见的山影，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我要亲自去。带着所有人，一起去。” 孙可望愣了一下：“大哥，一个小镇子，用得着这么大阵仗？” 张献忠没有回答。他伸手从架子上取下那把跟了他多年的腰刀，缓缓抽出半截。刀刃在火光中泛着冷森森的光，像一泓秋水。他把刀推回鞘中，一字一顿地说：“传令下去，明日午时，全军抵达史家街。我要那座镇子，鸡犬不留。” 最后四个字，他说得很轻。可帐中的温度，似乎一下子降了下来。 孙可望跟了张献忠这么多年，从没见过他露出这种表情。那不是战场上杀红了眼的狂暴，而是一种更深沉、更冷静、更让人害怕的东西。像是积蓄了多年的山洪，终于冲破了最后一道堤坝。 他不敢再问，抱拳领命，转身出去了。 帐外夜风呼啸。张献忠独自站在那儿，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嘴唇。那道被自己咬出来的伤疤，早已经愈合了，可每当想起那个黄昏，想起竹篮漏水的哗哗声，想起史家街那帮人的哄笑声，那道旧伤就会隐隐作痛。 不是嘴唇痛。 是心口痛。 第二天，大军继续南下。 史家街这边，浑然不知大祸将至。这几年，史家街的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没啥大风大浪。郑家的生意越做越大，贾家也跟着沾光，甄家依旧在茶馆里卖他们的老荫茶。史三炮那帮青皮混混，依旧在街上晃荡，欺生讹外，好不快活。 王婆婆倒是老得厉害。自从那年赶走了那队马贩子之后，她就像心里搁了块石头，整天念叨着“要出事要出事”。街坊邻居都笑她老糊涂了，说她越老越信这些神神道道的东西。王婆婆也不争辩，只是每天傍晚，都会拄着拐棍走到街口的大榕树下，往东边的驿道上望一会儿，然后叹口气，慢慢走回去。 有人问她：“王婆婆，您老天天望啥呢？” 王婆婆就说：“望人。” “望谁呀？” 王婆婆不说话了，只是摇摇头，脸上的皱纹像核桃壳一样深。 这天晌午，史三炮正跟几个狐朋狗友在茶馆里推牌九。他手气正好，赢得面前的铜钱堆成了小山，笑得合不拢嘴。忽然，茶馆门口跌跌撞撞跑进来一个人，是镇东头卖豆腐的老孙头，脸白得像张纸，嘴唇哆嗦着，话都说不利索了。 “不……不好了……来了……来了好多人……好多兵……黑压压的……把东边的山都盖住了……” 史三炮把手里的牌九往桌上一摔，不耐烦地说：“老孙头，你大白天撞鬼了？说话颠三倒四的。什么兵？哪来的兵？” 老孙头急得直跺脚：“真的！真的兵！骑着马，拿着刀枪，漫山遍野都是！三炮，你快去看看吧！” 茶馆里的人面面相觑，半信半疑。史三炮骂骂咧咧地站起来，走到门口往外一探头—— 他整个人僵住了。 东边的驿道上，一条黑色的洪流正滚滚而来。骑兵、步兵、弓箭手，旌旗蔽日，刀枪如林。马蹄声、脚步声、甲胄碰撞声汇成一片沉闷的轰鸣，震得脚下的石板都在微微颤动。队伍最前面，一面大纛旗迎风猎猎作响，上面绣着一个斗大的“张”字。 史三炮的脸一下子白了，比老孙头的脸还白。他认出了那面旗。这些年，川中谁不知道“八大王”张献忠的名号？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主儿！ “关……关街门！快关街门！”史三炮扯着嗓子喊，声音都劈了。 可哪里还来得及？大军前锋已经冲进了街口。当先一队骑兵，个个身披铁甲，手持长矛，马蹄踏在青石板上，溅起一串串火星。他们冲进街道之后，并不急着杀人，而是分成两路，沿着东西两条街疾驰，把所有的出口全部堵死。 史家街的人这才反应过来，顿时炸了锅。女人尖叫，孩子哭喊，男人四处乱窜。有人往南跑，发现南边的巷口全是兵；有人往北跑，北边的路口也被封得严严实实。整座史家街，像一个被扎紧了口子的布袋。 史三炮两腿发软，一屁股瘫坐在茶馆门口。他脑子里嗡嗡作响，忽然想起几年前那个黄昏，想起自己拎着菜刀对着的那群外乡马贩子，想起领头那个汉子临别时回头的那一眼。 那一眼，他一直没当回事。可现在，那一眼忽然变得清晰无比，像一把刀子，隔着几年的光阴，终于刺进了他的胸口。 大军停住了。层层叠叠的军阵将史家街围了个水泄不通。刀出鞘，弓上弦，十万大军静默无声，那种沉默比任何喊杀声都更让人肝胆俱裂。 军阵忽然从中间裂开一条通道。一匹乌骓马缓缓驶出，马上坐着一人，身披黑色大氅，腰悬长刀，面容沉静如水。他勒住马，居高临下，俯瞰着这座曾经给过他奇耻大辱的小镇。 张献忠的目光缓缓扫过那条青石板街道，扫过那棵大榕树，扫过街边的茶馆，扫过琉璃井的井沿。每一个地方，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这几年，他无数次在梦里回到这里，每一次醒来，枕头都是湿的。 不是泪。 是咬破嘴唇流出的血。 史家街的人全都跪下了。黑压压的一片，跪满了整条街。有胆子大的偷偷抬起头，去看那个传说中的“八大王”，忽然觉得那张脸有些眼熟，却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张献忠的目光终于落在了茶馆门口。那里瘫坐着一个胖子，脸白如纸，浑身抖得像筛糠。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个人——史三炮。当年那个拎着菜刀，趾高气扬地让他用竹篮打水的史三炮。 张献忠的嘴角微微一动。他翻身下马，大步走到史三炮面前，低头看着他。史三炮抬起头，对上了那双眼睛，浑身一激灵——他终于认出来了！ “你……你是……”史三炮的牙齿打着颤，话都说不囫囵了。 张献忠没理他，而是弯腰从地上捡起一个东西。那是一只用旧了的竹篮，不知道是谁家扔在街边的。他把竹篮拎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看，忽然笑了。 那笑容，让所有看到的人都打了个寒噤。 “还记得这个吗？”张献忠的声音不高，可整条街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当年，你们史家街的人，让我用这玩意儿打水洗街。我洗了。一遍又一遍，从黄昏洗到天黑。” 他顿了顿，把竹篮轻轻放在史三炮面前。 “今天，我回来了。” 史三炮的裤裆湿了一片。他想说什么，可嘴唇哆嗦了半天，愣是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张献忠直起身，转过身，面对着跪了满街的史家街百姓。他的目光缓缓扫过每一张惊恐的脸，最后落在那棵大榕树上。树上的红布条还在风里飘着，求子的、求财的、求平安的，花花绿绿挂了一树。 “史家街。”他念出这三个字，像是在品一种味道，“好一个史家街。你们祖上，把客人当祖宗伺候，留下了好名声。可到了你们这一辈，把祖宗的脸都丢尽了。欺生，讹人，拿外乡人的屈辱当乐子。” 他的声音渐渐高了起来，像是积蓄了多年的洪水终于找到了决口：“你们以为，外乡人就好欺负？你们以为，竹篮打水的仇，我会忘了？” 全军将士齐声高呼：“报仇！报仇！报仇！” 声浪如山，震得大榕树的叶子簌簌往下掉。 史家街的百姓匍匐在地，哭喊声、求饶声、磕头声混成一片。有人把脑袋磕得咚咚响，额头都磕出了血。有人哭喊着说那都是史三炮他们干的，跟自己没关系。还有人爬到张献忠脚下，抱着他的靴子求饶。 张献忠一动不动。他的脸上没有愤怒，没有快意，只有一种深深的、说不清的疲惫。他轻轻抬脚，把那只手从靴子上甩开。 然后，他举起了右手。 全军屏息。 就在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忽然响起：“住手！” 人群自动分开。王婆婆拄着那根竹拐棍，颤颤巍巍地从人群后面走出来。几年不见，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可她那双眼睛，还是跟当年一样，透着一股子不怕事的倔劲儿。 她走到张献忠面前，抬起头，看着这个已经今非昔比的汉子。 “是你。”王婆婆说。不是问句，是肯定。 张献忠看着面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举在空中的手，微微颤了一下。 “是我。”他说。 王婆婆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忽然叹了口气：“我就知道你会回来。这些年，我天天傍晚在街口望，就是望你。” 张献忠沉默了一会儿，说：“婆婆当年替我说话，这份恩情，我一直记着。” “我不要你记什么恩情。”王婆婆的声音忽然高了起来，竹拐棍在地上重重一顿，“我只问你，你今天带着这么多兵回来，是要做什么？” “报仇。” “报仇？”王婆婆冷笑一声，“向谁报仇？向史三炮那几个不成器的东西？还是向整条史家街几百口子老老少少？当年刁难你的，是那几个青皮混混。可你看看这满街跪着的人，有多少是连当年那件事都不知道的？女人，孩子，老人，他们犯了什么罪？” 张献忠的眉头动了一下。 王婆婆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往前逼了一步：“你说史家街的后人把祖宗的脸丢尽了。那我问你，你张献忠今天要是屠了这座镇子，你的脸面，又比当年的史三炮强到哪里去？” 全军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张献忠身上。 张献忠举在空中的手，慢慢放了下来。他看着王婆婆，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神情。过了很久，他忽然笑了。这一次的笑容，和之前不一样，里面多了一点什么东西。 “婆婆，你还是跟当年一样，嘴不饶人。”他说。 王婆婆哼了一声：“老婆子活了七十三，怕过谁？” 张献忠转过头，目光再次扫过跪满街道的史家街百姓。他的视线从史三炮身上掠过，从那些瑟瑟发抖的妇孺身上掠过，从那些磕头如捣蒜的老人身上掠过。 沉默。 漫长的沉默。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大，却传遍了整条街：“史三炮。” 史三炮浑身一抖，像被电击了一样：“小……小人在……” “当年，是你让我用竹篮打水洗街。” “小人……小人该死……小人狗眼看人低……” “别忙着死。”张献忠打断他，“今天，我不杀你。不光不杀你，这史家街上上下下，除了当年亲手刁难过我的人，其余妇孺老幼，一个不杀。” 跪着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不敢相信的惊呼，随即变成了劫后余生的痛哭和磕头声。 史三炮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他抬起头，张着嘴巴看着张献忠，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但是——”张献忠的声音忽然转冷，“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当年参与刁难我的人，每人领三十军棍。史三炮，你是领头的，领五十。打完，撵出史家街，永远不许回来。” 他顿了顿，又说：“还有，史家街这名字，从今天起，不准再叫。这座镇子，改个名字。” 他抬起头，看着远处的山影，看着夕阳把天边染成一片血红，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嘴角微微一挑。 “就叫……重阳镇吧。” 没人知道他为什么取这个名字。也许是因为这一天恰好是重阳节，也许是因为“重阳”二字里藏着别的意思。他只是这么说了一句，手下的人便记下了。 当天夜里，军棍的闷响声在史家街的街道上响了很久。史三炮的惨叫声，隔着三条街都能听见。史家街的百姓关紧了门窗，没有人敢往外看一眼。 张献忠站在大榕树下，身后是那口琉璃井。月光洒在井沿上，青石泛着幽幽的光。他伸手摸了摸井沿，冰凉冰凉的，跟当年一样。 第三回 一场逗趣惹血难 大帅立碑铸七杀（3） 第三回 一场逗趣惹血难 大帅立碑铸七杀（3） 王婆婆走到他身边，递给他一碗水：“喝口水吧。井里打上来的，不是竹篮子打的了。” 张献忠接过碗，仰头喝干。水很甜，跟当年喝的那碗茶一样甜。 “婆婆。”他说，“今天的事，谢了。” 王婆婆摆摆手：“谢什么。你是心里头本来就不想屠镇，我老婆子不过是给你个台阶下罢了。要是你铁了心要杀，十个王婆婆也拦不住。” 张献忠没有否认。他望着月光下的街道，忽然说：“这座镇子，其实挺好的。只是有些人，不配住在这儿。” 王婆婆叹了口气：“人呐，兜里有了钱，心里就容易长出毛病来。这毛病，得用时间治。” 张献忠没再说话。他转过身，对手下吩咐了几句。不一会儿，几个士兵抬着一块巨大的石碑走了过来。那石碑足有一人多高，厚得像城门，少说也有千斤重。 “这是……”王婆婆疑惑地看着那块石碑。 张献忠从士兵手中接过一把凿子和一柄锤，走到石碑前。月光下，他举起锤子，对着石碑，一锤一锤地凿了下去。 叮。叮。叮。 火星四溅，石屑纷飞。 整座镇子都听见了这凿石的声音。没有人敢出来看，只有王婆婆站在一旁，看着张献忠一锤一凿地在石碑上刻字。 他刻了很久。月亮从东边升到了头顶，又从头顶偏到了西边。 最后一锤落下的时候，张献忠把锤子和凿子往地上一扔，退后两步，看着自己的作品。 月光照在那块石碑上，照出了上面刻着的大字。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七个“杀”字。 杀杀杀杀杀杀杀。 七个杀字，一笔一划都像是用刀刻在人骨头上。有的正，有的歪，有的深，有的浅，却个个透着一股子凌厉的杀气。 王婆婆看着这七个字，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蹿到天灵盖。她颤声问：“这……这是什么意思？” 张献忠拍了拍手上的石屑，淡淡地说：“没什么意思。就是告诉后来人，这地方，我张献忠来过。” 他翻身上马，最后看了一眼这座月光下的小镇。大榕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只巨大的手掌，按在青石板街道上。 “走。” 一声令下，十万大军如同退潮的海水，无声无息地撤出了史家街——不，从今天起，它叫重阳镇了。 王婆婆站在那块七杀碑前，望着大军远去的方向，久久没有动。夜风吹过，大榕树上的叶子沙沙作响，像是无数个人在窃窃私语。 她低头又看了看那七个“杀”字。月光下，那些字像是活了过来，一笔一划都在往外渗着什么东西。 不是血。 是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势。 王婆婆忽然明白了什么，喃喃自语道：“他这是在镇着什么东西……不，他不是在镇，他是在……” 她没有说完。夜风把后半句话吹散在了黑暗里。 张献忠立下那块七杀碑，带着十万大军扬长而去。从此以后，史家街这名字就彻底成了老黄历，人们改口叫它重阳镇。至于为什么叫重阳，说法可就多了。有人说是因为张献忠来的那天恰好是九月初九重阳节；有人说“重阳”二字暗合“重见天日”的意思；还有人说，张献忠本意是“重洋”，意思是他从外乡来，像漂洋过海一样——不过听的人以讹传讹，就成了“重阳”。 到底是哪种说法靠谱，谁也说不准。反正名字就这么定了下来，一叫就是几百年。 那块七杀碑，就立在街口大榕树下。说来也怪，自从这碑立起来之后，重阳镇就再没出过什么大乱子。有人说这碑镇住了地下的龙脉，有人说这碑上的七个“杀”字有煞气，妖魔鬼怪不敢靠近。更有人信誓旦旦地说，每逢阴天下雨，那碑上的“杀”字就会渗出血红色的水珠来，拿手一摸，冰凉刺骨。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且说张献忠走后，重阳镇沉寂了好一阵子。那些被打了军棍撵出去的青皮混混，再也没人见过。史三炮据说流落到了湖广一带，后来死在了逃难的路上，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王婆婆又多活了三年。三年里，她每天傍晚还是会拄着拐棍走到大榕树下，坐在七杀碑旁边，望着驿道东边的方向发呆。有人问她望什么，她就说：“望人。” “还望那个张大帅？” 王婆婆摇摇头：“不是望他。是望这镇子，啥时候能真正活过来。” 三年后的一个黄昏，王婆婆就坐在那棵大榕树下，靠着七杀碑，安安静静地闭上了眼睛。人们发现她的时候，她脸上还带着一丝笑意，像是看到了什么让她安心的事情。 她下葬的那天，全镇的人都来了。连平日里最抠门的郑家老爷子，都掏钱请了一班吹鼓手，送老太太最后一程。坟就选在镇北的白果树下，据说那是王婆婆自己生前挑的地方。 墓碑上刻着四个字：慈心婆婆。 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姓什么，叫什么。大家只记得，她是重阳镇上心肠最软、嘴皮子最硬的老婆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明末清初那场天翻地覆的大乱，像一阵狂风刮过四川这片土地。张献忠死了，大明朝亡了，大清朝立了。战乱过后，四川盆地十室九空，曾经繁华的成都城里，狐狸在街道上做窝，野兔在皇宫f墟里打洞。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如今许多四川人的祖先，便是在那个时候，挑着担子，背着娃娃，踏上了入川的道路。 最先来到重阳镇落户的，是一户姓郑的人家。当家的是个三十来岁的精壮汉子，叫郑有田，祖上是湖北麻城的。他带着老婆孩子，外加两个兄弟，一家七八口人，赶着一头瘦驴，晃晃悠悠地来到了这座荒废的镇子。 那时候的重阳镇，早不是当年史家街的模样了。战乱过后，镇上的房屋塌的塌，烧的烧，满目疮痍。街道上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野狗在废墟里钻进钻出。只有那棵大榕树还活着，枝繁叶茂地立在街口，树下那块七杀碑，被荒草遮住了一大半。 郑有田站在街口，看着这片废墟，愣了半天。他老婆在身后小声说：“当家的，这地方……能住人吗？” 郑有田没吭声，走到大榕树下，拨开荒草，露出那块石碑。七个“杀”字赫然映入眼帘，虽然历经风雨，笔画依然清晰可辨，像七只睁着的眼睛。 他伸手摸了摸那七个字，忽然笑了：“好地方。就这儿了。” 老婆急了：“当家的，你没看见那碑上写的啥？七个杀字！这地方怕不是闹鬼吧？” 郑有田拍了拍手上的土，说了一句让后人念叨了几百年的话：“杀字怕什么？杀出一条血路，才能活出个人样来。这地方有煞气，煞气就是活气。走，咱们就在这儿安家！” 郑家人便在重阳镇的正街中心地段，清理出一片老屋基，开始修房造屋。郑有田是个有眼光的人，他没有急着修自家的住房，而是先在驿道边上搭起了一个简陋的茶棚，给过往的行人提供茶水。 那时候，驿道上已经渐渐有了行人。逃难的、做小买卖的、寻找亲人的，三三两两地从这条古道上经过。郑有田的茶棚虽然简陋，可茶水烧得滚烫，价钱也公道，过路的人走到这儿，都愿意坐下来歇歇脚，喝碗茶。 郑有田一边卖茶，一边跟过路的人攀谈。他嘴巴甜，见啥人说啥话，把天南地北的消息都收进了耳朵里。今天听说哪儿在招垦荒的人，明天听说哪儿的盐能卖出好价钱。一来二去，他心里就有了谱。 第三年上，郑有田把茶棚拆了，在原地盖起了一座正儿八经的茶馆。茶馆不大，却收拾得干干净净，桌椅板凳一应俱全。他还在门口挂了块匾，上面写着四个字：无缺茶堂。 有人问他，为啥叫“无缺”？ 郑有田笑呵呵地说：“咱这茶馆，茶不缺，水不缺，人情更不缺。” 这话传出去，过路的客商都愿意来他这儿喝茶。郑有田的生意越做越红火，渐渐地，茶馆变成了饭馆，饭馆又变成了客栈。十年光景，郑家已经成了重阳镇上首屈一指的富户。 郑有田发达之后，没有忘记自己刚到这儿时看到的满目荒凉。他出钱整修了街道，把那些倒塌的房屋清理干净，又在街边种上了一排槐树。那块七杀碑，他也没有动，只是让人把碑周围的荒草清理了，又用青砖砌了个基座，把碑立得端端正正。 有人劝他：“郑掌柜，那块碑多不吉利，七个杀字，阴气重得很。不如把它推倒埋了，换个地方立块功德碑。” 郑有田摇摇头，指着那块碑说：“这是咱重阳镇的根。没有这块碑，就没有今天这座镇子。不但不能推，还得好好供着。” 他不但不推，还每年重阳节的时候，亲自提着酒肉到碑前祭拜。别人问他拜什么，他就说：“拜祖宗。这碑就是咱重阳镇的祖宗。” 这话说得玄乎，可郑家的生意确实一年比一年旺。到了郑有田儿子那一辈，郑家的家业已经大到了一条街都装不下的地步。他们在镇外建了庄园，在镇上开了绸缎庄、粮油行、当铺，几乎垄断了半个镇子的买卖。 继郑家之后，又有甄姓人家来到重阳镇。甄家来的时候，东街还是一片废墟。甄家的当家人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汉子，叫甄老实。人如其名，确实老实巴交，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他没有郑有田那样的生意头脑，只能靠着祖传的制茶手艺，在东街上开了一家小小的茶馆。 甄家的茶馆和郑家的没法比。郑家的茶馆雕梁画栋，气派非凡；甄家的茶馆就是两间破木屋，门口支个凉棚，摆几张竹桌竹椅。可甄家的茶好。他们自家上山采的野茶，用祖传的手艺炒制，泡出来的茶汤清亮，香气扑鼻，喝一口回甘悠长。 靠着这一手制茶的本事，甄家在重阳镇上也算站稳了脚跟。虽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最后来到重阳镇的是贾家。贾家的当家人叫贾算盘，人如其名，精于算计。他原本是个走乡串户的货郎，挑着担子四处贩卖针头线脑。路过重阳镇的时候，看到郑家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心里就打起了算盘。 贾算盘找到郑有田的儿子郑守业，赔着笑脸说：“郑掌柜，小的想在这镇上讨口饭吃，您看能不能给指条明路？” 郑守业打量了他一番，见他生得精明，说话也利索，便说：“西街还空着，你可以在那儿安家。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在这重阳镇上做生意，得守规矩。” 贾算盘连忙点头哈腰：“一定守规矩，一定守规矩。” 就这样，贾家在西街落了户。贾算盘确实会来事，他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郑守业的侄子，跟郑家攀上了亲家。有了这层关系，贾家的生意自然顺风顺水。他们从郑家进货，在西街上开了一间杂货铺，卖些油盐酱醋、针线布匹，日子虽比不上郑家那般富足，但也过得有滋有味。 三姓人家，东甄、中郑、西贾，就这么在重阳镇上扎下了根。三家各据一条街，郑家独大，贾家依附，甄家清贫，倒也相安无事。 那块七杀碑，就这么静静立在街口，看着这座小镇一点点从废墟中活过来，看着街道两边的房屋一栋栋立起来，看着大榕树的枝叶一年年茂盛起来，看着南来北往的行人在驿道上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时间一晃，大清朝都坐稳了江山。重阳镇在这一百多年里，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也跟着沾了光。郑家的生意做到了成都府，贾家也跟着发了财，连最不济的甄家，也在茶馆的基础上开了间客栈，日子渐渐有了起色。 可有一件事，一直让重阳镇的人觉得奇怪。 自打张献忠立了那块七杀碑之后，重阳镇就再没出过一个当官的。别说当官，连个秀才都很少考中。镇上的人读书认字的不算少，可一到科举考场上，就发挥失常。有的一进考场就头疼，有的提笔就忘字，有的明明文章写得花团锦簇，放榜的时候却名落孙山。 请了多少位风水先生来看，说法都差不多：“张大帅的那块碑，镇住了这地方的龙脉。发大财可以，出大人物，难了。” 郑家的人听了这话，倒也不恼。郑守业的孙子郑百万说过一句名言：“当官有什么好？伴君如伴虎，还不如做生意踏实。银子揣在自家兜里，比什么都强。” 话是这么说，可郑家人心里还是有些不甘。他们请来石匠，想在七杀碑旁边再立一块碑，写上郑家历代祖先的功德，看看能不能破了那个“镇龙脉”的局。可说来也怪，那碑刚立起来，当天夜里就自己倒了。再立，再倒。第三次立起来，第二天早上一看，碑身裂了一道大口子，像是被什么东西从中间劈开的。 郑百万叹了口气，摆摆手说：“罢了罢了，天意如此。不立了。” 从此，再没人敢动那块七杀碑旁边的心思。 倒是甄家，在光绪二年的时候，迎来了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甄家有位祖奶奶，年轻守寡，独自把儿子拉扯大，又把儿子的儿子拉扯大，一辈子守身如玉，贞节之名传遍了十里八乡。地方官把这桩事上报到了朝廷，光绪皇帝龙颜大悦，下旨旌表，赐建贞节牌坊。 这对重阳镇来说，可是破天荒的大事。皇帝亲自下旨旌表，那就相当于现在的人评上了全国先进典型，是要树碑立传、永垂不朽的！ 为了迎接钦差大人前来监督修造贞节牌坊，重阳镇上下忙成了一锅粥。郑家出了银子，贾家出了木料，甄家出了工。镇里在街口特意修了一座接官亭，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派得很。 钦差大人姓那，是个在京城里待了大半辈子的旗人，被外放到四川这地方来，心里头本就不痛快。可当他坐着轿子，沿着驿道走到重阳镇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他愣住了。 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夕阳西下，阳光穿过大榕树的枝叶，洒在青石板街道上，像铺了一层碎金子。街道两边的木楼被晚霞映成了橙红色，飞檐斗拱的影子投在地上，错落有致。远处的山峦叠翠，近处的琉璃井泛着幽幽的光。那座刚刚落成的接官亭，矗立在街口，四角飞檐像是四只振翅欲飞的鸟。 钦差大人掀开轿帘，看着这一幕，半晌没说话。最后，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对身边的师爷说：“这地方，叫什么名字？” “回大人，叫重阳镇。” “重阳……”钦差大人捋着胡须，品味着这两个字，忽然笑了，“好名字。重阳登高，极目远眺，这地方配得上这两个字。谁给取的？” 师爷翻出地方志，查了半天，小心翼翼地回答：“回大人，据说是……前明流寇张献忠所取。” 轿子里沉默了一会儿。钦差大人放下轿帘，淡淡地说了一句：“倒是个有眼光的贼。” 贞节牌坊修了整整三个月。钦差大人在重阳镇住下来，全程监督。这三个月里，他走遍了重阳镇的每一条街巷，喝过琉璃井的水，听过大榕树下的评书，尝过甄家茶馆的老荫茶，还跟郑百万下过几盘棋。 临走那天，钦差大人站在接官亭前，望着这座被秋色染透的小镇，忽然叹了口气，对前来送行的乡绅们说：“你们这重阳镇，是个好地方。山水有灵，人杰地灵。好好守着，别让这块宝地糟蹋了。” 众人连连点头称是。 钦差大人上了轿，又掀开帘子，补了一句：“尤其是街口那块碑，上面有煞气，也有灵气。别动它。” 轿子远去，消失在驿道的尽头。郑百万站在街口，望着轿子消失的方向，自言自语道：“这位钦差大人，倒是个识货的。” 他不知道的是，钦差大人回到京城之后，跟同僚说起重阳镇，总是赞不绝口。有人问他，四川那地方穷山恶水，有什么值得夸的？钦差大人就摇摇头，说：“你们不懂。那地方，藏着东西。” “藏着什么？” 钦差大人不说话了，只是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写了七个“杀”字。 贞节牌坊立起来之后，甄家在镇上的地位总算是抬了抬。虽说还是比不上郑家和贾家，可好歹也是有皇帝旌表的人家了，走在街上腰杆都比以前直了几分。甄家祖奶奶的牌位被供在祠堂正中，逢年过节，全镇的人都要来上香祭拜。 第四回 贾镇长忙里偷闲 虚秘书笑里藏刀（1）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二章 贾镇长忙里偷闲 虚秘书笑里藏刀 第四回 贾镇长忙里偷闲 虚秘书笑里藏刀（1）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大清朝的气数，也在一天天衰败下去。 到了民国，天下又是一番大乱。军阀混战，土匪横行，重阳镇虽然偏安一隅，却也难免受到波及。郑家的生意不好做了，贾家的杂货铺也关了门，甄家的茶馆倒还撑着，可客人也越来越少。 再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了。 那天，重阳镇的人正在街上各忙各的。郑家绸缎庄的伙计在卸货，贾家杂货铺的老板娘在门口纳鞋底，甄家茶馆里稀稀拉拉坐着几个喝茶的老人。大榕树下，一群孩子在追逐打闹。 忽然，天上传来一阵嗡嗡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像是千万只马蜂同时振翅。 人们抬头望去，只见天边出现了几个小黑点。黑点迅速变大，是飞机！机翼上涂着刺眼的红日标志——是日本人的飞机！ 飞机从重阳镇上空呼啸而过，巨大的轰鸣声震得窗户哗哗作响。街上的人四散奔逃，女人的尖叫声、孩子的哭喊声响成一片。 飞机掠过之后，忽然又折了回来。这一回，机腹下掉出了几个黑乎乎的东西。 炸弹。 第一枚炸弹落在了街口的接官亭旁边。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火光冲天，碎石四溅。那座矗立了几百年的七杀碑，在爆炸的气浪中轰然倒塌，碎成了七八块。碑上的七个“杀”字，四分五裂，散落在瓦砾之中。 第二枚炸弹落在了大榕树下。粗壮的树干被炸开一个大洞，树冠上的枝叶像下雨一样簌簌往下掉。那棵陪伴了重阳镇几百年的大榕树，摇晃了两下，发出一声沉闷的**，缓缓倾斜。 第三枚炸弹落在了驿道上，炸出一个大坑。 爆炸过后，重阳镇陷入一片死寂。硝烟弥漫，尘土飞扬。不知道过了多久，才有人从废墟里爬出来，茫然四顾。 七杀碑碎了。大榕树倒了。接官亭塌了一半。只有那座贞节牌坊，奇迹般地完好无损，在硝烟中静静矗立着。 老人们跪在废墟前，老泪纵横。郑家老爷子颤巍巍地捡起一块七杀碑的碎片，上面残留着半个“杀”字。他把碎片贴在胸口，哭得像个小孩子。 “碑碎了……镇子的根，断了……” 这一炸，把重阳镇的魂炸没了。 可谁也没想到的是，就在这场灾难之后，镇上最穷的甄家，竟然时来运转了。 原来，甄家有个儿子叫甄贤，早年间因为家贫，跑出去闯荡，辗转参加了抗日队伍。这小子从小就有一股子倔劲儿，在部队里敢打敢拼，不怕死。几年下来，仗打了不少，功劳也立了不少，一步步升到了营长。 日本飞机轰炸重阳镇的消息传到甄贤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山西前线跟鬼子拼命。他听完消息，沉默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给老家寄回了一笔钱——白亮亮的银元，足足有一百块。 这对甄家来说，简直是从天而降的横财。甄家老爹捧着银元，手都在发抖。他活了六十多年，头一回见到这么多钱。 更让甄家扬眉吐气的是，甄贤不光寄回了钱，还派人护送回了一房太太。那太太年纪轻轻，娇滴滴的，怀了身孕，说话带着外地口音，走路都要人扶着。她便是后来镇上人人皆知的甄贤婆婆。 甄贤婆婆到了重阳镇之后，被安排住在甄家老宅里。说是老宅，其实就是几间破木屋。可她也不嫌弃，安安静静住了下来，每天除了养胎，就是坐在贞节牌坊下面做针线活。 镇上的女人开始还对她有些好奇，后来发现这位甄太太虽然娇气，却没什么架子，见人总是笑眯眯的。慢慢地，也就接纳了她。 几个月后，甄贤婆婆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甄贤在前线收到信，高兴得连喝了三碗酒，给儿子取名月生——因为孩子出生的时候，月亮正好升起来。 不久之后，抗战胜利了。举国欢庆的那一天，重阳镇也放起了鞭炮。大榕树的残桩上冒出了新芽，七杀碑的碎片被人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用糯米浆粘合在一起，重新立在了街口。虽然碑身上布满了裂纹，可那七个“杀”字，依然清晰可辨。 甄贤晋升为团长，带着一房姨太太，风风光光地回来休假。那一天，重阳镇比过年还热闹。甄贤穿着笔挺的军装，胸前挂着勋章，骑着高头大马，从驿道上缓缓行来。街道两边挤满了人，都来看甄家这个出息的儿子。 甄贤下马之后，第一件事不是回家，而是走到七杀碑前，站了很久。 他看着那块布满裂纹的碑，看着那七个“杀”字，忽然对身边的风水先生说：“我要在这儿立一块碑。” 风水先生一愣：“甄团长，这地方已经有碑了。” 甄贤摇摇头：“这块碑是古人立的。我要立的，是今人的碑。” 他找来的风水先生在重阳镇四周踏勘了几天几夜，最后选定了大榕树下、接官亭前的位置。甄贤让人运来一块上好的青石，比当年的七杀碑还要高大，矗在那儿像一扇城门。 碑立起来了。 可碑上没字。 甄贤本来是要在碑上刻字的，纪念抗战的丰功伟绩。可字还没刻，部队的紧急命令就到了——共军已经打过长江了，命令他立刻归队，率部阻击。 甄贤连夜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对甄贤婆婆说：“等我回来，再把碑上的字刻上。” 甄贤婆婆抱着月生，站在街口送他。月生还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冲着父亲远去的背影，咿咿呀呀地挥着小手。 甄贤的马蹄声消失在夜色中，跟当年张献忠的马蹄声一样，渐行渐远，最后什么都听不见了。 他再也没有回来。 那块抗战纪念碑，就这么光秃秃地立在街口。碑上没有字，却比有字的碑更让人心里不是滋味。有人说，甄贤本来打算在碑上刻“民族脊梁”四个字；有人说，他是想刻一首诗；还有人说，他根本就没想好刻什么，所以才一直空着。 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甄贤一去不返，连个口信都没捎回来。 解放后，有人劝甄贤婆婆，把那块无字碑推倒算了，留着也是块没用的石头。甄贤婆婆摇摇头，说：“他立的碑，谁也不能动。碑上没字，那是因为他的话还没说完。等他回来了，自然会刻上去。” 这一等，就是一年又一年。 甄贤婆婆每天傍晚，都会牵着月生的手，走到街口的贞节牌坊下，站在那块无字碑前，痴痴地望着驿道东边的方向。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那块无字的石碑上，像是碑上忽然有了字。 月生问：“娘，咱们等谁？” 甄贤婆婆说：“等你爹。” “爹什么时候回来？” 甄贤婆婆不说话了，只是伸手摸了摸那块冰凉的石碑。石碑上没有字，可她的手摸在上面，像是在读一封只有她能看见的信。 日升月落，春去秋来。大榕树的新枝已经长成了大树，七杀碑上的裂纹被风雨磨得光滑了，贞节牌坊上的彩绘也褪了色。甄贤婆婆的头发从乌黑变成了花白，又从花白变成了全白。 她依然每天傍晚去街口站着。重阳镇的人已经习惯了这一幕。黄昏时分，夕阳如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牵着一个半大小子，站在无字碑前，望着驿道尽头。 像是在等一个人。 像是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土改的时候，划分成分。郑家因为田多地广，被划成了地主兼资本家，家产充公。那座气派的庄园成了重阳镇政府的驻地，无缺堂的金字招牌被摘下来，不知扔到了哪里。郑家的人虽然被打倒了，可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扎的根太深了，人丁依然兴旺，散居在镇上的各个角落，依然是重阳镇的主要居民。 贾家被划成了工商业者，不算敌人，也不算自己人，夹在中间，日子过得小心翼翼。贾家的人倒是想得开，祖上就是从货郎起家的，大不了再从头来过。 甄家被划成了中农。那块无字碑因为搞不清是什么性质，没人敢动，就那么原封不动地立在街口。有人提出要把它推倒，可每次提出来，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了了之。 话说这重阳镇，历经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公元一九八零年代的某个秋天，镇上的光景又变了一副模样。古驿道早已铺上了柏油，大榕树的残桩旁边又长出了新的枝桠，那棵白果树倒是愈发挺拔，像是镇子上最年长的老人，看着一代代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七杀碑还立在街口。碑上的裂纹像是老人脸上的皱纹，深一道浅一道，糯米浆粘合的痕迹清晰可见。那七个“杀”字，虽说被风雨磨去了几分锋芒，可远远望去，依然透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势。有外地来的游客见了，总要问一句：“这碑上写的是啥？”镇上的人就笑呵呵地答：“七个杀字。”游客再问：“啥意思？”镇上人就摇摇头，说：“谁知道呢，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看不懂就对了。” 无字碑也还立着。两块碑并排站在街口，一块刻满了字，一块一个字没有，像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兄弟——一个把什么话都挂在嘴上，一个把什么话都藏在心里。 郑家的庄园早就成了重阳镇政府的驻地。说来也巧，那庄园的大门正好对着街口的七杀碑，历任镇长每天上班下班，都要从那七个“杀”字底下走过。有人私下里说，这镇长不好当，哪个上任的时候不是雄心勃勃？可干着干着，不是被调走了，就是犯了错误，没有一个能干满两届的。也有人说，那是因为七杀碑的煞气太重，当官的压不住。 这话传到现任镇长贾为精的耳朵里，他只是微微一笑，夹着香烟的手轻轻一摆：“封建迷信。什么煞气不煞气的，我贾为精行得正坐得直，怕什么？” 贾为精是何许人也？他便是贾家在重阳镇的嫡系传人，贾算盘的曾孙子。遗传这东西真是奇妙，贾算盘精于算计的本事，隔了几代人，一滴不漏地传到了贾为精身上。只不过，贾算盘的算盘珠子拨的是生意经，贾为精的算盘珠子拨的是仕途路。 贾镇长今年四十出头，生得白白胖胖，一张圆脸上总是挂着三分笑意，见人先带笑，说话慢条斯理，活像一尊弥勒佛。他爱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左边口袋里插着一支英雄牌钢笔，右边口袋里装着一包红塔山香烟。那中山装虽然旧了，却总是熨得平平整整，扣子扣得一丝不苟，透着一股基层干部特有的朴素与体面。 他有一个习惯，跟人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轻轻拍着自己的胖脑袋瓜，好像那里面装着一个反应迟钝的算盘，得拍一拍才能拨动珠子似的。可千万别被这副模样给骗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贾镇长那个脑袋瓜，根本不需要拍，里面的算盘珠子拨得比谁都快。 贾为精的老婆——也就是我大舅妈——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可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她对大舅百依百顺，从不过问他在外面的事。镇上的人都说，贾镇长好福气，娶了个贤惠媳妇。也有人说，那是贾为精故意的，找个没文化的老婆，省得她碍手碍脚。 大舅妈对我这个外甥倒是真心实意地好。每次我去外婆家，她总要变着法子给我弄好吃的。糖油果子、糍粑、米花糖，什么好吃做什么。所以我从小就坚定地认为，大舅妈是天底下最好的舅妈，谁要是说她半个不字，我能跟他急。 外婆就更不用说了。我是她唯一的外孙，那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大舅虽然在外面是个镇长，回到家里，在外婆面前，那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乖得很。这一层关系，我打小就摸得门儿清。所以，大舅敢欺负别人，绝对不敢欺负我——谁让我有靠山呢？ 话说这一日，秋高气爽，阳光透过镇政府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枝叶，洒下斑斑驳驳的光影。贾镇长坐在办公室里，面前的办公桌上摊着一份文件，可他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他的目光越过窗棂，落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他在等人。 等什么人？等一个烫着卷发、白胖高挑、名叫虚玉华的女人。 虚玉华是贾镇长的秘书，今年三十出头，生得颇有几分姿色。她皮肤白，白得像刚出锅的馒头；身材丰满，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凹，走起路来腰肢一扭一扭的，能把人的眼珠子勾出来。最要命的是她那一头卷发，蓬蓬松松地披在肩上，像是刚从理发店的画报上走下来的。在重阳镇这种小地方，这样的女人，简直就是鸡群里的一只孔雀。 镇上的人背地里都叫她“狐狸精”。这外号也不知道是谁先叫起来的，反正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成了公开的秘密。有人说她是贾镇长的“小蜜”，有人说她是上面某位领导安插在重阳镇的“眼线”，还有人说她跟县里好几个领导都“关系匪浅”。说法五花八门，谁也拿不出真凭实据，可谁都说得有鼻子有眼。 我那时候才多大？六七岁的光景，啥也不懂的年纪。可我这人打小就有一桩本事——看人准。第一次见到虚玉华，她弯下腰来要抱我，一股浓得化不开的香水味扑面而来，呛得我差点打喷嚏。我本能地往后一缩，躲到了外婆身后。 虚玉华倒也不恼，笑眯眯地说：“哟，这小家伙怕生呢。金娃子，我是你虚阿姨，来，让阿姨抱抱。” 我死死攥着外婆的衣角，坚决不从。 大舅在旁边打圆场：“这孩子，认生。小虚你别介意。” 虚玉华咯咯笑起来，笑声像银铃似的，好听倒是好听，可我总觉得那笑声里头藏着什么东西，像糖衣里面包着的药丸子，甜是甜，可咽下去指不定会苦成什么样。 从那以后，我对虚玉华就没个好脸色。她越是对我热情，我就越是躲着她。大舅为这事没少说我：“金娃子，人家虚阿姨是不是借了你的米还你的糠？你小子自己撒泡尿照照你那小脸……一点也不给大舅面子……” 我梗着脖子回嘴：“我就不喜欢她！她身上的味道熏死人了！” 大舅拿我没办法，只好摇摇头，叹口气。 后来有一回，大舅喝了几杯酒，脸红得像关公，忽然凑到我耳边，神秘兮兮地问：“金娃子，你看，虚阿姨漂亮还是你大舅妈漂亮？” 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当然是大舅妈漂亮啊！虚阿姨没法和大舅妈比……大舅妈对我很好的！” 大舅脸上的笑容僵了一僵，干咳两声，又说：“虚阿姨对你不也很好吗？每次都抱你呢，我都没那样待遇……” 我撇撇嘴，一句话怼了回去：“大舅不害羞，你那么大了还要人家抱抱啊？我才不稀罕她抱抱呢……她身上的香水味道好难闻的……她长期霸占我大舅的时间。大舅都不陪我玩……” 大舅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只好端起酒杯，咕咚咕咚灌了几口，把那一脸的尴尬冲进了肚子里。 这些都是后话了。 且说这一天，贾镇长在办公室里等虚玉华，等的却不是风花雪月的事。他在等一份材料。 镇政府最近在搞一个项目——重阳镇中学的扩建工程。说是扩建，其实就是把原来的几间破教室推倒重建，再盖一栋两层楼的教学楼。项目不大，可油水不小。建筑材料、人工费用、设计图纸，哪一样不是钱？哪一样不能做文章？ 贾镇长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三年，对这些门道早就驾轻就熟。他深知一个道理：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然，这话只能烂在肚子里，对谁都不能说。表面上，他贾为精是重阳镇的好镇长，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老百姓办实事。 虚玉华推门进来的时候，带进来一阵香风。她今天穿了一件碎花连衣裙，卷发上别了一只蝴蝶结发卡，嘴唇上抹了淡淡的口红，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得很。 “镇长，材料准备好了。”她把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放在办公桌上，然后很自然地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翘起了二郎腿。 第五回 贾镇长忙里偷闲 虚秘书笑里藏刀（2） 第五回 贾镇长忙里偷闲 虚秘书笑里藏刀（2） 贾镇长拆开档案袋，抽出里面的材料，眯着眼睛看了起来。材料是虚玉华的手笔，字迹娟秀，条理清晰，把中学扩建工程的各项预算列得清清楚楚。水泥多少钱一吨，砖瓦多少钱一车，人工费多少，运输费多少，一笔一笔，分毫不差。 当然，这只是明面上的账。 贾镇长看完材料，满意地点了点头。他习惯性地用手拍了拍自己胖胖的脑袋瓜，说：“小虚啊，你这材料做得好。下午我去县里开会，正好用得着。” 虚玉华微微一笑：“镇长过奖了。对了，还有一件事。甄家那个大学生，甄东西，今天回来了。” 贾镇长眼睛一亮：“哦？东西回来了？在哪儿？” “在外面等着呢。我让他先候着，说您在忙。” 贾镇长站起身来，走到窗前往院子里看了一眼。果然，一个戴着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年轻人站在老槐树下，手里拎着一个旧旧的帆布包，正是他的外甥——甄东西。 “让他进来吧。”贾镇长说。 虚玉华应了一声，起身走到门口，朝院子里喊了一声：“小甄同志，镇长请你进来。” 片刻之后，甄东西走进了办公室。几年不见，这个堂外甥变了不少。鼻梁上架了一副黑框眼镜，头发比走的时候长了不少，梳了个三七分，颇有几分知识分子的派头。身上的衣服虽然不新，却干干净净，穿在他身上，自有一种说不出的书卷气。 “大舅。”甄东西喊了一声，恭恭敬敬地站在办公桌前。 贾镇长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好，好。坐，坐下说话。” 甄东西在椅子上坐下，腰杆挺得笔直。 贾镇长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红塔山，点上，深深吸了一口，慢悠悠地问道：“东西啊，你在学校学的是啥子专业？” 甄东西回答说：“我在学校学了两个专业，第一专业是城镇建筑设计。” 贾镇长听后，微微皱眉。他抽烟的动作很有特点，不是一根接一根地抽，而是点上一根，吸两口，然后夹在手指间，看着烟雾袅袅升起，像是在思考什么重大的问题。等烟灰积了老长一截，他才轻轻弹掉，再吸一口。 “哦……城镇建筑设计。”贾镇长念叨了一遍，然后摇了摇头，“可是，东西啊，我们重阳镇的建设，每项工程都是承包出去的。这个设计呀什么的，我们一向都不用过问的。我们的建筑公司又是民办的，是不是？政府里头并无什么搞设计的编制，是不是？……”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轻轻拍着脑袋瓜，仿佛这个结论是从脑壳里拍出来的。 甄东西脸上的表情有些僵。他显然没有料到，自己苦读四年学来的专业，回到家乡竟然派不上用场。 虚秘书在一旁听了，轻轻“嗯”了几声，忽然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她往前倾了倾身子，用那种听起来像是随口一提、实则早已盘算好的语气说道：“对了，镇长，咱们镇的中学校不是还差老师吗？何不……” 贾镇长听了，像是被点醒了似的，眼睛一亮。他猛吸了一口烟，然后把半截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右手拍了拍他那胖胖的脑袋瓜，发出一声清脆的“啪”。 “哎！怎么就没想起！”贾镇长的语气里带着几分恍然大悟的懊恼，可你要是仔细看他的眼睛，就会发现那双眼睛里一点“恍然”的意思都没有，有的只是一种“早就等着你说这句话”的精明。 “是不是这样，东西，你先到中学去？好不好？”贾镇长笑眯眯地看着甄东西，语气是商量的，眼神却是不容置疑的。 甄东西脸上露出一丝勉强的神情。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斟酌着词句说道：“好是好，就是怕，怕丢久了，生疏了专业。” 贾镇长满不在乎地一摆手：“怕什么？不就是绘图吗？中学里有门学科叫几何的，是不是？那你就去教几何吧。绘图和几何，都是跟图形打交道的，差不多，差不多。” 他这话说得轻巧，好像城镇建筑设计和中学几何是一回事似的。甄东西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看了看大舅那张笑呵呵的圆脸，又把话咽了回去。 “我去给你们郑校长打个招呼，就这么定了，你的专业也不会丢了。”贾镇长大手一挥，就这么拍了板。然后他转过头，对虚玉华说：“小虚，下午我要去县里开会，材料你放我包里。小甄同志，就这样定了，你明天就去学校报到哈。” 甄东西站起身来，说了声“谢谢大舅”，转身走出了办公室。他的背影看起来有些失落，脚步也比进来的时候沉重了几分。 我一直在门外偷听。看见堂兄出来，我立刻扑了上去，拉住他的手就往外拽：“东西哥哥，走，咱们去大榕树下玩！” 甄东西被我拽着走了几步，忽然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大舅的办公室。那眼神里有无奈，有失落，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多年以后，当我也考上了大学，也面临着毕业分配的选择时，我才忽然明白了堂兄当年那个眼神的含义。那是一个有梦想的年轻人，第一次被现实打了耳光的眼神。 但那时候，我才六岁。六岁的我只关心一件事——堂兄终于回来了，有人陪我玩了。 “东西哥哥，大学好不好玩？”我仰着头问。 甄东西低头看着我，嘴角扯出一个笑容：“好玩。金娃子，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也去读大学。” “好！”我使劲点头。 那时候我不知道，堂兄嘴里的“好玩”，跟我理解的“好玩”，完全是两回事。 办公室里，贾镇长和虚玉华还坐着。阳光从窗棂里斜s进来，照在虚玉华的卷发上，泛出一层金黄色的光。她伸手理了理头发，漫不经心地说：“镇长，您这个外甥，看起来不太情愿去教书啊。” 贾镇长又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没有点，只是夹在手指间把玩着。他眯着眼睛，望着窗外甄东西远去的背影，淡淡地说：“年轻人嘛，心高气傲，正常。磨一磨就好了。” 虚玉华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些意味深长：“您就不怕他磨不出来？” 贾镇长把烟叼在嘴里，“啪”地打着了打火机。火苗在他脸前跳动了一下，映得那双眼睛亮晶晶的。 “磨不出来，就换个磨法。”他吐出一口烟雾，慢悠悠地说，“反正，石头在咱手里，想怎么磨，还不是咱说了算？” 虚玉华咯咯笑了起来，笑声像银铃似的，在办公室里回荡。那笑声穿过窗棂，飘到院子里，飘到老槐树下，飘到我耳朵里。 我打了个寒噤，不知道为什么。 “金娃子，你怎么了？”甄东西问我。 “没事。”我摇摇头，拉着他的手继续往前走，“东西哥哥，你以后就在镇上教书了，那是不是每天都能陪我玩了？” 甄东西没有回答。他回头看了一眼镇政府的大门，那门楣上还残留着当年郑家庄园的石雕花纹。时光流转，物是人非，只有那石雕花纹，还是当年的模样。 大门旁边，虚玉华正倚在门框上，笑意盈盈地望着我们。阳光洒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我们脚下。 我踩了一脚她的影子，拉着甄东西，头也不回地跑出政府大院，一路跑到大榕树下才停下来。我跑得气喘吁吁，他却面不改色，只是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回头望了一眼来路。 “金娃子，你跑什么？”他问我。 “我不喜欢那个虚阿姨。”我直截了当地说，“她看人的样子，像大舅家养的那只猫看老鼠。” 甄东西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眼睛弯弯的，像月牙儿。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说：“金娃子，你才六岁，哪来这么多鬼心眼？” 我不服气地嘟囔：“我就是知道。” 甄东西没有再说下去。他在大榕树下的石凳上坐下来，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本书，翻开，安安静静地看了起来。阳光透过榕树的枝叶，洒在书页上，斑斑驳驳的，像碎金子。 我在他旁边蹲着，看他看书。我看不懂那些密密麻麻的字，只觉得堂兄看书的样子很认真，眉头微微皱着，嘴唇轻轻翕动，像是在跟书里的人说话。 看了一会儿，我憋不住了，扯了扯他的袖子：“东西哥哥，你还没回答我呢。你以后是不是每天都在镇上了？” 甄东西合上书，看着我，认真地说：“金娃子，哥哥以后就在重阳镇中学教书了。教几何。你知道几何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 “几何就是研究图形的学问。点、线、面、体，都是几何。”他用手指在空中画了一个三角形，“你看，这是一个三角形。它的三个角加起来，永远是一百八十度。无论这个三角形画得多大，画得多小，这个规律永远不会变。” 我听得云里雾里，只觉得他画的那个三角形很好看。 “东西哥哥，你真厉害。”我由衷地崇拜。 甄东西笑了笑，那笑容里有几分苦涩：“厉害什么。学了四年的城镇建筑设计，回来教初中几何。” 我听不懂他的话，但能感觉到他好像不太高兴。我正想说点什么安慰他，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哟，这不是咱们重阳镇的大学生吗？” 我们回过头，只见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左边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走路的姿势也很有派头——两眼平视前方，腰板挺得笔直，步子不快不慢，每一步都踩得很稳。 甄东西连忙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郑校长。” 来人正是重阳镇中学的校长，郑仁。 郑仁是郑家在重阳镇的嫡系传人，郑有田的后代。虽说郑家在土改的时候被划成了地主兼资本家，家产充了公，可人家毕竟是书香门第，底蕴在那儿摆着。郑仁的父亲在解放前就是镇上有名的教书先生，郑仁子承父业，也在学校教书，后来一步步升到了校长。 论起来，郑仁跟甄东西还是亲戚——郑仁的奶奶跟甄贤公公是表兄妹，所以郑仁算是甄东西的表哥。只不过，郑仁比甄东西大了十来岁，又当过甄东西的班主任，所以在甄东西面前，他既是兄长，又是师长，更是校长，三重身份压下来，甄东西在他面前总有些拘谨。 郑仁走到近前，上下打量了甄东西一番，点了点头：“嗯，回来就好。贾镇长跟我说了，你明天来学校报到，你是咱们学校唯一的大学生，必须重用，就去教初三几何。” 甄东西连忙说：“谢谢校长、谢谢老师。我才参加工作，什么都不懂，您得多多帮助。” 郑仁摆了摆手，那派头不像个中学校长，倒像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军长：“我能帮你什么？你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我是函授混的文凭。以后啊，还靠你为咱们学校继续争取更大荣誉呢！” 这话听着是谦虚，可甄东西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郑仁说话的语气，就像是在念一份早就拟好的发言稿，每一个字都恰到好处，却少了一点人味儿。 “校长过奖了。”甄东西只能这么说。 郑仁又看向我，脸上堆起笑容：“这是金娃子吧？长这么大了。你东西哥哥可是咱们重阳镇的骄傲，你要向他学习，将来也考大学，知不知道？” 我乖巧地点点头。 郑仁拍了拍我的肩膀，又对甄东西说了几句“好好准备”之类的话，便迈着他那标准的方步走了。他的背影在夕阳下显得格外挺拔，两支钢笔在衣兜里闪着金光，像两枚勋章。 等郑仁走远了，我小声问甄东西：“东西哥哥，郑校长兜里为啥要插两支钢笔？” 甄东西说：“大概是备用吧。” “可是，”我歪着脑袋想了想，“他要是用钢笔的话，为啥我从没见他写过字？” 甄东西没有回答。他看着郑仁远去的背影，若有所思。 第二天一早，甄东西就去重阳镇中学报到了。 重阳镇中学就在原来郑家庄园的东边，是由当年郑家的戏园子改建的。说是改建，其实就是把戏台拆了，隔成几间教室，再在院子里竖一根旗杆，挂上一面国旗，就算是一所学校了。 学校的条件说不上好，可也说不上差。教室是砖瓦房，窗户上镶着玻璃，课桌椅虽然旧了点，但还结实。操场是泥地，一下雨就变成烂泥塘，可天晴了踩一踩，又硬邦邦的了。在重阳镇这种小地方，能有这样的学校，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郑仁把甄东西领到了初三（一）班的教室门口。教室里乱哄哄的，四十多个学生正叽叽喳喳地说话。看见校长来了，声音一下子小了，可还是有人在下面窃窃私语。 郑仁站在讲台上，清了清嗓子，用他那标准的校长腔调说道：“同学们，安静一下。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老师——甄老师。甄老师是咱们重阳镇自己培养的大学生，刚从省城的大学毕业回来。从今天起，他教你们几何。大家欢迎！” 掌声稀稀拉拉地响了几下。 甄东西走上讲台，推了推眼镜，看着下面四十多张陌生的面孔，忽然有些紧张。他在大学里参加过无数次考试，写过无数篇论文，可站在讲台上面对一群半大孩子，还是头一回。 “同学们好，我姓甄，叫甄东西。”他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粉笔字写得端端正正，“从今天起，我教大家几何。” 下面有个调皮的男生举起手来：“甄老师，你为啥叫东西？不叫南北？” 全班哄堂大笑。 甄东西也笑了。他等笑声渐渐平息，才慢慢说道：“这个问题问得好。我父亲给我取名‘东西’，是因为东西代表着方向。他希望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找到回家的方向。”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那个调皮的男生缩了缩脖子，不敢再吭声了。 甄东西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他的圆画得很圆，不用圆规，一笔就画成了，像是用机器印上去的。 “同学们，今天我们讲圆。” 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清楚楚地传到了教室的每一个角落。学生们渐渐安静下来，看着黑板上那个完美的圆，看着这位新来的年轻老师，眼神从不以为然变成了认真。 消息很快传遍了重阳镇——甄家那个大学生，书教得真好。他不用圆规能画出笔直的圆，不用尺子能画出笔直的线。他讲课的时候声音不高，可每个学生都听得入神。他布置的作业不多，可每道题都出得巧妙，学生做着做着就入了迷。 就连郑仁听了一堂甄东西的课之后，也不得不承认：“这小子，确实有两把刷子。” 可甄东西心里清楚，教书再好，终究不是他的志向。他学的是城镇建筑设计，梦想是设计出漂亮的房子、宽阔的街道、现代化的城镇。现在让他天天跟圆规三角板打交道，教一群半大孩子画圆画方，他心里头总归有些不甘。 这份不甘，他没有跟任何人说。只是在每天傍晚放学之后，他会一个人走到街口，站在那两块碑前——一块七杀碑，一块无字碑——发一会儿呆。 有一天傍晚，我也在街口玩。远远看见甄东西站在碑前，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我跑过去，扯了扯他的衣角。 “东西哥哥，你在看什么？” 他低下头，看着我，笑了一下：“金娃子，你知道这两块碑的故事吗？” “知道！”我来了劲儿，把我从老人们那里听来的故事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从张献忠竹篮打水，到七杀碑立碑镇龙脉，再到甄贤立无字碑一去不返，讲得绘声绘色。 甄东西听完，沉默了很久。他伸手摸了摸那块无字碑，冰凉的石面在夕阳下泛着光。 “我爷爷立的碑。”他轻声说，“他本来要在上面刻字的。可他没来得及。” “甄贤婆婆说，你爷爷会回来的。”我说。 甄东西摇摇头：“回不来了。我查过资料。爷爷的部队，在淮海战役中被打散了。有人说他战死了，有人说他去了台湾。不管哪种说法，他都没有再回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陪着他站着。 过了好一会儿，甄东西忽然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金娃子，你说，一个人要是有一肚子话想说，却找不到人说，是什么感觉？” 我摇摇头，不懂。 他指了指那块无字碑：“就是这块碑的感觉。” 第六回 贾镇长忙里偷闲 虚秘书笑里藏刀（3） 第六回 贾镇长忙里偷闲 虚秘书笑里藏刀（3） 夕阳一点点沉下去，把天边染成一片血红。七杀碑上的裂纹在暮色中若隐若现，像七道流血的伤口。无字碑静静立在一旁，一个字也没有，却好像把什么话都说尽了。 这时候，身后传来一阵高跟鞋敲击青石板的声音。哒，哒，哒。节奏不快不慢，带着一股子从容的劲儿。 我们回过头，只见虚玉华正从镇政府的方向走过来。她今天换了一身衣服，白色衬衫配深蓝色一步裙，卷发上别了一只珍珠发卡，整个人看起来干练又妩媚。 “小甄老师，在这儿发什么呆呢？”她笑盈盈地走过来，目光在甄东西脸上停了一瞬，又移到我身上，“金娃子也在啊。怎么，又在缠着你东西哥哥？” 我不说话，往甄东西身后躲了躲。 虚玉华也不在意，她走到无字碑前，伸手摸了摸碑面，啧啧赞叹道：“这块碑，可惜了。要是当年甄团长把字刻上去，说不定就是咱们重阳镇的一景了。偏偏没字，空落落的，让人看着心里头不是滋味。” 甄东西礼貌地笑了笑：“虚秘书说得是。” 虚玉华转过身来，靠在无字碑上，双手抱在胸前，歪着头看着甄东西。夕阳照在她脸上，把她的五官勾勒得格外分明。她确实是个好看的女人，眉眼弯弯的，嘴角总带着笑，可那笑容底下藏着什么，谁也看不透。 “小甄老师，在学校还习惯吗？” “还好。” “学生们听话吗？” “还行。” 虚玉华咯咯笑了起来：“你这人，说话怎么跟挤牙膏似的？我问一句，你答一句，一个字都不肯多给。” 甄东西推了推眼镜，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虚秘书，我就是这个性子，您别见怪。” “不见怪。”虚玉华摆摆手，语气忽然正经了几分，“小甄老师，你在大学学的是建筑设计，对吧？画图纸、搞规划，那才是你的本行。现在让你去教初中几何，是不是觉得大材小用了？” 甄东西愣了一下。他没有想到虚玉华会这么直截了当地问出来。 “说实话，是有一点。”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承认了。 虚玉华点了点头，似乎对这个回答很满意。她从无字碑上直起身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慢悠悠地说：“小甄老师，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就应该明白，有时候，弯着走，比直着走，到得更快。” 甄东西皱了皱眉：“虚秘书，您的意思是……” 虚玉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转过身，望着街对面的镇政府大院。暮色中，那座曾经的郑家庄园显得格外深沉，飞檐斗拱的轮廓像一幅剪影。 “你看那座院子。”虚玉华说，“当年是郑家的庄园，现在是镇政府。郑家花了多少代人攒下的家业，一夜之间就改了姓。你说，这是为什么？” 甄东西沉默不语。 虚玉华自问自答：“因为郑家的人只会做生意，不会做官。会做生意，能攒下家业；会做官，才能保住家业。你说是不是？” 她回过头来，笑盈盈地看着甄东西。那双眼睛在暮色中亮晶晶的，像两颗星星，可你仔细看，又觉得那星星底下藏着深不见底的夜。 “小甄老师，你比你大舅有文化，比郑校长有眼界。你这样的人，不该困在讲台上画圆。”虚玉华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得只有甄东西能听见，“但你要记住，在重阳镇这地方，光有本事是不够的。你得有人。” 说完，她拍了拍甄东西的肩膀，转身走了。高跟鞋敲击青石板的声音渐渐远去，消失在暮色之中。 甄东西站在原地，看着她远去的背影，眉头皱得紧紧的。 我从他身后探出头来：“东西哥哥，那个狐狸精跟你说了什么？” 甄东西低头看着我，忽然问：“金娃子，你为什么叫她狐狸精？” “因为大家都这么叫。”我理直气壮地说，“而且她看人的样子，真的像狐狸。笑眯眯的，可眼睛里头在打坏主意。” 甄东西没有反驳。他望着虚玉华消失的方向，喃喃自语：“是啊。笑眯眯的，可眼睛里头在打坏主意。” 那天晚上，甄东西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墙上挂着的那枚银圆上——那是甄贤婆婆留给他的，他爷爷甄贤留下的唯一一件东西。 他起身走到墙边，取下那枚银圆，放在手心里。银圆已经被磨得光滑发亮，上面的图案模模糊糊，可分量还在，沉甸甸的。 爷爷当年立那块无字碑的时候，想刻什么？虚玉华今天说的那番话，又是什么意思？ 这些问题像一群蚊子，在他脑子里嗡嗡作响，赶不走，也打不着。 而此时此刻，在镇政府大院里，贾镇长的办公室还亮着灯。贾为精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虚玉华坐在他对面，翘着二郎腿，手里捧着一杯茶，不紧不慢地吹着热气。 “你跟东西说了？”贾镇长问。 “说了。”虚玉华抿了一口茶，“该点的都点到了。这小子聪明，应该能听懂。” 贾镇长把手里的一支烟摁灭，又点上一支。他抽烟的速度比平时快了许多，像是心里头在盘算什么事。 “你觉得他行吗？” 虚玉华放下茶杯，微微一笑：“镇长，您这个外甥，是块好料子。就是嫩了点，得磨。” “磨多久？” “那得看他自己了。”虚玉华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望着外面月色下的重阳镇，“有人磨三个月就开窍了，有人磨三年还是块石头。您这个外甥，我看，不用太久。” 贾镇长点了点头，忽然又问：“郑仁那边，你打过招呼了？” “打过了。”虚玉华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轻蔑，“郑仁那个人，您还不了解？嘴上说得好听，心里头的小九九比谁都多。不过没关系，他翻不起什么浪来。” 贾镇长深深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来。烟雾在灯光下慢慢散开，把他的脸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 “小虚，你说，咱们这重阳镇，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虚玉华转过身来，靠在窗台上。月光从她身后照进来，给她整个人镶了一道银边。 “镇长，这得看您想让它变成什么样。”她的声音轻轻的，柔柔的，像晚风拂过榕树的叶子，“您想让它变成什么样，它就能变成什么样。” 贾镇长笑了。那笑声很低沉，像是从胸腔深处发出来的。 “你啊，这张嘴，能把死人说活了。” 虚玉华也笑了：“能把死人说活有什么了不起？能把活人说死，那才叫本事。” 两个人对视一眼，都笑了起来。笑声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回荡，穿过窗棂，飘进夜色，消散在重阳镇的上空。 月亮不知道什么时候躲进了云层里。七杀碑和无字碑并肩立在街口，像两个沉默的哨兵，看着这座小镇在夜色中沉沉睡去。 甄东西在重阳镇中学教书，一晃就是三个月。这三个月里，他把初三几何教得风生水起，学生们从怕几何变成了爱几何，从爱几何变成了迷几何。期中考试的时候，初三（一）班的几何平均分比上学期提高了整整十五分，在全区的排名从倒数第三蹿升到了正数第五。 郑仁在全校教师大会上点名表扬了甄东西，话说得漂亮极了：“甄老师是我们重阳镇中学的骄傲！是年轻教师的楷模！大家都要向甄老师学习！” 台下的老师们噼里啪啦地鼓掌。甄东西坐在角落里，脸上挂着礼貌的微笑，心里头却像打翻了五味瓶。 学习？学习什么？学习他一个学建筑设计的大学生，怎么在初中几何课上找到人生价值吗？ 掌声再热烈，也盖不住他心里头那个声音：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散会后，郑仁把甄东西叫到了校长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在二楼，窗户正对着操场，操场上有一群学生在踢足球，喊叫声此起彼伏。 郑仁从抽屉里拿出一包茶叶，亲自给甄东西泡了一杯茶。这可是破天荒的事情——在重阳镇中学，能让郑校长亲手泡茶的人，一只手数得过来。 “东西啊，坐，坐下说话。”郑仁把茶杯推到甄东西面前，脸上堆满了笑容。那笑容很真诚，真诚得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 甄东西坐下来，双手捧着茶杯，等着郑仁开口。 郑仁没有急着说话。他先从兜里掏出那两支金星钢笔，整整齐齐地摆在桌面上，然后双手交叉放在桌上，身体微微前倾，做出一个“咱们好好谈谈”的姿态。 “东西，你这三个月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郑仁开口了，语气温和得像三月的春风，“学生喜欢，家长满意，同事服气。我当了这么多年校长，像你这样一上来就能站稳脚跟的年轻老师，不多见。” 甄东西谦虚地说：“校长过奖了，我还有很多不足。” “谦虚了，谦虚了。”郑仁摆摆手，“我今天叫你来，不是要表扬你。我是想跟你商量个事。” 甄东西抬起头，看着郑仁。 郑仁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抿了一口，然后慢悠悠地说：“下学期，咱们学校要开设一门新课——实用美术。说白了，就是教学生画画、设计、搞点小制作。我寻思着，你在大学学的是建筑设计，画图纸是你的看家本领。这门课，你来教，再合适不过了。” 甄东西微微一怔。实用美术？这跟他学的专业确实沾点边，可也仅仅是沾点边而已。建筑设计是工科，实用美术是艺术，两者差了十万八千里。 可郑仁不给他思考的时间，紧接着又说：“当然，几何课你还得继续教。一个人教两门课，辛苦是辛苦点，可年轻人嘛，多挑点担子，成长得快。你说是不是？” 甄东西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看到郑仁那副“我是为你好”的表情，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校长，我……” “不用急着答复。”郑仁打断了他，笑容愈发和蔼，“你先回去考虑考虑。不过我可得提醒你，这实用美术课，可是咱们学校响应上级号召开设的特色课程，上面很重视。你要是能把这门课教好，那可是为学校争了光，对你自己的发展也有好处。” 最后这句话，说得很轻，可分量很重。 甄东西从校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夕阳正好。操场上踢球的学生已经散了，只剩下几个孩子在沙坑里玩沙子。他站在走廊上，望着远处的山影，心里头五味杂陈。 实用美术课。特色课程。为学校争光。这些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可甄东西不是傻子。他听出来了——郑仁是在给他画饼。先用一项又一项的工作把他填满，让他在讲台上忙得团团转，忙到没有时间想别的，忙到慢慢忘记自己原本学的是什么。 等到哪天他真的忘记了，郑仁就会拍拍他的肩膀，说：“你看，教书不也挺好的吗？安安心心待着吧。” 这一待，可能就是一辈子。 甄东西忽然想起了虚玉华那天傍晚在无字碑前说的话：“聪明人就应该明白，有时候，弯着走，比直着走，到得更快。” 弯着走。怎么弯？往哪儿弯？ 他正想着，楼下忽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东西哥哥！” 我——金娃子——站在楼下，仰着脑袋冲他挥手。我身旁还站着一个人，烫着卷发，白衬衫蓝裙子，正是虚玉华。 “小甄老师，镇长让我来接你。晚上有个饭局，请你务必赏光。”虚玉华笑盈盈地说，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飘到了二楼。 甄东西犹豫了一下，还是下了楼。 饭局设在镇政府食堂的包间里。说是包间，其实就是食堂最里头那间屋子，摆了一张圆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重阳镇的老照片，仅此而已。可别小看这地方——重阳镇多少大事，都是在这张桌子上定下来的。 甄东西到的时候，桌上已经坐了两个人。一个是贾为精贾镇长，另一个是个陌生面孔。那人大约五十来岁，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脸上挂着生意人特有的那种笑容——三分热情，三分精明，还有四分让人摸不透。 “东西来了！坐，快坐！”贾镇长热情地招呼着，指着他旁边的空位，“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马老板，马得宝，咱们重阳镇建筑公司的总经理。马老板，这是我外甥，甄东西，省城大学建筑系的高材生。” 马得宝连忙站起来，双手伸过来握住甄东西的手，用力摇了摇，脸上的笑容堆得像一朵菊花：“甄老弟！久仰久仰！早就听说贾镇长有个了不起的外甥，今天总算见着了！果然是年轻有为，一表人才！” 甄东西被他摇得手都有点疼，好不容易才抽回来，礼貌地笑了笑：“马老板客气了。” 众人落座。虚玉华很自然地坐在了贾镇长旁边，拿起茶壶给大家倒茶。她倒茶的姿势很优雅，手腕轻轻一转，茶水便划出一道弧线，准确无误地落进杯子里，一滴都不溅出来。 菜很快端上来了。都是些本地家常菜——回锅肉、水煮鱼、辣子鸡、蒜泥白肉，外加一盆热气腾腾的酸菜粉丝汤。菜不算丰盛，可每道菜都做得地道，色香味俱全。 贾镇长举起筷子，招呼大家：“来来来，动筷子，边吃边聊。” 吃了半饱，喝了三杯酒，贾镇长放下筷子，用手拍了拍他那胖胖的脑袋瓜，慢悠悠地开了口：“东西啊，今天叫你来，是有个事想听听你的意见。” 甄东西放下筷子，坐直了身子。 “马老板的建筑公司，最近接了一个项目。”贾镇长点了支烟，夹在手指间，不急着抽，“咱们重阳镇中学要扩建，盖一栋新的教学楼。图纸已经有了，可马老板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想找个懂行的人帮忙看看。我一想，这不现成的吗？你学的就是这个，正好给参谋参谋。” 马得宝连忙接过话头，从身边的公文包里掏出一卷图纸，在桌上摊开。图纸上画着一栋两层楼的建筑，标着各种尺寸和数据，密密麻麻的。 “甄老弟，你给看看，这图纸有没有什么问题？”马得宝满脸堆笑，把图纸往甄东西面前推了推。 甄东西低头看图纸。只看了几眼，他的眉头就皱了起来。这图纸画得粗糙得很，很多地方的尺寸都标错了，承重墙的位置也不合理，楼梯的宽度明显不够规范。要是按这张图纸施工，盖出来的楼别说美观了，安全性都成问题。 他正要开口，忽然感觉到桌子底下有人轻轻踢了他一下。他抬起头，正好对上虚玉华的目光。虚玉华笑眯眯地看着他，微微摇了摇头。 那个摇头的动作很小，小到旁人根本注意不到。可甄东西看见了，也看懂了。 他张了张嘴，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换了一句：“马老板，这图纸我得拿回去仔细看看，一时半会儿说不好。” 马得宝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那是那是，不急不急。甄老弟你慢慢看，看出什么问题来，咱们再商量。” 贾镇长满意地点了点头，举起酒杯：“来来来，喝酒喝酒。东西啊，你这孩子就是稳重，大舅没看错你。”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马得宝喝得脸红脖子粗，话也多了起来，开始吹嘘他在重阳镇接过的工程——镇政府办公楼是他盖的，中学的操场是他修的，连街口那座接官亭的修复工程，也是他承包的。 “不是我跟你们吹，”马得宝拍着胸脯，酒气冲天，“在重阳镇这一亩三分地上，论盖房子，我马得宝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贾镇长笑呵呵地附和：“那是，马老板的手艺，全镇人民都信得过。” 虚玉华在一旁抿着嘴笑，时不时给贾镇长和马得宝添酒。她喝酒的样子很好看，小口小口地抿，脸颊渐渐染上一层红晕，像三月的桃花。 甄东西坐在那里，脸上挂着礼貌的笑容，心里头却像开了锅。他终于看明白了。今天这场饭局，根本不是什么“参谋参谋”，而是一场面试——马得宝在面试他，贾镇长在观察他，虚玉华在点拨他。 如果他刚才当着马得宝的面指出图纸的问题，那就是不懂规矩。在这张桌子上，图纸有没有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会不会说话。 散席的时候，马得宝拉着甄东西的手，死活不松开：“甄老弟，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有用得着哥哥的地方，尽管开口！” 甄东西好不容易才把手抽回来，说了几句客套话，逃也似的离开了食堂。 夜色已深。重阳镇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几盏路灯发出昏黄的光。甄东西一个人走在街上，手里攥着那卷图纸，心里头像堵了一块石头。 走到街口的时候，他停下了脚步。七杀碑和无字碑并排立在那里，月光洒在碑面上，泛起一层幽幽的青光。 他走到无字碑前，伸手摸了摸冰凉的碑面。月光下，碑面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流动，像是水，又像是字。 “爷爷。”他轻声说，“你要是还在，会告诉我怎么做吗？” 石碑无言。只有夜风吹过，大榕树的叶子沙沙作响。 这时候，身后又传来了高跟鞋的声音。哒，哒，哒。不紧不慢。 甄东西没有回头，也知道是谁。 虚玉华走到他身边，并肩站着，一起看着那块无字碑。她的身上还带着淡淡的酒气，混着香水的味道，在夜风中飘散。 “小甄老师，今天晚上表现不错。”虚玉华的声音轻轻的，像是怕惊扰了夜色，“镇长很满意。” 第七回 校长留笑脸 老师发脾气（1）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三章 校门前校长留笑脸 讲台上老师发脾气 第七回 校门前校长留笑脸 讲台上老师发脾气（1） 甄东西终于转过头，看着她：“虚秘书，你想说什么？” 虚玉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随身的小包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叼在嘴里，“啪”地打着打火机。火苗在夜色中跳动了一下，照亮了她的脸。 她深深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来。烟雾在月光下慢慢散开，像一层薄纱。 “小甄老师，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活法。”她伸出两根手指，“第一种，装糊涂。明明什么都看明白了，却装作什么都不懂。该笑的时候笑，该点头的时候点头，该喝酒的时候喝酒。日子久了，你就真的什么都不懂了。” 她顿了顿，又吸了一口烟。 “第二种，真糊涂。一头扎进去，把自己当成这局里的人，跟着大家一起玩。玩着玩着，你就发现，原来自己也可以玩得很好。” 甄东西的眉头皱得紧紧的：“虚秘书，你是在劝我跟你们同流合污？” 虚玉华笑了，笑声像银铃似的，在夜色中格外清脆。 “同流合污？这个词用得不好。”她摇摇头，烟头上的火光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小甄老师，你读了这么多年书，应该知道，这世上的事情，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你以为你大舅是坏人？你以为马得宝是坏人？你以为我是坏人？” 她往前迈了一步，离甄东西很近。近得他能闻到她身上混着烟味和香水味的独特气息。 “我告诉你，你大舅当镇长这三年，重阳镇修了路，通了电，盖了学校。马得宝的建筑公司，用的虽然是些偷工减料的招数，可那些工程，没有一个塌的。我虚玉华，是，别人都叫我狐狸精。可要是没有我，你大舅那些事，一件都办不成。” 她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高跟鞋尖碾灭。 “这世上的好人，有许多一事无成。这世上的坏人，也不少事业有成。只要能把事情做成管他是什么人。” 甄东西沉默了。 虚玉华看着他的眼睛，月光下，她的眼睛里有一种甄东西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狡黠，不是精明，而是一种深深的疲惫。 “小甄老师，我今天跟你说这些，不是因为镇长让我说的。是因为……”她顿了一下，移开目光，望着那块无字碑，“是因为你像一个人。” “谁？” “年轻时候的我。”虚玉华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得像是自言自语，“那时候我也觉得，自己什么都能看明白，什么都能改变。后来我才知道，你什么都改变不了。你能做的，只是在这张网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她转过身，往回走了几步，忽然又停下来。 “那张图纸，你回去好好看看。看出问题来，先跟我说，别直接捅给马得宝。这是规矩。” 高跟鞋的声音渐渐远去，消失在夜色中。 甄东西站在无字碑前，手里攥着那卷图纸，心里头像打翻了酱料铺——酸的、甜的、苦的、辣的，一股脑儿全涌了上来。 虚玉华说的话，他听懂了。这重阳镇有一张看不见的网。贾为精是织网的人，虚玉华是理网的人，马得宝是在网上爬的蜘蛛。而郑仁呢？郑仁是另一只蜘蛛，守着学校那一亩三分地，跟镇政府井水不犯河水。 现在，这张网向他张开了。他可以飞走，也可以落进去。 飞走，他能去哪儿？留在这镇上，他就得落进去。 甄东西抬起头，望着头顶的夜空。月亮不知道什么时候躲进了云层里，只有几颗星星在遥远的地方闪烁。 他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他考上大学离开重阳镇的那一天。奶奶甄贤婆婆把那枚银圆塞进他手里，说：“孙儿呀，这是你爷爷的东西。你要时刻带在身上，看见银圆就想起家，就想起奶奶了。” 那天，他背着行囊，沿着古驿道走了十八里路，走到龙门镇去乘车。一路上，他把那枚银圆攥在手心里，攥得发热。 爷爷当年离家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他立下那块无字碑，到底想刻什么？ 甄东西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图纸，又抬头看了看那块无字碑。 月光从云层后面钻了出来，洒在无字碑上。那一瞬间，他忽然觉得，碑上似乎隐隐约约有字。可当他定睛去看的时候，碑面上还是什么都没有，只有月光。 他深吸一口气，把那卷图纸夹在腋下，转身往家走去。 第二天一早，甄东西带着那张图纸，走进了镇政府的办公楼。 虚玉华正坐在办公桌前对着镜子补口红，看见他进来，镜子里的嘴角微微翘起。 “想通了？” 甄东西把图纸放在她桌上，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了一句让虚玉华手一抖、口红差点涂到鼻子上的话。 “虚秘书，这图纸的问题，我可以不说。但我有一个条件。” 虚玉华放下口红，转过身来，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说。” “新教学楼的设计，我来做。不是修改这张图纸，是重新设计。” 虚玉华盯着他看了足足有十秒钟，然后忽然笑了起来。那笑声很大，笑得她眼泪都快出来了。 “小甄老师啊小甄老师，”她一边笑一边摇头，“我还以为你要提什么条件呢。就这？” “就这。” 虚玉华站起身来，走到甄东西面前，伸出手。 “成交。” 甄东西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软，手心却很凉，像一块被井水浸过的玉。 多年以后，当甄东西回想起这一幕的时候，他才明白，就是从那一刻起，他真正踏进了重阳镇这张网。而他提出的那个条件，不是让他飞走的翅膀，恰恰是把他牢牢粘在网上的第一根丝。 但那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只知道，他终于可以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了。 哪怕只是一栋小小的教学楼。 哪怕只是在重阳镇这一亩三分地上。 哪怕前面等着他的，是无数个看不见的坑。 走出镇政府大门的时候，甄东西在街口又看见了那两块碑。晨光中，七杀碑上的七个“杀”字格外清晰，无字碑上依然什么都没有。 他停下脚步，从兜里掏出那枚银圆，放在无字碑上。银圆在晨光中闪着光，像一只小小的眼睛。 “爷爷。”他在心里说，“我不知道你要在这碑上刻什么。但如果有一天，我也要在这镇上立一块碑，我知道我要刻什么了。” 晨风吹过，大榕树的叶子沙沙作响。银圆在碑面上微微晃动了一下，然后停住了，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像是本来就属于那儿。 远处，镇政府二楼的窗户后面，虚玉华站在窗前，手里端着茶杯，望着街口那个年轻人的背影。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的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贾镇长的声音从里间传来：“小虚，东西走了？” “走了。” “他提了什么条件？” 虚玉华转过身，靠在窗台上，抿了一口茶，慢悠悠地说：“他要亲自设计那栋教学楼。” 贾镇长沉默了片刻，然后发出一声低沉的、意味深长的笑。 “这小子，比他爹有种。” 虚玉华没有接话。她望着杯中的茶水，茶叶在热水中缓缓舒展，沉到杯底，又被热气托起来，再沉下去。 像极了这重阳镇上的人们。 话说那重阳镇的秋天，说凉就凉了。白果树的叶子一日黄过一日，风一吹，哗啦啦往下掉，像是天老爷在撒金箔。街口那两块碑——七杀碑和无字碑——静静立在晨光里，碑面上凝着一层薄薄的露水，摸上去冰凉刺骨。 这天一大早，太阳还没完全爬上东山的脊梁，我就被大舅妈从被窝里拎了出来。大舅妈的手粗糙得像砂纸，可暖乎乎的，在我脸上抹了一把，算是给我洗了脸。 “金娃子，今天你东西哥哥去学校报到，你跟着去，帮他拿东西。”大舅妈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唠叨，“到了学校要听哥哥的话，不许调皮，不许跟校长顶嘴，不许……” “知道啦知道啦！”我一边系扣子一边往外跑。大舅妈的话像风筝的线，我跑得越快，她在后面放得越长。 东西哥哥已经等在院子里了。他背着一卷旧棉絮，棉絮是用麻绳捆着的，捆得方方正正，像一块大豆腐。手里提着一只搪瓷洗脸盆，盆里装着牙缸、毛巾、肥皂盒，还有一面小圆镜。脚边放着一只纸皮箱，箱子里全是书，沉甸甸的，纸皮都被撑得鼓了起来。 我跑过去，自告奋勇地抱起那只纸皮箱。箱子比我预想的还重，我抱在怀里，下巴搁在箱盖上，走路的时候只能看见前面一小截路。 “金娃子，重不重？要不我来拿？”东西哥哥伸手要接。 “不重！”我咬着牙说。其实重得要命，可我心里头高兴——东西哥哥要去当老师了，教的还是我们班！这事儿够我在同学面前吹一个学期的。 晨光洒在古驿道上，青石板被露水打湿了，滑溜溜的。路边的野花野草在风里摇头晃脑，像是在跟我们打招呼。我跟在东西哥哥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纸皮箱在怀里一颠一颠的。 远远地，就看见重阳中学校的大门了。说是大门，其实就是两堵砖柱子中间夹着两扇铁栅栏门。门楣上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写着“重阳镇初级中学校”几个字。铁栅栏被岁月磨得发亮，门轴一推就吱呀作响，像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一动弹就哼哼。 校门口站着一个人。 那人身姿笔挺，像一棵苍松。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咔叽布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左边衣兜里插着两支金星钢笔，笔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双手背在身后，两脚微微分开，目光平视前方，那派头，不像是在等一个刚来报到的新老师，倒像是在检阅三军仪仗队。 正是重阳中学的校长——郑仁。 郑校长远远看见我们，脸上便绽放出一个和蔼的微笑。那微笑拿捏得恰到好处，嘴角上扬的角度既不过分热情让人觉得虚伪，也不过于冷淡让人觉得疏远。三分亲切，三分威严，还有四分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后来我见过很多人笑，官员笑、商人笑、演员笑，可没有一个人的笑，能像郑校长那样，笑得那么——专业。 东西哥哥加快了脚步，走到郑校长面前，把背上的棉絮往上颠了颠，毕恭毕敬地喊了一声：“郑老师！……哦，郑校长，您早……” 他喊“郑老师”的时候，脸上泛起一层淡淡的红。郑仁当年是他的班主任，这层关系刻在骨子里，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 郑校长热情地伸出手：“小甄老师，欢迎欢迎！” 两只手握在一起。郑校长的手劲儿不小，摇了几摇才松开。 我也不甘示弱，从纸皮箱后面探出脑袋，脆生生地喊了一声：“郑校长好！” 郑校长低头看见我，微笑着伸手摸了摸我新剃的小平头。那手掌宽厚而温暖，摸在头上像一只暖水袋。 “金娃子，暑假作业做好了吗？” 我用力点头：“嗯！妈妈让我在大舅家……由大舅妈亲自辅导我做的……没有完成不准我回去！” 这是实话。大舅妈虽然大字不识几个，可盯我写作业的功夫一流。她搬一把竹椅坐在我旁边，手里纳着鞋底，眼睛却一刻不离我的作业本。我一走神，她鞋底子就敲过来了，敲在桌上啪啪响，比老师的教鞭还吓人。 郑校长听了，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哦，怪不得你大舅和我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夸你呢。他说你最淘气、最顽皮、最聪明……” 我一听这话，小脑袋瓜里的算盘珠子噼里啪啦拨开了。大舅夸我？还当着校长的面夸？这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吗？ “我知道……我大舅肯定在您那里告我的状了！呵呵……明儿我也向外婆告他的状去！”我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郑校长耐心地解释：“要是真那样去做的话……你就冤枉你大舅了。金娃子，他可并没有在我这里告你什么状，只是要我好好地管教管教你……” “哼，叫您管教我不就是告我状吗？他怎么一点都不讲信用……哼哼！”我在心里头把大舅埋怨了个遍。大舅这人，表面上一副弥勒佛的笑脸，背地里却让校长“管教”我，这跟告状有什么区别？ 我正腹诽着，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肯定又是那个狐狸精在作怪！虚玉华，虚秘书，那个烫着卷发、浑身香喷喷的女人。每次大舅对我凶，十有八九都是她在旁边煽风点火。我虽然年幼，可这点眼力劲儿还是有的。 郑校长见我不吭声，指了指东西哥哥说：“其实，你大舅是希望你像小甄老师一样努力学习……确实没有告你的状啊！” “哦，我一直都很努力的……只是他们感觉不到而已！尤其是我妈，总觉得我不努力……”我叹了口气，满肚子委屈。大人们总说小孩子不懂事，可他们才不懂呢。我们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烦恼，只不过我们的烦恼，大人们从来不当回事。 东西哥哥适时插话：“金娃子，校长时间宝贵……别和校长在这里贫嘴了，咱们走吧！” 郑校长看向东西哥哥，目光里多了几分郑重：“小甄老师，你现在可是我们学校里有最高文凭的老师啊。我们学校要重用你……所以，这学期开始，你去教金娃子他们班的几何吧！” “啊，真的是东西哥哥教我们啊？”我兴奋得一下子跳了起来，怀里的纸皮箱差点脱手。 郑校长笑着道：“难道校长还会骗你不成？你不会是……不喜欢你东西哥哥教你吧？按照镇领导的指示，他就教你们的几何了。这个……我没办法改变了。” 镇领导的指示？我虽然小，可这话听着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大舅是镇长，东西哥哥来学校是大舅安排的，教哪个班也是“镇领导指示”的。这里头的弯弯绕绕，我那时还不懂，只是隐隐约约觉得，大人们做事，总喜欢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很复杂。 我说：“我当然喜欢呀。东西哥哥，哦，不，在学校还是叫老师吧，回了家再叫哥哥哈……”我努力做出一个乖学生的样子，心想着以后在班上，有个当老师的哥哥，那得多威风。 郑校长满意地点点头：“我猜你也喜欢的。金娃子，现在开心了吧？” 他顿了顿，转向东西哥哥，语气又恢复了那副标准的校长腔调：“小甄老师，一起走吧，你的办公室在那里……这两天，大家都很忙，当班主任尤其忙，得报名注册。你就做金娃子他们班的班主任。虽然你才从学校毕业，没做班主任的经验，这……该不会有问题吧？” 班主任？ 东西哥哥也愣了一下。刚毕业的大学生，头一天报到，就被安排当班主任？这担子可不轻。三班是全校出了名的“刺头班”，学习成绩倒数不说，纪律更是一塌糊涂。上一任班主任——也就是我原来的大舅妈虚语琰——被气得哭了不知道多少回。后来大舅当了镇长，在县城买了房，才想办法把她调走了。 如今这烫手山芋，落到了东西哥哥手里。 东西哥哥推了推眼镜，深吸一口气，然后自信满满地说：“没问题，我会努力做好工作的！何况，金娃子在这个班呢……我不好好工作，咱回到家也没脸面面对长辈的嘛！” 他说这话的时候，腰杆挺得笔直，眼睛里有光。那光我认得——跟他在大榕树下给我画三角形的时候一模一样。 郑校长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好！年轻人就是要有这股子劲头。走吧，我带你去办公室。” 我跟在他们后面，抱着那只沉重的纸皮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了重阳中学的大门。 校园里静悄悄的，离开学还有两天，大部分学生还没来。操场是泥地，暑假里长了一层薄薄的青草，露水还没干，踩上去湿漉漉的。教室的门窗都大敞着，几个早来的学生在里面打扫卫生，扫帚扬起的灰尘在晨光里飞舞，像一群金色的虫子。 郑校长把我们领到一间办公室门口。办公室不大，靠墙摆着四张办公桌，桌上堆满了教案、作业本、粉笔盒。窗户正对着操场，窗台上放着一盆半死不活的文竹，叶子黄了大半。 “这是你的桌子。”郑校长指着靠窗那张空着的办公桌，“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总务处说。” 东西哥哥把棉絮和洗脸盆放下，环顾四周，眼神里有新奇，也有一丝紧张。 郑校长又叮嘱了几句，便迈着他那标准的方步走了。两支金星钢笔在衣兜里随着步伐轻轻晃动，像两枚勋章。 我把纸皮箱放在东西哥哥的办公桌上，揉了揉酸痛的手臂。东西哥哥打开纸皮箱，把里面的书一本本拿出来，整齐地码在桌角。那些书的封面上印着我看不懂的字——什么“建筑初步”、“工程制图”、“结构力学”。每本书都很厚，纸张泛黄，书页里夹着密密麻麻的笔记纸条。 “东西哥哥，这些书都是你大学读的？”我好奇地翻了一本，里面的字我一个都不认识。 “嗯。”东西哥哥拿起一本《建筑初步》，翻开扉页，上面写着一行钢笔字：“甄东西，1982年9月购于省城新华书店。”字迹清秀端正，一看就是他的亲笔。 校门前校长留笑脸 讲台上老师发脾气（2） 第八回 校门前校长留笑脸 讲台上老师发脾气（2） 这时候，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抱着一大摞表格走了进来，那人瘦高个儿，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堆着职业化的笑容。 “小甄老师！欢迎欢迎！”他把表格往东西哥哥桌上一放，腾出手来握了握，“我是教导处的，姓虚，虚怀谷。咱们以后就是同事了。” 虚怀谷。这名字我听过。他是虚玉华的叔爷，也就是虚秘书的叔叔。在重阳镇，姓虚的人家不多，可个个都不是简单角色。 虚怀谷说话带着一股子教导主任特有的腔调，不快不慢，不高不低，每个字都像是从教科书上抠下来的：“小甄，今天就开始报名了，你得把这些表格填写好。这是学生花名册，这是课程表，这是班主任工作手册，这是学生情况登记表……”他一份一份地数着，如数家珍。 东西哥哥看着那一大摞表格，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虚怀谷笑着拍拍他的肩膀：“哦，年轻人，不要怕，大胆干。我也不是科班出身，刚上课那阵也从当班主任开始的，啥都得摸着石头过河……教学嘛，就是边教边学，边学边教。” 这话听着是鼓励，可甄东西总觉得哪里不太对。虚怀谷说“我也不是科班出身”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丝得意，好像“不是科班出身”反而是一种本事。 虚怀谷前脚刚走，后脚又进来一个人。这回是个年轻女人，二十多岁，扎着一条马尾辫，穿一件碎花衬衫，脸上带着热情的笑容。她一进门就喊：“甄东西！你真的来啦！” 东西哥哥抬起头，脸上露出一丝惊讶和欣喜：“郑美媛？你怎么在这儿？” 郑美媛——郑校长的妹妹，也是重阳中学的团支部书记。她跟东西哥哥是初中同学，当年东西哥哥考上大学的时候，她还是敲锣打鼓送行队伍里的一员。 “我怎么在这儿？我在这儿上班呀！”郑美媛笑得眼睛弯弯的，“我在这儿都两年了。当初你读大学去了，我以为再也没有机会在一起学习交流了……万万没想到，你会来咱们学校！” 她说话语速很快，像竹筒倒豆子，噼里啪啦的。一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东西哥哥，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 东西哥哥有些腼腆地推了推眼镜：“美媛，我、我、我……很多都不懂的……” “嗨，别客气！咱们是老同学了，你随时可以找我呀！”郑美媛一拍胸脯，马尾辫在脑后甩了甩，“往后，大家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要多多加强合作，多多关照！” 她说得慷慨激昂，忽然发现我在旁边正仰着头看她，脸上微微一红，声音低了下去：“哦，金娃子也在啊。那个……我先走了，还有事。” 说完，她像一阵风似的低着头快步走了。马尾辫在脑后一甩一甩的，像一面小旗。 我看了看门口，又看了看东西哥哥，忽然明白了什么。虽然我才十岁多，可有些事情，小孩子比大人看得还清楚。 “东西哥哥，美媛阿姨是不是喜欢你呀？” 东西哥哥的脸腾地红了，红到了耳朵根：“金娃子，别瞎说！” “我没瞎说。她看你的样子，跟虚阿姨看大舅的样子差不多。” 东西哥哥愣了一下，然后板起脸来：“金娃子，大人的事小孩子别乱插嘴。去，帮哥哥把这盆文竹浇点水。” 我端起窗台上那盆半死不活的文竹，去水房接了水。回来的时候，东西哥哥正站在窗前，望着操场上那面国旗发呆。风把国旗吹得猎猎作响，他的目光却越过国旗，落在远处的东山上。 东山巍巍，沉默不语。 那天晚上，吃了晚饭，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月亮从东山背后爬上来，又圆又亮，像一只银盘挂在银杏树的树梢上。 我带着班上几个要好的同学，怀着满心的好奇，摸到了东西哥哥的寝室。说是寝室，其实就是教学楼后面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房间不大，一张木板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脸盆架，仅此而已。墙上刷的白灰，年头久了，泛着一层淡淡的黄。 我们一进门，就被墙上挂着的一样东西吸引住了。 那是一管箫。修长而古朴，竹身被摩挲得光滑发亮，泛着深褐色的光泽，尾端系着一束暗红色的穗子。它静静地挂在墙上，却散发着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气息。 “老师，你这个是做啥用的？”胆子最大的刘二娃指着箫问。 东西老师走过去，把箫从墙上取下来，握在手里。那箫到了他手里，像是活了过来，竹身上的光泽在灯光下流转。 “这个叫箫，是一种乐器，吹起来很好听的。”他的手指轻轻抚过箫身上的竹节，目光变得柔和起来，“我在大学里组建了好多的兴趣小组，我们音乐小组里各种能人都有，我就学会了吹箫。” 一说起大学，他的眼睛里就亮起光来。那光跟他在课堂上讲几何的时候不一样——讲几何的时候，他是认真的、专注的；可说起大学，他是向往的、怀念的，像一个离家的孩子说起远方的故乡。 同学们一听是乐器，顿时七嘴八舌地嚷开了：“老师，吹一个给我们听听嘛！”“就是就是，我们还没听过箫是啥声音呢！”“老师，求求你了！” 东西老师拗不过大家的好奇，想了想，忽然说：“走，咱们到东山上去吹！” 东山？大晚上的去东山？ 我们面面相觑，可好奇心盖过了害怕。再说了，有老师在，怕什么？ 于是，在那个月明风清的夜晚，东西老师领着我们几个半大孩子，踏着月光，沿着山间小径，爬上了长满黄毛草的东山。 东山是重阳镇的东屏障，重龙公路从它脚下盘曲而过，像一条蜿蜒的巨蟒。据老辈子们讲，东山和西岭是重阳镇的两条龙脉，一左一右护着镇子，保佑这方水土世世代代兴旺发达。 站在山顶上，风很大，吹得衣服猎猎作响。东西老师的头发被山风吹乱了——那时候他还没剪小平头，留着一头潇洒的长发，在风中肆意飞扬，像个艺术家。 我们找了个地方坐下。往下看，整个重阳镇尽收眼底。月光洒在青石板街道上，像铺了一层水银。七杀碑和无字碑并肩立在街口，远远望去，只有两个小小的黑影。镇上的灯火零零星星地亮着，炊烟早已散尽，小镇安安静静地卧在山脚下，像一个熟睡的婴儿。 东西老师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举起箫，贴近嘴唇。 箫声响了。 那声音，怎么说呢？不像笛子那么清脆，不像二胡那么悲凉，不像唢呐那么热闹。箫声是幽幽的、远远的、凉凉的，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飘上来的。它钻进耳朵里，不往脑子里去，而是直往心窝子里钻。 东西老师吹的曲子，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觉得那声音时而悠扬婉转，像山间的清泉在石头上跳跃；时而低回沉郁，像秋天的风吹过白杨林；时而又高亢起来，像一只看不见的鸟，拼了命地往月亮上飞。 我坐在地上，双手抱着膝盖，听得入了神。那声音从左边的耳朵钻进去，从右边的耳朵钻出来，来来回回地在心窝里扰痒痒。我闭着眼睛，感觉自己好像飘了起来，飘到东山顶上，飘到月亮旁边，飘到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 箫声停了。山风还在吹，草叶沙沙作响。没有人说话，大家都还沉浸在那声音的余韵里。 东西老师放下箫，望着山下的重阳镇，忽然开口唱了起来。他的声音不大，却在夜风中传得很远： “凤翱翔**仞兮，非梧不栖……” 唱完这两句，他便停了，只是望着远方，目光里充满了对什么东西的向往。 “东西哥哥，这是什么歌？”我凑过去问。 “卧龙引。”他回答道。 “饿农民？不饿工人？”我一脸懵懂。 同学们都笑了起来。东西老师也笑了，伸手摸了摸我的小平头：“金娃子，不是饿农民，是卧龙引。卧龙引是一首古曲……卧龙者，诸葛孔明也。你的不懂，你不懂的！” 我真的不懂。不懂什么卧龙，不懂什么诸葛孔明，更不懂为什么东西哥哥吹箫的时候，眼睛里有光；吹完了，光就暗了。 那时候我不懂的事情太多了。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大人眼里的光，往往就是他们压在心底说不出来的话。东西哥哥那些说不出来的话，都藏在那管箫里了。 东西哥哥在重阳中学教了几天书，他那管箫的名声，比他的几何课传得还快。镇上的家长们听说了，反应可就不一样了。 有的家长说：“这个新来的甄老师还会吹箫？有点意思，是个文化人。” 可更多的家长，却皱起了眉头。 “吹箫？一个大男人吹什么箫？那不是戏班子里的人干的事吗？” “我听说他还留长头发呢！一个大老爷们，头发比女人还长，像什么样子？” “可不是嘛！我家那小子回来说，甄老师头发披在肩上，上课的时候一甩一甩的。这哪像个老师？分明是个二流子！” 这些话，像长了翅膀一样，在重阳镇的大街小巷飞来飞去。从东街飞到中街，从中街飞到西街，最后飞到了郑校长的耳朵里。 郑校长倒没说什么。他只是在一个下午，把东西哥哥叫到了校长办公室。 “小甄啊，坐下说话。”郑校长照例泡了一杯茶，把两支金星钢笔整整齐齐摆在桌上，然后双手交叉，身体微微前倾。 东西哥哥坐了下来。 郑校长斟酌着词句，慢悠悠地开口了：“你教书这几天，学生反映很好。课堂活跃，讲解清楚，作业批改也认真。这些，我都看在眼里。” 东西哥哥等着那个“但是”。 果然，郑校长话锋一转：“但是呢，有些家长……这个，提了一些建议。当然，也不能说是意见，就是建议。他们觉得，当老师的嘛，形象也很重要。为人师表，是不是？头发啊，穿着啊，都要给学生做个榜样。” 他顿了顿，看了一眼东西哥哥的头发，接着说：“你的长发呢，在大学里可能很时髦。可在咱们重阳镇，老百姓的观念还比较……传统。他们认为男老师留长发不太……不太符合教师的身份。当然，这是家长的看法，供你参考。” 话说得很客气，可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东西哥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说了一句话：“校长，我明白了。” 第二天一早，当东西哥哥出现在校园里的时候，所有人都愣住了。 那一头潇洒的长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整整齐齐的小平头。头发短得贴着头皮，露出青色的发茬，整个人看起来像是换了个人。 郑美媛第一个看见，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甄东西，你的头发呢？” “剪了。”东西哥哥淡淡地说。 “你……你留了那么多年的头发，说剪就剪了？” 东西哥哥推了推眼镜，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几分无奈：“我也没想到，当老师有当老师的难处。长发虽然好看，但人家家长不喜欢，说我是二流子，不是好老师。”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可我知道，他心里头不平静。因为那天傍晚，我又看见他一个人站在街口的无字碑前，站了很久很久。 头发是剪了，可家长们并不买账。 问题出在别的地方。 那一天，教室里坐了四十多个学生，虽然不算满员，也还看得过去。可第二天，少了三个。第三天，又少了两个。到了第四天，教室里稀稀拉拉只剩三十来个人了。 东西哥哥拿着花名册，一个一个地核对。没来的学生，他挨家挨户打听。打听回来的消息，让他心里头像堵了一块石头。 “甄老师，我家娃说，你是新来的，没经验。我们还是想让他转到一班去。” “甄老师，不是我们不信你，可你太年轻了……老教师毕竟有经验嘛。我家孩子成绩本来就不好，再耽误不起了。” “甄老师，我们打听了，你大学学的是建筑设计，不是师范。你连教师资格证都是后来考的……我们不太放心。” 这些话，有的当面说，有的拐弯抹角传到东西哥哥耳朵里，还有的，直接传到了郑校长那里。 家长们迷信老教师，就跟迷信老中医一样。总觉得姜是老的辣，书是老的教得好。一班的班主任是虚怀谷虚主任，教了二十年书，镇上多少人是他的学生？二班的班主任是贾百生贾老师，金娃子的幺外公，也是德高望重的老教师。这两位在重阳镇上，那是响当当的牌子。 三班呢？前任班主任虚语琰调走了，换上来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虽说是个大学生，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老百姓认这个死理。 于是，家长们纷纷找到郑校长，要求给孩子转班。有的说孩子身体不好，一班离厕所近；有的说孩子跟三班某同学合不来；有的干脆实话实说——就是不想让甄东西教。 郑校长为此忧心忡忡。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两支金星钢笔在衣兜里晃来晃去。踱了半天，他把东西哥哥叫了过来。 “小甄老师啊，”郑校长的语气比上次沉重了许多，“现在，全国要普及义务教育了。上级对巩固率抓得很紧。咱们学校的巩固率，就看你们班的学生能不能来了。” 巩固率，就是学生来了不能走，走了就算辍学，辍学率一高，学校的考评就完了。 东西哥哥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火，听校长这么一说，火苗子蹭地就蹿上来了。 “校长，您的意思是，让我去请那些学生回来？” 郑校长说：“也不是说请，就是……做做家长的工作嘛。新老师嘛，家长不了解，有顾虑是正常的。你主动去沟通沟通，姿态低一点，把家长的顾虑打消了，学生自然就回来了。” 东西哥哥的脸涨得通红，一直红到脖子根。他伸出手，指着自己的鼻子，手指微微发抖：“校长，我的知识不是知识吗？我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学了四年，毕业证学位证都有。凭什么要我去求着他们来听我的课？” 郑校长皱起了眉头：“小甄老师，话不是这么说的……” “那该怎么说？”东西哥哥的声音高了起来，这是他头一回用这种语气跟校长说话，“学生都不尊重我的知识，我为什么要尊重他们？他们爱来不来！不来的，我一律不请！” 说完，他转身就走。步子迈得又大又急，走廊上回响着噔噔噔的脚步声。 郑校长站在办公室里，看着他的背影，慢慢摇了摇头。他拿起桌上的茶杯，吹了吹早已凉透的茶水，抿了一口，自言自语道：“年轻人啊……” 东西哥哥怒气冲冲地穿过操场，直奔三班教室。操场上上体育课的学生看见他，都吓了一跳——甄老师平时温温和和的，今天怎么脸黑得像锅底？ 他一脚踢开教室的门。门撞在墙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教室里正在上自习课。三十来个学生被这声巨响吓了一跳，齐刷刷抬起头，看见甄老师铁青着脸站在门口，顿时鸦雀无声。 东西哥哥大步走上讲台。他没有拿课本，没有拿粉笔，就那么空着手站在讲台上，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教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鸟叫声。 东西哥哥开口了。他没有吼，可那声音比吼还吓人——因为他在拼命压着，压得声音都变了调，像一把被弯到极限的弓，随时可能崩断。 “同学们，今天有件事，我要跟你们说清楚。”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个学生的脸。 “这几天，咱们班有不少同学没来上课。我问了，不是生病，不是家里有事，是家长不让来。为什么不让来？因为我甄东西是个新老师，没经验，不放心。” 他的声音渐渐高了起来。 “好，那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让老师去请学生来读书？这是哪里定的规矩？古往今来，只听说学生拜师求学，没听说老师上门求学生来听课的！孔夫子收弟子，还要弟子自行束脩以上，未尝无诲焉。我甄东西比不上孔夫子，可我的知识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他越说越激动，一掌拍在讲台上。粉笔盒跳了起来，哗啦一声散了一桌。 “本老师在此立下三条规矩，你们大家要记到！” 学生们屏住呼吸。 “第一条！”他竖起一根手指，“从今天起，我甄东西，坚决不去请那些无故不读书的学生！爱来不来！学习是自己的事，不是老师的事。你爹你娘不让你来，那是他们糊涂。你跟着糊涂，那是你活该！” 教室里静得像一潭死水。 “第二条！”他又竖起一根手指，“在我的班上，不看出身，不看成绩，只看态度。你认真学，我就认真教。你敷衍了事，就别怪我不客气。我不管你爹是镇长还是校长，在我这儿，都是学生家长，一律平等！” 有几个学生偷偷对视了一眼，眼神里有惊讶，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 “第三条！”东西哥哥竖起第三根手指，声音忽然低了下来，低得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从今往后，谁要是再在我面前说什么‘新老师没经验’之类的话——” 他停了一下，深吸一口气。 “我就让他看看，新老师到底有没有经验。” 校门前校长留笑脸 讲台上老师发脾气（3） 第九回 校门前校长留笑脸 讲台上老师发脾气（3） 说完，他拿起一支粉笔，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不用圆规，一笔画成，比圆规画的还圆。 那堂课，没有人敢走神。 消息像长了翅膀，当天就传遍了整个重阳镇。 “听说了吗？甄家那个大学生，在讲台上发了好大的脾气！” “还拍了桌子呢！把粉笔盒都震翻了！” “听说立了三条规矩，说什么坚决不去请学生，爱来不来！” “这脾气，比他爷爷甄贤还倔！” 也有人说好话的。 “我看甄老师说得对。学生读书，凭什么要老师去请？我们当年上学，翻山越岭几十里路，谁请过？” “就是！那些家长也太过分了。人家堂堂大学生，教初中几何还不是绰绰有余？嫌弃人家没经验，有经验的不都是从没经验过来的？” “我看啊，就是有些人看不起甄家。甄家以前穷，现在出了个大学生，有人心里不平衡。” 这话说得有点诛心了，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重阳镇这地方，三姓之间明争暗斗了几百年，表面上和和气气，暗地里的较劲从来就没停过。 当天下午，郑校长又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这回，办公室里不止他一个人。虚怀谷虚主任也在，贾百生贾老师也在，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老师。大家围坐在一起，气氛有些凝重。 郑校长看见我，招了招手：“金娃子，过来。” 我走过去。 “你东西哥哥今天在班上发脾气的事，你知道吧？” 我点点头。 “你回去跟你大舅说一声，让他有空来学校一趟。就说我请他喝茶。” 我眨巴眨巴眼睛：“校长，你是要告东西哥哥的状吗？” 郑校长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里有几分苦涩。 “不是告状。是商量。你东西哥哥是个好苗子，就是性子急了些。性子急不是坏事，可有些事，急不得。”他顿了顿，像是自言自语，“咱们重阳镇这地方，什么事都急不得。” 我从校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夕阳正挂在白果树的树梢上。金黄色的光洒在操场上，把泥地照得像一块铜板。 我走到三班教室门口，往里面探头一看。东西哥哥还没走，一个人坐在讲台后面，面前摊着一本作业本，手里握着红笔，却半天没有落下去。 夕阳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新剪的小平头上，青色的发茬泛着一层光。 我轻轻走进去，站在讲台边上。 “东西哥哥。” 他抬起头，看见是我，嘴角动了动，算是笑了。 “金娃子，你怎么还没回去？” “我在等你。”我趴在讲台边上，仰头看着他，“东西哥哥，你今天在讲台上好凶啊。把我都吓了一跳。” 他放下红笔，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金娃子，哥哥今天是不是做错了？” 我想了想，认真地回答：“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你说得对。学生本来就应该主动学习，凭什么要老师去请？” 东西哥哥看着我，眼神里有了一丝笑意。 “你才十岁多，懂什么主动学习？” “我懂！”我不服气地说，“大舅妈逼我做作业的时候，我虽然不情愿，可我知道那是为我好。那些家长不让学生来上课，是害了他们。” 东西哥哥沉默了一会儿，伸手摸了摸我的小平头。 “金娃子，你说得对。可是，这世上的事情，不是对就能做成的。” 我听不懂他的话。 多年以后，当我也站在讲台上，面对着一群半大孩子，被家长质疑、被领导谈话、被现实打磨的时候，我才忽然明白了东西哥哥那个下午的感受。 东西哥哥在讲台上发了那一通脾气之后，三班的情况非但没有恶化，反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首先回来的是刘二娃。刘二娃他爹是镇上有名的倔脾气，当初死活不让儿子上三班，说“嘴上没毛的娃娃老师能教出什么好来”。可刘二娃在家闹了三天——不吃饭、不睡觉、不跟爹说话——硬是把他爹闹服了。 “去去去！爱去就去！老子不管了！”刘老爹把书包往儿子怀里一塞，蹲在门槛上抽闷烟。 刘二娃抱着书包，撒腿就往学校跑。跑到教室门口的时候，上课铃刚好响了。他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喊了一声：“报告！” 东西哥哥正在黑板上画辅助线，听见声音回过头来。看见是刘二娃，他手里的粉笔停了一下。 “进来。” 刘二娃走进教室，在自己座位上坐下。同桌凑过来小声问：“你爹让你来了？” 刘二娃咧嘴一笑，露出一排白牙：“我爹管不着我。” 东西哥哥继续讲课，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可眼尖的同学发现，他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刘二娃回来之后，陆陆续续又有几个学生回来了。有的被哥哥姐姐劝回来的，有的自己跑回来的，还有的是家长被邻居说动了——“你看人家刘老倔都让娃去了，你还端着干啥？” 到了第二周，三班的学生基本上都回来了。虽然还有两三个顽固派死活不来，可教室里的座位，已经满满当当了。 郑校长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表扬了三班，说甄老师“工作有方，成效显著”。东西哥哥坐在台下，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推了推眼镜。 可树欲静而风不止。 家长们虽然把学生送回来了，可心里的疙瘩并没有解开。他们开始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不满——挑剔。 “甄老师布置的作业太少了。我家娃回家半个小时就做完了，然后就疯玩。这哪行？” “甄老师上课不讲课本，老画一些乱七八糟的图形。课本上的例题都不讲完，考试怎么办？” “甄老师要求太严了。我家娃说，作业写得不工整，他让重写。” 这些意见，有的送到了郑校长那里，有的送到了虚主任那里，还有的，直接送到了贾镇长的办公桌上。 贾镇长那天把我叫到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封信，翻来覆去地看。 “金娃子，你东西哥哥在学校怎么样？” “挺好的呀。我们班同学都可喜欢他了。” “有没有人说他不好？” 我想了想：“有。有些家长说他作业布置得少，有些说他太严了。还有人说他的头发……哦，他已经剪了。” 贾镇长把那封信往桌上一扔，用手拍了拍胖胖的脑袋瓜，叹了口气。 “严也不行，松也不行。这帮家长，真难伺候。” 这时候，虚玉华端着一杯茶走了进来。她把茶放在贾镇长面前，笑盈盈地说：“镇长，为小甄老师的事发愁呢？” 贾镇长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可不是嘛。才上了几天课，告状信就来了。说他不讲课本，不布置作业，对学生太严……什么都有。” 虚玉华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翘起二郎腿，不紧不慢地说：“镇长，这事您不用愁。小甄老师那脾气，我在学校就听说了。年轻人嘛，有冲劲是好事。他要是一上来就跟老教师一样四平八稳，那才不正常呢。” 贾镇长看着她：“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让子弹飞一会儿。”虚玉华端起自己的茶杯，吹了吹热气，“家长们闹，是因为他们不习惯。等他们习惯了，发现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成绩比别人好，到时候不用您说，他们自己就会闭嘴。” 贾镇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虚玉华又说：“不过，有件事您得留神。郑校长那边……” 她没把话说完，只是端着茶杯，透过腾腾热气看着贾镇长，眼神里有一种意味深长的东西。 贾镇长和她对视了一眼，慢慢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我在旁边听着，虽然不太懂他们在说什么，可隐隐觉得，东西哥哥在学校里的日子，恐怕不会太平。 果然，没过多久，新的麻烦就来了。 事情出在一堂几何课上。 那天东西哥哥讲的是“圆的切线”。他没有按照课本上的例题讲，而是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又画了一条切线，然后问学生：“你们看，这条线和圆有几个交点？” 学生们齐声回答：“一个！” “对，一个。”东西哥哥又在圆上画了好几条线，“那你们看，这些线跟圆有几个交点？” “两个！” “对，两个。”他转过身来，推了推眼镜，“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的线跟圆只有一个交点？什么样的线跟圆有两个交点？有没有线跟圆没有交点？” 学生们开始交头接耳。这个问题课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得自己动脑筋想。 东西哥哥不急，他让学生们自己想、自己画、自己讨论。课堂乱哄哄的，有的学生在草稿纸上画圆，有的在争论，有的跑到黑板前面指指点点。 正热闹着，教室后门忽然被推开了。 虚怀谷虚主任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本听课记录本，脸上的表情很严肃。 “甄老师，我能听一堂课吗？” 东西哥哥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当然可以。虚主任请坐。” 虚怀谷在教室后面找了把空椅子坐下来，翻开听课记录本，拔下钢笔帽，开始记录。 课堂的气氛一下子就变了。学生们不敢大声讨论了，也不敢往黑板上跑了，一个个规规矩矩坐在座位上，眼睛偷偷往后瞄。 东西哥哥倒是不慌不忙。他继续引导学生思考，提问，画图，讲解。可不管他怎么努力，课堂的活力已经没了，像一锅烧开的水被人兜头浇了一瓢凉水。 下课铃响了。 虚怀谷合上听课记录本，走到讲台前。他看了看东西哥哥，又看了看下面的学生，然后开口了。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甄老师，你这堂课，知识点讲得不错。但是——”他话锋一转，“课堂教学，不能脱离课本。你整堂课没有翻过一次课本，学生连书都没有打开。这样下去，考试怎么办？中考是指挥棒，课本是根本。抛开课本搞创新，那是舍本逐末。” 东西哥哥的眉头皱了起来：“虚主任，我认为几何教学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照本宣科当然容易，可那样学生永远学不会自己思考。” 虚怀谷的脸色沉了沉：“甄老师，你的想法是好的。可咱们是农村中学，学生基础差，家长要求高。中考考什么？考课本上的知识点。你不教课本，学生考不好，谁负责？” “我负责。”东西哥哥一字一顿地说。 虚怀谷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合上了听课记录本。 “好吧。期中考试见分晓。” 说完，他转身走了。皮鞋踩在走廊上，发出笃笃笃的声音，渐行渐远。 教室里一片寂静。学生们看看门口，又看看东西哥哥，大气都不敢出。 东西哥哥站在讲台上，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 “期中考试。” 他把粉笔扔回粉笔盒，转过身来，目光扫过每一个学生的脸。 “同学们，虚主任的话你们听见了。他说我不教课本，他说你们考不好。你们觉得呢？” 没人敢吭声。 刘二娃忽然举起手来。 “甄老师，我觉得你教得比课本好。课本上的东西，我自己能看懂。你教的，我自己想不出来。” 东西哥哥看着刘二娃，嘴角终于露出一丝笑容。 “好。那咱们就证明给他们看。从今天起，课本要学，而且要比任何人学得都好。课外的东西，也要学。期中考试，咱们三班，要考全年级第一。”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有没有信心？” 教室里静了一瞬，然后爆发出一声震天响的齐吼： “有！” 那声音冲出教室，冲过操场，冲到了校长办公室的窗户前。 郑仁正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听见这声吼，抬起头来，往三班教室的方向看了一眼。 然后，他低下头，继续批文件。嘴角却微微弯了一下。 谁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从那天起，三班像换了一群人。上课的时候，没有人走神，没有人说话，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东西哥哥的粉笔头。下课了，别的班的学生在操场上疯跑，三班的学生趴在桌上做题。放学了，东西哥哥的寝室里总是挤满了来问问题的学生，一拨走了又来一拨。 我在其中，既痛苦又快乐。痛苦的是，东西哥哥布置的作业比谁都多；快乐的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几何题做出来了，是会上瘾的。那种感觉，就像解开了一个又一个绳结，每解开一个，心里就亮堂一分。 郑美媛好几次来找东西哥哥，都看见他被学生围着讲题。她站在门口看一会儿，也不打扰，悄悄放下手里的东西就走了。有时候是一包茶叶，有时候是一袋水果，有时候只是一张纸条。 我偷偷看过那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娟秀的字：“别太累了。注意身体。” 我看完了，赶紧把纸条放回去，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期中考试的日子，一天天近了。 重阳镇的秋天，一天比一天深。白果树的叶子落了一地，风一吹，哗啦啦地在街道上打转。七杀碑和无字碑并肩立在街口，碑面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霜，摸上去，冰得手指头疼。 考试前一天的傍晚，东西哥哥一个人爬上了东山。 这回他没带箫，也没带学生，就那么空着手，一个人坐在那块他吹过箫的石头上，望着山下的重阳镇。 夕阳西下，把整座镇子染成一片橙红。炊烟袅袅升起，鸡鸣狗吠隐约可闻。青石板街道上，有人在收晾晒的稻谷，有人在赶鸭子回家。大榕树下，一群孩子在追逐打闹，笑声隐隐约约飘上山来。 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街口的七杀碑和无字碑变成了两个模糊的影子。他走到无字碑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把那枚银圆轻轻放在碑面上。 第二天，期中考试。 三班的学生走进考场的时候，一个个昂首挺胸，像出征的士兵。 我坐在考场里，打开试卷，第一道题就是圆的切线。我拿起笔，脑子里浮现出东西哥哥在黑板上画的那些圆和线，浮现出他一根一根画的辅助线，浮现出他说的那句话——“解题就像走迷宫。你得多试几条路，才能找到出口。” 笔落下去，答案一个一个地浮出水面。 考完试出来，刘二娃在走廊上又蹦又跳：“甄老师押中题了！那道切线题，跟咱们练过的一模一样！” 其实不是押中题。是东西哥哥把该教的都教了，不管课本上有没有。 成绩出来那天，是重阳镇今年秋天最冷的一天。 郑校长站在操场的**台上，手里拿着成绩单，脸上的表情谁也看不透。全校师生在台下站得整整齐齐，冷风嗖嗖地往领口里灌。 “现在我宣布，本学期期中考试，各年级各科成绩。” 他念了一大串名字和数字。初一、初二、初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 念到初三几何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台下三百多双眼睛齐刷刷盯着他。 “初三几何，年级平均分——七十八点五分。” 台下一阵骚动。这个平均分，比上学期高了整整十分。 “各班平均分。一班，七十五点二分。二班，七十六点八分。” 他又停了一下。 我站在队伍里，心跳得像擂鼓。 “三班——” 郑校长的目光往三班的方向扫了一眼。我分明看见，他的嘴角弯了一下。 “八十三点六分。年级第一。” 三班的队伍炸了锅。刘二娃第一个跳起来，帽子都飞了。同学们抱在一起，又笑又叫，把帽子往天上扔。 东西哥哥站在队伍最前面，背着手，腰杆挺得笔直。他没有跳，也没有叫，只是推了推眼镜，嘴角微微弯着。 可我分明看见，他的眼眶红了。 虚怀谷站在教师队伍的最后一排，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成绩单，又抬头看了看东西哥哥，嘴唇动了动，终究没说什么。 郑美媛站在团支部的方阵里，笑得眼睛弯弯的。她偷偷朝东西哥哥竖了个大拇指，然后赶紧把手缩回去，脸红了半边。 散会后，东西哥哥一个人走到操场边上，靠着那棵银杏树，望着远处的东山。 我跑过去，站在他旁边。 “东西哥哥，我们赢了！” 他低下头看着我，阳光透过银杏叶的缝隙洒在他脸上。 “金娃子，这才刚开始。” 我当时不明白他的意思。赢了就是赢了，什么叫“这才刚开始”？ 多年以后我才懂得，在一个小地方，出头不是最难的事。最难的是，出了头之后，怎么待下去。 因为赢了一次，所有人都会盯着你。 等着你下一次，是赢得更漂亮，还是摔得更惨。 银杏叶一片一片地落下来，落在东西哥哥的肩头，落在我仰起的脸上。东山巍巍，默默注视着这座千年小镇，注视着它怀抱里的人们，怎样在输赢之间，一天一天地活着。 班主任暴躁生闷气 团支书温柔灭怒火（1）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四章 班主任暴躁生闷气 团支书温柔灭怒火 第十回 班主任暴躁生闷气 团支书温柔灭怒火（1） 话说东西哥哥在期中考试打了那场漂亮的翻身仗之后，三班的威名算是立起来了。走在校园里，三班的学生个个昂首挺胸，走路都带风。别的班的学生见了，眼里头有羡慕的，有嫉妒的，也有不服气的。可不管怎么说，成绩摆在那儿，谁也说不出半个不字来。 刘二娃更是尾巴翘到了天上。他爹刘老倔逢人便说：“我就说嘛，甄老师那是真本事！当初是谁嚼舌根子说人家嘴上没毛来着？反正不是我！”他把自己当初拦着不让儿子上学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 可有一样，东西哥哥的脾气，也跟着水涨船高了。 这话得从头说起。 期中考试之后，郑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表扬了三班，话说得那叫一个漂亮：“三班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年轻教师只要肯钻研、敢创新，一样能教出好成绩！那些对年轻教师有偏见、有顾虑的同志，应该好好反省反省！” 台下掌声雷动。东西哥哥坐在教师队伍里，推了推眼镜，脸上没什么表情。可你要是仔细看，就会发现他的嘴角在微微翘着——那是想笑又不好意思笑的憋着劲儿。 虚怀谷虚主任坐在后排，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他带头鼓了几下掌，然后把手放下来，交叉在胸前，一直到大会结束都没有再动过。 大会散了之后，东西哥哥被一群学生围着，说说笑笑地往教室走。路过虚怀谷身边的时候，虚怀谷忽然开口叫住了他。 “甄老师，留步。” 东西哥哥停下来，让学生们先回教室。虚怀谷走到他面前，脸上挂着那副标准的教导主任笑容——嘴角上扬，眼角却不动，像戴了一张面具。 “甄老师，恭喜啊。期中考试考得好，校长都表扬了。”虚怀谷的语气很客气，客气得让人挑不出毛病。 “谢谢虚主任。”东西哥哥也客气地回答。 “不过——”虚怀谷话锋一转，声音压低了几分，“甄老师，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东西哥哥推了推眼镜：“虚主任请说。” 虚怀谷往四周看了看，确认没人注意这边，才慢悠悠地开口：“考得好是好事。可年轻人，锋芒太露，容易伤着自己。咱们重阳镇这地方，树大根深。你是个聪明人，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说完，他拍了拍东西哥哥的肩膀，笑着走了。那笑容，跟郑校长站在校门口迎接新老师时的笑容一模一样——三分亲切，三分威严，还有四分让人脊背发凉。 东西哥哥站在原地，看着虚怀谷远去的背影，眉头皱了起来。 可还没等他琢磨透虚怀谷话里的意思，新的麻烦就来了。 期中考试之后，学生的学习状态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变化。一部分学生——像刘二娃那样的——成绩上去了，学习的劲头更足了，上课抢着回答问题，下课追着老师问难题，恨不得把东西哥哥肚子里的知识全掏空。可另一部分学生，成绩虽然也有进步，却开始松懈了。上课走神的走神，说话的说话，作业也开始敷衍了事。 东西哥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在班会上讲过道理，在课堂上点过名，课后单独谈过话。可效果都不大。那些松懈下来的学生，嘴上答应得好好的，转头就把他的话当成了耳旁风。 这天上午，东西哥哥走进教室，准备上几何课。他翻开课本，正要开始讲，一眼扫过去，发现后排三个男生脑袋凑在一起，叽叽咕咕地说着什么，笑得前仰后合。 东西哥哥停了一下，清了清嗓子。那三个男生抬头看了一眼，见老师盯着他们，赶紧收敛了笑容，坐直了身子。可等东西哥哥转过身在黑板上画图的时候，后面又传来了窃窃私语声。 他猛地转过身来，粉笔头“啪”地摔在讲台上。 “张大勇！赵二宝！李三娃！站起来！” 三个男生吓了一跳，磨磨蹭蹭地站了起来，低着头，不敢看东西哥哥的眼睛。 “你们三个，把我刚才讲的内容重复一遍。” 三个人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来。 东西哥哥的脸沉了下来。他走下讲台，一步一步走到后排，站在三个人面前。 “期中考试考得好了，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就可以上课不听讲了？”他的声音不高，可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告诉你们，期中考试算什么？中考才是真刀真枪！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张大勇小声嘟囔了一句：“我们又没考倒数……” “没考倒数就满足了？”东西哥哥的声音陡然高了起来，“张大勇，你期中考试几何考了多少？” “七……七十三。” “七十三分你就满足了？你觉得自己很厉害了是不是？”东西哥哥指着黑板上画的圆和切线，“这张卷子上的题，哪一道不是咱们平时练过的？换一道你没见过的题，你还能考七十三吗？” 张大勇不吭声了。 东西哥哥的目光又扫向赵二宝和李三娃：“你们两个呢？一个六十八，一个六十五。及格线上下晃荡，你们也好意思上课讲话？” 教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白果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 东西哥哥走回讲台，双手撑着讲桌，目光缓缓扫过全班每一个学生。那目光里有失望，有愤怒，还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 “同学们，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得让人心里发毛，“既然你们都不喜欢学习，愿意在家等老师来请你们读书，那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吧。我的知识再怎么不重要，也是我辛辛苦苦熬更守夜学到手的。你们不稀罕，我自己还稀罕着呢！” 短暂的沉默之后，他深吸一口气，像是下了某种决心。 “今天的几何课就上自习。等大家想好了，想学了，咱们再上课。免得大家都没有意思！” 说完，他把粉笔和课本重重地丢在讲桌上。 东西哥哥没有再看台下的同学们一眼，转身便走出了教室。他的步子迈得又大又急，皮鞋踩在走廊上，发出“噔噔噔”的声响，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那声音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走廊尽头。 教室里先是死一般的寂静。 然后，像是一块石头投进了平静的水面，涟漪一圈一圈地扩散开来。 男生们最先反应过来。张大勇一屁股坐回椅子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他要打人呢。” 赵二宝抹了抹额头上的汗：“就是。以前甄老师发火，最多拍桌子。今天这架势，我看他是真生气了。” 李三娃倒是不以为然，撇了撇嘴：“生什么气嘛。我们又没干什么。就是说了几句话而已。至于吗？” 刘二娃从前排转过头来，瞪着李三娃：“不至于？你们三个上课讲话还有理了？甄老师为了咱们班，费了多大劲？期中考试之前，他每天晚上都给我们补课，你们忘了？” 李三娃被噎了一下，小声嘟囔：“那也不能说走就走啊。课都不上了，这叫什么事……” 女生们围坐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 “还大学生呢？也不知道在大学里学的啥？跟我们中学生也没什么两样嘛！”说话的是班上嘴巴最厉害的孙小梅，她撇了撇嘴，眼中闪过一丝失望。 “是呀，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平时斯斯文文的大学生也会发这么大的火！他那副温文尔雅的表情都是装出来的啊？”旁边的周小花附和道，语气中带着几分调侃。 班长王红梅是个稳重踏实的姑娘，她听不下去了，开口说道：“算了算了，我们也该替甄老师想想。人家一个堂堂的大学生，又没做什么对不起咱们的事。你们想想，开学的时候，多少同学因为他是新老师就不来上学？人家心里能不委屈吗？” “就是。”坐在角落里的李秋月接过话头，她是班上心思最细腻的女生，“你们知道什么？那些赖在家里不上学的同学，并不是因为甄老师讲课讲得不好才不来的。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想念书，只不过甄老师来了，为他们不来上学找到了一个借口罢了。” 王红梅点点头，压低声音说：“我听我爹说——我爹不是在镇政府食堂做饭吗——甄老师今天这样子，肯定是被郑校长批评了。听说郑校长怪甄老师没有到学生家里去做动员工作，影响了全校的巩固率。” “巩固率？”几个女生异口同声地问。 “就是学生来了不能走，走了就算辍学。辍学率一高，学校的考评就完了。”王红梅像个大人似的分析道，“咱们这样的学校，压在校长头上的三座大山就是：巩固率、合格率和优生率。我看郑校长为了巩固率，绝对不会放过甄老师的。” 女生们听得入了神。 孙小梅叹了口气，语气软了下来：“说实在的，我其实非常喜欢甄老师。他比别的老师多了一份儒雅，即便是今天愤怒的时候，也显露出阳刚之气。” 周小花嘻嘻一笑：“哟，咱们小梅这是春心动了？” “去你的！”孙小梅红着脸推了她一把，“我说的是实话！甄老师讲课讲得好，人又长得斯文，脾气虽然大了点，可人家又不是无缘无故发火。” “别那么花痴吧。”一直没说话的赵兰兰撇了撇嘴，“甄老师就是一绣花枕头，有什么值得那样痴迷的？” “你才绣花枕头呢！”孙小梅急了，“你考了五十八分，当然不喜欢他。” 赵兰兰被戳到痛处，脸涨得通红：“我考五十八怎么了？我认认真真考的！比他拍桌子走人强！” 王红梅赶紧打圆场：“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反正也轮不到咱们去说喜欢或者不喜欢。人家是大学生呢，肯定在外头有女朋友了。” 这话一出，几个女生都沉默了。孙小梅低下头，手指绞着衣角，不知在想什么。 我在旁边听着这些女生叽叽喳喳，心里头乱糟糟的。东西哥哥发这么大的火，我还是头一回见。以前他也生气过，拍过桌子，瞪过眼睛，可从没像今天这样——课都不上，转身就走。 我在座位上坐不住了。趁着教室里乱哄哄的，我悄悄从后门溜了出去。 操场上空荡荡的，只有几个低年级的学生在沙坑里玩沙子。阳光白花花的，照得人眼睛发花。我在操场上转了一圈，没看见东西哥哥的影子。 正发愁呢，远远看见一个穿碎花连衣裙的身影从教学楼里走出来。长发披肩，步态轻盈，正是团支部书记郑美媛。 美媛老师看见我在操场上晃荡，走过来问：“金娃子，你们不在教室里上课，跑出来闲逛什么？” 我急忙说：“美媛老师，我……我……是出来找东西哥哥的。” “什么？找……找他干嘛？他没……在教室里吗？”美媛老师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那原本平静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担忧，“他干嘛跑出去？是谁得罪了他？” “嗯，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我挠了挠头，“好像……好像是郑校长叫东西哥哥下乡去请那几个在家里没上学的同学，批评我们班的巩固率差。东西哥哥很生气，就丢下我们自己跑了。” 美媛老师微微皱眉，叹了口气：“他跑了多久了？” “有一会儿了。” “这个东西！”美媛老师跺了跺脚，语气里又是气又是急，“都当老师了还是耍小孩子脾气！当年读书的时候就那样，一言不合就摔课本。这个臭毛病到现在都没改！我得去找他，好好说说他！” 她说走就走，拉着我满校园找东西哥哥。 我们先去了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虚怀谷一个人在，正趴在桌上写什么材料。见美媛老师进来，他抬起头，推了推眼镜。 “郑书记，看见甄老师了吗？”美媛老师问。 虚怀谷慢悠悠地放下笔：“甄老师？刚才看见他往寝室那边去了。怎么，又出什么事了？” “没事。”美媛老师转身就走。 虚怀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郑书记，你是团支部书记，年轻教师的思想工作，你要多费心啊。年轻人，火气太大，不好。” 美媛老师脚步顿了一下，头也不回地说：“知道了，虚主任。” 我们穿过操场，绕过食堂，来到教学楼后面那排平房前。这是教师宿舍，一排七八间，每间都不大。东西哥哥的寝室在最里头那一间。 门虚掩着。 美媛老师轻轻推开门。屋子里光线很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木板床上，一床被子鼓鼓囊囊的，从头蒙到脚，只露出一双穿着皮鞋的脚。 鞋子没脱。 美媛老师看着那双露在外面的皮鞋，又好气又好笑。她走到床边，伸手拉了拉被子。 没拉动。 她又拉了拉，还是没拉动。被子底下的人死死攥着被角，像个赌气的孩子。 “甄东西。”美媛老师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让人无法忽视的力量，“起来。” 被子底下没动静。 “甄东西，我知道你没睡着。起来说话。” 被子动了一下，但还是没有掀开。 我在旁边看不下去了，上去拽被角：“东西哥哥，起来了，有人找你……” 被子猛地被掀开了。东西哥哥一下子坐起来，头发乱得像鸡窝，眼睛红红的，也不知是气的还是闷的。 “金娃子，你不要惹我！我现在心情很不好，小心我打你屁股！” 他的话音还没落，就看见了站在床边的美媛老师。 东西哥哥愣住了。脸上的怒气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瓢凉水，嗤地一下灭了大半。他慌忙用手理了理乱蓬蓬的头发，声音一下子低了八度：“哟，美媛姐……你怎么……怎么来了？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来了。” 据说美媛老师比东西哥哥大两个月。所以东西哥哥一直叫她美媛姐，到学校教书之后，才改口叫美媛老师，或者郑书记。可一旦慌了神，“美媛姐”这个称呼就会不由自主地冒出来。 美媛老师性情温和，一头飘洒的黑发如瀑布般垂落在肩头。她今天穿了一件白底的碎花连衣裙，腰间系着一条细细的皮带，站在那儿，宛如一朵盛开在窗前的栀子花。她笑的时候，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脸上还有一双很好看的酒窝，像是盛了两汪蜜。 美媛老师看着东西哥哥那副狼狈样子，嫣然一笑：“哟，老同学呀，你真是骄傲得很耶！人家到处找你都找不到，原来你……跑到这里梦见周公了？” 东西哥哥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他低下头，不敢直视美媛老师的眼睛：“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意气用事，让你见笑了。美媛老师，你找我……有什么指教？” “啥指教哟。”美媛老师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理了理裙摆，“咱们商量商量工作。” 东西哥哥看了我一眼。我正竖着耳朵准备听呢，他就把我往外轰：“金娃子，你到外面课桌上做作业去。我和美媛老师说点事。” 我不情愿地抱着作业本出去了，在门口的石桌旁坐下来。门虚掩着，一开始还能听见里面说话的声音。 美媛老师的声音：“你今天怎么回事？课都不上了，跑回来睡觉？” 东西哥哥的声音，带着几分委屈：“我……我就是气不过。那些学生，期中考好了就翘尾巴。上课讲话的讲话，走神的走神。我说他们几句，他们还顶嘴。还有郑校长，一个劲儿地催我去请那些不来上学的学生。凭什么呀？学生不学，老师去请？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所以你就拍桌子走人了？” “我……”东西哥哥的声音低了下去，“我承认我冲动了。可我真的想不通。我那么用心教他们，他们倒好……” 美媛老师的声音轻柔了许多：“东西，我问你。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当老师？” 沉默了一会儿。 “我……我没想当老师。我是学建筑设计的，我的理想是盖房子。是贾镇长把我安排到学校的。” “好，那换个问法。”美媛老师的声音依然温柔，却带着一种不容回避的坚定，“既然你已经站在讲台上了，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更长的沉默。 班主任暴躁生闷气 团支书温柔灭怒火（2） 第十一回 班主任暴躁生闷气 团支书温柔灭怒火（2） 然后，东西哥哥的声音响了起来，比刚才平静了许多：“我想做一个……让学生真正学到东西的老师。不只是应付考试，是让他们学会思考。就像我爷爷说的，人活一辈子，得留下点什么东西。我爷爷留下了那块无字碑，我爹留下了甄家茶馆，我想留下……留下一些能让学生记住的东西。” 美媛老师轻轻笑了一声：“你能这么想，真好。” 她的声音顿了顿，然后变得认真起来：“东西，你既然有这样的想法，就更不能意气用事了。学生不听话，你可以生气，可以批评，但你不能丢下他们不管。你一走了之，那些想学的学生怎么办？那些信任你的学生怎么办？” 东西哥哥没有说话。 美媛老师又说：“还有，郑校长让你去请学生，那是他的职责。巩固率压在他头上，他比你还急。你不能因为跟他怄气，就迁怒到学生身上。这是两码事。” “可是……” “没有可是。”美媛老师的语气忽然强硬了一下，随即又柔和下来，“东西，你还记得咱们读书的时候，你最佩服的那个老师吗？” “记得。李老师。教语文的。” “李老师当年对咱们多严格啊。有一次你作文没写好，他让你重写了三遍。你气得把作文本都撕了，可后来呢？你中考语文考了多少？” “……九十六。” “那你还记得，你撕了作文本之后，李老师做了什么吗？” 东西哥哥的声音变得很轻：“他……他把我的作文本一页一页粘好，第二天又拿来给我，说‘接着写’。” “对呀。”美媛老师的声音里带着笑意，“李老师没有因为你撕本子就放弃你。你今天，也不能因为学生不听话就放弃他们。” 屋子里安静了很久。 然后，我听见东西哥哥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那口气吐得很长，像是把压在胸口的一块大石头，一点一点地挪开了。 “美媛姐。”他的声音变了，不再像刚才那样硬邦邦的，而是带着一丝说不清的情绪，“谢谢你。” 美媛老师轻轻笑了一声：“谢什么。咱们是老同学，又是同事。以后心里不痛快了，别一个人闷着，来找我说说话。” “嗯。” 门开了。美媛老师走出来，看见我趴在石桌上装模作样地写作业，笑着摸了摸我的头：“金娃子，作业做完了吗？” “快了快了。”我抬起头，看见美媛老师脸上笑盈盈的，眼睛亮亮的。 东西哥哥跟在她后面走出来。他的小平头刚才在床上蹭得乱糟糟的，这会儿用手蘸了点水抹了抹，勉强服帖了些。脸上的怒气已经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上来的平静。 “郑书记，你慢慢走。”他站在门口，目送美媛老师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碎花连衣裙的裙摆在风中轻轻飘动，像一只花蝴蝶。 我等美媛老师走远了，才凑到东西哥哥跟前，仰着脸问：“东西哥哥，为什么你对美媛老师比其他的人更好？校长批评你，你顶嘴；虚主任说你，你不服气；美媛老师一说你，你就乖乖听话了？” 东西哥哥低头看着我，推了推眼镜，一本正经地说：“她是团支部书记嘛。我是团员，当然得服从她的领导呀！这就叫做组织原则！” 他的语气很认真，好像真的在给我解释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组织原则？一个连校长都不怕的人，居然会害怕团支书？而且，他看美媛老师的眼神，跟看校长的眼神，完全不一样。看校长的时候，他的眼神是硬的，像一块石头。看美媛老师的时候，他的眼神是软的，像一块被太阳晒化了的糖。 不过我那时还小，搞不懂这些弯弯绕绕。我只知道，经过美媛老师做思想工作，东西哥哥的脾气变好了，心情也开朗了。当天下午，他就回了教室，虽然还是板着脸，可好歹把课上完了。 更重要的是——第二天一早，他乖乖地下了乡，去请那些没来上学的学生了。 这件事，在重阳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东西哥哥自毁誓言下乡请学生这件事，在重阳镇传开之后，说什么的都有。 茶馆里，几个老头子喝着老荫茶，聊得热火朝天。 “听说了吗？甄家那个大学生老师，挨家挨户去请学生了！” “哟，他不是在讲台上立了三条规矩，说坚决不去请学生吗？这才几天，就自己打自己脸了？” “年轻人嘛，嘴上没毛，说话不牢。当初说得多硬气，到头来还不是得乖乖听话。” “话不能这么说。”一个白胡子老头放下茶碗，“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我看甄老师这孩子，有傲骨，没傲气。知道自己冲动了，能放下面子去改正，这比死要面子强多了。” 先前说话的那个老头哼了一声：“你倒是会说。你家孙子在三班吧？听说期中考试考了八十二？” 白胡子老头捋着胡须，笑而不语。 我在茶馆门口听见这些话，心里替东西哥哥抱不平。什么叫“自己打自己脸”？明明是美媛老师做通了思想工作！这叫“经过组织的培养教育，思想觉悟得到了显著提高”！ 这是东西哥哥自己说的原话。 那天午休的时候，我跑到东西哥哥办公室，见他正趴在桌上填写学生家访记录表。表格上密密麻麻地写着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父母做什么的，家里几口人，住哪里，离学校多远，不来上学的原因是什么。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指着表格上一个名字问：“东西哥哥，这个赵大柱，你去他家了吗？” “去了。”东西哥哥头也不抬。 “他答应来了吗？” “答应了。” “那这个李小燕呢？” “也答应了。” 我一连问了七八个名字，东西哥哥都说“答应了”。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东西哥哥，你一出马，他们全答应了？你怎么做到的？” 东西哥哥放下笔，推了推眼镜，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你东西哥哥出马，还有搞不定的事？” “吹牛。”我不信，“刘二娃他爹刘老倔，当初可是死活不让他儿子来的。你是怎么说服他的？” 东西哥哥靠在椅背上，翘起二郎腿，慢悠悠地讲了起来。 “刘老倔这个人，吃软不吃硬。你跟他讲大道理没用，他听不懂，也不想听。你得跟他讲他听得懂的话。” “什么话？” “我到刘家的时候，刘老倔正蹲在门槛上抽旱烟。我走过去，也蹲下来，跟他并排蹲着。他看了我一眼，没吭声。我也不吭声，就那么蹲着。” “蹲了多久？” “差不多一袋烟的功夫。” 我瞪大了眼睛：“你就那么蹲着，啥也不说？” “对。啥也不说。”东西哥哥笑了，“后来刘老倔先憋不住了，把旱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说‘甄老师，你一个大知识分子，蹲在我家门口算怎么回事？’我说‘刘叔，我不是知识分子，我就是个教书的。我来也没别的事，就是想问问，二娃在家干啥呢？’” “他怎么说？” “他说‘在家躺着呢，死活要去上学，我不让。’我就问他‘为啥不让？’他说‘你太年轻，我怕你教不好。’” “你怎么说？” 东西哥哥推了推眼镜，眼睛里闪过一丝狡黠的光：“我说‘刘叔，你说得对。我是年轻，经验不足。可年轻也有年轻的好处。我精力好，可以多给二娃补课。我跟二娃年纪差得不多，他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也知道他在想什么。你要是给我一个机会，我保证把二娃教好。你要是实在不放心，期中考试见分晓。到时候二娃考不好，我亲自来给你赔不是，而且再也不踏进你家门。’” “他答应了？” “他没说话，又蹲着抽了半袋烟。然后站起来，冲屋里喊了一声‘二娃！收拾书包，跟你甄老师走！’” 我听得入了神：“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东西哥哥笑了笑，“不过金娃子，这事看着简单，做起来不容易。最难的不是说话，是蹲下去。你蹲下去了，跟他平起平坐了，他才愿意听你说话。”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忽然想起一件事，凑到他耳边小声问：“东西哥哥，你为什么改变主意去请学生了呢？是不是美媛老师特别厉害？你当了耙耳朵了？” 东西哥哥的脸微微一红，抬手在我脑袋上轻轻拍了一下：“金娃子，你懂什么？这就叫做经过组织的培养教育，我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显著提高，服务态度转变过来了。学生是上帝，老师是奴隶。懂不懂？” 他嘴上说得一本正经，可眼睛里分明在笑。我才不信什么“组织培养教育”呢。我只知道，美媛老师来找过他之后，他就变了。美媛老师说的话，比校长说的话还管用。 这不是耙耳朵是什么？ 不过说实在的，东西哥哥下乡请学生这件事，确实起了作用。没过几天，班上那几个赖在家里的学生陆陆续续都回来了。教室里重新坐得满满当当。虽然还是有人上课走神，还是有人作业敷衍，可比起之前，已经好了太多。 东西哥哥的课，讲得也越来越好了。 这话不是我自己说的，是大家都这么说的。 尤其是女生们。 自从东西哥哥在讲台上发了那通脾气之后，女生们对他的态度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以前她们看东西哥哥，是看一个“英俊帅气的大学生老师”，眼里头带着崇拜和好奇。现在呢？崇拜还是崇拜，可多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用孙小梅的话说：“甄老师生气的时候，跟平时完全不一样。平时斯斯文文的，像个白面书生。一生气，眉毛一竖，眼睛一瞪，整个人都变得特别……特别……” 她半天没“特别”出来。 周小花替她说了：“特别有男人味！” “对，特别闷（manly即男人味）!”几个女生笑成一团。 孙小梅红着脸追着周小花打：“你要死啊！什么男人味！我说的是阳刚之气！阳刚之气懂不懂？” 不管叫男人味还是阳刚之气，反正女生们对东西哥哥的关注度直线飙升。 上课的时候，一双双眼睛亮晶晶地盯着讲台，东西哥哥走到哪儿，目光就跟到哪儿。 下课了，总有几个女生找各种借口去办公室——问问题、交作业、借粉笔——其实就是为了多看东西哥哥一眼。 老师长得帅也有长得帅的好处。 但男生们对此嗤之以鼻。 刘二娃说：“一个个花痴样，丢不丢人？” 张大勇附和：“就是。甄老师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会画个圆吗？” 可私底下，张大勇偷偷对着镜子练了好几次“眉毛一竖、眼睛一瞪”的表情。练了半天，怎么练都像是便秘。 转眼到了深秋。白果树的叶子落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天空，像一幅水墨画。东山的黄毛草枯了，风一吹，沙沙作响，像是无数只蚕在吃桑叶。 这天下午，东西哥哥把我叫到办公室，神秘兮兮地说：“金娃子，今天晚上，你到学校来陪我睡觉，要不要得？” 我一愣：“为啥？” “明天有领导来听我讲课。”东西哥哥压低声音，“虚主任、美媛老师、丽媛老师，还有郑校长，都要来。我心里没底，不知道怎么讲，想先讲给你听听，你帮我参谋参谋。” 我一听，顿时来了精神。给东西哥哥当参谋？这可是天大的面子！ “好！”我使劲点头。 放学后，我跑回家跟爸爸说了一声。爸爸正坐在院子里编竹筐，听我说完，放下手里的篾条，认真地看着我：“金娃子，你到了学校，一定要听东西哥哥的话。他教你什么，你就好好学什么。” 又对东西哥哥说：“金娃子交给你，我们都很放心。如果他不听话，你就代替我们打他屁股！不用客气！” 东西哥哥笑着说：“幺老者放心，金娃子乖得很。” 到了学校，东西哥哥把寝室门一关，窗帘一拉，开始给我“试讲”。 他在墙上挂了一块小黑板，拿起粉笔，深吸一口气，开始了。 “同学们，今天我们讲——圆与直线的位置关系。” 他的声音比平时上课还要洪亮，手势也比平时夸张。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又画了一条直线，然后转过身来，目光炯炯地看着我——唯一的“学生”。 “金娃子，你看，这条直线和这个圆，有几个交点？” 我坐在小板凳上，举起了手：“一个！” “对！一个！”他在黑板上写下“相切”两个字，“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相切。相切的时候，直线和圆只有一个公共点，这个点，叫做——切点。” 他讲得很认真，我也听得很认真。讲完一遍，他问我：“怎么样？听懂了吗？” “懂了。”我说。 “哪里讲得好？哪里讲得不好？” 我想了想：“你画圆的时候，身子挡住了黑板，我看不见。” 东西哥哥一拍脑门：“对对对！这个得注意。”他拿粉笔在黑板边上写了四个字：侧身画圆。 然后他又讲了一遍。这回画圆的时候，他特意侧过身子，让我能看见黑板上圆一点一点成形的过程。 讲完第二遍，我又提了意见：“你问‘有几个交点’的时候，还没等人想好，自己就说了。太快了。” 东西哥哥点点头，在黑板上又写了两个字：停顿。 就这样，他一边讲，我一边听，听完提意见，他修改，再讲。反复了四五遍。窗外的天光一点点暗下去，月亮从东山背后升起来，把操场上那面国旗照得亮堂堂的。 讲到最后一遍的时候，东西哥哥的声音已经有些哑了。他放下粉笔，问我：“这回怎么样？” 我竖起大拇指：“东西哥哥，这回完美！明天肯定把那些听课的老师全震住！” 东西哥哥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一屁股坐在床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忽然，他的肚子咕噜噜叫了一声。 我的肚子也跟着叫了起来。 “东西哥哥，我饿了。” 东西哥哥看了看墙上的钟，已经快九点了。他站起来，从兜里掏出一把零钱，数了数，笑了：“走，金娃子，哥哥请你吃小笼包子。” 贾家包子店在镇子西头，是一间门面很小的铺子。贾家祖上就是做包子的，手艺传了几代人。铺子里的包子皮薄馅大，咬一口，汤汁能溅出老远。 我们到的时候，铺子正准备打烊。贾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胖老头，看见东西哥哥，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哟，甄老师！稀客稀客！来来来，正好还有一笼，再晚一步就没了！” 热气腾腾的小笼包子端上来，一共八个。白白胖胖的包子挤在蒸笼里，像一窝刚出生的小白兔。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个，一口咬下去——烫得我直吸凉气，可那香味，从舌尖一直窜到天灵盖。 我一个接一个，风卷残云。等回过神来，蒸笼里已经空了。 我打了个饱嗝，忽然想起什么，对东西哥哥说：“哎呀，这个贾家包子简直越来越假了。早先我只吃得完四个的。” 班主任暴躁生闷气 团支书温柔灭怒火（3） 第十二回 班主任暴躁生闷气 团支书温柔灭怒火（3） 东西哥哥正在喝茶，听我这么一说，放下茶杯，笑了起来。那笑容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温暖。 “金娃子，不是贾家的包子变小了。”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是我们的金娃子长大了，加上真的饿了，食量也大了。” 这话听着简单，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头暖乎乎的。那天晚上躺在东西哥哥寝室的木板床上，闻着被子上淡淡的肥皂味，听着窗外秋虫的叫声，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东西哥哥也没睡着。他躺在另一头，望着天花板，忽然开口了。 “金娃子。” “嗯？” “你说，明天的公开课，我能讲好吗？” “能！”我毫不犹豫地说，“你练了那么多遍，肯定能！” 黑暗中，我听见他轻轻笑了一声。 “你知道吗，金娃子。”他的声音在黑夜里显得格外轻，“我以前在大学里，最怕上台讲话。每次做方案汇报，腿都打哆嗦。” “真的假的？”我大吃一惊。东西哥哥会怕上台？他在讲台上拍桌子瞪眼睛的气势，哪儿去了？ “真的。”他说，“后来我导师告诉我，紧张是因为你只想着自己——想着自己会不会出丑，会不会讲错，别人会怎么看你。你要是把心思放在你要讲的东西上，放在听你讲的人身上，就不紧张了。” “那你现在讲课的时候，还紧张吗？” “有时候会。”他顿了顿，“不过今天练了这么多遍，心里踏实多了。” 我忽然觉得，此刻躺在我旁边的东西哥哥，跟站在讲台上那个威风凛凛的甄老师，像是两个人。讲台上的甄老师，像一块石头，硬邦邦的。现在的甄老师，像一床棉被，软乎乎的。 “东西哥哥。” “嗯？” “你明天讲的公开课，一定能讲好。”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只想着自己。你是真的想让我们学会。” 黑暗中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一只手从被子那头伸过来，在我头上轻轻拍了拍。 “睡吧，金娃子。明天还要早起呢。” 我闭上眼睛，很快睡着了。梦里，东西哥哥站在讲台上，侧着身子画了一个又大又圆的圆。台下的学生都仰着头，每一双眼睛亮晶晶的，特别是那几个花痴女生。 美媛老师坐在教室后面，笑盈盈地看着他，她的眼睛也和花痴女生的眼睛一样亮晶晶的，微笑的时候，脸上那对酒窝，像盛了两汪蜜。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东西哥哥就把我从被窝里拎了起来。 “快快快，洗漱吃饭，今天公开课，不能迟到！” 我揉着眼睛爬起来，看见东西哥哥已经穿戴整齐了。他今天穿了一件雪白的衬衫，领口的风纪扣也扣得严严实实，外面套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咔叽布中山装，四个口袋熨得平平整整。小平头用水仔细地抿过，服服帖帖地贴在头皮上。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得很，跟昨天那个头发乱成鸡窝、缩在被子里生闷气的甄东西，简直判若两人。 “东西哥哥，你穿这么整齐，是要去相亲吗？”我打了个哈欠。 “去你的。”他笑着在我后脑勺上轻轻拍了一下，“赶紧洗脸去。” 我洗漱完毕，东西哥哥又让我帮他把小黑板和粉笔盒拿到教室去。教室里已经来了不少学生，看见东西老师今天这身打扮，一个个眼睛都亮了。 刘二娃凑过来小声说：“金娃子，甄老师今天咋这么精神？是不是有什么大事？” “今天有公开课。”我压低声音，“校长、主任、团支部书记都来听。” 消息像长了翅膀，几分钟就传遍了全班。学生们赶紧把课桌擦干净，把地上的纸屑捡起来，把窗户打开通风。连平时最邋遢的张大勇，都用手蘸了点唾沫，把翘起来的头发压了压。 上课铃响的时候，教室后面已经坐了一排人。 郑校长坐在正中间，两支金星钢笔在衣兜里闪闪发光。他脸上挂着那副标准的校长笑容，目光扫过教室，微微点头。 虚怀谷坐在郑校长左边，手里拿着听课记录本，脸上的表情跟平时一样——嘴角带笑，眼角不动。 郑美媛坐在郑校长右边。她今天穿了一件淡蓝色的衬衫，头发用一只素净的发卡别在耳后，整个人看起来清爽利落。她手里也拿着一个本子，不过不是听课记录本，而是一个印着兰花图案的笔记本。 美媛老师旁边坐着丽媛老师。丽媛老师是郑校长的亲妹妹，也是学校的民办教师。她比美媛大两岁，性格也比美媛泼辣。姐妹俩坐在一起，一个温婉如水，一个热烈似火，倒是一道风景。 东西哥哥站在讲台上，深吸了一口气。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往美媛老师那边飘了一下。美媛老师正低头翻笔记本，好像没注意到他。 他收回目光，清了清嗓子。 “同学们，今天我们讲——圆与直线的位置关系。” 他的声音洪亮而清晰，在教室里回荡。跟昨晚试讲的时候一模一样，不，比昨晚还要好。他的每一个手势都恰到好处，每一个停顿都拿捏得精准。在黑板上画圆的时候，他特意侧过身子，让全班同学都能看见粉笔在黑板上运行的轨迹。 圆画好了，一笔成型，比圆规画的还圆。 然后他画了一条直线，让直线和圆刚好相切。粉笔落在切点上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转过身来，目光扫过全班。 “同学们，你们看，这条直线和这个圆，有几个交点？” “一个！”全班齐声回答。 “对。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相切。” 他在黑板上写下“相切”两个大字，粉笔字端端正正，一笔一划都清清楚楚。 我在台下看着，心里头暗暗佩服。昨晚试讲的时候，他把“相切”的“切”字写歪了，我提了意见。他练了好几遍，现在这个“切”字，横平竖直，漂亮极了。 课讲得很顺。从相切讲到相交，从相交讲到相离，一个知识点接一个知识点，环环相扣。东西哥哥的声音时高时低，时快时慢，像东山上的箫声一样，把全班学生的注意力牢牢地攥在手里。 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出了一道题，让学生们自己思考。教室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有学生举手了。一个，两个，三个……十几只手举了起来，像一片小树林。 东西哥哥点了一个平时成绩不太好的学生。那学生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说出了自己的思路。虽然不太完整，可方向是对的。 “很好。”东西哥哥点点头，“思路对了。请坐。” 那学生坐下去的时候，脸红扑扑的，眼睛里亮着光。 我偷偷往教室后面看了一眼。郑校长微微点着头，手里的钢笔在纸上记着什么。虚怀谷的表情看不出变化，只是听课记录本上的字写得飞快。丽媛老师在跟美媛老师小声说话，美媛老师却一直看着讲台，嘴角弯弯的。 下课铃响的时候，东西哥哥刚好讲完最后一个知识点。他放下粉笔，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对全班学生鞠了一躬。 “谢谢同学们。” 掌声响了起来。先是几个学生带头，然后全班都鼓起掌来。掌声热烈而真诚，不像平时领导讲话时那种应付差事的拍巴掌。 郑校长站起身来，走到讲台前，示意大家安静。他清了清嗓子，目光扫过全班，然后开口了。声音不大，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 “同学们，今天甄老师这堂课，讲得很好。好在哪里？好在三点。” 他竖起一根手指。 “第一，思路清晰。从相切到相交再到相离，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这是真功夫。” 又竖起一根手指。 “第二，善于启发。甄老师没有把答案直接告诉你们，而是一步一步引导你们自己思考、自己发现。这才是真正的教学。” 再竖起一根手指。 “第三——”他顿了一下，目光转向东西哥哥，“有激情。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有没有激情，学生是能感受到的。甄老师今天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他对这门学科的热爱。这种热爱，是会传染的。” 他放下手，转过身，面对全班学生。 “同学们，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也为你们遇到这样优秀的大学生老师表示祝贺！我相信，咱们重阳镇还会不断地飞出金凤凰的！” 掌声再次响起，比刚才更热烈。 郑校长说完，虚怀谷也站了起来。他走到讲台前，先是看了看东西哥哥，然后转向学生们。他脸上的笑容依然是那副标准的教导主任笑容，可说出来的话，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甄老师今天的课，确实讲得好。我教了二十多年书，听过很多公开课。像甄老师这样把几何课上得这么生动的，不多见。” 他顿了顿，话锋一转：“不过，教学不是表演。一堂课上得好不好，最终要看学生学到了多少。我希望期中考试之后，三班的成绩能继续保持。也希望甄老师戒骄戒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话说得滴水不漏。既表扬了，又敲打了。既肯定了成绩，又提出了期望。虚怀谷就是虚怀谷，说话从来不会留下任何把柄。 最后发言的是美媛老师。她没有走到讲台前面，而是就站在座位旁边，笑盈盈地看着东西哥哥，又看看全班学生。 “我就不多说了。”她的声音轻轻柔柔的，像春风拂过白果树的叶子，“郑校长和虚主任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我只补充一句——” 她看着东西哥哥，眼睛弯成了月牙儿。 “甄老师，你今天讲得真好。”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没有官腔，没有套话。可不知道为什么，东西哥哥听了之后，脸一下子红了，从脖子根一直红到耳朵尖。 公开课大获成功。 散课后，学生们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夸东西哥哥。刘二娃说：“甄老师，你今天太帅了！”孙小梅说：“甄老师，你画的那个圆，怎么画的呀？教教我们呗！”张大勇也说：“甄老师，我以后再也不在你课上讲话了。你讲得太好了。” 东西哥哥一一回应着，脸上挂着笑，可那笑容底下藏着一丝疲惫。一堂公开课，从昨晚试讲到今天正式上台，他绷着的神经终于松了下来。这一松，人就有点发蔫。 等学生们散了，丽媛老师走过来，拍了拍东西哥哥的肩膀，大大咧咧地说：“东西，干得漂亮！我哥说了，下学期的公开课，还让你上！代表咱们学校去区里比赛！” 东西哥哥谦虚了几句，眼神却一直在往旁边飘。 美媛老师正站在窗边，跟几个女生说话。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洒在她身上，把她的侧脸勾勒出一道柔和的轮廓。她说话的时候，那对酒窝时隐时现，像是阳光在水面上跳跃。 女生们散了之后，美媛老师转过身，正好对上东西哥哥的目光。 两个人同时移开了视线。 美媛老师低下头，理了理手里那个印着兰花图案的笔记本。东西哥哥则弯下腰，假装在整理讲台上的粉笔盒。 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忍不住“噗嗤”笑出声来。 东西哥哥瞪了我一眼，压低声音：“笑什么笑！” “没笑什么。”我捂着嘴。 美媛老师走过来，把那个兰花笔记本放在讲台上，轻声说：“甄老师，这是我刚才记的一些想法，供你参考。” 东西哥哥接过笔记本，翻开看了一眼。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不是官样文章的评语，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建议——哪个环节可以再慢一点，哪个问题可以换一种问法，哪个学生需要多关注。字迹娟秀工整，旁边还画了几个小小的笑脸。 东西哥哥看着那些字，半天没说话。 “美媛老师，谢谢你。”他合上笔记本，认真地看着美媛，“真的，谢谢你。” 美媛笑了笑：“谢什么。咱们是老同学嘛。” 丽媛老师在门口喊：“美媛，走了，开会了！” 美媛应了一声，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忽然回过头来，看着东西哥哥，轻声说了一句： “东西，以后别再动不动就拍桌子走人了。你拍桌子的时候，挺吓人的。” 说完，她抿嘴一笑，跟着丽媛老师走了。 东西哥哥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个兰花笔记本，望着空荡荡的门口，愣了半晌。 我踮起脚尖，凑到他耳边说：“东西哥哥，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你是不是该请我再吃一顿小笼包子？” 东西哥哥回过神来，在我脑袋上拍了一下：“吃吃吃，就知道吃！昨天八个包子全让你吃了，我一个没捞着！” “那今天你多吃几个！” “行行行，晚上带你去。”他把笔记本小心翼翼地放进中山装的口袋里，拍了拍，确保放妥帖了，“不过金娃子，今天的事，不许跟别人乱说。” “什么事？”我装糊涂。 “就是……”他支吾了一下，“算了，没什么事。” 我嘿嘿一笑，没再追问。十四岁的我虽然不懂什么叫“喜欢”，可我看得出来，东西哥哥看美媛老师的眼神，跟看任何人的都不一样。那种眼神，像是东山顶上看日出的人，明明太阳刺得睁不开眼，却还是舍不得移开目光。 那天傍晚，东西哥哥真的又带我去吃了贾家包子。这回他吃了四个，我吃了四个，刚好一人一半。 吃完包子，我们沿着古驿道慢慢走回学校。夕阳西下，把整条街道染成一片橙红。七杀碑和无字碑并肩立在街口，碑面上落了一层薄薄的暮色。那枚卡在碑缝里的银圆，在夕阳下闪着一点金光。 东西哥哥在无字碑前停下了脚步。 “金娃子，你说，一个人要是想对另一个人好，应该怎么做？” 我想了想，认真地回答：“像我大舅妈对我好那样。给我做好吃的，帮我写作业，我犯错了她也不跟我妈告状。” 东西哥哥笑了，摇摇头：“不是那种好。” “那是哪种好？” 他望着那块无字碑，沉默了很久。晚风吹过，大榕树的叶子沙沙作响。 “我也说不清楚。”他轻声说，“就是……看见她的时候，心里头像有一管箫在吹。明明没有声音，可你能听见。” 我听不懂。可我没有追问。因为东西哥哥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很安静，安静得像那块无字碑。我不想打破这种安静。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东西哥哥回到寝室之后，从墙上取下了那管箫。 他已经很久没有吹过箫了。自从剪了小平头之后，那管箫就一直挂在墙上，穗子上落了薄薄一层灰。 他擦了擦箫身上的灰，走到窗前。月亮正圆，挂在东山之巅，把整座重阳镇照得亮堂堂的。 他把箫贴近嘴唇，吹了一个音。 然后停住了。 他把箫从嘴边移开，看了看，又挂回了墙上。 第二天，美媛老师在办公桌上发现了一个兰花笔记本——就是她送给东西哥哥的那个。笔记本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一行字： “以后不拍桌子了。” 字迹清秀端正，跟黑板上那些粉笔字一模一样。 美媛老师看着那行字，嘴角弯了弯，把纸条夹进了自己常用的那本教案里。 窗外，东山巍巍。重阳镇的秋天，一天比一天深了。 一家子白天忙农活 两兄妹黑夜数星星（1）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五章 一家子白天忙农活 俩兄妹黑夜数星星 第十三回 一家子白天忙农活 两兄妹黑夜数星星（1） 话说重阳镇的秋天，一日深似一日。白果树的叶子落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枝桠上挂着几片不肯走的黄叶，风一吹，瑟瑟发抖，像极了考试没及格的学生站在老师办公室门口。东山的黄毛草枯成一片金褐色，远远望去，像是给山披了一件破旧的袈裟。 街上的生意也跟着冷清下来。茶馆里的茶客少了，郑家绸缎庄的伙计趴在柜台上打瞌睡，贾家杂货铺的老板娘坐在门口纳鞋底，纳着纳着也打起了盹儿。 重阳镇就是这样，农忙的时候，街上的人全跑到田里去了，只剩下几条懒狗趴在榕树下，舌头伸得老长，连苍蝇落在鼻子上都懒得赶。 这天一大早，太阳还没爬上东山的脊梁，我正缩在被窝里做着美梦——梦里东西哥哥请我吃小笼包子，蒸笼一打开，热气腾腾，我正要伸手去抓——忽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 “金娃子！金娃子！快起来！” 是东西哥哥的声音。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含含糊糊地嘟囔：“今天礼拜天……不上学……” “不上学也得起来！今天有大事！” 我被东西哥哥从被窝里拎出来的时候，脑子还是糊的。胡乱洗了把脸，跟着他往甄贤婆婆家走。一路上，东西哥哥的步子迈得又大又快，我小跑着跟在后面，像一只被线牵着的小狗。 “东西哥哥，到底什么大事啊？” “你茹心表妹来了。” “茹心表妹？”我一愣。茹心表妹住在龙门镇，虽说都是亲戚，可两镇之间隔着十八里山路，平时走动并不多。 “她来做什么？” “搬救兵。”东西哥哥笑了笑，“莫愁姑姑家农忙，忙不过来了，让茹心来请咱们去帮忙。” 我一听“农忙”两个字，脑子里立刻浮现出课本上画的那些图画——金黄色的麦浪，戴着草帽的农民，还有写在田边的标语“农业学大寨”。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正儿八经干过农活。重阳镇虽说是个镇子，可我们家住在街上，属于“居民户口”，没有地。对于农活，我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书本和电影。 “太好了！”我兴奋得跳了起来，“我要去！” 东西哥哥在我脑袋上拍了一下：“别高兴得太早。农活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到甄贤婆婆家的时候，茹心表妹正坐在堂屋里，手里捧着一碗荷包蛋，小口小口地吃着。她穿着一件红底白花的棉布褂子，梳着两条麻花辫，辫梢上系着红头绳。整个人看起来像一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红果子，鲜亮得很。 “茹心妹妹！”我跑进去喊了一声。 茹心表妹抬起头，看见是我，眼睛一下子亮了：“金娃子表哥！” 她放下碗，从椅子上跳下来，拉着我的手又蹦又跳。甄贤婆婆在旁边笑得合不拢嘴：“好了好了，别蹦了，鸡蛋都要蹦出来了。” 茹心表妹这才松开我，重新端起碗。我注意到她脚边放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两斤白砂糖，糖袋子用红纸包着，上面压着一张红纸条，写着“孝敬外婆”四个字。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茹心表妹的亲笔。 甄贤婆婆坐在藤椅上，拉着茹心表妹的手，左看右看，怎么也看不够。她伸手摸了摸茹心表妹的麻花辫，眼里头满是慈爱：“我的幺儿哟，你这小嘴儿就是甜，外婆听了好舒坦！你妈妈怎么没一起来？” 茹心表妹亲昵地挽着甄贤婆婆的胳膊，脑袋靠在老人家肩膀上，撒娇道：“外婆，您那么久都没到我们家去啦……我们一直盼您来，妈妈都念了您很多次，不知道您的耳朵是不是经常发烧嘛？” 甄贤婆婆被她逗得哈哈大笑，笑完了，故意板起脸，伸手点了点茹心表妹的鼻子：“我的耳朵怎么会发烧啊？我年纪大了，耳朵也听不见不好使了！人也没用了，谁还会记挂我呢？” 她顿了顿，眼睛一眯，露出一个精明的笑：“你妈妈叫你来，是不是有事啊？” 茹心表妹眨了眨明亮的眼睛，做出一副乖巧的模样：“嗯，妈妈说，我们乡下正农忙……让我来请月生、月色两位舅舅，还有东西大表哥一起到乡下去帮忙。” 我在旁边听了半天，终于忍不住插嘴：“那我呢？我也要去！” 甄贤婆婆看了我一眼，摇摇头：“金娃子，你才多大？去了能干什么？别给你姑姑添乱了。” 我急了，拉着甄贤婆婆的袖子直晃：“阿婆奶奶，我能干活的！我在学校打扫卫生还得过表扬呢！” 东西哥哥在旁边帮腔：“奶奶，让金娃子去吧。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哪怕帮着递个水、送个饭也是好的。再说了，让他见识见识农活，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对他有好处。” 月生伯伯和月色叔叔也在旁边点头。 “月明，你咋看呢？”甄贤婆婆问我爹。 我爹犹豫了一下，没反对，也没同意：“伯娘，您说咋办就咋办，总之我没意见。” 甄贤婆婆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最后叹了口气，用手指头戳了戳我的额头：“行吧行吧，金娃子也可以去。但东西你看管好他，不准他去调皮，为莫愁姑姑家添乱！” 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谢谢阿婆奶奶！我保证不添乱！” 甄贤婆婆又拉住茹心表妹的手，语气变得柔和起来：“茹心啊，回去跟你妈妈说，外婆身子骨还硬朗，让她别惦记。等农忙过了，外婆去看你们。” 茹心表妹使劲点头，眼眶有点红红的。 说起茹心表妹的妈妈莫愁姑姑，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在咱们甄家，是老少皆知的一段传奇。 当年，甄贤婆婆独自一人带着月生伯伯生活，日子过得十分窘迫。甄贤公公一去不返，音信全无，家里的担子全压在甄贤婆婆一个人肩上。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给人家洗衣裳、缝补衣物，换几个铜板度日。可那点收入，养活两张嘴都勉强，更别提攒钱了。 为了省下买柴火的钱，甄贤婆婆常常自己到东山或者西岭去拾柴。 那天，天色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甄贤婆婆背着背篓，一个人爬上了西岭。西岭上长满了栗子树，秋天的栗子树挂满了毛茸茸的栗子球，像一只只蜷缩的小刺猬。甄贤婆婆一边拾柴，一边顺手捡几颗掉落的栗子，想着回去给月生煮了吃。 忽然，她隐隐约约听到了小孩的哭泣声。 起初她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小孩？可那声音断断续续地飘过来，像一根细细的线，扯着她的心。她放下背篓，顺着声音找去。 在一棵大栗子树下，她看到了一个裹在包裙里的婴儿。 那婴儿哭得满脸通红，声音已经有些嘶哑了，小手小脚在包裙里乱蹬。可说来也怪，当甄贤婆婆弯下腰，把她抱起来的时候，婴儿立刻就不哭了，反而冲着甄贤婆婆咯咯地笑了起来。眼睛上还挂着亮晶晶的泪珠儿，一笑，泪珠儿就滚落下来，像荷叶上的露水。 甄贤婆婆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乖乖，是哪个背时鬼造孽哟……”她抱着婴儿，四处张望，山林里空荡荡的，连个人影都没有，“女娃娃也是一条生命啊？万一遇到毒蛇猛兽，不就作践了一条人命吗？” 她小心翼翼地检查婴儿的包裙，发现里面用红布包着十个银洋，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生辰八字：农历四月初八生，刚好三个月零八天。纸条的背面还有两个字——莫愁。 甄贤婆婆轻声念叨：“娘的幺儿哟，你爹妈还为你取名叫莫愁呢？这下，可愁死为娘了……我们孤儿寡母也怪可怜的，再多一张嘴……日子就更艰难了……真是愁死了！” 话是这么说，可她还是把婴儿裹紧了，放进背篓里，背着下了山。 回到家里，月生伯伯看见娘背回来一个娃娃，吓了一跳：“娘，这是谁家的娃娃？” 甄贤婆婆把婴儿放在床上，叹了口气：“山上捡的。就算给你捡了个妹妹。” 月生伯伯趴在床边，好奇地看着那个小小的婴儿。婴儿冲他咯咯笑，伸出小手去抓他的手指。月生伯伯被那只软绵绵的小手一抓，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挠了一下，也跟着笑了起来。 “娘，咱们养她吧。” 甄贤婆婆眼眶一热，使劲点了点头。 可给孩子上户口的时候，犯了难。莫愁的爹娘没留言说姓什么，也许是为了方便领养人让孩子跟自己姓。甄贤婆婆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让孩子随自己姓还是随老公的姓。 就在她左右为难的时候，一阵山风吹过，院子里的栗子树枝叶沙沙作响。那是甄贤婆婆从山上移栽回来的一棵栗子树苗，就是捡到莫愁的那个地方。 甄贤婆婆灵机一动，便让孩子姓了“栗”——栗子的“栗”。 后来有人问她，为什么不让孩子姓甄？甄贤婆婆说：“她有自己的根。那棵栗子树，就是她的根。等她长大了，想找回自己的根，也好有个念想。” 一家子白天忙农活 两兄妹黑夜数星星（2） 第十四回 一家子白天忙农活 两兄妹黑夜数星星（2） 甄贤婆婆原本以为只是暂时领养小莫愁，她的家人迟早会来认领回去。哪知道，这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莫愁的父母再也没有出现。莫愁也出落成了大姑娘，甄贤婆婆便把她当作自己的亲闺女一般，风风光光地嫁了出去。 莫愁姑姑嫁到了龙门镇。姑爷姓冷，名忠良。冷姑爷看上去十分老实，平日里少言寡语，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可别看他话少，却有一手绝活——能一笔画出一只公鸡或一只老鼠。 我亲眼见过。那年过年，冷姑爷来甄贤婆婆家拜年，喝了几杯酒，脸红得像关公。我缠着他画画，他随手拿起一支毛笔，蘸了点墨，在一张红纸上落笔。笔尖在纸上游走，弯弯绕绕，起起伏伏，中途一次都没有抬起来过。等他收笔的时候，一只大公鸡跃然纸上，鸡冠子红彤彤的，尾巴翘得老高，活灵活现，好像下一秒就要从纸上跳下来打鸣。 我当时看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姑父，你怎么画的？教教我！” 冷姑爷笑着摸了摸我的头，只说了两个字：“多练。” 就这两个字。再问，他就笑，不说话。 冷姑爷和莫愁姑姑育有几个孩子。老大茹冰，老二茹雪，老三茹霜，老四就是茹心表妹。茹冰表哥和茹雪表哥都在外地的高中校念书，茹霜表姐正在复读初中。据说这几姊妹都和东西哥一样聪明用功，在龙门镇的学校里颇有名气。 可聪明归聪明，冷姑爷家的日子却过得紧巴巴的。 龙门镇与重阳镇相比，幅员面积大了不少。可龙门镇多为山地，坡度颇大，田少土多。那田的面积还不到重阳镇的三分之一，可土的面积却是重阳镇的两倍有余。田是水田，种稻子；土是旱地，种小麦、玉米、红薯。田少，意味着细粮少；土多，意味着粗粮多，也意味着活路多。 坡地上的土，机器开不上去，全靠人工。翻地靠锄头，挑粪靠肩膀，收割靠镰刀。每一粒粮食，都是用汗珠子泡出来的。 也正因如此，每到农忙季节，莫愁姑姑一家就忙得脚不沾地。冷姑爷算一个整劳力，莫愁姑姑只能算半个——毕竟她还要在家里做饭、喂猪、洗衣裳。就这1.5个劳动力，要伺候那么大一片地，简直是蚂蚁啃骨头。 所以，每年农忙的时候，莫愁姑姑就会让茹心来重阳镇搬救兵。甄贤公公和我的公公（爷爷）是亲兄弟，我爷爷生了俩儿子，即我爹和月色叔叔。因此，咱们家的救兵就只有月生伯伯、月色叔叔、东西哥哥，还有我爹，只要手头没事，都会去帮忙。用甄贤婆婆的话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妹子在乡下受苦，你们当哥哥的不帮，谁帮？” 今年，我也成了“援军”的一员。 当天下午，我们就出发了。 月生伯伯挑着一担东西走在最前面——一边是甄贤婆婆给莫愁姑姑带的腊肉、干菜、几尺布料，另一边是我的小包袱。月色叔叔扛着一把锄头，走得不紧不慢。东西哥哥背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他的箫和几本书。我空着手跟在后面，东张西望，看什么都新鲜。茹心表妹走在最后面，手里还拎着甄贤婆婆塞给她的一包花生糖。 出了重阳镇，沿着古驿道往东走。驿道两边是大片大片的农田，田里的稻子已经收割完了，只剩下齐刷刷的稻茬，像是大地长出来的胡茬子。有人在田里烧稻草，青烟袅袅升起，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焦糊的香味。 走了大约一个时辰，驿道分了岔。往左是去县城的大路，往右是一条蜿蜒的山路，通往龙门镇。山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路边长满了野草。山势越来越陡，路也越来越窄。 我走得气喘吁吁，两条腿像灌了铅。茹心表妹却走得轻松得很，蹦蹦跳跳的，像一只山间的小鹿。她在前面带路，一会儿摘一朵野花插在辫子上，一会儿捡一颗野果子往嘴里塞。 “金娃子表哥，你快点呀！”她在前面喊。 我咬着牙加快了脚步，可没走几步又慢了下来。东西哥哥回头看了我一眼，放慢了脚步，跟我并排走。 “累了？” “不累！”我嘴硬。 东西哥哥笑了笑，没戳穿我。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军用水壶，递给我：“喝口水。” 我咕咚咕咚灌了几口，擦了擦嘴，问：“东西哥哥，还有多远？” “快了。翻过前面那个山头就到了。” 我抬头看了看前面那座山，差点没一屁股坐在地上。 太阳偏西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龙门镇。 说是镇，其实比重阳镇小得多。一条独街，几十户人家，依山而建，高低错落。街面上的石板路坑坑洼洼，缝隙里长着青苔。街边有几家铺子——一个杂货铺，一个肉铺，一个铁匠铺，还有一个茶馆。茶馆门口蹲着几个老人，端着搪瓷缸子喝茶，看见我们这一行人，都抬起头来打量。 “哟，冷家来客了！”有人认出了茹心表妹。 茹心表妹甜甜地喊了一声“王爷爷”“李奶奶”，一路招呼过去，嘴巴像抹了蜜。那些老人们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说“乖囡囡”。 穿过镇子，又走了一里多山路，才到了冷姑爷家。 冷姑爷家的房子是土坯房，墙皮剥落了不少，露出里面的黄泥和稻草。房顶上铺着青瓦，瓦缝里长着一簇簇瓦松。房子前面是一个小院坝，院坝里堆着柴火垛，拴着一条黄狗。黄狗看见我们，汪汪叫了两声，被茹心表妹喝了一声“大黄”，立刻摇着尾巴迎了上来。 莫愁姑姑从屋里快步走出来，腰上还系着围裙，手上沾着面粉。她看见我们，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大哥！二哥！东西！你们都来了！” 月生伯伯把担子放下，笑着说：“妹子，你喊得急，我们敢不来吗？” 莫愁姑姑抹了抹眼角，忽然看见躲在东西哥哥身后的我，愣了一下：“这是……金娃子？” 我从东西哥哥身后探出头来，怯生生地喊了一声：“姑姑。” 莫愁姑姑一把把我拉过去，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笑着说：“哎哟，长这么大了！上次见你，还才这么高一点儿呢！来来来，让姑姑好好看看！” 她捏了捏我的脸，又拍了拍我的肩膀，啧啧称赞：“结实！像咱们甄家的人！” 我被她捏得有点不好意思，可心里头暖乎乎的。 当天晚上，莫愁姑姑做了一大桌子菜。腊肉炒蒜薹、酸菜鱼、辣子鸡、土豆炖豆角，还有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玉米糊糊。我们围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就着月光和煤油灯，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团圆饭。 吃完饭，冷姑爷蹲在门槛上，掏出一支自己卷的叶子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月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的皱纹照得清清楚楚。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得多，才四十出头的人，鬓角已经白了。 “大哥，二弟，”他吐出一口烟雾，声音低沉，“今年多亏你们来了。我一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茹冰茹雪在学校回不来，茹霜又要复习，家里就我和莫愁两个人……” 月生伯伯拍了拍他的肩膀：“忠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明天一早，咱们就下地。” 冷姑爷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一明一灭，像一只萤火虫。 夜深了。茹心表妹拉着我，悄悄溜出了院子。 “小表哥，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们绕过柴火垛，穿过一片菜地，爬上了屋后面的小山包。山包不高，可视野开阔，能看见整个龙门镇。月光洒下来，把镇子的轮廓勾勒得清清楚楚。远处的山峦层层叠叠，像一幅水墨画。 我们找了一块平整的石头坐下来。 茹心表妹仰起头，指着天空说：“小表哥，你看！” 我抬起头，一下子愣住了。 满天的星星。 重阳镇也能看见星星，可从来没有这么多、这么亮。银河横贯天际，像一条洒满了碎银子的河流。星星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有的亮，有的暗，有的还在调皮地眨着眼睛。我仰着脖子，看得脖子都酸了，还是舍不得低下头来。 “好多星星啊！”我由衷地感叹。 茹心表妹得意地笑了：“我们这儿，每天晚上都能看见这么多星星。外婆教过我数星星，可我数到一百就数不下去了，太多了！” 我想起了甄贤婆婆教的那首童谣，便念了出来： “青石板，石板青，石板高头挂红灯。若问红灯有多少？天下无人数得清……” 茹心表妹也跟着念起来。两个小孩子的声音在夜风中飘荡，和着虫鸣，和着远处的狗吠，融进了龙门镇的夜色里。 念完了，茹心表妹忽然转过头，认真地看着我：“小表哥，我二爷和阿母老早就在夸你呢，说你像大表哥一样，都很有出息。要我向你们学习。” 我被她说得有点不好意思：“我哪有什么出息。东西哥哥才有出息，他是大学生。” “你以后也会是大学生的。”茹心表妹说得很认真，像是在说一个一定会实现的预言。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仰起头继续看星星。夜风吹过，山包上的野草沙沙作响。远处，莫愁姑姑家的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光，像一颗落在地上的星星。 明天，农忙就要开始了。 我不知道农忙是什么样的，但此刻，坐在这洒满星光的小山包上，听着茹心表妹叽叽喳喳地说话，我觉得，这个秋天，一定会很不一样。 一家子白天忙农活 两兄妹黑夜数星星（3） 第十五回 一家子白天忙农活 两兄妹黑夜数星星（3）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了。 睁开眼睛，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看见东西哥哥正在穿衣服。他的动作很轻，怕吵醒我，可木板床一晃，我还是醒了。 “东西哥哥，几点了？” “还早，你再睡会儿。”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可外面已经热闹起来了——莫愁姑姑在厨房里生火，锅碗瓢盆叮叮当当；冷姑爷在院子里磨镰刀，嚯嚯的声音有节奏地响着；月生伯伯和月色叔叔在低声说话，商量今天先干哪块地。 我躺不住了，一骨碌爬起来。 走出屋子，晨光熹微。东山顶上露出一线鱼肚白，山间的雾气还没散，像一条白纱巾缠在山腰上。空气冷飕飕的，吸进鼻子里，带着一股青草和泥土的腥甜味儿。 莫愁姑姑已经做好了早饭——玉米糊糊、蒸红薯、咸菜疙瘩，还有每人一个煮鸡蛋。她看见我出来，笑着说：“金娃子，快去洗脸，吃完饭就下地了。” 我胡乱洗了把脸，坐到桌旁。玉米糊糊热腾腾的，喝一口，从喉咙一直暖到肚子里。蒸红薯甜丝丝的，咬一口，满嘴都是田野的味道。 吃完饭，天色已经大亮了。 冷姑爷扛起锄头，说了声“走吧”，大家便跟着他出了门。 当下的农活是种植小春——主要是种小麦和油菜。冷姑爷家的地分散在好几处山坡上，最大的那块在屋后面的山坡上，叫“大土坡”，有三亩多。我们今天要种的就是这块地。 到了地头，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坡地”。那块地从山腰一直延伸到山脚，坡度大得站都站不稳。地已经提前翻过了，土是赭红色的，被太阳晒得干干的，踩上去沙沙响。 冷姑爷开始分配活路。 “大哥，二弟，咱们三个负责挑粪。”他指了指地头的一排粪桶。那些粪桶是用柏木箍的，黑乎乎的，散发着浓烈的气味。每个粪桶都有小半人高，装满了能有一百多斤。 月生伯伯和月色叔叔二话不说，走过去挑起了担子。扁担压在肩膀上，吱呀作响。他们挑着粪桶，沿着窄窄的田埂往地里走，步子沉稳有力，粪桶在扁担两头轻轻晃悠，却没有一滴溅出来。 “东西，你负责打窝。金娃子和你莫愁姑姑负责盖泥。”冷姑爷递给东西哥哥一把锄头。 打窝就是用锄头在地里挖出一个个小坑，用来放种子和肥料。东西哥哥接过锄头，掂了掂，有模有样地举起来，往地上一刨——锄头弹了起来，地上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白印子。 冷姑爷笑了：“东西，使锄头不能用蛮力。要让锄头自己的重量落下去，你只是把它举起来。” 他示范了一下。双手握锄，举过头顶，然后松劲儿，让锄头借着惯性落下去。锄刃“噗”地一声切入土中，轻轻一撬，一个小土窝就成了。 东西哥哥照着试了几次，慢慢找到了窍门。他的锄头落下去的声音从“梆”变成了“噗”，土窝也从浅到深，从小到大。不一会儿，他身后就留下了一排整整齐齐的小土窝，像地里长出来的酒窝。 莫愁姑姑跟在东西哥哥后面，手里端着一个簸箕，里面装着草木灰拌过的肥料。她抓一把肥料，撒进东西哥哥挖好的窝里，再用脚轻轻一拨，把土盖上。 “金娃子，茹心，茹霜，你们三个负责丢底肥和撒种子。”莫愁姑姑递给我一个小竹篮，里面装着颗粒状的复合肥，“茹心撒种子，金娃子丢肥料，茹霜你带着他们。肥料每个窝丢一小把就行，别太多，也别太少。太多了烧苗，太少了不长。” 我接过竹篮，学着大人的样子，抓了一把肥料。肥料颗粒凉丝丝的，有一股淡淡的化学气味。我走到第一个窝前，小心翼翼地丢了一小撮肥料进去。茹心表妹跟在我后面，从另一个篮子里抓了几粒麦种，均匀地撒在肥料上面。茹霜表姐在后面检查，看见谁做得不好，就蹲下来纠正。 刚开始，我觉得这活儿挺轻松。蹲下去，丢肥料，站起来，走两步，再蹲下去……可干了不到半个时辰，我的腰就开始酸了。腿也麻了，蹲下去的时候膝盖嘎吱作响。太阳渐渐升高，晒在身上热辣辣的。汗水从额头滚下来，流进眼睛里，辣得睁不开眼。我用手背去擦汗——手上沾着肥料、草木灰和泥土，一抹，脸上就多了一道黑印子。 茹心表妹在后面看见了，咯咯笑起来：“小表哥，你的脸！唱花脸都不用化妆了！” 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这一挠，脸上更花了。 挑粪的队伍最辛苦。冷姑爷、月生伯伯、月色叔叔三人，一人一担粪桶，从地头的粪池里装满，挑到地尾，一勺一勺地舀进打好的窝里。那粪水黑乎乎的，气味冲鼻，可它是庄稼最好的养料。三个人来来往往，扁担在肩膀上磨得吱吱响，汗水湿透了衣衫，在后背上印出一片深色的汗渍。 月生伯伯每挑一趟，都要在田埂上歇一口气。他放下担子，直起腰，用手捶捶后腰，长长地吐一口气。我跑过去给他递水壶，他接过喝了几口，拍拍我的脑袋：“金娃子，累不累？” “累。”我老老实实地说。 “累就对了。”月生伯伯笑了笑，“粮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吃的那碗饭，每一粒米都是这样从土里刨出来的。” 我看了看自己那双沾满泥土和肥料的手，又看了看月生伯伯肩膀上那道被扁担磨出来的红印子，忽然觉得，以前在学校里背的那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明白过。 中午，太阳到了头顶。莫愁姑姑喊了一声“收工”，大家便放下手里的活计，走到地头的树荫下歇晌。 午饭是莫愁姑姑一大早做好的，用竹篮挑到地头——玉米饼子、咸鸭蛋、凉拌萝卜干，还有一瓦罐绿豆汤。绿豆汤是用井水镇的，凉丝丝的，喝一口，从嗓子眼一直凉到心窝里。 大家坐在树荫下，就着微风吃饭。冷姑爷三口两口吃完一个玉米饼子，又起身去检查上午种的地。他蹲在地里，用手扒开土窝，看看肥料够不够，种子撒得匀不匀，然后点点头，自言自语道：“还行。” 茹心表妹凑到我身边，小声说：“小表哥，你累不累？” “累。”我实话实说。 “我也累。”她揉了揉自己的膝盖，“不过阿母说，农忙的时候，再累也得咬牙干。庄稼不等人。” 我看着她那张被太阳晒得红扑扑的小脸，心里头忽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重阳镇的时候，我只知道粮食是从粮店里买来的，面粉是白的，大米是白的，从来没见过它们长在地里是什么样子。今天我才知道，每一粒麦子，都要经过翻地、打窝、施肥、撒种、盖土、浇水……无数道工序，无数滴汗水，才能从土里长出来，变成我们碗里的米饭和馒头。 歇了半个时辰，又继续干活。 下午的太阳更毒了。我脸上的汗出了一层又一层，和着泥土，结成了一层壳。茹心表妹的麻花辫散了，头发黏在脸上，她也顾不上拢一拢。茹霜表姐倒是一直很稳，她不紧不慢地跟着我们，一个一个窝地检查，比我这个干活的还累。 东西哥哥的锄头挥得越来越熟练了。他的中山装早就脱了，只穿着一件白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晒得通红的小臂。他的小平头上全是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他一边打窝，一边嘴里还念念有词。我凑近一听，差点笑出声来——他在背几何教案。 “圆的面积等于πr的平方……” “东西哥哥，你干活还背书啊？” 他直起腰，用袖子擦了擦汗，笑着说：“脑子闲着也是闲着。干活用的是手，又不是脑子。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教书的班级学生比别人班级的成绩好，不是因为我是大学生，而是因为我比别的老师更用心……正如种庄稼一样，谁更用心，庄家就长得更好，对吧？” 冷姑爷挑着粪桶经过，听见了，难得地多说了几句话：“东西，你这孩子，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你大表弟茹冰，干活就是干活，从来不想别的。你倒好，一边挖地一边背书。怪不得能考上大学。” 东西哥哥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低下头继续打窝。 夕阳西斜的时候，大土坡的地终于种完了。 我站在地头往回看。上午还是光秃秃的红土地，现在已经布满了整整齐齐的土窝，像一张巨大的稿纸，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只不过这些字不是用笔写的，是用锄头、扁担、粪桶和汗水写的。 冷姑爷站在地头，双手叉腰，望着刚刚种完的地，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夕阳照在他脸上，把他的皱纹染成了金色。他难得地露出了一丝笑容，拍了拍月生伯伯的肩膀：“大哥，今天多亏了你们。按这进度，再有三天，小春就能全部种完。” 月生伯伯捶着后腰，笑着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收工的时候，月亮已经从东山背后探出了头。我们扛着锄头、挑着空粪桶，沿着山路往回走。我两条腿像灌了铅，每走一步都费劲。茹心表妹也蔫了，不再像来时那样蹦蹦跳跳，只是默默地跟在我旁边。 一家子白天忙农活 两兄妹黑夜数星星（4） 第十六回 一家子白天忙农活 两兄妹黑夜数星星（4） 我抬头望天，星星一颗一颗地亮了起来。月亮不算圆，却亮得很，把山路照得明晃晃的。 我对走在旁边的茹霜表姐说：“茹霜表姐，我们在书本上学到的词语叫披星戴月，现在我才是真的懂得了这个词语的含义！” 茹霜表姐比我大两岁多，正在复读初中，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说话总带着一股小老师的味道。她微微一笑，推了推眼镜，说道：“金娃子，古人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真理也要在实践中得到验证，所以才有‘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说法。咱们农村里有许许多多你没弄明白的东西呢……” “我才不需要去弄明白呢……不懂的话，我就问你们就是了。”我满不在乎地说。说实话，累了一整天，我实在没力气再去“弄明白”什么了。 茹霜表姐摇摇头，用教训的口气说：“就知道你是懒虫子。金娃子啊，别那么懒。知识越多越好，别人偷都偷不去的。什么事都要靠自己，别太有依赖性了！” 我被她教训得耳朵起茧子，赶紧加快脚步，跑到茹心表妹旁边去了。 莫愁姑姑提前收工回家，已经把晚饭做好了。我们进门的时候，饭菜的香味扑面而来。桌上摆着腊肉炒土豆片、酸豆角、凉拌黄瓜、一大碗蛋花汤，还有一大锅白米饭。 我饿得前胸贴后背，洗了手就坐到桌旁。正要动筷子，冷姑爷看了我一眼，忍不住笑了起来：“金娃子，看你的脸哟，唱花脸都不用化妆了……” 我跑到水缸边一照——水面映出一张花猫脸，黑一道白一道的，跟镇上演川剧的花脸差不多。我不好意思地笑了：“那是因为流汗的时候，我用脏手擦脸了。” 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煤油灯的光昏黄昏黄的，把每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晃晃悠悠。 冷姑爷今天心情好，话也比平时多了。他看着我，笑着问：“金娃子，今天干了一天农活，你说说看——农活累不累？农民苦不苦？农村美不美？” 我放下筷子，歪着头想了想。白天那些腰酸背痛、汗流浃背的记忆还在，可奇怪的是，此刻坐在这昏黄的灯光下，闻着饭菜的香味，听着大人们聊天的声音，那些辛苦好像都变成了某种值得炫耀的东西。 “做农活对我来说太轻松了。”我挺起胸脯说，“感觉农民也不怎么苦……至于农村嘛，在我看来，到处都是绿树红花，就跟在公园里差不多。尤其是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夕阳西下，让人感觉到诗情画意。我好喜欢哦！” 莫愁姑姑正在盛汤，听我这么一说，差点把汤勺扔了。她笑着嗔怪道：“金娃子，你眼中啥都是美好的，说明你今天的农活没尽力。明天让你挑一天的粪，看你还觉得美不美！” 茹心表妹也跟着起哄：“金娃子表哥干活时准在偷懒，没用心，所以才看到什么小桥流水之类……” 我急了：“我才没偷懒呢！我每个窝都认认真真丢了肥料的！” 大家哈哈大笑。 月生伯伯放下碗筷，认真地说：“说实在的，咱们在街上也一样挺辛苦的。我做茶馆生意，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生炉子烧水，半夜才收工。你月色叔叔在搬运社扛大包，肩膀上的茧子比我的还厚。依靠勤劳致富，都会比较辛苦。不管是街上人还是乡下人，出力气的，都不容易。” 莫愁姑姑叹了口气：“大哥，话是这么说。可以前我们在街上做生意，虽然辛苦，毕竟还赚到了钱嘛。现在我做农民，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赚到的是一日三餐勉强糊口而已。娃娃们读书要钱，家里开销要钱，人情往来要钱……一到开学，我就愁得睡不着觉。” 这话一出，桌上的气氛有些沉重。冷姑爷低着头扒饭，不说话。月生伯伯也不知道该怎么接。 这时候，东西哥哥放下了筷子。煤油灯的光映在他的眼镜片上，亮晶晶的。 “姑姑，姑父，其实钱不是衡量是否幸福的关键。”他的声音不大，却稳稳当当的，“幸福的生活是一种自我的感觉。如果你觉得自己过得幸福，那就是幸福的，与钱多钱少没有太大关系。” 冷姑爷抬起头来，皱了皱眉头。他把筷子放在桌上，难得地多说了几句：“东西，你说的道理我都懂。可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呀。在农村，娃娃要读书不说了，家庭的一切开支，怎么也得不少的钱吧？没钱的日子，就好比在太阳底下没穿衣服，怎么也觉得别人在笑话你。那样的日子，无论如何不敢再过了……” 月色叔叔也开了口：“忠良哥哥说得对。东西，你读书多，道理讲得好。可过日子不是讲道理。你姑姑姑父供着四个学生，那可不是一笔小开销。茹冰复读，茹雪读议价高中，茹霜复读初中，开校的时候，光学费书费就得几百块。农村人，就全靠卖口粮了。这多不容易呀！” 冷姑爷却忽然挺直了腰杆，声音里带着一股子倔劲儿：“二哥，话虽这么说，可我冷忠良和你妹子，紧紧依靠我们勤劳的一双手，把我们家的包产地种植得方圆几十里没人不夸奖的，至今还没有欠哪个的债务呢！苦是苦点，可娃娃们的书，一个都不能耽误！” 我看着冷姑爷那张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看着他鬓角的白发和额头的皱纹，忽然觉得这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姑父，身上有一股说不出的劲儿。 茹心表妹在旁边小声跟我说：“阿爸说了，农村人，惟有读书才可以跳出农门、改变命运。所以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供我们读书。” 我想起了茹冰表哥。他比东西哥哥小不了几岁，可东西哥哥已经大学毕业了，他还在复读高中。据说每年高考都只差几分上线，今年是第三次复读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哪怕茹冰表哥背后被人戏谑地称做“高中本科生”，冷姑爷也咬着牙，硬是没让他放弃。 还有茹霜表姐，去年初中毕业没考上中专，今年又花钱去补习。茹雪表哥考上了职业高中，冷姑爷不让他读，说“职高出来还是回农村，要读就读普高，考大学。于是托人找关系，多交不少钱，才读了议价高中……” “女儿和儿子一样重要。”冷姑爷说过，“手心手背都是肉。我要用汗水为儿女们开拓出美好的前途！” 大人们围绕有钱没钱、幸福和快乐，展开了无休止的争论。莫愁姑姑说钱重要，月生伯伯说勤劳重要，东西哥哥说心态重要。大家各抒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还是东西哥哥比较有办法。他清了清嗓子，念了一首诗： “东家一老婆，富来三五年。昔日贫于我，今笑我无钱。渠笑我在后，我笑渠在前。相笑傥不止，东边复西边。” 念完了，他解释道：“这是唐代诗僧寒山的诗。意思是说，东边那家的老婆婆，富起来才三五年。以前她比我还穷，现在倒笑话我没钱了。她笑话我在后头，可当年我笑话她也在前头。要是这样互相笑话下去，没完没了，从东边笑到西边，从西边笑到东边。” 大家听懂了，都笑了起来。 莫愁姑姑感慨地看了看东西哥哥，又看了看我，说：“啧啧，大学生就是大学生，说的话就是有水平！金娃子，你堂兄好了不起哟！你要好好学习，将来也考上大学哈。” 我使劲点头。 吃完饭，冷姑爷没有歇着。他挑起一担空桶，又要出门。 “忠良，这么晚了还去哪儿？”月生伯伯问。 “去土里把猪饲料割回来。猪还饿着呢。”冷姑爷说着，已经走出了院子。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忽然想起了那首童谣。 茹心表妹拉着我的手，悄悄说：“小表哥，走，咱们去看星星。” 我们又爬上了屋后的小山包。今晚的星星比昨晚还多，密密麻麻地挤在天上，像无数只眨呀眨的眼睛。 茹心表妹仰着头，忽然问：“小表哥，你说，星星上有人住吗？” “我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地说。 “我觉得有。”她很认真地说，“而且他们一定过得很好。不用种地，不用挑粪，天天就挂在天上看我们。” 我被她这个想法逗笑了：“那多无聊啊。天天挂在天上，什么也不干。” “也是哦。”她歪着脑袋想了想，“那还是咱们这儿好。虽然累点，可是有阿爸阿母，有哥哥姐姐，还有你们来帮忙。热热闹闹的。” 我们并排坐着，念起了甄贤婆婆教的那首童谣： “青石板，石板青，石板高头挂红灯。若问红灯有多少？天下无人数得清……” 念了一遍又一遍。念到后来，茹心表妹的声音越来越小，脑袋一点一点地往下栽。她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 我没有动。夜风吹过，山包上的野草沙沙作响。远处，冷姑爷挑着满满一担猪草，正走在回家的田埂上。月光把他的身影照得清清楚楚——一个瘦削的、微微佝偻的、永远在劳作的身影。 我忽然觉得，这个晚上，我好像长大了一点点。 就那么一点点。 一家子白天忙农活 两兄妹黑夜数星星（5） 第十七回 一家子白天忙农活 两兄妹黑夜数星星（5）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擦黑才收工。大土坡地种完了，还有二道梁、三岔沟、杨柳湾……冷姑爷家的地，东一块西一块，散布在好几个山头。每块地都不大，可加在一起，够人喝一壶的。 我的手上起了泡。先是掌心红了一片，然后亮晶晶的水泡冒出来，像一颗露珠。破了之后，露出里面粉红色的嫩肉，一碰就钻心地疼。莫愁姑姑用针挑了泡，涂了点碘酒，用布条缠上。第二天，继续干活。 茹心表妹的手也起了泡。可她一声没吭，照样撒她的种子。只是撒种的时候，手指头微微发抖。 月色叔叔的肩膀磨破了。挑了两天粪，扁担在肩膀上压出一道紫红色的印子，皮都磨掉了。月生伯伯给他垫了一块毛巾，他咬着牙，继续挑。 冷姑爷看在眼里，嘴上不说，心里头记着。第三天晚上收工的时候，他从柜子里翻出一瓶药酒，递给月色叔叔：“睡觉前让莫愁给你擦擦。第二天就好多了。” 月色叔叔接过药酒，说了一声“谢谢哥”。冷姑爷摆摆手，蹲到门槛上抽他的叶子烟去了。 白天干活虽然累，可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的，时间过得也快。 月生伯伯挑粪的时候，嘴里总哼着小曲儿。都是些老掉牙的调子，什么《十月怀胎》《孟姜女哭长城》，哼得有腔有调的。我问他在唱什么，他就笑，说“你小孩子不懂”。可他哼的时候，挑粪的步子明显轻快了不少。 东西哥哥打窝的时候，不光背几何公式，还背古诗。从“床前明月光”背到“大江东去”，从“春眠不觉晓”背到“国破山河在”。茹霜表姐有时候会接上一两句，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把地里变成了赛诗会。 冷姑爷听不大懂，可看见他们背得热闹，也跟着咧嘴笑。笑完了，低下头继续挑粪。 有一天歇晌的时候，冷姑爷忽然问我：“金娃子，你长大想干什么？” 我想了想，说：“我想当解放军！穿军装，扛枪，保家卫国！” 冷姑爷点点头，又问茹心：“你呢？” 茹心表妹不假思索地说：“我想当老师！像大表哥那样，站在讲台上教学生！” 冷姑爷笑了，摸了摸茹心的头，又问我：“金娃子，你知道你东西哥哥为什么能考上大学吗？” “因为他聪明！” “聪明是一方面。”冷姑爷摇摇头，“更重要的是，他能吃苦。你看他，白天跟我们一样干活，晚上回去还要看书。昨天半夜我起来喂猪，看见他屋里的灯还亮着，趴在桌上写什么呢。” 我转过头看东西哥哥。他正靠在地头的树干上，手里捧着一本书，看得入神。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他脸上，他浑然不觉。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不是明白了什么大道理，而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人要想有出息，光聪明是不够的。还得勤奋、刻苦，能坐得住冷板凳，吃得了苦中苦。 就像这片土地，你不把汗水浇下去，它就长不出庄稼来。 小春种植的最后一天，天公不作美。 上午还是大晴天，下午忽然变了脸。乌云从西边压过来，一层叠一层，像千军万马在天空列阵。风也大了起来，吹得地头的树枝东倒西歪，吹得人站都站不稳。 冷姑爷抬头看了看天，皱起眉头：“要下雨了。还有最后一垄地，得抢在下雨前种完！” 大家不约而同地加快了速度。东西哥哥的锄头抡得飞快，土窝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我和茹心表妹小跑着跟在后面，丢肥料、撒种子，手忙脚乱。莫愁姑姑的盖土动作快得像织布的梭子。月生伯伯和月色叔叔挑着粪桶，在田埂上健步如飞，粪水在桶里晃荡，溅出来洒在他们裤腿上，也顾不上擦。 豆大的雨点落了下来。先是一滴两滴，打在干土地上，留下一个个小圆点。然后越来越密，越来越急，哗地一声，天河决了口。 “收工！快收工！”冷姑爷大喊。 可还剩一小块地没种完。 冷姑爷看了看天，又看了看地，咬了咬牙：“你们先回去！我把它种完！” “忠良！”莫愁姑姑急了。 “就这么一小块了，不种完，明天土就板结了，还得重新翻！”冷姑爷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你们快回去！我一会儿就好！” 没有人走。 月生伯伯把扁担往肩上一搁：“忠良，你说什么话。一家人，哪有先走的道理。” 东西哥哥也拎起了锄头：“姑父，就差这一点了，大家一起干，几分钟的事。” 雨越下越大。雨水顺着头发流下来，流进眼睛里，流进脖子里。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冷飕飕的。脚下的泥土变成了烂泥，踩上去滑溜溜的，一不留神就是一个趔趄。 可没有一个人停下。 在那倾盆的大雨中，东西哥哥挥舞着锄头，月生伯伯挑着粪桶，冷姑爷弓着腰盖土，莫愁姑姑的围裙被雨水打得啪啪响。我和茹心表妹蹲在泥地里，雨水模糊了视线，我们就用手摸索着，把肥料丢进窝里，把种子撒下去。 最后一粒种子落进土里的时候，冷姑爷直起腰，长长地吼了一声。 那一声吼，不像人声，像一头老牛在田埂上的长哞。吼完了，他一屁股坐在泥地里，仰起脸，任由雨水打在脸上。 雨水顺着他脸上的皱纹往下淌，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 莫愁姑姑走过去，把他拉起来，轻声说：“回家吧。” 那天晚上，莫愁姑姑烧了一大锅姜汤。我们围着灶台，一人捧着一碗，喝得浑身冒汗。 冷姑爷的话比平时多了不少。他端着姜汤，看着我们，眼里头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 “大哥，二弟，东西，金娃子……”他一个一个地念过来，“这几天，辛苦你们了。要是没有你们，这个农忙，我和莫愁真不知道怎么办。” 月生伯伯拍了拍他的肩膀：“忠良，说这些就见外了。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冷姑爷点了点头，低下头喝姜汤。姜汤的热气升起来，模糊了他的脸。 雨停了。 吃过晚饭，茹心表妹拉着我，又爬上了屋后的小山包。 雨后的夜空格外干净，像是被洗过一样。星星比任何时候都多、都亮，密密匝匝地铺满了整个天空。银河像一条发光的绸带，从东边的山头一直铺到西边的山头。偶尔有一颗流星划过，拖出一道长长的尾巴，转瞬即逝。 地上的积水映着星光，亮晶晶的，像是天上掉下来的星星碎片洒了一地。 茹心表妹仰着头，忽然说：“小表哥，你们明天就要走了？” 她的声音轻轻的，像是怕惊动了什么。 “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会想你的。”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像天上的星星落进了她的眼睛里，“你回去以后，会想我吗？” “会的。”我认真地说。 “那你要好好学习。”她的语气忽然变得像个小大人，“我阿爸说了，读书才能有出息。你将来也要像大表哥一样，考上大学。” “你也要好好学习。”我说。 “嗯。”她用力点头，“我会的。我要当老师，教好多好多学生。”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只有夜风在耳边吹。 然后，茹心表妹忽然开口了。不是说话，是唱。 “青石板，石板青，石板高头挂红灯。若问红灯有多少？天下无人数得清……” 她的声音清清脆脆的，像山间的溪水，在夜色中流淌。 我也跟着唱起来。两个孩子的歌声，在这雨后的星空下，飘出去很远很远。 唱着唱着，茹心表妹的声音哽咽了。她没有哭出来，只是把脑袋靠在我肩膀上，肩膀微微发抖。 我没有动。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舍不得”。不是课本上教的，不是老师讲的，是心里头真真切切感受到的——好像有什么东西被轻轻揪了一下，不疼，但是酸酸的。 夜深了，莫愁姑姑在院子里喊我们回去睡觉。 我们站起来，拍拍身上的草屑。茹心表妹最后看了一眼星空，然后转过头，冲我笑了笑。 “小表哥，明年农忙，你还要来哦。” “一定来。” 我们手牵着手，踩着月光，慢慢走下山包。身后，满天的星星静静地亮着，像无数盏不灭的灯。 第二天一早，我们收拾东西准备回重阳镇。 莫愁姑姑天不亮就起来，给我们做了一大锅烙饼，用油纸包好，塞进月生伯伯的担子里。又把一袋子红薯干、一罐子酸豆角、几串干辣椒，硬是塞了过来。 “妹子，够了够了。”月生伯伯拦着。 “够什么够。你们来帮了这么多天忙，连口好的都没吃上。”莫愁姑姑不听，继续往担子里塞东西。 冷姑爷站在旁边，搓着手，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他走到东西哥哥面前，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塞进他手里。 “东西，这个给你。没啥好东西，自己雕的，留个念想。”冷姑爷把一只木雕公鸡塞进东西哥哥手里，话说得又短又急，像是怕说慢了就说不出口。 东西哥哥接过那只木雕公鸡，把它托在掌心里，转了一圈，看它的冠子，看它的翅膀，看它的尾巴，连鸡爪子都翻过来看了看——三根趾，根根分明，爪尖抠在树根的天然凹坑里，像是正紧紧抓住脚下的树枝。 “姑父，你这是用啥刀刻的？” “凿子。还有削铅笔的小刀。”冷姑爷搓了搓手，有些不好意思，“雕了三个晚上。白天干活，晚上吃了饭没事干，就刻几刀。你姑姑说我闲不住，其实我是不刻就手痒。” “谢谢姑父。”东西哥哥的声音有些发紧，“我会好好收着的。以后不管走到哪儿，我都带着它。” 冷姑爷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像是还想说什么，可最终只是摆了摆手，退到一边，蹲在门槛上，掏出一支自己卷的叶子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在晨光中慢慢散开。 一家子白天忙农活 两兄妹黑夜数星星（6） 第十八回 一家子白天忙农活 两兄妹黑夜数星星（6） 莫愁姑姑走到月生伯伯面前，把一个油纸包塞进他手里：“大哥，路上吃。起早贪黑的，别饿着。”说完又转身回屋，抱出一罐子酸豆角、一袋子红薯干、几串干辣椒，硬要塞过来。 “妹子，够了够了。”月生伯伯拦着。 “够什么够。”莫愁姑姑不听，眼眶更红了，“你们来帮了这么多天忙，连口好的都没吃上。这些东西不值钱，都是自家种的、自家腌的，比街上卖的干净。大哥你带回去，给金娃子他妈也尝尝。” 她说完，蹲下身，一把拉过我，用手把我脸上的灰尘擦了擦。她的手很粗糙，掌心全是茧子，可动作很轻，像是怕把我弄疼了。 “金娃子，这几天累坏了吧？手上都起泡了。回去让你妈用针挑了，涂点碘酒，别感染了。” 我使劲摇头：“不累！姑姑，我明年还要来！” 莫愁姑姑眼睛一红，猛地把我的脑袋摁进怀里。她身上有一股味道——稻草的味道，泥土的味道，灶火的味道，咸菜的味道。这些味道混在一起，让人觉得踏实。她抱了一会儿，松开手，红着眼眶笑了一下：“好。金娃子，回去听你妈的话，好好念书。明年再来，姑姑给你做好吃的。” “嗯！”我用力点头。茹霜表姐站在莫愁姑姑身后，推了推鼻梁上的近视眼镜。她走到我面前，少见地没有教训我，而是把一个东西塞进我手里。是一支钢笔，笔帽上刻着“勤奋”两个字，虽然旧了，可用布擦得干干净净。 “金娃子，这个给你。这是我的奖品，初二数学竞赛得的。你拿回去好好写字，将来考大学。” 我握着那支钢笔，笔身还带着她的体温。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这个爱教训人的表姐，平时总说我懒，可她把自己的奖品送给了我。我最后只是用力点了点头。 茹心表妹站在冷姑爷身边，抿着嘴，一句话也不说。她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麻花辫梳得整整齐齐，辫梢上还是那两根红头绳——那是莫愁姑姑去年赶集时给她买的，她一直舍不得换。 我走到她面前：“茹心妹妹，我走了。” “嗯。”她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叫。 “你……你要好好的。明年农忙，我还来帮你撒种子。” “嗯。” 她一直嗯，一直没抬头。我看见她的手把衣角绞得更紧了，手指关节都发白了。 我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走了几步。脚下的田埂窄窄的，两边的稻茬浸在晨露里，湿漉漉的。 忽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小表哥！别忘了！” 我回过头。茹心表妹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朝我使劲挥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她身上，把她的蓝布褂子打成一块一块的光斑。她的麻花辫甩到了身后，红头绳在晨风中微微颤动。 “明年还要来！” “一定！” 我扯着嗓子喊了一声，然后转过身，快步跟上队伍。我没有再回头。不是不想回头，是怕一回头，看见她站在那儿挥手的样子，脚就迈不动了。 莫愁姑姑还在村口站着。她没有喊，也没有追，就那么站在老槐树下，一只手扶着树干，一只手拎着她那条洗得发白的围裙。晨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也没有拢一拢。她身后是那座土坯房，脚下是那片院坝，远处是那片刚刚种完的大坡地。再过些日子，那些土窝里就会冒出嫩绿的麦苗，一行一行，整整齐齐，像是大地写给天空的信。 冷姑爷蹲在树根上，手里的叶子烟已经烧到了指头，他却浑然不觉。他眯着眼睛望着我们远去的方向，直到黄狗跑过来舔他手指的时候，才回过神来，把烟头在鞋底上摁灭，站起身来，对着莫愁姑姑的背影轻轻说了一句：“回吧。走远了。” 回重阳镇的路，和来时是同一条路。来的时候，我满怀新奇，一路上问个不停；回去的时候，路上只有我们几个人沙沙的脚步声。雾气还没散，空气湿漉漉的，带着一股枯草和泥土的腥甜味儿。 我觉得这条路比来的时候短了。真是奇怪，明明是同一段路，来的时候又远又难走，回去的时候却觉得没走多久就要到分岔路口了。也许是因为心里头装的东西多了，路就变短了。 走到那棵分岔路口的大榕树下，我们停下来歇脚。月生伯伯把担子放下，从油纸包里掏出莫愁姑姑烙的饼，分给大家。饼还是温热的，咬一口，满嘴都是麦香和油脂的味道。 东西哥哥没有吃饼。他靠着榕树站着，从兜里掏出那只木雕公鸡，放在手心里，翻来覆去地看。他用大拇指轻轻摩挲着公鸡的尾巴，摸到那些深浅不一的刀痕，忽然开口了。 “金娃子，你看这些刀痕。” 我凑过去。公鸡尾巴上，那些刻痕不整齐，有的地方挖深了，有的地方削浅了，深浅之间还留着毛刺。凑近了看，每一刀都透着一股子笨拙和用力——有的刀痕旁边还有滑刀的印子，肯定是刻的时候手打滑了。 “看到了。”我说。 “你姑父的手，拿了一辈子锄头。天天握那么粗的东西，手指头都是僵的。他能拿稳凿子，一刀一刀地在这么小一块木头上刻出这只公鸡……”他把公鸡收进掌心里，慢慢攥紧，“这份心意，比什么都重。” 他小心翼翼地把木雕公鸡装进了帆布包的最里层。那里装着他的箫，装着他大学的图纸，装着他的书。现在，又多了一只拇指大的木公鸡。 “金娃子。”他忽然叫我。 “嗯？” “你说，什么是家？” 我想了想，说：“家就是……有爸爸妈妈的地方。” 东西哥哥笑了笑，推了推眼镜：“也对。也不全对。爸爸妈妈在的地方是家。可还有些别的地方，也是家。” “什么地方？” 他指着山那边，龙门镇的方向：“那里。你莫愁姑姑家。我们这几天流汗的地方。那也是家。” 他又指了指重阳镇的方向：“还有那里。我们的根在那里。七杀碑在的地方，无字碑在的地方，你大舅在的地方，外婆在的地方。” 他把手放下来，声音变轻了，像是在对自己说话：“家就是，不管你走多远，都会想回来的地方。”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一阵沉默之后，东西哥哥望着山那边，目光却像是穿过了山，穿过了田，穿过了那棵栗子树，落在一个扎麻花辫的身影上。 “金娃子，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他的声音忽然有些发涩。 “什么问题？” “莫愁姑姑，其实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我愣住了。 是啊。莫愁姑姑是甄贤婆婆从山上捡来的，她跟甄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茹冰、茹雪、茹霜、茹心，她们身上流的血，跟甄家一滴也不相同。 “但是他们，”东西哥哥收回目光，看着手里那个木雕公鸡，“却比很多有血缘关系的人，更像家人。” 秋风起了。路边的野草被风吹得伏倒了一片，像在跟我们道别。远处的东山上，黄毛草翻涌着金色的波浪，山顶上有一棵孤零零的松树，站了几十年，站成了一面旗。 我回头望了一眼龙门镇的方向。山重水复，已经看不见那座矮矮的土坯房了。可我知道，在那片山坡上，有一户人家，正在地里忙碌着。那个少言寡语的姑父正挑着粪桶走在田埂上，那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姑姑正端着簸箕撒肥料，那个爱教训人的表姐正一边干活一边背课文，那个会数星星的表妹，正仰着头望着同一片天空。 他们和我们，身上流的血不一样。可他们就是我们家的人。 回到重阳镇的时候，太阳正好挂在街口那棵大榕树的树梢上。七杀碑和无字碑并肩立在街口，碑面上落了一层薄薄的夕阳。镇上的炊烟袅袅升起，空气里飘着饭菜的香味。 妈妈站在茶馆门口，远远看见我们，快步迎了上来。她一把拉住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怎么晒成这个样子？脸黑了一圈！手上还缠着布条？都起泡了！”她的声音里一半是心疼，一半是嗔怪。 “妈，是我自己要去的！我没偷懒！姑姑还夸我了呢！” 妈妈的脸色这才缓和下来，又问：“你姑姑家怎么样？小春种完了吗？” 她一连串地问，我都来不及回答，只是扑进她怀里，使劲抱了抱。她围裙上有肥皂的味道，有茶叶的味道，还有厨房的油烟味——这是家的味道。跟莫愁姑姑身上的稻草味、泥土味不一样的家的味道。 “妈，我饿了。” “好好好，饭都做好了，快进屋吃！今天做了你爱吃的回锅肉。” 吃完饭，天色已经暗下去了。我搬了把小竹椅，坐在院子里的天井旁边。头顶的天空窄窄的，被屋檐和墙头框成一方深蓝色的井。第一颗星星，已经亮起来了。 我从兜里掏出那支钢笔——茹霜表姐给我的奖品，上面刻着“勤奋”两个字。笔身已经被我的手焐热了。我把钢笔对着星星举起来，星光透过笔身，在笔帽上凝成一点微光。 我知道，在十八里外的龙门镇，在那座土坯房后面的小山包上，此刻，也会有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小女孩，正仰着头，看着同一颗星星。她是不是已经数过一百颗了？是不是又数不下去了？也许她也在想——小表哥到家了吗？明年真的还会来吗？ 我朝那颗星星眨了眨眼睛。 我到家了。 可好像，还有一个家，也留在了那片洒满星光的小山包上。 我朝那颗星星眨了眨眼睛。 竺万金短命小组长 林千寻长发大美人（1）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六章 竺万金短命小组长 林千寻长发大美人 第十九回 竺万金短命小组长 林千寻长发大美人（1） 话说期中考试那一仗，东西哥哥打得漂亮。三班的几何平均分从全年级倒数第一蹿升到正数第一，把一班二班那两个老教师的脸都打肿了。 虚怀谷虚主任在走廊上遇到东西哥哥，脸上的笑容比平时又僵硬了三分，嘴角扯得老高，眼角却纹丝不动，活像戴了一张橡皮面具。 “甄老师，恭喜啊。年轻人，有冲劲，好得很。”虚怀谷拍了拍东西哥哥的肩膀，力道不轻不重，刚好能在中山装上留下几道褶皱，“不过，教书嘛，是一辈子的事。一次考得好不算什么，关键是能不能保持。只有笑到最后的才是真正的赢家……” 东西哥哥推了推眼镜，客气地回了一句：“谢谢虚主任提醒。我会继续努力的。” 虚怀谷点点头，迈着方步走了。等他走远了，刘二娃从旁边冒出来，冲着那个背影做了个鬼脸：“甄老师，虚主任这话，怎么听着酸溜溜的——他该不会季度您吧？” “别瞎说。”东西哥哥在他脑袋上轻轻拍了一下，可嘴角却不由自主地翘了翘。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东西哥哥的几何课越讲越好，三班的班风也越来越正。 郑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表扬了三班好几次，说“三班的经验值得全校推广”。可表扬归表扬，到了学期中的时候，学校里忽然冒出来一个消息—— 要选年级组长了。 年级组长，搁现在看，算个什么官？连股级都算不上，充其量就是个带头干活的大头兵。可在八十年代的重阳镇中学，年级组长管着一个年级的教学安排、教师调配、考试组织，手里头攥着那么一丁点儿权力，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别把组长不当干部。 消息一出来，老师们都在私下议论。有人说，初三的年级组长，非大学生甄东西老师莫属——人家期中考试带出了全县领先的成绩，凭本事说话，谁不服？ 也有人说，不一定，学校里的事，哪能光看本事？ 有人回答：“拼关系也有呀，咱们重阳镇的镇长与他们甄家还是亲戚呢……” 任别人议论，东西哥哥自己倒没太当回事。 他照样上课、备课、批作业，偶尔吹吹箫，偶尔写写诗。用他的话说：“当不当年级组长我都是教书的。老师，只要教好书就行了。” 可我们班的同学不干了。 刘二娃第一个跳起来：“甄老师不当年级组长，谁当？一班那个虚老夫？他教了几十年书，几何平均分比咱们班低了八分！二班那个贾百生？讲题讲到自己都糊涂！” 张大勇附和：“就是！咱们三班是全年级第一，年级组长不给我们班主任，天理难容！” 女生们也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孙小梅说：“甄老师要是当了年级组长，咱们班就更威风了。” 王红梅稳重些，可也点了点头：“甄老师的能力，当年级组长绰绰有余。” 竞选结果出来那天，是个阴天。乌云低低地压在东山顶上，像是随时要塌下来。学校在小礼堂开了全体教师大会，郑校长亲自宣布了各年级组长的任命名单。 “初三年级组长——竺万金，竺老师。大家欢迎。” 掌声稀稀拉拉地响了几声。东西哥哥坐在第三排，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推了推眼镜。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了一下，然后松开了。 竺万金站起来，朝四周点了点头。他三十来岁，长得白白胖胖，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穿着一件崭新的蓝咔叽布中山装，左边兜里也插着一支钢笔——不过那钢笔帽上的漆都掉光了，露出生锈的铁皮。他笑呵呵地说：“谢谢领导信任，谢谢同志们支持。我一定……一定好好干，不辜负……不辜负组织的培养和……和同志们的信任。” 就这么两句话，他打了三个疙瘩。老师们交头接耳，有人憋着笑，有人摇头叹气。竺万金自己也觉察到了，脸涨得通红，赶紧坐了下去。 同学们都不明白，东西哥哥多才多艺，为什么没有竞选上年级组长。年级组长在大家眼中，确实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官职。在他们看来，以东西哥哥的才华，不当校长简直都是浪费人才，当个年级组长简直就是大材小用。可就是这么个“大材小用”的位置，居然都没轮上他。 刘二娃当天下午就跑到办公室去问了。他不敢直接问东西哥哥，拐弯抹角地找了美媛老师打听。美媛老师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说了几句。刘二娃回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像是吞了一只苍蝇。 “知道竺万金是谁吗？”他压低声音，把我们几个男生召集到操场角落。 “谁？” “郑校长的小舅子。郑校长的老婆，姓竺。” 我们面面相觑。赵二宝挠了挠头：“那又怎么样？小舅子就该当年级组长？” “你傻呀。”刘二娃翻了个白眼，“校长大人的小舅子要当年级组长，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否则校长大人回家，耳朵都要被校长夫人掐成两三瓣儿！” 李三娃在旁边补了一句：“怪不得。竺万金那个水平，写一封信有七十二个错别字，讲三句话要打两个疙瘩。除了会喝酒、会摆谱，别的什么都不会。这种人也能当年级组长，天理呢？” “天理在校长夫人的手指头上。”刘二娃学着大人的样子叹了口气，“还有人说，咱们学校的虚副校长——就是虚玉华的叔叔虚怀竹——除了喝酒和拍马屁是一流之外，其他的一窍不通。可人家有个当镇长的姐夫哥贾为精，所以水到渠成地当上了副校长，还经常在朝会课的庄严讲台上语无伦次、耀武扬威地向同学们训话。” 我们听得心里头堵得慌。那时候我们还小，不懂什么叫“关系”，什么叫“背景”，什么叫“裙带”。可我们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世上好像有两套规则——一套写在纸上，叫“德才兼备”；另一套藏在暗处，叫“朝中有人”。 德才兼备不一定真的有用，但朝中有人确实管用且实用。 朝中不但要有人，还要有亲人、掌握着实权的亲人…… 那天放学后，东西哥哥没有回寝室。他一个人走到了街口的七杀碑前，站在那里，望着碑上那七个“杀”字发呆。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青石板街道上，像一道细细的裂缝。 我悄悄跟在他后面，躲在榕树后头，不敢上前。他在碑前站了很久，然后伸出手，摸了摸碑上那些被风雨磨得光滑的裂纹。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在说什么，可我没听清。 后来，他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是那颗曾经从无字碑上滑落过的甄贤公公留给她的银圆。他一直带在身边。他用手指摩挲着银圆上的纹路，月光照在他脸上，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疼。 “爷爷，”他轻声说，“您当年立这块碑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这世上的事情，有时候不讲道理？” 石碑无言。夜风吹过，大榕树的叶子沙沙作响。 竞选年级组长失败这件事，对东西哥哥的打击，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不是因为他多在乎那个头衔，而是因为失败的原因——不是他不够好，而是竺万金有一个当校长的姐夫哥。 这就好比两个人赛跑，你拼命跑到了终点，抬头一看，对手是坐着车子到的。人家都站在领奖台上多时了。 裁判还笑眯眯地对你说：“重在参与嘛，不要气馁，下次努力。” 东西哥哥没有怨天尤人。他只是把那股子憋屈，全化成了干劲。他在班会上对我们说：“同学们，期中考试我们拿了年级第一。期末考试，我们还要拿全县第一。” 全县第一？我们听了都倒吸一口凉气。全县有多少中学？少说也有五六十所。其中县城里的实验中学、师范附中，哪个不是师资雄厚、生源过硬？咱们一个乡镇中学的普通班，拿什么跟人家比？ 可东西哥哥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亮晶晶的，那光我们认得——跟他在讲台上画圆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知道这很难。”他说，“可难，不等于做不到。你们信不信我？” “信！”全班齐吼。 从那天起，三班进入了“战备状态”。东西哥哥把历年中考的试卷全翻了出来，一道一道地分析，总结出题规律。他编了一套又一套的练习题，每天晚上刻钢板、推油印机，印出一张张散发着油墨味儿的卷子。他的小平头上经常沾着油墨，手指头也是黑的，可他不在乎。 我们班的学生也拼了命。早上六点到校早读，晚上九点才放学。刘二娃把铺盖卷搬到了教室后面，说“省得来回跑浪费时间”。张大勇戒了他最爱看的连环画，把《三国演义》小人书锁进了箱子底。孙小梅的草稿纸正反两面都写得密密麻麻，用完了还舍不得扔，压在枕头底下当宝贝。 其他两个班的学生看在眼里，心里头不是滋味。有人说风凉话：“三班就是学校的大妈生的，什么好事都轮得到他们。”有人说酸话：“甄老师就会搞题海战术，把学生当机器。”可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照练不误。 期末考试前一周，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竺万金在办公室里喝酒，被郑校长抓了个正着。说是“抓”，其实就是郑校长推开办公室的门，看见小舅子正对着一个搪瓷缸子抿嘴，满屋子酒气。竺万金赶紧把搪瓷缸子藏到抽屉里，可手忙脚乱，洒了一桌子。 郑校长的脸色，比窗外的东山还黑。他把竺万金叫到校长办公室，关上门，里面沉默了大约三分钟，然后传来一阵压低了声音的咆哮。具体说了什么，没人听清——郑校长的办公室墙壁很厚，隔音很好。可竺万金出来的时候，脸红得像关公，耳朵根子上还有一道红印子。至于是被骂红的，还是被掐红的，就不得而知了。 竺万金短命小组长 林千寻长发大美人（2） 第二十回 竺万金短命小组长 林千寻长发大美人（2） 这事很快传遍了全校。刘二娃幸灾乐祸地说：“活该！这种人当年级组长，丢的不仅是自己的人，还是郑校长的脸！”可王红梅心思细，她皱着眉头说：“你们说，郑校长会不会因为这个，把竺万金的年级组长给撤了？如果撤了，那谁来当？” 这个问题，期末考试结束之后就有了答案。 成绩出来那天，是个大晴天。冬日的阳光暖洋洋的，照在操场上，把旗杆的影子投得老长。郑校长站在**台上，手里拿着一张成绩单。他清了清嗓子，台下几百个学生和几十个老师鸦雀无声。 “现在我宣布，本学期期末考试，初三年级各科成绩。” 他念了一串数字。念到数学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初三三班数学，全县排名——”他抬起头，目光扫过台下，最后落在三班的方阵上，“第一名。” 操场上静了一瞬，然后炸开了锅。三班的学生跳了起来，帽子飞上了天，围巾甩成了彩带。刘二娃骑在张大勇脖子上，挥舞着拳头，像打赢了仗的将军。女生们抱在一起，又是笑又是哭，眼泪把脸上的灰冲出一道道白印子。 东西哥哥站在队伍最前面，背着手，腰杆挺得笔直。他没有跳，也没有叫。可我们看见，他的眼眶红了。 郑校长宣读完表彰文件之后，又宣布了一个决定：“经校务委员会研究，免去竺万金同志初三年级组长职务，由甄东西同志担任。” 这一回，台下的掌声不再是稀稀拉拉的。老师们鼓得真心实意，学生们把手掌都拍红了。竺万金坐在教师队伍的最后一排，低着头，看不清表情。他的年级组长当了不到一个学期，就这么灰溜溜地结束了。 散会后，郑校长把东西哥哥叫到了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郑校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推到东西哥哥面前。 “小甄老师，这是期末的奖金。按照学校的规定，年级组长享受中层干部待遇，比普通老师高出八块钱。” 东西哥哥接过信封，摸了摸厚度，嘴角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那笑容里有欣慰，有骄傲，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涩。 “谢谢校长。”他说。 “不用谢我。这是你应得的。”郑校长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小甄，你是个聪明人。有些事情，我希望你能理解。” 东西哥哥抬起头，看着郑校长。郑校长的脸上挂着那副标准的校长笑容，可眼神里有东西在闪烁。 “我理解，校长。”东西哥哥说。 郑校长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什么。东西哥哥起身告辞，走到门口的时候，郑校长忽然又说了一句：“小甄，竺万金的事，谢了。” 东西哥哥脚步顿了一下，没有回头。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阳光洒在走廊上，亮堂堂的。东西哥哥站在走廊上，把信封里的钱抽出来数了数。数完了，他把钱装回信封，揣进中山装的内兜里，拍了拍，确保放妥帖了。然后，他大步流星地往教室走去。 他要请客。请我。 东西哥哥领了那笔比普通老师多出八块钱的奖金，回到教室的时候，嘴角还挂着笑。那笑容不是那种扬眉吐气的得意，而是一种淡淡的、把什么东西咽下去之后的平静。 “金娃子。”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从信封里抽出两张皱巴巴的纸币，都是两元的——那时候的两元钱可不小，能买十几个鸡蛋，或者割三斤肉。 “你把这钱拿到供销合作社去，全部买了红纸回来。这不是春节快到了嘛，咱们写春联到街上去卖。” 我接过钱，愣住了。两元钱买红纸？供销社的红纸五分钱一张，两元钱能买整整四十张！四十张红纸，裁成对联纸，能写多少副春联？我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算得脑袋冒烟。 “买那么多红纸，要写好多的对联哦？” 东西哥哥笑了，伸手在我小脑袋瓜上弹了一下：“叫你买你就去买嘛。明天正好逢场，咱们俩一起上街，看我怎么把这两元钱，变成很多钱。说好哈，赚了钱，哥哥请你吃重阳名小吃——松针小笼包子。” 一听说松针小笼包子，我的眼睛刷地亮了。贾家包子铺的松针小笼包子，那可是重阳镇一绝。包子皮薄得透光，馅儿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加了葱花姜末，最绝的是蒸笼底下铺着一层松针，蒸出来的包子带着一股松脂的清香味儿，咬一口，汤汁四溢，香得能把舌头吞下去。 “好嘛。”我故意拿腔拿调地说，“谁叫我那么喜欢吃小笼包子呢……希望你写的对联有人买，不然，我就成了英雄白跑路，不要让我蜜蜂飞到图画里——吃不到花空欢喜！” “那最好是饿狗看到光骨头——吃到嘴里空欢喜！” “东西哥哥，我要去甄贤婆婆那里告你！说你欺负人家！” “呵呵，金娃子，我怎么敢欺负你？咱们家都知道，金娃子在咱家里就是贾宝玉，谁也不敢惹的。因为得罪了老祖宗的心肝宝贝，谁也吃不了兜着走！” “东西哥哥，你知道就好。千万不要说话不算话，到时可别怪我言之不预也！” “去吧去吧，废话那么多。”他笑着挥了挥手，然后转过身，对着桌上的白纸，开始琢磨对联的草稿。他的眉头微微皱着，嘴唇轻轻翕动，手里的钢笔在纸上写写画画，写一个词划掉，再写一个词又划掉。 我攥着那两元钱，一路小跑到了供销社。供销社的售货员是个胖大姐，看见我个小娃娃掏出两元“巨款”，吓了一跳，再三确认：“你屋大人晓得不？莫不是偷了家里的钱？” “这是我东西哥哥的奖金！他让我来买红纸的！”我挺起胸膛，把钱的来历说得清清楚楚。 胖大姐这才放心，给我数了四十张红纸。红纸是用草纸染的，红艳艳的，散发着淡淡的染料味儿。我抱着一大摞红纸往回走，红纸比我还高，看不见前面的路，只能侧着脑袋从纸旁边看。 回到学校，东西哥哥已经把对联的草稿打好了。我凑过去一看，宣纸上写满了字，有的工整，有的潦草，旁边还有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其中一副对联被圈了好几圈，旁边画了一个大大的五角星，显然是他最得意的作品。我歪着头念道： “家有千书穷攻而不舍必成大器；学富四海苦读且无倦岂为小人？” 我念完了，挠挠头：“东西哥哥，这副对联，有些字我不认得。” “哪个字不认得？” “‘攻’字什么意思？‘攻而不舍’？” “不是‘攻’，是‘攻’——‘攻书’的‘攻’，就是读书的意思。”他用手指在桌上比划着，“穷攻而不舍，就是家境虽然穷，可读书却不放弃。这样的人，必成大器。下联‘学富四海苦读且无倦岂为小人’，意思是学问像海一样深，还要刻苦读书不厌倦，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小人呢？” 我听得似懂非懂，可觉得这副对联念起来顺口，意思也好。东西哥哥放下笔，搓了搓手，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这副对联，我有信心。郑家当年在无缺堂门口贴的‘善男信女爱老幼，坐北朝南卖东西’，靠的是气派。我这副，靠的是志气。” 第二天星期天，也是逢场天。 天还没亮透，东西哥哥就把我从被窝里拎了出来。古驿道上已经有了赶场的人——挑担子的、背背篓的、牵猪儿的、提鸡笼的，三三两两，络绎不绝。说话声、吆喝声、鸡鸣狗叫声汇成一片，热闹得很。 我们在大榕树下占了块好位置——就在七杀碑和无字碑旁边，人来人往的必经之路。东西哥哥把一块旧床单铺在地上，压上四块石头，然后把写好的春联一副一副地摆开。春联是昨晚在寝室里写好的，墨迹刚干，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东西哥哥的书法算不上大家，笔锋有些稚嫩，可一笔一划都认认真真，横平竖直，没有半点潦草。 太阳升起来了，街上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路过我们的摊子，都会停下脚步看一眼。有的看了就走了，有的会蹲下来，把对联念一遍。 第一个买主是个老大爷，戴着一顶旧毡帽，手里提着一串草药。他蹲下来，用手指着那副“家有千书”的对联，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一遍，念完了，抬起头看着东西哥哥。 “小伙子，这副对联是你写的？” “是我写的，大爷。” “这字嘛，一般般。”老大爷捋着山羊胡子，话锋一转，“可这词儿，好！‘家有千书穷攻而不舍’，这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家那孙子，就是不肯读书。这副对联，我买了。拿回去贴在门口，让他天天看！” 他掏出五角钱，递过来。东西哥哥接过钱，双手把对联卷好，用一根稻草绳捆了，递到老大爷手里。老大爷接过对联，又看了看东西哥哥，问：“小伙子，你是镇上学校的老师？” “是。我是重阳中学的数学老师。” “好！好！”老大爷连说了两个“好”字，“咱们重阳镇的娃娃，有你这样的老师，是福气。” 老大爷拿着对联走了。东西哥哥看着手里那五角钱，嘴角弯了一下。他把钱叠好，放进兜里，然后抬起头，冲着街上来往的行人，扯开嗓子喊了一声： “卖春联——手写春联——甄老师亲笔——” 这一嗓子喊出去，效果立竿见影。越来越多的人围了过来。有认得东西哥哥的学生家长，有来赶场的龙门镇老乡，还有正好路过的镇上的干部。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的夸对联写得好，有的说这年轻老师有才华，有的已经开始从摊子上挑自己喜欢的对联了。 不到一个时辰，三十副春联卖得只剩最后几副了。 东西哥哥一边收钱一边卷对联，忙得不亦乐乎。就在这时，一个穿着对襟棉袄的老者缓步走了过来。他身材清瘦，背微微佝偻，却掩不住一身儒雅之气。头发花白，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拄着一根竹节拐杖。他在摊子前停下来，目光缓缓扫过那些对联，最后停在那副“家有千书”上。 他看了很久。久到东西哥哥都放下了手里正在卷的对联，站起身来。 竺万金短命小组长 林千寻长发大美人（3） 第二十一回 竺万金短命小组长 林千寻长发大美人（3） “这位老先生，您看这副对联……” “好。”老者只说了一个字。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却中气十足，“这副对联，用‘攻’字而不用‘读’字，用‘岂’字而不用‘怎’字，既有文人风骨，又不失勉励之意。难得，难得。” 他抬起头，打量着东西哥哥。那双眼睛虽然被皱纹包围着，却亮得很，像是在看一件稀罕的宝贝。 “年轻人，这对联是你作的？” “是我作的，老先生。” “请问尊姓大名？” “我叫甄东西。是重阳中学的数学老师。” “甄东西……”老者念了一遍，点点头，“甄家的人。怪不得。甄贤当年立那块无字碑，也是想在这镇上留下点东西吧。你这副对联，也算是替你爷爷写了几个字了。” 东西哥哥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接话。老者却没有多停留，从袖子里掏出一张十元的钞票，放在摊子上。 “这副对联，我买了。不用找了。” “老先生，这太多了——” 老者已经转过身，拄着拐杖慢慢走了。走出几步，又回过头，说了一句：“郑家当年的无缺堂，靠的是财大气粗；你这副对联，靠的是志气。好好写，别辜负了你的姓。” 老者走远了，消失在人群中。东西哥哥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张十元钞票，嘴唇微微发颤。十元钱！在当时，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们全卖了三十副春联，总共才收了十五元钱。这位老先生一个人就给了十元。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位老者是县城里有名的书法家，早年在省城做过报社主编，退休之后隐居在龙门镇附近的山里，平时深居简出，很少露面。他那次来重阳镇，是专程给老伴抓药的。恰好路过我们的摊子，恰好看到了那副对联，恰好说了一句——别辜负了你的姓。 收摊的时候，东西哥哥把赚来的钱一张一张地叠好，用橡皮筋扎成一卷，装进贴身的衣兜里。我帮他把剩下的红纸和没卖完的春联收拾好，忍不住问：“东西哥哥，今天赚了多少钱？” 他算了算，笑着说：“除去红纸成本，赚了大概二十三块五。” “二十三块五！”我眼睛瞪得溜圆。两元钱变成了二十多元，翻了十几倍！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亲眼见识到，什么叫“知识就是财富”。 “走吧，金娃子，哥哥说话算话。咱们去吃松针小笼包子。” 那天中午，东西哥哥破天荒地点了两笼包子，一笼八个，两笼十六个。热气腾腾的包子端上来，松针的清香混着肉香，钻得满鼻子都是。我一口一个，吃得满嘴流油。东西哥哥坐在对面，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笑得眼睛弯弯的。 他自己只吃了三个包子，其余的全都推到我面前。阳光透过包子铺的窗户洒进来，照在他脸上，把他鼻梁上的眼镜框镀成金色。我忽然注意到，他剪了没多久的小平头，又开始蓄起来了。发茬已经可以勉强遮住头皮，毛茸茸的，像东山上的黄毛草。 “东西哥哥。” “嗯？” “你是不是想把头发再留起来？” 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头顶，笑了一下：“有点想了。之前剪了，是怕家长说闲话。可现在我想通了——老师教得好不好，跟头发长不长没关系。跟肚子里有没有东西有关系。”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可我听出了底下压着的那股子劲儿。从期中考试的翻身仗，到年级组长落选的憋屈，再到全县第一的扬眉吐气，这短短几个月里，东西哥哥经历了太多起起落落。他的头发剪了又长，长了又剪，每一次变化都好像对应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转折。 吃完包子，我们沿着古驿道往回走。路过七杀碑和无字碑的时候，东西哥哥停下脚步，看了一眼。他看了很久，然后，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那卷钱，抽出一张五元的，揣回兜里，然后把剩下的钱——整整十八元五角——用一个信封装好，揣进兜里。 “金娃子，走吧。婆婆在家里等咱们呢。”他说，语气轻松得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 回到家，东西哥哥把信封交给甄贤婆婆：“这个您收起来……” 甄贤婆婆的一双手瘦骨嶙峋，指节因为风湿变了形，可手指还是稳稳当当地捏着信封，翻来覆去地看了看，像是要把信封的纸质、信封上的字迹，都瞧个明白。 “这是啥？”她问，眼睛从信封上抬起来，看着东西哥哥。 “钱。是我和金娃子一起卖对联赚到的钱。是给莫愁姑姑家的。茹冰表哥今年高考，又要交补习费了。”东西哥哥说得很平静，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虽然不多，聊胜于无。” 甄贤婆婆把信封拆开，看见里面那沓皱巴巴的纸币——最大面额的是十元，最小的两角，有新的，有旧的，都叠得整整齐齐，用一根橡皮筋扎着。她的手微微颤了一下，没说什么。可我们都看见，她的眼眶红了。 那是我们第一次看见甄贤婆婆在孩子们面前红了眼眶。这个被生活磨砺了几十年的老太太——年轻时丈夫一去不返，独自拉扯大儿子月生，又在西岭的栗子树下捡了个弃婴莫愁，一辈子没掉过几回眼泪——此刻却因为孙子信封里那沓零零碎碎的纸币，眼圈红得像秋天的枫叶。 外婆没让眼泪掉下来。她把信封重新封好，放在桌上，用一个搪瓷缸子压住，以免被风吹跑了。然后她站起身，走到东西哥哥面前，伸手摸了摸他的脸。 “东西，你这孩子，跟你爷爷一个样。”她的声音有些发颤，可嘴角却是笑着的，“当年你爷爷把银圆留给我的时候，也是这样——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省下来全给了家里。” 东西哥哥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羞涩，也有被长辈夸奖之后的不自在。他推了推眼镜，说：“奶奶，不说了。明年春联卖得好，再多给姑姑家送些。”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过了年，开了春，新学期又开始了。东西哥哥的头发彻底蓄起来了——不再是之前那个服帖的小平头，也不是当初那个披肩的艺术家发式，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自然而然的长度：刚好盖住耳朵，发梢微微卷曲，衬着他那张白净的脸和那副黑框眼镜，有一种说不出的、属于知识分子的斯文和耐看。 孙小梅在背后偷偷说：“甄老师留这种头发，比留长发好看，又比留平头有气质。” 周小花白了她一眼：“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看甄老师的头发！” 可她自己，上课的时候也偷偷看了好几眼。 丽媛老师对东西哥哥的头发评价更直接。有一次在走廊上遇到，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东西哥哥一眼，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东西，这头发留得好！有你公公的儒雅气派！” 东西哥哥的爷爷甄贤当年在部队里，也是一头浓密的头发，军帽一摘，风一吹，英姿飒爽。丽媛老师说这话的时候，东西哥哥的脸微微红了一下。不是因为被夸了，而是因为丽媛老师提到了他从未谋面的爷爷。 暑假里的一天，天气热得能把人蒸熟。大榕树上的知了扯着嗓子嘶鸣，听得人头皮发麻。狗趴在树荫下，舌头伸得老长，连苍蝇落在鼻子上都懒得赶。 东西哥哥出了一趟远门。他去县城参加了县业余作者文艺创作颁奖表彰会。省报副刊发表了他的一篇，题目叫《女人》。这篇在县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个乡镇中学的几何老师，居然会写，还发表在省报上！这在重阳镇，乃至于咱们小县城也是破天荒的大事。 表彰会开了一天。东西哥哥傍晚才回来。他回来的时候，不是一个人。 那天傍晚，我正蹲在街口的大榕树下和几个同学玩弹珠。夕阳把整条古驿道染成一片橙红，炊烟袅袅升起，跟东山的雾气搅在一起。忽然，有人喊道：“甄老师回来了！” 我抬起头，看见古驿道的尽头，两个身影并肩走来。一个是东西哥哥，穿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咔叽布中山装，肩上挎着那只帆布包。另一个，是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件素白的连衣裙，裙摆在晚风中轻轻飘动，像一朵被风吹动的白云。她留着一头长发，不是美媛老师那种齐肩的短发，而是像瀑布一样披散在肩上的长发。乌黑发亮，在夕阳下泛着一层金红色的光泽。她的个子修长，走路的姿态不紧不慢，每一步都踩得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所有的孩子都停止了玩耍，所有的眼睛都盯着那个走来的女人。 在重阳镇，我们见过好看的女人。美媛老师是好看的，她是那种温婉如水的、让人心里踏实的好看；丽媛老师也是好看的，她是那种明媚爽朗的、让人想亲近的好看。可这个女人不一样。她的好看，是那种让人不敢大声说话的、隔着一层距离的好看。 那个姐姐跟着东西哥哥走近了。我这才看清她的脸——皮肤白得像刚出锅的馒头，却不是虚玉华那种涂脂抹粉的白，而是一种天生的、透亮的、健康的白色。她的眉毛不描而翠，眼睛是一双丹凤眼，眼尾微微上挑。她笑的时候，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却不张扬，只是嘴角轻轻一弯，笑意就在脸上漫开了。 东西哥哥看见我们，笑了。那笑容跟平时不太一样——有点得意，有点紧张，还有点想藏又藏不住的开心。 “这是我的同学，林千寻。”他介绍道，“很诗意吧？” 千寻姐姐！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愣了一下。林千寻，这名字怎么听着像古诗词？后来美媛老师告诉我们，有一句古诗叫作“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千寻这个名字，大概就是从这句诗来的。 千寻姐姐弯下腰，笑盈盈地看着我。她的长发从肩上滑落，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香味，不是香水，是那种干干净净的、被阳光晒过的衣服的味道。“你就是传说中的金娃子啊？我老早就从你哥哥嘴里认识你了，可谓久闻大名哈！” 竺万金短命小组长 林千寻长发大美人（4） 第二十二回 竺万金短命小组长 林千寻长发大美人（4） 她说着，从随身的小包里掏出一张五元钱的钞票，塞进我手里。五元钱！当时对于我来说，可以买好多的水果糖，可以看五场电影，可以买好几本连环画！我愣住了，不敢接，回头看东西哥哥。 “千寻姐姐给你的，你就拿着吧。”东西哥哥推了推眼镜，笑着说。 我接过钱，红着脸喊了一声：“谢谢千寻姐姐！” 千寻姐姐摸了摸我的头，她的手指修长白净，指甲剪得整整齐齐，指缝里透着淡淡的粉红色。那不是一双干过粗活的手。“别客气。你东西哥哥天天在信里写你呢，写你调皮，又写你聪明，还写你替他试讲公开课。我一直想来看看你。” 信里？我心里咯噔一下。东西哥哥跟她通信？ 千寻姐姐一来，重阳镇就轰动了。消息像长了翅膀，不到一个时辰就传遍了三条街。茶馆里的老头子们把千寻姐姐说得跟电影明星似的——“甄家那个大学生带回来一个姑娘，好看得很！头发那么长，跟画上的人一样！”杂货铺的老板娘专门跑到街口假装买东西，就为了远远地看一眼。贾家包子铺的贾老板更绝，听说千寻姐姐来了，硬是多蒸了两笼包子，说“人家城里姑娘，不能让人家饿着”。 各种猜测也跟着冒了出来。有人说千寻姐姐是东西哥哥在大学里耍的女朋友——这话说得最热闹，因为千寻姐姐确实跟东西哥哥在大学门口的那张合影里出现过，站在一群同学中间，挨着东西哥哥很近。也有人说千寻姐姐是莫愁姑姑在龙门镇给东西介绍的对象——“莫愁姑姑嫁到龙门镇，认识的人多，保不齐就是从那边介绍的。”还有人说千寻姐姐是县里哪个干部家的千金，到重阳镇来是“考察”的。 各种说法五花八门，谁也拿不出真凭实据，可谁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只有美媛、丽媛两姐妹什么都没说。美媛老师那几天正忙着团支部的暑期活动，丽媛老师倒是在校园里碰到过几次千寻姐姐，远远地点个头，笑一笑，便擦肩而过了。 千寻姐姐来了之后，东西哥哥整个人都亮了。他带她去看了七杀碑和无字碑，给她讲张献忠竹篮打水、甄贤公公立碑不归的故事。带她去爬了东山，在那块他吹过箫的石头上坐着看夕阳。去了甄家茶馆，亲手给她泡了一杯老荫茶。还去了贾家包子铺，点了一笼松针小笼包子。千寻姐姐咬了一口包子，汤汁喷了出来，溅在她那件素白的连衣裙上，她咯咯地笑，东西哥哥手忙脚乱地找纸巾，两个人笑成一团。 我在旁边看着，心里头既高兴又有点说不出的滋味。高兴的是，东西哥哥终于不是一个人了；说不出的滋味是，我看美媛老师那几天经过校园的时候，脚步好像比平时慢了几分。 千寻姐姐总共来了三次。每次来，东西哥哥都像变了一个人。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带她走遍了重阳镇的大街小巷，像是要把自己所有的回忆都给她看。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请她到自己寝室里，给她吹箫。第三次来的时候，恰逢县文化馆有人来找东西哥哥谈稿子，聊了大半夜，东西哥哥把稿子改了又改，千寻姐姐和他一起熬夜，眼睛熬得通红。 谁也没想到，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 千寻姐姐走的那天，天上飘着毛毛雨。她没有笑，脸上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情——不是生气，不是难过，而是一种深深的、化不开的什么。 她没有回头，就那么快步走在古驿道上。素白的裙摆在雨中飘动，长发上的水珠在晨光中闪着冷冷的光。 走到街口七杀碑前面的时候，她停了一下——只有几秒钟——然后转过身，上了一辆从龙门镇方向开来的班车。 那一天之后，千寻姐姐再也没有来过。 东西哥哥逐渐消瘦了。他开始沉默寡言，除了上课，几乎不出寝室。他的箫挂在墙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他没有再去吹过它。 没有人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没有人敢问。 那段时间的夜晚，东山顶上常常会传来断断续续的箫声。那箫声，不再是当初《卧龙引》的慷慨激昂，而是一种幽幽的、凉凉的、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飘上来的声音。它钻进耳朵里，不往脑子里去，而是直往心窝子里钻。有人说是山魈在叫，有人说是风声。只有吃过晚饭在自家院子里乘凉的人才知道，那是学校那边飘来的。 箫声大概响了大半个月。然后，停了。 自从千寻姐姐走了之后，东西哥哥整个人像被抽掉了一根骨头。 表面上，他还在照常上课。照样站在讲台上画圆，不用圆规，一笔成型。照样批改作业，红笔字迹工工整整，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照样在班会上训话，说“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可我们都能感觉到，那个在讲台上眉飞色舞、讲到兴起时会用手势比划几何图形的甄老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把该做的事做完、绝不多说一句话的木头人。以前讲课，总让人产生无穷的力量，老师有激情，学生有希望。 他的头发倒是没有剪。就那么留着，不长不短，发梢有些干枯，像是秋天的黄毛草。他的颧骨渐渐突了出来，下巴上的棱角越来越分明。有一天，刘二娃在背后偷偷跟我说：“金娃子，甄老师是不是生病了？瘦得都快脱相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段时间，学校里最活跃的人，反而是竺万金。他被免了年级组长之后，消停了一阵子。可没过多久，就又抖起来了。大概是校长夫人回家又掐了郑校长的耳朵，郑校长顶不住，在朝会上让竺万金念了一份“检讨书”——与其说是检讨，不如说是表彰。竺万金在台上结结巴巴地念着，念一句顿三顿，底下学生笑成一团。念完了，他照旧当他的老师，课照样教得稀里糊涂，作业照样批得马马虎虎。可人家不在乎。有校长姐夫在，谁也动不了他。 倒是虚怀谷虚主任，对东西哥哥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前虚怀谷看东西哥哥，眼神里总带着几分居高临下的审视。可现在，他遇到东西哥哥的时候，会主动点个头，有时候甚至停下来，聊两句天气。有一次他还主动提起：“小甄老师，年轻人嘛，感情的事，看开些。天涯何处无芳草？” 东西哥哥客气地笑了笑，说了声“谢谢虚主任关心”。转过身，脸上的笑容就没了。 重阳镇的夏天，闷热而漫长。白果树的叶子被太阳晒得打了卷，知了在树上不知疲倦地嘶鸣。街上的狗趴在榕树下，舌头伸得老长，连眼皮都懒得抬。 箫声又响起来了。 起初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学校后面的教师宿舍那边，断断续续地飘出来。那箫声不像以前《卧龙引》那般慷慨激昂，也不像东山吹箫时那般悠扬婉转，而是一种幽幽的、凉凉的、断断续续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夜里自言自语，又像是一只失群的孤雁在风里哀鸣。 后来，箫声越来越频繁。不光是深夜，连傍晚、午后，甚至大清早，都会冷不丁地响起来。有时候吹着吹着，忽然停了，像是吹箫的人忽然想起了什么，再也吹不下去了。 镇上的老人们听在耳朵里，表情各不相同。茶馆里的白胡子老头放下茶碗，叹了口气：“甄家那孩子，心里头苦啊。”有人接话：“年纪轻轻的，苦什么？天涯何处无芳草，再找一个就是了。”白胡子老头摇摇头：“你不懂。有人把心掏出去了，掏出去的，就收不回来了。” 只有美媛和丽媛两姐妹，什么都没说。 美媛老师这段时间正忙着筹备暑期团支部活动，经常加班到天黑。有一回我在操场上碰到她，她刚从办公室出来，手里抱着一摞材料。我喊了一声“美媛老师”，她停下脚步，勉强笑了一下。那笑容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她的笑容像春天的太阳，暖洋洋的；现在那笑容，像是秋天的月亮，冷冷的，隔着老远。 “金娃子，你东西哥哥最近怎么样？”她问。语气很平淡，像是在问一个普通同事。 “不太好。瘦了好多。”我老老实实地说。 美媛老师沉默了一会儿。她低下头，看着手里的材料，手指在纸面上轻轻摩挲着。“你多陪陪他。”她说，“他这个人，有什么事都往肚子里咽，不跟人说。你在他旁边，哪怕不说话，也是好的。” 她说完就走了。脚步不快不慢。我望着她的背影，忽然觉得，美媛老师走路的样子，跟以前也不一样了。以前她走路，裙摆飘飘，步态轻盈，像是踩在春风里。现在她走路，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是怕自己飘起来。 丽媛老师就主动多了。或者说，直接多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操场上跟刘二娃他们踢球。丽媛老师忽然出现在操场边，朝我招了招手。她穿着一件红色碎花衬衫，腰间系着一条细皮带，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得很，跟她妹妹美媛完全是两种风格。 “金娃子，过来。” 我跑过去，仰着头看她。丽媛老师弯下腰，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你跟我来一下。” 她把我带到了她的寝室里。丽媛老师的寝室比东西哥哥那间还小，可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贴着几张教学挂图，桌上摆着一面小镜子。她让我坐在椅子上，自己坐在床边，翘起二郎腿，开门见山地问：“金娃子，你东西哥哥和那个林千寻，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愣了一下：“我也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丽媛老师往前凑了凑，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我，“你东西哥哥最疼你，有什么事不会瞒着你吧？你跟丽媛老师说实话，千寻姐姐为什么走了？他们是不是吵架了？” 我低下头，绞着手指头：“我真的不知道。千寻姐姐走的那天，下着雨。她就那么走了。东西哥哥没有去送。我问他为什么不去送，他说‘她不要我送’。就这一句，别的什么都没说。” 丽媛老师皱起眉头，手指在下巴上轻轻敲着。“她不要他送？这话是什么意思……”她自言自语地念叨了几遍，忽然抬起头，目光炯炯地看着我，“金娃子，你觉得千寻姐姐喜不喜欢你东西哥哥？” 竺万金短命小组长 林千寻长发大美人（5） 第二十三回 竺万金短命小组长 林千寻长发大美人（5） “喜欢。”我毫不犹豫地说。 “为什么这么觉得？” “因为她看东西哥哥的眼神，跟美媛老师看东西哥哥的眼神是一样的。” 这话一出口，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丽媛老师也愣了一下。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忽然笑了起来。那笑声有些复杂，笑完了，她伸手摸了摸我的头，语气变得温柔起来：“金娃子，你才多大，懂得还挺多。” 她的手指在我的小脑袋瓜上轻轻敲了敲：“那你说，美媛和千寻，哪个更好？” 我认真地想了想：“都好。美媛老师像春天的太阳，暖洋洋的，让东西哥哥不发脾气。千寻姐姐像秋天的月亮，看着冷冷的，可亮起来的时候，能把东西哥哥整个人都照亮。” 丽媛老师听完，沉默了很久。她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那片空空荡荡的操场。操场上有几个学生在追逐打闹，笑声隐隐约约传进来。她的背影在午后的阳光里显得有些落寞。 “金娃子，你长大了肯定是个情种。”她说，语气里有调侃，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 后来我才知道，丽媛老师问完我之后，又亲自去找了东西哥哥。 那天傍晚，丽媛老师拎着一袋水果，敲开了东西哥哥寝室的门。东西哥哥正在桌前刻钢板——他在准备下学期的油印讲义。屋子里光线很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桌上那盏台灯亮着，把他瘦削的侧脸照得明暗分明。 丽媛老师走进去，把水果往桌上一放，大大咧咧地在床边坐下来：“东西，你瘦了。” 东西哥哥放下刻笔，推了推眼镜，勉强笑了一下：“丽媛姐，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不行啊？”丽媛老师瞪了他一眼，“你这样子，都快成骷髅架子了。千寻走了，你就不活了？” 东西哥哥的笑容僵了一下，然后消失了。他没有说话，只是低下头，看着桌上那张刚刻好一半的油印蜡纸。蜡纸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字迹，每一个字都是用铁笔一笔一划刻出来的，工工整整。 丽媛老师叹了口气，语气软了下来：“东西，你跟我说实话，你和千寻到底怎么了？你们吵架了？还是她家里有事？还是……” “丽媛姐。”东西哥哥打断了她，声音很轻，却有一种让人不敢再追问的力量，“别问了。好吗？” 丽媛老师张了张嘴，硬生生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她看着面前这个瘦得脱了相的年轻人，看着他眼眶底下那两团深重的阴影，忽然觉得，再问下去，自己就太残忍了。 “好，我不问了。”她站起身，走到东西哥哥旁边，把手放在他肩膀上，轻轻拍了拍，“但是东西，你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不是一个人。你有奶奶，有月生伯伯，有金娃子，还有……还有我和美媛。我们都在——你身边。” 东西哥哥的肩膀微微颤了一下。他低着头，嘴唇动了动，可最终还是没有说出话来。 丽媛老师走了。寝室的门轻轻关上，屋子里又恢复了之前的寂静。台灯的光把东西哥哥的影子投在墙上，孤零零的，像一个被风吹歪了的稻草人。他坐在桌前，看着那张刻了一半的油印蜡纸，忽然发现自己刻的那些字，不知什么时候，全歪了。 他把铁笔放下，摘下眼镜，用手掌按住了眼睛。他就那么按着眼睛，坐在台灯下，一动不动，坐了很久很久。 就在东西哥哥一天天消瘦下去的时候，学校里出了另一件事。 竺万金出事了。 这件事说起来也不复杂。竺万金被免了年级组长之后，虽然面上不在乎，心里头到底憋着一股火。这股火不能冲姐夫发——他怕他姐拧耳朵；也不能冲学生发——那些学生根本不把他当回事。于是，他把火发在了酒上。中午喝，晚上喝，有时候教师开会他也偷偷抿两口。郑校长骂过他几回，骂完了，他老实两天，第三天照样喝。 他有一个搪瓷缸子，外面印着“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里面的搪瓷已经磕掉了几块，露出黑乎乎的铁皮。他走到哪儿都带着那个搪瓷缸子，别人以为他爱喝水，其实里面装的是酒——红薯酒，便宜，劲儿大，一口下去烧心烧肺。 那天下午，竺万金又喝多了。他在办公室里坐着，搪瓷缸子放在桌上，酒气从缸子里飘出来，弥漫了整个办公室。虚怀谷正好推门进来拿文件，闻见这股酒味，眉头皱成了疙瘩。 “竺老师，上班时间，能不能……” 竺万金抬起头来，脸红得像煮熟的螃蟹。他平时见了虚怀谷，总是点头哈腰、客客气气的。可那天不知怎么的，大概是酒壮怂人胆，他蹭地站起来，指着虚怀谷的鼻子就骂开了：“你算老几？你管我？我跟你说，我姐夫是校长！你虚怀谷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仗着有个当镇长的贾为精给你撑腰吗？我告诉你，贾为精也不过是个镇长，官还没芝麻大！你——”他打了个酒嗝，身子一晃，“你给我提鞋都不配。” 办公室里其他几个老师全愣住了。虚怀谷的脸青一阵白一阵，手里的文件夹攥得嘎吱作响。他没有回嘴，就那么站在门口，静静地看着竺万金，看了足足有十秒钟。然后，他转过身，一言不发地走了。 当天晚上，这件事就传到了郑校长耳朵里。不是虚怀谷去告的状——虚怀谷这个人，最懂得分寸，这种事他不会亲自出面。可他不出面，自然有人替他出面。教导处另一个老师，跟虚怀谷走得近，当天傍晚就“无意间”把这事透露给了郑校长的老婆——竺校医。 竺校医一听，火冒三丈。自己的亲弟弟在办公室里骂人，骂的还是教导主任，这还了得？她当晚就拎着自己弟弟的耳朵，把他拖到了郑校长面前。 “你管不管你小舅子？你再不管，就给我滚出去！”竺校医的声音，据说整栋教师宿舍楼都听见了。 郑校长的脸比锅底还黑。他看着面前这个耷拉着脑袋、满身酒气的小舅子，嘴唇哆嗦了半天，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明天早上，全校教师大会，你当着全体教师的面，给虚主任道歉。然后，暂停一切教学和行政工作，听候处理。” 竺万金的酒醒了大半，还想辩解什么。他姐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还嘴硬！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第二天一早的全校教师大会，竺万金站在**台上，当着几十个教师的面，给虚怀谷鞠躬道歉。他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脸涨得通红，额头上全是汗。虚怀谷坐在台下，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说了句“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可竺万金鞠躬的那个瞬间，坐在角落里的几个年轻老师，分明看见虚怀谷的嘴角轻轻翘了一下。那翘起的角度很小，小到几乎看不见，可那确实是在笑。 两天之后，校务委员会的处理决定下来了。竺万金被调离教学岗位，安排到后勤处打杂——不教课，不管学生，每天的工作就是清点课桌椅、修理门窗、在操场上拔草。教委有领导问起这事，郑校长说得很体面：“竺万金同志身体不适，主动要求转岗。”教委的人呵呵一笑，心照不宣地签了字。 刘二娃在食堂门口看见竺万金蹲在花坛边拔草，回来跟我们说：“那画面，惨不忍睹。那么胖一个人，蹲在那儿，汗水把衣服湿透了，拔一把草喘一口气。旁边有几个学生走过，他还朝人家笑，结果学生跑得更快了。” 张大勇撇撇嘴：“活该。当初靠关系抢了甄老师的年级组长，现在报应来了。” 可我看着竺万金在操场上拔草的背影，心里头却酸酸的。这个人，也许不是坏人。他只是没本事，又爱面子，又管不住自己那张嘴。可在一个地方，没本事的人占了不该占的位置，迟早是要摔下来的。今天不摔，明天摔。明天不摔，后天摔。摔得晚不如摔得早，摔得早，还有爬起来的机会。 东西哥哥对竺万金的事，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有人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正在黑板上画辅助线，粉笔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画。画完了，转过身来，说：“同学们，我们继续讲题。” 竺万金被贬为“庶民”之后，年级组长这个位子又空了出来。学校里的老师们私下议论，这回年级组长应该是甄东西的了吧？人家期中考得好，期末考得好，资历也有，威望也有。可校务委员会迟迟没有开。 虚怀谷倒是提过一次。他在走廊上遇到郑校长，客客气气地提了一句：“校长，甄老师那个年级组长的任命，是不是该落实了？”郑校长笑着点点头，说“快了快了”。可这个“快了”，一快就是大半个月。 有人在背后分析：郑校长不是不想任命，是不好意思。当初他把年级组长给了小舅子，现在小舅子出了事，再把这个位子给甄东西，不等于承认自己当初看走眼了吗？可要是不给，这么拖下去，也说不过去。后来还是竺校医一句话打破了僵局：“你不给甄东西，难道还等着万金回来？”郑校长想了想，觉得这话有道理。 三天后，东西哥哥的年级组长任命下来了。 东西哥哥拿到那份任命通知书的时候，没有笑，也没有激动。他把通知书看了一遍，对折，夹进抽屉里，然后继续批改作业。他的脸上，从头到尾都是一种淡淡的、没什么感觉的表情。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年级组长，是别人掉的饼，不是自己种的粮。” 他真的变了。从前的他，会在赢了之后站在讲台上声音发颤地宣布成绩；会在赚了钱之后兴冲冲地拉着我去吃小笼包子；会在公开课成功之后脸上憋着笑憋得脸红。可现在，年级组长的任命下来了，他的反应冷淡得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 可有一件事，他没有变。 年级组长任命下来的第二天，他找到我，从兜里掏出两元钱，递过来：“金娃子，去帮我买红纸。” 我接过钱，抬头看着他。他瘦了很多，颧骨高高突起，眼眶有些凹陷，可眼睛里却有一簇小小的火苗——那火苗很弱，像是风里的一根蜡烛，随时可能熄灭，可它还在烧。 “东西哥哥，又写对联？” “嗯。”他推了推眼镜，“放假了，闲着也是闲着。” 竺万金短命小组长 林千寻长发大美人（6） 第二十四回 竺万金短命小组长 林千寻长发大美人（6） 假日里的逢场天，我们又在七杀碑和无字碑旁边摆起了对联摊。这回的对联跟上次的不一样，“家有千书”那副还在，旁边却多了一副新联： “众里寻他千百度，不知何处是归途；蓦然回首灯火处，只有身影独踟蹰。” 这副对联，不像去年那样斗志昂扬。它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摆出来之后，来念的人多，买的人少。倒是“家有千书”依然是销冠——有几个家长是专程来买这副对联的，说去年贴了之后，孩子真考上了高中。 卖到下午，街上的人渐渐少了。东西哥哥坐在榕树根上，把没卖完的对联一张一张地卷起来。阳光从榕树的叶缝里漏下来，洒在他身上，斑斑驳驳。 他忽然停下手里的动作，望着古驿道的尽头，目光恍惚。 “金娃子，”他轻轻叫我，声音沙沙的，“你说，她还会回来吗？” 我愣了一下。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提到千寻姐姐。 我张了张嘴，可不知道该说什么。说“会”吧，怕他更失望；说“不会”吧，又怕他更难过。我正想说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东西哥哥却笑了。那笑容，不是快乐的笑，而是一种——“算了，不想了”——的笑。 “走吧，收摊。今天赚了多少？” 他用了整整一个暑假，把千寻姐姐封在了一副副对联里。他没让任何人看到他脆弱的样子，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管挂在墙上的箫，才会被取下来，贴近嘴唇，吹出几个音节，然后被轻轻放回去。 街口的七杀碑和无字碑，静静地立在那里，看着这个正在慢慢愈合的年轻人，看着他把自己的伤疤，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成了对联，挂在大榕树下，让风吹，让太阳晒，让路过的人念。 也许有一天，那些对联里的伤痛，也会像对联上的墨迹一样，慢慢褪色，慢慢淡去。 日子是最好的药。 新学期开学的时候，东西哥哥的头发又长了一截。他把头发拢到耳后，穿了一件新做的白衬衫，人虽然还瘦，可精神头已经回来了不少。初三毕业班的工作千头万绪——教学计划要重新制定，练习题要重新编排，新来的年轻老师要带一带。忙起来之后，那些黏稠的往事就一点一点地被甩在了身后。 丽媛老师有时候会来我们班串门。她坐在教室后排，假装听课，其实眼神一直在东西哥哥身上转。课间休息的时候，她就上去跟东西哥哥聊天，话题从学生到天气，从食堂的伙食到镇上的新鲜事。她说话的时候，手势很大，笑声很响，整个人热气腾腾的，像冬天里的一个火炉子。东西哥哥站在她旁边，静静地听着，时不时被她逗得笑一下。那笑容虽然还浅浅的，可毕竟是笑了。 有一天傍晚，东西哥哥出乎意料地出现在操场上。我正在跟刘二娃踢球，忽然看见他穿着一件旧运动衫从走廊那边走过来。他走到球场边，把眼镜摘下来，放在地上，跑过来问：“能不能加一个？” 我们都愣住了。然后，全场寂静，大家纷纷给他传漂亮的球路。那天傍晚的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东西哥哥在场上跑着，跳着，喊叫着，汗水和泥土沾了他一身。他踢进了一个球，被我们班的男生冲过来环抱，几个人一起滚倒在泥地上。泥地是前两天雨后还没干透的，这一滚，全变成了泥猴子。 那一刻，我在所有人的笑容里，看到了某种重新被点燃的光。 关**寻姐姐的事，大家渐渐不再提了。 只有美媛老师，每次路过我们班教室门口的时候，往里面多看一眼。时间很短，短到东西哥哥根本没察觉。可那一眼的温度，跟以前不一样了——从前是太阳，暖洋洋的，直直地照进去；现在是月亮，安安静静地洒一程清辉，不留痕迹，收放自如。 毕业班的中考成绩出来了。我们班再次获得了全县第一。东西哥代表学校去县里开会，又穿上了那一套白衬衫配蓝咔叽布中山装，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他的腰杆挺得笔直。 他回到班上跟我们说：“同学们，我要跟你们讲一个道理。人这一辈子，会碰到很多不公平的事。会被人抢走本该属于你的东西，也会得到别人掉的饼。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本事，让你得到的东西变成你该得的；让你失去的东西，变成你不再需要的。” 我把这话一直记到了现在。 毕业典礼那天，东西哥哥站在讲台上，对全班学生鞠了一躬。他的头发在风中微微飘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谢谢你们。”他说。 只有几个字。可这几个字里头的分量，只有我们知道。 散学之后，学生们都走了。我一个人在教室里收拾东西——把粉笔盒摆正，把歪了的课桌对齐，把黑板上那行“毕业快乐”擦掉。擦到一半，忽然听见走廊上传来一阵脚步声。 那脚步声很轻，不紧不慢，像是在犹豫什么。 我探出头去，看见走廊尽头，美媛老师正站在那里。 她今天穿了一条素雅的月白色连衣裙，头发没有像往常那样用发卡别着，而是披散在肩上。她的双手背在身后，不知道拿着什么。夕阳从她身后的窗户照进来，给她的轮廓镶了一道金边。 她看见我，微微一笑：“金娃子，你东西哥哥在吗？” “在。他回寝室了，说要收拾东西。” 美媛老师点了点头，从我身边走过。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我闻到了一阵淡淡的香气——不是虚玉华那种浓得熏人的香水味，也不是千寻姐姐那种被阳光晒过的衣服的味道，而是栀子花的香气，淡淡的、素净的、若有若无的。她背在身后的手动了动，我这才看见，她手里拿着一卷红纸。 我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远远地、悄悄地在走廊拐角处探出半个脑袋。 美媛老师敲响了东西哥哥寝室的门。门开了，东西哥哥站在门口，手里正拿着那管布满灰尘的箫。他看见美媛老师，愣了一下。 “美媛？你怎么来了？” 美媛老师把手里的红纸展开，铺在桌上。红纸上，写着一副对联。字迹娟秀工整，用笔不疾不徐，每一个字都端端正正，毫无慌乱。 “东来紫气，满园桃李知春意；方兴未艾，一片丹心化雨虹。” 东西哥哥看着那副对联，又看了看美媛老师。屋外的夕阳透过窗棂照进来，洒在他们两个人身上。美媛老师的月白色连衣裙在晚风中轻轻飘动，她脸上那双好看的酒窝若隐若现。 “美媛，”他轻声问道，“你写的？” “嗯。”美媛老师微微一笑，那笑容里有羞涩，也有释然，“东西，送你的。你写了那么多人家的对联，还没人给你写过一副吧？” 东西哥哥低下头，看着那副对联，看了很久。久到美媛老师开始不自在地把手收回来拢了拢头发。 然后，他笑了。那笑容，跟以前不一样。他摘下眼镜，用手背擦了擦眼角，然后转过身，从墙上取下那管箫。 箫身上落满了灰。他轻轻地擦拭着，把每一段竹节都擦得干干净净，把每一处刮痕都摩挲得光滑润泽。他擦拭了很久，像在跟一位老友做漫长的道别。然后，他把箫贴近嘴唇，深吸一口气。 箫声响了。 不是《卧龙引》的慷慨激昂，也不是那几个月深夜里幽幽的哀鸣。而是一种平和的、宽广的、像秋天的天空一样澄澈的声音。那声音从寝室里飘出来，飘过走廊，飘过操场，飘过银杏树的树梢，飘到东山上。东山巍巍，沉默不语，只是用山风轻轻和了一下。 美媛老师站在他旁边，没有出声，只是静静地听着。她的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下来了，流过她脸上那对好看的酒窝，可她嘴角是笑着的。 我在走廊拐角处蹲着，大气都不敢出。 箫声停了。暮色渐浓。 “东西，”美媛老师的声音轻轻响起，“这副对联，是我想了很久才写出来送你的。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才送来吗？” “为什么？” “因为我想等你真正走出来。”她抬起眼睛看着东西哥哥，那双眼睛在暮色中格外明亮，“你用了很长时间去学会如何抽离，但你也终于学会了。现在，我把这副对联交给你了。” 走廊里一阵沉默。只有晚风轻轻吹过，把美媛老师的头发吹乱了。东西哥哥伸出手，轻轻地、犹豫了一下，然后替她把那缕乱发拢到耳后。他的手指微微发颤，可那动作，温柔得像是擦拭一管多年未吹的旧箫。 那天夜里，皓月当空。金娃子家里，大家围坐在院子里纳凉，借着月光和院里那盏昏黄的灯，把美媛老师写的那副对联，小心翼翼地挂在了堂屋最显眼的位置。月光洒在红纸上，把那些字一个一个地照得清清楚楚。 我仰着头看了半天，忽然问：“妈，美媛老师这副对联里，东西哥哥的名字藏在哪里？” 妈妈笑了，用手指点着对联的上下联第一个字：“你看，上联第一个字是‘东’，下联第一个字是‘方’。合起来，就是‘东方’。” 我恍然大悟：“东西哥哥的‘东’！” “对呀。你美媛老师有心了。”妈妈顿了顿，转头往后面那排房子望了一眼，笑着说，“金娃子，你东西哥哥和美媛老师，已经把桥搭起来了。” 我使劲点头。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东西哥哥站在东山上吹箫。箫声不再是哀伤的。山风吹起他的头发，他的脸上有笑容，那笑容很平静，很温暖。东山巍巍，重阳镇安安静静地卧在山脚下。七杀碑和无字碑并肩立在街口，碑身上洒满了月光。 第二天早晨的太阳照常升起，金光洒在七杀碑的七个“杀”字上，把那些刻痕染成了淡淡的琥珀色。无字碑依旧沉默，却再也不是空无一物——它的碑身上，分明映着重新站起来的，两个人的身影。 白云庵师太传佛意 极乐寺罗汉笑人情（1）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七章 白云庵师太传佛意 极乐寺罗汉笑人情 第二十五回 白云庵师太传佛意 极乐寺罗汉笑人情（1） 话说这年秋天，学校里头出了一桩不大不小的事——评职称。 评职称，搁现在看，是天经地义的事。可在八十年代末的重阳镇中学，那可是破天荒头一遭。消息从县教育局传下来的时候，整个学校都炸了锅。老师们在办公室里议论纷纷，有的翻箱倒柜找自己的获奖证书，有的连夜赶写述职报告，有的四处打听“评职称到底看什么”——是看教龄？看文凭？看教学成绩？还是看谁跟校长走得近？ 郑校长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宣读了县教育局的文件。他站在**台上，两支金星钢笔在衣兜里闪闪发光，脸上的表情比平时又严肃了三分。文件念了足足半个钟头，里面全是“学历要求”“教龄要求”“业绩要求”之类的官样文章。念完了，他放下文件，推了推眼镜，目光缓缓扫过台下的几十张脸。 “这次职称评定，是咱们教育系统的一件大事。关系到每一位老师的切身利益。”他的声音不高不低，语速不快不慢，像是在念一份早就拟好的发言稿，“希望大家端正态度，认真对待。符合条件的同志，积极申报；不符合条件的同志，也不要灰心，继续努力，下一批评聘还有机会。” 台下响起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掌声里夹杂着交头接耳的嗡嗡声。有人兴奋，有人忐忑，有人面无表情。 东西哥哥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从头到尾没有鼓掌。他的两只手交叉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他鼻梁上的眼镜框镀成一层淡金色。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可你要是仔细看，就会发现他的嘴唇抿得紧紧的，嘴角往下拉了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 散会后，东西哥哥第一个走出了会场。 他回到办公室，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来，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喝了口水。水是凉的，他咕咚咕咚灌了好几口，把缸子往桌上一顿，响声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回荡。窗外操场上，几个低年级的学生正在追逐打闹，笑声隐隐约约飘进来。 丽媛老师推门进来的时候，看见东西哥哥一个人坐在那儿，手里捏着一支红笔，面前摊着一本作业本，却半天没有落下去。 “东西。”丽媛老师走到他旁边，拖了把椅子坐下来。 东西哥哥抬起头，看见是她，嘴角扯了一下，算是笑过了。 “怎么了？还在想评职称的事？”丽媛老师直接问道。她是代课教师，不在评聘职称的队伍之列，所以说起这事来没什么顾忌。 东西哥哥把手里的红笔搁下，推了推眼镜。窗外的阳光正好照在他的脸上，把他眼底那两团淡淡的青色照得清清楚楚。 “教龄不够。”他说，声音很平，像是在陈述一个跟自己无关的事实，“文件上写得清清楚楚，专科以上文凭且教龄要满三年才能评中级。我毕业才两年多，差了大半年。” 丽媛老师沉默了一下。她知道，东西哥哥不是在乎那个职称本身——一个中级职称，每个月多不了几块钱。他在乎的是，跟他同一批考进大学的老师，有些个是专科毕业，教龄就要比本科多一年，这次刚好够资格。而他，读了四年本科，当年是全县的高考状元，如今却因为“教龄不够”四个字，被挡在了门外。 这就好比两个人赛跑，你拼命跑到了前面，裁判却说你起跑线画得比别人远，所以要再等一会儿。 “郑校长怎么说？”丽媛老师问。 “郑校长说，文件就是这么规定的，他也没办法。让我等下一批。”东西哥哥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镜，用手指揉了揉眉心，“下一批不知是多少年后。那时候是什么情况，谁知道呢。” 丽媛老师看着他，忽然笑了。那笑容不是幸灾乐祸的笑，而是一种——“我有个好主意”——的笑。 “东西，反正咱俩都没资格评职称，这几天学校开会评定，别的同事们忙得不亦乐乎，咱俩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带学生们出去耍一趟？” 东西哥哥重新戴上眼镜，看着丽媛老师。 “去哪儿？” “白云庵，极乐寺。”丽媛老师掰着手指头数，“白云庵的静闲师太，我认得。听说她佛法高深，能掐会算，没有上过一天学却能识字、诵经。极乐寺的罗汉堂，有五百罗汉，个个神态不一样。咱们带学生去看看，总比闷在学校里强。” 东西哥哥想了一下，点了点头。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远处东山上翻涌的云海。秋天的云层厚实而洁白，在山巅之上堆成一座座变幻的城堡。 “也好。”他说，“去看看。都说佛门清净，能让人想通一些事。我最近心里头乱七八糟的，正好去静静。” 消息传到班上，全班沸腾了。 刘二娃第一个跳上课桌，挥舞着拳头喊道：“去白云庵！去看师太！” 张大勇一把把他拽下来：“你激动啥？又不是去动物园看猴子。” “师太比猴子好看！”刘二娃理直气壮。 女生们叽叽喳喳地讨论着要带什么吃的。孙小梅说她妈昨天蒸了米糕，可以带几块。周小花说她家的橘子熟了，可以摘一兜。王红梅作为班长，已经在拿本子记名单了，一边记一边念叨：“去的人举手……赵二宝你举不举？举就好好举，别在那儿晃！” 只有李三娃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愁眉苦脸地看着自己的脚——他妈前几天刚给他做了一双新布鞋，鞋底雪白，他怕走山路弄脏了，回家要挨骂。 第二天一早，天色还没亮透，校门口就热闹起来了。 丽媛老师穿着一件红色的运动衫，头上扎着一条马尾辫，脚上蹬着一双白球鞋，整个人看起来精神抖擞，像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她背着一个军绿色的大水壶，手里还拎着一袋橘子，正站在校门口点名。 “刘二娃！”“到！”“张大勇！”“到！”“孙小梅！”“到！”“周小花！”“到！”“王红梅！”“到！”“赵二宝！”“到了到了，老师你别催！”“李三娃——李三娃呢？” 李三娃从人群后面挤出来，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布鞋，走路的样子像踩在鸡蛋上。“老师，我来了。” 丽媛老师看了他一眼，目光落在那双白得晃眼的布鞋上，没说什么，只是在花名册上打了个勾。 东西哥哥最后一个到。他背着他那只帆布包，手里拄着一根竹棍——那是他昨晚临时找的，当作登山杖用。他的头发已经长到能扎起来了，在脑后随意地束着，几缕碎发被晨风吹散在额前。他整个人看起来，不像一个带着学生去秋游的老师，倒像一个正准备去云游四方的诗人。 丽媛老师看了他一眼，眉梢微微一挑，把竹棍从他手里拿过来，在地上杵了杵，又还给他：“这棍子不错。在哪儿找的？” “寝室后面。那丛竹子砍了一根。” “砍得好。走吧。” 一行人出了校门，穿过重阳镇的街道。早晨的街道还很安静，只有茶馆的炉子已经生起来了，烟囱冒着青烟。甄家茶馆的门半掩着，月生伯伯正蹲在门口洗脸，看见我们这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地走过，抬起头来喊了一声：“金娃子，听你东西哥哥的话，别乱跑！” “知道啦！”我挥了挥手。 穿过斜石板铺筑的重阳街，往南走，地势渐渐高了起来。镇子被甩在身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一片的桔树林。秋天的桔子树挂满了青黄相间的果子，有的已经泛红了，像一盏盏小灯笼藏在绿叶之间。晨风吹过，桔叶沙沙作响，空气里飘着一股淡淡的桔子皮的香味。 穿过桔树林，是一片楠竹林。楠竹长得又高又直，一根根拔地而起，竹节上还挂着露珠，在晨光中闪闪发光。竹林里有一条窄窄的石板路，石板缝里长满了青苔，走在上面滑溜溜的，一不小心就是一个趔趄。 女生们手拉着手，小心翼翼地走着。丽媛老师在前面开路，不时回过头来提醒：“慢点慢点，不着急。”她的白球鞋踩在青苔上，却稳得像钉了钉子。东西哥哥殿后，手里提着那根竹棍，时不时敲一敲路边的草丛——打草惊蛇。 穿过竹林，眼前豁然开朗。竹林后面，零零散散地住着几户人家。土坯房、篱笆墙、院坝里堆着柴火垛。一个老婆婆正坐在门槛上纳鞋底，看见我们这一大队人马走过来，抬起头，眯着眼睛打量了一会儿。她家的黄狗趴在院子里晒太阳，耳朵忽然竖了起来。 然后，那条黄狗站了起来。 那是一条大狗，浑身黄毛，油光水滑，站起来有半人高。它没有叫，只是盯着我们，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呜声。我们都不想惹它，放慢了脚步，尽量贴着路的另一边走。丽媛老师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大家别出声。 就在这时，赵二宝踩断了一根枯树枝。 “咔嚓”一声脆响，在寂静的山路上格外刺耳。 白云庵师太传佛意 极乐寺罗汉笑人情（2） 第二十六回 白云庵师太传佛意 极乐寺罗汉笑人情（2） 黄狗像是被按了开关，猛地弹了起来，狂吠着冲出篱笆墙。那速度之快，气势之猛，把在场所有人都吓懵了。它直直地朝女生队伍冲过去。孙小梅尖叫一声，往后退了好几步，一把抱住周小花。周小花也吓傻了，两个人抱在一起哆哆嗦嗦。丽媛老师下意识地把几个女生护在身后，脸色也有些发白，嘴上却还在逞强：“别怕别怕！它不敢咬人！” 可那狗越逼越近，龇着牙，涎水顺着嘴角往下淌，喉咙里的低吼让人头皮发麻。 刘二娃和张大勇对视一眼，脸上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反正狗又不是冲他们去的。赵二宝躲到了树后面，只露出半个脑袋往外看。李三娃更绝，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爬到了路边一棵歪脖子树上，骑在树杈上，晃荡着两条腿，嘴里还念叨：“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就在这时候，一直沉默的东西哥哥动了。 他没有叫，没有喊，也没有往后躲。他只是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一块拳头大的石头。动作不快不慢，不慌不忙，像是在弯腰捡一支掉落的粉笔。然后他直起身，手臂一甩—— 石头嗖地飞出去，砸在黄狗面前不到一尺的地上，溅起一蓬尘土。黄狗被这突如其来的反击吓了一跳，猛地刹住脚步，狂吠变成了呜呜的低鸣。 东西哥哥没有跑，也没有继续扔石头。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握着那根竹棍，挡在所有人前面，跟那条大狗对峙着。晨光照在他脸上，他的表情很平静，只是一双眼睛紧紧盯着那畜生，一眨不眨。 五秒钟，十秒钟。黄狗被他看得发了毛，喉咙里发出一声不甘心的呜咽，夹着尾巴慢慢退回了院子。退到篱笆边上的时候，又虚张声势地吠了两声，然后缩在门槛后面，只露出一双眼睛往外瞅。 危机解除。 女生们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孙小梅松开周小花，拍了拍胸口：“吓死我了。丽媛老师，你刚才说它不敢咬人，它明明就是冲我们来的！”丽媛老师清了清嗓子，整理了一下被揪乱的衣领，嘴硬道：“它……它就是叫得凶。你们看，一根毛都没碰到我们。” 刘二娃在旁边小声嘀咕：“那是因为甄老师扔了那块石头。” 东西哥哥把手里的竹棍往地上一顿，转过身来，淡淡地说了一句：“走。” 就这么一个字。可这一个字里头，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那几个刚才还在幸灾乐祸的男生，此刻看东西哥哥的眼神都变了。赵二宝从树后面走出来，讪讪地挠了挠头。李三娃从树上滑下来，小声嘟囔：“还是甄老师厉害。” 丽媛老师走到东西哥哥旁边，侧过头看了他一眼。晨光从楠竹林的缝隙里漏下来，洒在他脸上，把他鼻梁的线条勾勒得干干净净。她忽然发现，这个平时不怎么吭声的男人，在刚才那一瞬间，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不是强悍，不是凶狠，而是一种稳稳当当的、让人放心的东西。 “东西。”她说。 “嗯？” “刚才谢谢你。” 东西哥哥推了推眼镜，嘴角微微弯了一下：“谢什么。一条狗而已。” 我们继续上路。 过了竹林，就进入了白云沟。白云沟是一条狭长的山谷，两边是陡峭的山壁，中间一条溪流潺潺流过。山路沿着溪流蜿蜒而上，九曲十八弯，弯弯有风景。路边的野花在秋风中摇曳，山壁上的藤蔓垂下长长的枝条，像一道道绿色的帘子。溪水顺着山势一级一级地往下跳，撞击出白色的泡沫，岩石被千百年的流水打磨得光滑无比。 太阳升起来了，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溪流两岸长满了野生的油菜，花开得正旺，金黄一片，像是给山谷铺了一条金毯子。蜜蜂嗡嗡地穿梭在花丛中，忙得脚不沾地。偶尔有一只蝴蝶悠悠地飞过，翅膀在阳光下闪着斑斓的光。 我们沿着溪流往上走，走了好大一阵，走得小腿肚子发酸。女生们开始叫苦了。周小花说腿要断了，孙小梅说鞋子磨脚，李三娃的布鞋更是惨不忍睹——鞋底已经变成了灰色，鞋面上溅了好几块泥点子，他走一步看一步，心疼得直咧嘴。 可没有人喊停。 因为走在前面的东西哥哥，步伐稳健，腰杆挺直，一路上都没有停过。他的军绿色帆布鞋踩在石头上，稳稳当当，那双隐藏在镜片后面的眼睛始终望着前方。丽媛老师跟在他后面，马尾辫在肩头一甩一甩的，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却还是脚步轻快，不时回过头来催促落在后面的同学。 我们咬紧牙关，把“累”字吞进肚子里，紧紧跟着他们。 转过第九个弯的时候，丽媛老师忽然停下脚步，指着前方喊道：“到了！” 我们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山谷尽头，白云深处，露出一角灰瓦。瓦顶上长着一簇簇瓦松，在秋风中轻轻摇曳。再走近些，才看清那是一座普普通通的茅庵——土墙灰瓦，竹篱围绕，院门虚掩。庵前有一块不大的院坝，打扫得干干净净，连一片落叶都看不见。院坝边上种着几畦青菜，白菜萝卜长得正旺，绿油油的叶子在阳光下泛着光。篱笆上爬满了牵牛花，紫色的花朵在晨风中轻轻摇曳。 这就是川南著名的白云庵。 说实话，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我心里头有些失望。在我的想象中，白云庵应该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庙宇——飞檐斗拱、雕梁画栋、香烟缭绕、钟鼓齐鸣。可眼前这座茅庵，比我们镇上的土地庙也大不了多少。它静静地卧在山谷深处，朴素得像一个在溪边浣衣的老妇人。围墙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大，只是一道竹篱笆，上面爬满了牵牛花和何首乌的藤蔓。 可奇怪的是，站在这座小小的茅庵前，我心里头却忽然安静下来了。 那种安静，不是没人说话的安静，而是一种——从里到外的、沉甸甸的安静。山外的喧嚣被一层一层的山峦和竹林过滤掉了。你能听见风穿过松针的声音，能听见溪水在石头上跳跃的声音，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丽媛老师轻轻推开院门。门轴发出一声悠长的吱呀，像是打了个哈欠。院子里，一个老婆婆正弯着腰扫地。她大约七十来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僧袍，头上戴着青布帽，脸上的皱纹像核桃壳一样深，可一双眼睛却清清亮亮的，看见我们进来，放下扫帚，双手合十，笑吟吟地迎了上来。 “丽媛老师，你们来了。”老婆婆的声音沙沙的，却中气十足。 丽媛老师连忙合十还礼：“静闲师太，打扰您了。这是我跟您提过的甄东西甄老师，这些是重阳中学的学生们。” 静闲师太微笑着走到东西哥哥面前，上下打量了他一会儿。那双清亮的眼睛在他脸上停了几秒钟，然后微微点了点头，像是看到了什么她早就知道的东西。 “静闲欢迎甄老师。”她的声音轻轻的，柔柔的，像山间的溪水，“昨晚我在佛前做晚课的时候，忽然心血来潮，觉得今天会有贵客登门。今早起来，命人把院坝打扫干净了。果不其然，你们就来了。” 东西哥哥合十稽首，恭恭敬敬地说道：“静闲师太好。久闻师太大名，特来拜访。”他顿了顿，自嘲地笑了笑，“我们可不是什么贵客，我俩都是因为没有资格评职称，才有空闲带孩子们出来耍的。让师太见笑了。” 静闲师太笑笑，伸手做了个“请”的姿势：“甄老师不必自谦。白云庵居穷乡僻壤，平时少有人来。我当年在昭觉寺得到清定法师的传授，驻此只为点化众生。今日甄老师能来，既是甄老师的缘分，也是白云庵的缘分。” 我们跟着静闲师太走进茅庵。茅庵里面比外面看起来还要简朴。正堂供着一尊观音菩萨的塑像，泥塑金身，不大，约莫三四尺高，可眉眼开得慈祥，嘴角含笑，让人看了心里头暖洋洋的。供桌上摆着几碟糖果——几颗水果糖、两块饼干、几个橘子，都是香客敬献的。供桌前面，地上摆着几个蒲团，是用稻草编的，被磕头的人磨得发亮了。香烟袅袅地升起来，在从瓦缝漏下的阳光中缓缓盘旋。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檀香的味道，淡淡的，幽幽的，吸进鼻子里，整个人都觉得松快了几分。 “请坐。”静闲师太指了指那几个蒲团。 我们在蒲团上坐下来。有的盘腿，有的跪着，有的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静闲师太自己也在观音像旁边的一个矮凳上坐下，拿起木鱼，轻轻敲了一下。木鱼声在小小的茅庵里回荡，悠长悠长的，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甄老师，”静闲师太放下木鱼槌，看着东西哥哥，目光平和而深远，“你刚才说，是因为没有资格评职称，才有空闲来此。老尼姑斗胆问一句——你心里，是不是有些不平？” 东西哥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说不平，倒也不是。只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多读了几年书，比别人多付出了几分努力，到头来却因为‘教龄不够’四个字，连申报的资格都没有。而那些读书的时候成绩不如我的人，反倒因为读的专科……多了一年教龄，可以评了……” 白云庵师太传佛意 极乐寺罗汉笑人情（3） 第二十七回 白云庵师太传佛意 极乐寺罗汉笑人情（3） 他没有说完。静闲师太也没有急着接话，只是静静地坐着，手里捻着一串佛珠。佛珠是木头的，被手指磨得光滑发亮，捻动的时候发出细碎的嗒嗒声。 过了一会儿，师太才慢慢开口了。她的声音不大，却有一种让人不得不静下心来听的力量。 “甄老师，老尼姑给你讲个故事。一棵树，从小苗长成大树，需要多少年？” 东西哥哥想了想：“看是什么树。速生的杨树，五六年就能成材。慢生的楠木，要几十年。” “那如果有一棵楠木，长到第三年的时候，看见旁边的杨树已经被人砍去盖房子了，它心里着急，拼命地往上蹿，结果会怎样？” 东西哥哥没有回答。静闲师太自己回答了：“根还没有扎稳。拼命往上蹿，风一来就倒了。” 她轻轻捻了一颗佛珠，继续说道：“年轻人不要急。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山要一步一步地爬。理想要一点一点地实现。是你的，它跑不了；不是你的，求也求不到。楠木长得慢，可长成之后，能做庙堂的栋梁。杨树长得快，可只能做柴火。这，就是世间关于快和慢的故事。” 这话说得平平淡淡，可每一个字都像是滚热的石头，砸进了人心窝子里。 东西哥哥沉默了很久。茅庵外，传来几声鸟鸣，清脆悦耳。阳光从瓦缝里漏下来，在地面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光柱。光柱里，无数细小的尘埃在缓缓飞舞。 “师太，”东西哥哥终于开口了，声音有些发涩，“人生有百苦，最苦是不是……求不得？” 静闲师太微微点头，目光里有一丝深意：“求佛得佛，求仁得仁——那是极高的境界，没有几个人能达到。”她顿了顿，话锋一转，“不过甄老师，老尼姑观你面相，你是有慧根的人。只是慧根太深的人，往往也烦恼太深。看得太透，想得太多，反而把自己困住了。所以，《心经》上才会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她站起身，走到供桌旁，从一个木匣子里取出一本泛黄的书。书皮上写着五个端正的毛笔字——《初级佛学课本》。她又取出一部厚厚的线装书，封面画着观音菩萨的画像，写着《大悲心咒像解》。她把两本书放在东西哥哥面前。 “这两本书，送给你。一本是入门的，一本是精修的。你有空的时候，翻翻看看，不必强求看懂。佛度有缘人。看不懂的地方，自然有看不懂的道理；看得懂的地方，自然有看得懂的道理。甄老师，你虽然不是佛门弟子，可你心中有佛性。你在用心教学生，不也是在度人吗？” 东西哥哥接过两本书，低头看了看，然后合十鞠了一躬。他没有说什么客套话，只是把书小心翼翼地装进了帆布包里，拍了两下，确保放妥帖了。 这时候，丽媛老师忽然开口了：“师太，我听说您从没上过学堂，却认得佛经上的字。这是真的吗？” 静闲师太笑了。那笑容里有几分童真，又有几分让人看不透的东西。 “是真的。”她说，“贫尼自幼多病，家里穷，没钱上学，也看不起大夫，父母把我送到庙里来，求菩萨保佑。后来遇到一位游方的高僧，他跟我说，你与佛有缘，只要一心向佛，身体自然会好。我信了他的话，每天念经拜佛。说来也怪，念着念着，识不得的字，渐渐就识得了。不是我自己认的，是经文自己跳进眼睛里的。几十年下来，不但身体好了，人也清爽了。” 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刘二娃大着胆子问：“师太，您认得的字，是不是都只认得佛经上的？” “不止。”静闲师太笑道，“你们课本上的字，我也认得一些。不过那些字，不像佛经上的字，不会自己跳进眼睛里来。” 我们都笑了。静闲师太也笑了。她的笑声沙沙的，不大，却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 笑完了，她站起身，走到我们面前，认真地看了我们每一个人一眼。那目光像是一瓢清水，一个一个地浇过来，浇到谁头上，谁就不由自主地坐直了身子。 “孩子们，你们今天能来这里，是缘分。老尼姑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你们，就给你们讲一段经文吧。” 她重新坐下，拿起木鱼，轻轻敲了一下。木鱼声在茅庵里回荡。 “《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她念了一遍，又用白话解释了一遍：“世间的一切，不管是高兴的事，还是难过的事；不管是得到的东西，还是失去的东西——都像梦一样，像水泡一样，像影子一样，像露水一样，像闪电一样。来了，又走了；聚了，又散了。你们现在觉得天大的事，再过十年二十年回头看，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浪。所以，不必太执着。” 她放下木鱼槌，看着我们每一个人，然后缓缓地说：“孩子们，一个人，必须要管住心猿和意马。心是什么？心是一只猴子，上蹿下跳，一刻也停不下来。意是什么？意是一匹野马，东奔西跑，怎么也拴不住。你们读书的时候，是不是脑子里经常冒出跟读书无关的念头？那就是心猿在闹。一个人要是管不住心猿意马，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只有把它们拴住了，让心静下来，让意定下来，才能把书读进去，把事做明白。做到了，就是修行。” 她说这话的时候，目光正好落在我身上。我赶紧把正要去挠痒痒的手放下来，不由自主地坐直了身子。静闲师太看着我，微微一笑。那笑容里有看透一切的睿智，也有一种让人安心的温暖。 临走的时候，静闲师太又拿出了一包水果糖。那糖是用牛皮纸包着的，用一根麻绳扎得整整齐齐。她把这包糖递到东西哥哥面前。 “施主，这是前几日香客敬献的。今日你们来，是菩萨的缘分。这糖，是佛缘，不可推却。” 东西哥哥连忙推辞：“师太，我来朝山，本应该敬献菩萨果品才是。这，万万使不得！” 静闲师太笑了。她双手合十，微微躬身：“这是菩萨的心意。菩萨借我的手，把糖给你们。你们收下，就是收了菩萨的心意。不收，就枉费了菩萨的好心了。” 这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东西哥哥只好接过糖果，连同那两本佛经一起，郑重地交与丽媛老师代为保管。丽媛老师双手接过去，小心翼翼地装进了自己背的那个军绿色帆布袋里。 我们踏上了归途。下山的路比上山快得多，大家的心情也轻松得多。丽媛老师主动担起了领队的责任，走在最前面，不时回头喊着“慢一点”“注意脚下”。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她的马尾辫上跳跃着金色的光斑。她一边走一边清点人数：“一个、两个、三个……嗯，都在。”那模样，不像个代课教师，倒像个指挥若定的女将军。 东西哥哥走在队伍中间，难得地没有一个人走。好几个学生围在他身边，七嘴八舌地讨论刚才静闲师太说的那段经文。刘二娃问“心猿意马”是不是真的有一只猴子和一匹野马，孙小梅问他以后看书走神了是不是就代表心猿跑出来了。东西哥哥一一解答着，说得很认真，却不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搬出深奥的典故把学生绕晕。他的步子比来时轻快了几分，竹棍也不再使劲杵着地面，而是悠悠地甩在手里。 只有李三娃一个人，落在队伍的最后面。他的白布鞋已经完全变成了黑布鞋，可他好像已经不在乎了——因为他发现，丽媛老师的那双白球鞋，也变成了灰球鞋。 从白云庵下来，日头已经偏西了。丽媛老师清点了人数，一个没少，便带着我们往极乐寺去。极乐寺在另一个方向，要先绕过白云沟山脚，再穿过一片松林。 路上，大家一边走一边分享着静闲师太给的水果糖。东西哥哥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细细地品着。刘二娃两口就嚼完了，咂巴着嘴说“好吃是好吃，就是太小”。丽媛老师把自己那块糖给了孙小梅，说“我不爱吃甜的”，可她看着孙小梅剥糖纸的时候，明明咽了一下口水。 绕过山脚，穿过一片古松林，眼前豁然开朗。极乐寺就在前面，高大巍峨，气派非凡。 跟白云庵相比，极乐寺简直像另一个世界。白云庵是小家碧玉，极乐寺是大家闺秀。朱红的寺墙高耸，飞檐斗拱层层叠叠，琉璃瓦在秋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寺门前立着两尊石狮子，一公一母，威风凛凛。围墙是用青砖砌的，高大气派，围墙上用白灰刷着几行大字，每个字都有斗大。走近了才看清楚，写的是佛教的基本戒律。字迹端正有力，在阳光下白得晃眼。 寺院大门洞开，门楣上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写着“极乐寺”三个大字。字体苍劲有力，据说是明末清初一位高僧的手笔，历经几百年风雨，依然金漆灿然。门柱上刻着一副对联，字迹被风雨磨得有些模糊了，可那笔锋的气韵还在——笔画圆润，起承转合间透着一股看破世情的从容。 白云庵师太传佛意 极乐寺罗汉笑人情（6） 第三十回 白云庵师太传佛意 极乐寺罗汉笑人情（6） 从白云庵回来之后，东西哥哥像是变了一个人。 不是那种立刻就能看出来的变化。他照样上课，照样备课，照样站在讲台上画圆。可你要是仔细看，就会发现他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上课的时候，偶尔会笑一下——不是那种职业性的微笑，而是真的被学生逗笑的那种笑。 虚怀谷在走廊上遇到他，照例客客气气地点了点头。东西哥哥也客客气气地点回去。可点完头，虚怀谷多问了一句：“小甄老师，听说你最近在看佛经？” 东西哥哥笑着推了推眼镜：“随便翻翻，不值一提。”虚怀谷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但他走后，东西哥哥脸上那抹浅笑迟迟没有消失。 丽媛老师跟他之间，也发生了某种难以言说的变化。他们课间时，依然会站在走廊的栏杆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天。可他们之间的距离，好像缩短了那么一点点。办公室的门换了一扇，丽媛老师拿着螺丝刀出现在门口时，东西哥哥只是点了点头。一个人扶着门框，一个人拧着铰链，阳光穿过旧门框上新换的玻璃，在地面上投下整齐的矩形光斑。他们干完活，也没有立刻分开。 有一天下午，夕阳西下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又出现在了走廊上。丽媛老师忽然指着远处东山上的晚霞，说：“你看那边，像不像弥勒佛的肚皮？” 东西哥哥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东山之巅，一片金色的云彩正堆积成一座圆拱形的轮廓，在夕阳的映照下，确实有些像笑弥勒的肚皮。他看了半晌，说：“像。又像，又不像。弥勒佛的肚皮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这片云里头，怕是容不下一场雨。” 丽媛老师侧过头，看了他一眼。夕阳把她的侧脸镀成金色，那双眼睛里有光在跳跃。她没有接他的话，只是笑了一下，继续看晚霞。那笑容很平静，不再是之前那种刻意保持距离的客气，而是一种——待在一起不说话也觉得很舒服的默契。 镇上的茶馆里，又有了新的谈资。白胡子老头们喝完茶，剔着牙，开始讨论起了佛学。有人说法华经最灵，有人说金刚经最深。争到激烈处，一个老头拍着桌子喊：“你们懂什么！甄老师那副对联才是真佛理！夫妻是缘，父子是债——我跟我儿子，肯定是我欠了他的债！养了他二十年，还倒贴钱！”众人哈哈大笑。笑完了，另一个老头端起茶碗，悠悠地说：“你们别光笑。人家甄老师这番话，是从白云庵静闲师太那儿请来的。静闲师太，那是得了昭觉寺清定法师真传的高人。她的话，能是随便说的吗？” 一时间，白云庵的香火都比往常旺了几分。 一个月后，龙门镇忽然传来消息：茹冰表哥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那天下午，冷姑爷骑着自行车，赶了十八里山路，风尘仆仆地到了重阳镇。他进门的时候，满头满脸全是灰，嘴唇干得裂了口子，可一双眼睛亮得吓人，像是两团烧得正旺的火。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双手递给甄贤婆婆，声音沙哑得厉害，却压不住底下的那股子狂喜：“娘，茹冰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 他连说了三遍“考上了”。 甄贤婆婆接过通知书，手抖得根本拿不稳。她翻来覆去地看着那张纸，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纸面上，把“录取”两个字糊成了一团墨。她哭着哭着又笑了，捧着冷姑爷那张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左看右看，怎么也看不够：“忠良啊，你这些年吃的苦，值了。茹冰这孩子，给你争了气。” 冷姑爷没有哭。他只是使劲点着头，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为了省下报喜的鞭炮钱，一大早就骑车出门，连早饭都没吃。他啃了两个生红薯，一路顶着秋天的风沙骑到镇上，骑得两条腿都在打颤。 当天晚上，甄贤婆婆让月生伯伯在甄家茶馆食堂摆了一桌。冷姑爷喝多了酒，脸红得像关公。他拉着东西哥哥的手，死活不松开。 他平时少言寡语，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可那天晚上，他的话比谁都多——说茹冰复读了三年，每年都差几分，别人都劝他让儿子辍学打工，他不干；说茹雪明年也要高考了，要是能考上，他冷家就出了两个大学生；说茹霜复读初中，虽然成绩不如两个哥哥，可有志气，不肯认输；说茹心这丫头，最像她妈，嘴巴甜，心眼好，将来肯定也差不了。 说着说着，他忽然转过头，看着墙上贴着的一副对联。那副对联，正是东西哥哥在极乐寺抄回来的那副“大肚能容”。冷姑爷盯着“容天下难容之事”那行字看了很久，忽然一拍桌子，酒杯都跳了起来：“东西，你这副对联，写得好！我冷忠良这辈子，穷是穷了点，可什么难事容不下？就凭我这双手，也要把四个娃娃全供出去！别说三个，四个全考上大学，累死我也值！” 东西哥哥给他斟满酒，认认真真地敬了他一杯：“姑父，别说死不死的话。茹冰考上了，您还得等着抱孙子呢。” 冷姑爷愣了一下，然后仰头大笑，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他也不擦。那笑声很粗，很响，震得茶馆的瓦片都嗡嗡响。莫愁姑姑在旁边看着，又是哭，又是笑。她抹着眼泪，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把碗堆成了一座小山。 那天晚上，东西哥哥主动要求和丽媛老师一起去井边打水。月光下，两个人的影子一前一后地投在青石板路上。丽媛老师看着东西哥哥的背影，忽然加快了脚步，和他并肩走在了一起。夜风吹起她的发梢，拂过他的臂膀，月光把他们并肩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开学后，东西哥哥把我们班召集到教室，给每个人发了一颗白云庵的水果糖——那包糖他一直省着，没有吃完，还剩二十来颗。他说这东西不是普通的糖，是佛前供过的，吃了能沾福气。 “可你们别光顾着吃糖。佛前供的糖，不是让你光等好运的。”他的目光扫过每一张脸，“想考上大学，还得靠自己。你们看我这头发——留了剪，剪了留。以前以为长头发代表自由，剪了觉得没了自己。现在发现，头发的长短不重要，重要的是头发底下的脑壳里有没有东西。” 我们吃着糖，听着他这番“头发理论”，都觉得新鲜。刘二娃大着胆子问：“那脑壳里头要有什么东西才算有东西？” “你心里觉得真正重要的东西。”他顿了顿，扫了一眼窗外，道，“比如，考出去，见世面，不让爸妈白供你。”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然后爆发出掌声和笑声。大家七嘴八舌地表着决心——有的说要考大学，有的说要当老师，有的说要去外面看更大的世界，把今天看到的一切都画下来。刘二娃说他要去翠屏山上拜佛，求菩萨保佑他考上中专。张大勇说他要请东西哥哥写一副“家有千书”的对联，贴在床头天天看。女生们闹得最欢，一个个把自己的目标写在纸条上，折成纸鹤串在教室的窗棂上，说等毕业了再拆开看。 窗外，阳光洒在操场上。白果树的叶子已经落尽了，可枝桠上，已经冒出了几颗小小的新芽。它们在秋风中瑟瑟发抖，却顽强地紧紧抓住枝头。 只有美媛老师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隔着窗户看着里面热闹的景象。她的目光穿过雀跃的人群，落在正弯腰给女生解题的东西哥哥身上。她没有进来，只是把手里的一摞团支部文件轻轻放在窗台上，转身走了。脚步声轻得谁也没有察觉。 期中考试结束了。我们班再次考了年级第一。 成绩公布那天，刘二娃在教室里光着膀子挥舞着成绩单，张大勇把他的鞋藏起来，他都不生气，光着一只脚继续挥。孙小梅涨红了脸冲进教室，宣布自己几何考了九十分，然后趴在桌上呜呜地哭了。王红梅一边抹着笑出来的眼泪，一边拿本子登记每个人的成绩。只有李三娃在角落里，安安静静地把他那双早已看不出白色的布鞋从课桌里拿出来，整整齐齐地摆在脚边，然后对着它们傻笑了很久。 郑校长在颁奖大会上再一次念到了我们班的名字。他站在**台上，两支金星钢笔在衣兜里闪闪发光，脸上的笑容依然是那副标准的校长笑容。可他说的话，却跟以往有些不一样。 “有些同志问我，为什么三班每次都能考好？我告诉他们，因为三班有一个好班主任。这个班主任，不仅教学生课本上的知识，还带他们走到了书本之外，让他们知道，人生不只是分数，还有比分数更重要的东西。” 他顿了一下，目光越过人群，落在坐于前排的东西哥哥身上。 “什么是教育？教育，不只是教会学生做题。更是教会学生做人。” 台下掌声雷动。东西哥哥站起来，鞠了一躬。他的头发已经长到肩头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坐下去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嘴角轻轻弯着——不像之前那样想笑不敢笑，而是坦坦荡荡地弯着。 丽媛老师坐在教师队伍的最后一排，她也在鼓掌。她没有笑，可眼睛里亮晶晶的，像是盛了两汪星辰。 放学后，我一个人跑到了街口的七杀碑前。夕阳正挂在东山之巅，把整座重阳镇染成一片金红。七杀碑上的裂纹在夕阳中泛着血色，无字碑在夕阳下像一个沉默的说书人。我把自己的成绩单折成一只纸飞机，对着夕阳，用力掷了出去。它飞出去几丈远，一头扎进碑座下的草丛里，不见了。我知道，来年开春，这里会开出新的野花。 几天后，我奉东西哥哥之命，去极乐寺还愿。他嘱咐我，把那本静闲师太送的《大悲心咒像解》供在观音菩萨面前，拜三拜，替他还当初在佛前许下的心愿。我在放生池边遇见了上次见过的那个老婆婆。 老婆婆的记性真好。隔着老远，她就笑着喊我小施主，还认出了我脚上的布鞋。我忍不住问她还认不认得我们甄老师。老婆婆笑了，眼角的皱纹像菊花瓣一样绽放。 “记得记得！就是那个带我过天王殿的甄老师。小施主，你回去告诉他——罗汉堂里新点了一盏长明灯，有一张心愿签就搁在笑弥勒的旁边，落的是他的名字。” “是谁替他供的？”我追问。 老婆婆只是微微一笑，双手合十，朗声说道：“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 她的声音在寺院里回荡，悠长悠长的，像是经文，又像是山歌。晚钟敲响了，金红色的霞光从银杏树的枝叶间倾泻而下，洒在五百罗汉姿态各异的笑脸上。有的仰天大笑，有的掩口轻笑，有的眉眼弯弯，有的笑里含悲。每一张笑脸都在讲述着不同的故事。而那张落在弥勒像前的签纸，早已镀上了流动的光影。 山脚下，八宝琉璃井水依旧清冽甘凉。一弯明月正倒映在澄澈的水面上，随着打水吊桶的轻摆微微晃荡，折射出淡淡的金光，映照着今夜每一个获得安宁的人。 白云庵师太传佛意 极乐寺罗汉笑人情（4） 第二十八回 白云庵师太传佛意 极乐寺罗汉笑人情（4） 还没进门，就看见一尊弥勒佛的坐像，被供在天王殿正中央。那尊弥勒佛肚子大得不成比例，圆滚滚的，像一口倒扣的大锅。嘴巴咧到了耳根子，眼睛眯成了两道缝。一只手指天，一只手指地。它不像那些高高在上的神佛，倒像一个刚吃饱喝足的胖和尚。 东西哥哥站在这尊弥勒佛面前，仰着头看了好一会儿。 他从帆布包里掏出钢笔和一个小本子，把弥勒佛身边那副对联抄了下来。那是我们早已在无数寺庙见过的经典对联。他的字迹端正有力，钢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可他没有急着翻篇，而是歪头看了我一眼。 “金娃子，你读了这两句话，先想到什么？” 我想了想，说：“肚子大能装饭。” 身边的同学笑成一片。刘二娃捂着肚子蹲在门槛上，笑得直不起腰：“金娃子，你不愧是甄老师的弟弟，太有才了！”张大勇猛拍我的肩膀：“肚子大能装饭——这话没毛病！” 东西哥哥也笑了，那笑容里有几分无奈，也有几分宠溺。他伸手推了推眼镜，用笔头在我脑袋上轻轻敲了一下：“话糙理不糙。容难容之事，如海纳百川。你要记住，一个人的格局，不在于他能争多少东西，而在于他能容多少人。” 我们穿过天王殿，进了寺院内。院子里古木参天，几棵银杏树正在落叶，金黄色的叶子铺了一地。大雄宝殿巍峨壮观，石阶高陡，大殿里释迦牟尼佛的金身塑像宝相庄严。香火缭绕，木鱼声声。几个老婆婆正跪在蒲团上磕头，嘴里念念有词。 我们在寺院里自由活动了一会儿。有的去数罗汉，有的去敲钟，有的趴在放生池边上数乌龟。丽媛老师从头到尾没怎么说话。她一个人走到大雄宝殿里，跪在蒲团上，双手合十，闭上了眼睛。木鱼的节奏不紧不慢，香烟袅袅地升起来，绕着她静静地盘旋。她独自跪在那里，拜了很久。 没有人知道她在拜什么。也许是在为学生们祈福，也许是在许一个只有她自己知道的愿望。 从极乐寺下来，太阳已经西斜了。金色的余晖洒满山谷，归巢的鸟雀在头顶盘旋，叽叽喳喳地叫着。我们沿着来时的路往重阳镇走，时不时有晚风吹过竹林，发出沙沙的响声。 丽媛老师在前面领路，不时地回头看一眼队伍最后面的东西哥哥。有一回两人目光忽然对上了，她很快转过身去清了清嗓子，对所有人大声说：“走快点走快点！天黑了山路不好走。”东西哥哥在后面，嘴角动了一下，像是笑了。 东西哥哥走得很慢。他的帆布包里装着静闲师太送的两本佛经，沉甸甸的，压得包带深深地勒进了肩窝里。他没有再把它们拿出来，只是一边走，一边望着远处的山峦出神。夕阳把他瘦削的身影投在石板路上，拉得老长。 路上经过“八宝琉璃井”。这口井在重阳镇西南的山脚下，是我们甄家祖祖辈辈赖以营生的宝贝。月光正好洒在井口，井水倒映着天上的月亮，银光闪闪。 丽媛老师停下来，让我们歇一歇。她坐在井沿上，脱下白球鞋，揉了揉脚后跟。她不在乎什么形象，只说了一句简简单单的感叹：“这水真清。” “那当然。”我说，“我们甄家茶馆就是用这井水泡茶的。外婆说，一潭好水救一个镇子。” 丽媛老师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她回头看了一眼远处跟同学们聊天的东西哥哥，忽然轻声对我说：“金娃子，你东西哥哥今天在师太那儿听了一番话，好像触动很大。” 我说：“东西哥哥最近都不高兴。评职称没评上，千寻姐姐也不来了。” 丽媛老师沉默了一会儿。她把手伸进井水里，月光碎成了千百片晃动的银鳞。她看着水里那个模糊的倒影，语气比井水还柔：“人生嘛，失去和得到，就像这井水。你东西哥哥总会明白，有些门关了，有些门才能打开。” 我们回到学校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学校食堂的灯还亮着，炊事员给我们留了饭。一人一碗热汤面，面上卧着一个荷包蛋，虽然简单，可大家都吃得稀里哗啦的，比山珍海味还香。 吃完面，东西哥哥没有回寝室。他一个人走到教室里，拉开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黑板上还留着放假前他画的那几个圆，粉笔灰在灯下闪着细碎的光。 他从帆布包里掏出静闲师太送的那两本佛经，放在桌上。灯光照在泛黄的书皮上。他翻开《初级佛学课本》，扉页上，有人用毛笔写着一行小字。字迹很淡，像是被岁月洗过一遍：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东西哥哥看了很久。然后，他合上书，铺开春联剩下的红纸，提起毛笔，饱蘸浓墨。笔尖在纸面上顿了一下，像是犹豫，然后落了下去，一气呵成。 他写了许多。有轻有重，有韵有致。写完了，他把毛笔搁在砚台上，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灯光把他新写的字照得清清楚楚，那墨迹还未干透，在灯下泛着湿润的光泽，每一个字都像清晨松针上凝结的露珠。 丽媛老师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教室门口。她已经换下了白天那件红色运动衫，穿着一件素净的棉布衬衫，头发还没干透，松松地披在肩上。她看见灯光，走过来轻轻推开门。 “还没睡？” 东西哥哥招了招手，示意她进来。丽媛老师走到桌前，低头看见那副对联。她的嘴唇动了动，无声地念了一遍，然后抬起头，看着东西哥哥。灯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表情柔和而安静。 “这是写给谁的？”她问。 “写给自己。”东西哥哥推了推眼镜，“之前在极乐寺看到一副对联，觉得那是对众人的规劝。今天在白云庵听了师太的话，我忽然想写一副明白给自己。夫妻是缘，教室也是缘；父子是债，师生也是债。我带过的学生、一起工作的同事、身边在乎的人——该珍惜的，就别等欠条到期了才发现没好好还。” 丽媛老师沉默了一会儿。晚风吹过走廊，把窗外的白果树叶子吹得沙沙作响。她的目光从那副对联上移到东西哥哥脸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她拿起砚台上的毛笔，在笔洗里轻轻涤了涤，动作很认真，却像是在找事情做。 “还不回去休息？” “回去了也睡不着。”东西哥哥接过她递来的笔挂回笔架上，“今天在白云庵，师太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忽然就通了——‘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求不到’。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别人在你耳边说了一百遍的道理，你听不进去；可到了对的时候，一句简简单单的话，就把心里头的锁给拧开了。” 丽媛老师把笔放回笔架上，伸手把笔洗里溅出的水珠擦干净，才轻声说：“你之前就是太紧了。从年级组长到那篇，从春联摊到那管箫——你做什么都太用劲了。用劲，所以容易累。累了，就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其实你什么都没做错。”她直起身来，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发丝，“该来的，会来；该走的，你留不住。” 走廊里一阵沉默。然后东西哥哥轻笑了一声：“你怎么跟师太今天说的，一模一样？” 丽媛老师挑起眉毛，转身往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停下来，没有回头。 “喂，东西。这副对联，明天借我抄一份。” 说完，她拉开门，消失在了走廊尽头。脚步轻快，像踩在云端。走廊里飘进来一阵桂花香。大雄宝殿前的香火气还残留在她的衣襟上，随着夜风散开来，淡淡的，幽幽的。 那一夜，重阳镇的月色格外清明。东山巍巍，白果树婆娑。七杀碑和无字碑并排立在街口，碑身上铺满月光，像是被人轻轻盖上了一床银色的被子。 第二天一早，东西哥哥把那副“夫妻父子”的对联挂在寝室墙上之后，消息像长了翅膀，不到半天就传遍了全校。 先是隔壁寝室的几个年轻老师过来串门，看见墙上的对联，念了一遍，纷纷点头。教语文的张老师是个三十来岁的瘦高个儿，平时喜欢写两笔毛笔字，自视甚高。他站在对联前端详了半天，推了推眼镜，说：“字嘛，还有进步空间。可这意思，绝了。‘夫妻本是缘，或孽缘，或善缘，有缘方配’——这话说得透。我跟我家那口子，八成是孽缘。”众人大笑。张老师顿了顿，又指着下联念道：“‘父子原为债，或欠债，或还债，无债不来。’老甄，你这副对联，把夫妻父子这点事儿，说绝了。” 东西哥哥谦虚了几句，可嘴角还是忍不住翘了一下。他给老师们倒了茶，大家围坐在他那间狭小的寝室里，就着对联聊起了佛学。有人问《金刚经》讲的什么，有人问“色即是空”是不是就是什么都别在乎。东西哥哥把静闲师太讲的那段“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复述了一遍，又结合自己的理解讲了讲。他的声音不高，却有一种让人愿意听下去的劲儿。 白云庵师太传佛意 极乐寺罗汉笑人情（5） 第二十九回 白云庵师太传佛意 极乐寺罗汉笑人情（5） 没几天，连郑校长都听说了。 那天下午，郑校长开完行政会，破天荒地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背着手踱到了东西哥哥的寝室门口。他往里探了探头，目光落在墙上那副对联上。 “小甄老师，听说你写了一副对联，很有哲理？” 东西哥哥正在批改作业，见是校长，连忙站起来，摘下沾着红墨水的钢笔：“校长，您怎么来了？就是自己随便写的，挂墙上自勉。” 郑校长摆摆手，走进寝室，站在对联前端详起来。他看了好一会儿，不像张老师那样念出声来，只是嘴唇微微翕动，眉头时皱时松。看完了，他转过身，看着东西哥哥，嘴角挂着那副标准的校长笑容。 “小甄啊，这副对联，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你这是——去了极乐寺，有了感悟？” 东西哥哥点了点头，把那天游白云庵、极乐寺的经过简单说了一遍。说到静闲师太送佛经的时候，他从桌上拿起那本《初级佛学课本》，递给郑校长看。 郑校长接过书，翻了翻。扉页上那行“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映入眼帘的时候，他的手指停了一下。 “好，好。”他合上书，还给东西哥哥，“小甄，你这个人，跟别的老师不太一样。别的老师放假了，不是打牌就是喝酒。你倒好，跑到山上去跟师太论道。怪不得能写出这样的对联。” 他拍了拍东西哥哥的肩膀，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了一句：“这副对联，挺不错。” 东西哥哥愣了一下。郑校长已经迈着方步走远了。那个平日里威严得让人不敢靠近的校长背影，此刻竟然显出几分难得的温和。东西哥哥忽然想起虚怀谷说过的那句话——“郑校长这个人，看着冷，心里头有杆秤。” 消息传到学生堆里，反应就五花八门了。 刘二娃第一个跑来参观。他站在对联前，仰着头看了半天，挠挠后脑勺：“甄老师，这副对联是说，爹妈养孩子是欠了债？” 东西哥哥笑了，在他脑袋上轻轻拍了一下：“不是那个意思。这是佛家的说法，缘分和因果。你现在不懂没关系，记住就行。等你当了爹，就懂了。” 刘二娃吐了吐舌头：“那我还是晚点当爹吧，免得惹来一个讨债鬼。”话音刚落，他眼珠子一转，忽然大着胆子问了一句，“那——甄老师，你以后是想要儿子还是女儿？我听我爹说，女儿是来还债的，儿子是来讨债的。” 东西哥哥被这个冷不丁的问题噎了一下，推了推眼镜，竟不知如何作答。周围的同学哄堂大笑，刘二娃得意洋洋地做了个鬼脸，一溜烟跑了。 女生们叽叽喳喳地围着王红梅。王红梅是班长，又是语文课代表，正在给她们解释对联的意思。她解说了半天，女生们还是似懂非懂。倒是孙小梅忽然冒出一句：“那师生是不是也是缘？欠债还债那种？” 几个女生对视一眼，一个个忽然都抢着说：“那我们肯定是来还债的——甄老师对我们那么好。” 王红梅笑了一下，合上笔记本：“还债也好，欠债也好，反正咱们努力读书，不给甄老师丢脸就行了。”她嘴上这么说，却把自己誊抄的那份对联重新折好，小心翼翼地夹进了笔记本的塑料封套里。 只有美媛老师和丽媛老师，什么都没有说。 美媛老师那天傍晚路过东西哥哥的寝室门口，看见门半掩着，对联挂在墙上，墨迹已经干透了。她站在门口看了一眼，脚步顿了片刻。美媛老师没有出声，轻轻走了过去。走廊里传来她平底鞋踩在水泥地上轻微的声响，不紧不慢，渐渐远去。 丽媛老师呢？她第二天就拿着自己抄的那份对联，贴在了自己寝室的床头。有人问她为什么贴这个，她就大大咧咧地说：“写得好看，不行吗？”可她的眼神，在“缘”字和“债”字之间跳了又跳，像是在读一封只有她自己能看见的信。 转眼到了周末。丽媛老师忽然提议，再去一趟白云庵。她说她有个问题想请教静闲师太。 这回只有我们三个人——东西哥哥、丽媛老师和我。丽媛老师对东西哥哥说：“上次人多，我没好意思开口问。这回带金娃子去，他乖，不会乱说。”我使劲点头。其实我心里头明镜似的——丽媛老师哪里是有什么佛学问题要请教，她分明是想找个由头，跟东西哥哥一起走一段路。 深秋的山路比上次更安静了。桔树林的叶子落了大半，露出光秃秃的枝桠，枝头还挂着几颗被遗忘的青桔子，在风中孤零零地晃荡。楠竹林还是青翠的，可竹林里的石板路上铺了一层厚厚的竹叶，踩上去沙沙响，像是踩在时光的碎屑上。白云沟的溪水比上次更细了，石头露出水面，长满了青苔，滑溜溜的，泛着冷绿色的光。 到了白云庵，静闲师太正在院子里给菜地浇水。水瓢在她的手里稳稳当当的，一瓢一瓢地浇在萝卜缨子上，水珠在阳光下闪着光。看见我们来了，放下水瓢，双手合十，笑吟吟地迎了上来：“甄老师，丽媛老师，小施主，你们又来了。老尼姑昨晚打坐时，烛花爆了三次，就知道今天有客。” 丽媛老师走上前，合十还礼：“师太，上次人多，我没好意思开口。这次再来，想单独请教您一个问题。” 静闲师太点点头，引我们进了茅庵，照例在蒲团上坐下，拿起木鱼轻轻敲了一下。木鱼声在小小的茅庵里荡开，把所有浮躁的杂念都荡了出去。“施主请说。” 丽媛老师沉默了一会儿。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茅庵里安静极了，只有檀香袅袅地升起来，在从瓦缝漏下的阳光中缓缓盘旋。东西哥哥坐在旁边的蒲团上，侧过头看了她一眼，目光里有疑惑，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他大概猜到了她要问什么，却不敢确定。丽媛老师深吸了一口气，像是把全身的力气都攒到了这一句话上。 “师太，”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有些发抖，“我想问一个人。这个人对我很重要，可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之前有过一个女朋友，那个女孩子走了以后，他整个人都变了。瘦了好多，话也少了，箫也不吹了。我知道他心里苦，我一直在旁边守着。他想说话的时候，我陪他说话；他不想说话的时候，我就坐在旁边陪他沉默。可我什么都没对他说。” 她的声音越来越轻，像是在自言自语：“我怕说出来，连现在这点距离都保不住。” 茅庵里的空气忽然凝住了。静闲师太捻动佛珠的手指微微一顿，目光从丽媛老师低垂的脸上缓缓移向旁边的蒲团。 东西哥哥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双手平放在膝盖上，指尖却在微微发颤。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像是咽下了什么滚烫的东西。 静闲师太没有回答。她拿起那串木佛珠，一颗一颗地捻动着。嗒，嗒，嗒，木珠子撞击的声音在茅庵里格外清晰，每一下都敲在人的心坎上。 过了很久，她抬起头，目光从丽媛老师身上移到东西哥哥身上，然后又移回来。她微微一笑，那笑容里有慈悲，也有智慧：“丽媛老师，你读过《金刚经》那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吗？” 丽媛老师点了点头。 “你的心，住在哪里？” 丽媛老师低下头，没有回答。一颗泪珠从她的睫毛上滚落，砸在蒲团的稻草上，无声无息地渗了进去。 静闲师太不再追问，只是轻轻地说：“世间万物，皆有其时。花有花开的时候，果有果熟的时候。早了，花不开；晚了，果就烂了。你问我该不该说——老尼姑不能替你做主。但我要告诉你，说与不说，不在时机，在于发心。你若是为了求一个结果去说，那是贪；你若是为了让他知道他不孤单去说，那是慈悲。同样是说话，发心不同，因果就不同。你对他是哪一种？” 丽媛老师依旧没有回答，可她的耳根已经出卖了她。静闲师太看了她一眼，不再追问，只是捻动佛珠，幽幽地叹了一口气：“缘来缘去终会散，花开花败总归尘。该来的，自然会来；该走的，你留不住。”她顿了顿，那双阅尽世事的眼睛在昏暗的茅庵里忽然亮了一下，像是一盏被点燃的灯，“不该走的，你推，也推不走。” 丽媛老师全身微微一震。她没有抬起头，可我看见，有东西“嗒”地落在了她放在膝盖上的手背上。一滴。又一滴。在蒲团的稻草上洇开两朵深色的花。 回去的路上，三个人之间出奇地沉默。丽媛老师走在最前面，低着头一言不发，双手捧着静闲师太刚送的那本经书。一本薄薄的、用黄布包裹的《心经》，封面上画着一朵莲花。她没有回头，只是偶尔用指尖轻轻碰一下封面上那朵莲花，像是在触碰一道还不敢推开的门。东西哥哥跟在她后面，好几次侧过头想看看她的表情，却只看见她被山风吹乱的长发。他的手几次抬起来，又几次放下去。他想说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阳光穿过竹叶的缝隙洒在他们一前一后的身影上，把两个人的影子叠在一起，又分开，又叠在一起。 快出山口的时候，丽媛老师忽然停下脚步。她站在那里，背对着身后的东西哥哥，山风把她的马尾辫吹乱了，发梢在夕阳中飘成金色的丝线。时间好像停滞了好几秒。然后，她转过半个身子，脸庞隐藏在逆光的阴影里，对着他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我走在后面听不分明，只觉得山谷里忽然变得很安静，连溪流声都低了下去，只剩下那一句话，被风托着，飘进了东西哥哥的耳朵里。 “……知道吗？” 东西哥哥的脚步猛地顿住了。他站在那里，几尺之外，定定地看着丽媛老师。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东西——是意外，是震颤，是某种沉睡了很久很久的东西忽然被唤醒。深秋的阳光从楠竹林的缝隙里漏下来，洒在他脸上，把他瞳孔里的光染成了碎金。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一个字都没说出来。静闲师太的话仿佛还回荡在耳边——别人的一百遍道理，不如对的时候一句简简单单的话。 丽媛老师没有等他的回答。她转过身，脚步轻快地往前走了。马尾辫在肩头一甩一甩的，像是在春风中摆动的柳条。她捧着那本黄布包裹的《心经》，嘴里哼起了不知名的小调。那调子不成章法，却轻快得像山涧里的水花。山道两旁的野菊花开了，金黄一片，在风中轻轻摇曳，像无数只小小的手在鼓掌。 东西哥哥站在原地，望着那个越走越远的背影，忽然低下头，伸手按了按自己的胸口。那里头，有什么东西正在剧烈地跳动着，跳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想起了静闲师太说的那句话——不该走的，你推，也推不走。他抬起头，看着前方那个在野菊花丛中渐行渐远的背影，嘴唇微微一动，无声地念出了两个字。 然后，他迈开了脚步。不是跟在后头，而是大步追了上去。 贾镇长热情办寿宴 甄将军传讯觅亲人（1）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八章 贾镇长热情办寿宴 甄将军传讯觅亲人 第三十一回 贾镇长热情办寿宴 甄将军传讯觅亲人（1） 话说重阳镇的秋天，一年比一年深了。白果树的叶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转眼间，甄贤婆婆的七十岁大寿就要到了。 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能活到这个岁数的老人家，在镇上屈指可数。更何况，甄贤婆婆这一辈子，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年轻时丈夫一去不返，独自把儿子拉扯大，又在西岭的栗子树下捡了个弃婴。熬了大半辈子，熬到孙子考上了大学，如今熬到了古稀之年。镇上但凡上了点岁数的，哪个说起甄贤婆婆不竖大拇指？“那老太太，命硬。换个人，早被日子压垮了。” 消息一传出去，整个重阳镇都动了起来。 最先登门的是郑家。郑仁校长亲自带着妹妹郑美媛，提了两瓶泸州老窖、一盒龙凤呈祥的糕点，恭恭敬敬地送到甄贤婆婆手上。 郑校长握着老人家的手，笑容可掬。他那副标准的校长笑容搁在平日里，总让人觉得端着，可今天对着甄贤婆婆，声音里倒有几分难得的诚恳：“老太太，您是我们重阳镇的活历史。您的大寿，我们郑家必须得来。” 甄贤婆婆笑得合不拢嘴。她穿着家常的青布夹袄，坐在堂屋正中的藤椅上，拉了郑美媛的手左看右看，怎么也看不够。 郑美媛今天穿了一件淡蓝色的的确良衬衫，头发用素夹子别在耳后，清清爽爽的。甄贤婆婆越看越欢喜，拍着她的手背说：“美媛这丫头，越长越俊了。在学校里，可得帮衬着我们东西点儿。” 郑美媛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低着头，轻声说了句“老太太放心”，声音轻得像蚊子哼，便再也说不出话来。郑校长在旁边看了妹妹一眼，嘴角微微一弯，没说什么，只是端起茶碗来抿了一口。 紧接着，贾家的人也来了。大舅贾为精是镇长，又是甄贤婆婆的晚辈——他管甄贤婆婆叫“舅娘”——自然不能落在人后。他带着大舅妈和表弟，身后还跟着虚玉华虚秘书。虚玉华今天穿着一件豆绿色的套装，卷发上别了一只素净的发卡，手里捧着一个红绸包着的礼盒，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笑容，既不过分热情让人觉得谄媚，也不过于冷淡让人觉得疏远。 大舅把礼单递到月生伯伯手里，礼单是用大红纸写的，毛笔字是虚玉华的手笔，一笔一画端端正正。月生伯伯低头一看，上面写着：上海牌全钢防震手表一块，红双喜保温瓶一对，毛料布两丈。那时候这些东西可都是紧俏货，光那块手表就要一百二十块钱，还得凭票购买。月生伯伯捧着礼单，手都有些发抖——他做了大半辈子茶馆生意，迎来送往见过不少人，可这样贵重的贺礼，还是头一遭。 他只说了句：“为精兄弟，这礼太重了……” 大舅拍拍他的肩膀，截住话头：“大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舅娘拉扯大这一大家子不容易，我这做晚辈的，孝敬是应该的。”说着，他凑近月生伯伯耳边，压低声音补了一句，“大哥，舅娘的寿宴，我已经跟县里汇报了。县统战部的领导很重视，说要亲自来祝寿。这可是咱们重阳镇的光荣！” 月生伯伯听了，有些不敢相信——统战部领导亲自登门，他这辈子想都没想过。 虚家也没落下。虚怀谷教导主任代表虚家前来，送的是一副自己亲手写的百寿图。他走进院子的时候，特意让两个学生帮忙抬着那幅装裱好的红绸卷轴。卷轴一展开，满院子的人都围了上来——一百个“寿”字，楷行草隶篆，字体各不相同，有的大如拳头，有的小如指甲盖，错落有致地布满了整幅红绸。更难得的是，一百个“寿”字没有一个是重样的，每一个字都有自己独特的筋骨和神态。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花了大力气的——光是练这百种写法，少说也得小半年。 虚怀谷站在一旁，依旧是那副标准的教导主任笑容，谦虚地说：“写得不好，聊表心意。”可谁都知道，虚主任的书法在重阳镇是数一数二的，这副百寿图，少说也值几十上百块钱。 有人开玩笑道：“虚主任，你这‘写得不好’，把别人的‘写得好’都比下去了。”虚怀谷摆摆手，脸上难得露出一丝真切的谦逊。 甄贤婆婆的七十大寿，就这么从一个家族聚会，变成了一场牵动全镇的大事，又变成了一场涉及县统战工作的政治活动。 大舅贾为精更是格外重视。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家族聚会，更是一次重要的统战活动——甄贤婆婆是台属，她的丈夫甄贤公公还在台湾，退役前是国民党少将，那是相当高级的将领。如果能通过这次寿宴，跟台湾那边搭上线，促成老先生回乡探亲，甚至再进一步——把台商引到重阳镇来投资，那可是天大的政绩。 因此他亲自出面协调，调动了所有的人脉资源。镇长办公室的灯，那几天亮得比平时晚了许多。虚玉华抱着一摞文件进进出出，脸上挂着职业化的笑容，脚下的高跟鞋踩在镇政府走廊的水泥地上，笃笃笃地响个不停。 有一次我在走廊上听见她对大舅说：“镇长，县统战部的秦副部长已经确认出席了。叶主任也来。主桌设在甄家茶馆正堂，菜式已经跟老钱头对过——八凉八热一汤一羹，按接待县级领导的标准。您看座位怎么安排？” 大舅沉吟片刻，用手指在桌上划了个圈，那圈正好圈在名单上“甄东西”三个字上：“主桌。把东西也安排在主桌——他是嫡长孙，又是全县优秀教师，能在两位领导面前为咱们镇上争个脸。” 虚玉华点点头，在座位图上记了一笔，又追问了一句：“丽媛老师呢？”大舅抬眼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虚玉华便没再问，低头在备注栏里写了几个字。 按照重阳镇的风俗习惯，谁家做生整酒，一般是前后搞三天。 头天下午，由各家的当家男人出面，带着礼金去做寿的家里去“帮忙”。说是“帮忙”，其实并非真的要做什么粗活累活——主人家还怕你毛手毛脚砸了碗、打翻灶台呢——而是让人家好提前把人数核实了。 这个风俗，说白了就是一场提前的摸底。重阳镇的人好面子，要是客来了没吃上席，传出去能笑话你好几年，说你家不会办事；可要是剩下一堆菜倒掉喂猪，那也是败家的名声，同样让人戳脊梁骨。 所以每逢红白喜事，主人家最愁的就是这个：人算不如天算，菜备多了是浪费，备少了更丢脸。提前一天去“帮忙”，实际上是去报备来多少人。 月生伯伯在大红礼簿上一笔一笔地记录着。每一笔礼金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张三家送了二十块，李四家送了十五块，王家送了一只老母鸡折价八块，赵家送了两斤红糖折价三块五。这些账目，将来都是要记着还人情的。在每个客人后面的括号里还备注了明天到的人数。他写得手指都酸了，索性把钢笔往衣兜里一插，直起腰来。 抬头望着院子里黑压压的人头和还在源源不断涌进巷口的人流，脸上的表情又是喜又是愁。喜的是老娘的人缘这么好，整个镇子都念着她的恩情；愁的是——这么多人，明天的席面怎么够？ 本来，月生伯伯和我爸爸他们几个早先预计办一百二十桌酒席就够了。一百二十桌，在重阳镇已经是了不得的排场了，除了当年郑家嫁闺女，还没有谁家办过这么大的流水席。可从提前祝贺的礼单上看，光是镇上三个家族提前招呼过的人，就已经远远超出了一百二十桌的预算。还不算县里要来的领导和随行人员、龙门镇莫愁姑姑那边的亲戚、学校里东西哥哥的同事和学生家长——粗粗一算，至少还得加四十桌。 面对这种情况，月生伯伯当机立断，把我爸和月色叔叔叫到一旁，三个人蹲在院墙根下紧急磋商。我爸说：“四十桌不是小数，光是碗筷就不够。” 月色叔叔说：“碗筷可以找街坊邻居借，实在不行就把学校的食堂也征用了。问题是——菜呢？” 月生伯伯沉吟片刻，把烟头往地上一摁，站起身来，斩钉截铁地说：“菜的事我去办。镇上肉铺的肉不够，我连夜去龙门镇调。碗筷借用学校的，桌子椅子把教室里的课桌全搬出来，铺上红纸就是席面。厨房——就在镇政府食堂隔壁，垒三口大灶、八张案板，请老钱头亲自掌勺。” 老钱头是贾家包子铺贾老板的连襟，平时在龙门镇给人做红白喜事的席面，手艺在十里八乡都是出了名的。他做菜有个规矩：从不看菜谱，全凭手感。盐抓一把撒下去，不多不少刚好咸淡适中；花椒粉手一抖，麻味刚刚好不冲口。他接到信儿，二话不说，把家里的围裙往肩上一搭就赶了过来。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一百六十桌？够我忙一夜的。月生你放心，俺老钱别的本事没有，做席面还没塌过台。” 那一夜，重阳镇的灯火亮了很久。 临时厨房里，老钱头光着膀子挥舞锅铲，肩上搭着一条白毛巾，汗珠子从额头上滚下来落进锅里，他也不在乎。锅里翻腾着红亮亮的回锅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片在热油里卷起了边，豆瓣酱的香味混着蒜苗的清香顺着夜风飘过了整条街。 几个帮忙的妇女围坐在院子里择菜、洗菜、切菜，刀起刀落哐哐当当响个不停，一边忙活一边拉家常——东家的媳妇怀了二胎，西家的小子考上了初中，南街的茶馆要盘出去，北巷的豆腐坊换了老板。镇上的人情世故，在洗菜池边被翻了个遍。 几个半大小子负责搬桌子、摆碗筷、挂红灯笼。刘二娃是搬运队的主力，一个人扛两条长凳还能跑得飞快。东西哥哥也在其中。他挽着袖子，搬完碗筷又从街口的水井边提来满桶的凉水，把从学校搬来的课桌一张一张擦得干干净净。从学校到街口这段路，他来来去去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中山装的肩背处被汗浸出了一片深色的印子，汗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最后结了一圈白花花的盐霜。他额前的长发被汗水黏在眼镜框上，他也顾不上撩开。 丽媛老师在街口负责挂红灯笼。每挂好一盏，她就从梯子上退下来，手搭凉棚往后退几步看看歪没歪。搬桌椅的队伍从她身旁经过，她便高声喊一句“最后一排往左边去一点”，嗓音清亮，混在满街的喧嚣中异常醒目。 东西哥哥提着水桶经过她身边，她把剩下的最后一个灯笼递给他，让他挂在最高的那根枝桠上。他仰头去够树枝的时候，丽媛老师在下面扶着梯子，抬头望着他肩背上的盐渍，忽然轻声说了一句：“你衣服上都是盐，回去我给你洗。” 东西哥哥没有回头，手上系红绳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应了一声：“嗯。” 镇上的灯火星星点点，和天上的星光交相辉映。大榕树的影子在夜风中轻轻摇晃，七杀碑和无字碑并肩立在街口，碑面上映着流动的灯火光影。 贾镇长热情办寿宴 甄将军传讯觅亲人（2） 第三十二回 贾镇长热情办寿宴 甄将军传讯觅亲人（2） 甄贤婆婆七十大寿那天，天气好得不像话。秋天的太阳暖洋洋地挂在东山顶上，把整座重阳镇照得金灿灿的。万里无云，天空蓝得像一块刚洗过的绸布，连东山上的黄毛草都被阳光镀了一层金边。白果树的叶子在晨风中飒飒作响，叶片上的露水还没干透，一颗一颗亮晶晶的，像碎银子。 大榕树下已经摆开了流水席的阵仗——方桌从街口一直排到了街尾，每张桌子上铺着大红塑料布，用石头压住四角固定。红灯笼挂满了古驿道的两侧，一串接一串，像两条火龙从七杀碑一直蜿蜒到接官亭。 我们起了个大早。月生伯伯穿了一件崭新的藏青色呢子中山服，扣子擦得锃亮，头发用水抿得根根分明。他站在街口，手里拿着那份大红礼簿，脸上挂着笑，既是迎宾，又是指挥。每来一波客人，他就要拱手作揖，嘴里说着“慢待慢待”，然后转身对身后的人喊一声“西街赵家的客，带到位！” 身后帮忙的人各就各位——端盘子的、烧火的、切菜的、摆碗筷的，人人肩上都搭着一条白毛巾，走起路来风风火火。东西哥哥也在其中，正挽着袖子弯腰往桌上分发红纸和毛笔，方便来宾留名签到。 老钱头在灶前忙得满头大汗，锅铲翻飞，油滋啦作响，他用袖子抹了把额头，顺手把毛巾往肩上一甩，扯开嗓子喊了一声：“第一轮——走——菜——！”那声拖得老长，尾音还没落，端盘子的已经鱼贯而出。 流水席每轮开四十桌，一轮吃了接着开下一轮。红油滚滚的水煮鱼，上面浮着厚厚一层花椒和干辣椒，筷子一拨，雪白的鱼肉翻上来，麻辣鲜香直冲脑门；金黄酥脆的酥肉，炸得外焦里嫩，咬一口满嘴油；热气腾腾的粉蒸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垫底的南瓜吸饱了肉汁，比肉还抢手；麻辣鲜香的辣子鸡，鸡丁炸得焦黄，在红辣椒堆里翻找鸡丁成了每桌的乐子；清甜爽口的醪糟汤圆，一颗一颗白嫩嫩地漂在碗里，解腻又解辣。 菜一道接一道地端上来，桌子上的盘子摞得像小山一样高。宾客们围坐在一起，筷子翻飞，觥筹交错，吃到尽兴处，划拳行令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哥俩好啊！五魁首啊！八匹马啊！”——笑声、喊声、碗筷碰撞声混在一起，把古驿道上的鸽子都惊飞了好几群。 宴席从中午十一点开到下午三点，整整四个小时，流水席转了四轮，一百六十桌酒席全部派上了用场，连备份的菜都见了底。老钱头在灶前足足站了四个多小时，两条腿都站肿了，可看着满街吃得红光满面的宾客，他靠着灶台咧嘴直笑。 赴宴的宾客里，有三大家族的头面人物——郑仁校长带着郑家老小，虚怀谷虚主任代表虚家，贾家更是全员出动； 学校的老师们坐在靠街尾的一桌，把酒言欢，难得不用备课，个个都喝得面红耳赤；学生家长们借着敬酒的机会，挨个向东西哥哥道谢，有夸他几何教得好的，有夸他态度认真的，还有非要敬他三杯表示感谢的； 龙门镇的亲戚们占了整整五桌，莫愁姑姑系着围裙在旁边帮忙传菜，冷姑爷蹲在角落里抽烟，时不时被人拉起来灌一杯酒； 街坊邻居更不用说，有的是全家老小一起来的，小孩子们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被大人拽出来就打一下屁股，哇哇哭两声，转过脸来又嘻嘻哈哈地跑了。 正热闹着，大舅贾为精急匆匆地从街口跑了过来。他今天穿了一件灰色的新式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胸口别着一枚党徽，头发梳得油光锃亮，额头上沁着细汗。他一路小跑，远远地就朝月生伯伯招手，身后的虚玉华踩着高跟鞋追得气喘吁吁，怀里还抱着一个文件袋，直喊“镇长慢点，东西要掉了”。 大舅跑到月生伯伯面前，弯着腰喘了两口气，压低声音却压不住语气里的激动：“大哥，县委统战部的秦副部长和台办的叶主任到了！车已经停在街口了！快，快带我去迎！” 月生伯伯一听这话，手里的礼簿差点掉了。他赶紧整了整衣领，招呼上东西哥哥，跟着大舅快步走向街口。 甄家茶馆门前临时设的主桌上方，悬着那副虚怀谷亲手写的百寿图，一百个“寿”字在秋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秦副部长约莫五十来岁，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挂着亲切且庄重的笑容。 叶主任年轻些，四十出头，戴着金丝眼镜，胳肢窝里夹着一个鼓囊囊的公文包，整个人看起来斯斯文文，一看就是个笔杆子。 大舅走在前面引路，将两位领导引到主桌前。 甄贤婆婆早已站起身来。她穿着一身崭新的枣红色缎面棉袄，端端正正地站在那儿。她的头发花白了一大半，可梳得整整齐齐，在脑后挽了一个髻，别着一支银簪子——那簪子是她当年出嫁时的嫁妆，平日里舍不得戴，今天特意翻出来别上了。 她脸上难得地施了薄粉，两颊微红，整个人看起来精神矍铄，不像七十岁，倒像五十出头，不见一丝老态。 “舅娘，这位是咱们县委统战部的秦副部长，这位是叶主任。他们两位是特意赶来为您老祝寿的！”大舅引介完毕，站直了身子，清了清嗓子，用那种在镇里开大会时才用的洪亮腔调朗声说道，“我首先代表镇党委、镇政府，祝舅婆生日快乐。祝愿您老健康长寿，寿与天齐！” 他话音刚落，满街的宾客自发鼓起掌来，掌声顺着古驿道传出老远，连在街尾抱菜的小孩都跟着拍起了手。 秦副部长也连忙伸出手，和甄贤婆婆握了握。他的手很暖，很有力，握住了就不舍得松：“老人家，我和叶主任受县委领导委托，代表组织前来向甄老夫人七十大寿表示热烈祝贺。祝福甄老夫人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他说完，又微微弯下腰，凑近甄贤婆婆耳边，压低声音加了一句，“老太太，今天给您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等会儿酒席散了，我跟您说。” 甄贤婆婆激动得热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她忙不迭地点头致谢，声音微微发颤：“感谢大家来为老婆子做生，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刻。我活了七十年，今天是人最多、最热闹的一天。谢谢大家，谢谢领导！”她说完，转身对着满街的宾客也鞠了一躬，引得台下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秦副部长微笑着示意叶主任。叶主任连忙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大红包，双手递给月生伯伯。那红包鼓鼓囊囊的，红纸上印着金色的“寿”字，在阳光下泛着喜庆的光泽。月生伯伯接过红包，双手恭敬地捧着，弯腰致谢：“感谢组织关怀，感谢三位大领导能出席家母七十大寿宴会，我们全家倍感荣宠。我代表我母亲及全家人，热烈欢迎三位领导光临。请，请上座！” 秦副部长和叶主任在主桌落了座，大舅陪在左手边，东西哥哥陪在右手边。 虚玉华忙前忙后地张罗着倒茶敬酒，卷发在秋风中轻轻飘动。她今天穿着一件得体的浅灰套装，既不喧宾夺主，又落落大方。她给秦副部长倒茶的时候，秦副部长抬头看了她一眼，笑着对大舅说：“贾镇长，你这位秘书，一看就是个能干人。” 大舅哈哈一笑：“秦部长慧眼。小虚同志确实是我的得力臂膀。”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在宴席上，大家围绕祝寿的主题，说了许多吉祥如意的话，气氛热烈而欢快。可不知是谁先起的头——好像是秦副部长自己先提了一嘴“甄贤老先生”——话题最终还是慢慢转到了那位远在台湾的老人身上。 大舅早就等着这一刻了。他放下酒杯，站起身来，理了理衣领，朗声说道：“秦部长，容我给您正式介绍一下。”他朝东西哥哥伸出手掌，做了个“请”的姿势，“这位是我们重阳镇中学的甄东西老师，他就是甄贤先生的嫡长孙，也是我们重阳镇近年来最有成就的青年骨干教师。他所教的几何学，在全县统一考试中两次夺得第一，受到县教育局表彰，被学校破格提拔为毕业年级教研组组长。这不仅是甄家的骄傲，也是我们重阳镇教育战线的骄傲！” 秦副部长顺着大舅的手势看向东西哥哥，眼睛一亮，举起酒杯对甄贤婆婆说道：“甄老夫人，您真是好福气。自古英雄出少年！甄贤先生在台湾若是知道有孙如此成才，定然欣喜若狂。对不对，镇长同志？” 大舅连忙附和道：“秦副部长说得极是。咱们东西老师确实是文采风流，是个难得的人才。他在学校不光教书教得好，还会写诗、写、编对联，去年在省报上发表的还得过奖。咱们镇上那副‘家有千书穷攻而不舍必成大器’的对联，就是他写的！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咱们中学还得好好培养他、锻炼他！” 秦副部长转向东西哥哥，举起酒杯：“小甄同志，我敬你一杯。咱们县的年轻人，都要向你学习。” 东西哥哥连忙双手举杯，杯沿刻意低了三分，腰杆挺得笔直，目光恭谨却不卑怯：“谢谢秦部长、谢谢叶主任，也谢谢贾镇长。我所取得的成绩微不足道，这不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是我们班全体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更是我们学校和镇各级组织培养教育的结果。我爷爷当年立无字碑时，想必也是想告诉后人——功劳归集体，成绩属大家。” 这话说得既谦逊又得体，还巧妙地呼应了甄家的历史，秦副部长显然很满意，连说了两个“好”字。他侧身和叶主任交换了个眼色，放下酒杯，又问了东西哥哥的教学情况、带的班级多少人、学生考得怎么样，东西哥哥一一作答，条理清晰，不卑不亢，偶尔还不轻不重地补一句“我们郑校长也在大力推动教改”，把郑校长也夸得红光满面，在旁边连连摆手。 酒席散后，宾客渐渐散去，帮忙的人开始收拾碗筷桌椅。老钱头坐在灶台边上，用毛巾擦着汗，面前摆了一碗月生伯伯特意给他留的粉蒸肉，算是犒劳。大红灯笼在微风中轻轻晃荡，桌上的碗盘撤去了大半。 贾镇长热情办寿宴 甄将军传讯觅亲人（3） 第三十三回 贾镇长热情办寿宴 甄将军传讯觅亲人（3） 秦副部长和叶主任单独把大舅叫到了一旁的回廊下。秦副部长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几分，神色变得郑重。他示意叶主任，叶主任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盖着红色公章的函件，双手递到秦副部长手里。秦副部长接过函件，确认了一下纸页的平整，才转向大舅。 “贾镇长，今天除了给甄老夫人祝寿，我们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通气。”他的声音压低了几分，语气却比酒桌上沉了十倍。“甄贤老先生在台湾，这些年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家人。他通过人托人的方式，辗转托了好几个渠道，才把这封信送到了我们县的对台部门。” 秦副部长把函件展开，指尖点在落款的红色印章上，“老先生在信里说，他年纪大了，七十六了，身体也大不如前——腿脚不便，心脏也不好。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找到老家的亲人，叶落归根，魂归故土。他恳请我们批准他回乡。这不仅是你们甄家的事，更是咱们县对台统战工作的一件大事。组织上高度重视，县委专门开了会研究，已经将此事列为今年的重点涉台事项。” 大舅接过信函，手指微微发颤。他低头看着那枚鲜红的公章——每一个字都像一枚钉子，结结实实地钉进了他心里。他抬起头，望着院子里正被众人簇拥着切寿桃的甄贤婆婆。 寿桃是莫愁姑姑亲手蒸的，个个白胖如月，上面点着红曲，老人家正一刀一刀地切着，脸上笑开了花。夕阳洒在她花白的发髻上，泛着一层温暖的金光。 大舅在心中翻滚了许久的那个念头终于冲破了胸腔——她等了五十多年。从少妇等到白发，从丈夫出征等到孙子教书。无字碑前的黄昏，是别人家的饭后闲话，却是她一生的执念。如今这个人还活着，在台湾。他要回来，他要回家。大舅抬头再看那份函件，指尖使劲攥紧纸边，郑重地向秦副部长点了点头：“秦部长，您放心。我们镇上一定全力配合。” 他随即将两位领导引进内室，关上房门。内室里只有他们三个人，灯光一直亮到了傍晚。隔着门板，隐约能听见他们的谈话声——秦副部长在说“答复台湾方面的书信措辞，既要体现组织的关怀，又要把握好政策分寸”；叶主任在说“老先生从台北飞到香港，再从香港转机到深圳，这一路都得有人照应”； 大舅的声音最响亮——“县里要办两岸探亲交流座谈会，到时候咱们重阳镇就把甄贤婆婆这一家作为重点台属代表”。他们讨论着老先生的回乡路线、接待方案、座谈会的发言稿准备，甚至细到安排卫生院提前来给甄贤婆婆做一次身体检查，确保老太太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丈夫。 月生伯伯端着茶壶在门外徘徊了好久，想送茶进去，又怕打扰；几次举起手敲门，又几次放下来。 院墙边，帮忙搬桌椅的东西哥哥正扶着最后一张课桌往学校走。他肩上蹲着一只溜出来的虎斑猫，正眯着眼往晚霞深处望。他顺着猫的目光看过去——天边那道火烧云，铺得那么宽、那么远，像是要从重阳镇一直铺到台湾海峡的对岸去。 秦副部长走后，大舅就让人把一封密信带到了甄贤婆婆手里。 送信的不是邮递员，是虚玉华。她那天破例没有穿高跟鞋，换了一双平底布鞋，脚步轻得几乎没有声响。她走到甄贤婆婆的院子里，把一封信双手递过去，声音比平时低了三分：“老太太，这是镇长让我亲自交给您的。您慢慢看，有什么话，您让人带个话到镇上就行。”说完，她鞠了一躬，转身走了。高跟鞋换成布鞋，走得比高跟鞋还急，像是在躲避什么。 甄贤婆婆接过信，没有马上拆开。她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把那封信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信是牛皮纸的，封口打着火漆，火漆上盖着县对台办公室的红章。她的手指摸过那枚红章，又摸过火漆上凸起的纹路——像是在摸一件隔了五十多年的旧物。 然后，她拆开了信。 夕阳透过白果树的枝叶洒在她身上，把她的侧影染成一幅斑驳的剪影。院子里只有她一个人，连平日里总在她脚边绕来绕去的老花猫也不见了。她看信的动作很慢，一行一行地看，有时候看完了又折回去，把前几行再读一遍。她的手一直在抖，信纸簌簌作响，像是在风中哭泣的树叶。 月生伯伯从茶馆回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他推开门，看见老娘坐在院子里，手里攥着一封信，脸上泪水纵横，却笑得像一朵绽开的秋菊，把他吓了一大跳。他快步冲过去，声音都变了调：“妈，您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甄贤婆婆把信递给他，手还在抖：“你爹还活着，你爹还活着。你爹……要回来了。” 她说完这句话，再也忍不住了，把头埋在月生伯伯的肩膀上，失声痛哭。她哭得浑身发抖，像是要把这五十多年攒下来的眼泪，全倒出来。 月生伯伯扶着老娘，自己的眼眶也红透了。他读了信，手抖得几乎拿不住那张薄薄的信纸。信是县统战部代拟的，措辞客气而庄重，但大意很清楚：甄贤老先生，现居台湾，年事已高，通过多方辗转联系到南疆县对台部门，表达了叶落归根、回乡探亲的强烈愿望。县里高度重视，已复函表示欢迎，目前正在办理相关手续。请甄老夫人及家人安心等候，一有确切消息，将第一时间告知。 “爹还活着……”月生伯伯喃喃地重复着这几个字。五十多年了——五十多年！他记事的时候就没见过父亲的面。从小到大，他无数次站在镇口的无字碑前，想象过那个素未谋面的男人是个什么模样。现在，那个人还活着，他要回来了。 消息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古井，当天夜里就传遍了三街六巷。先是月生伯伯请人连夜赶到龙门镇去通知莫愁姑姑，然后住在隔壁几家的老师们从月生伯伯家门口经过时听到了屋内的哭声，探身进去问候了几句，出来的时候神情各异——有的红着眼眶替甄家高兴，有的感慨万千地说“五十多年了，要是真能回来见一面，也算是老天开了眼”。 等第二天天亮时，全镇人都知道了：七杀碑前那个等了五十多年的甄贤婆婆，终于等到了。无字碑下那个一心想刻字却来不及的人，要回来了。 莫愁姑姑是第二天一早赶到的。她接到信儿之后，一夜没睡，天不亮就让冷姑爷骑自行车载着她往重阳镇赶。冷姑爷把自行车蹬得飞快，十八里山路，平时少说也得小半天，那天他愣是只用了不到两个时辰。 进了甄贤婆婆的院子，莫愁姑姑扑通一声跪在养母面前，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娘，我爹要回来了！我爹……” 她自己就是被亲爹亲娘丢弃的弃婴，一辈子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如今养父要回来了，她心里的滋味比谁都复杂。 冷姑爷站在旁边，搓着手，眼圈也红了。他想劝两句，可张了张嘴，终究什么都没说出来。只是从兜里掏出一条皱巴巴的手帕，递给了莫愁姑姑。那条手帕还是莫愁姑姑给他缝的，上面绣着一对歪歪扭扭的鸳鸯——她当年的手艺实在不怎么样，可冷姑爷一直用到了现在。 月生伯伯静静地等母女俩哭了一会儿，才搬了把椅子在旁边坐下，拿着那封信，把上面的话一句一句念给莫愁姑姑听。莫愁姑姑听完，擦了一把眼泪，忽然抓住月生伯伯的袖子，急切地问：“信上说，爹要回来。什么时候？具体哪天？我们好准备……” 没有人知道具体的归期。信上除了“正在办理相关手续”这一句，什么都没有。从台湾到四川，隔着海峡，隔着几千里路，隔着五十多年的光阴，手续岂是一朝一夕能办完的？ 可终究，人活着，信也到了。 这就够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甄家的每一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等待着。 月生伯伯把茶馆的事务交给了我爹帮忙打理，自己则开始整理老宅。他找人来翻修了甄贤婆婆住的那间屋子的屋顶，换掉了漏雨的瓦片，重新粉刷了墙壁。 他又让人把堂屋收拾出来，把甄贤婆婆当年陪嫁的那张八仙桌重新搬出来，擦得锃亮，摆在正中央。他在桌上放了两副碗筷，两把椅子，并排靠着。有人问他为什么放两副碗筷，他说：“到时候爹回来了，和娘一块儿吃顿团圆饭。这桌子，等了五十多年了。” 莫愁姑姑回了龙门镇，把自己种得最好的红薯干、最入味的酸豆角、最红的干辣椒，一样一样地攒了起来。她对冷姑爷说：“我爹在台湾，肯定吃不着家乡的东西。这些，都给他留着。” 她又去镇上扯了几尺布，一针一线地给甄贤公公纳了一双布鞋。她的针脚不密，歪歪扭扭的，比当年给冷姑爷绣鸳鸯也好不到哪儿去，可她每一针下去，都像是在纳进五十多年的思念。 冷姑爷在旁边刻着手杖，看了她一眼，没有多说。他理解妻子的这种等待——他当年等莫愁从重阳镇嫁到龙门镇，不过等了半年，就觉着日子长得喘不过气。而他的岳母，等了整整五十年。 东西哥哥没有说什么。他把那封信抄了一份，夹在静闲师太送给他的那本《初级佛学课本》里。然后，他一个人又去了一趟极乐寺，在观音菩萨面前上了一柱香，拜了三拜。 转身走到天王殿前，在那尊大肚弥勒前站了许久。“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他抬头望着那副对联，想起静闲师太念过的那句“不该走的，你推，也推不走”。他一直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如今好像忽然有些懂了。不是参透了，而是心里头那股说不清的期待，把许多困惑轻轻地熨平了。 而甄贤婆婆自己，依旧是每天傍晚，牵着月生伯伯的手，走到街口的接官亭前，痴痴地望着那条向东延伸的驿道。她身后，七杀碑和无字碑并肩而立，石面被晚霞烧得滚烫。她的背比往年更佝偻了一些，可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亮。她望着那条路，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和远方的某个人，说着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见的话。 月生伯伯站在她身后，没有说话。他伸手理了理她肩上的披肩，挡住了晚秋的凉风。远处东山寂静，炊烟袅袅。那条路，五十三年前，一个男人骑着一匹乌骓马从这里消失，再也没有回来；五十三年后，一封盖着红章的信，替他说了一句——我要回来了。 贾镇长热情办寿宴 甄将军传讯觅亲人（4） 第三十四回 贾镇长热情办寿宴 甄将军传讯觅亲人（4） 话说那封信到了之后，大舅的热乎劲儿非但没散，反而越烧越旺。从寿宴那天秦副部长和叶主任关起门来谈了那番话之后，他脑子里就一刻没停过——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了小山，搪瓷缸子里的浓茶续了又续，喝到后来，茶叶把茶碱全泡出来了，苦得他直皱眉，可他还是舍不得倒——那是月生伯伯从茶馆里匀给他的上好茉莉花茶，平日里他舍不得喝，这时候也顾不上品了。 这天一早，大舅把虚玉华叫到办公室，关上门，还把窗帘也拉上了半截。他坐在办公桌后面，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脸上挂着笑。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副表情意味着他脑子里正在转一件大事。 “小虚，甄贤老先生要回来的消息，你跟县对台办那边跟得紧一点。”他伸出一根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有什么进展，第一时间告诉我。另外，镇上不是还有几个项目没找到投资吗？茶叶加工厂那套新设备还在仓库里落灰，八宝琉璃井的矿泉水开发方案做好了大半年没人接招——” 虚玉华从公文夹里抽出一张表格，轻轻放在大舅桌上。她胸有成竹说道：“镇长，咱们镇目前在推的三个重点项目——茶叶加工厂扩建、八宝琉璃井矿泉水开发、古驿道沿线旅游项目。招商材料这两天正在重新整理，每一个项目我都做了两套方案：一套是面向国内客商的，内容务实；一套是专门给台商看的，把两岸血缘和甄老先生的故园情结放在了醒目位置。等甄老先生到了，随时可以汇报。” 大舅低头看着那张表格。表格做得干净利落，每个项目后面都详细标注了投资规模、预期收益、合作模式、需要对接的主管单位，甚至把县里相关的优惠政策也一条条罗列得清清楚楚。他越看越满意，伸手拍了拍脑门，习惯性地发出啪的一声脆响。这动作，和他曾祖父贾算盘低头拨算盘珠子时如出一辙，只是贾算盘拨的是木珠子，他拍的是活脑瓜。 “小虚，你办事，就是让人放心。”他把表格折好，放进上衣口袋里，拍了拍，确保妥帖了，“上次秦副部长说，台商到大陆投资正是好时候。咱们如果能把甄先生请到镇上来走一圈，让他亲眼看看这些年家乡的变化，再通过他牵一牵线——” “搭一搭桥。”虚玉华接过话头，嘴角微微一翘，“最好是引几个台商过来投点资。” 两个人对视一眼，都会意地笑了。可那笑意还没来得及在脸上铺满，大舅的眉头又微微皱了起来。他拿起搪瓷缸子抿了一口，苦得眯了眯眼睛，说：“不过小虚，这事先别到处声张——老先生人还没到家，咱们先把准备工作做扎实。”虚玉华点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转身出去了。高跟鞋踩在走廊的水泥地上，笃笃笃，节奏比平时快了几分。 东西哥哥这边，另有一番心思。 自从秦副部长在寿宴上当着一桌人的面问了那句“小甄今年多大了？耍了女朋友没？”之后，东西哥哥的个人问题，忽然就从甄家内部饭桌上的几句玩笑话，变成了一件被摆在“组织工作”层面上的重点交办事项。 那天寿宴上，叶涗功叶主任喝了几杯酒，脸红得像关公，拍着胸脯当众保证，要把给东西哥哥介绍对象的事当作“对台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当时大家都当他是酒桌上顺嘴说个大话——叶主任是台办主任，对台工作千头万绪，哪里轮得到操心一个小教员耍不耍朋友？可没想到，叶主任回到县里，当真了。这世上怕就怕“当真”二字——尤其是酒桌上的“当真”。 酒醒之后的叶主任不但没有反悔，反而觉得自己在寿宴上拍了胸脯，是当众立了军令状，不落实就是食言。 没几天，一封信从县对台办公室寄到了重阳中学。 信是叶主任的亲笔，用的是对台办的牛皮纸信封，信纸上印着红头，内容却很“私人”。他在信里说，他已经跟教育局的花局长和卫生局的严局长都通过气了，两位局长表示非常支持。 花局长说，县直属中学里有好几个年轻女老师，模样周正，性格温柔，愿意牵个线；严局长更直接，当场拿了张表出来，把县医院那些未婚的女护士、女医生挨个念了一遍，足足列了七八个名字。 信末，叶主任用钢笔写道：“请小甄同志抽空到县里来一趟，我亲自给你介绍。这是组织上交给你的又一项‘光荣任务’，不得推辞。” 署名旁边还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叶主任实在不是画画的料，那笑脸的嘴咧得太开，怎么看都有点像要咬人。 叶主任的面子不能不给——人家堂堂台办主任，亲自写信做媒，这是抬举；可若真要去县里“相亲”，他光是想象一下那个场面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在一间陌生的办公室里，对面坐着一个陌生的姑娘，叶主任坐在中间笑呵呵地介绍：“这位是甄老师，全县数学第一；这位是小李，打针不疼……”这不是他想要的相遇方式。 他脑海里晃过一个身影——那个陪他上山用黄泥糊墙洞、在白云庵的蒲团上嗓音发颤地问佛理、在月光下并肩搬完桌椅后又替他系灯笼的身影。那个身影没有主动说过什么，却一直在最恰当的时候站在他身边。他重新推紧抽屉，决定先把这封信晾一晾。桌上还堆着两个班的作业没批，毕业班总复习的油印讲义也只刻了一半。 可他不急，有人替他急。 丽媛老师是在教职工大会上听到这个消息的。郑校长宣读完文件之后，合上文件夹，笑眯眯地随口提了一句：“咱们甄老师，马上就要忙起来了——县里叶主任亲自给他介绍女朋友了，据说有好几个候选人呢。” 台下响起一片善意的哄笑和起哄，有人拍桌子，有人吹口哨，有人喊“甄老师请客”。丽媛老师也在笑，嘴角规规矩矩地弯着，可那笑容僵在脸上，没能传到眼睛里。她把腿上的教案本一把卷起来塞进帆布包里，用力过猛，封皮被捻得翘起了角。 散会后，她一个人抱着帆布包在操场上走了好几圈，绕了一圈又一圈，白球鞋踩在泥地上，留下两行深深浅浅的脚印。暮色四合，操场边上一排白杨树被晚风吹得哗哗响，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只是后来有学生说，那天傍晚看见丽媛老师在校门口的发廊里坐了很久。 出来的时候，她那头一直随意披散的乌黑长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发梢在晚风中轻轻扬起，整个人的气质为之一变。理发师追出来喊：“老师，你剪下来的辫子不要了？”丽媛老师回过头，看了一眼那把躺在玻璃柜台上、还带着微微弯度的青丝，只说了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第二天，虚玉华意外地出现在了丽媛老师的寝室门口。她们两家虽然是亲戚，平日里来往却不算多。虚玉华倚在门框上，目光越过丽媛的肩头打量那间窄小的教师宿舍。床头墙上贴着一副对联，她一眼就认出了字迹——那是甄东西的手笔。她心里有了数，却没有点破，只是拉着丽媛的手，两人坐在床边聊了好一会儿家常，从虚家老爷子最近的风湿说到镇上供销社新进的布料。 临走的时候，虚玉华在门口转过身，意味深长地看了丽媛一眼，伸手轻轻拨了拨她新剪的短发发梢：“丽媛，咱家的闺女，可得长个心眼儿——有些缘分，你不争不抢，它就溜走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高，却字字分明，像在念一份早已拟好的批文。 丽媛把门关上，背靠着门板，闭上眼，狠狠地定了定神。耳边是静闲师太在白云庵说过的：“不该走的，你推，也推不走。”这声音一直压在心里，此刻缓缓地浮起来，把她从昨夜的彷徨中稳稳托住。 她睁开眼，走到镜子前面——镜子里，一个短发齐耳、眼神清亮的姑娘正望着她。没有了一直遮在面前的长头发，反而让她凭空多了利落与明朗。她对镜子里那个因代课教龄不够依旧评不上职称、依旧只是临时聘用人员的自己，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倔强，也有一份刚悟出来的笃定。 然后她拿起桌上的搪瓷茶杯，像拿定了一个主意，走到东西哥哥寝室的窗户下，笃笃笃敲了三下玻璃：“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谁也不清楚丽媛老师究竟说了什么。只是有路过走廊的学生后来说起，那天傍晚的霞光特别好。甄老师先是扶着门框耐心地听着，听到后来忽然愣了愣，耳根悄悄地染上了一层火炭色；而丽媛老师说完后，不待回答转身就走，两手插在裤兜里，脚步轻快，新剪的短发在晚风中一扬一扬的，走出了六亲不认的帅气步伐。 她路过自己寝室门口时，那块挂在墙上的小镜子正好反射出夕阳的余光，一束金红的光斑追着她的背影，一直跟到了走廊尽头。 当天晚上，东西哥哥寝室的灯亮了很久。他端坐在桌前，把叶主任那封信又读了一遍，然后铺开信纸，拧开钢笔帽，认认真真地写了一封回信。信里说：叶主任的美意心领了，但自己带的是毕业班，正值总复习冲刺阶段，每天光讲题、批卷、油印讲义就要耗到深夜，实在不敢抽身去县城相亲，唯恐误人子弟。辜负了叶主任和两位局长的厚爱，万望海涵。字迹端端正正，措辞恭恭敬敬，没有一丝破绽。他把信装进牛皮纸信封，用浆糊封好口，压在抽屉里那封相亲信的上面，像是要把一件不大的事，压得再平整一些。 月光从窗棂漫进来，落在桌上那管久未吹响的旧箫上。那管箫穗子上落的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人悄悄掸净了，绛红色的穗子在月下柔柔地泛着光。 此刻，甄贤婆婆的院子里，灯也亮着。 灯下，那双纳得歪歪扭扭的布鞋，鞋底已经纳完了，莫愁姑姑正对着鞋面子发呆。她在发愁鞋面上的花样——绣一对鸳鸯？绣两只喜鹊？俗了，都太俗，也太轻浮。她拈着针，琢磨了老半天，忽然一拍脑袋：绣太平花。那是西岭栗子树下最常见的野花，年年春天开成片，五瓣小小，淡紫如烟。当年甄贤婆婆抱着包裙里的弃婴走进家门时，她贴身红布里仅存的一缕香气，就是太平花的味道。这花不富贵，不浓烈，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人这一辈子，盼的不就是个太平吗。 她穿好针，引上丝线，开始一针一线地绣。太平花小小的，五瓣，淡紫色，花蕊是象牙白。她绣了一朵又一朵，密密地铺满了整个鞋面，最后在鞋口处收了一根藤蔓，把所有花朵连成一道花环。冷姑爷在旁边看了许久，手里的黄荆木手杖刻了一半便搁在膝上忘了动。他忽然说了一句：“这花好。太平。”莫愁姑姑抬起头，目光越过针尖，对着丈夫微微一笑。她鬓边多了几根银丝，灯下反着光，可那笑容跟当年新婚时一模一样。 窗外，星河流转，院子里那棵从西岭移栽下来的老栗子树沙沙作响，像是在应和，又像是在哼鸣。一片经秋不落的叶子飘飘悠悠地落在石阶上，静静地卧在那里，安稳得就像今夜重阳镇上每一个期待团圆的人。 贾镇长热情办寿宴 甄将军传讯觅亲人（5） 第三十五回 贾镇长热情办寿宴 甄将军传讯觅亲人（5） 等待的日子，比想象的还要漫长。 信到了之后，一个月过去了，没有消息。 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 秋风变成了冬风，白果树的叶子落尽了，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双双摊开的手在问天。 东山上的黄毛草枯成了一片灰白，风一吹，沙沙作响，像无数个老人在叹气。大榕树倒是还绿着，可那绿是沉郁的墨绿，不是春夏那种鲜亮的翠绿，像是把所有的生机都收敛到了根子里，等着来年再说。 甄贤婆婆依旧是每天傍晚去街口站着。月生伯伯陪着她，帮她搬一把竹椅——站累了就坐一会儿，坐够了又站起来。 她穿得厚了，枣红色的棉袄外面又套了件藏青色的棉背心，头上裹着一条羊毛围巾，脚上蹬着那双莫愁姑姑新做的棉鞋，鞋底厚实，踩在青石板上悄无声息。 可她站在接官亭前的姿态，跟五十多年前一模一样——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穿过古驿道上往来的行人和车辆，一动不动地望着东边的方向，像是要把那条路望穿。 有一天傍晚起了风，月生伯伯劝她回去。她摇摇头，指着那条驿道说：“月生，你看那路上的石板。我当年嫁过来的时候，这些石板还是新的，棱角分明。后来你爹带兵走了，我天天在这儿站，站了几十年，石板都被我望光滑了。” 月生伯伯低头一看，果然，她脚前那几块青石板的边缘，已经被磨得没了棱角，光溜溜的，像被河水冲刷了几百年的卵石。那不是锄头磨的，不是车轮碾的，是一个女人用五十多年的等待，一寸一寸磨平的。 月生伯伯终于坐不住了。他走进镇政府，找到大舅办公室，也不绕弯子，开门见山地问：“为精，信到了这么久，手续到底办到哪一步了？” 大舅正趴在桌上看文件，听见这话，抬起头，也是一脸无奈。他招呼月生伯伯坐下，从抽屉里翻出一份省对台办的红头文件，摊在桌上，食指一行一行地指着念给月生伯伯听。 念完了，他把文件往桌上一搁，往后靠在椅背上，两手一摊：“大哥，不是我不急。你看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涉台探亲需逐级审批，审核周期较长’。咱们县里报到省里，省里再报到京都，京都批完了再一层一层转回来。这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时间——审核、复核、发文、转文。谁也说不准要多久。就像推磨，磨盘本来就重，推一圈只转一点点，可你总不能把磨盘砸了吧？”他顿了顿，压低声音又添了一句，“不过大哥你放心，叶主任那边一直盯着呢。上礼拜他还打了电话来，说京都的批文已经到了省里，眼下正等省里转下来——快的话，开春就有消息。” 月生伯伯把那封公文从头到尾看了三遍，终究没有再说什么。他想起那个从未谋面的父亲。母亲常说，父亲二十六岁那年离家，骑着一匹乌骓马，腰杆挺得笔直。如今他已七十九岁了，还在海峡的那一头。五十三年前他等的是回家的日子，五十三年后他等的是一纸批文。世事就是这么捉弄人。他不知道那个七十九岁的老人，还等不等得起。 可就在这时候，另一桩喜事像冬月里提前绽放的红梅，冲淡了等待的焦灼。 茹冰表哥从大学里寄回了一封信。信是从省城寄出的，牛皮纸信封上贴着八分钱的邮票，邮戳盖得清清楚楚。信里除了报平安、问候长辈之外，还附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他在大学门口的留影——穿着一件白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戴着眼镜，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腰杆挺得笔直，跟当年东西哥哥考上大学时一模一样。身后的大学校门高大巍峨，门柱上的校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另一张是他在图书馆里看书的照片——桌上摊着厚厚几本专业书，书页上画满了红蓝两色的标注，他正低头在笔记本上写字，眉头微蹙，嘴唇紧抿，眉宇间全是专注，连镜头对准了他都没察觉。 冷姑爷拿着这两张照片，翻来覆去地看，怎么也看不够。他把照片凑到煤油灯前，隔着老花镜看了半天，又拿到院子里借着日光看。莫愁姑姑催他吃饭，他说“再等一会儿”；催他睡觉，他说“再等一会儿”。后来莫愁姑姑索性不管了，把饭菜给他温在锅里，自己先去睡了。第二天一早她起来，发现冷姑爷还坐在堂屋里，手里攥着那两张照片，歪在椅子上睡着了。鼾声均匀，嘴角挂着一丝笑。 他把两张照片用玻璃框仔仔细细地装起来，放到了堂屋正中央神龛的旁边。神龛里供着祖先的牌位，牌位下面压着他雕的那只木公鸡——如今旁边又多了一张儿子在大学门口的照片。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放在卧房里，他说：“放这儿，祖宗能看见。咱们冷家几代人，头一个大学生。祖宗看见了，脸上也有光。” 茹霜表姐复读之后，成绩也突飞猛进。期中考试考了全班第三，学校把她评为了“学习标兵”，照片贴在了学校的宣传栏里。她把奖状小心翼翼地卷好装进竹筒，托人带回了龙门镇。 冷姑爷把奖状贴在堂屋的墙上，跟茹冰表哥的大学照片并排，又把茹霜表姐那枚同样从竹筒里倒出来的“学习标兵”徽章，用一小块红布垫着，搁在神龛旁边。他蹲在门槛上，抽着叶子烟，望着那面墙，嘴角挂着一丝难得的笑。 年底了，东西哥哥召集全班开了最后一次新年班会。教室里的窗玻璃上贴着窗花——有学生手工剪的，样子歪歪扭扭，红纸屑落了一地；黑板上画着大红灯笼和礼花，粉笔灰把讲台染成了彩色；日光灯管上挂着彩纸条，风一吹就簌簌地转。他把白云庵那趟剩下的几颗佛前供糖全拿了出来，一颗一颗分到每个学生手里。糖纸有些黏了，在掌心里捂热了才剥得开。 他说：“这不是普通的糖，是佛前供过的，吃了能沾福气。可你们别光顾着吃糖——佛前供的糖，不是让你光等好运的。想考上大学，还得靠自己。” 他说这话的时候，头发已经可以扎成一束垂在肩后，发梢在日光灯下泛着一层柔和的光。 刘二娃举着糖，大着胆子站起来问：“甄老师，那要是佛前供过的糖吃完了，福气不就沾完了吗？我能不能再舔一舔糖纸？” 全班哄堂大笑。 东西哥哥推了推眼镜，也笑了：“所以你们还要吃什么糖？人生的糖，自己挣来的才最甜。静闲师太说过，一个人必须要管住心猿意马，才能走向成功。你们这段时间的表现，已经证明你们拴住了。可拴住了还不够——你们要把它养成一匹千里马，驮着你们去见世面，去考功名，去走你们自己的驿道。”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坐在前排的孙小梅把糖握在手心里，没有剥开来吃。她低头看了看糖纸上那个歪歪扭扭的“佛”字，然后抬起头，和其他几个同学对视了一眼。 窗外有人吆喝着搬柴火，操场上有脚步声来来去去，日光灯管在头顶轻轻嗡鸣。她们在这份嘈杂里交换了一个只有同班同学才能看懂的眼神，然后把手伸进课桌抽屉，摸出了事先藏好的一方手帕，趁大家还在鼓掌时悄悄塞给了东西哥哥。 打开手帕，里面是一枚橡皮刻的私人印章。刻的是“甄东西”三个字，刀法稚嫩，边款上歪歪斜斜地刻着：送给我最尊敬的甄老师。毕业以后，不管走到多远的地方，我都会回来看您。手帕是孙小梅自己的，洗得干干净净，还带着一点皂角的清香。 东西哥哥握着手帕，当着全班的面什么都没说。刘二娃嘴快想说点什么，被张大勇从后面捂住了嘴。教室里忽然安静下来，只剩下日光灯管轻微的低鸣声。东西哥哥低头看着那枚印章，把它的边款凑近了眼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然后仔细地包回手帕里，放进了中山装的内兜——那个贴着心口的位置。他说了声“谢谢”，声音有点发紧，然后就宣布散会了。 散会后，他一个人留在教室里，坐了许久。窗外开始飘起细雪——重阳镇很多年没有下过雪了。雪花很小，稀稀疏疏的，像是谁在天上撒盐。它们落在东山上的松枝间，落在无字碑冰冷的碑檐上，落在大榕树墨绿的叶片上，也落在院子里那双早已纳好的布鞋旁边。 此刻，甄贤婆婆的院子里亮着一盏孤灯。莫愁姑姑就着灯光，正把最后一针穿过太平花的花蕊，丝线在灯下泛着柔光。她把鞋面翻过来看了看，然后轻轻放在膝上，用手抚平了每一道针脚。这双鞋已经纳了两个月——从秋风纳到冬雪，从信刚来的那天纳到等待的尾声。她抬起头，望着窗外飘落的细雪，轻轻说了一句：“爹，鞋做好了。” 院子里，那棵从西岭移栽下来的老栗子树沙沙作响。雪花落在石阶上，一点一点地铺白，落在太平花的绣面上，转瞬就化成了水珠，被丝线轻轻吸了进去。 山河远阔，人间灯火，今夜这座千年古镇，每一扇亮着灯的窗户里，都有人在等。 贾镇长热情办寿宴 甄将军传讯觅亲人（6） 第三十六回 贾镇长热情办寿宴 甄将军传讯觅亲人（6） 1988年春，一封来自京都的公函，终于抵达了南疆县对台工作办公室。 叶涗功正在办公室里吃早饭，搪瓷缸子里是稀饭，桌上搁着半拉馒头、一碟咸菜。他一边吃饭，一边拆开公函。他抽出公文，只扫了一眼，馒头就从手里滚了下来，在桌面上弹了一下，掉在地上，啃过的那一面沾满了灰。 他顾不上捡，抓起桌上的电话，手指头拨号的时候抖得差点插不进转盘孔里。 “贾镇长！贾镇长！批了！批下来了！”他的嗓子像被火铳轰过，沙哑得变了调，“京都的批文下来了！甄贤老先生可以回乡了！” 大舅正在办公室里审阅文件。他听到电话里叶主任劈头盖脸的喊声，猛地从椅子里弹了起来，搪瓷缸子被袖子一带，晃了两晃，茶水泼了半张报纸。 “真的？什么时候到？我马上派人去县里接！”大舅的声音震得窗玻璃嗡嗡响。 电话那头，叶主任的声音激动得直发抖：“省里的批文已经转到了县里，县里已经通知了甄家。甄老先生人已经到了香港，会从深圳那边入境。我给你念一段公函原话——‘南疆县甄贤先生……历经沧桑，渴望叶落归根……’” 他顿了顿，深吸了一口气：“我这边正在对时间，等深圳那边的飞机落实了，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你先别声张，消息还没完全确定，免得让甄老太太空欢喜一场。” 可大舅哪里忍得住。 他放下电话，对虚玉华喊了一句“小虚，我去甄家一趟”，人已经冲出了办公室门口。古驿道上，他一边跑一边笑，笑得像个捡了糖的孩子。中山装的衣摆在身后一掀一掀的，胸口那枚党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虚玉华靠在门框上，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嘴角露出一丝复杂的笑容。那笑容里有为他高兴的成分，也有一种功成不必在我的释然。 他当贾镇长秘书多年，两人配合默契，应该是互相成就。 她本来是计生办主任，但分管计生办的副镇长家和她家有仇，总是利用工作刁难她，他实在是走投无路，才找到老同学，当时担任重阳镇党委副书记的贾为精。党委副书记虽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但根据d管干部的原则，副书记按照分工是协助书记分管人事。所以，一般干部的人事权还是有的。 于是乎，贾为精将老同学调到自己分管的党委办公室担任副主任。 主任一般由党委委员兼任，所以，办公室的实际权力还是在虚语华副主任手里。 因为经常起草工作报告和审核党委文件，被同事们戏称为虚秘书。 后来贾为精公开竞选镇长，虚秘书利用虚氏家族人口众多的优势为他暗中拉票，大舅妈虚语琰也是虚家的女儿，大舅作为虚氏家族的女婿，自然获得全体族人的支持，加上本身家族和我们甄家的支持，从三个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被确定为在***上选举的唯一镇长人选。 贾为精当选镇长之后，虛语华调到政府办担任主任。 由于贾为精是靠群众支持当选的，组织上对其了解不多，所以，担任了两届镇长，还是毫无晋升动向，所以，他才有些急功近利，想利用甄贤公公的关系招商引资出政绩，获得组织的重用。 当天夜里，消息传遍了三街六巷。 甄贤婆婆的院子里挤满了人。月生伯伯、莫愁姑姑、冷姑爷、东西哥哥、我爹我妈，还有郑校长、丽媛老师、虚怀谷全都到了。连正在上晚自习的学生都偷偷跑了出来，把甄家院子围得水泄不通。 刘二娃爬到院子外头那棵歪脖子树上，骑在树杈上朝院子里喊：“甄奶奶，你老公要回来了！” 下面的人哄堂大笑。月色叔叔一把把他从树上拽下来，在他后脑勺上拍了一记：“什么老公，叫公公！没大没小的！” 刘二娃揉着后脑勺，扯开嗓子大声改口：“甄公公要回来了！” 院子里又是一阵排山倒海的笑声。 甄贤婆婆坐在正中央那把藤椅上，手里攥着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布手帕。脸上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淌，沿着皱纹的沟壑弯弯绕绕地流进嘴角，她却浑然不觉。她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点头，点头，再点头。 莫愁姑姑站在她身后，一只手轻轻抚着她的后背，另一只手攥着自己围裙的角，指节发白。 月生伯伯蹲在她膝前，双手捧着母亲那只布满青筋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对来贺喜的街坊们重复着：“我爹要回来了。我爹要回来了。”他也不知道自己重复了多少遍，好像说少了，这件事就会像梦一样碎掉。 大舅拍了拍月生伯伯的肩膀，清了清嗓子，用镇长的口吻说道：“大哥，县里已经定了。到时候统战部秦副部长亲自带队到县汽车站迎接。咱们镇上，也要组织一个欢迎队伍。” 他伸出手指逐项数着：“郑校长负责组织学生方阵，小虚负责后勤保障。”他顿了顿，看着月生伯伯的眼睛，“你们甄家，列在最前面。” 然后他转过身，弯下腰，凑近甄贤婆婆，声音忽然软了下来：“舅娘，您老别太激动。叶主任那边说了，老先生身体还算硬朗。从深圳坐飞机到省城，再从省城坐火车到县里，县里派专车送过来，一路都有人照应，安全的。” 甄贤婆婆终于开口了。她的声音有些嘶哑，却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得很清楚，像是把五十多年的力气全攒在了这几句话上。 “五十三年了。他说他会回来。我一直等。” 院子里忽然安静下来，连树上的麻雀都不叫了。 “无字碑上没有字，是因为他的话还没说完。现在他要回来了——他要回来把话讲完。” 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郑校长别过头去，摘下眼镜，用袖子擦拭着镜片，擦了又擦，怎么也擦不干净。虚怀谷低着头，手指捻着自己那枚私章上的印钮，捻了又捻，一言不发。 丽媛老师站在人群外围，双手紧握在胸前，短发的发梢在夜风中轻轻扬起，眼眶微微泛红。她的目光掠过甄家人的面孔，最后落在东西哥哥身上。 东西哥哥站在人群的最前面，面对着老祖母，双膝慢慢地跪了下去。 院子里所有喧嚣忽然都静了下来。静得能听见大榕树的叶子在夜风中沙沙响，能听见无字碑上凝集的露水沿着碑身往下滑落。 他仰起脸，月光照在他清瘦的脸上，把他镜片后的眼睛映得亮亮的。 “奶奶，爷爷要回来了。无字碑上，该刻上字了。” 他从怀里掏出那枚一直珍藏的银圆。银圆在月光下闪着温润的光，边齿已经被摩挲得光滑如镜。他轻轻把它放进甄贤婆婆的手心里。 “这个是爷爷的银圆。您替他收了五十多年。等他回来，让他亲手放进无字碑的碑心里。到时候，碑上该刻什么字，您和爷爷一起定。” 甄贤婆婆双手捧着那枚光润的银圆，指腹贴着它温润的边齿，缓缓握紧，慢慢地把它贴在了心口。她低下头，看着掌心里那团银光，泪水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一滴一滴落在银圆上，溅开细碎的水花。可她嘴角是笑着的。那笑容，像东山上的日出，像井水漫过青石，像所有值得等的东西终于等到的那一刻。 晚风吹起来，把那棵大榕树吹得沙沙响。月亮正圆，挂在东山之巅，把整座重阳镇照得亮堂堂的。七杀碑和无字碑并肩立在街口，碑身上洒满了银辉。无字碑不再空无一物，它被月光填满了，被五十多年的等待填满了，被今夜每一个人的目光填满了。 月生伯伯扶着甄贤婆婆，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街口。大榕树下，接官亭前，无字碑旁。她站在那里，望着驿道东边的方向。 这条路，她站了五十多年。从青丝站到白发，从新婚少妇站到儿孙满堂。脚前那几块青石板，被她用半生的脚步磨得光滑如镜。如今，这条路终于不再是单向的眺望——路的尽头，那个去了五十多年的人，正在往回走。 夜深了，前来贺喜的人们渐渐散去。最后只剩下甄家的人和几盏未熄的灯火。东西哥哥站在美媛老师和丽媛老师中间，三个人都望着东山方向出神。 美媛老师轻声说道：“你爷爷留的那枚银圆，等了这么多年，总算要跟着他一起回家了。” 丽媛老师侧过身子，看着东西哥哥，微笑着补了一句：“送走信，等来回信，人生就是这样——值得等的人，多远都会来。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东西哥哥看了看美媛老师，又看了看丽媛老师。夜风吹乱了他肩头的长发，他把刘海拢到耳后，对着两位姐姐用力点了点头。 远处的接官亭内，甄贤婆婆仍坐在藤椅上，面朝东方，静静等着黎明的到来。月生伯伯守在她身后，双手搭在椅背上，像一尊守护神。莫愁姑姑把那两双崭新的布鞋稳稳地捧在膝上，鞋面上的太平花在月色下泛着淡紫的光。 夜空中，一颗最亮的星从东山上升起，光芒温润而沉静，照在接官亭的飞檐上，照在七杀碑斑驳的裂纹上，照在无字碑空了大半个世纪的碑面上，也照在这座千年古镇每一个期待团圆的人心上。 那条从重阳镇通向远方的古驿道，在星光下蜿蜒伸展，一直铺到天边，铺到每一片云飘来的方向。 郑美媛美梦成往事 雷雨花雨夜显疯狂（1）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九章 郑美媛美梦成往事 雷雨花雨夜显疯狂 第三十七回 郑美媛美梦成往事 雷雨花雨夜显疯狂（1） 人到二十五，衣破无人补； 要找补衣人，再过二十五。 这话是那些蹲在茶馆门口剔牙的老头子们总结出来的。说的是男人到了二十五岁，衣裳破了连个缝补的人都没有——老娘眼花了穿不上针，嫂子忙着带娃顾不上，自己又捏不稳绣花针。要想找个给自己补衣裳的人，还得再等一个二十五年，等到儿媳妇进门。 可东西哥哥的情况，比这还复杂。他不是找不到补衣人，而是那补衣的针，不知道该往哪儿落。 自从千寻姐姐走了之后，东西哥哥表面上已经恢复了正常。他照样上课，照样备课，照样在讲台上画那些让刘二娃头疼的辅助线。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心里头那根弦，一直绷着，没松过。 丽媛老师在白云庵师太面前替他问出的那番话，他虽然听进去了，却没有完全走出来。有些伤口，结的不是痂，是一层薄薄的冰——看着平整，一戳就碎。 美媛老师的存在，让这层冰始终化不掉。 说起来，东西哥哥对美媛老师的感情，跟对千寻姐姐的完全不同。千寻姐姐像秋天的月亮，远远地挂在天上，亮是亮，可你够不着，只能仰头看。美媛老师像春天的太阳，暖暖地照在身边，你伸手就碰得到，一碰就是暖的。 她比东西哥哥大两个月，言谈举止间总带着一股大姐姐的从容。东西哥哥在她面前，那副在讲台上拍桌子瞪眼睛的威风全没了，乖得像一只被顺了毛的猫。她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她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心里头却舒坦得很。 美媛老师也确实像个大姐姐。她的衣着比镇上其他女老师要讲究些——素净的碎花衬衫，领口别一枚小小的蝴蝶胸针；藏蓝色的过膝裙，熨得没有一丝褶皱；黑皮鞋擦得锃亮，走路的时候敲在水泥地上，笃笃笃，不急不缓。 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两道月牙，脸上那对好看的酒窝若隐若现，说话的声音轻轻柔柔的，像春风拂过白果树的叶子。 东西哥哥时常不自觉地两眼望着美媛发呆。他望她的时候，瞳孔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光。他自己不觉得，可旁人看得清清楚楚。美媛察觉到了，也不怎么介意，只是微微低下头，把滑到额前的一缕碎发拢到耳后。 她拢头发的动作很轻，手指修长白净，指尖透着淡淡的粉红色，像刚从枝头摘下来的桃花瓣。 可丽媛老师却很在乎。 丽媛比东西哥哥小两岁，人也长得小巧。她不像姐姐那样温柔如水，她是一团火，热热辣辣的，走起路来马尾辫甩得噼啪响。她心眼灵活，眼睛更尖——东西哥哥看美媛的时候，他的瞳孔里有什么；美媛被他看的时候，嘴角会微微上翘几分。这些细枝末节，她全看在眼里。 她经常用眼角把东西哥哥的一举一动扫进瞳孔深处，从头到脚，再从脚到头，像一把看不见的尺子在那里反复丈量。 她对东西哥哥产生了好感这件事，她自己未必肯承认。可她每次看到东西哥哥和美媛在一起的时候，总要找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借口c进来。送一摞根本不用送的作业本，传一份根本不急的文件，借一本根本不需要的教案——然后站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直到美媛走开了，她才心满意足地掉头离开。 东西哥哥对此倒不怎么在意。在他看来，丽媛就是个小MM，调皮是调皮了点，可心眼好，对人实在。所以他对她也显得很亲近，亲近到可以随便开玩笑、随手帮她拿东西、随口说她“又瘦了，多吃点”。 他不知道，这种无心的亲近，在丽媛心里头落下的，是比无心要沉得多的东西。 其实，如果东西哥哥选择丽媛的话，肯定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烦恼。丽媛虽然只是代课教师，可她对东西哥哥的心，澄澄澈澈的，不藏半点杂质。 她会在他批作业批到深夜的时候，悄悄放一杯热茶在办公室门口，然后轻手轻脚地走开。她会在他因为千寻姐姐的事情消沉的时候，什么也不说，就搬把椅子坐在他旁边，陪他沉默。她会在他上公开课前夜，提着水桶帮他冲洗小黑板，把粉笔灰擦得干干净净，说：“明天别紧张，你讲得比谁都好。” 可感情这东西，从来不讲道理。丽媛再好，她也只是“妹妹”。 美媛不一样。美媛有正式的工作，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走到哪儿都有人客客气气地跟她打招呼。她长得漂亮，气质也好，往那儿一站，就像一幅画。 她跟东西哥哥说话的时候，语气里头有一种不经意的居高临下——不是故意的，是骨子里的。她从小在郑家长大，上有校长哥哥，下有众星捧月的排场，这让她在任何人面前都带着一种“我不必讨好你”的底气。 而这股底气，恰恰是东西哥哥无法抗拒的。他需要被人收拾，需要被人管，需要在某个人面前卸下那副“甄老师”的盔甲，做个什么也不用操心的小东西。 美媛恰好给了他这种感觉。 可是美媛并不需要他。 这天下午，东西哥哥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红笔在作业本上刷刷地划过，打了个勾，又打了个叉，动作机械得像一台上了发条的钟。 门被推开了。 “甄老师，还在忙呢？” 美媛老师端着一个搪瓷茶杯走进来，杯壁上印着一朵褪了色的牡丹花。她今天穿了一件浅蓝色的确良衬衫，下摆扎进深灰色的西裤里，腰身收得恰到好处。头发 freshly 洗过，还没干透，湿漉漉地搭在肩上，散发着一股蜂花洗发水的香味。 东西哥哥抬起头，手里的红笔顿了一下。 “哦，美媛老师。”他的声音有些不自然，“有什么事吗？” 美媛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翘起二郎腿，脚尖轻轻晃着。她打开杯盖，吹了吹热气，呷了一口茶，才不紧不慢地说：“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问问你，下周的公开课，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还行吧。”东西哥哥说，“教案写好了，明天试讲一遍。” “那就好。”美媛点点头，“校长说了，这次公开课很重要，区里要来人听课。你是咱们学校的年轻骨干，可不能在关键时候掉链子。” 东西哥哥苦笑了一下：“我什么时候掉过链子？” 美媛看了他一眼，眼神里头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很快又收了回去。她放下茶杯，站起身来说：“那就好。你忙吧，我不打扰了。” 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回过头来，说了一句：“甄老师，有些事情，该放下就放下吧。千寻已经走了，你还想她到什么时候？” 东西哥哥愣住了。 美媛没有等他回答，拉开门，笃笃笃地走了。走廊上传来她越来越远的脚步声，一下一下，像锤子敲在东西哥哥的心口上。 他坐在椅子上，手里的红笔掉在了作业本上，划出一道刺眼的红线。 那天晚上，下了入秋以来的第一场雷雨。 雨下得很大，哗哗啦啦地砸在房顶上，像是有人在天上往下面泼水。闪电一道接一道地劈下来，把整个重阳镇照得惨白，紧接着就是轰隆隆的雷声，震得窗玻璃嗡嗡作响。 东西哥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千寻姐姐的脸，一会儿是美媛老师的酒窝，一会儿又是丽媛老师扎得高高的马尾辫。这些画面搅在一起，像一锅煮糊了的粥。 他索性爬起来，披了件外衣，走到窗前。 雨幕中，学校的教学楼黑黢黢地矗立着，像一头沉默的巨兽。操场上的白果树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叶子哗哗地响，在闪电的照耀下泛着一层惨白的光。 忽然，他看见教学楼的走廊上有一个黑影。 那黑影晃了一下，又晃了一下，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东西哥哥的心猛地一紧——这么晚了，又下着这么大的雨，谁会在那里？ 他揉了揉眼睛，再看的时候，黑影已经不见了。 “大概是看花眼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可话音刚落，一道闪电劈下来，照亮了整个校园。他清清楚楚地看见，教学楼的走廊上站着一个人。那个人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头发披散着，雨水顺着裙摆往下淌。 东西哥哥的血一下子凉了半截。 那个身影，像极了千寻。 他疯了一样地跑下楼，连伞都没拿。雨水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他顾不上了，一脚深一脚浅地踩着泥水，往教学楼的方向冲。等他跑到走廊上的时候，那里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流，在地上汇成一条条小溪。走廊的水泥地面上有一摊水渍，是有人刚刚站过留下的。水渍的形状像两个脚印，脚尖朝着走廊尽头的方向。 东西哥哥顺着那个方向看过去，走廊的尽头是一扇门。那扇门是虚掩着的，里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他走过去，推开门。 门后是一间空教室，桌椅整整齐齐地码着，黑板上还留着白天上课时写的粉笔字。雨水从窗户的缝隙里渗进来，在黑板上淌下一道道水痕，把那些字洇得模糊不清。 东西哥哥站在门口，雨水从他的头发上滴下来，顺着脸颊往下淌。他分不清那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他的喉咙发紧，想喊一声“千寻”，可那两个字卡在嗓子眼里，怎么也出不来。 一道闪电劈下，教室瞬间亮如白昼。 黑板上，那些被雨水洇开的粉笔字中间，赫然出现了几个新写的字。字迹娟秀，一笔一划都很用力，像是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把每一个字刻进黑板里： “甄东西，我在白云庵等你。” 东西哥哥的瞳孔猛地一缩。 他认得这个字迹。这个字迹他太熟悉了——那是千寻姐姐的字。 雷声轰隆隆地滚过，震得整栋教学楼都在发抖。东西哥哥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浑身湿透，像一尊被雨水浇透的泥塑。 他不知道的是，在教学楼对面的宿舍楼上，有一双眼睛正透过厚厚的雨幕，死死地盯着他。那双眼睛里没有泪水，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比恨更冷，比爱更烫。 那双眼睛的主人站在窗前，一动不动，像一只蛰伏在暗处的猫。 她的手里攥着一张纸条，纸条已经被汗水和雨水浸得皱皱巴巴的，可上面的字还依稀可辨：“美媛，有些话我一直想对你说。明天晚上，我在白果树下等你。——甄东西” 这张纸条，是她今天下午在东西哥哥的办公桌抽屉里发现的。 可她知道，这张纸条不是写给她的。 因为上面的“美媛”两个字，写的是郑美媛，而不是她郑丽媛。 雨越下越大，雷声越来越响。那个站在窗前的人影忽然笑了一下，笑声很轻，轻到被雨声吞没了，可那笑容里的东西，却比雷声更让人心惊。 她松开手，那张纸条被风吹出了窗外，在雨幕中翻了几个跟头，落进了地上的泥水里，很快就被雨水泡成了一团模糊的纸浆。 窗外，雷声隆隆，暴雨如注。 重阳镇的这个夜晚，注定不会平静。 郑美媛美梦成往事 雷雨花雨夜显疯狂（2）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九章 郑美媛美梦成往事 雷雨花雨夜显疯狂 第三十八回 郑美媛美梦成往事 雷雨花雨夜显疯狂（2） 事情败露得很偶然。 那天下午，东西哥哥骑了辆破自行车去龙门镇给莫愁姑姑送东西。快到镇口的时候，远远看见一男一女从一家挂着“龙门旅社”招牌的院子里走出来。 女的穿着一件水红色的连衣裙，长发及肩，身姿窈窕，正是美媛老师。男的高高瘦瘦，穿着一件咖啡色的皮夹克，头发吹得蓬蓬松松，一看就不是本地人。 那人东西哥哥也认得——石惠民，镇党委书记石德厚的独生子。他在县粮食局开车，开着一辆212吉普，每到周末就突突突地开回镇上，威风得很。 两个人从旅社的台阶上走下来，挨得很近，肩膀几乎贴着肩膀。石惠民一只手夹着香烟，另一只手很自然地搭在美媛的腰上。 美媛没有躲开，反而微微侧过头，对着他笑了一下。那笑容，东西哥哥太熟悉了——眼角弯弯，酒窝若隐若现。只是从前，这笑容是在学校走廊里对他笑的；现在，却是在旅社门口对另一个男人笑的。 他推着自行车站在街对面，两只手忽然使不上劲儿。自行车脱了手，哗啦一声倒在石板路上。后轮的辐条还在兀自空转，像一只倒扣的蚂蚱拼命蹬腿。 美媛回过头来，正好对上他的目光。她的脸刷地白了，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可石惠民已经拉开车门，把她让进了吉普的副驾驶座。 吉普车突突突地扬起一蓬灰烟，从他面前驶过。石惠民从车窗里伸出夹着烟的手弹了弹烟灰，烟灰飘在空中，落在东西哥哥脚边。 他站在原地，站了很久。 龙门镇的街坊人来人往，卖菜的、挑水的、赶场的，从他身边绕过去。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这个扶着自行车一动不动的年轻老师。 他浑然不觉，只是盯着吉普车消失的方向。他觉得自己心里头有什么东西碎了。不是被砸碎的，是被掏空的——像是有人把一个一直搁在心里的东西，轻手轻脚地拿走了，连声招呼都没打。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重阳镇就这么大，三街六巷，谁早上放了个响屁，中午就能传到茶馆里去。何况是郑校长的妹妹和石书记的儿子的风流韵事。 有人说，他们早就在一起了，男的经常开车来接她，两个人一去就是一天，回来的时候脸上红扑扑的。有人更直接，说美媛已经和石惠民在县城的房子里同居了，同事们私下里都传遍了——“享受着已婚待遇”。 这话传到东西哥哥的耳朵里，他正在办公室里刻油印蜡纸。铁笔顿了一下，在蜡纸上划出一道长长的口子。 这一张，废了。 东西哥哥想不明白。既然都跟人家同居了，为什么还来找他谈理想谈人生？难道自己就仅仅适合谈理想吗？就是个会讲课的画图机器，一个能在月下吹箫给你当背景声的摆设？ 他想起了那些在走廊上并肩站着的傍晚，想起了那些她听他吹箫时脸上安静的表情。想起了她在公开课后送给他那个兰花笔记本和那句“你今天讲得真好”。 难道那些，都只是“谈理想”吗？ 他去找丽媛。 他没有明说，只是拐弯抹角地问了几句。丽媛看了他一眼，什么都懂了。她放下手里正在批改的听写本，给他倒了一杯水，放在他面前。水是温的，不烫嘴也不凉胃。 “东西，”丽媛说，“有些人的好，只是面上的，不扎根。” “你拿她当白月光，她拿你当聊天的人。” “不是你的，你把它攥得再紧，早晚也会漏。” 东西哥哥端着那杯水，没有喝。他看着杯子里自己模糊的倒影，忽然觉得自己傻透了。从千寻到美媛，他一直在追那些够不着的人。追到最后，人家走了，他还在原地站着，手里攥着一管落满灰的箫。 从那以后，他跟美媛碰面时只剩下了客气。 走廊上远远看见，他微微点一下头，叫一声“美媛老师”。语气跟叫“虚主任”一模一样，不多一分，不少一厘。 美媛有时候会在擦肩而过的时候脚步放慢，像是想说什么。可他脚步不减速，径直从那句没说出口的话旁边，平稳地走过去。 他把全部的精力都砸进了工作里。 初三毕业班的教学任务本来就重，他又主动把年级组长的活全揽了过来——排课表、组织月考、分析成绩、开家长会、刻钢板印卷子。每天晚上，东西哥哥寝室里油印机的滚筒声要响到后半夜。 滚筒推到左边，吱呀——；推到右边，嘎吱——。印出来的卷子上还带着油墨的湿气，一张张晾在绳子上，像挂了满屋子的布条。 刘二娃他们闻声过来帮忙。 “甄老师，我帮你夹卷子。”刘二娃撸起袖子，伸手就去抓刚印好的卷子。 “慢点，墨还没干。”东西哥哥说。 几个半大小子围在灯下，笨手笨脚地夹卷子，老有人把纸边夹得翘起来。东西哥哥刚要开口，丽媛老师就过来了。 她一张一张地检查，把翘边的重新夹正，动作不紧不慢，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屋子里弥漫着油墨的气味和纸张翻动的声音，热热闹闹的，倒也冲淡了不少冷清。 东西哥觉得这样挺好。忙到倒头就睡，梦里还有几何题的解法，没工夫去想那些想不明白的事。 可有些事，不是你不想，它就不来找你。 那天傍晚，东西哥哥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整理月考成绩。门被推开了，他以为是丽媛来送听写本，头也没抬。 “甄老师。” 声音轻轻柔柔的，带着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 他抬起头，美媛站在门口。她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薄毛衣，头发松松地扎在脑后，脸上没有化妆，显得比平时憔悴了许多。 “美媛老师，有事吗？”东西哥哥的声音很平。 美媛走进来，在他对面坐下。她沉默了一会儿，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都泛了白。 “你都知道了？”她问。 “知道什么？”东西哥哥低下头，继续翻成绩单。 “甄东西，你别这样。”美媛的声音有些发颤，“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东西哥哥放下笔，抬起头看着她。他的眼睛里没有愤怒，没有伤心，只有一种很平静的、像是隔了一层什么东西的目光。 “美媛老师，你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他说，“你不需要跟我解释什么。” 美媛咬了咬嘴唇。 “我知道你那天看见了。”她说，“我跟石惠民……我们确实在一起。已经有一阵子了。” 东西哥哥没有说话。 “可我不是故意瞒你的。”美媛的声音低了下去，“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我怕说了，你就不理我了。” 东西哥哥忽然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短，嘴角只动了一下就收了回去，像是被什么东西绊住了。 “美媛老师，”他说，“你觉得我会怎么理你？” 美媛愣住了。 “你来找我借教案，我在；你来找我谈公开课，我在；你来找我说理想谈人生，我也在。”东西哥哥的声音不大，却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可你跟别人在一起的事，你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跟我提过。” “你现在来跟我说，怕我不理你。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理你？” 美媛的眼圈红了。 “甄东西，我没有想骗你。”她说，“我只是……我只是觉得你很好。跟你待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很安心。可有些事情，不是我能做主的。” 东西哥哥看着她，忽然觉得她很陌生。 那个从前在他面前笑得温柔如水、说话轻轻柔柔的女人，此刻正坐在他对面，红着眼眶，说“有些事情不是我能做主的”。他想问，什么事情你做不了主？你跟石惠民在一起，是他逼你的？你跟他去旅社，是他拽你去的？你想跟我说话就来找我，不想说了就转身走人，这又是谁给你做的主？ 可这些问话，他没有说出口。他只是在心里转了一圈，又原封不动地咽了回去。 “美媛老师，你说完了吗？”他问。 美媛抬起头，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 “甄东西，我们以后……还能做朋友吗？” 东西哥哥拿起笔，重新低下头，翻开了成绩册。 “美媛老师，”他说，“你一直都是我的同事。” 美媛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终于站了起来。她走到门口，脚步顿了一下，像上次一样回过头来。可这一次，东西哥哥没有抬头看她。 门关上了。走廊上传来笃笃笃的脚步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被风吹散了。 东西哥哥握着笔的手终于停下了。 他靠在椅背上，仰头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日光灯旁边，像一条干涸的河流。他盯着那条裂缝看了很久，久到眼睛发酸，酸到有什么东西从眼角滑了下来。 他没有去擦。 窗外，天渐渐暗了。操场上传来住校生们追逐打闹的声音，嘻嘻哈哈的，跟他隔着一整个世界。 有人敲门。 “东西，你在吗？”是丽媛。 他赶紧坐直了身子，飞快地用手背在脸上抹了一把。 “在，进来吧。” 丽媛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两个搪瓷碗。一个碗里装着米饭，一个碗里盛着菜——青椒炒肉丝，肉丝切得粗细不匀，一看就是她自己做的。 “还没吃饭吧？”她把碗放在桌上，看了一眼他面前摊开的成绩册，“就知道你又在忙。” “谢谢。”东西哥哥端起碗，扒了一口饭。 丽媛在他对面坐下来，托着下巴看他吃饭。她没有提美媛的事，也没有问为什么他眼眶发红。她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偶尔说一句“多吃点”，或者“青椒炒老了，下次我注意”。 东西哥哥吃着吃着，忽然觉得喉咙发紧。他放下碗，端起旁边的水杯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已经放了好一阵子了。 “丽媛。”他说。 “嗯？” “没什么。”他又低下头去扒饭。 丽媛也没有追问。她只是把椅子往前挪了挪，坐得更近了一些。 窗外的天彻底黑了下来。操场上孩子们的打闹声渐渐散了，只剩下风吹过白果树叶子的沙沙声，一下一下，像有人在远处轻轻地叹气。 东西哥哥放下碗，发现碗底还压着一张纸条。他抽出来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甄老师，明天数学测验，我还没复习完，能不能缓两天？——刘二娃。” 他不由得笑了一下。 “这个刘二娃，”他把纸条递给丽媛，“每次测验都说没复习完。” 丽媛接过纸条看了一眼，也笑了。 “那就缓他两天呗。” “不行。”东西哥哥摇摇头，“惯一次就有第二次。明天照常考，考完我再给他补。” 丽媛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里。 “那我去跟他说一声，免得他今晚睡不着。”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回过头来。 “东西。” “嗯？” “不管什么事，都会过去的。” 她说完就拉开门走了，马尾辫在脑后甩了一下，像一只轻快的燕子。 东西哥哥坐在灯下，看着对面空空的椅子。椅子上还留着一点温度，是丽媛刚才坐过的。很淡，但确实在。 他又端起那杯已经凉透了的水，一口气喝完了。 水很凉，凉到嗓子眼，却让心里头那个热得发烫的地方，稍微安静了一点。 郑美媛美梦成往事 雷雨花雨夜显疯狂（3） 第三十九回 郑美媛美梦成往事 雷雨花雨夜显疯狂（3） 美媛和石惠民的事，果然没撑多久。 那天晚上，有人在石书记家的院墙外听见里面摔东西的声音。瓷碗砸在墙上，哗啦一声，脆生生的，碎片蹦出来，打在铁皮门框上叮叮当当响。 女的哭，男的吼，拍桌子踢凳子，动静大得整条巷子的狗都跟着叫。黑狗叫，黄狗也叫，连巷口老李家那只瞎了一只眼的癞皮狗都凑热闹似的吼了几嗓子。 第二天一早，龙门旅社的老板娘跟街坊邻居嚼舌头，说昨晚石惠民开着他的吉普车，连夜回了县城，车斗里扔着一条揉成团的裙子。老板娘边说边比划，裙子的颜色她说不上来，就说“红不红粉不粉的，反正皱得跟抹布似的”。 又过了几天，石书记的老婆在供销社跟人闲聊，被人问起儿子的婚事。她不耐烦地摆摆手，嗓门不大不小，刚好让柜台内外的人都听见：“吹了。那个郑家的丫头，是当老师的，我们家可伺候不起。” 这话传到学校，传到郑仁耳朵里，郑校长的脸黑了一整天。他没有在任何人面前提起这件事，只是下午开会的时候声音比平时沉了几分，说话也简短了。 美媛解除了和石惠民的同居关系。 她没有哭，没有闹，也没有跟任何人解释前因后果。只是出现在学校的时候，脸上的粉比平时扑得厚了一些，眼睛底下有两团青色的暗影。粉盖不住，灯光一照就显了形。 她还是团支部书记，还是校长的妹妹。周一早上的朝会由她主持，她还是面带微笑地站在旗杆前，指挥全校学生唱国歌，声音跟以前一样清脆。 可细心的老师注意到，她握指挥棒的手指关节泛着白，攥得很紧。 这场风波没有闹大，原因很简单——双方家长都是有身份的人。石德厚是镇党委书记，郑仁是中学校长。闹出去对谁都不好看。石德厚不想让人说“书记的儿子玩弄教师”，郑仁也不想让人说“校长的妹妹不检点”。 于是双方心照不宣，该闭嘴的闭嘴，该捂的捂。石家的院子连夜把砸碎的花盆扫干净了，碎碗茬子也铲走了，连门框上崩掉的那块漆都用灰补了补平。郑仁回家后只跟美媛说了一句话：“以后注意点。” 没过多久，这件事就像水面上的涟漪，扩散完了，也就平了。只是池塘底下多了一粒谁也不会打捞的石子。 石子沉在水底，不碍事，可踩上去，硌脚。 丽媛老师在所有流言飞语中，始终没有对她姐姐公开说过一句评论。有人在她面前提起美媛的事，她就笑笑，岔开话题，说今天的作业还没批完。 可在某个傍晚，她独自去了一趟白云庵。 她走的是后山那条小路，两边长满了齐腰深的茅草，她一个人拨开草往前走，走到庵门口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师太正在佛前上晚课，青灯古佛，木鱼声声。丽媛没有打扰，就在偏殿的蒲团上跪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求，只是跪着，看香烟袅袅地升上去，在半空中散开，没了踪影。 回来的时候，她的布袋里多了两本手抄的经文。她把其中一本放在了自己的枕头底下——那是她自己的事情；另外一本，她拿旧报纸包好，放在了东西哥哥寝室的课桌上。 扉页上，她用铅笔浅浅地写着几个字，笔迹轻得像是怕把纸摁疼：“缘来不拒，缘去不留。” 东西哥哥看到那本经文的时候，正在备课。他翻开扉页，看着那行浅浅的字，看了很久。铅笔字很淡，淡到几乎看不清，可他每个字都认出来了。他没有说什么，把经文合上，放在书桌的抽屉里，跟那管落满灰的箫放在了一起。 这段时间，东西哥哥和丽媛在一起的时间相对多了起来。不是刻意的。 只不过是一个人刚好在刻卷子，另一个人刚好在批作文；一个人刚好要去食堂打饭，另一个人刚好也还没吃。两人一边走一边说说话，从学生的成绩聊到镇上的趣闻，从食堂的饭菜聊到东山的云。 丽媛的话总是很多，叽叽喳喳的，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麻雀。 “东西，你说今天的红烧肉为什么那么咸？” “东西，二班的王小明又打架了，你猜他跟谁打的？跟三班的李磊，就为了一个乒乓球。” “东西，你听说了吗？镇上要修新的柏油路了，从街口一直修到学校门口。” 东西哥哥大多时候只是听着，时不时被她逗得笑一下。他的笑很浅，嘴角微微上扬，像是怕笑多了会把什么压着的东西翻出来。可丽媛不在意，他笑一下，她就高兴，第二天说话的声音都亮堂几分。 她总是安慰东西哥哥:“你呀，读那么多书，把道理都读到自己身上打了结。人往前看，路才越走越宽。不要做茧自缚，陷在旧情的泥潭里不能自拔。你瞅瞅你自己——讲几何的时候眉飞色舞，一搁到感情上就成了闷葫芦。” 她劝他留意身边关心他的人，遇到可心的人，要主动去追求。 “与其生活在痛苦中不能自拔，何不抛开烦恼从头再来？” 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耳根悄悄染上了一层淡红。那层红色从耳垂开始往四周漫，像墨滴进了清水，晕开的速度不快不慢，刚好赶上她心跳的节奏。 东西哥哥听了，若有所思。 他看着丽媛手里那本被翻得卷了边的教科书。书页已经泛黄了，边角卷起来像被水泡过又晒干的，书脊上贴着的一条透明胶带都已经发黑了。她就是用这本旧书备课的，每一页上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批注，字迹小小的，挤在一起，可每一个字都写得认真。 他点了点头。 可他点完了头，目光还是不自觉地往走廊那头飘——美媛的办公室就在那头。走廊很长，从这头到那头要拐一个弯、再经过三间教室。可他的目光走得很快，快到自己都来不及拦住。 有些东西，懂了跟放下了，本来就是两回事。 丽媛看在眼里，没有再说了。 她低下头，把自己的旧教科书翻到下一页，用红笔在空白处画了一条线。笔尖顿了一下，又画了一条。两条线平行着，靠得很近，就是不相交。 那天晚上，东西哥哥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备课。他翻开教案本，拿起笔，却半天没有写下一个字。窗外有月亮，薄薄的，挂在天上，像是被人用指甲掐出来的一个印子。 有人敲门。 “进来。”他说。 门开了，进来的是美媛。她穿着一件素色的外套，头发整整齐齐地梳在脑后，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是嘴唇抿得很紧。 “甄老师，还没回去？”她问。 “备会儿课。”他说，声音很平。 美媛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没有像以前那样翘起二郎腿，而是把腿并拢，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像小学生一样规规矩矩。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甄东西，”美媛先开了口，“你最近还好吧？” “还行。”东西哥哥说。 “丽媛跟我说，你最近工作很拼，”美媛说，“身体要紧，别把自己累垮了。” 东西哥哥放下笔，看着她。 “美媛老师，你是来跟我说这些的？”他问。 美媛咬着嘴唇，沉默了一会儿。 “我只是想来看看你。”她终于说，“没有别的意思。” “我看过了，”东西哥哥说，“你可以回去了。” 美媛的眼圈一下子红了。 “甄东西，你一定要这样跟我说话吗？”她的声音有些发颤，“我就不能来看看你？我们之间非要搞得这么生分？” 东西哥哥靠在椅背上，看了她一眼。 “美媛老师，”他说，“你说我们之间。那你告诉我，我们之间是什么？” 美媛愣住了。 “我们是同事。”东西哥哥说，“你来找我谈工作，我欢迎。你来找我谈别的，我觉得没必要。” 美媛的眼泪掉了下来，她没有擦，就那么让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 “甄东西，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她说，“可我真的没有想过要伤害你。” 东西哥哥没有说话。 “你跟石惠民的事，跟我没有关系。”过了很久，他才开口，声音不大，却一字一句都像钉子钉在木板上，“你没有伤害我。你只是选择了一个人，没有选择另一个人。这不是伤害，这是选择。” “可你从头到尾，都没有给过我选择的机会。” 美媛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你想跟我说话的时候就来找我，不想说了就消失，”东西哥哥说，“你从来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你说你不想伤害我，可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像是在告诉我——甄东西，你什么都不是。” 美媛的眼泪流得更凶了。 “对不起，”她说，“对不起……” “你不用道歉。”东西哥哥摇了摇头，“你没有欠我什么。我也不需要你的道歉。”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她。 “美媛老师，你回去吧。明天还要上课。” 美媛在椅子上坐了很久，终于站了起来。她走到门口，站住了。 “甄东西，”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跟自己说话，“如果……如果我当初选了你，会不会不一样？” 东西哥哥没有回头。 “没有如果。”他说。 门关上了。走廊上的脚步声这一次走得很慢，一步一步，像是每一步都踩在棉花上，使不上劲儿。脚步声渐渐远了，最后消失在走廊的尽头。 东西哥哥站在窗前，一动不动。 月亮不知什么时候躲进了云层里，窗外黑漆漆的，只有远处镇上的几盏灯还亮着，微弱得像垂死挣扎的萤火虫。 他伸手摸了摸口袋，摸出一支烟，点上。火光亮了一下，又灭了。烟雾从他的指缝间升起来，在窗前散开，像一声没有发出声的叹息。 有人从走廊那头走了过来。 脚步声很轻快，笃笃笃的，跟刚才的完全不同。东西哥哥还没来得及掐灭烟头，门就被推开了。 丽媛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面条。面条上卧着一个荷包蛋，蛋煎得焦黄焦黄的，边都卷起来了。 “我就知道你还没吃。”她走进来，把碗放在桌上，“荷包蛋煎糊了一点，你将就吃。” 她吸了吸鼻子，皱起眉头。 “你抽烟了？” “没有。”东西哥哥把烟头藏在手心里。 丽媛绕到他身后，掰开他的手指看了一眼，叹了口气。 “东西，你要是心里难受，就说出来。别一个人扛着。” 东西哥哥看着她，忽然觉得鼻子一酸。 “丽媛，你说……”他开口，声音有些哑，“你说一个人是不是天生就招人烦？” 丽媛瞪了他一眼。 “说什么呢你！”她一把把面条推到他面前，“先把面吃了，吃饱了再想这些没用的。” 东西哥哥低下头，拿起筷子，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面很烫，汤很咸，荷包蛋确实糊了，有一股苦味。可他吃得很快，像是要把什么东西一起咽下去。 丽媛坐在旁边，托着下巴看他吃。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东西哥哥没有抬头，他的眼泪掉进了面碗里，跟面汤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眼泪哪是汤。 丽媛看见了，假装没看见。 她转过头，看着窗外的月亮。月亮从云层里钻了出来，白白净净的，像一个刚洗过脸的孩子的脸。 她轻轻地说了一句，声音小到只有自己能听见： “东西，我会一直在的。” 郑美媛美梦成往事 雷雨花雨夜显疯狂（4）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九章 郑美媛美梦成往事 雷雨花雨夜显疯狂 第四十回 郑美媛美梦成往事 雷雨花雨夜显疯狂（4） 东西哥哥的生日到了。 二十五岁。这个年龄在重阳镇，搁在别人身上，娃都会打酱油了。刘二娃他们家邻居的儿子，比东西哥哥还小两岁，儿子已经能骑在门槛上啃西瓜了，西瓜汁顺着下巴往下淌，他妈在旁边拿毛巾擦都擦不及。 东西哥哥对此倒是不急——他急的事已经太多了，排着队呢，感情的事被挤到了队尾。可月生伯伯急。甄贤婆婆也急。 老人家嘴上不说，可每到逢场天看见别人家的媳妇牵着娃娃从门口走过，眼睛就追着人家的背影看半天。那目光黏在人家后脑勺上，扯都扯不回来。月生伯伯看在眼里，心里火烧火燎的。 他让莫愁姑姑在龙门镇留意着——龙门镇人多，麻袋厂、砖瓦厂、搬运社，年轻姑娘一抓一大把，不像重阳镇，来来去去就那么几张熟面孔，闭着眼睛都能背出她们家的门牌号。 莫愁姑姑的行动力，那可不是吹的。她在龙门镇街上摆了个专门批发无公害蔬菜的摊位，常和街道上的居民妇女讨价还价，也和龙门镇麻袋厂的一些女工熟稔得很。她一边称菜，一边不声不响地把厂里那些还没嫁人的姑娘全摸了一遍底。 谁家闺女多大岁数，谁家闺女什么脾气，谁家闺女能吃苦，谁家闺女嘴巴甜——她心里头有一本册子，记得比月生伯伯的红礼簿还清楚。最终，在莫愁姑姑的亲自挑选下，为东西哥哥在麻袋厂里精挑细选了一个对象。 莫愁姑姑为东西哥哥找的对象姓雷，名雨花。 她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顺口溜——“一等美女白、胖、高”。按这个标准，雷雨花同志简直是满分。她人长得高大，往那儿一站，顶天立地的，足足高出东西哥哥半个头。皮肤白，白得像刚出锅的馒头，太阳底下晃眼睛。身材丰满，该胖的地方绝对不瘦，该瘦的地方——呃，哪儿都不瘦。 莫愁姑姑在劝说东西哥哥的时候，把雷雨花的优点一条一条地摆出来，每一条都跟“福气”挂上了钩。 “东西，人家那叫富态，福气的‘福’字就写在身上呢。长得丰满的有福，能旺夫，能镇宅！你没看年画上那些抱鲤鱼的福娃娃，哪个不是胖乎乎的？” 她掰着手指头继续数。 “tb大的会生育，三年抱俩没问题，咱们甄家就缺人丁；乳房大的才有奶水，革命后代的营养才跟得上，你总不想让你儿子喝米汤吧？” 她又竖起一根手指。 “嘴巴大？那就更好了——俗话说‘女子嘴大吃四方，男子嘴大喝米汤’。你将来是要干大事的，老婆嘴巴大，给你把四方都吃过来！” 至于年龄——雷雨花比东西哥哥大了足足六岁。莫愁姑姑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 她说得眉飞色舞：“‘要得好，大爱小’。找个大一点的老婆，她爱你就像爱娃儿一样，把你当心肝宝贝捧在手心里，你上哪儿找这待遇？” 冷姑爷在旁边难得地开了一次口。他蹲在门槛上，手里拿着刻了一半的手杖，嘴里叼着烟，烟雾把他的脸遮得影影绰绰的。 他从烟雾后面伸出一只手，两根手指一叉，比了个“六”。 “东西，女大三，抱金砖。大六岁，等于抱了两块金砖。你想想，你那些同事谁家有两块金砖？划算，太划算了！别再犹豫，快点去相亲！” 他说最后五个字的时候，用手里的木雕公鸡顿了一下门槛，咚的一声，算是盖了章，连门槛上的灰都震起来一小撮。 经不住大家车轮战般的劝说，东西哥哥到了龙门镇相亲。 见面那天，是在麻袋厂的女职工宿舍。一间小小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床头贴着一张刘晓庆的电影海报，刘晓庆梳着两条辫子，笑得露出两排白牙。桌上搁着一面圆镜子、一把塑料梳子、一盒友谊牌雪花膏，雪花膏的盖子拧得紧紧的，瓶身上落了薄薄一层灰，可见用得省。 雷雨花果然人如其名——雨花，雨后的鲜花。她确实是水灵灵的一个黄花大闺女。 她的皮肤白里透红，吹弹可破，脸上连个斑都没有。笑起来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眼睛眯成两道缝，整个人看起来喜气洋洋的，跟年画上的福娃娃确实有几分神似。她穿了一件碎花的确良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一截白藕似的小臂，手腕上还戴着一块电子表，表盘上的数字是红色的，一闪一闪。 可最让东西哥哥觉得难受的，是花姐的胖。脸上看还不太明显，走近了就彻底暴露了。 “你……也实在是太肥了嘛，我估计都抱不了你。” 花姐倒是一点也不生气。她大大方方地往床沿上一坐，床板嘎吱一声，连墙上贴着的刘晓庆都跟着晃了晃。她没事人似的拍了拍自己浑圆的大腿，手掌拍在上面，“啪”的一声，肉颤了三颤。 “我就是太胖了嘛，不然，怎么会到了这个年龄还是黄花大姑娘啊？让你白捡一个便宜，你还嫌弃呢？” “我跟你说，我到现在守身如玉，就是因为胖，没人问。你这叫捡漏，懂不懂？” 东西哥哥被她这不知是豁达还是自黑的坦然给噎住了。他愣了一下，推了推眼镜，有些不甘心地说：“我从来没想象过，我自己的女朋友会是你这样的……” 他的目光在屋子里漫无目的地晃了一圈——从窗户上贴的窗花，到桌上搁的搪瓷茶杯，又从茶杯移到那盒友谊牌雪花膏上——最后又落回到她那雀跃着的双下巴上。 花姐蹭地站起来。 她一步跨到他面前，两个人的脚尖几乎碰在一起。她比他高半个头，俯视着他，笑得床头的刘晓庆都在海报里抖了一下。 “你现在不用想了——我就在你面前。” “你只要前进一步，胆子再大那么一丁点儿，一朵娇滴滴、水灵灵、粉嫩嫩的鲜花就是你的了。” “来吧，向着幸福，前进！” 她说“前进”两个字的时候，还举起右手挥了一下，像电影里那些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手臂挥动的时候带起一阵风，那风里有雪花膏的香味，混合着一股淡淡的肥皂味儿，直往东西哥哥鼻子里钻。 东西哥哥往后退了半步。 他的后背撞上了门框，门框上的木头茬子硌得他生疼。他贴着门框站着，觉得自己像是被逼到了墙角的老鼠，前面是一只笑眯眯的猫。 “花姐，”他清了清嗓子，“那个……我……我得回去上课了。” 花姐双手叉腰，把衬衫下摆绷得紧紧的，低头看着他。 “上什么课？今天星期六。” 东西哥哥张了张嘴，发现确实编不出什么像样的借口。他看了一眼窗外，太阳还高着呢，明晃晃地挂在天上，连个云彩都懒得替他挡一挡。 花姐见他这副窘样，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行了行了，不逗你了。”她摆摆手，“我知道你们当老师的脸皮薄。坐下坐下，我给你倒杯水。” 她转身去拿热水瓶，步子迈得大，踩得水泥地板咚咚响。热水瓶是那种铁皮外壳的，上面印着一朵大红牡丹花，牡丹花的花瓣已经磨得看不清了，只剩下一团模糊的红。 她倒了一杯水，递过来。 “喝吧，别嫌杯子脏，我刚洗过的。” 东西哥哥接过杯子，低头一看，杯壁上还印着一行红字——“龙门镇麻袋厂先进生产者表彰大会留念”。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可还看得出笔画。 他抿了一口水，水温刚刚好，不烫嘴也不凉胃。 花姐在他对面坐下来，翘起二郎腿，晃着脚。 “东西，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你说。” “我这个人吧，没什么文化，初中都没毕业。在厂里扛麻袋，一扛就是八年。力气倒是不小，一顿能吃三碗米饭。”她伸出三根手指头，根根都像胡萝卜似的，粗壮有力。 “可我也想找个知冷知热的人。你是老师，有文化，会讲道理，不会像我那些工友一样，动不动就骂娘摔东西。莫愁姑姑跟我说了你的事，我觉得你这人不错。” 东西哥哥端着杯子，没有接话。 “你要是嫌我胖，我也不逼你。”花姐继续说，“可你总得给我个机会，让我表现表现吧？你不能光看第一眼就毙了，对吧？你给学生批卷子，也不能只看第一题就打个零分吧？” 东西哥哥听到这话，忍不住笑了。 “你这话倒是有点道理。”他说。 “你看，笑了吧？”花姐一拍大腿，“我就说嘛，你这个人不难处的。来来来，再笑一个。” 东西哥哥被她看得不好意思了，低下头去喝水。 水喝完了，他把杯子放在桌上。 “花姐，”他说，“我实话跟你说吧。我现在心里头乱得很，有些事情还没想清楚。你是个好人，我不想耽误你。” 花姐看着他，脸上的笑容慢慢收了回去。 “是没想清楚，还是没看上我？”她问。 东西哥哥沉默了一会儿。 “不知道。”他说。 花姐点了点头，没有生气，也没有伤心。她只是站起来，把杯子拿过去，又倒了一杯水，放在他面前。 “行，我不逼你。”她说，“水喝完了再走。” 东西哥哥又端起杯子，一口一口地喝着。屋子里安静下来了，只有窗外麻袋厂车间里传来的机器声，轰隆隆的，闷闷的，像远处的雷。 花姐忽然开口了。 “东西，我跟你说个事儿。” “嗯？” “你这个人吧，什么都好，就是太老实了。”她歪着头看他，“老实人容易吃亏，尤其是在感情上。” 东西哥哥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花姐笑了，笑得眼睛又眯成了两道缝。 “莫愁姑姑跟我说的。她说你被一个女老师耍了，心里头过不去那个坎。”她的声音忽然轻了下来，轻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可我告诉你，这世上好女人多的是。你被一个骗了，不代表全世界都是骗子。” 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 “比如我，我就是个老实人。” 东西哥哥抬起头，看了她一眼。花姐正笑眯眯地看着他，双手交叉在胸前，食指上还缠着一圈创可贴，大概是扛麻袋时磨破的。 他忽然觉得，这个女人跟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她不漂亮，不苗条，不温柔，可她有一种东西——一种说不上来的劲儿，像是地里的红薯，土里土气的，可刨出来洗洗干净，红皮白瓤，咬一口脆生生的。 他把杯子里的水喝完了，站起来。 “花姐，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话。” 花姐站起来，送他到门口。她靠在门框上，双手抱在胸前，阳光从走廊外面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一直伸到走廊对面的墙上。 “东西，”她说，“你要是想通了，随时来找我。我这人没什么优点，就是说话算话。” 东西哥哥走出麻袋厂的大门，推着那辆破自行车，沿着龙门镇的街道慢慢往回走。街上卖凉粉的、修鞋的、补锅的，各忙各的，谁也没多看他一眼。 他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来。 他想起花姐说的那句话——“你不能光看第一眼就毙了”。 他站在街边，想了很久。 卖凉粉的老头喊了他一声：“兄弟，来一碗？三毛钱，酸辣味的。” 他摇了摇头，跨上自行车，蹬了一脚，车轮子转了起来，吱呀吱呀地响，沿着石板路，往重阳镇的方向去了。 郑美媛美梦成往事 雷雨花雨夜显疯狂（5）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九章 郑美媛美梦成往事 雷雨花雨夜显疯狂 第四十一回 郑美媛美梦成往事 雷雨花雨夜显疯狂（5） 事情的发展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快。 东西哥哥反正也没女朋友。心里空虚加上生理需要，两种力量拧在一起，比什么道理都好使。 不想在家里被月生伯伯和甄贤婆婆念叨，东西哥哥给母亲说了一句：“阿姆，我要去龙门镇了。” 大伯母是家里最佛系和少言语的人，她只说了一句：“路上注意安全。”就忙自己的事情了。 东西哥哥骑上他的山川牌自行车，鬼使神差地来到了龙门镇雨花姐的宿舍。 他在那间窄小的、弥漫着雪花膏甜香的宿舍里站了两秒钟，然后往前迈了一步。 雨花姐没想到东西哥哥会来：“啊，你来啦？吃了吗……” 东西哥哥说：“我……来了。” 两个人就在麻袋厂的女职工宿舍里拥抱在一起了。 这回他抱住了——不是因为他手臂长了，而是花姐主动收紧了肩膀，而且她已经在刻意减肥了。她把整个人裹进了怀里，像个大号的棉花枕头，软绵绵的，热乎乎的。 他被裹在软绵绵的体温里，动弹不得，呼吸间全是友谊牌雪花膏混着食堂油烟的味道。那味道算不上好闻，可在这种时候，却有一种让人放弃抵抗的魔力，像是小时候被母亲搂在怀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怕。 两人亲热了一阵之后，花姐松开手，往后退了半步，脸蛋红扑扑的，像搽了两坨胭脂。她羞涩地低下头，手指头绞着自己麻花辫的辫梢，绞了好几圈，辫梢都快被她绞散了。 她小声问：“小东西，你觉得我怎么样？” 东西哥哥深吸一口气，实事求是地说：“你别的都很好。就是太胖了。还有就是年龄太大了。” “再就是——我是大学生，你是初中文化，咱们之间的文化差距也蛮大的。但只要你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应该也可以弥补。” 他把这三条列完，自己都觉得有点像在列方程式的已知条件——已知x的缺点有三点，求x是否值得交往。答案还没求出来，身体已经替他做了决定。 花姐倒没介意。她一把捞起桌上的圆镜子，对着自己的脸左右端详了一番，左看看右看看，还把下巴抬起来看了看双下巴。然后把镜子往桌上一扣，理直气壮地说：“我在咱们麻袋厂的食堂里工作，耍得好吃得好，炒菜的油都是拿大勺舀的。想要不胖也没办法。” “但是——”她举起右手，像个宣誓的少先队员，手掌宽厚，指节粗壮，“为了爱，什么都不存在。我已经开始下决心为你减肥，尽量少吃。明天开始，米饭只吃三碗。” 东西哥哥的眼皮跳了一下。 “你原来吃几碗？” “也就五六碗吧。食堂的碗小。”她比划了一下，双手圈成一个碗口大小的圆，“跟你学校那个碗不一样，我们食堂的碗是那种搪瓷钵子，也就这么大。” 东西哥哥沉默了。他想起学校食堂的碗已经不算小了，搪瓷钵子至少能装半斤米饭。 花姐又想到了后面那两条，连忙补充道：“至于你要求我学习嘛，我也听你的。不过实话跟你说，我从小就不爱读书，拿到书就想瞌睡——比安眠药还灵。” “但是为了你，也为了咱们的革命后代——”她说到这儿脸又红了，红得从耳根一直蔓延到脖子根，声音低下去几度，像是怕被窗外路过的人听见，“我先从育儿的书看起。昨天已经在供销社买了一本《育儿常识》，就是还没翻开。” 她顿了顿，抬起头看着东西哥哥，眼睛里亮晶晶的。 “你要是对我好，姐姐会十倍对你好的。” 东西哥哥听了这话，心里头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的甜的苦的辣的，一股脑儿涌上来。他想起了千寻姐姐的知性和优雅，想起了美媛老师的温柔和距离，想起了丽媛那个永远在背后默默注视的眼神，像一盏不会熄灭的灯，亮在某个他不敢回头去看的角落。 他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地放下，从心里捧出来，轻轻地搁在地上，然后转过身。 他面前站着这个胖乎乎的、白亮亮的、胸无城府笑如弥勒的麻袋厂食堂女工。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工装的扣子系得紧紧的，胸口的口袋里还别着一支圆珠笔，笔帽上印着“龙门麻袋厂”五个字。 他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自嘲，有认命，也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放松。像是背了很久的包袱终于放下了，肩膀轻了，可心里头也空了一块。 “我……也没别的选择了。我爱的女人都不爱我，我只有选爱我的女人。” “只要姐姐你喜欢我，我就从了你吧。” 花姐一听这话，两只眼睛刷地亮了，亮得整个房间都跟着亮了三分。她一把揪住东西哥哥的衬衫领子，把他整个人拽了过来，鼻尖对鼻尖，眼睛对眼睛。 她眼睛里跳着两团灼灼的火苗，那火苗不是烛火，是灶膛里的火，旺得很，能把一切犹豫和退缩都烧成灰。 “小东西，你龟儿不要小瞧了我们工人阶级。一样搞得来开放的——不信你来试试，看我怎么把你拿下！” 那天晚上，天气闷热得反常。 乌云一层一层地从东山那边压过来，压得白果树叶子翻卷着银白色的背面簌簌发抖。地上的蚂蚁排着长队搬家，从低处往高处爬，一队接着一队，像是在执行什么秘密任务。 天边偶尔闪一道白光，接着是沉沉的雷声，像有人在远山的背后擂鼓，闷闷的，远远的，可每一下都震得人心口发紧。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暴雨将至的腥甜味儿——那是泥土、青草和闪电搅在一起的味道，闻着让人莫名地兴奋又莫名地不安。麻袋厂的女工宿舍里，风扇吱呀吱呀地转着，吹出来的风是热的，越吹越闷。 花姐把风扇对准了东西哥哥，自己坐在床沿上，拿一把蒲扇给自己扇风。蒲扇呼啦呼啦地响，扇出来的风把她的刘海吹得一翘一翘的。 “这天儿要下暴雨了。”她说。 东西哥哥嗯了一声，目光落在窗外。天边又是一道闪电，把远处的山脊照得像一条蠕动的银蛇。 雷声近了。 东西哥和雨花姐姐，就在那个雷雨之夜，完成了彼此之间灵与肉的融合。 窗外先是一道耀眼的闪电把整个房间照得雪亮——铁架床、圆镜子、桌上的《育儿常识》封面上那个胖娃娃——全都定格了一瞬，像是时间突然按下了暂停键。紧接着，一个惊雷劈下来，把整个天空炸碎了，雨点像机枪子弹一样横扫在铁皮屋顶上。 雨声、雷声、铁皮屋顶被砸得震天响的轰鸣声，把所有别的声音都吞没了。宿舍的窗户被风吹得哐哐响，窗帘飘起来，像一面在暴风雨中挣扎的旗。铁架床在雷声中发出有节奏的吱呀声，和屋顶上的雨点声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花姐的头发散开了，像一把黑色的蒲扇铺在枕头上。她的脸上全是汗，分不清是热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她紧紧地搂着东西哥哥，搂得他喘不过气来。 “小东西，”她在雷声的间歇里喘着气说，“姐姐……姐姐今天……才觉得自己像个女人。” 东西哥哥没有回答。他只是把头埋在她的颈窝里，闻着她身上的汗味和雪花膏的味道，觉得这个世界忽然变得很简单。简单到只剩下两个人的体温和窗外的雨声。 风雨过后，天地忽然安静下来。 雷声滚远了，雨也小了，从刚才的倾盆大雨变成了淅淅沥沥的毛毛雨。只剩下屋檐上滴滴答答的滴水声，一滴一滴，敲在窗台的石板上，不急不缓，像有人在远处轻轻地敲着木鱼。 空气被洗过一遍，从窗户缝里钻进来的风带着一股湿漉漉的青草味，凉丝丝的，抚在两个人汗津津的身体上，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轻轻地拍着。 花姐躺在黑暗中，一根手指头在东西哥哥的胸口画着圈。她的手指粗短，指甲剪得秃秃的，可画起圈来却出奇地轻，像是在描一幅很珍贵的画。 她的声音难得地温柔而认真。 “小东西，我比你大六岁，我对你是真心的。但年龄的事，你一定要想仔细了。” “人家都说，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牛屎粑。再过十年八年，我成牛屎粑了，你还是花骨朵。到那时，我就是个没人要的黄脸婆，你要是抛妻弃子去当陈世美——” 她用手指在他胸口戳了一下。指甲很轻，力道却不含糊，戳得他胸口微微发疼。 “我饶不了你。” 东西哥哥在黑暗中睁着眼睛。 他听着屋檐下的滴水声，滴滴答答，像时钟在走。他想起了无字碑上那枚卡在碑缝里的银圆，想起了静闲师太说的“不该走的，你推也推不走”。 也许该来的，也在人生的某一条岔路口，迎着雷雨的轰鸣，不请自来。不管你准备好没有，它来了，你就得接着。 他伸手握住了花姐放在他胸口的那只手。她的手很大，骨节粗壮，掌心有厚厚的茧子，是扛了八年麻袋磨出来的。他的手握着她的手，像是握着一块温热的砂纸，粗糙，但踏实。 “至少，我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男人。”他说。 “我不会轻言放弃的。” 花姐在黑暗中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笑了，笑声很轻，像是怕惊醒什么。她把脸埋进他的肩窝里，闷闷地说了一句：“小东西，你这句话，姐姐记一辈子。” 窗外，雨彻底停了。 云层裂开一道缝，月光从缝里漏下来，洒在湿漉漉的地面上，亮晃晃的，像铺了一层碎银子。远处传来两声狗叫，叫了两声就停了，大概是梦见什么好吃的了。 宿舍里安静了下来，只有两个人均匀的呼吸声，一粗一细，一重一轻，像二重唱，慢慢地合到了一起。 东西哥哥闭上眼睛之前，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丽媛这会儿在干什么？她有没有关好窗户？窗台那盆月季花会不会被雨打坏了？ 这个念头只闪了一下，就被睡意淹没了。 他翻了个身，搂着这个比自己大六岁的、胖乎乎的、没读过什么书的女人，沉沉地睡了过去。睡得很沉，沉到连梦都没有做一个。 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落在桌上那本《育儿常识》的封面上。封面上的胖娃娃笑得露出两颗门牙，手里举着一只红彤彤的苹果。 风吹动窗帘，书页翻了一下，又合上了。 郑美媛美梦成往事 雷雨花雨夜显疯狂（6）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九章 郑美媛美梦成往事 雷雨花雨夜显疯狂 第四十二回 郑美媛美梦成往事 雷雨花雨夜显疯狂（6） 东西哥哥把雨花姐姐带回了重阳镇。 那天，古驿道上的青石板被秋阳晒得发亮。东西哥哥走在前面，拎着雨花姐姐的帆布提包。提包上印着“龙门麻袋厂”四个红字，边角磨得发白，拉链头用一根红绳子系着，打了两个死结。 雨花姐姐跟在后面，穿着一件崭新的碎花衬衫——那是莫愁姑姑特意给她扯的布，她自己在麻袋厂找了台缝纫机踩的。她走几步路就要低头拽拽衣角，怕没穿平整。头发扎成了两根粗粗的麻花辫，辫梢上系着红头绳，一走路就甩一甩的。 街口的大榕树下，几个老头子正蹲着下棋。看见东西哥哥领着一个高大白胖的姑娘走进来，白胡子老头的车停在半空没落下去。 他歪着头从老花镜上方看了好一阵，然后拿棋子指着那个壮壮的背影跟对面说：“甄家那小子带媳妇回来了。一看就是个能生养的。” 月生伯伯站在茶馆门口，手里拿着抹布，从头到脚打量了雨花姐姐一番。他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把抹布往肩上一搭，点了点头。 “来了就好。”他说。 他说完转身进去泡茶了。对于一个做了大半辈子茶馆生意、见过形形色色茶客的人来说，未来的儿媳妇该是什么样的，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只记得他爹那张从未见过面的照片——他娘守了一辈子。所以在他这里，人能安安稳稳地在一起，比什么都强。 伯母和甄贤婆婆却喜欢得不得了。 甄贤婆婆坐在堂屋正中的藤椅上，拉着雨花姐姐的手，左看右看，怎么也看不够。雨花姐姐蹲在老人家膝前，把她的手贴在自己脸上。 “奶奶，您的手好暖和。”她细声细气地说。 甄贤婆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连声说：“好闺女，好闺女，又懂事，又孝顺，嘴巴也甜，也不丫叉——不像现在那些年轻女娃子，嘴皮子利索得能刮下一层皮来。” 月生伯母更是围着雨花姐姐团团转，摸她的脸，捏她的胳膊，像检验一头新进圈的小母牛。她转身去厨房端了一碗荷包蛋出来，碗底还压了一块红糖——那是招待贵客的最高礼遇。 雨花姐姐确实对人是没话说的。 她在麻袋厂食堂干了那么多年，手脚利索，眼里有活。第一天到家，换下那件碎花衬衫，扎上一条借来的围裙，就蹲在厨房灶门口生火。火钳在她手里比斧子还听使唤，三下两下就把灶膛烧得旺旺的。 她给甄贤婆婆洗脚，端洗脚水的时候用手肘试了水温，倒下去之前又兑了半瓢凉水。 她帮月生伯母择菜，手指翻飞，一把韭菜在她手里根根分明，老叶掐得干干净净，连指尖上沾着的泥都擦利索了。 她跟我抢着扫地，一把扫帚让她从堂屋挥到院子，又从院子挥到门口，把青石板上的灰全都赶到墙角，还顺便扫掉了门槛上积了大半年的泥垢。 晚上吃饭的时候，她给每个人夹菜。 筷子从盘子里捞起最大块的肉，稳稳地递到对方的碗边，没有一次把汤水滴在桌上。到最后她自己碗里的饭还是满的，菜几乎没怎么动。月生伯母催她吃，她就笑一下，说“我在食堂吃惯了，不着急”。 甄贤婆婆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晚上睡觉前，她坐在床沿上，把那双早已纳好的太平花布鞋摸了摸，自言自语道：“甄贤啊，东西找了媳妇了。人好，会过日子。你回来的时候，家里又添了一口人。” 窗外的那棵老栗子树沙沙作响，像是在替那个还在海峡那头的人回话。 可东西哥哥心里头，始终没有找到特别心动的感觉。 雨花姐姐对他好，他知道，他也感激。可感激不是心动，就像冬天的炉子能烤暖身子，却烤不暖心里头那个一直漏风的角落。那个角落不大，刚好够蹲一个人，蹲着千寻，蹲着美媛，蹲着他够不着的一切。 两个人就那么不冷不热地往来着。 他上课，她在家里帮忙干活；他刻卷子，她在旁边纳鞋底陪到深夜。鞋底纳得歪歪扭扭，针脚还不如莫愁姑姑的一半密实，可她纳得认真，咬着下嘴唇，像是手里捏的不是针线，是往他心上钉的小铆钉。 两个人有时候一整晚都说不了几句话，可空气里有一种踏踏实实的温度，像是冬天灶膛里余烬未熄的炉灰，不烫手，却能一直暖到天亮。 那天晚上，我爹和我妈坐在院子里乘凉，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拍着腿上的蚊子。 我听见他们在议论东西哥哥和雨花姐姐的事，压低的声音在晚风中一清二楚地飘过来。 爹说：“雨花这姑娘看着实诚，就怕东西心里还转不过弯。” 妈叹了口气，蒲扇拍得轻了些：“人哪有十全十美的哟。选个对你好的，比选个好瞧的，实在。” 我看见月光正落在院子里那棵老栗子树的枝头，照着几片残留在叶尖的雨珠，亮晶晶的，像谁忍着没掉下来的泪。 入秋后，东西哥哥收到了台湾方面的来信。 信是转交给大舅的，上面说甄贤公公的回乡手续已经在办理最后一道程序了，不日即可动身。他把这个消息第一个告诉了老祖母。 老人家坐在藤椅上抱着那封信，翻来覆去地抚摸封皮。纸被她摸得起了一层细绒，她的手指在上面来回走了十几遍，像是要把每一个字都摸进骨头里。 她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正在院子里帮忙劈柴的雨花姐姐。 雨花姐姐一听，放下劈柴的斧子，拍了拍手上的木屑。 “等爷爷回来，我要给他做一顿龙门镇最地道的红油抄手。我在食堂别的没学会，这个最拿手。” 东西哥哥摘了眼镜，用手背压了压发酸的眼眶。透过模糊的视线，他看见雨花姐姐重新抡起劈柴斧子。她劈下去的木柴应声裂成两半，截面整整齐齐，摆在墙根，堆成了一堵矮墙。 他走过去，弯腰帮她捡地上的碎柴。 没有人说多余的话，只有片片碎柴被拾进竹篮的声音。灶台上的大铁锅正汩汩地冒着泡，水开了，白雾渐渐弥漫开来，把两个人的身影裹在一团温柔的烟汽里。 过几日，美媛忽然敲开他寝室的门。 她穿着一件素净的月白衬衫，手里拿着一份刚印好的团支部工作年终总结，像一个来谈公事的人。可是东西哥哥站在门口，看见那对曾令我心慌意乱的酒窝如今只剩了淡淡的倦影。嘴角的弧度还在，可那弧度里没有了从前的光，像一盏被调暗了的灯。 美媛没有谈工作。 她把那份总结放在桌上，说了一句：“挺好的姑娘，别辜负人家。” 说完转身就走了。脚步比从前轻，也比从前慢。走廊里没有留下回声，只有秋风吹起半页没压紧的油印讲义，在窗框上扑棱了几下，又落回原处。 丽媛老师也来了。 她倒是没敲门，直接推开一条缝，探进半个脑袋，笑眯眯地说：“喂，甄年级组长，我明儿去龙门镇赶场，要不要帮你带个暖宝宝给你家胖媳妇？天凉了，别冻着人家。” 东西哥哥刚举起手里的备课本作势要敲她，她已经倏地把脑袋收了回去，只从门外甩进来一串亮晶晶的笑声。那笑声在走廊里滚了好几下才散了，像一串弹珠蹦蹦跳跳地跑远了。 他放下备课本，坐回桌前。 他剥开雨花姐姐托丽媛带过来的一粒大白兔奶糖。糖纸是蓝白条纹的，剥开以后露出薄薄的糯米纸，裹着奶白色的软糖。他把糖含在嘴里，甜得很慢，慢到甜味顺着喉咙往下走的时候，他已经忘了自己吃了糖。 糖纸上写着四个字——“幸福时光”。 他想，也许有些故事注定不完美。千寻的远走，美媛的选择，丽媛的沉默，每一段都像一根没拧紧的弦，拨不响，也断不了。 可有些故事，在另一个时区里正踏过漫长的归途向自己走来。就像海峡那边那封信，走了三十多年，终于要走到家门口了。 窗外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声音高亮而热切——是雨花姐姐的大嗓门。她正站在校门口，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保温饭盒，布巾掉了一角。她用胳膊蹭了蹭额头的汗，对着操场边上发愣的他使劲挥了挥手。 饭盒里的红油抄手还冒着热气，那是她天不亮就起来包的。胖人怕热，她一路提上山，后背湿了大半边，碎花衬衫紧紧地贴在皮肤上，印出一大片深色的汗渍。 东西哥哥站起来，合上备课本，朝校门口走去。 他没有跑，也没有走得很慢，就是平常的步子，一步接一步，踩在落满黄叶的操场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雨花姐姐看见他走过来，笑得眼睛又眯成了两道缝。她掀开保温饭盒的盖子，白雾呼地一下涌上来，裹着一股花椒和辣椒油的香味。 “快来趁热吃，坨了就不好吃了。” 东西哥哥接过饭盒，低头看着碗里那些白白胖胖的抄手。皮薄得透亮，能看见里面粉红色的肉馅，汤面上漂着一层红亮亮的辣椒油，撒着翠绿的葱花。 他拿起筷子，夹起一个，咬了一口。 馅很鲜，皮很糯，辣椒油麻得舌尖发颤。 “好吃吗？”雨花姐姐看着他，眼睛亮晶晶的。 “嗯。”他说，“好吃。” 雨花姐姐笑了，笑得像个得了奖状的小学生。她把手背在身后，脚尖在地上画着圈，身子微微晃着，那根粗粗的麻花辫也跟着晃。 “那明天还给你包。”她说。 当天夜里，重阳镇落了一场薄薄的初雪。 雪花不大，稀稀疏疏的，像是有人在天上筛面粉。落在瓦片上就化了，落在青石板上也化了，落在树梢上却留了下来，薄薄一层，白得发亮。 雪花落在街口的七杀碑脊上，覆住了千年未灭的七个刻痕。那七个字曾经刻得那么深，深到雨水冲不淡、风沙填不平，可此刻被这一层薄薄的白盖着，倒像是睡着了。 也落在静静等候的无字碑上，像接了一封从海峡彼岸轻轻飘落的家书。无字碑上本来就没有字，雪落在上面，更是什么都看不见，可落着雪的无字碑，看起来比平时暖和了许多。 甄家大院里，老栗子树披着一身素白，枝条上挂着的几片枯叶在风中轻轻晃动，抖落一小撮雪花，落在树下的石桌上，很快就化了。 莫愁姑姑送给雨花姐姐的那件碎花衬衫被叠得整整齐齐，搁在枕畔，上头覆着一块崭新的红盖头。红盖头是月生伯母翻箱底找出来的，压了几十年了，是月生伯母出嫁时娘家陪送的，缎面有些发黄了，可还是红的，还是亮的。 雨花姐姐坐在床沿上，伸手摸了摸那块红盖头，没敢掀开看。 她转过头，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初雪，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爷爷快回来了。” 雪花落在窗台上，无声无息。 远处传来几声犬吠，叫了两声就停了，大概是天太冷了，连狗都不愿意多叫。镇上的人家都早早关了门，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光，一团一团的，在雪夜里显得格外暖。 东西哥哥坐在堂屋里，面前摊着一本教案，可一个字也没写。他手里捏着一根烟，没点着，就那么捏着，指腹来回摩挲着烟卷的纸面，把烟丝搓得从两头冒了出来。 他抬起头，看了一眼窗外。 雪还在下。 看外婆潇洒买零食 笑大舅狼狈出公差（1）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章 看外婆潇洒买零食 笑大舅狼狈出公差 第四十三回 看外婆潇洒买零食 笑大舅狼狈出公差（1） 放假的时候，东西哥又被雷雨花姐姐喊到她的厂里去耍了。 我在家里无聊至极，母亲说她要去看外婆，我就跟着一起去。 外婆只有我妈妈这一个女儿，所以，小时候特别地疼爱，长大嫁人之后也特别关心。 外婆家里大凡小事都要叫我妈妈回去的。妈妈在外婆家里是很受宠爱的，爱屋及乌，我也顺带受到大家的宠爱了。这点，从大舅对我说的话里就明显感受得到一股酸气：“金娃子，你晓得吗？你妈妈是我妈妈的宝贝疙瘩，所以，你就是我妈妈的宝贝疙瘩的宝贝疙瘩，谁敢惹你！？” 我们很快就来到外婆家，外婆听见我和妈妈说话，马上从屋里出来迎接，对妈妈说：“淑芳，你们娘儿俩怎么好久都没有一起过来了哈。今儿咱们家里可以热闹热闹……” 妈妈说：“娘，金娃子不是在读书嘛，他堂兄东西哥平时也叫他去学校住，我在家里也有杂七杂八的一些事，照顾不过来……所以……” 我不等妈妈说完，就急着说：“外婆，怎么家里就您一个人在啊？舅舅和舅妈还有表哥表妹他们呢……” 外婆说道：“不说了，你大舅三天两天都不在家里住，你舅妈去城里上班后，也很少回家住。幸好，这不是放假了吗……你舅妈要去省城学习，就把你富秋表妹放到家了，虽然闹腾，至少这家里还显得有点人气儿！” 妈妈对外婆说：“娘，也怪我们家的事儿多，也没有常回家看看。以后，等金娃子考起学堂走了之后，我会多抽出点时间回来陪您的！” “别人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自己的儿子也指望不到，还能指望女儿吗？安慰我的话就不用再说了，既然回到家来了，你好好陪娘说说话，也不枉娘心疼你一场……” 外婆每次见到妈妈都会絮絮叨叨说老半天话，翻来覆去也就那么几句话，所以，我算是深刻地理解了“婆婆妈妈”一词，造这个词的人太有才了！ 外婆和妈妈一边做事一边聊，东家长西家短，从哪家的狗儿生下来没肚脐眼，聊到哪家的鸡婆总会生双黄蛋，聊到哪里就笑到哪里，仿佛两人在一起聊天就是为了开心而已。 大表哥富春已经在镇上工作，结了婚之后就住到外面去了，二表哥富夏靠着舅舅托关系在省城读财贸校，放假带了一个女朋友回来，这两天也出去旅游去了。 三表妹富秋在家里看动画片。这富秋表妹今年才五岁多，在读幼儿园的大班。外婆年纪大了，又耳聋倒听的，一个人在家看管这表妹很是费劲的。 大舅妈到省城去进修，估计不是提拔当领导就是要晋升职称了，所以，家务事就是外婆一手打理。而我们甄家的茶馆里的生意又比较好，实际上，妈妈回娘家主要是为外婆帮帮忙，做做饭，忙一阵还是要回茶馆去上班的。幸好两家距离不远，也就隔一条小巷，走快点三五分钟就到了，来来回回非常方便。 妈妈帮外婆做好了家务，也陪外婆聊天开心。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对外婆说：“娘，我要去茶馆了，现在生意很好，正忙的时候呢！” 外婆道：“去嘛，去嘛，早点回来，我们等你回来炒菜哈。” 其实，妈妈炒菜的水平和外婆比起来有点差，但外婆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吃妈妈炒的菜。我反对了一下：“我要吃外婆炒的菜！妈妈炒的菜油都舍不得放。” 外婆道：“外婆的眼睛看不清楚了，妈妈炒菜可以多放油，你大舅才买回来一大桶菜籽油呢！” 我听说外婆家有一大桶菜油，便要妈妈早点回来洛麦粑：“多放点油才好吃！” 妈妈离开之后，家里只剩下我、外婆和表妹三个人了。 外婆晓得我想吃粑，就对我说：“我们家金娃子是小馋嘴，外婆去和面，你带妹妹耍一阵！” 我说：“妹妹听我的话就没有问题，我还要完成作业呢！” 外婆说：“你让妹妹看会动画片，她就不会影响你做作业了。” 我来的时候，妈妈规定我要首先完成了作业之后才能耍。不然下次就不准我来外婆家。 我帮表妹调好动画片，然后三下五除二就把妈妈规定的作业弄完。 表妹正看得津津有味，我一把抢过表妹的遥控器，选择我喜欢看的节目。 “妹妹，你去找外婆拿好东西出来吃，让哥哥看一会电视。”我说。 “不羞不羞，金娃子哥哥是好吃嘴，我才不去找吃的呢……妈妈说吃零食会长胖的，长胖了就不好看了！”小表妹很认真地对我说，“金娃子哥哥，你也不要吃零食，不然你会变傻的……变傻了，你读书就不行了，你就完蛋了。” 我说：“是谁告诉你吃零食会变傻的？简直是不懂科学！吃零食的人才是最聪明的人。” “为什么呢？” “东西哥聪明不？” “当然聪明啊，不然怎么是大学生老师呢？” “我给你说，我发现东西哥聪明的秘密就是——爱吃香东西，所以才那么聪明，能考起名牌大学……” “金娃子哥哥，是不是东西哥因为他爱吃香东西，所以就给他取名叫东西哥嘛！” “这个，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肯定，东西哥爱吃香东西，咱们一起去找外婆要东西吃好吗？” 小表妹被我忽悠起来，我们俩一起去找外婆。 小表妹说：“奶奶，金娃子哥哥想吃香东西，我也要吃！” “金娃子，你饿了吗？”外婆问。 “没有饿，就是看书、做作业累了，想找点东西来吃，放松放松！”我回答。 小表妹说：“奶奶，金娃子哥哥说吃了香东西会变聪明，不会变傻的……原来我妈妈是骗我我，人家东西哥都爱吃……” 外婆说：“你看见东西哥吃零食了吗？” 我点点头：“外婆，我确实看到了。而且还是我帮他去街上买的……可多啦……什么都有，比如瓜子、花生、怪味胡豆、饼干、水果、糖之类……” “你能说得这么详细，看来是真的为东西哥买过那些东西吧！喏，这是5元钱，去街上看看买点啥回来，和妹妹一起吃！”外婆说完就让我带着妹妹一起出去买零食。 重阳镇街道很小，大人们对街上的小孩都很熟悉的。我和妹妹一进入店里，老板就说道：“金娃子啊，想买点啥呢？” “秋妹妹，你想吃什么？你想好了就说，咱们各人买好各人喜欢吃的，回去可不能再跟我抢了哈！”我对表妹说。 表妹在柜台边东看西看，然后说：“金娃子哥哥，我要吃棉花糖！” 然后，我对老板说道：“大叔，我买半斤瓜子，两根棒棒糖，三个棉花糖，四个果冻……” 回到家里，见到大舅和他的女秘书在一起说话，我喊了一声：“大舅。” 虚秘书抢先拉着我和表妹的手说：“哎呀，金娃子都可以带妹妹上街买东西了啊！真厉害！！” 我正想问大舅要不要吃什么的时候，大舅板着脸教训我和表妹：“你们两个娃儿就是被惯坏了的，街上的零食吃多了不好……” 我心想，大舅你不吃就算了，还批评我们，不理你们了。我大声问外婆：“要不要吃棉花糖？” 外婆说：“你们那是小娃娃吃东西，你和妹妹吃吧。我什么都不要吃！” 我和表妹一边吃零食一边看电视。 大舅带着虚阿姨进屋去谈工作了。 小表妹迷着看电视少儿节目，我喜欢看武打片呀战争片什么的。为了争夺遥控器的控制权，我就把零食控制起来，表妹想吃的时候，我就给她一点点，然后就说：“吃东西的人不看电视。看电视的人不吃东西。这样才不会变傻……” 小表妹也不喜欢我选择的频道，就拿着零食到外面吃。我正在专心地看《蝴蝶侠》的时候，表妹进来，说：“金娃子表哥，阿婆在喊你！” 我来到外婆的房间，外婆说：“金娃子，你去看看你大舅舅在干啥子，告诉他准备吃饭了。” 表妹说：“金娃子哥哥，我也要去！” 说完，就跑到前面去带路了，找到了大舅的房间，我正要敲门喊大舅，富秋表妹悄悄地对我说：“金娃子哥哥，不要敲门，你从这里往里看，我阿母告诉我说，如果有坏女人在里面就看得见的！” 我从表妹指的门洞里看去，这门洞，其实是个很小的孔。里面的光线很暗，看不太清楚，紫兰色的床头灯亮着，照着床上，由于床比较大，从小孔看去看不完整。房里确实有个娇滴滴的声音在说话，在吃吃地笑，那声音极像那个妖精。我不敢立即敲门进去，咳嗽了两声，说：“大舅，外婆叫您起来吃饭了！” 大舅在里面回答：“金娃子，你告诉外婆，不要等我，我自己会解决。” 我拉着表妹跑回去对外婆说：“大舅说不等他！” 外婆说：“哦，不理他。咱们吃吧，今天的饭是你妈妈做的呢！” 我匆匆吃完，到客厅继续看武侠片。大舅和虚秘书一起走出来。虚秘书今天烫的丝丝头，身上散发出名贵香水的气味。用她那圆滚滚的手抓一把奶糖给我，问：“金娃子，你在看到什么电视？” 我说：“没看什么，动作片。” 大舅说：“哦，金娃子，你去告诉外婆，说我刚才接到县上的紧急通知，马上要到外地出差，是不是，小虚？” 虚秘书连忙说：“嗯，县委办的紧急通知，我才马不停蹄地赶来通知您呀，怕耽误您的大事儿！” 大舅对我说：“金娃子，你记得告诉外婆啊，就说大舅要外出两天，这两天你得看好富秋表妹哈。” 我皱着眉头，问：“大舅啊，外婆叫你吃饭呢？要不……也请虚阿姨一起？” 虚秘书脸一红，说：“算了算了，我还有别的事儿呢……” 大舅说：“那……就算了吧。金娃子，只要你乖，大舅……回来给你带礼物哈！” 大舅说完，和虚秘书一起匆匆离去。 大舅和虚秘书前脚刚走，外婆后脚就从厨房里端出了一盘热腾腾的洛麦粑。 那粑粑金黄金黄的，边沿煎得微微焦脆，中间却软糯得像刚蒸好的糯米团子，一股菜籽油的香味从厨房门口一路飘到了客厅，拐了个弯又飘到了院子里，连隔壁老张家的猫都蹲在墙头上伸长脖子往里瞧，胡须一翘一翘的，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 “金娃子，快来尝尝！”外婆把盘子往桌上一搁，顺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你妈妈炒菜舍不得放油，外婆可舍得。你看这粑粑，油汪汪的，多喜气！” 我盯着那盘洛麦粑，口水差点没兜住。可嘴上还得客气两句：“外婆，我刚吃完饭，肚子还撑着呢……” “撑什么撑？”外婆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把戏，“你刚才吃饭的时候光顾着看电视，扒了两口就说饱了，当我看不见？你外婆虽然耳聋倒听，眼睛可还亮着呢！” 我被拆穿了也不脸红，嘿嘿一笑，伸手就抓了一个。 烫！ 左手倒右手，右手倒左手，来回倒腾了好几下才敢往嘴里送。那粑粑在两只手之间跳来跳去，像一块刚从火堆里刨出来的热红薯。 一口咬下去，外酥里糯，洛麦的清香和菜籽油的醇厚在嘴巴里炸开了花，好吃得差点把舌头一起吞下去。我闭上眼睛，细细地嚼，慢慢地咽，那种满足感从喉咙一路滑到胃里，又暖暖地弥漫到四肢百骸。 看外婆潇洒买零食 笑大舅狼狈出公差（2）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章 看外婆潇洒买零食 笑大舅狼狈出公差 第四十三回 看外婆潇洒买零食 笑大舅狼狈出公差（2） 富秋表妹本来在院子里追蝴蝶，闻到香味一溜烟就跑回来了。她人还没进门，声音先到了：“奶奶！奶奶！我也要吃！金娃子哥哥一个人偷吃！” “谁偷吃了？”我嘴里塞得满满的，含糊不清地辩驳，“我这是帮你尝尝有没有毒！” “有毒你还吃那么快？”小表妹叉着腰，鼓着腮帮子，那模样活脱脱一个小号的茶壶。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连衣裙，头发扎成两个小揪揪，跑起来一颠一颠的，像两只蝴蝶趴在头顶上。 外婆被她逗得哈哈大笑，从盘子里拣了一个最小的递给她：“来来来，都有份，都有份。奶奶做的粑粑，管够！” 富秋接过粑粑，咬了一小口，眼睛一下子亮了，然后就开始狼吞虎咽，吃得比我还快。两个腮帮子鼓得像仓鼠，嘴角沾满了油光，还不忘含混不清地说了句：“奶奶做的比妈妈做的好吃一万倍！” “你妈妈听见了要打你屁股。”外婆笑着说。 “她又不在。”富秋理直气壮地说，然后迅速把手里的粑粑啃了个精光，又伸出油腻腻的小手去够第二个。 我赶紧把盘子往自己这边挪了挪：“哎哎哎，你刚才不是说吃零食会长胖吗？这洛麦粑可比零食厉害多了，吃了要胖两斤！” 小表妹愣了一下，似乎在权衡胖两斤和再吃一个之间的得失。五岁的脑子转了半天，最后得出了结论：“胖就胖！反正妈妈不在家！” 外婆看着我们俩抢食的样子，笑得合不拢嘴，转身又进了厨房，说是再煎一锅。 我一边吃一边打量外婆家的堂屋。 这屋子我从小就来，每一件家具都熟得不能再熟——正墙上挂着外公的遗像，黑框里的外公微微笑着，目光慈祥，像是在看着这一屋子热闹。外公走的时候我才两岁，对他没什么印象，可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都会想，如果外公还在，会不会也像外婆一样疼我？ 像框旁边是一幅发黄的中堂画，画的是松鹤延年，松树的枝干苍劲有力，仙鹤的羽毛栩栩如生，就是纸边有些卷了，右上角还被虫子蛀了个小洞。那幅画据说还是外公在世时从一个跑江湖的画贩子手里买的，花了五块钱，外婆心疼了整整一个月。 堂屋正中摆着一张八仙桌，四条长凳，桌面上铺着一块透明的塑料布，塑料布底下压着几张老照片，有妈妈年轻时的，有大舅结婚时的，还有一张是二表哥富夏满月时拍的全家福。 照片里的人一个个都笑得灿烂，连当时才三岁的大表哥富春都被抱在怀里咧着嘴乐。 靠墙是一排老式柜子，漆成了暗红色，铜把手擦得锃亮。柜子上摆着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是大舅前年从县城买回来的，在当时可是稀罕物件。电视机上头蒙着一块白色的蕾丝巾，那是舅妈的手艺，说是怕落灰。蕾丝巾的边角绣着几朵小花，针脚密密麻麻的，一看就是花了功夫的。 “金娃子哥哥，”富秋不知什么时候凑到了我身边，拽了拽我的衣角，声音压得低低的，“你说爸爸出差去了，是不是又跟那个虚阿姨一起去？” 我手里的粑粑差点没拿稳，一大块碎屑掉在了裤腿上。 “你瞎说什么呢？”我压低声音，赶紧把裤腿上的碎屑拍掉，“大舅是去办公事，什么虚阿姨实阿姨的。小孩子不懂别乱说。” “我才没瞎说！”富秋撇了撇嘴，声音也压得低低的，可那小眼神儿却认真得很，一副小大人模样。 “上次虚阿姨来家里，我阿母就不高兴，跟大舅吵了一架。我躲在门后面听见的。阿母说她不是好东西，让大舅离她远点。大舅说阿母小心眼，说人家就是工作关系。” 我愣住了。 这些话我从来没听大人说过，可从一个五岁多的孩子说出来，又显得那么真实，那么不加修饰。小孩子不会编谎话，尤其是这种大人之间的事情，他们只会转述，一字不落地转述。 “你还听见什么了？”我放下手里的粑粑，转过身来认真地看着她。 富秋歪着脑袋想了想，小嘴嘟着，手指头点着下巴，那模样像是在做一道很难的算术题。 “后来阿母就哭了，说爸爸要是再跟那个虚阿姨来往，她就……她就……”她卡壳了，显然没记住或者没听懂原话。 “她就怎么样？”我追问道。 “她就……”富秋皱着小眉头使劲回忆，额头上都挤出了几道细细的纹，“她就搬出去住！对，搬出去住！然后爸爸就不说话了。”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像是有块石头从高处落进了深水里，沉甸甸地往下坠。 难怪舅妈这次去省城学习，一走就是半个月，还不怎么打电话回来。难怪大舅这些天总是往外跑，说是有应酬，有时候深更半夜才回来，回来的时候满身酒气，倒头就睡。难怪外婆提起大舅的时候，语气里总带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叹息，像是在替什么人惋惜，又像是在替什么人难过。 “金娃子哥哥，”富秋又拽了拽我的衣角，眼睛里闪着好奇的光，“你说虚阿姨是不是坏女人？阿母说她是狐狸精，狐狸精是不是会变狐狸的那种？” 我被她问得哭笑不得，可又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对于大人之间这些弯弯绕绕的事情，其实也只是一知半解。我只知道，漂亮的女人不一定是好女人，就像有些糖看起来花花绿绿的，吃到嘴里却苦得要命。可这些道理，跟一个五岁的小丫头说不清楚。 “别瞎想了。”我把最后一个洛麦粑掰成两半，大的那份递给她，“吃粑粑。吃完了咱们看电视。” 富秋接过粑粑，咬了一大口，含混不清地说：“我才没瞎想呢……我阿母说的都是对的……” 她嚼了两下，又补了一句：“阿母从来不会骗我。” 外婆端着第二锅洛麦粑从厨房出来，看见我们俩头碰头地凑在一起说悄悄话，笑眯眯地问：“两个小鬼头，说什么呢？” “没说什么！”我和富秋异口同声，速度快得像排练过似的。 外婆也不追问，把新煎的粑粑往桌上一放，自己也在旁边坐下，拿了一个慢慢吃着。她吃东西的样子和妈妈很像，小口小口的，不急不慢，像是在品什么东西，又像是在想什么事情。 可她今天吃得也不多，吃了一个就不动了，坐在那里看着我和富秋抢食，眼神有些恍惚，好像穿透了眼前的画面，看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外婆，您怎么不吃了？”我问。 “外婆老了，吃不动了。”她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些我说不上来的东西，像是失落，又像是释然。 “你们年轻人多吃点，长身体呢。” 我忽然觉得外婆好像一下子老了很多。虽然她的头发早就白了，脸上的皱纹也早就密密麻麻的，可今天看起来，她的眼神里多了一种以前没有的东西，像是累了，又像是看透了什么，总之让人心里头一紧。 “外婆，”我放下手里的粑粑，认真地看着她，“等我以后挣钱了，给您买好多好多好吃的，天天给您做洛麦粑！比今天这个还大，还厚，还油汪汪的！” 外婆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像是有人在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点了一盏灯。 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手掌粗糙却又暖又厚，掌心的老茧刮着我的头皮，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 “好，好，外婆等着呢。你可要好好读书，考个好学堂，将来有出息了，外婆就享你的福了。” “我一定好好读书！”我拍着胸脯保证，拍得嘭嘭响，“比东西哥还厉害！” “比你东西哥还厉害？”外婆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眼角堆起了层层的鱼尾纹，“那你可就了不得喽！我听说你东西哥可是全县第三名考上的大学，你要比他厉害，那得全县第一才行了。” “全县第一就全县第一！”我嘴上说得硬气，心里其实也没底。 东西哥那成绩，在我眼里就是一座翻不过去的大山，高耸入云，云雾缭绕，连山脚都摸不到。可当着外婆的面，我不能认怂，认怂就不是男子汉了。 富秋在旁边听得不耐烦了，把嘴里的粑粑咽下去，嚷嚷道：“奶奶，我也要上全县第一！比金娃子哥哥还厉害！” “好好好，你们都厉害！”外婆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快笑出来了，“都是外婆的宝贝疙瘩！一个比一个有出息！” 笑声在堂屋里回荡着，连墙上外公的遗像都像是笑得更加慈祥了。 可我知道，有些笑是藏在心里的，有些泪也是。 外婆擦眼角的时候，不知道擦的是笑出来的泪，还是别的什么。 吃完饭，看电视的看电视，发呆的发呆，打盹的打盹。 我窝在竹椅子里，把频道换来换去。武侠片演完了，换成了一出咿咿呀呀的京剧，我听了两句就换了；京剧之后是新闻，播音员正襟危坐地念稿子，我也听不进去；再换，是一个讲养花的节目，一个老头蹲在花圃里，指着月季花说了一大堆我完全听不懂的话。 “怎么全是这些无聊的东西！”我把遥控器往旁边一扔，靠在椅背上叹气。 富秋趴在茶几上画画，用的是我给她的一支铅笔和一张烟盒纸。她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圆圈里头又画了两个小圈，说是眼睛；眼睛底下画了一条弯弯的线，说是嘴巴；头顶上画了几根竖线，说是头发。 “金娃子哥哥，你看我画得好不好？”她举起烟盒纸，笑得一脸得意。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差点没笑出声来。那个圆脸勉强能看出是个人，可那几根头发画得像刺猬，两只眼睛一个大一个小，嘴巴弯得都快跑到耳朵根后面去了。 “这是谁？”我问。 “你啊！”富秋理直气壮，“金娃子哥哥！” 我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来。我看了看那张画，又摸了摸自己的脸，心想我有那么丑吗？ “你这是抽象画派吧？”我说，“就是把好看的东西故意画丑的那种。” “什么是抽象画派？”富秋眨巴着眼睛。 “就是……就是看不懂的那种。”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跟一个五岁的孩子解释什么叫抽象派，只能胡诌，“反正你画得挺好的，继续画。” 富秋受到鼓励，又埋头画了起来，这次画的是外婆，画面上多了一个围裙和一个笤帚，倒是有几分神似。 外婆在厨房洗碗，水声哗哗的，偶尔传来碗碟碰撞的叮当声。过了一会儿，水声停了，外婆擦着手走出来，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说：“金娃子，你再过半小时去茶馆看看你妈妈，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她要是忙，就别催她，我自己炒菜也行。” “好！”我答应得痛快，心想正好可以去茶馆蹭点零食吃。月生伯伯的茶馆里虽然主要是卖茶，但也有瓜子花生什么的，偶尔还能从柜台上摸到一颗薄荷糖。 我盯着挂钟看了十分钟，觉得半小时实在太长了，就央求外婆让我先去。外婆说再等等，我又等了五分钟，实在坐不住了，就拉着富秋说：“走，哥哥带你去街上溜达溜达，等会儿再去茶馆找妈妈。” 看外婆潇洒买零食 笑大舅狼狈出公差（3）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章 看外婆潇洒买零食 笑大舅狼狈出公差 第四十五回 看外婆潇洒买零食 笑大舅狼狈出公差（3） 富秋一听要出门，眼睛亮了，铅笔一扔就要跑。 那支铅笔在茶几上骨碌碌滚了两圈，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她人已经蹿到了门口，像一只被放出笼子的小兔子，连蹦带跳的，两个小揪揪在脑后一甩一甩。 “把铅笔收好，别弄丢了！”我喊了一嗓子。 她乖乖地跑回来，弯腰捡起铅笔塞进口袋，然后跑过来拉住我的手。小手软乎乎的，还带着一股奶糖的香味，五根手指头像五截嫩藕，又短又胖，攥着我的手指头攥得紧紧的。 重阳镇的街道不大，从街头走到街尾也就几百米。 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太阳已经不那么毒了，斜斜地挂在西边，把整条街染成了金黄色。那光线像一层薄薄的蜜糖，涂在青石板路上，涂在老房子的瓦片上，涂在每个人的脸上，暖洋洋的，懒洋洋的。 街上的行人不多，三三两两的。有的提着菜篮子，篮子里装着刚买的葱蒜和豆腐；有的背着手遛弯，步子慢悠悠的，像是在丈量这条走了几十年的老街；有几个老头坐在树荫下打扑克，吆五喝六的，旁边围了一圈看热闹的，时不时发出一阵哄笑。 我们沿着街边慢慢走，富秋一路上东张西望，看见什么都要问一句。 “金娃子哥哥，那是什么？” 她指着一个灰扑扑的长方形石块，上面还放着一盆水。 “那是磨刀石，磨菜刀用的。”我说，“你仔细看，中间那条凹槽就是磨刀磨出来的，磨了几十年了。” “金娃子哥哥，那是什么？” 她又指着路边一个圆滚滚的铁皮桶，桶身上还冒着烟。 “那是煤炉子，烧蜂窝煤的。你看那个蓝色的火苗，就是煤球在烧。” “金娃子哥哥，那是什么？” “那是……”我看了一眼，差点没噎住，“那是公共厕所。你别问了行不行！” 富秋被我凶了一句，嘴巴一瘪，眼睛一红，下嘴唇抖了两下，眼看就要哭出来了。 我赶紧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奶糖塞给她。她接过去，低头看了看糖纸，又抬头看了看我，犹豫了零点五秒，然后迅速剥开糖纸塞进嘴里，脸上的阴云立马散了个干干净净，又笑嘻嘻的了。 五岁孩子的情绪转换之快，堪比川剧变脸，连个缓冲都没有。 走到街拐角的时候，迎面碰上了胖婶。 胖婶是镇上有名的“广播站”，人送外号“重阳镇一台”。谁家有个风吹草动，她准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添油加醋地传遍全镇，然后再添油加醋地传回来，添到最后连当事人都认不出是自己的事了。 她姓什么我忘了，反正大家都叫她胖婶。她确实胖，圆滚滚的，像一节竖起来的火车车厢，走起路来身上的肉一颤一颤的，隔着老远就能看见那一团移动的肉山。 “哟，这不是金娃子嘛！”胖婶一看见我就扯开了大嗓门，那嗓门大得像是装了扩音器，整条街都听得见，“好久不见，长高了不少啊！旁边这个小姑娘是谁家的？” “我表妹，富秋。”我礼貌地打了个招呼，想拉着富秋赶紧走。 “富秋？哦哦，郑家的闺女啊！”胖婶上下打量了富秋一番，啧啧称赞，那眼神像是在打量一件刚出土的宝贝，“长得可真水灵，像她妈。她妈是不是又去省城了？我听说是去进修，回来就要当官了？那可真了不得！” “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不想跟胖婶多说，拉着富秋就要走。 胖婶却不依不饶，往前凑了一步，压低声音说：“金娃子，你大舅最近忙啥呢？” 她凑得太近了，一股大蒜味扑面而来，熏得我往后仰了仰。 “我前天看见他跟虚秘书一起坐车走了，车上就他们俩，你说这孤男寡女的……” “大舅是办公事。”我打断她的话，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理直气壮，“公务出差，有秘书陪着很正常。这有什么奇怪的？” “正常？”胖婶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脸上的肉挤在一起，眼睛被挤成了一条缝，缝里透出一道光，让人浑身不自在。 “当然正常，太正常了。不过金娃子，你可要乖乖的，大人的事别多问，知道不？” 她说完就摇摇晃晃地走了，屁股左一扭右一扭，像一只蹒跚的企鹅。走出好几步还回过头来朝我挤了挤眼睛，留下一串让人心里发毛的笑声。 “呵呵呵呵……” 那笑声在巷子里回荡了好一会儿才消散。 我站在原地，心里头有些不舒服。 胖婶的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不疼，但是硌得慌，像鞋里进了沙子，走一步硌一下，走一步硌一下。 “金娃子哥哥，那个胖阿姨说什么了？”富秋仰着脸问我，奶糖还含在嘴里，一边腮帮子鼓鼓的。 “没说什么。走吧，去茶馆。” 茶馆在街尾，挨着那棵老黄桷树。 那棵黄桷树有多少年了，没人说得清楚。反正镇上最老的老人说，他们小时候这树就这么大。树冠遮天蔽日的，把茶馆门口一大片地方都罩在了阴凉里，夏天坐在树下喝茶，连扇子都不用打。 树下摆着几张竹桌竹椅，几个老头正围着棋盘杀得天昏地暗，旁边站着一圈看热闹的，时不时发出“将！”“哎哟喂”“悔一步悔一步”的嚷嚷声。有个老头急眼了，一把抓住对方的手腕：“你这一步不算，我还没看清楚！”对方也不甘示弱：“落子无悔，懂不懂规矩？” 月生伯伯正站在柜台后面打算盘，噼里啪啦的，手指快得像在弹钢琴，算盘珠子上下翻飞，发出清脆的撞击声。 他看见我进来，抬起头笑了笑：“金娃子，你妈在后院呢，等会儿就回去。你先在这儿坐坐，要不要喝杯茶？” “不用了，”我说，“我就是来看看妈妈什么时候回去。外婆等着她炒菜呢。” “急什么？”月生伯伯从柜台里摸出一把花生放在我面前，“喏，刚炒的，还热乎着呢。哄妹妹吃。” 花生还是温的，皮上沾着细盐粒，一股焦香味直往鼻子里钻。 我在柜台前的长凳上坐下来，把花生剥给富秋吃。花生壳一捏就碎，露出里面红皮白仁的花生米，饱满圆润，像一颗颗小号的蚕豆。 富秋吃得满嘴是渣，两只小手上全是花生皮的碎屑，还一个劲地伸手去抓新的。她吃得又快又猛，腮帮子鼓得像两只吹足了气的气球，嘴里还在含混不清地嚷嚷：“还要，还要！”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我拍掉她手上的渣子，把剥好的花生米一粒一粒地放在她手心里。 月生伯伯看着我，忽然叹了口气。 那声叹气很轻，可我听得很清楚。 “金娃子，你大舅……最近怎么样？”他问，语气听起来随随便便的，像是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 “还行吧，”我说，“今天中午还见到他了，后来接到通知出差去了。” “出差？”月生伯伯笑了笑，那笑容有些古怪，嘴角往上扯了扯，眼睛里却没有笑意，“出什么差？” “我也不知道，好像是县上的紧急通知。”我把剥好的花生米递给富秋，她又一把塞进了嘴里，“虚秘书来通知的。” “虚秘书。”月生伯伯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像在咀嚼什么难以下咽的东西。 他嘴角动了动，终于没再说什么，只是又叹了口气。我不明白大人为什么一提到虚秘书就叹气，可我也知道有些事情不是我该问的。问了他们也不会说，说了我也未必懂，懂了也帮不上忙。 于是我乖乖地吃花生，时不时抬头看一眼后院的方向，等妈妈出来。 后院传来一阵脚步声，妈妈端着一盆洗好的茶杯走出来。她穿着一件碎花的围裙，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晒得微黑的小臂。 她看见我坐在柜台前，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皱起眉头：“你怎么跑来了？外婆不是让你晚点再来吗？” “我等不及了，”我说，“外婆问您什么时候回去炒菜。” 妈妈把茶杯放在柜台上，用围裙擦了擦手，看了看墙上的钟，又看了看月生伯伯。 “哥，要不我先回去？” “去吧去吧，”月生伯伯挥了挥手，手掌在空气中扇了两下，像是在赶一只看不见的苍蝇，“这边我一个人盯着就行，反正下午也没多少人。你走了我反倒清静，没人跟我抢柜台。” “那我走了。金娃子，走！”妈妈解下围裙挂在门后，拉起我的手就要走。 富秋正吃得开心，被我一拽，手里剥了一半的花生掉了，“啪嗒”一声落在地上，骨碌碌滚到了柜台底下。 她嘴一瘪又要哭，眼眶里已经蓄满了泪水，眼看就要决堤。 我赶紧从柜台上又抓了一把塞给她，她才破涕为笑，眼泪还挂在睫毛上，嘴巴已经咧开了。这变脸速度，简直就是天生的演员坯子。 从茶馆出来，太阳已经偏西了，光线变得柔和了许多。 街上的行人比刚才多了些，有挑担子卖豆腐的，有推板车卖西瓜的，还有几个放了学的孩子在巷子里追着跑，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发出啪啪的声响。 妈妈走得很快，我拉着富秋跟在后面，几乎要小跑才能跟上。富秋的小短腿倒腾得飞快，像踩了风火轮，可还是跟不上妈妈的步子，被拽得东倒西歪。 “妈，您走慢点！”我在后面喊。 妈妈回过头来，像是想起了什么，放慢了脚步，等我们跟上来。她看了看富秋，伸手摸了摸她的头，手指在她的小揪揪上绕了一圈。 “秋儿，在奶奶家乖不乖？” “乖！”富秋大声回答，嘴巴里还含着没嚼完的花生米，声音含混不清，但那个“乖”字咬得特别响亮，“金娃子哥哥给我买棉花糖了！还给我剥花生！” “你啊，”妈妈看了我一眼，似嗔非嗔，眼角却带着一丝笑意，“就会带妹妹吃零食。等下回去外婆又要说你了。” “外婆才不会说呢，”我笑嘻嘻地说，“外婆还给了我五块钱买零食呢！外婆最疼我了。” 妈妈摇了摇头，不再说什么。 我们转过街角，正要往巷子里拐的时候，忽然看见一辆小车从巷口对面驶过来。 速度不快，可扬起了一路的灰尘，黄蒙蒙的一片，呛得人直咳嗽。那车我认得——是镇政府的212吉普，军绿色的车身，帆布顶棚，就是石惠民开的那辆。 吉普车从我们身边开过去，带起一阵风，吹得妈妈的裙摆飘了起来。 车窗半开着，里面坐着两个人。开车的是个年轻男人，穿着白衬衫，袖子卷到肘部，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夹着烟。副驾驶上坐着个女的，烫着卷发，穿着一件花衬衫，正对着后视镜补口红，嘴唇抿得紧紧的，涂得鲜红欲滴。 不是石惠民，也不是虚秘书。 可我总觉得那个女的有点眼熟，像是在哪儿见过。瓜子脸，大眼睛，眉毛画得细细弯弯的，笑起来嘴角有一颗小小的痣。 “妈，”我拉了拉妈妈的衣角，“那是谁啊？” 妈妈看了一眼，没有回答。 她的脚步又加快了，快得像是在逃避什么。富秋被拽得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我赶紧扶住她。 我觉得奇怪，但又不敢多问。 大人的事情，有时候问了也是白问，他们总说“你还小，不懂”，或者“别瞎打听”，要么就是“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长大了就知道了——这话我从小听到大，可我现在觉得，有些事知道了还不如不知道。 看外婆潇洒买零食 笑大舅狼狈出公差（4）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章 看外婆潇洒买零食 笑大舅狼狈出公差 第四十六回 看外婆潇洒买零食 笑大舅狼狈出公差（4） 回到外婆家，妈妈系上围裙就进了厨房。 围裙是外婆的，蓝底白花，洗得发白，系在妈妈腰上显得大了好几圈，像挂了一面旗。她把带子在腰后系了个死结，袖子卷到手肘，露出两截白生生的胳膊。 妈妈的厨艺是外婆教的。 都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妈妈的厨艺没有外婆好。 月生伯母的厨艺是甄贤婆婆教授的，所以，大伯母的厨艺比甄贤婆婆还好。 女儿跟妈妈学习，不会那么认真；但媳妇跟婆婆学习，就非常认真、用心了，这就是所谓传媳不传女的秘诀。 有不少的人理解为媳妇是自家人，而女儿是外人。其实是错误理解了。 我的奶奶在我妈妈嫁过来的时候就不在了，所以，妈妈的厨艺始终停留在娘家的水平，几乎没有什么进步。 这个时候，外婆已经把菜洗好切好了，整整齐齐地码在案板上。 红的辣椒切成细丝，绿的青椒剖成小块，白的萝卜片薄得透光，黄的姜丝细如发丝，还有翠绿的葱段、紫红的蒜瓣——案板上五颜六色的，像一幅还没装裱的画卷。灶上的铁锅已经烧热了，锅底泛着一层暗红，冒着一缕缕的青烟，像是锅自己在呼吸。 “淑芳，你们茶馆里忙过了？”外婆正在灶台前添柴，对妈妈说，“菜都准备好了，你来炒。我眼睛花，看不清火候，上次把一盘回锅肉炒成了油渣，你嫂子回来还不高兴。” “嫂子就是那个脾气，娘您别往心里去。”妈妈说着，拿起锅铲掂了掂，然后伸手拎起油壶，往锅里倒了一圈油。 油在热锅里散开，像一朵透明的花，从锅心向四周绽放，边缘泛起细密的油花。 “我可不跟她计较，”外婆往灶膛里塞了一根柴，火光“呼”地一下蹿上来，把她的脸映得通红，“她是我儿媳妇，又不是我闺女。闺女能说的，儿媳妇不能说。这理我懂。” 油热了，妈妈把切好的肉片倒进锅里。 “刺啦——”一声脆响，白烟腾地蹿起来，整个厨房瞬间被一股浓郁的猪油香味笼罩了。 那声音像是鞭炮，又像是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噼里啪啦的，热闹得很。妈妈翻炒的动作很熟练，锅铲在铁锅里哗哗地响，肉片在油里翻着个儿，从粉白变成金黄，边缘微微卷起，像一朵朵盛开的小花，又像是一只只蜷缩着的小耳朵。 “娘，嫂子去省城之前，有没有跟您说什么？”妈妈一边炒菜一边问，语气听起来很随意，像是在问今天买了什么菜，可我知道她在打探什么。 外婆沉默了一会儿。 她没有马上回答，只是低着头，又往灶膛里添了根柴。火苗舔着锅底，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一根柴被烧断，“啪”的一声，火星子蹦出来，落在地上灭了。 “说了，”外婆终于开口了，声音低沉，像是在跟自己说话，“说了不少。哭了也骂了。骂的是富春他爹，哭的是自己命苦。” 妈妈翻菜的手顿了一下，锅铲停在半空中。 “她……怎么说的？”妈妈放低了声音，像是怕被院子里的人听见。其实院子里只有我和富秋，富秋正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压根没注意厨房里的动静。 “她说……”外婆叹了口气，那声叹息像是一块石头从高处落进了深井里，沉沉的，闷闷的，“说你们郑家没一个好东西，说她嫁过来这些年，吃苦受累，到头来还比不上外面一个……一个妖精。” 锅铲顿了一下。 那一下顿得很重，铁锅“铛”地响了一声，像是一口钟被敲了一下。 妈妈没有说话，只是把翻炒的节奏放慢了一些。灶膛里的火烧得正旺，火焰从柴缝里钻出来，外婆的侧脸映得忽明忽暗，像皮影戏里的人影子，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 “她这话说得过了，”妈妈低声说，声音里带着一股不满，又带着一丝心虚，“郑家怎么就……就没一个好东西了？她嫁过来这些年，我们哪点对不住她了？” “她是气话。”外婆说，声音平静得不像是在说自己的家事，“气话不能当真，可气话也不能不听。她心里头有疙瘩，这个疙瘩不解开，这个家……怕是安稳不了。” 妈妈把锅里的肉片拨到一边，往空出来的地方倒进青椒和蒜苗，刺啦声又响了起来。 “那……富春他爹是什么意思？”妈妈问。 “他能有什么意思？”外婆的声音里透出一股疲惫，像是背了很重的东西走了很远的路，“他就是那样。你让我这个当娘的怎么办？我能替他去过日子？” 菜炒好了。 妈妈把锅里的回锅肉盛进盘子里，红亮亮的肉片间杂着青椒的绿和蒜苗的翠，肥的晶莹剔透，瘦的纹理分明，色香味俱全。可厨房里的气氛，却跟这盘菜完全不搭边——那气氛像是一锅还没烧开的水，表面上看着平静，底下已经在翻涌了。 我把富秋带到院子里。 不让她听见这些话。 五岁的孩子不该听到这些，就像十多岁的我其实也不该听到这些。可耳朵长在我头上，声音它会往耳朵里钻，我怎么拦也拦不住，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 富秋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嘴里还含着那颗没吃完的奶糖，含混不清地问我：“金娃子哥哥，阿婆和姑姑在说什么呀？怎么声音那么小？” “没什么，”我在她旁边蹲下来，指着地上的蚂蚁说，“你看，那只最大的蚂蚁是蚁后，专门生宝宝的。” 富秋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了，趴在地上看得入了迷。 可我的耳朵，它不听话，还是竖着往厨房的方向伸。 “娘，您说……富春他爹跟那个虚秘书，到底有没有……”妈妈没有把话说完，可我知道她想问什么。那个省略号里装的东西，比她说出来的话要重十倍。 “有没有什么？”外婆反问道，声音忽然拔高了半个调，“有没有那回事？有没有那种关系？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也不是虚秘书床头的摄像头！” 外婆很少说这种话，看来是真的生气了。 她平时说话总是慢悠悠的，像老牛拉车，不急不躁。可今天不一样，每句话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火星子。 “可嫂子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妈妈把锅刷干净，开始炒第二道菜。水从锅里倒出来，浇在灶膛的余烬上，嗤的一声，腾起一团白雾。 “说她亲眼看见两个人从旅社出来，还挽着手。说镇上好多人都看见了，就是不敢跟她说。说那虚秘书穿得花枝招展的，跟电视里的狐狸精一个样。” “旅社？什么旅社？”外婆的声音提高了半度，尖锐得像一根针，“哪个旅社？什么时候的事？” “娘，您别激动，”妈妈赶紧安抚，锅铲在锅里搅了搅，声音放得更低了，“我也不清楚，就是听嫂子那么一说。也许是误会，也许是看错了人家，也许是别的人……” “看错了？”外婆冷笑了一声。 这笑声我从来没从她嘴里听到过。那不是笑，是从鼻子里哼出来的一股气，带着冰碴子，冷得能冻死人。 “一次能看错，两次也能看错？三天两头往外跑，开会开到人家床上去了？开什么会？床会？” 我拉着富秋赶紧跑到了院子外面。 这些话我真的不能再听了。再听下去，我怕自己以后见到大舅的时候，眼睛里会多出一些不该有的东西——不是恨，是怕。是怕一个从小崇拜的人，忽然从高处摔下来，摔得粉碎，然后发现他不过是个泥塑的，一碰就碎。 可有些事情，你听见了就是听见了，想忘也忘不掉。 它们就像灰尘一样落在心里，你以为吹一吹就没了，可等到哪天不经意地一抖，它们又扬了起来，迷得你睁不开眼，呛得你直咳嗽。 “金娃子哥哥，”富秋仰起脸来看我，奶糖已经咽完了，嘴角还沾着一丝糖渍，“你怎么不说话了？蚂蚁搬家好看吗？” “好看。”我说，眼睛盯着地上那一串黑压压的蚂蚁，它们排着队，从墙根的裂缝里钻出来，穿过院子的泥地，向墙角的一颗饭粒进军。 队伍很长，弯弯曲曲的，像一个又一个的问号。 我不知道这些蚂蚁能不能找到它们想要的那颗饭粒。就算找到了，搬回去了，又能吃多久呢？ 厨房里，妈妈和外婆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低到听不清了。只有锅铲碰铁锅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像是什么人在敲着木鱼，在为谁超度。 夕阳从院墙上斜斜地照进来，把整个院子染成了橘红色。 富秋的影子被拉得老长，瘦瘦的，细细的，像一根铅笔立在泥地上。我的影子在旁边，大一些，也歪一些。 两只影子挨在一起，沉默着，看着那一队蚂蚁，慢慢地、慢慢地，消失在墙角的裂缝里。 看外婆潇洒买零食 笑大舅狼狈出公差（5）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章 看外婆潇洒买零食 笑大舅狼狈出公差 第四十七回 看外婆潇洒买零食 笑大舅狼狈出公差（5） 晚饭是在一种奇怪的气氛中吃完的。 妈妈炒的菜确实比外婆炒的油多。回锅肉油汪汪的，肥瘦相间的肉片卷起了焦边，豆瓣酱炒出了红油，蒜苗段在油光里碧绿生青。但我吃到嘴里，始终觉得缺少外婆炒的回锅肉的那种香味。 外婆买肉只去张屠户的摊子，张屠户杀的猪是自家喂的，吃红薯藤和米糠长大的，肉有肉味。妈妈在超市买菜，那些猪肉白白软软，下锅一炒就出水，怎么也煎不出焦边的香气。再不然就是蒜苗不合时令，大棚里的蒜苗看着粗壮，入锅翻两下就蔫了，嚼在嘴里像吃草。 番茄炒蛋看起来倒是黄灿灿的，蛋块蓬松，番茄炖出了稠汁。和回锅肉的味道一样，看起来很好看，吃到嘴里却不怎么样。主要问题是炒鸡蛋的原材料变了。以前外婆炒鸡蛋，用的是自家养的那几只芦花鸡下的蛋，蛋黄红彤彤的，打在碗里像一轮小太阳，搅散了倒进油锅，滋啦一声，满厨房都是蛋香味。如今家里早不喂鸡了，鸡蛋都是从超市里买的，壳薄得手指一捏就碎，蛋黄发白发淡，炒出来也就只剩个样子。 连那盘清炒小白菜也泛着一层亮光，蒜末爆得焦香。妈妈说这道菜是她自学的，照着电视上八一军烹校的厨师教的步骤，一步一步照着做的。起锅前勾了薄薄一层玻璃芡，菜叶碧绿，菜梗透亮，搁在白瓷盘子里确实好看。可入口几乎没有什么特别。脆是脆的，咸是咸的，该有的佐料一样不少，可就是寡。以前外婆炒青菜，什么都不放，就是猪油、粗盐、两瓣蒜，可那菜的甜味是活的，咬一口能尝到土里的水汽和早上的露。 饭桌上的人各怀心事，大家吃得心不在焉。 外婆坐在上首，慢吞吞地扒着碗里的饭。筷子在菜盘里点来点去，回锅肉拨一下，番茄炒蛋戳一下，就是不见往嘴里送。 妈妈坐在外婆旁边，一边吃一边偷偷打量外婆的脸色。她夹菜的动作很轻，筷子碰到盘边都不带响。富秋倒是不管这些，埋头猛吃，小嘴塞得满满的，腮帮子鼓得像塞了两颗鸡蛋。她一个人吃得最香——小孩子就是这样，心里不藏事，嘴里才有味。 我坐在富秋对面，扒了两口饭就再也咽不下去了。不是因为菜不好吃，而是厨房里的那些话像石头一样堵在胸口，沉甸甸的。每一口饭咽下去，那块石头就往肚子里沉一分。 “金娃子，怎么不吃了？”外婆偏过头看了我一眼，筷子悬在碗边，“是不是你妈妈炒的菜不好吃？” “好吃好吃！在外婆家炒的菜比在外面家里炒的好吃！”我赶紧把碗端起来，扒了两大口饭，差点噎着。米粒呛进嗓子眼，我捂着嘴咳了两声。外婆伸手在我背上轻轻拍了两下，她的手心干燥温热，拍在背上像熨斗。 “好吃就多吃点。”外婆给我夹了一块回锅肉，筷子稳稳地递到我碗里。那块肉肥瘦各半，酱油色上得均匀，是她从盘子边上特意挑的。“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饿着。你东西哥哥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一顿能吃三碗。” “谢谢外婆。”我把肉塞进嘴里，嚼了几口就咽了。肉确实没有外婆炒的香，酱油的咸味浮在表面上，肉的肌理里却是淡的。 富秋这时候抬起头来，嘴角挂着一粒米饭。那粒饭粘在下巴上晃来晃去就是不落。她天真无邪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外婆，嘴一张，话说得又脆又响。 “奶奶，金娃子哥哥下午带我去买零食的时候，看见胖婶了。胖婶说爸爸跟虚阿姨坐车出去玩了，还说他们两个人一辆车，问金娃子哥哥是不是真的。金娃子哥哥说爸爸是去办公事，让胖婶别瞎说。” 饭桌上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 外婆的筷子停在半空中。一片夹在半路的回锅肉从筷尖滑落，掉在桌上，油渍在塑料桌布上洇开一小团暗红。她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可筷子的尖头在微微发颤，碰着碗沿发出细碎的嗒嗒声。 妈妈的脸色变了。她飞快地看了富秋一眼，又看了我一眼，喉咙动了动，像是咽下了什么滚烫的东西。最终她低下头，用筷子戳着碗里的饭粒，一粒一粒地戳，什么都没说。那戳饭的动作机械而固执，一粒米被戳扁了，又戳下一粒，像是在戳一份看不见的名单。 我真想把富秋的嘴巴缝上。这丫头，什么时候说话不好，偏偏在这种时候，把这些话端出来？而且她说得比她下午告诉我的还要详细，还要精准——连“两个人一辆车”“孤男寡女”这种词都原封不动地复述出来了，简直就像在背诵胖婶的原话。富秋浑然不觉自己闯了祸，眼睛还亮晶晶地等着大人回话。 “金娃子。”外婆放下筷子，转过身看着我。她把手放在膝盖上，十指交叉，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胖婶还说什么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没说什么”。可看到外婆的眼神，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那个眼神里有期待，有担忧，还有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认真——她不像是随口问问，她是在等一个确认。就像当年在接官亭前等爷爷回来一样，她需要亲耳听到，才能说服自己去面对。 “胖婶还说……”我低下头，声音越来越小，小到最后一个字几乎被自己的心跳盖住了，“说孤男寡女的，不太好看……让金娃子乖乖的，大人的事别多问……” 外婆沉默了很久。 厨房里的灶膛已经没有火了。最后一点余烬在黑暗中闪着暗红的光，一明一暗，一明一暗，像一个人在慢慢地眨眼。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每一声都敲在我心口上。客厅里富秋看电视的笑声隐隐约约传来——孙悟空正拿金箍棒敲白骨精的头，她笑得咯咯的。可她此刻的笑声落在我耳朵里，像隔了一层厚厚的棉花。 外婆望着桌上那团从筷尖滑落的肉片，油渍已经凝住了，红油渗进塑料桌布的纹路里，怎么也擦不掉了。她忽然轻轻叹了一口气，那口气很轻很短，可我听得清清楚楚。她伸手把盘子里剩下的回锅肉翻了翻，挑出几片还没凉透的，一一夹到我碗里。 “吃饭。”外婆终于开口了，语气平静得可怕。 她重新拿起筷子，在桌上轻轻顿了一下对齐筷尖，然后夹了一块回锅肉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嚼了很久很久，久到那块肉早就该化在嘴里了，她才咽下去。喉头动了一下，像是咽下的不只是肉。 妈妈也不敢再说什么，端起碗埋头吃饭。她的筷子在碗和嘴之间快速移动，眼睛只盯着碗里的饭粒，不敢往左右看。 富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终于感觉到气氛不对了。她把嘴里的饭咽下去，舔了舔嘴角，乖乖地把碗捧起来，不再吱声。可她的眼睛还在滴溜溜地转，看看我，看看外婆，看看妈妈，像是在看一出看不懂的戏。她大概在想，为什么大人们说了一句话就不说了？为什么奶奶的脸像庙里的菩萨一样，看不出笑也看不出哭？ 一顿饭吃得鸦雀无声。 只剩下碗筷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咀嚼吞咽的声音，咕噜咕噜；挂钟的滴答声，滴答滴答。像一部默片，每个人都演着各自的角色，却谁也听不见谁的心声。桌上的回锅肉油凝成了一层白色的脂膏，番茄炒蛋的汤汁也凉透了，结了一层薄薄的膜。外婆夹给我的那几片肉还搁在碗沿上，我没有动，它们渐渐冷了下去，油花凝结成细小的白点，像冬夜里落在窗台上的碎霜。 吃完饭，妈妈帮外婆收拾碗筷。碗碟碰着碗碟，筷子碰着筷子，哗啦啦响了一阵，然后归于沉寂。我带着富秋去客厅看电视。电视里演的是《西游记》，孙悟空正跟白骨精斗法，金箍棒抡得呼呼生风，白骨精化成一道青烟往山里钻。富秋看得津津有味，不时发出“哇”的惊呼声，握着拳头往空气里挥，“打死她！打死她！”她这脾气，看《西游记》只记住了一个“打”字。遇到好人被欺负她就跺脚，遇到坏人现原形她就拍手。在她眼里，这世界黑白分明，好人就是好人，妖精就是妖精，没有中间地带。 可我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脑子里全是胖婶眉飞色舞的表情、厨房里压低嗓门的对话、富秋添油加醋的转述，还有那个从车窗里探出来的烫着卷发的模糊面孔——她那天穿的什么颜色衣服来着？好像是件豆绿色的衬衫，领子上还别了一枚亮闪闪的别针。这些东西搅在一起，像一锅杂烩汤，什么味道都有，就是没有一样是好吃的。我闭上眼，想把这些画面赶出去，可它们像印在眼皮上的光斑，怎么揉都揉不掉。 过了一会儿，妈妈从厨房出来。她在围裙上擦干了手，走到沙发边，在我旁边坐了下来。沙发垫往下陷了陷，她的肩膀挨着我的肩膀，体温隔着衣服传过来。她身上还带着厨房的油烟味，混着洗洁精的柠檬香，那味道又甜又涩，像是把什么心酸都搅拌在了一起。 “金娃子。”她把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手指微微收拢，像是要抓住什么，“今天的事情，回去不要跟你爸爸说。” “为什么？”我抬头看着她。 “没有为什么。”妈妈的语气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人，却又很坚决，坚决得不像平时那个犹豫不决的她，“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管。你只管好好读书，考上好学堂，将来有出息，比什么都强。” 她的眼眶有点红，但没有泪。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大概是无奈，大概是疲惫，大概是——不愿意让我过早地看到这个世界的另一面。那里面藏着一整个成年人世界的复杂与隐忍，就像一块被拧到极限的毛巾，把所有的水都吞进纤维里，外表看起来只是潮了一点点。 “知道了。”我点了点头。 富秋在旁边歪过头来，看看妈妈，又看看我，忽然问了一句：“哥哥，为什么不能说？胖婶说的又不是假话。” 妈妈转过头，她伸手帮富秋擦了擦嘴角的饭粒印子，轻声说：“不是所有的真话都要说出来的。等你长大了就懂了。”富秋哦了一声，又转过头去看电视了。她这个年纪，把“长大了就懂了”当成了大人偷懒的说辞，就像说“等你写完作业再说”一样，听着就不服气。 妈妈把我的肩膀又按了按，然后抽回手，起身去厨房继续帮忙。她的步子不快，踩在水泥地上没有任何声响，围裙带子在腰间微微飘动。 富秋还在对着电视里的孙悟空大喊大叫。白骨精又变了一个老婆婆，被孙悟空一棒打翻在地，她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拍着沙发扶手笑得前仰后合。“打得好！谁让你骗人！” 我坐在沙发上，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沙发垫上那道裂了口的缝——海绵从裂缝里挤出来，黄黄的，旧旧的，被我抠得一点一点地往下掉渣。抠下来的海绵碎屑落在裤子上，白花花的，像头皮屑。我不停地抠，好像把那道缝抠得再大一些，心里的那道缝就会小一些。 窗外的天色已经彻底黑沉下来，东山隐没在夜幕里，只有山脚下几盏稀疏的路灯，在薄薄的夜雾中晕开一圈圈昏黄的毛边。灯光孤零零地亮着，照在冷青色的石板路上。 看外婆潇洒买零食 笑大舅狼狈出公差（6）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章 看外婆潇洒买零食 笑大舅狼狈出公差 第四十八回 看外婆潇洒买零食 笑大舅狼狈出公差（6） 天快黑的时候，院子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那脚步声不是平时那种不紧不慢的踱步，我抬起头，正好看见大舅从门口一头撞了进来。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短袖，领口敞开着两颗扣子，露出里面洗得发黄的白背心，头发也有些乱，头顶那撮平时用发胶固定得服服帖帖的头发，此刻软塌塌地耷拉在脑门上，跟中午出门时那个头发油亮、腰杆笔挺的贾镇长判若两人。 “娘！”他一进门就喊，声音又急又哑，“我回来了！” 外婆从厨房探出头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上下打量了大舅一遍，目光从他的乱头发扫到他的脏皮鞋，又从他的脏皮鞋扫回他的乱头发。 “你不是出差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大舅脸上的表情有些尴尬，支支吾吾地说：“那个……临时取消了。车走到半路，又接到通知说不用去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茶几上的积木，不敢看外婆。 “取消了？”外婆放下手里的抹布，走到茶几旁边，继续打量着大舅——从头到脚，从脚到头，像是在验一件被人动过手脚的货物。“那虚秘书呢？” “她……她回去了。”大舅避开外婆的目光，转身去茶几上拿搪瓷缸子。 我倒了一杯水递给他。他接过去咕嘟咕嘟灌了好几口，喉结一上一下地滚动着。 “大舅，您没事吧？”我忍不住问。 “没事没事。”大舅抹了抹嘴，嘴角扯出一丝笑，“就是路上有点热，渴了。” 可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他的裤腿上有泥巴——不是溅上去的零星泥点，是蹭上去的一大片泥渍，从裤脚一直糊到膝盖弯，深褐色的，已经半干了，边缘翘起一层泥皮。皮鞋上也沾了不少灰，鞋尖上还有一道划痕，露出底下没染透的白皮子。他的的确良衬衫扣子系错了位置——从第三颗开始，扣眼对错了扣子，衣襟一高一低地歪着，一直歪到领口，左边比右边高出一截。这种错误，大舅平时是绝不会犯的——他出门前总要对着镜子照三遍，连衣领上有一根头屑都要拍掉。 “你那个紧急通知……”外婆慢悠悠地开口了，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像是秤砣一样沉，“是县上哪个部门的？” 大舅倒水的手顿了一下。搪瓷缸子里的水晃了晃，洒了两滴在茶几上。“县政府办……”他的声音有些发虚，尾音往上飘了一下，像是在问自己。 “县政府办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外婆又问。 大舅放下搪瓷缸子，转过身来，一种想发作又不敢发作的难看：“娘，您查户口呢？” “我查户口？”外婆冷笑了一声，“我倒希望是查户口的。户口本上的人，跑不了。可有些人，户口本上不在，跑起来就收不住了。一不小心，跑丢了，找都找不回来。” 大舅的脸一下子涨红了，从脖子根一直红到额头。他嘴巴张了张，像是要反驳，可看到外婆的眼神——那双眼睛在深深的皱纹里清亮如刀——又硬生生把话咽了回去。 “娘，您别听外人瞎说。”他憋了半天，憋出这么一句。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一个一个挤出来的。 “外人？”外婆往前走了两步，站在大舅面前。她个子比大舅矮将近一个头，可她仰着脸看他的姿势，却像是在俯视。“胖婶是外人，街坊邻居是外人，你媳妇也是外人？就你和小虚不是外人？就你们俩是一家人？” “娘！”大舅的声音提高了。他的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像吞下了一颗滚烫的石头。 “别喊我娘！”外婆的声音比他还高，高到破音，像一面被敲裂的锣。“我没有你这样不争气的儿子！你爹走得早，我一个人把你们几个拉扯大，容易吗？那些年我们孤儿寡母受人欺负的日子，你都忘了？”她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只有站在面前才能听见，“那年你发高烧，我背着你走了十八里山路去县医院，路上摔了两跤，膝盖上的疤到现在还在。好了伤疤你就忘了疼？” 她喘了口气，眼眶红了，却没有泪。“还有，为了你当这个镇长，咱们贾家所有的亲戚都动用了——你大姑夫帮你在县里递材料，你二舅爷去乡政府给你说好话，连你老婆虚家那边的远房亲戚都用上了。你以为凭你自己能当上？” 大舅的脸从红变白，又从白变青。他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段声音：“娘，我跟虚秘书真的没什么。就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我们俩还是同学关系，所以在外人看来，比一般同事要亲密一点儿。但也仅此而已。” “上下级关系？同学关系？咋不说还有堂姐夫与小姨子的关系呢？”外婆打断他，每个词都像是从牙缝里迸出来的碎冰碴。 大舅急了：“小姨子关系不好听……娘，我们真的就是上下级关系！她是我的秘书，我是她的领导，仅此而已。” 外婆的嘴角往下拉了拉，眼角的皱纹被压成了一道深沟：“你还知道姐夫和小姨子的关系不好听啊。那我问你——上下级关系需要两个人关在房间里待一下午吗？上下级关系需要半夜三更一起出去坐车吗？上下级关系需要两个人从旅社里一前一后出来吗？” 每问一句，外婆就往前逼近一步。她的布鞋踩在青砖地上没有任何声响，却每一步都像踩在人胸口上。大舅被逼得连连后退，腰撞在沙发扶手上，整个人往后一仰，咚地坐到了沙发上。沙发垫发出一声闷响，弹簧在屁股底下吱呀作响。 “娘。”大舅的声音低了下来，带着一丝恳求，头垂得很低，下巴几乎贴在了胸口上。“您别听风就是雨的。那些都是谣言，是有人看不惯我，故意编排的……您要相信我。” “编排的？”外婆盯着他。她的眼睛里已经没有火了，剩下的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失望，还是疲惫，还是两者都有。“那你裤腿上的泥巴是怎么回事？你衣服上的扣子是怎么回事？你坐办公室的人，什么文件需要你爬到泥巴地里去签？你告诉我，你的紧急出差，到底出到哪里去了？” 大舅低下了头，不再说话。 客厅里安静极了。安静得能听到灯泡钨丝在灯罩里燃烧的细微嗡鸣声，能听到富秋积木上的三角形屋顶从第三层跌落到茶几面上的啪嗒声。富秋躲在我身后，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手指头又凉又潮。她眼睛瞪得大大的，全是害怕。 妈妈站在厨房门口，双手绞着围裙的带子，都快把那一截布绞成了麻花。她的嘴唇翕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可最终只是把围裙带子又绞了一圈。 我站在沙发旁边，第一次觉得大人世界里的那些事情，像一团乱麻，越扯越紧，越理越乱。 过了很久，大舅抬起头来。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眼眶微微泛红，像是一下子老了好几岁。茶几上搪瓷缸子里的水已经凉透了，水面纹丝不动。 “娘。”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刮在木板上，“我错了。” 外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扶着椅子靠背的那只手，指节泛白，手背上青筋暴起，像一道道爬上山墙的老藤。 “我没有去出差。”大舅的声音很低很低，低到最后一个字几乎被灯泡的嗡鸣声吞没了，“虚秘书……小虚她说想去白云庵烧香，让我送她去。她说最近心情不好，想拜拜佛……我就……我就开车带她去了。” “白云庵？”外婆的声音冷得像冬天的井水，一字一顿，“你去白云庵烧香？你从小到大连灶王爷都不肯拜一下，大年初一让你给你爹磕个头你都偷懒，你什么时候信佛了？烧香要烧到什么时候？从中午烧到天黑？白云庵的菩萨是你家开的？” “回来的路上，车坏了。”大舅抬起头，两只手比划了一下。 “车坏了？”外婆重复了一遍，声音忽然变轻了，轻得像风吹过门缝，“你的车坏了，怎么不打电话回来？镇上谁家没个电话？你办公室有电话，你车上还有一部对讲机。你说一声，我让月生去接你！” 大舅又沉默了。 他那辆212吉普就停在街对面的镇政府大院门口。 车根本没有坏。 谎言像一层窗户纸，捅破了就什么都看见了。可我不想看见。我宁愿自己下午没有带富秋去买零食，没有碰见胖婶，没有听见那些话，没有把这些话带上饭桌。我宁愿自己还是那个只知道搭积木、看电视、等大舅带零食回来的金娃子。 “你先回去好好想想吧。”外婆摆了摆手，那个手势不是在赶人，像是在卸下一件背了太久的重物。她的语气忽然软了下来——不是原谅的软，是累了的那种软。“想清楚了，再跟我说话。” 大舅站起来，垂着头往外走。他的步子拖拖沓沓，皮鞋底蹭着青砖地，发出沙沙的摩擦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回过头看了我一眼。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一晚，大舅没有留下来吃饭，也没有留下来过夜。 后来妈妈告诉我，那天晚上大舅没有回自己的家，而是去了办公室，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夜。办公室的沙发很短，他的腿悬在扶手外面，被子只有薄薄一条沙发巾。凌晨门卫老孙头巡夜的时候，从窗户里看见一点明明灭灭的红光——大舅坐在黑暗里，抽了一夜的烟。 窗外的风忽然大了起来，吹得院子里的老栗子树哗哗作响。树叶还没有落尽，几片枯黄的叶子被风扯下来，打着旋儿落在石阶上。 富秋趴在我腿上，困得眼睛睁不开。她的手指还捏着那块三角形的积木，嘴里含含糊糊地问了一句：“爸爸去哪儿了？”没有人回答她。她自己嘟囔了两声，脑袋一歪，睡着了。 外婆站在门口，望着黑洞洞的巷子，一动不动，站了很久很久。她的背影被月光拉得又细又长，投在院子里的青砖地上，像一道刻在地上的影子。她望着大舅消失的方向——那方向也是接官亭的方向，是驿道延伸的方向，是当年她站在街口等自己丈夫的方向。 妈妈走过去，轻轻地把一件外套披在外婆肩上。外婆没有动，妈妈的双手在她肩上停留了一会儿，才慢慢收回。 “娘，进屋吧，外面凉。” 外婆没有说话。她又站了片刻，才转过身，慢慢地走了回来。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今天发生的事情——从在供销社买零食的兴高采烈，到大舅跌跌撞撞走进家门的狼狈不堪，再到外婆站在门口一言不发地往巷子里望的背影…… 我忽然想起了静闲师太在白云庵说的那句话：“不该留的，你留也留不住。” 也许，该走的，也总会走吧。只是不知道，大舅如果真的走了，这个家还完整吗？富秋还能趴在茶几上无忧无虑地画画吗？外婆还能在炒回锅肉的时候哼她的小曲儿吗？ 窗外，月亮躲进了云层里，院子里暗了下来。只有厨房里那盏忘了关的灯，透过窗纸，在院墙上投下一方昏黄的方块。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叫了两声就停了。也许那条黄狗也累了，懒得再叫了。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了一些。闭上眼睛之前，我最后看见的是外婆的那丛花白的头发，在月光下像一片被秋霜打过的枯草。 明天，一切又会是新的开始。 但愿。 东西哥轻生吃假药 雨花姐大意失贞操（1）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一章 东西哥轻生吃假药 雨花姐大意失贞操 第四十九回 东西哥轻生吃假药 雨花姐大意失贞操（1） 东西哥出事了。 那天傍晚，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东山上的晚霞烧得正旺，像有人在云端泼了一盆滚烫的铁水。 我刚从供销社帮妈妈买完酱油回来，手里还拎着酱油瓶子，瓶口用玉米芯塞着，一路上晃荡出几滴，洒在裤腿上，留下几个深褐色的印子。 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远远看见东西哥一个人站在宿舍走廊的尽头，一只手扶着墙，另一只手垂在身侧，整个人的身体重量好像都压在墙上。他的背佝偻着——那个在讲台上腰杆挺得笔直、画圆不用圆规的甄老师，此刻佝偻得像一棵被霜打过的茄子。 我以为他又是心情不好。那段时间他经常心情不好。自从千寻姐姐走了之后，他的心情就没真正好过。后来跟雨花姐姐谈恋爱，好了一阵，可最近又不对劲了。学校里的人都习惯了，觉得甄老师就是这样，情绪一阵一阵的，像东山顶上的云，一会儿聚一会儿散。 可我还是放下酱油瓶子走了过去。他的脸色很难看。不是平时那种因为熬夜刻卷子而发灰的难看，而是一种从骨头里往外透的苍白，连嘴唇都失去了血色，泛着一层青灰。额头上全是汗——不是热汗，是冷汗，一颗一颗密密麻麻地排在额角上。 “金娃子，”他叫我，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被什么东西硬拽出来的，吃力而低哑，“跟我进屋。快点。” 我跟着他走进寝室。他关上门，还下意识地反锁了一下——那咔嚓一声在狭窄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然后他从抽屉里又摸出两个纸袋，和手里那个一模一样的纸袋。三个纸袋并排放在桌上，袋子上印着几个蓝字——“磷化锌杀鼠剂”，旁边还画了一只老鼠的图案，老鼠四脚朝天。 他指着它们，又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说话的声音沙哑而急促，像是怕自己下一秒就说不出话来。 “我买了三包老鼠药——已经吃了一包。但我后悔了，我不想就此离去。”他的眼眶忽然红了，不是要哭的那种红，是恐惧把血管撑开了，“我只是想，在我死后，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知道——我是怎么死的，我是为了什么死的。金娃子，我怕我说不完就死去了，所以你要记住，我是自杀的。我不想连累任何人，所以你一定要告诉大家，我是自杀的。” 他喘了一口气，那口气吸得又急又短，像是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堵着。他的手指死死扣住我的手腕，指甲掐进我的皮肉里，扣得我骨头疼。“我吃药的时候正在气头上——我一边撕纸袋一边想，死了就死了，反正也没人在乎。”他的瞳孔里倒映着天花板上那盏忽明忽暗的日光灯管，幽蓝的光在他眼里像两簇快要熄灭的鬼火，“如今我才知道，我是不甘愿就此死去的。药味还在嗓子眼里，我就后悔了。我不想死。金娃子，我不想死。” 看着东西哥愁眉苦脸的样子，我的心里五味杂陈。这个在讲台上画过无数个标准圆、在黑板上写过无数道辅助线的的人，此刻缩在床沿上瑟瑟发抖。他蜷着身子的样子，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 我一直崇拜他——从我记事起，他就是甄家的骄傲，是重阳镇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人，是站在全校师生面前领奖时腰杆挺得最直的那个人。可此刻他就坐在那里，脸上挂着两行我从未见过的、属于绝望者的汗珠。 我把酱油瓶子放到墙角，转过身来，蹲在他面前。我蹲下去的时候膝盖磕在水泥地上，咚的一声，疼得很，可我没顾上揉。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东西哥，从古至今，我也没听说过谁是心甘情愿去死的呀？司马迁不是说过什么‘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吗？你若要死，也得看看是为什么死。看你死得值不值——是重还是轻？好好想想，不然死了也白死了。” 他摇了摇头，嘴角扯了一下，像是被我这番话挠中了某根神经，但那不是笑，是苦笑，是比哭还难看的笑。“金娃子，你不要嬉皮笑脸的。严肃认真地对待，我真的没开玩笑。确实是吃了老鼠药——怎么办？你闻闻这纸袋，上面还有药味。”他把纸袋凑到我鼻子前，一股刺鼻的化学气味直冲脑门。 “真的吃了？”我接过纸袋，手指捻了捻袋口残留的白色粉末。那粉末细细的，像面粉，可颜色泛着不正常的灰白。我根本就不相信我心目中一直崇拜着的东西哥会寻短见。他是什么人？他是那个能在讲台上把一道几何题讲出诗意的甄老师，是那个写“家有千书穷攻而不舍必成大器”时意气风发的青年教师，是那个在东山顶上吹箫时让所有人都听傻了的才子。 “真的吃了——金娃子，快点帮我想办法，快点去医院找医生。”东西哥的声音开始发虚，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他用手撑着床板想站起来，可腿软得像两根煮熟的面条。 “老鼠药是药老鼠的——对人也许没那么明显吧？东西哥，你吃了之后有什么反应？万一老鼠药对人没有伤害呢！”我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不信，我的小腿肚子已经在打颤了，可我必须让自己镇定。 “我只觉得越来越恐怖——哪里有什么感觉。”他把手按在胸口，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金娃子，你摁住我的腿，让我从床上倒挂金钟，将吃进去的药吐出来——快点嘛！我在书上看过，催吐要头低脚高，让胃里的东西倒流出来。” 我被他说动了，脑子一片空白只剩下直觉——救人，赶紧救人。“也行。你吃了多久还能吐出来吗？” “有一会儿了。吃的时候一心想着求死，一点没有畏惧的心理。”他的眼神飘向窗外，暮色已经完全沉下去了，远处传来食堂炊事员收工的吆喝声。他转过脸来，瞳孔里的恐惧像煮沸的水，“现在我一心想着求生，反而快吓破胆了。金娃子，你快去拿洗脸盆来放在床面前。你上床来，压住我的脚，把我往床沿下送——快点，我这辈子还没这样求过人。” 我赶紧从门后抄起那只搪瓷洗脸盆，盆底磕在青砖地上，哐当一声脆响。然后我爬上床，用膝盖死死压住他的小腿，两手攥紧他的脚踝。他倒挂着，脑袋垂在床沿外，双手撑在地上，拼命抠自己的喉咙。他的手指头伸进嘴里，戳到嗓子眼，干呕了几下，只吐出来几口黄绿色的酸水。酸水滴在搪瓷盆里，声音小而脆。 “东西哥，你是不是肚子里没货，所以吐不出来？”我摁着他挣扎的小腿，“我去舀一瓢水来，灌进去之后兴许能吐出来？” 他倒悬着点了点头，头发全往下散，遮住了大半张脸。我跳下床冲到院子里，在自来水龙头上接了一瓢冷水。手抖得端不稳，水从瓢沿泼出来，把袖口打得精湿。我把东西哥扶起来，他靠在床头，头发乱得像刚从被窝里钻出来，贴在额头上。我把水瓢凑到他嘴边：“东西哥，要不然咱们去医院找医生来抢救吧？万一喝水之后还是吐不出来，就会很危险的——老鼠药的毒性一旦进入血液里，神仙也救不了你。” 他一把夺过水瓢，咕嘟咕嘟灌下去，喉结上下滚动了七八次。灌完了，他把水瓢往我手里一塞，喘着气说：“别说废话了。现在还有比直接吐出来更有效的抢救方式吗？快点给我再倒半瓢水。要是还吐不出来——你马上背我去医院。我不想死，我不能死。我死了奶奶怎么办。” 奶奶。他说的是甄贤婆婆。七十多岁了，每天傍晚还拄着拐杖站在街口望丈夫的老太太。如果她知道自己最骄傲的孙子用老鼠药结束了自己的性命……我不敢往下想，我端起搪瓷盆，重新爬上床，压紧他的腿。 这一回，水灌进去之后，他抠了几下喉咙，猛地——哇的一声，浑浊的黏液终于从嘴里喷溅出来，砸在搪瓷盆底，声响大得吓人。空气里顿时弥漫开一股刺鼻的酸腐味。 我顾不上捂鼻子，继续端着他的肩膀往下灌水。灌了吐，吐了灌——他的眼镜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我蹭掉了，落在枕头旁边。他抠喉咙抠到干呕声都变了调，后背的衣服被汗水泡透。最后吐到盆子里全是清水了，他才瘫在床沿上，浑身像是被抽去了所有的骨头。 我把那三个老鼠药纸袋一把塞进裤兜里。“走，去医院！” 他虚弱地指了指自己的腿。我把他的一只胳膊绕在我脖子上，使出吃奶的力气把他背起来。他压上来的那一刻，我的膝盖都弯了——他比我高半个头，虽然瘦，可骨头的重量还在。我咬着牙，一手撑着墙壁，一手搂着他的腰，把他往医院的方向驮。 天已经全黑了。街上零星的几盏路灯发出昏黄的光。他的呼吸喷在我后颈上，滚烫而急促。我弓着背，像一头瘦小的毛驴，驮着这个在讲台上批作业的老师，一步一步往前挪。 石板路的缝隙里长着青苔，我踩得小心翼翼，生怕脚滑两个人一起摔。樟树的叶子在夜风里沙沙响，远处东山上几点灯火幽幽地亮着。他的身子太沉了，沉得我每走一步都在心里骂娘——不是骂他，是骂命运，骂那个让我哥哥吃老鼠药的东西。 医院里只有一个值班医生，正在值班室对着搪瓷缸子打哈欠。看见我背着一个人满头大汗地闯进来，他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滑出去老远。 我把东西哥放到走廊的长椅上，从裤兜里掏出那三个纸袋，扑过去抓住医生的袖子：“医生，快点抢救我哥哥！我哥哥吃了老鼠药了！” 值班医生接过纸袋，凑到灯下看了两眼，眉头皱成一团。他翻了一下东西哥的眼皮，拿手电照了照瞳孔，又问了几句，然后把我们安顿进病房，自己一阵风似的跑去给领导打电话请示。走廊里响起他急促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们在病房里等了一会儿。药水瓶子、输液管、护士——在走廊那头忙成一团，人影在磨砂玻璃后面晃动。经过紧张的抢救，化验结果出来了。那位拿着化验单走进来的护士，表情复杂，指节紧紧捏着单子，纸张簌簌地响。跟在护士身后的老医生摘下口罩，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假药。这包老鼠药主要成分是面粉，只掺了极微量的农药，远达不到致死剂量。加上你们已经催吐——没有生命危险了。估计他是受到惊吓，所以浑身绵软无力。”他摘下眼镜，看了看瘫在病床上的东西哥，语气里既有庆幸，又有一种说不清的无奈，“输液观察几个钟头，没有中毒症状就可以回家。” 我瘫倒在病床旁边的方凳上，两条腿还在发抖。手上还沾着刚才接水时溅的冷水，此刻被体温一烘，又湿又凉。东西哥躺在床上，眼睛望着天花板。日光灯把天花板照得惨白，他望着那片白，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很轻，轻得像一片落在水面上的叶子。 “假药。”他喃喃地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品味一个最荒诞的笑话。 他攒够了死的勇气，买了三包老鼠药，吃了一包，抠喉咙吐了半天——结果吃的是面粉。 这世上最让人哭笑不得的事，莫过于你连死都死不成，还要在一张窄小的病床上，对着一根塑料输液管，重新学习怎么活着。 东西哥轻生吃假药 雨花姐大意失贞操（2） 第五十回 东西哥轻生吃假药 雨花姐大意失贞操（2） 虚惊一场。这个词说起来轻飘飘的，四个字就完了。可那一晚，我坐在病房里的方凳上，看着输液管里的药水一滴一滴地往下落，每一滴都重若千钧。 医生走后，病房里安静下来。隔壁床空着，白色的床单被护士叠得整整齐齐，被角掖得方方正正。走廊里偶尔传来护士推着药车经过的声音——药瓶互相碰撞，叮叮当当，渐渐远去，又归于沉寂。我坐在那方凳上，腿上的肌肉这才后知后觉地开始疼。刚才背他的时候用力太猛，两条大腿酸得像灌了醋。我把手伸进裤兜里，摸到那三个老鼠药的纸袋——皱巴巴的，被我手心的汗浸得发潮。 “东西哥，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不老实交代？” 东西哥沉默了很久。他把脸偏向窗外，窗外一片漆黑。输完大半瓶液体的指尖还带着凉意，他蜷起扎着针头的那只手，指背无意识地蹭了蹭鼻梁。他叹了口气。那口气不是从胸腔里呼出来的，是从骨头缝里挤出来的。 “自从上次你林千寻姐姐吹了我，我就已经死了心了。感觉剩下的只是一具行尸走肉，是一副没有灵魂的空壳。”他把蜷着的手抽回来，放在胸口，掌心朝下，像是在压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人家说情场失意者官场得意——我虽寄满腔热情于教书育人，却处处受到排斥。在竞争中连一个年级组长都争不来。” 他顿了顿，手指头揪住了病号服的衣襟，揪得指节发白。 “后来虽说还是当了一个年级组长，可总觉得是被人恩赐所致。那是竺万金不要的饼，掉地上，滚了几圈，才递到我手里的。” “东西哥，我们班的绝大多数同学都说你当组长的能力绰绰有余，大家对你非常佩服的。”我看着他凹陷的眼窝，那里头的黑眼圈熬了很久——不是一天两天，是月月年年。“你想想，刘二娃那小子，连他爹都不服，就服你。张大勇以前几何考三十分，现在能考七十多，他妈逢人就夸你。” 他微微一笑。那笑终于有了些温度——不是苦笑，是那种被什么东西轻轻触动之后，不自觉地弯起嘴角的笑。 “我知道。我能被学校破格任命为年级组长，主要原因是咱们班在全县统一考试中获得了一等奖——那不是哪个领导恩赐的，是你们用分数替我争来的。我也逐渐感受到了教书育人给我带来的快乐，特别是那种成就感。看着你们一个个从怕几何变成爱几何，那种感觉，比什么都值。” “那你为什么还会这么想不开呢？” 他又沉默了。病房墙角的暖气管忽然咕噜噜响了几声，像是有人在管道深处叹气。他盯着输液管看了一会儿，透明药水正一滴一滴划过滴壶。他抬起没扎针的那只手，用指甲在白色床单上一笔一画地划着——是个圆，指尖微微发颤，却还是努力往圆里画。 “金娃子，你不懂。虽然我在教学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结。”他一字一顿地说，“千寻离开之后，我总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她走的那天，下着雨，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等不了我了——等不了我出息，等不了我调进县城，等不了我给她想要的生活。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像钉子，钉在我心里。我后来拼命教书、写诗、卖春联，想证明自己不是等不了的人——可她还是走了。” “东西哥，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强求的。千寻姐姐不选择你，并不代表你不够好。”我站起来，走到床边，把手放在他肩上。他的肩膀很瘦，肩胛骨隔着病号服硌在我掌心里。“你还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你上的公开课，校长说你上课有激情，郑美媛说你的板书是全校最漂亮的；你会吹箫，会写诗，会写对联；你背我走过多少个晚自习，带我吃过多少回小笼包子。这些，都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他点了点头：“金娃子，谢谢你这么夸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确实轻松了些。其实我也知道自己不应该为了一时的感情挫折而放弃生命。只是——当时真的觉得活不下去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人在冰面上走，走着走着发现前面的冰全化了，回头也来不及。” “未来的路还很长。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振作起来，重新找回自己的信心和勇气。”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手底下那副骨头架子让我心里头发酸。 就在这时，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了。不是敲门，是一股脑儿撞开的。门板撞在墙上，发出一声闷响。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门口，穿着麻袋厂的蓝色工作服，头发明显是匆忙间用手抓了两下就出门的，半边麻花辫散脱了，碎发贴在汗津津的额头上。 雨花姐。 她手里提着一兜东西，橘子还是苹果已经看不分明——网兜在她手指头上缠了两道，勒出深深的红印。她站在门口，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显然是一路跑来的。 “金娃子，你也在这里？”她的嗓门本来就大，在安静的病房里更是震得窗玻璃嗡嗡响。 我从床边让开，给她指了一把椅子：“雨花姐，东西哥刚才吃了假药，差点出大事。好在发现及时，现在已经没有大碍了。” 雨花姐的脸一下子白了。她这个人，平时脸红扑扑的像年画上的福娃娃，白起来的颜色却很吓人——是那种失血的、由内向外褪去的苍白。 “假药？怎么回事？谁这么不小心？”她手里的网兜咚的一声落在床头柜上，橘子从松开的网眼滚出来一个，骨碌碌滚到床脚，没有人去捡。“他在讲台上站得好好的，为什么会吃老鼠药？他是不是——”她刹住话头，看了东西哥一眼。那个“死”字，她不敢说。 东西哥把脸转向墙壁，声音闷在枕头里：“是我自己买的。我一时糊涂，才会做这种傻事。” 雨花姐站了两秒钟。然后她一把拉开我刚坐过的方凳，哐当一声，方凳的铁腿刮在地砖上发出刺耳的声响。她坐下去，两条粗壮的t分开撑着地，似乎只有这样坐才撑得住她的身体。 “东西哥，”她叫他。不是“小东西”，不是“东西”，是“东西哥”。她平时叫他“小东西”，撒娇的时候叫他“东西”，从来没有叫过“东西哥”。可今晚她叫他“东西哥”，声音里没有撒娇，没有玩笑，只有一种沉甸甸的、压得很重的东西。“你知道我接到甄贤婆婆的信儿说你进医院的消息，我往医院跑的时候，一路上想的是啥吗？” 东西哥没有回答。 “我在想，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她说着，忽然站起身，一步迈到床边，把他那只扎着输液管的手轻轻攥在自己掌心里。她的手背被食堂的热油溅出过好多小小的白点，指甲里嵌着洗不净的菜垢。“我这人……我这人在别人眼里，胖，粗，没文化，嘴笨——可我对你，是认真的。你吃药的时候，怎么不想想——还有我呢？” 她说着说着，声音忽然软了下来。她松开了他的手，把那根松开了一半的麻花辫索性拆散了，用胖手指胡乱拢了拢，重新编。一边编一边说：“我不懂什么人生不人生的道理。我只知道，你在讲台上训学生的时候很有精神。你画那个什么都一模一样的圆的时候，我在门口看过好几次，比食堂大师傅摊鸡蛋饼还圆。一个能画那么圆的人，不该吃老鼠药。” 东西哥慢慢把脸转过来。他看着雨花姐的手指笨拙地编着辫子，眼眶忽然红了。他摘下眼镜，用手背压住眼睛，用了很大的力气，压在眼眶上，声音沙哑：“雨花姐，我知道错了。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你当然不能再这样。”雨花姐低下头，手抖了一下——大概是扯到了发根，可她没管。“你要是再敢吃老鼠药，我就……我就不理你了。” 这话听起来像撒娇。可她说的时候，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她是个从来不爱哭的女人——在食堂里被人用热油溅到胳膊，她骂一句“龟儿子”就接着干活。此刻她的眼泪没有掉下来，只是在眼底打转，把一双圆眼睛泡得亮晶晶的。 就在这时，我和东西哥同时想起了另一件事。我看看东西哥，东西哥看看我。刚才雨花姐进门的时候，她说——她也有件事想告诉我们。 “雨花姐，你刚才说你自己也遇到了麻烦事？”我侧过身，把药车推到一边，让她能看见我。 雨花姐的身子僵了一下。她低下头，手指绞着麻花辫的辫梢，沉默了很久。久到我听见东西哥输液管里的药水滴了整整二十下。她开口了，声音却不像刚才那么亮堂。像是从胸腔深处沉下去又浮上来的，每一下都搅着心事。 “是的。最近我遇到了一些麻烦事。” “什么麻烦事？雨花姐，你尽管说，我们会帮你的。” 她沉默了很久，手指把辫梢绞了又绞，辫梢上的红头绳都快被她揉散了。最后还是那张大嘴巴瘪了瘪，把一肚子的话瘪了出来：“是这样的。最近，我和你们冷姑爷因为一件小事闹别扭了。” “什么？冷姑爷？”我惊得从凳子上弹了起来。在我印象中，冷姑爷是那个蹲在门槛上抽叶子烟、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闷葫芦。他在莫愁姑姑面前说话都不敢大声——他会和雨花姐闹什么别扭？ 雨花姐连忙摆手，一脸愁容：“不……不，你们别误会。我和你冷姑爷没啥。只不过，昨天晚上他到我们麻袋厂来拉货，顺便到我宿舍来坐了一会儿。我给他倒水喝，我们俩就聊了一些家常，没想到，被隔壁宿舍的一个婆娘看到了——那个婆娘平时就看不惯我，嫌我在食堂给自家人多打菜。她就跑去龙门镇街上散布谣言，说我不知廉耻，还说你们冷姑爷和我单独在一起……这些难听的话。” 她说完，手指死死捏着那个红头绳，捏得指甲盖都泛白了。胖乎乎的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颤——不是因为说谎，是因为害怕我们不信。 “就因为这个？”东西哥靠在枕头上，输液管轻轻晃了一下。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回去，“雨花姐，你也太胡思乱想了。冷姑爷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我们都知道。那些嚼舌根子的人，理她做啥？” 我赶紧点头附和：“就是！冷姑爷来找你，那是亲戚之间的走动。谁说男女之间待在一个屋子里就非得有点啥了？那个婆娘怕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是。她是织麻袋的。”雨花姐说这话的时候，挺直了腰板，恢复了平时在食堂里训学徒的那股子气势，声音也亮了几分，“她看不惯我吃得好穿得暖和，到处传闲话。可是你们不知道——”她低下头，看着自己圆滚滚的膝盖，“那些话传得可难听了。说我们俩在一起待了一个下午，还说我们在宿舍里——总之，什么难听的话都编出来了。我当众骂过她一回，可骂完了人家还是背地里说。嘴长在别人身上，我又不能缝了它。” 她把怀里的空布袋拧成了一个疙瘩又拧开，拧开又拧成疙瘩，麻布在她手里皱成一团抹布。 东西哥轻生吃假药 雨花姐大意失贞操（3） 第五十一回 东西哥轻生吃假药 雨花姐大意失贞操（3） “雨花姐，这件事交给我。”东西哥忽然从病床上坐直了。他坐得太急，输液管被扯了一下，针头的地方动了动，他嘶了一声却没在意。他的眼神忽然从刚才的虚弱变得锐利起来，像是在课堂上看见一道复杂的几何题，脑子里已经开始画辅助线。“等天亮了，我去龙门镇跟莫愁姑姑说一声，让她在那边帮你辟谣。她认识的人多，在龙门镇街上摆摊卖菜，那条街上哪个长舌妇她都能治。我再去让冷姑爷跟她说明白，再叫上几个麻袋厂的同事给你作证。你放心，不把这事给你办踏实了，我就不叫甄东西。” “你行不行啊？”雨花姐抬起头看他，眼睛里还挂着泪花，可嘴角已经忍不住往上翘，“你自己还躺在病床上呢，能管好自己就不错了。” “你大半夜跑来医院看我，我帮你平个谣言怎么了？”他难得地挺直了腰，输液管在他手臂上晃来晃去，他也不在乎，“再说——我又不是去打架，是去讲道理。讲道理这事，你东西哥还没输过。” 雨花姐终于笑了。肥嘟嘟的脸颊把眼睛挤成了两道缝，一只手抹掉眼角的泪花，另一只胖手在鼻子上胡乱蹭了蹭。灯光下，她的手背油光光的，是那种长年在灶台上忙碌留下的印记。 “好，那我就信你一回。”她把散开的麻花辫重新编好，用红头绳扎紧，手指穿过发丝的时候比刚才稳当多了。她攥着他那只没扎针的手，用力握了握，那力道，像一个不会写字的人在契约上按下手印。 窗外，夜深得沉了。输液管里的药水还在滴答滴答地下落，像是时间在给生命重新充值。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在白色的床单上铺了一道银带子。远处街上偶尔有脚步声——赶夜路的，打更的，归家的，从医院下面的石板路走过去，脚步声从东头响了到西头，慢慢地远了。 东西哥看着雨花姐给他掖被角的样子——她掖被角的动作比月生伯母还粗手大脚，把被边揉得皱巴巴的。可他就那么看着，苍白的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 也许，有些东西正在这个漫长的夜晚悄悄地发生变化。就像输液瓶里那些一滴一滴落下来的药水，你数不清有多少滴，可它们就是一点点，一点点地，把一个人重新灌满。 天亮了。 东西哥在医院观察了一夜，医生量了最后一次血压，听了最后一次心跳，在病历上龙飞凤舞地签了字，挥挥手说“可以回家了”。 医院外面的空气里有一股被露水浸透的青草味。 东西哥眯着眼睛看了看太阳，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气。他的脸色比昨晚好了一些，虽然还苍白，可至少嘴唇有了血色。 “金娃子，谢谢你。要是昨天不是刚好碰上你，我就躺在那张床上，没人发现了。” “东西哥，不用谢。”我拍了拍裤兜里那三个老鼠药纸袋，“不过你回去头一件事，就是好好谢谢雨花姐。昨天晚上她守到你后半夜才回去，走的时候眼睛还红着，眼泡肿得跟核桃似的。她昨晚不是专程来看你的——她是下班之后听门卫大爷说你被金娃子背进了医院，连工作服都没换就跑过来了。” 他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愧疚、感激、还有一丝说不清的茫然。我们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路边的茶馆刚开门，炉子上的水壶正冒着白汽。茶馆老板老孙头看见我们走过来，愣了一下，扯着嗓子问：“甄老师，昨晚上是啥子事哦？有人看见医院灯亮了一夜，说你被背进去了？” 东西哥脚下顿了一下，堆起班主任的职业笑容，朝老孙头摆了摆手：“没事没事。肠胃炎，急性肠胃炎。金娃子送我去了趟卫生所。”老孙头哦了一声，又去捅炉子了。一个教书先生在街上被传出“吃了老鼠药”，往后还怎么站在讲台上训学生。这个面子，是他拿命换回来的，得护着——哪怕是拿谎话护着。 我们回到寝室的时候，太阳已经升高了。阳光从东边的窗户照进来，把整间屋子照得亮亮堂堂。昨天晚上的搪瓷脸盆还搁在床脚，盆子已经被我涮干净了，倒扣在墙角。可那股酸腐的气味好像还没散尽，混在晨风里，让人一进门就想起了昨晚的狼狈。东西哥走到桌前，拉开抽屉，把里面翻了个遍——作业本、钢笔、信件、半包吃剩的饼干——他把饼干扔进了垃圾桶。 “你在找什么？”我问。 “找那个。”他指了指桌上的搪瓷盆，“老鼠药是我偷偷买的，不能让家里人知道。要是被你伯母发现了，以后我的抽屉都要定期检查了。” 我想起昨晚脑子里反复翻腾的那些念头，拉过那把吱呀作响的木椅，在他对面坐下来，语气放得又轻又慢：“东西哥，昨晚你只跟我说了一半——你是为了千寻姐姐才想不开的。可你后来又说到了雨花姐。你说她……不是你理想中的女人。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的背僵了一下。刚拿起茶杯的手悬在半空，搪瓷缸子上印的那行“为人民服务”被晨光照得亮了一瞬。他把搪瓷缸子放回桌面，杯底咯噔一声磕在木头上。沉默了很久，久到我听清了走廊里所有早起的脚步声。 然后他抬起头，靠在吱嘎作响的椅背上，终于开了口。不是坦白，是一个人在拆他自己的心。 “金娃子，你知道什么是三心牌的女人吗？看着开心、过日子贴心、留在哪儿都放心。本来我以为雨花姐就是这样的女人。她虽然胖，可心地好，会疼人，对我全心全意。我吃什么她做，我穿什么她洗，我的桌子她擦得比谁都干净。学生们都跟我说——甄师娘好。我想这就够了。感情嘛，慢慢处就有了。所以那段时间，我和她在一起，虽然没什么特别的激情，可也过得踏实。” 他拿手指在杯沿上画着圈，一圈，两圈，指尖湿了也不在意。 “可前几天，我知道了一件事。” 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只剩下一丝沙哑的尾音。 “什么事？” “她其实……已经不是我理想中的女人了。”他把搪瓷缸子往前一推，两只手抱住脑袋，手指头插进头发里，头发被他揉得乱成一团，“我不是指她胖。她胖，胖得开朗，胖得大方，我都能接受。可有一天晚上我俩吵架，她生气时不小心说漏嘴了。她有过……过去。在认识我之前，她……有过别的男人。” 我愣了一下，脑子里那个扎着歪麻花辫、在食堂里挥舞大铁锅铲的身影，忽然晃动了一下，裂了一道缝。我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截：“你怎么知道的？是她亲口说的？” “亲口说的。”他把头埋得更低了，声音闷闷的，“她说，有一年麻袋厂里的一个司机，嘴巴甜，会哄人，天天趁她下班时在她宿舍门口蹲点，跟她说外面的世界多好，说她长得好看，说从没见过这么白胖的女人。有一次中秋节厂里加餐，那个司机把她叫到车上，说带她去看县城河边的烟花。她跟着去了。在河堤上，他把她抱住。后来——” 他顿了顿，用力揪住自己的头发，骨节因用力发出一声细微的脆响。他没有说出后来那几个字。可我已经听懂了。 “可你说过，你不在乎一个人的过去。”我绞尽脑汁地在心里翻他这些日子说过的话。 “我是不在乎一个人的过去。可我在乎她瞒了我这么久。”他松开抓头发的手，抬起头，眼眶又红了——这回不是怕死的那种红，是被最信任的人刺伤的那种红，“我并不是要求她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可我受不了的是，我一直以为她老实、厚道、没有什么花肠子，她就是站在我面前那个胖乎乎傻呵呵的女人——忽然有一天我从她自己嘴里知道，她也有秘密。那个秘密像一根刺卡在我心里。”他指着自己的胸口，“我每次想对她好一点，那根刺就动一下。我说服不了自己，可又不忍心甩了她。她对我太好了——太好了。好到我受不了。” “所以你就想到了死？” 他点了点头。阳光从窗口移开了些，晨光亮了一瞬，又黯了一瞬。 我沉默了。窗外的白果树上，两只麻雀正叽叽喳喳地争一条虫子。我坐在那把吱呀作响的木椅上，把搪瓷盆踢到墙角，让自己靠得离他近了一点。 “东西哥，你不是说过，男人和女人之间，最重要的是缘分吗？你第一次讲给我的时候，用的是诗句，可眼下，用的是命了。” 他点了点头：“是啊。可缘分这事，最难的地方不在于碰到，而在于碰到了之后，怎么面对彼此的不完美。”他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把他那管挂了许久的旧箫从墙上取下来。箫穗子上的灰已经被掸干净了，红穗子柔柔地贴在他手背上。他没吹，只是握着它，像握一根拐杖，“千寻姐是完美的，可她不属于我。美媛姐是完美的，可她也不属于我。雨花姐不完美，可她是唯一一个对我说——你不能死的人。” 他把箫放回墙上，转身看着我。长发在晨光里披散着，遮住了半边脸。他的眼神变了——不是昨晚的绝望，不是刚才的刺痛，而是一种疲惫之后、认命之后的平静。 “金娃子，我想通了。我不是完人，凭什么要求别人是完人？她过去被人骗过，瞒着我，那是因为她怕我不要她。可她昨晚大半夜跑来医院，连辫子都没来得及扎好。她攥着我的手说‘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这辈子，除了我奶奶，还没有哪个女人这样在乎过我。”他摘下眼镜，用衣角仔细地擦去镜片上的雾气，又戴上去，“我不能再让她失望了。” 我把裤兜里那三个老鼠药纸袋掏出来，放在他面前。“拿着。留个纪念。等你以后老了，跟孙娃子们讲故事的时候，就说——你爷爷我当年，吃过三包老鼠药，一包是真面粉，两包没拆封。结果阎王爷嫌我没出息，不收我。” 他愣愣地看着那三个皱巴巴的纸袋，伸手接过去。纸袋上的老鼠图案早被他揉皱了，只剩下半个老鼠脑袋。他把纸袋翻过来，看着背面那几行小字——生产日期、保质期、注意事项。 忽然，他笑了。那笑容把眼角的皱纹都挤了出来——不是苦笑，也不是自嘲的笑，而是那种大难不死之后、从胸腔底处迸发出来的笑声。他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笑得隔壁寝室的老师推开窗子骂了一句“甄东西你吃错药了”。 “你说得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死就是生，生就是死。不生不死，不死不生。”他把纸袋折平，动作很慢，很仔细，像在折叠一份刚批完的作业本。然后拉开抽屉最里面的那层，把它们夹进了静闲师太送他的那本《初级佛学课本》里头。夹进去之后又按了按封面，似乎在确认它们不会散出来。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我问他。 他走到镜子前面，把头发拢到耳后，对着镜子里那个眼窝还凹着的自己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来，一字一句地说：“找她。把我想通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她。” 他站起来推开门。走廊上已经有人在走动了——端着早饭的学生，夹着备课本的老师。 虚主任正夹着教案从走廊那头走过来，看见东西哥，习惯性地点点头。 东西哥也点点头，脚步没停。他往校门口走去，头发在走廊穿堂风里飞了一下，他没拢。他是去龙门镇的。 东西哥轻生吃假药 雨花姐大意失贞操（4） 第五十二回 东西哥轻生吃假药 雨花姐大意失贞操（4） 他去了龙门镇，当天下午就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夕阳正挂在西边的山头上，像一个煎得太老的荷包蛋，边缘焦了，中间还淌着稀黄的光。我趴在走廊栏杆上远远看见他骑着那辆破自行车从古驿道上过来——链条磕着链盒，咣当咣当响，车后座空着。雨花姐没有跟他一起回来。我心里咯噔一下，把手里正在批改的作业本往栏杆上一拍，跑下楼梯，冲到校门口。“怎么样？说清楚了吗？”我劈头就问，声音急得变了调，像是被谁掐住了嗓子眼。 他把自行车推到墙边支好，单腿撑着车架，摘下眼镜擦了擦汗。镜片上蒙着一层白雾，擦完了还留了道模糊的印子，他就那么对着光看了看，把眼镜重新架回鼻梁上。然后，他的嘴角弯了一下。那笑不是得意，也不是如释重负，而是一种很轻的、像是卸下了什么重担之后才有的笑。“说了。说了很久。” “她怎么说？”我追着问。他把车子彻底支稳当了，把我拉到走廊的角落。远处操场上刘二娃正在射门，一脚踢飞了球鞋，球倒是进了，人仰马翻地摔在泥地上，扬起一小片灰。他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 “她说——我们结婚吧。” 我愣了半秒，然后一巴掌拍在他后背上，拍得他往前踉跄了一步，手扶在走廊柱子上才稳住。“好事啊！东西哥，这是好事啊！”他却没有跟着我激动。他把手插进裤兜里，靠在后墙上，仰头望着走廊顶上的那盏日光灯管——灯管嗡嗡响，有几只蛾子绕着飞。他的语气沉了下来，不是沉重，是严肃。 “可金娃子，我跟雨花姐说好了。结婚之前，还有一件事必须解决——她心里的事，我心里的事，都要讲清楚。我不想我们俩结婚之后，还是隔着什么过日子。”他的视线从灯管上移下来，落在走廊尽头那扇通往操场的小门上。门板破了一块，用铁皮补过，铁皮在夕阳下反着光。 “她是这样的人——她可以为了我把食堂里剩的菜汤留给我的学生，可以为了我每天多走三里路去赶早集买菜，可她死活不敢对我开口说那件事。说到底，她觉得那是她的‘把柄’，她怕被人看不起。我不是要她坦白，我是要她放下。我们俩，都要放下。” “你是说——她以前的事？”我靠在栏杆上，手抓着冰凉的水泥柱子。他点了点头，目光从操场小门上收回来，落在他自己的手掌上。他把两只手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骨节分明，指腹上有刻蜡纸磨出的老茧。 “她今天终于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不是被我套出来的，是她自己主动讲的。她说，我们结婚，起点要干净些。”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轻得像是在念一句自己还没完全参透的经文。走廊外，刘二娃被张大勇从地上拽起来，两个人正就那个进球有没有碰到手争得面红耳赤。 他把手从裤兜里抽出来，开始从头讲。不是那种竹筒倒豆子的痛快，是拿起一根针，把往事一针一线挑开来给我看。 龙门镇麻袋厂有一个司机，姓胡，叫胡三德，绰号“胡大嘴”。他那个嘴，能把死人说活了，把活人说上天去。女工们从食堂窗口接过饭菜时总要伸手去隔挡他飞溅的口水。雨花姐是食堂的厨娘，他每次来打饭都要跟她多说几句——“雷师傅今天炒的回锅肉真香”“雷师傅你这手艺，能去县里开馆子”——把她夸得心花怒放。她端着饭勺站在窗口，他靠在打饭台上，油嘴滑舌说个没完，后面排队的工人伸着搪瓷碗骂他“胡大嘴你点菜呢”。他也不恼，回头做个鬼脸，继续对着她笑。 有一年中秋节，厂里加餐，雨花姐独自备了三桌菜，做了粉蒸肉，还炸了一锅酥肉。忙完了，工人们都去街上看露天电影了，她一个人坐在食堂门口剥花生。胡三德喝了点酒，从宿舍楼那边晃晃悠悠走过来，说带她去县城看河边的夜景——“你辛苦了一年，也该享享福，月亮这么圆，你不想去看看外面？”雨花姐那时候也没多想，她本来就是个没什么城府的人。她解下围裙搭在椅背上，擦了擦手上的花生屑，上了他的卡车。车轮碾过厂门口的碎石路，颠簸了几下，很快消失在夜色里。 卡车开到半路，在河堤上停下来。河堤边空无一人，河水被月光照得发亮，像一条被抖开的银绸带。远处有人在放烟花，噼里啪啦炸开，每炸一朵，河面上就倒映出一圈碎金。胡三德从驾驶座上转过身来，忽然一把抱住了她，说一些她从没听过的甜言蜜语——“你是全厂最善良的人，我就喜欢你这股实在劲儿。好多女人比你还胖，可没你这么好。”雨花姐慌了，使劲推他，可胡三德力气大，攥着她的手腕说“我会对你负责的，我们结婚，我带你离开麻袋厂”。烟花在天上炸着，她信了。 在那以后的一个多月里，胡三德还偶尔来找她，照旧在打饭时说些不值钱的甜话。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她——胡三德早就有老婆了，是邻镇粮站站长的女儿，两个人结婚都五年了。那女人有时也搭他的车去县城，就坐在她曾经坐过的副驾驶座上。雨花姐这才明白自己被骗了。她没有哭，没有闹，没有去找胡三德理论——理论什么？她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只是炒菜的时候，盐放得更重了，重得来打饭的工人们都问“雷师傅，这几天菜怎么这么咸”。她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对着圆镜子发呆。镜子里那个白白胖胖的女人——她头一回觉得自己这么傻，这么蠢，这么不值钱。后来胡三德调到别的厂去了，走之前连招呼都没跟她打。 “可是，”我抓在栏杆上的手攥紧了，水泥硌得掌心发疼，“胡三德这样子强行欺负她，为什么她不找他算账？” “因为没有人会信。”东西哥的声音忽然平了下来，平得像一把迟到的刀鞘，把刀刃上的所有余悸都收进了一个人的沉默里。“你想想，胡三德是粮站站长的女婿，雨花姐是麻袋厂的厨娘。如果她把这事闹出去——人家只会说她自己不检点。说她一个从大山里出来的穷丫头，为了在厂里有个靠山，勾引人家有妇之夫。没有人会问是不是她愿意的。灶上的锅铲还搁在她手里，她自己都说不清楚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心里清楚——往烂泥里再跺一脚，不如忍气吞声。” 我沉默了。走廊外，踢球的孩子们已经散了，只剩操场上零零星星几个捡球的影子。晚风从走廊尽头灌进来，吹得墙上的通知栏哗哗响，几张过期的通知被风掀起一角，啪啪地拍着木板。 “所以她一直瞒着，不敢见你，却又舍不得离开你。”我轻轻地说。 “不是不敢见，是不敢信。”他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镜片边缘的汗渍，“她说，从小她娘就告诉她，长得胖不是罪过，最重要的是人要好。人要本分。人被欺负了，只能怪自己没出息。她把自己咽下的委屈全堆在心窝里，以为那就是本分。” “那你今天怎么跟她说的？”我转过身，和他并肩靠在墙上。 他站直了身子，把后背上那团被汗黏在脊梁上的衬衫拽了拽，发出轻微的布帛声。他轻轻笑了笑，像是在回想刚才在龙门镇麻袋厂宿舍里那场笨拙而认真的对话。他对着走廊尽头缓缓开口，像是在那里还站着另一个人。 “我跟她说，雨花姐，我也不是什么完美的人。我也有自己心仪的女人、也有暗恋我的对象。我们俩本来就没有感情基础，谁能保证自己没有一点过去？我昨天吃了老鼠药，差点死了。我懦弱，我自私，我因为自己的心结差点放弃生命。你过去的事——那不该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就不该你一个人扛。”他的声音沉稳，一字一句像是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几何图，每一条线都必须在对的位置上。 他说，雨花姐当时低着头，手指不停地绞着围裙。那条围裙是食堂发的，蓝布白边，被她洗得发白发毛，边角都起了线絮。过了很久很久，她抬起头来，眼眶里全是泪，可嘴角是笑着的。那笑不是高兴，是被人接住了全部重量之后，才敢松掉最后一口气的笑。 “她说——小东西，那咱们俩，一个吃了假药，一个被人骗——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往后谁也不许再提过去的事。咱们干干净净地过。” 他复述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忽然哽了一下。不是悲伤，是一种被什么东西重重击中之后、差点站不住脚的感觉。他把手扶在走廊的柱子上，手指抠住水泥柱面上的一道裂缝，抠了好一会儿才松开。我把手放在他肩上，他的肩胛骨还是那么硌人。 “东西哥，你们俩——都说定了？”他用力点了点头。然后他抬起眼，看着我，眼睛里有光——不是昨晚那种恐惧的光，不是下午那种迷茫的光，而是一种笃定的、亮堂的光。他眼底那团积了几个月的阴翳终于在这一刻散开了。 太阳最后一道余晖从东山侧峰的豁口里劈下来，恰好落在走廊尽头的墙面上，把那面旧墙照得通红。远处东山的剪影静静地横在天边，接官亭的飞檐在暮色中勾勒出古老的轮廓。 “定了。下个月，在甄家茶馆，办两桌。就请家里人和最亲的朋友。”他把手从栏杆上抬起来，在我肩膀捶了一下，“金娃子，到时候你来给我当伴郎。你可是背过我、把我从鬼门关拽回来的人——必须亲自见证哥哥的幸福。”他说最后一句的时候，声音终于不再压着，放开了一点，落日下整条走廊都有回音。 操场边有人吹起一声悠长的口哨，是体育老师催学生归还器材。他直起身，朝那口哨声传来的方向望了一眼，像是终于听清了明天该往哪里走。 东西哥轻生吃假药 雨花姐大意失贞操（5）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一章 东西哥轻生吃假药 雨花姐大意失贞操 第五十三回 东西哥轻生吃假药 雨花姐大意失贞操（5） 此后的一段日子里，东西哥整个人都变了。 不是那种一夜之间的巨变。先是他在食堂里跟炊事员老钱头讨论回锅肉的火候——不是以前那种“随便吃两口就走”的敷衍，而是站在灶台边，看着锅里翻腾的肉片，认真地问了一句“蒜苗是不是该晚点下”。老钱头正往锅里撒花椒，听见这话愣了半秒——这年轻老师以前打饭的时候连头都不抬的。 他开始主动跟人说话。在办公室里跟隔壁桌的年轻语文老师讨论起作文课能不能用几何思维来教——用辅助线找论点，用反证法找论据。 他给自己刻了一枚闲章。那天下午我去他寝室，推门进去，他正趴在桌上。桌上摊着一块青田石，石面上反贴着用毛笔写的印稿，几个篆字歪歪扭扭的，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翻《说文解字》设计的。右手握着刻刀，左手按住石头，一刀一刀地冲——不是游刃有余的那种冲，是一边刻一边修、时不时还得停下来用砂纸磨两下的笨功夫。 窗台上那盆文竹换了新盆。我记得这盆文竹——我来报到那天他让我浇水，那时候盆里的土板结了，裂缝像龟壳。现在他悄悄换了盆，新土是去东山上挖的腐叶土，黑亮黑亮的，土里还掺了几颗小石子。文竹的叶子比从前绿了好几个色度，杆子挺起来了，不再半死不活地耷拉着。有一根嫩芽正从土里钻出来，嫩黄嫩黄的，像刚睁开的眼睛。 “你落款写的啥？”我凑近去看他刚刻好的那枚闲章。印出来的字是反的，我歪着头看了半天，只认出上半部分像个“门”字。 他把印在废纸上试盖了一下。按上印泥——那印泥是刚买的，朱红色，装在一个小瓷盒里。他稳稳地压下去，手指在章面上用力均匀，然后小心翼翼地提起来。白纸上一方朱红的印痕。纸上赫然几个篆字：何妨一开门主人。那印痕红得发亮，边缘清晰，刀刃在石面上留下的每一道划痕都看得分明，像一枚刚从灶膛里钳出来的红铁。 “何妨一开门主人？”我念了一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啥意思？你又不是开茶馆的，叫‘主人’做什么？” 他放下刻刀，拍了拍手上的灰，拿废纸擦了擦：“你知道我把自己关在寝室里多久了吗？从千寻姐姐走之后，我关着门过了多久？门关着，里面的出不去，外面的进不来。我就是那扇门——把别人全挡在外面，也把自己锁在里头。”他把那枚章搁在砚台旁边，印面朝上，等着残余的印泥风干。“这段时间我悟出一个道理。门板是死的，门轴是自己拧的。往后，我就是这寝室的主人，可这个主人只负责关门——不负责锁门。想出去了，一推就开；想进来了，一拉就进。再也不用钥匙。” 我看着他收拾桌上散落的刻刀和砂纸，把它们一件件插进笔筒里。心想，一扇门。他曾经把自己锁在里头，差点闷死。现在他把锁卸了。 又过了几天，他破天荒地出现在了操场上的乒乓球台旁边。那是下午放学后，夕阳正斜斜地照在水泥台面上，把台面的裂缝照得一清二楚。 东西哥哥穿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运动衫，袖子挽到胳膊肘，站在台前，把手里的球拍转了一圈。他的对手是教体育的冯老师，一米八的大个子，肌肉结实得能把短袖撑破。东西哥哥站在他面前，矮了整整一个头——冯老师的肩膀比他宽了一小半，手臂比他粗一圈。可他不慌不忙地发了一个下旋球，姿势谈不上标准，拍子斜切下去的时候还带着写粉笔字的腕子劲儿。球落在台面上，过了网之后忽然变了个方向，往后一缩，把冯老师晃得球拍差点脱手。 “厉害啊！甄组长这是下过苦功的？”冯老师跑了两步捡回球，擦了把汗，笑着看他。球拍夹在胳肢窝里，两只手比划着那个旋转的弧度。 “没有没有，就是以前在大学里跟同学打过几回。”他推了推眼镜，汗水从鬓角流下来，在脸颊上划了一道亮晶晶的印子。他随手一擦，掌心里的汗抹在运动衫上。“画圆的手腕，打旋转球刚好用得上——角度、弧度、转速，其实都是一个道理。”他用手在水泥台上比划了一个切线运动。 冯老师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蹲下身子，等着他发下一个球。我站在操场边上的白杨树下看他打球。风把树叶吹得哗哗响，乒乓球在台面上弹跳的声音清脆而急促。心里头忽然涌起一种很久没有过的感觉。那个在讲台上画圆的甄老师，那个在东山顶上吹箫的甄东西——他回来了。不是从医院回来的，是从他自己锁着的那扇门后面走出来的。 但真正让整个学校都惊讶的，是一周后的那件事。 那天下午，他忽然主动找到郑校长，递了一份材料。郑校长正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桌角摆着那两支标志性的金星钢笔，笔帽在阳光下闪着光。他把材料放在办公桌上，封面上整整齐齐地写着几个字——《关于重阳镇中学学生社团建设的初步方案》，字迹是他标准的端楷，每一个字的横平竖直都一丝不苟。郑校长翻了翻，抬起头摘下老花镜，镜腿在太阳穴上压出两道红印子。 “学生社团？你想搞什么？咱们学校这么多年可从没搞过这个。” “文学社、书法社、箫社。”东西哥哥在校长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背脊挺直，语气不急不缓，“我发现我们学校有很多学生有特长。刘二娃写作文写得不错，他在周记本上写的小比作文选上的还好；张大勇写毛笔字有天赋，他爹说他五岁就能在门板上写字了；还有几个女生会吹笛子——上次毕业班会她们上台表演的时候，我在边上看了很久。可平时他们没处去练，也没人指导。”他顿了顿，手指在桌面上轻轻一点，像是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点，“不占用正课时间，也不需要学校出经费。场地就用空着的音乐教室，那屋子锁了小半年了，打扫一下就行。器材——我自己的箫、虚主任的字帖，全部自带。” 郑校长重新戴上老花镜，把那份方案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方案是东西哥哥用钢笔一笔一画誊抄的——没有一个错别字，没有一个涂改的墨团，每一个标题都画了双横线。他翻到最后一页，目光停在最后一行字上——“以社团凝聚学生，以文化浸润校园”。在读完最后一个字的瞬间，他停了一下。然后合上方案，看着面前这个半个月前还躺在病床上输液、浑身绵软无力的年轻人。 “小甄，你变了。”郑校长的嘴角难得地露出了一丝不是职业化的笑。那笑不是站在校门口迎接新老师时那种标准微笑，而是眼角皱纹往里收、嘴角真真切切往上翘的笑。 “变好了还是变坏了？”东西哥哥看着他，眼睛亮晶晶的，语气里有调侃，也有认真。 “变踏实了。”郑校长把方案放回桌面，用手拍了拍，“好，社团的事我批了。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要是哪个社团搞砸了，我可是要找你麻烦的。” 东西哥哥站起来，对着郑校长微微鞠了一躬。他走出校长办公室的时候，正好碰上了来校长室送月报的郑美媛。她穿着一条浅色的布拉吉连衣裙站在门口，手里抱着一沓报表，正伸手要敲门。两个人打了个照面。两个人都笑了一下。不是之前那种欲言又止、带着千丝万缕的笑——没有闪躲，没有隐痛，是很平淡的、同校同事之间的那种、清清朗朗的笑。 社团开张那天，操场边上的音乐教室里挤满了人。那教室锁了小半年，里面落满了灰，头天下午东西哥哥自己提了水桶拖了地。刘二娃第一个报了文学社，手里举着自己的作文本挤过人群，一进门就喊：“甄老师！我这篇《论老鼠药与人生》能不能发表在社刊上？”东西哥哥接过本子翻了翻——上面写的是他家那只被老鼠药误伤的小白猫。最后一段写着：“生命就是一场赌博，我家的猫赌输了，可我家隔壁的甄老师赌赢了。他是个英雄，因为他吐了出来。”东西哥哥看得直摇头，嘴角却压不住，他把本子卷起来在刘二娃头上轻轻敲了一下。 张大勇报了书法社。他爹花了半个月工资给他买了一套羊毫笔，大号、中号、小号各一支，笔杆上刻着“湖笔”两个字。他拿到笔的当天，在教室的黑板上就着一桶水写了几个一尺见方的大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虚主任路过看见，站在门口看了半天，往地上啐了口茶叶，说了句“这字写得比竺万金强”。张大勇高兴得连笔都没涮，举着还在滴黑水的羊毫就去找刘二娃炫耀去了。 箫社来报名的人最少——才三个。一个是东西哥自己，一个是王红梅，她在白云庵听过静闲师太的木鱼声之后，觉得自己可以试试学另一种让心静下来的东西。还有一个是孙小梅。孙小梅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根从家里竹帘子上折下来的竹管，竹管一头被劈歪了，毛刺还支棱着。她举着它站在门口，手指头几次想抠掉竹管上的毛刺，又缩回去：“甄老师，我想学吹箫，可我没有箫。我攒了三个月零花钱也没攒够——这个行不行？” 东西哥哥拿起那截竹管看了看，翻过来看了看截面，低头从抽屉里翻出刻章用的锉刀，又翻了一张细砂纸。他把竹管夹在两膝之间，用砂纸把她劈歪的管口一圈一圈地磨平滑，一边磨一边就着窗口的光对着眼瞄了瞄：“等下次我去龙门镇寻根合适的竹子，给你做一管真的。这个你先拿着——练指法。” 后来雨花姐提着保温饭盒来送饭。她今天炖的是排骨汤，汤面上飘着几颗红枣和枸杞，隔着饭盒盖都能闻到那股浓香。她推开门的时候，正好看见东西哥带着两个学生，三根竹管一齐往外吹气。箫声齐齐乱响——王红梅吹出了一声尖锐的啸叫，孙小梅压根没吹响，只有一股气从竹管里呲呲地往外漏，比宿舍走廊晒的棉被还闷。 她倚在门框上听了半天，汤盒搁在怀里，一只手捂着肚子，笑得差点把辫子从肩上笑下来。笑声把音乐教室里那几根还没开声的竹子都震得嗡嗡颤：“别人吹箫要钱，你们吹箫要命。我在食堂剁排骨都比这个有调。” 东西哥哥站起来，把箫搁在谱架上——那谱架是他自己用旧课桌改的，桌面被他画满了五线谱。他走到门口，从她手里接过饭盒。排骨汤的热气从盒盖缝隙里钻出来，在秋日的凉风里凝成一缕白雾。他接过饭盒时，手指碰到她的指背，两个人都没缩。他说：“不要命的不是好箫。” 雨花姐瞪了他一眼，马尾辫在门框上蹭了一下，辫梢的红头绳晃了晃。两个人就那么对视着，一个门里，一个门外，隔着一个饭盒，隔着一上午乱七八糟的箫声。忽然同时笑了。那笑轻得只被傍晚的风卷走，暖得把音乐教室里那几根还没开声的竹子都捂热了。孙小梅在王红梅背后悄悄把竹管递给她，小声说：“咱们先练。别打扰甄师娘。” 东西哥轻生吃假药雨花姐大意失贞操（6）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一章东西哥轻生吃假药雨花姐大意失贞操 第五十四回东西哥轻生吃假药雨花姐大意失贞操（6） 一个月后，甄家茶馆办了婚事。 没有大红请帖，没有婚纱，没有鞭炮。按东西哥哥的意思，一切从简。他对月生伯伯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帮雨花姐在食堂择豆角，手指头掐着豆角筋，语气平静得像在报下学期的课程表：“我俩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不在乎那些排场。省下来的钱，给奶奶买件新棉袄，比放一万响鞭炮强。” 可月生伯伯不干。他站在茶馆门口，两只手叉在腰间，对着儿子吼了一嗓子，声音震得门槛上的老花猫跳起来跑了：“甄家娶媳妇，排场不排场是你们俩的事！热闹不热闹是咱们家的事！你爹不在家，我就是一家之主——我要是让你连个像样的拜堂礼都没有，将来你爹回来，我怎么跟他交代？”他请了老钱头掌勺，就在茶馆里摆了酒席。 甄家自己人坐了两桌，学校来的同事坐了三桌。 月生伯伯一边摆碗筷一边掰着指头算人头：“郑校长和几个主任要来的吧？虚秘书会不会到？丽媛和美媛都请了吧？”他问一句，东西哥点一下头，点到后来头都点晕了。 老钱头天没亮就起来炖肉。灶上的大铁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锅盖被蒸汽顶得啪啪响，他在灶台边搭了条长凳眯了个把时辰，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掀锅盖尝汤。桌子就是平时茶客们喝茶的方桌，铺上了大红塑料布——是月生伯母从供销社新扯的，塑料布还带着折痕。摆上了老钱头的拿手菜：回锅肉、水煮鱼、粉蒸肉、醪糟汤圆。 菜是家常的，碗是茶馆里日常用的瓷碗，有几个碗沿上还磕了小小的豁口。筷子是长短不一的竹筷，月生伯母昨晚上一根一根对过，把长短一样的配在一起。佐料碟里的豆瓣酱是老钱头自己晒的，他蹲在灶前择辣椒的时候说了一句：“喜宴的菜不能光好看，得让人扒两碗饭。” 雨花姐姐那天穿了一件崭新的藕荷色衬衫，领口别了一只银色的小胸针。那是虚玉华托人送来的新婚礼物——没有亲自递到她手上，是用一张红纸包好，托东西哥转交的。虚秘书那天也来了，穿着一身低调的深蓝套装，进门的时候几乎没有惊动任何人。 她把礼物放在门口的礼桌上，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位子坐下来，端着一杯茶慢慢抿着，既不和人寒暄，也不往主桌张望，只是安静地和满屋的热闹保持了一段客气的距离。雨花姐往她面前添了一碟桂花糕，她微微点头，说了一句“恭喜”。声音很轻，轻得只够传到雨花姐一个人的耳朵里。 雨花姐的头发没有做复杂的发型。她妈说要给她烫个卷——现在龙门镇新开了一家发廊，新娘子都兴烫卷发。她不肯，就扎了一条粗粗的麻花辫，辫梢还是那根洗了又洗、褪了色的红头绳。她妈妈说这样太寒碜，不够气派。她对着镜子把辫子盘上去又放下来，最后还是用那根红头绳扎紧了发尾：“我就这样最好。他说红头绳的样好看——那天在医院里，他就是这么说的。” 甄贤婆婆坐在上首，穿了一件藏青色团花缎面的新夹袄，是她用自己攒的体己钱做的。她拉着雨花姐的手左看右看，从胖乎乎的指关节看到手腕上被热油溅出的白点子，又翻过手背看了看掌心的茧。看够了，把那只手合在自己手心里，对坐在身边的月生伯母低声说了一句：“这丫头，身子骨结实，脾气好，跟咱们东西，是真心。真心比什么都值钱。这东西，我活了七十多年，看得最准。” 雨花姐听了，红了整个脖子根。旁人还没来得及起哄，她连忙低头夹了一大筷子回锅肉往东西哥碗里放。肉片从筷子尖滑了一下，她又夹起来，稳稳地搁在碗尖上。 东西哥碗里已经堆得快溢出来了——月生伯母刚给他夹了块粉蒸肉，老钱头又亲自从灶台上端来一碗醪糟汤圆搁在他手边。他抬起头，在满桌人的注视下和她对视一眼。雨花姐眼睛亮亮的，酒窝刚浮起来又害羞地收了回去。两个人都不好意思地别过了脸。 郑校长代表学校送了贺礼——一副他自己写的字，裱在红木框里，用红纸包着，红纸上没有写任何落款。不是他惯常写给上级的那种馆阁体——那种笔画工整到近乎刻板的字体。而是少见地用了行书，笔锋在撇捺之间偶尔露出不经意的飞白，运笔间难得抖落了几分真性情。字不多，就两句： “夫妻本是缘，或孽缘，或善缘，有缘方配；父子原为债，或欠债，或还债，无债不来。” 这副东西哥哥曾经自己写在红纸上、挂在寝室墙上的对联，如今由他的校长亲手题写，端端正正地挂在甄家茶馆的堂屋正中。虚怀谷来的时候端着一杯茶站在这副字前，看了很久。久到杯里的茶凉了也没喝一口。他把茶杯放在桌上，往身后看了东西哥一眼，什么都没说，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的手拍在东西哥的肩胛骨上，力道沉甸甸的。 郑美媛也来了。她穿了一条素净的碎花裙子，布料是她自己买的，自己踩着缝纫机做的。她没有挤到主桌前面去敬酒，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手里捧着一杯茶。 茶是甄家茶馆的老荫茶，她端起来抿了几口，又放下。她没有像上次寿宴那样早早离场，而是一直坐到了宴席散场。散席的时候，她站起来，绕过几张桌子，走到雨花姐面前，忽然伸出手，帮她把辫梢上歪了的红头绳轻轻扶正。 她的手指修长白净，碰到雨花姐被灶火烫出泡的手背时，停顿了一瞬。那一瞬间很短，短到旁人都没注意。然后她笑了笑，说：“挺好的。”说完就走了。高跟鞋踩在青砖地上——笃笃笃，渐行渐远。她背影消失在街角拐弯处的时候，那声音还在巷子里回荡了一小会儿。 丽媛老师是最后来的。她推开门的时候，宴席已经接近尾声。桌上的盘子底都见了油光，只剩下老钱头还在灶上煮最后几碗酸辣汤——汤里的豆腐丝切得极细，在沸水里翻着白浪。 她没有去端菜，径直走到新郎新娘面前，从随身的帆布袋里掏出一束用红纸裹着的野菊花。那花一看就是刚采的，花梗上还沾着没干的泥土，花瓣上的露珠被她一路走来震落了大半，只剩下几颗还挂在水红色的瓣尖上，像没擦干的眼泪。 重阳镇的野菊花漫山遍野都是，没有人拿它当贺礼。可她把这束花捧在手里，端端正正地递给雨花姐。 “山上刚摘的。”她笑了笑，笑里少了些平时的辣劲儿，多了些柔和的纹理。她的短发在新换的衬衫领口轻轻拂动，“别嫌寒碜。这是从白云庵山门外的山坡上采的，静闲师太说那儿的土最养根。我早上去的，赶在露水还没全干的时候摘的。东西哥，花给你，你看着办哈。”她把花往雨花姐怀里一塞，也不等她道谢。 说罢转身从桌上拿了一颗水果糖剥开含进嘴里，腮帮子鼓起一个包。含含糊糊地说了句“走了”，便快步出了茶馆。帆布鞋踩在石板路上，步子轻快得像在操场上盯学生早操时的节奏。风吹起她新剪的短发，像一簇被秋风吹散的野菊瓣。糖果在她齿间嘎嘣响了一声。 金娃子的爸爸和妈妈也来了。爸爸端着一杯茶，对月生伯伯说：“大哥，东西这孩子，从小到大没让人操过心。教书教得好，做人做得正，就这一回差点把自己赔进去。可这一回，也过去了。过去了，就是福。”月生伯伯没说话，只是端起茶碗，和他碰了一下。碗沿碰在一起的声音清清亮亮，像过年时甄贤婆婆在灶前磕开的两个鸡蛋。 散席后，客人们渐渐散去。茶馆里的方桌重新摆回了原来的位置，红塑料布叠得方方正正，留着下次再用。碗筷撤下去，沏上了老荫茶。 东西哥哥走到街口，站在七杀碑和无字碑前面。这是他的习惯——人生每一个重要时刻他都会来这里站一站。月光落在碑面上，七杀碑上的七个“杀”字被月色洗得发白，杀气淡了许多。无字碑上那么多年的空空荡荡，如今被月光填得满满当当。 他从怀里掏出那枚银圆——甄贤婆婆在他考上大学那天给他的，他曾经在无字碑上放了一夜又收回来的银圆。银圆在他指间翻了个身，边齿在月光下闪过一道银芒。他用拇指贴着它温润的币面，轻轻摩挲了一圈。 他想着那个在台湾还没回来的爷爷。当年爷爷立了这块碑，想说点什么，却终于什么也没留下——也许是来不及，也许是说不清。 如今他自己也娶了妻，以后还会有自己的儿女。他想，将来给无字碑补字的时候该刻什么呢。不是“杀”，不是“恨”。或许该刻一个“家”字。他被人从鬼门关拽回来，如今把门打开了——门里有了烟火气，有了另一个愿意和他一起往灶膛里添柴的人。 他把银圆摊在掌心，回头看了一眼甄家茶馆。茶馆门前红灯笼还没撤，映着他奶奶花白的头发——老人家正坐在门口藤椅上，脚边蹲着那只老花猫。映着他母亲那条灰布围裙的裙摆——月生伯母正弯腰收拾桌上的瓜子壳。也映着雨花姐正帮勤杂工抬蒸笼时那个结实宽厚的背影。她把蒸笼抬到后院去——那蒸笼是老钱头的宝贝，竹子编的，沉得很。她脚步稳稳当当，麻花辫在背后一晃一晃，嘴里还哼着一支她自己编的、永远不在调上的小曲。 他忽然笑了。笑得很轻，可月光照在他脸上，把那笑映得清清楚楚。他把银圆揣回怀里，转身往回走。路过走廊那间教师宿舍门口时，他对着门板上自己刻的那枚闲章点了下头。月下，那朱红色的印泥盖在小木牌上早已成了暗色的印痕，分明是五个篆字——何妨一开门主人。 这天夜里，龙门镇的莫愁姑姑也收到了东西哥托人捎来的信。信很短，就是几句家常，说他要娶雨花姐了。字迹是东西哥的端楷，一笔一画都稳稳当当。她借着煤油灯的光看完，把信翻了过去，压在枕下那块红布里——那是当年她从西岭栗子树下被捡回来时贴身裹着的红布。冷姑爷还在往灶膛里添柴，火光把他的侧脸照得明明暗暗。屋里很安静，只有柴火发出的噼啪声。 柴火又噼啪响了两声。冷姑爷抬起头，把手里的火钳搁在灶台边上，对她说：“睡吧，是个好人家。”莫愁姑姑没动，望着灶膛里那簇新燃起的火苗。火苗舔着新添的干柴，越烧越旺。亮堂堂的。 冷茹心魂牵求学梦 郑光才心系故土情（1）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二章 冷茹心魂牵求学梦 郑光才心系故土情 第五十五回 冷茹心魂牵求学梦 郑光才心系故土情（1） 那个夏天，茹心表妹来我们家的时候，手里提着一捆嫩包谷。包谷壳子还绿着，须须上沾着露水，一看就是天不亮从地里掰的。她把包谷往厨房门口一放，拍了拍手上的碎叶，脆生生喊了一声“外婆”。甄贤婆婆从堂屋里迎出来，笑出了一脸褶子：“我的幺儿哟，来就来嘛，还带啥子东西。” 我正趴在堂屋的八仙桌上写暑假作业，看见茹心表妹进来，把笔一搁。她好像又长高了一截，去年还比我矮半个头，现在已经能平视我的眼睛了。晒黑了些，辫子还是那两根麻花辫，红头绳换成了蓝的。我问她：“茹心表妹，你是不是又长高了？上次见你还没这么高。” 她抿嘴一笑，有几分腼腆，手指头绕着辫梢转了一圈：“金娃子表哥，我……是长高了些。不过——”她顿了顿，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今年我其实考上了初中，但是我没去读。” 我一愣。考上了初中不去读？这要是搁在我们重阳镇上，哪家的孩子考上了初中不去读，当爹娘的能被街坊邻居戳脊梁骨。我把作业本往旁边一推，转过身来正对着她：“怎么回事？你明明考上了，为什么不读？是不是学费凑不齐？要是凑不齐，我去跟东西哥说，他现在有工资——” 她摇摇头，打断了我。不是那种不耐烦的打断，是那种——已经想通了、不需要别人再操心的打断。她说二姐去年在补习的时候，写信回来说老读书没啥意思，要退学回家种地。阿爷和阿娘也同意了。二姐回来之后，整天扑在地里，手上磨出一层又一层的泡，可从没喊过一声苦。只是阿爷，从此就像变了一个人。 “阿爷本来整天有使不完的劲。二姐退学之后，他就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精气神一下子就散了。整天坐在门槛上抽叶子烟，望着对面山坡上的地，一坐就是大半个下午。”她说着，把包谷须从手指头上轻轻扯下来，卷成一个小圈又松开。 我皱了皱眉头，把作业本彻底合上了：“那冷姑爷身体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手脚麻木了。端碗的时候手抖，筷子拿不稳当，一碗饭能吃半碗撒半碗。蹲下去拔草，站不起来，得扶着膝盖一点一点地往上蹭。走倒是还能走，就是慢。阿爷不让我们对外说——他说影响不好，怕大哥知道了分心。”她抬起脸，看了看天井上方那方灰蒙蒙的天，又把脸埋了下去。 我心里咯噔一下。冷姑爷——那个能一笔画出一只公鸡、挑着百来斤的粪桶在田埂上健步如飞、蹲在门槛上抽叶子烟一声不吭的闷葫芦，居然手脚麻木了。我想起那年农忙，他一个人割了整片坡地的麦子，镰刀在他手里快得像剃头推子。那么一个铁打的人，怎么说锈就锈了。 “那大哥他们知道吗？” “大哥目前还不太清楚，阿爷不让说。”茹心表妹把辫子甩到肩后，声音里多了一丝不属于她这个年纪的沉重，“大哥去年高考又差几分，估计实在是觉得继续复读没希望了，就认了命。在招办领了一份委培合同，贷了信用社的款，去读了面向艰苦乡村定向分配的委培师专。” 她顿了顿，像是在犹豫下面的话该不该说，然后一口气倒了出来：“三哥也没考好。阿爷一气之下就熄了我们的火，不让我再走大哥二姐的老路去读初中了。我就在家帮着二姐、三哥一起种地，也帮阿娘做家务。现在我每天除了割牛草喂牛，还养了几十只兔子。” 说到兔子的时候，她的眼睛终于亮了一下。 “阿爷说，我们一家人勤巴苦做，也要供大哥念完师专，争取早点还清信用社的贷款。”她把最后一片包谷须从手指头上扯下来，轻轻放在桌上。那根须须在桌面上蜷了一会儿，被穿堂风吹到地上，滚了几滚不见了。 我沉默了。茹心表妹才多大？比我小两岁——我还在为暑假作业发愁，她已经每天要割牛草、喂兔子、生火做饭了。我忽然觉得自己刚才那个“我给你凑学费”的提议，幼稚得像小孩子过家家。 “表妹，你这么小就不读书了，不觉得可惜吗？每天做那么多农活，你不觉得累吗？” 她笑了笑。不是那种苦兮兮的笑，是那种真的不觉得有什么的笑，露出一排被包谷啃得白亮的牙齿：“累什么？我们农村人还怕累么？种庄稼只有在农忙时节上才累一点。平时阿爷都不让我去地里劳动，说我骨骼还没长成型，压坏了以后长不高。” 她的语气忽然变得轻快起来，掰着手指数：“地里的农活主要是阿娘和二姐、三哥在做。二姐和三哥刚回来的时候，手上全都磨起泡了——二姐的手上泡摞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后来终于磨出了老茧。三哥更惨，头一天挥锄头就把虎口震裂了，血糊了一锄把。阿娘心疼得直掉眼泪，阿爷说，出血就对了，出血就是练出来了。后来锻炼出来，就不再起泡了。” 她把手翻过来给我看——掌心也有了几颗小小的茧子，不明显，可摸上去硬硬的。 “阿爷懂技术，会安排。哪块地种麦子，哪块地种包谷，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除草，他心里头有一本册子，比书上写的还管用。我们家的庄稼在村里都是有名的好。在阿娘的教导下，我学会了做饭做家务。金娃子表哥——”她挺直了腰板，语气里带上了一丝自豪，“现在，我可能干了呢。我能一个人烧一桌菜，还能自己擀面条，包抄手，炒的回锅肉虽然没得阿娘炒的好吃，可他们也夸我呢。” 我对她竖了个大拇指，想把气氛弄得轻松些：“幸好阿爷没让你去干重活，不然你也和表兄表姐一样手上磨起泡了。到时候你来找我，我还得给你挑泡——那玩意儿挑起来疼得很。” 茹心表妹一扬下巴，两条麻花辫在肩头弹了一下：“我才不怕呢。反正都要过那一关，我早就有思想准备的。我们农村里可好玩呢！我常和三满家的春儿一起上山去。” 她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眼睛亮晶晶的：“春儿只比我大一岁，也早就没读书了。她爹三满说，春也不读书了，读你妈伙书当屁蛋！除了你们大哥外，二姐、三哥都是篶蛋，不如早点熄火，回家带娃娃（弟弟妹妹）。三满还说——”她模仿着大人的粗嗓门，叉着腰，“大表哥虽然读了大学，也是个屁蛋，搞不好连婆娘都说不上。” 她学得太像了，我忍不住噗嗤笑出声来。笑完了又觉得心酸——这些话，她不知道在心里头翻来覆去地琢磨了多少遍了，才能学得这么活灵活现。 她忽然偏过头看着我，那双眼睛在晒黑的脸上显得格外清亮：“金娃子表哥，你也要像东西大表哥一样去读大学吗？” 我点了点头。不是为了敷衍她，是真的在那一瞬间下定了决心。 她见我点头，笑了起来，两只眼睛弯成了月牙儿：“金娃子表哥你肯定应该去读大学的。不然，就只有回家跟着舅舅舅母一起开茶馆——对吧？天天给客人掺水倒茶，端茶递水，你端得动吗？” 这时候，甄贤婆婆在厨房里喊：“吃包谷了！茹心带来的嫩包谷，甜得很！” 茹心表妹从椅子上弹起来：“外婆，我在家吃够了。嫩包谷这东西，我们地里多得很——早上掰的比晚上掰的甜。我不吃了，我去帮你做事吧！”她说着就往厨房里钻，被甄贤婆婆一把拉住。 “茹心真乖，比你金娃子表哥懂事多了。来外婆家里，不用帮我做什么事情，安心耍就是。”甄贤婆婆把她摁回椅子上，又往她手里塞了一个热气腾腾的包谷——那包谷刚出锅，烫得很，她两手倒来倒去地颠着，鼓着腮帮子使劲吹。 我啃着包谷粒，包谷粒被牙齿磕破，一股清甜的汁水在嘴里爆开：“嫩包谷就是好吃。茹心表妹，你们也煮着吃吗？” “我们不但煮着吃，还烧来吃。”她把包谷翻了个面，继续吹气，“烧包谷更好吃——把包谷连壳子一起埋进灶膛的热灰里，等壳子烧焦了，扒出来剥开，那个香味能飘过整个院子。焦的地方像锅巴，脆的；没焦的地方嫩的，甜得粘嘴。可惜，你们镇上没有柴灶。”她遗憾地看了一眼外婆家的蜂窝煤炉子，“下次去我们家，我烧包谷给你吃。” 我连吃了三个。中午果然不饿了，坐在桌边拿筷子扒饭的动作越来越慢。 表妹却吃得香。她捧着碗，吃相不好看——呼噜呼噜的，像有人在跟她抢。奶奶把平时我喜欢吃的菜都夹给她：回锅肉、炒鸡蛋、凉拌黄瓜，一样一样地堆在她碗里，堆成了一座小山。 “茹心，这些是你金娃子表哥平常最爱吃的，外婆都给你吃。你多吃点，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呢。”甄贤婆婆叹了口气，“你们阿爷阿娘，一点也不懂得照顾你们——看把娃儿瘦的。” 茹心表妹从碗堆里抬起头，嘴角还沾着饭粒：“谢谢外婆。其实，我在家里也是最受宠的。”她抹了抹嘴，“但凡有好吃的都先给我吃。二姐从地里回来，掏野果子掏到一颗最红的，都要揣在兜里带给我。三哥说我是家里的幺妹，吃好了才能长高。可我无论吃啥——”她戳了戳自己的头顶，无奈地耸耸肩，“就是不长个儿。” 我看着她那副认真发愁的样子，忽然觉得好笑。这丫头，操心完农活操心包谷，操心完包谷又开始操心自己的身高。我放下筷子，打趣道：“茹心表妹，我知道你为啥不长个了。” “为啥？”她瞪大了眼睛，筷子上还夹着的黄瓜片停在半空。 我大笑，笑够了才说：“因为你长心眼去了——只长心眼不长个。你的心眼比龙门镇的算盘珠子还多。” 她愣了一下，然后也跟着笑。笑得前仰后合，辫子甩到了汤碗里，捞出来还在滴水。甄贤婆婆在旁一面说她“毛手毛脚”，一面把她辫子上的菜汤擦干净。 冷茹心魂牵求学梦 郑光才心系故土情（2） 第五十六回 冷茹心魂牵求学梦 郑光才心系故土情（2） 下午，表妹要走了。她还得赶回去喂那几十只兔子——兔子傍晚不吃食会闹笼子。站在门口，她拎着来时捆包谷的那根麻绳。 “茹心表妹，”我忽然叫住她，“表哥可以满足你一个小小的心愿。你说吧，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她的脚步顿住了。麻绳在她手指上绕了两圈，又松开。她的嘴唇翕动了一下，声音轻得像从门缝里挤进来的风。 “我最想读初中。”她说这几个字的时候，没有抬头，只是盯着自己那双沾了泥土的布鞋，“至少，看看初中的课本是啥样的——我听说初中课本里有英语，那些弯弯扭扭的字母，念出来是外国话。还有地理，能看见地图上画着我们去过的地方。我在村小的宣传栏上见过一页撕下来的地理书，上面有个蓝色的地球，那片红色的就是中国。我看了很久。” 我把她的话记在了心里。当天晚上就去敲了东西哥哥寝室的门。他正在灯下备下学期的教案，听了茹心的情况，沉默了片刻，然后打开柜子，从里面翻出了自己读初中时用的全套课本。 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一本一本摞在桌角，有的书皮已经泛黄，书脊上用钢笔写着“甄东西”三个字，字迹还很稚嫩。他把课本一页一页地理好，把卷边的地方压平，又从桌上拿了一本自己手订的草稿本，夹在课本中间。“英语那本，后面的单词表我当年背的时候用红笔划过重点。你跟她说，每天背五个，不要多，多了嚼不烂。” 我抱着那摞课本走出寝室的时候，月亮已经升到了东山的头顶。路过接官亭，我回头望了一眼龙门镇的方向。隔着十八里山路，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可我知道，在那片山坡上，在那棵栗子树下，有一个每天要割牛草、喂兔子的小姑娘，正等着有人给她看一眼初中的课本。 茹心表妹的事还没从我心头散开，重阳镇上又出了一件新鲜事。这天一大早，古驿道上就有人在传——郑光才回来了。 郑光才是谁？我那时还小，对这个名字没什么印象。可镇上那些上了岁数的老头子们，听到这个名字的反应大得吓人。茶馆里的白胡子老头放下茶碗，碗盖在桌上旋了两圈才停住。卖豆腐的老李头推着豆腐车在街口停下来，回头看了三遍。连大榕树下蹲着下棋的几个老爷子都收起了棋盘，对着街东头那栋老宅子指指点点。 消息像长了脚，不到一个时辰就传遍了三街六巷。所有人都往同一个方向赶——街东头那座尘封了几十年的老宅，忽然开了门，有穿中山装的人进进出出。 我回到家，外婆正坐在堂屋里剥豆子。听见我进门，头也不抬，只是手停了一下：“郑大爷走了之后，郑大娘带起一儿一女过日子，全靠你大外公贾百兴帮衬。那些日子，不说也罢。现在好了，终于有了结果了。”她把豆荚一掐，啪的一声脆响，像给多年的旧事画了个**。 我按不住好奇，问外婆那个郑光才到底是什么人。外婆叹了口气，手指头在豆子碗里拨拉了几圈。她这一叹气，我就知道这事不简单——外婆是什么人？她叹气的事情，一定比评书先生讲的话本子还要曲折百倍。 她把那把剥好的豆子往碗里一推，拿围裙擦了擦手：“你大外公这辈子，做了很多好事。他送走的郑光才，算是一个。他对不起的郑光才，也算是一个。” 我更糊涂了。但我很快就从镇上的老头子们嘴里，拼凑出了半个世纪前那个故事的轮廓。 解放前夕，重阳镇的镇长叫郑光才。1949年冬天，雪特别大——东山顶上白皑皑的，白果树的枝桠被雪压断了不知多少根，古驿道上积雪没膝，人走上去咯吱咯吱响。刘邓大军已经到了龙门镇，那边的镇长已经被镇压了。消息传到重阳镇的那天晚上，郑光才正躺在床上抽烟，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像一颗将落未落的流星。 大外公贾百兴连夜敲开了他的门。不是用手敲的——是用拳头捶的。郑光才开门的时候，贾百兴肩上落满了雪。他进屋后没有坐，因为裤腿已经冻得打不了弯。“光才呀，你还不打主意跑路啊？刘邓大军已经打到龙门镇了。那边的镇长，被当成国民党反动派，已经镇压了。国军早就跑了，国民党的江山，很快就会变色了。我看你还是快快逃命去吧。”他拍了拍自己身上的雪，又从怀里掏出一叠用油布裹着的银圆，拍在桌上。 大外公亲自送他离开了重阳镇。那雪夜，两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古驿道上，积雪没过膝盖，每一步都要拔出来再踩下去。临别，郑光才紧紧抓住大外公的手，他回头看着这座沉睡的小镇，看着街口那两块并肩而立的石碑，看着白果树上挂满的冰凌，眼泪掉在雪地里，砸出几个小坑。“哥，你清楚我这一辈子。虽然是国民党，但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我是清白的呀。我其实一点都不想走——我走了，白蔹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光才呀，你以为我把你送走心里就好受啊？可现在不是说理的时候——人家不问你是好镇长还是坏镇长，人家就问你是什么党。”他把郑光才往山路上推了一把。郑光才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漫天飞雪中，大外公还站在驿道尽头，站了很久，直到雪把他自己也埋成了一个雪人。 郑光才离开重阳镇后，辗转多地，最后隐姓埋名到了西藏的一个牧场。在那里靠帮人喂骡子谋生。他有文化，断文识字，办事也有分寸，牧场老板很喜欢他。他本以为自己会在西藏了此残生，没想到世事难料——1953年，牧区成立了一个所谓的“雪山狮子国”，他被抓去为叛军喂马赶车。他赶着一辆破马车，在冰天雪地里辗转了好几个山头。他知道，这不是他要走的路——他心里一直记挂着家里的老婆孩子。他偷了一头骡子，连夜跑了。骡子在山路上滑了好几跤，他在骡背上颠了一夜，天亮时骡子累得口吐白沫，他自己也冻得手脚没了知觉。 逃亡途中，他无意中救了一名执行侦查任务的解放军连长。那连长伤了腿，躺在一道山涧里，四周全是乱石和被炮火炸断的树桩，衣服上全是血。他用仅剩的一块干粮把连长背出山涧，又用自己偷来的那头骡子把他驮到了最近的哨所。 连长感激他的救命之恩，把他带到了云南边境的一个农场，安排他在农场里当了一名工人。他不敢以真实身份示人，编了一套谎话，说自己是举目无亲的孤儿，从小流落在外。 农场里的一个姑娘，经常照顾他——给他洗衣裳，给他送饭，在他发烧的那个晚上守了他一整夜。四年后，他和那个姑娘结了婚，生了三个女儿。 可他心里，一直有一个结。他走的时候，白蔹才刚生完孩子不久。他不知道她是怎么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的。他不知道成分那么高的郑家，在那些年月里是怎么熬过来的。他不是不想知道，是不敢打听——怕一打听，连现在这点隐姓埋名的安稳都没有了。 改革开放后，郑光才凭借自己的文化知识和商业头脑做起了生意，发了财。他办了一个加工厂，又流转了几百亩山地种果树，生意越做越大，赚的钱用麻袋装。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故土——忘不了七杀碑上的裂纹，忘不了八宝琉璃井清冽的井水，忘不了东山上翻涌的云海，也忘不了那个雪夜里身穿棉袍、腿冻得不能打弯的老哥哥。 如今每一个还活在世上的亲友都在被他反复地想起。他不想再等了——快八十岁的人了，说不清哪一天就闭了眼。叶落归根，他不想死在外头。“这次回来，他带了不少钱。去看他的亲友，每个人都送了十块钱。有些穷亲戚，他还特别照顾，给了上百元。”茶馆里的白胡子老头掰着指头算，“十块钱，够买多少斤猪肉？” 我跑回家问外婆：“外婆，大外公去看郑光才了吗？” 外婆摇摇头，把剥好的豆子倒进锅里：“你大外公不会去的。应该是郑光才来看他这个老哥哥，才是合理的。你放心，那是个有良心的人。” 果然，下午那些闻讯赶来慰问的人散去之后，郑光才亲自登了门。我溜到大外公家的院墙根下，趴在墙头往里看。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还在，树下的石凳还在，石桌上还搁着大外公平日里喝的老荫茶。大外公端端正正地坐在堂屋中央的藤椅上。他没有迎出去，就那么坐着。可他的手，一直攥着藤椅扶手，攥得指节发白。 郑光才走进来了。他穿着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料子挺括，和镇上其他人穿的咔叽布明显不一样。头发花白了，背也微微佝偻了，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像个城里的退休干部。他跨过门槛的时候，脚步踉跄了一下，站在堂屋里，看着藤椅上那个比他老了一大截的大外公，站了很久。 姑婆在旁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肘：“哥，光才回来了，我们来看你。” 大外公微微一笑，那笑不像是迎接一个几十年没见的老友，倒像是昨天才在茶馆里一起喝了茶的寻常招呼：“看啥子哟，能回来就好。我这阵子总觉得耳朵发烧，该不会是有人念我吧？”他抬起眼看了郑光才一眼，眼里没有责怪，没有怨怼，只有一份淡淡的平静。“哪知道几十年了，你还认得我这个哥。真是稀客，稀客。进来进来。富豪，快给你姑公公泡茶来！” 这时候，大表嫂从偏屋里一瘸一拐地蹭了出来。大外婆伸手想拦住她，让她回屋里去，不让她出来丢人现眼。可她偏不，嘴里“噢喔奥”地说着只有她自己才明白的话，口水牵线地往下流，手指头朝郑光才身上比划着，大概在问他是什么人。 郑光才没有躲，也没有皱眉，只是从兜里掏出一块干净的手帕，轻轻放在桌上。他的目光在大表嫂脸上停了一下，然后转向大外公，什么都没问。大外公也没解释。两个老人就那么坐下来了，隔着一张八仙桌，隔了整整四十年的空白。 冷茹心魂牵求学梦 郑光才心系故土情（3）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二章 冷茹心魂牵求学梦 郑光才心系故土情 第五十七回 冷茹心魂牵求学梦 郑光才心系故土情（3） 大外公与郑光才两个有句无句地聊着。大外婆和姑婆进厨房去忙活了，厨房里很快响起了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和热油下锅的滋啦声。我从墙头上溜下来，偷偷绕到了堂屋后面的窗根底下。那窗户年久松动，木板拼的窗扉在夏天被晒出了缝，隔音很差——老辈人说的话，我一个字不落地全听见了。 郑光才从进门就攥着大外公的手没松开。两个老人的手都枯了，手背上青筋暴起，皮肉松垮垮地趴在骨头上，像两张被揉皱又摊平的牛皮纸。他张了张嘴，第一句话还没说出口，眼眶先红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存折，放在大外公面前的桌面上，又把大外公的手合在那个折子上。 “哥，我这条命是你送我的。”他的声音沙哑，像是从喉咙深处刮出来的，“这几十年，我一直盼着回家看看，可一直没机会，也没勇气。你知道我胆子小，怕事——当年你在茶馆里跟人拍桌子骂仗，我都是躲在柜台后面不敢出来。” 他攥紧了那只比自己枯得更厉害的手，指节硌在对方的骨节上：“我着急也没用，等了这么多年了，眼看着自己也不中用了。我快满八十岁的人了，也说不清楚哪天就会死了。叶落归根，我不想死在外头啊。这些年全靠了您帮她们母子过日子，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报答您的恩情。这是一千块钱——一点小意思，难以报答哥哥的恩情于万一，您千万不要嫌弃。” 一千块钱。我蹲在窗根底下屏住了呼吸。那时候一斤猪肉一块二，一个民办老师一个月工资三十几块。一千块钱，是天文数字。大外公低下头，把存折打开看了一眼，又合上。他的手指没有在存折上多停留——他看它，只是为了确认那是一份心意，而不是一个数字。他把存折放在茶几上，端端正正地压在那只茶缸子底下。 “兄弟，这些年，你都在哪里？咋个不来点讯息呢？”大外公端起茶缸子，没有喝，只是用缸子底压在存折角上，免得它被穿堂风吹跑了。 郑光才叹了口气。他把金丝眼镜摘下来，用手指擦了擦眼角的什么东西，又戴回去。“大哥，您送我走后，我就直奔西藏，在那里的一个牧场安顿了下来，给他们喂牛、喂马、喂骡子。骡子比牛难伺候，脾气倔，急了还踢人，我腿上现在还有一块疤。”他撩起裤腿，小腿外侧果然有一块不规则的暗色瘢痕，边缘发白，中间凹进去一小块。 “不久，雪山狮子国的兵来了，把我们抓去为他们喂马赶车。我随着他们到了云南的边境上，在与解放军作战的时候，我在山区里救了一位首长的命。”他的声音沉下去，像是在翻一本发黄的旧账本，“我在他的指引下，将他带回了部队。他为了感激我的救命之恩，就让我在边境的农场里当了一名工人。” 郑光才顿了顿，目光从大外公脸上移开，落在茶几上那只搪瓷缸子上。缸子里的茶已经凉透了，水面上漂着几片碎茶叶。“我当时不敢以真实的身份出现啊，就编了一个谎，说自己是举目无亲，无家可归。农场里的一个姑娘经常照顾我——给我洗衣裳，送饭，生病了还给我熬草药。” 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像是在忏悔室里向神父告解，又像是在对着自己空白的四十年做一个交代。“四年以后，我就给她结婚了。如今，我们的三个女儿都成了人。大哥啊，我真对不起白蔹啊，我不知道她竟然等了我几十年。大哥，我真的不知道啊——我以为，这么些年，她总该改嫁了。我以为她早就……” 他的声音哽住了，说不下去了。厨房里的炒菜声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院子里老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一片叶子转了个圈飘落在堂屋的门槛上。 郑光才长篇叙述的时候，大外公一点表情都没有。我满以为大外公会骂他忘恩负义——毕竟他等了这么多年等来一句“我不知道她竟然等了我几十年”，搁在谁身上不发火？谁知道大外公听完了，端起那把藤椅旁边茶几上已经凉透的茶，吹了吹已经不冒热气的茶汤，抿了一小口，把茶杯轻轻地搁回原处。 “白蔹是个苦命的人。婚姻都是天注定的。”大外公的声音不轻不重，像在念一段早就写好的判词，“只要你还是想着她也就够了。那些年她为你所受的苦、所遭遇到的事情，真是一言难尽。”他抬起眼，看着郑光才放在桌上发抖的那只手，“你下辈子好好报答她吧。” 郑光才的眼泪终于从金丝眼镜后面滚了下来，流进花白的胡茬里。他摘下眼镜用袖口擦干镜片上怎么也擦不完的雾气。他擤了一把鼻子，从胸口的内袋掏出另一张纸——不是存折，是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公文纸，上面盖着红色公章。 “大哥，这些年在云南，我白手起家，多少攒了点家业。我在那边开了一个加工厂，养了几百头山羊，又承包了一片果园——种的是芒果，云南的芒果甜，比我们这儿甜多了。”他把那张公文纸展开又折上，手指头在纸面上轻轻摩挲，“我已经和丽雅娜说过了，她也同意，让我回来终老。云南那边的企业和公司，有那边的孩子去经营管理。我每个月还有几百块钱的退休工资，不会拖累白蔹的……” “你刚才说，你婆娘叫什么？”大外公压住了他的话尾，手指头点在桌面那张一字没动的存折上。 “丽雅娜。” 大外公把那只枯瘦的手在藤椅扶手上重重地一拍。啪的一声，茶缸子里的水晃了晃，几滴溅在存折封皮上。“丽雅娜？兄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让她一个人留在云南，你回来终老？你走后她怎么办？”他的声音一句比一句高，眼角的皱纹被怒火撑得发白，“人家跟了你几十年，给你生了三个女儿，撑了半辈子家，到老了你就一个人跑回老家来养老？” 大外公把茶杯拿起，啜了一大口，又咚一声放回原处，缸子底磕在存折上，发出一声金属的闷响。“我不管什么厂子不厂子，工资不工资。你记住，咱这里规矩不能穷。她只要住得惯，一起回来！路费我出！”他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胸腔发出空洞的回音，“你们的儿子在这里，孙子都这么大了，等你们百年之后，才有后人来你们的坟头烧香磕头，是不是？一定要喊她来！” 郑光才面露难色。他搓着手，拇指上那颗金戒指在指节上碾来碾去，碾得皮都红了。“哥，我就是不想让她们来，怕是闹出什么矛盾。我们的时间都不多了，我想清静一点。”他把手摊开，看着掌心那几条被岁月刻深的纹路，“丽雅娜也一把岁数了，经不起折腾，从云南到四川，这一路颠两三天，她受不了。再说了，白蔹心里也不痛快——我知道是我对不起她，可两个老太太在一个屋檐下，这日子怎么过？” 大外公叹了口气。他把头靠在藤椅靠背上，闭上了眼睛。椅子下的竹条在他身下吱吱呀呀地响，那声音细而慢，像是两截枯了的枝桠被风吹得互相摩擦。“你真是的。你们仨个人，加起来好几百岁了。泥土都埋到脖子上的人了，还有啥矛盾呢！”他挥了挥手，动作像在驱赶一只绕脸的蚊子，“我也累了，想早点休息了，大家回去吧。” 郑光才点了点头，慢慢站起来。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看着藤椅上那个闭目养神的老人。“大哥，我知道了。我会好好考虑的。”他的声音比刚才轻了几分，像是被大外公那番话压下了心头的重量，又像是终于卸下了什么。 大外公没有睁眼，只是把手从扶手上抬起来，在空中停了一下，然后落在藤椅扶手上。那落下去的声音不是怕他走，是在说——回来。 郑光才走出去的时候，脚步比来时轻了些，也比来时慢了。他在门槛上站了一小会儿，望着院子里那棵枝叶繁茂的老槐树。槐树的影子落在他脚边的青砖地上，被风吹得轻轻晃动。他对着老槐树点了点头。 厨房里忽然又响起炒菜声。大外婆和姑婆大概是把刚冷下去的菜重新过了火。油锅滋啦一响，紧接着是锅铲碰铁锅的节奏，清脆而急促——那是催他们上席的信号。老槐树上，一只花猫懒洋洋地翻了个身，尾巴从树枝上垂下来，悠悠地晃了晃。 郑光才循着声响走到厨房门口，正撞上端着两盘热菜往外走的姑婆。他把那张存折从怀里掏出来，塞进姑婆围裙口袋里。姑婆要掏出来还给他，被他按住了手。 “嫂子，别还。我欠白蔹的，不是钱能还的。”他把她的手轻轻推开，退后一步，“这个，是给大哥的。大哥这辈子帮了太多人，自己过得清汤寡水的。这钱，让他吃点好的。”他说完，松开手，转身走了。 姑婆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攥着那条围裙，围裙口袋被存折撑得鼓起来。她一直看着郑光才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尽头，炒菜的油烟从她身后飘出来，在午后的阳光里袅袅散去。 冷茹心魂牵求学梦 郑光才心系故土情（4）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二章 冷茹心魂牵求学梦 郑光才心系故土情 第五十八回 冷茹心魂牵求学梦 郑光才心系故土情（4） 接下来的日子里，郑光才在重阳镇住了下来。 他住回了郑家的老宅。青砖灰瓦，门口青石台阶被几代人的脚板磨得溜光。老宅空了半辈子——他走的时候白蔹刚生完孩子，如今回来已是满头白发。他让人把门口的杂草铲了，把墙上的蛛网扫净，把堂屋里那盏煤油灯换成了电灯。电工布线时，他嘱咐把开关装在白蔹当年抬手就能够到的位置——门框右边，那里还留着煤油灯熏出的一块巴掌大的黑印。 搬家那天，他在厨房里站了很久。手指头摸过积满灰尘的灶台，在灶沿上找到了一个豁口——那是白蔹斩猪草时刀刃磕出来的。他让工人重新砌了新灶，旧灶沿那块带豁口的青石搬到院子里，搁在老槐树底下当石凳。他又从床底拖出一只积满灰的木箱，里面是白蔹的几件旧衣裳、一双纳了一半的布鞋。鞋底上别着一根生锈的针，针眼里穿着半截麻线。他把箱子盖好推进堂屋角落里——不扔，也不藏，就那么搁着。 他每天大清早起来，沿着古驿道从东街走到西街。路上遇见熟人，凭一个花白头发的轮廓就能叫出名字。人家喊他“郑镇长”，他摆摆手说“早不是了，叫老郑”。有人提起旧事，他指着街口的七杀碑说：“我虽然没做什么好事，但也没做坏事，问心无愧求心安，不然也没脸回来与乡亲们一起住。” 他去了茶馆。月生伯伯正在灶上烧水，抬头看见一个戴金丝眼镜的老头在茶厅落座，愣了一瞬，赶紧端了把竹椅过去。 “郑叔，您老怎么来了？” “来喝杯茶。四十多年没喝过老家的茶了。”他端起茶杯凑在鼻子前闻了很久，才轻轻抿了一口。茶水顺着喉管下去，他闭上眼，半天没说话。那口茶咽下去的时候，喉结滚动了一下，像是把几十年的干渴都吞进了肚子里。 后来他经常来，每次都要坐靠窗那张桌子——正好能看见街口的两块碑。有一次邻桌坐了个白胡子老头，是当年镇上的剃头匠周老挑。两人隔着茶桌认出了彼此，周老挑端着茶杯颤巍巍挪过来。 “郑镇长，你还记得不？五三年你动员大家捐铁锅炼钢铁，我把家里唯一一口铁锅砸了交上去，结果炼出来一疙瘩铁疙瘩。我老婆骂了我整整三年。” 郑光才笑了：“记得。周老挑，我欠你一口锅。” “谁要你还锅了？”周老挑摆摆手，浑浊的眼睛里竟有几分潮润，“我就是想说，你回来了就好。镇上的老人走了好多，剩下我们这几个，见一面少一面了。” 两个老人在茶香里沉默了一会儿。窗外有风吹过，把大榕树的叶子吹得沙沙响。 他还去了学校。郑校长扶着他把校园走了一遍。在操场边上他停下来，几个学生正在泥地上踢一个瘪了皮的足球。球滚到他脚边，他弯腰捡起来拍了拍泥，递还给跑来的学生。那学生仰头喊了声“谢谢爷爷”，转身又冲进了球场。 他望着墙上那面“全县先进班集体”的锦旗，问这是谁带的班。郑校长指着从走廊那端正抱着作业本经过的东西哥哥说：“就是他，甄贤婆婆的孙子。” 郑光才推了推金丝眼镜，望着那个被晚风吹乱长发的年轻人。东西哥哥转过头来，对着校长点了点头，又匆匆往教室去了。 “甄老师，等一下。”郑光才忽然喊了一声。 东西哥哥停下脚步，转过身来。 “你是教什么的？” “数学。初三毕业班。” “教了几年了？” “第三年。” 郑光才点了点头，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手掌落下去的时候，感觉到那肩膀虽然单薄却结实。“好好教。农村的娃娃，考上好学堂是唯一的路。你多拉一个上去，这个镇子就多一分希望。” 东西哥哥认真地说：“我知道。我会的。” 郑光才目送他拐过走廊，只说了四个字：“甄家，有后。” 他去了街口的七杀碑前站了很久。那个下午没有集，街上人少，只有一个白胡子老头蹲在树根上抽烟。郑光才摸着碑上那七个“杀”字，从上到下一个字一个字地摸过去。指尖划过那些深深浅浅的刻痕，有的被风雨磨得光滑如镜，有的还残留着当年凿刻的毛刺。摸到最后一个“杀”字时，他在碑座上坐了下来。 “这碑我小时候天天爬。那时候碑上的字还红着，大人们说那是张献忠用血写的。我们几个小崽子就拿手指头去抠，想看看血到底渗了多深。抠了半天，指甲缝里全是红石粉，以为是血，吓得晚上睡不着觉。”他收回那只摸过千山万水的手，插进裤兜里，“现在碑还在，爬碑的娃儿快八十了。可它还站在这儿，比我硬朗。” 蹲在树根上抽烟的老头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你是郑镇长吧？我爹说你是重阳镇出去的官最大的一个，就是走得太急了。” 郑光才苦笑了一下：“不急不行。再慢一步，就出不来了。” 老头没有再追问，重新点了一根烟，两个人就那么坐在碑前，谁也不说话，各想各的心事。 他也去了白蔹的坟前。白蔹等了他二十三年。成分高、家里穷，一个人带着儿子在镇上抬不起头——人家背地里喊她“郑寡妇”，她听见了也不吭声，继续给人家洗衣裳。冬天井水冷得刺骨，她指关节全冻成了红萝卜。那些年全靠大外公照应——送米、送炭、送药，替她挨过了最难的冬天。 她等到了1972年。那年冬天重阳镇下了特别大的雪，她在灶膛前剥豆子，剥着剥着头一歪，就没有再醒过来，手里还攥着一把没剥完的豆荚。下葬那天雪还在下，大外公带着月生伯伯去抬棺材。棺材很薄，轻得让人心里发慌。大外公在坟前站了很久，对着那堆新土说：“白蔹，光才会回来的。你先睡着，别着急。” 郑光才跪在白蔹的坟前，把石碑上被风雨侵蚀得模糊的名字一笔一画描摹了一遍。手抖得像风里的旱芦苇，描到“蔹”字的草字头时，指甲缝里嵌进了一层青苔。他从怀里掏出那封大外公当年写给他的信——纸张黄得透亮，折痕处用透明胶带粘着。他在坟前把信展开，一个字也没念出声来。只有嘴唇在动，像是在读一封只有他和白蔹能看懂的信。 “白蔹，我回来了。”他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石碑上，浑身打了个颤。“我回来晚了。下辈子，我给你当牛做马。这辈子欠你的，我拿什么还都还不清。”说完这句话，他在坟前跪了很久。膝盖陷进潮湿的泥土里，裤子被露水浸湿了，他也浑然不觉。风吹过坟头的茅草，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轻轻拂动。 郑光才还做了另一件大事。他捐了一笔钱给重阳镇中学——是能盖一栋新教学楼的数目。他把建筑公司经理马得宝叫到老宅，在堂屋里摊开图纸，戴着老花镜看了整整三天。第三天傍晚，他把图纸卷起来说：“图纸不用改。我就一个要求——走廊要比普通学校的宽出半米。” 他在桌上虚画了一道弧：“娃娃下课都挤在走廊里，我想让他们宽宽敞敞地玩。下雨天体育课也能在走廊上跑一跑。我小时候上学，一下雨就只能在教室里关着，知道那滋味。” 马得宝挠了挠后脑勺：“郑叔，宽半米不难，可那得加钱啊。” “加就加。”郑光才眼皮都没抬。 郑校长开始不肯收——说数目太大了。存折在玻璃板上推过来推过去，发出沙沙的声音。郑光才最后把存折按在办公桌上，手掌压得玻璃板都晃了一下。 “我欠这个镇子的，不是钱能还的。当年我是镇长，可我跑了。白蔹在这镇上吃苦的时候，我没在；儿子被人欺负的时候，我没在。这点钱买不来那二十三年。”他把存折往郑校长面前轻轻一推，起身走出办公室。走到走廊上又转过身来：“开工那天，我来。” 开工那天，全镇人都来了。工地上挂了一长串红鞭炮，推土机车头上绑着一朵红绸大花。郑光才和大外公站在人群最前面，两个老头并排站着。大外公拄着拐杖，郑光才扶着他的胳膊。 奠基的碑石上刻着“郑光才教学楼”，旁边还立着一块小碑，只刻了两个字：白蔹。 大外公低头看了一眼那块小碑，又抬头看了看郑光才，嘴唇动了动。 “光才，白蔹要是知道，会高兴的。” 郑光才没有回答。他眼眶泛红，把大外公的胳膊扶得更紧了一些。 鞭炮噼里啪啦炸开了，红纸屑纷纷扬扬落在两个老人花白的头发上。几个孩子捂着耳朵尖叫着跑开，又在红色的烟雾里追逐打闹。郑光才抬起头，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轻轻说了一句：“白蔹，你看见了吗。” 大外公没听见，可他从郑光才的嘴型猜到了说的是谁。他把拐杖往地上一顿，也抬起头，望着那片被鞭炮烟雾染成淡蓝的天空。 鞭炮声落尽后，孩子们的笑声从烟雾那头传过来，清清脆脆的，一声接一声。郑光才松开大外公的胳膊，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小截红鞭炮纸屑，叠进上衣口袋里。那纸屑带着火药味，还有些烫手。他把手伸进口袋，攥着那截纸屑，一直没松开。 奠基仪式散了之后，人群渐渐走开。他一个人站在基坑边上，看着那块刻着“白蔹”的小碑。碑不大，青石的，立在教学楼地基的东南角，正对着学校大门的方向。将来的每一天，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第一道光就会照在这两个字上。 风从古驿道上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野草的腥气。远处有人在喊他：“郑镇长，走了，回去喝茶！” 他应了一声，慢慢转过身，朝茶馆的方向走去。步子不快不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是要把四十多年的路都补回来。 镇上的老人说，从那以后，郑光才每天都要去工地转一圈。不看进度，也不问质量，就是站在基坑边上看一会儿那块小碑。有时候站十分钟，有时候站半个钟头。站完了，转身就走，从来不多说一句话。 只有一次，有人听见他对着那块碑自言自语了一句。 他说的是：“我每天来陪你说说话。以前没说的，现在慢慢补。” 风吹过工地上的脚手架，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在替他叹气，又像是在替他应了一声好。 冷茹心魂牵求学梦 郑光才心系故土情（5）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二章 冷茹心魂牵求学梦 郑光才心系故土情 第五十九回 冷茹心魂牵求学梦 郑光才心系故土情（5） 大外公的身体，在郑光才回来后的这个秋天里，一天不如一天了。 他的头发从花白变成了全白，胡子也从下巴一直白到了耳根，像是被秋天的霜一层一层染透的。每天早上他拄着拐棍从巷子口走到街口大榕树下，坐在那块固定的石头上看人下棋。 下棋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只有他一直坐在那块石头上，坐了很多年。 可他的眼睛不行了。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把别人的车当成了炮，被白胡子老头笑话说“贾老倌你怕是要配老花镜了”。他也不恼，把拐棍往地上一顿，笑着说：“我这眼睛是省着用的——不该看的，不看。” 说完这话，他的目光却往街口的七杀碑那边飘了一下。碑还在，字还在，只是看不太清了。 郑光才每天都来看他。 两个老头并排坐在大榕树下，一个拄着拐棍，一个扶着膝盖。话不多，有时候一坐就是半个下午，谁也不开口。偶尔郑光才会说一句“今天天气好”，大外公就点点头说“好”。有时候大外公忽然冒出一句“你说白蔹在那边冷不冷”，郑光才沉默很久，才说“我给她盖了新碑，青石的，暖和”。 月生伯伯跑来看过他两次，每次都带着老钱头炖的猪蹄汤。老钱头的手艺没得说，猪蹄炖得烂乎乎的，筷子一戳就骨肉分离，汤面上漂着一层金黄的油花。 大外公喝着汤，嘴唇吧嗒了两下，忽然问了一句：“月生，你说我这辈子，帮了多少人？” 月生伯伯愣了一下，放下碗，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 “这个账算不清。光是我记得的，就有几十号人。郑叔算一个，白蔹婶子算一个，还有街上那些揭不开锅的、吃不上饭的、被人欺负的——你哪回没伸手？” 大外公摆了摆手，把碗递回去。 “帮人是帮人，可有些账，阎王爷那里不算。他算的是你欠别人的，不算你帮别人的。” 那天下午院子里静悄悄的，姑婆正坐在槐树下剥蒜，见我爹走进来，放下手里的蒜头，对着堂屋努了努嘴。 大外公靠在堂屋的藤椅上，腿上搭着一条洗得发白的旧毯子。他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上那道被岁月洇开的水渍，水渍像一只摊开的巴掌，五指分明，却什么也抓不住。 “您今天感觉怎么样？”月生伯伯搬了把竹椅坐在旁边。 大外公没有马上回答。他盯着天花板看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转过头来。 “我这辈子，做的好事不少，做的错事也多。”他的声音不大，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从没后悔过送光才走——那时候不走，他活不到今天。可我最对不住的，就是白蔹。” 他说到这儿，停了一会儿，手指在毯子上轻轻摩挲着，像是在摸一件看不见的东西。毯子的边角已经磨出了线头，他捏着线头捻了捻，又松开。 “白蔹那个人，犟。我让她搬过来住，她不肯。我给她送米，她非要给我纳鞋底换。她说不欠任何人的，欠了睡不着。可她一个人带着娃儿，冬天洗衣服洗得满手是冻疮，我看着心里头跟刀割一样。” 月生伯伯没有说话，只是把毯子往上拉了拉，盖住大外公的肩膀。 “那年她走的时候，我去抬棺材。棺材薄得呀，我两只手一抬就起来了，轻得让人心里发慌。”大外公的声音低了下去，低到几乎听不见，“我对她说，白蔹，光才会回来的。你先睡着，别着急。” “她等了二十三年，没等到。” 堂屋里安静了很久。窗外的老槐树上，有几只麻雀在叽叽喳喳地吵架，吵了一会儿又飞走了。 那年冬天，大外公在睡梦中安静地走了。 他走的那天夜里，重阳镇下了一场小雪。雪不大，落在地上就化了，只有东山上的松枝挂了一层薄薄的白。街上的人第二天早上起来，看见屋顶上湿漉漉的，还以为是下了场雨。 甄贤婆婆站在院子里，抬着头，任雪花落在脸上。雪花落进她花白的头发里，分不清哪是雪哪是发。她站了很久，久到姑婆从屋里出来喊她进去，她才动了动。 她说：“他这一辈子，帮了太多人。帮了郑光才，帮了白蔹，帮了我们甄家，帮了这条街上数不清的人。他帮人帮了一辈子，自己过得清汤寡水的。” 她用手背擦了擦脸——不是眼泪，是落在脸上的雪花。 大外公的葬礼办得很隆重。 重阳镇三大家族都来了人，县里也派了人来吊唁。花圈从巷口一直摆到了街尾，挽联在寒风中哗哗作响，白纸黑字被风吹得翻来覆去。街上的人路过，都要停下来看一眼，叹口气，然后默默地走开。 郑光才站在灵前，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山装，胸口别着一朵白花。中山装是新做的，领口有些紧，他不时伸手扯一扯，可眼睛一直盯着灵堂上那张遗像。 他亲自给他的老哥哥烧了一摞纸，一张一张地往火盆里送。火盆里的火苗蹿起来，把他的脸映得忽明忽暗。他的嘴唇在动，念叨着什么，声音很小，只有他自己能听见。 纸灰在火盆里打着旋，飘起来又落下去，落在他的鞋面上，落在中山装的裤腿上。他没有拍，就那么让纸灰沾着。 郑光才抬起头，对着遗像上那个面容清癯的老哥哥轻轻点了点头。 “你说的，兄弟，叶落归根。我不走了。这边就是我的根。” 他的金丝眼镜后面有什么东西在闪，他没有摘下来擦，也没有低下头去躲。就那么站着，让那点光亮在镜片后面晃了晃，然后慢慢收了回去。 出殡那天，送葬的队伍从巷口一直排到了街尾。走在最前面的是月生伯伯，他捧着大外公的遗像，走得极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郑光才拄着拐棍跟在后面，走了几步就喘，可他不让人扶，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完了全程。 那天晚上，茹心表妹又来了。 她这次带来了一袋子晾干的柿子，柿子已经晒出了白霜，捏起来软软的，咬一口甜得像蜜。 不过她先拐到月生伯伯家，怀里抱着一个布包袱。包袱皮是她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布围巾——上次用它兜过嫩包谷，这次兜着几件换洗衣裳和一双新布鞋。 她把包袱放在甄贤婆婆的床脚，站起来的时候脸上有一抹不同寻常的红晕。那红晕从耳根一直蔓延到脸颊，像搽了胭脂，又不像——胭脂没这么自然。 甄贤婆婆正在灯下纳鞋底，看见包袱，又看见茹心那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把针在白发上蹭了蹭，低头继续纳鞋底。一针穿过去，一针拉出来，麻线在鞋底的背面打一个结，再穿下一针。 茹心站在堂屋里，手指绞着衣角，绞了半天。衣角被她绞得皱巴巴的，像一块腌过的咸菜。 甄贤婆婆也没催她，只是一针一针地纳着鞋底。麻线穿过鞋底的声音在安静的堂屋里格外清晰——哧，哧，哧——像一只虫子在叫。 过了很久，茹心开口了。 她的声音很低，低得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外婆，我想去上学。” 她停了一下，吸了吸鼻子。 “他们不要我去，我就赖在家里哭。哭了三天，阿爷受不了了，让我来找您——他说，外婆肯定有办法。” 甄贤婆婆的针顿了一下。 她抬起头，看着茹心。灯下的茹心表妹比上个月又瘦了一些，下巴尖尖的，颧骨也高了出来，只有那双眼睛还是亮闪闪的，像两颗被水洗过的黑葡萄。 甄贤婆婆放下针线。 她站起来，走过堂屋，打开那个老樟木柜子。柜门“吱呀”一声开了，一股樟脑的味道扑面而来，混着旧木头和灰尘的气味。 柜子里叠着整整齐齐的旧衣裳、旧床单，还有一个小铁盒。铁盒的漆面已经磨得发亮，边角露出了银白色的铁皮，上面的牡丹花图案只剩下一朵模糊的红。 甄贤婆婆把小铁盒捧出来，放在桌上。她打开铁盒，里面还有一个红绸布包着的东西，布已经褪了色，边角起了毛。 她打开红绸布，里面是一叠钱——十块的、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甚至还有几角几分的。一堆被岁月揉皱的纸币，有些早已不在市面上流通。纸币被压得平平整整的，按面额大小摞着，像一队整整齐齐的士兵。 那是她攒了大半辈子的体己钱——卖鸡蛋、卖野菜、给人家洗衣服、帮人家带孩子，零零碎碎攒下来的。每一张纸币上都沾着她的汗味和日子，有些纸币的边角已经脆了，一碰就要掉渣。 甄贤婆婆把这叠钱放在茹心手上，把那双还没长成的小手合起来。 茹心的手指细长，骨节分明，指腹上有写字磨出的薄茧。外婆的手粗得像砂纸，掌心的老茧刮着茹心的手背，可动作轻得像在捧一只刚出壳的雏鸟，怕一用力就捏碎了。 “茹心，你阿爷给你的是骨气，外婆给你的，是路。虽然没有了不得的数量，可它干净，比什么都经用。” 甄贤婆婆松开手，看着茹心泪光盈盈的眼睛。 “去读书，读出息了，回来看外婆。” 茹心表妹捧着那叠温热的钱，重重地点了点头。那钱还有外婆掌心的温度，温温的，像刚从灶膛里取出来的红薯，捧在手心里暖到心里。 她的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好几圈，终于滚了下来 那天晚上，茹心没有留下来过夜。 甄贤婆婆送她到巷口。 月光照在青石板路上，亮汪汪的，像铺了一层水。茹心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 “外婆，我走了。” “走吧。” “您要保重身体。” “知道了。” 茹心站了一会儿，终于转过身去，走进月光里。她的影子在身后拉得老长，细细的，像一根线，把外婆家和前面的路连在一起。 她连夜赶回了龙门镇。山路上的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她走得很快，像是在追什么，又像是在逃什么。 三天后，龙门镇中学的教室里，多了一张擦得干干净净的旧课桌。 课桌是班主任从仓库里找出来的，桌面上有墨水渍，有刻的“早”字，还有几道刀痕。茹心打了半桶水，用抹布一遍一遍地擦，擦到桌面发白，擦到木纹都露了出来。 崭新的英语课本被一页一页地轻轻翻开，旁边摞着东西哥初中时代那些卷了边的旧书——数学、物理、语文、历史，每一本的封面上都用圆珠笔写着“甄东西”三个字，字迹清秀，一笔一划。 阳光从木格窗里斜斜地照进来，把那些弯弯扭扭的字母和泛黄书页上褪色的红笔标记，照得闪闪发光。 茹心坐在课桌前，翻开英语课本的第一页。 她不认识那些字母，一个都不认识。可她盯着它们看了很久，像是在看一封从天边寄来的信，每一个字都是谜，可她相信总有一天能读懂。 窗外，山坡上的野菊花开得正旺，金黄一片，在风中轻轻摇曳。远处的白云庵露出半截灰墙，钟声隐隐约约地传过来，一下一下的，像是在为她敲响什么。 茹心拿起笔，在笔记本的第一行，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四个字—— “从今天起。” 冷茹心魂牵求学梦 郑光才心系故土情（6）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二章 冷茹心魂牵求学梦 郑光才心系故土情 第六十回 冷茹心魂牵求学梦 郑光才心系故土情（6） 新教学楼破土动工的那天，郑光才收到了一封来自云南的信。 信是丽雅娜写来的，用一页印着淡淡兰花底纹的信纸，字迹娟秀工整。他在大榕树下拆开信，借着夕阳读完了这封远道而来的家书。大榕树的叶子在晚风中沙沙响，几片叶子落在信纸上，他轻轻拂开。 丽雅娜在信里说——光才，你的心思我都明白。故土难离，叶落归根，这是人之常情。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回老家，让孩子们以为我们夫妻不和睦。你如果暂时不回，到时候我就过来。 她写道——你说过那个镇子很美。有七杀碑，有无字碑，有八宝琉璃井的水。你说过大榕树下可以乘凉，说逢场天古驿道上的人多得挪不开脚。我跟了你几十年，云南是你的家，重阳镇也是我的家。 郑光才把这封信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手指都在信纸上轻轻摩挲。然后他把信折好，放进贴身的衣兜里，和大外公那年写给他的那封信叠在一起。两封信在胸口贴着，隔着半个世纪的时光，终于碰到了一块儿。 他穿过被夕阳染红的古驿道，脚步比平时快了许多。路过茶馆门口，月生伯伯正往店里收茶具，看见他走得那么急，喊了一声“郑叔去哪儿”，他也没顾上回话。 他推开大外公家的院门。自从大外公走后，这院子就冷清下来了，只有姑婆还住在偏屋里。老槐树的叶子正在飘落，满地黄叶铺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 他对着堂屋里大外公的遗像鞠了一躬，把信从怀里掏出来，双手捧着，对着遗像上那个永远微笑着的老哥哥，把信缓缓举在胸前。 “大哥，丽雅娜要来。她说重阳镇也是她的家。”他的声音有些发颤，“你说得对——我们都这个岁数了，还有什么好争的。两座坟，不如一座桥——给儿孙走的桥。” 他把信揣回怀里，抬起头。秋风从院子里灌进来，卷起地上的黄叶，在他脚边打了个旋，又飘远了。夕阳透过老槐树光秃秃的枝桠，在青砖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像一地碎金子。 郑光才走出院子，走到街口。他在七杀碑和无字碑中间站定，像个完成了所有作业的学童，终于有资格站在这里，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站着。 他想，将来儿孙们站在这里的时候，会看见什么？会看见自己这个跑了几十年的老头，终于把所有的漂泊都收了回来。 他对着夕阳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那口气在暮色中化成白雾，被晚风吹散了。 春天，新教学楼封顶了。楼高三层，白墙灰瓦，走廊比普通学校的宽出半米——这是整栋楼最显眼的特点。远远望去，像一个人张开了双臂，把整座校园揽在怀里。 郑仁校长请郑光才来剪彩。他站在新盖好的教学楼前，推了推那副陪他走遍了半个中国的眼镜。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深灰色中山装，胸口别着一朵小红花。 他对着全校师生和满街赶来观礼的乡亲，把剪刀交到另一个人的手里——大外公用过的那把戒尺，此刻正由富豪表兄代他捧着。剪刀是新的，银光闪闪；戒尺是旧的，竹面上布满了裂纹，被手汗浸得发亮。 郑光才抚过戒尺上的裂纹，对着台下的孩子们开口了。 “同学们，我走了大半辈子弯路，做过许多错事，也错过很多好人。可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来道歉的——道歉太轻了。” 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清楚楚地传到了操场的每一个角落。 “我是来告诉你们，无论走到多远的地方，都不要忘记回家的路。你们脚下的地，是重阳镇的地；你们头顶的天，是东山上的天。” “我在西藏放过骡子，在云南种过芒果。我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世面。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还是这里。你们要好好念书——像甄老师那样，学到真本事。将来走得再远，也要回来。” 他说完，对着台下的孩子们鞠了一躬。 掌声响了很久。郑光才直起身子，眼眶红了，可他没有哭。 大外公说得对——这世上的坎，没有过不去的。郑光才的腿已经老得摇摇晃晃，可他和丽雅娜的余生，却被一道看不见的引线牵回了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 郑光才没有食言，丽雅娜也没有食言。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把身段放下，把成见放下，只带着几包草药和对彼此余生的承诺，互相搀着，走进了重阳镇那个寻常的巷口。 他们并排走在青石板上，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稳稳当当。丽雅娜背着一个竹篓，竹篓里装着云南带来的普洱茶。郑光才扶着她的胳膊，另一只手拄着拐棍，拐棍敲在石板上，笃、笃、笃，不紧不慢。 月生伯伯在茶馆门口看见了他们，手里的茶壶差点没拿稳。 “郑叔，这位是……” “我老伴，丽雅娜。”郑光才说，语气平常得像在介绍今天的天气。 丽雅娜对着月生伯伯笑了笑，说道：“你好，我是郑光才的婆娘。” 月生伯伯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赶紧转身去泡茶，一边泡一边念叨：“您是婶子？好事好事，添人进口了……” 茹心表妹来信了。信是寄到甄家茶馆的，信封上贴了八分钱的邮票，邮戳是龙门镇的。月生伯伯拿着信，快步穿过院子，递到甄贤婆婆手里。 甄贤婆婆正在灶房里煮猪食，手湿漉漉的，在围裙上擦了好几遍才接过去。她没有急着拆，把信翻来覆去看了好一阵，看着信封上“甄贤外婆收”四个字，看了一遍又一遍。 信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角还带着毛茬。字写在格子中间，一笔一划都很用力，有些地方纸都被笔尖戳破了。 她在信里说——外婆，期中考我考了全班第二。英语有点难，那些弯弯扭扭的字母总是拼错。但几何我考了最高分——大表哥教我的辅助线我全画对了。 她还写道——爸爸能拄着拐杖下地了。他站在地头指挥大姐和三哥下种，手势还是那么有力，声音比以前还响亮。妈妈说你给的钱还剩大半，她帮我存着，等我考上高中再用。 信的最后一行字写得特别大——外婆，我会好好念书，放假了再回重阳镇看您。 甄贤婆婆让月生伯伯念了三遍信，每一遍都听得仔仔细细。念第一遍的时候她脸上没什么表情，念第二遍的时候嘴角开始往上翘，念第三遍的时候眼泪掉了下来，滴在信纸上，把“外婆”两个字洇湿了。 听完她把信纸翻了过去，压在枕下那块红布里——那是当年莫愁姑姑从西岭栗子树下被捡回来时贴身裹着的红布。红布已经很旧了，边角起了毛，可颜色还是红的，像一团压扁了的火。 她站起来，走到院子里。那棵从西岭移栽下来的老栗子树又发了新芽，嫩绿的叶苞在春风中轻轻摇曳。她望着东山的方向，山巅上有一朵白云，像一把展开的纸扇。 “栗子树活了，人也活了。”她轻轻说了一句，声音被风吹散了。 这天夜里，东西哥哥一个人在教室里刻钢板。油印机刚轧过一叠卷子，墨香还未散去，满屋子都是油墨的味道。铁笔在蜡纸上划过的声音细细的，沙沙的，像春蚕在吃桑叶。 他放下铁笔，揉了揉手腕，对着对面新教学楼里亮着灯的教室看了一会儿。那些原本在漏水危房里上晚自习的学生们，如今有了一间能在暴雨天安心念书的教室。 夜风中，他身后那管挂在墙上的旧箫自己响了。不是吹响的，是被穿堂风轻轻拨动，在箫管里发出细微的低鸣。那声音呜呜咽咽的，像是有一个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吹着一首很老很老的曲子。 东西哥哥转过头，看了那管箫一眼。箫身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在月光下泛着银白色的光。他已经很久没有吹过它了，可它还在那儿，挂在墙上，等着某个起风的夜晚。 他把黑板擦干净，在粉笔槽里挑起一根完好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写的是明天要讲的题目。粉笔灰纷纷扬扬地落下来，落在讲台上，落在他的袖口上。 他转身推开教室门，往灯还亮着的那排窗户下走去。 快到学校门口时，他看见雨花姐正提着保温饭盒站在走廊下等他。她的麻花辫在晚风中轻轻晃动，辫梢的红头绳还是洗了又洗的那根，颜色已经从大红色褪成了粉白色。 她手里还抱着一个用围裙兜着的搪瓷盆，盆里满满地盛着刚出锅的炒花生，热气把围裙熏得鼓鼓的。 “你咋又来了？”东西哥哥走过去，语气里带着埋怨，可嘴角是往上翘的。 “不来你能饿死。”雨花姐把饭盒往他手里一塞，又把搪瓷盆推过来，“花生我刚炒的，趁热吃。给你那些学生也分点，上晚自习饿了垫垫。” 东西哥哥揭开饭盒盖子，里面是热腾腾的酸菜肉丝面，面条卧在汤里，上面盖着一个煎得焦黄的荷包蛋。酸菜的酸味和肉丝的香味混在一起，直往鼻子里钻。 “你又放两个蛋。”他说。 “你瘦了。”她说。 远处的工地井架上还亮着一盏灯，那灯光和教室的灯光一同映在八宝琉璃井的水面上。井水被夜风吹皱，灯光碎成了无数块，在水面上晃来晃去，像一池子碎金子。 波光微微晃动，仿佛已流出今日重阳镇的柔肠百转与和睦安宁。 东西哥哥蹲在走廊下吃面，雨花姐坐在他旁边剥花生。她剥一颗往他碗里扔一颗，剥一颗扔一颗，扔得很准，每一颗都落在面汤里，溅起一小朵油花。 “你也吃。”东西哥哥夹起一颗花生塞进她嘴里。她嚼了两下，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两道缝，双下巴一颤一颤的。 夜风从古驿道上吹过来，带着新翻的泥土味和野草的清香。远处有人家的狗叫了两声，叫完就安静了。 东西哥哥把面吃完，汤也喝干了，把饭盒往雨花姐手里一递。 “明天还来？” “明天包饺子。”雨花姐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韭菜馅的，你爱吃。” “多包点。” “知道了。” 雨花姐提着空饭盒走了，脚步咚咚咚的，踩在青石板路上，像一面鼓在敲。走到巷口的时候她回过头来，朝他挥了挥手。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墙上，像一个胖乎乎的剪纸。 东西哥哥站在原地，看着她消失的方向，站了一会儿。 然后他转身走进教室，把灯关掉，锁上门，朝宿舍走去。路过新教学楼的时候，他停下来，抬头看了一眼。楼很高，在月光下白得发亮，走廊上的栏杆一排排的，像一排排张开的怀抱。 他想起郑光才剪彩那天说的话——“天底下最好的地方，还是这里。” 他把手插进裤兜里，继续往前走。步子不快不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明天还有课，还有卷子要改，还有学生的作业要批。日子就是这样，一天接一天，不急不缓，像八宝琉璃井里的水，看不见流，可它一直在流。 流过了七杀碑，流过了无字碑，流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脚底下，流向一个谁也不知道的远方。 可它会流回来的。水总是会流回来的，就像人一样。 新铺面虚老幺新开店 （1）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三章 新铺面虚老幺新开店 讲堂上贾眼镜讲古书 第六十一回 新铺面虚老幺新开店 讲堂上贾眼镜讲古书（1） 重阳镇变了。 不是一天两天变的，是像东山上融化的雪水渗进泥土那样，不知不觉地、一寸一寸地变的。先是镇东头的老戏台被拆了，说要在原地盖一栋三层的百货大楼。接着是古驿道边上冒出了好几家新铺面，门楣上挂着五颜六色的招牌，有的还装了霓虹灯，一到晚上就一闪一闪的，把青石板街道照得花花绿绿。 街上的年轻人开始穿那种裤腿宽得像扫帚的喇叭裤，手里提着一个砖头大的录音机，边走边放邓丽君的歌。茶馆里的白胡子老头们看着这些变化，摇摇头，喝一口老荫茶，叹一口气。那叹气声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说不清的无奈——像是知道自己守了几十年的东西，正在被什么看不见的力量一点一点地搬走。 甄家茶馆的生意淡了。不是没人来喝茶，是来喝茶的人老了。白胡子老头们雷打不动地坐在老位置上，捧着搪瓷缸子，听评书先生讲《三国》，讲到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还是会拍桌子叫好，把茶都震得溅出来。可年轻人不来了，嫌茶馆里的椅子太硬，嫌评书讲得太慢，嫌盖碗茶太烫嘴。 他们宁愿去街对面那家新开的咖啡屋。坐在软乎乎的沙发上，捧着白瓷杯，杯子里装着黑乎乎苦哈哈的东西，一坐就是大半个下午。有人把咖啡喝完，有人喝一口就放下，可不管喝完还是没喝完，他们都愿意在那儿待着，好像待在那儿本身就是一件很时髦的事。 月生伯伯站在茶馆门口，用抹布擦着本来就很干净的木门框，眼睛却一直往街对面瞟。他看一会儿，低下头继续擦门框；擦几下，又抬起头看。我问他在看什么，他说没看什么，看热闹。可他的目光穿过街面上来来往往的行人，落在咖啡屋那扇新漆的绿门上。那扇门一开一关，把老茶客一个一个地吞进去。 那咖啡屋是虚家老幺开的。虚老幺，本名叫虚怀远，是虚怀谷虚主任的堂弟。这人在重阳镇也算个传奇——十几岁就辍学跑出去闯荡，天南地北地跑了十几年。有人说他在海南倒过彩电，有人说他在温州倒过皮鞋，也有人说他在深圳炒过地皮。具体做什么发了财，谁也说不清。反正他回来的时候，腰杆是粗的，说话是中气十足的。 他在街上走，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头发用发胶抹得油光锃亮，在阳光下能反光。他一只手夹着香烟，另一只手指点着街道两边的老铺子，对跟在身后的施工队说这面墙要拆，那块匾要换。口气很轻松，像是在说今天中午吃什么。施工队的人点头哈腰，他连看都不多看一眼。 虚家是重阳镇一个比较特殊的家族。他们的祖先是外地迁来的，来得晚，良田沃土早被先来的村民占完了，只得在偏僻的山坡上垦荒。甄家、郑家、贾家在镇上扎了根，虚家却在山边上开了荒。靠着几代人的勤巴苦做，开荒种地、挖煤烧炭，一点一点地把日子过起来了。 虚家的人丁出奇地旺——别人家生两个，他家生五个。几代人下来，全镇就数虚家人多。人多了，力量就大。有的去当兵，有的去读书，有的去做生意，各显神通。到了虚老幺这一辈，虚家已经从山边上的穷户变成了镇上谁也不敢小瞧的家族。 虚家真正发起来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别人还在观望的时候，虚家的人已经挑着担子出去做生意了。他们没有茶馆酒馆旅馆这样的家族传统行业，但他们有灵活的头脑和敢闯的胆子。什么赚钱做什么，哪里有机会去哪里，跑得比别人快，胆子比别人大。几年下来，虚家就成了重阳镇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有人说虚家现在的家底，不比郑家当年差。 虚老幺站在新店门口，叼着香烟，看着古驿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在阳光下慢慢散开。他说只要用钱能摆平的事，那就不算事。现在而今眼目下，没有钱摆不平的人和事。他说这话的时候，旁边几个老一辈的生意人面面相觑，谁也没接话。有人低下头喝茶，有人转身走了，只有茶馆里那个白胡子老头隔着街远远地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 我和虚五是好朋友。虚五是虚怀谷的儿子，论辈分管虚老幺叫幺叔。这小子继承了他爹的聪明脑袋，也继承了他娘的开朗性格，说起话来像放连珠炮，走起路来像踩了弹簧，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把他拉到榕树背后，说咱们去虚老幺的咖啡屋里“侦查”一番，看看那里面到底有啥子名堂，能把喝了几十年茶的老茶客都勾过去。 虚五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把胸脯拍得啪啪响。他说金娃子你以前请我喝你家的茶，今天我也请你喝咖啡，我家的店就在那儿，没得问题。我提醒他说你幺叔不在店里，你能做得了主？他眼珠子一转，说看见五娘在柜台那儿收杯子，让我等着，他去跟五娘说。说完一溜烟跑进了咖啡屋的绿门。 我坐在靠窗的沙发上，百无聊赖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这咖啡屋装修得确实气派——墙上挂着画框，画框里是外国风景，有雪山有草原有尖顶城堡。桌上摆着小花瓶，花瓶里插着一朵塑料玫瑰，花瓣上落了一层灰。角落里还有一台大彩电，正在放港台的综艺节目，里面的主持人说着软绵绵的普通话，笑声像从罐头里倒出来的。 来这里的大多数是年轻人。姑娘们烫着卷发，穿着花裙子，嘴唇上涂着淡淡的口红。小伙子们穿着皮夹克，头发吹得蓬松，腰上别着BB机，走起路来故意把钥匙链甩得哗啦啦响。他们围坐在小圆桌旁，每个人面前放着一杯咖啡，一边喝一边聊，时不时爆发出响亮的笑声，像是在比谁笑得更有派头。 我心里暗暗盘算。这店里一天得卖多少杯咖啡才能赚回本钱。光那台彩电就得一两千块，再加上沙发、吧台、音响——粗粗一算，没个万把块钱下不来。虚老幺这手笔，在重阳镇可是头一份。月生伯伯开了几十年茶馆，到现在也没舍得换一台新电视。柜台上那台老掉牙的收音机还是甄贤婆婆用体己钱买的，壳子上的木纹贴皮都翘了边。 虚五端着两杯咖啡过来，是用白瓷杯装的，杯子很小，比我们茶馆的盖碗茶小了好几圈。杯沿上搁着一片柠檬，黑色的液体冒着热气，上面浮着一层白沫。他把其中一杯递给我，说这是五娘亲自调的，让我尝尝。他自己那杯已经在路上被他晃洒了小半杯，碟子里汪着一摊褐色的水，他把碟子端起来舔了一口，又苦得直吐舌头。 我接过杯子，学着那些年轻人的样子抿了一口。一股又苦又酸的味道在舌头上炸开，比小时候生病喝的中药还难喝，比苦瓜还苦，比酸梅还酸。我差点喷出来，好不容易才咽下去，脸上的表情一定很难看。 我说这个咖啡太难喝了，比黄连还苦。虚五也喝了一口，龇牙咧嘴地放下杯子，说确实不好喝，要不咱们走吧，去别的地方玩。我说先别急着走，看看别人怎么喝的再说。花了钱的东西，总得搞明白到底有什么门道。虚五说你又没花钱，是我五娘调的，不算。我说那也得看，你看那些人，一个一个的，都跟喝药似的。 我们俩把椅子往后挪了挪，开始观察那些喝咖啡的人。看了一会儿，发现了一个规律：那些年轻人面前的咖啡，几乎都是满的。他们端起来抿一小口，放下；过半天再抿一小口，再放下。有的干脆一口都不喝，就让它在那儿冒热气，只顾着说话，说到兴头上手舞足蹈，把咖啡杯当成了道具，好像那杯咖啡的主要功能不是喝，是摆在那里当背景。 最有意思的是靠角落那桌。一个男的一个人坐着，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皮夹克，面前放着一杯咖啡，眼睛却一直盯着门口。每进来一个人他就抬头看一眼，看完了又低下头搅咖啡，把小勺子搅得叮叮当当响，咖啡在杯子里打着旋，就是不见喝。他在这儿坐了大半个时辰，咖啡凉透了，人还没来。后来终于来了一个女的，他站起来迎上去，说了一句“你来了”，两个人面对面坐下，女的说“来杯白开水”。男的愣了一下，还是给她要了一杯白开水。 我凑到虚五耳朵边说，你看那些人，花了两块钱买一杯咖啡，一口都不喝，就在那儿装模作样。虚五冷哼一声，说他花钱了就为在那儿装个样子，不是傻是什么。我说你可别这么讲，我们茶馆里也有那种人——泡一杯好茶，一口不喝，就在那儿坐着，要的就是那种感觉。喝茶有种境界叫品茗，品字三个口，至少要三个人才能品；喝酒有种境界叫微醺；喝咖啡嘛，大概就是你讲的那个字——装。虚五翻了个白眼，说你们读书人就是名堂多，装还装出名堂来了。 新铺面虚老幺新开店 （2）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三章 新铺面虚老幺新开店 讲堂上贾眼镜讲古书 第六十二回 新铺面虚老幺新开店 讲堂上贾眼镜讲古书（2） 虚五把剩下的大半杯咖啡往桌上一顿，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这咖啡真的难喝，咱们又不装那个啥。走吧，到别的新开的店去转转。我也想走，那杯咖啡杵在面前，光闻着就反胃，苦味隔了老半天还在舌根上挂着，像吃了一嘴没熟的李子。 我们俩跟五娘打了个招呼，从咖啡屋里钻了出来。古驿道上的阳光有点晃眼，刚从暗幽幽的咖啡屋里出来，眼睛眯了半天才适应。我们站在街边打量了一圈——这几年的重阳镇变化确实大，集资新修了许多漂亮的房子，门面一下子就多出了上百个。招牌挨着招牌，霓虹灯挨着霓虹灯，把老街那条窄窄的古驿道挤得满满当当。 我们专门找新开张的店去看。越热闹的地方越往里挤，越高大上的店面越要进去瞧一眼。卖小百货的柜台上摆着亮晶晶的发卡和五颜六色的丝巾，开理发店的门口贴着香港明星的海报，理发师穿着白大褂拿着吹风机呼啦啦地吹，里面的录音机放着《上海滩》，周润发的剧照贴在玻璃门上，眼神冷峻。开酒吧的白天没什么人，可音响已经放起了流行歌曲，低音炮震得地板嗡嗡响。 最气派的是一家叫“丽春OK厅”的店，据说是这方圆百里唯一的一家。丽春是两个人的名字凑的——老板娘叫王丽，老板叫张春，两口子从外地来的，带了一大笔钱，把门面装修得富丽堂皇。门口铺了红地毯，摆了两排花篮，拉了一条长长的红绸条幅，写着“隆重开业”四个大字，在风中一鼓一鼓的。 我和虚五趴在玻璃门上往里瞅。里面暗暗的，只有几盏彩灯在天花板上转着圈，把光斑投在墙壁上，像一群彩色的鱼在游。隐约能看见吧台上一排亮晶晶的酒瓶子，有的瓶子形状很怪，像葫芦又像宝塔。门口站着几个人高马大的男人，其中一个穿着黑西装，膀子粗得像大腿。他看到我们俩娃娃，伸手把我们拦住，声音低沉得像闷雷，说小朋友这地方不是你们来的，去别处玩。 我们俩退出来，蹲在街对面的大榕树下。白天的重阳镇茶馆里没有几个年轻人，他们要么在咖啡屋里发呆，要么在理发店里吹头发，要么在录像厅里看香港武打片。虚五在地上捡起一根树枝，蹲在树根上划拉着，像在画作战地图，把每条逃跑路线都标得清清楚楚。 他总结道，重阳镇总共就那点人，这些地方的人多了，茶馆里的人自然就少。所以不是茶馆的生意不好，而是人们各自去忙自己的事情了。我把这个结论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嚼了几遍，觉得虚五说得对，可又觉得哪里不太对。老茶客去了咖啡屋，可咖啡屋里的咖啡他们一口都不喝——这算哪门子“忙自己的事情”？分明是新鲜劲儿作祟，等新鲜劲儿过了，茶还是茶。 我们俩决定晚上溜进丽春OK厅去探个究竟。 晚上的重阳镇和白天判若两镇。古驿道上的路灯亮起来了，街两边的霓虹灯也亮起来了，红的绿的蓝的，一明一灭，把青石板街道照得像一条流动的彩河。丽春OK厅门口的红灯笼全亮了，那两个守门的男人换了一拨，可门禁看得更严了——来的人都得从兜里掏出一张小纸片，守门的接过去看一眼才放人，纸片在灯光下晃一下就被收走了。 我和虚五猫着腰绕到后巷，巷子里堆着空啤酒箱和几只鼓鼓囊囊的垃圾袋，空气里有一股泔水的酸味。一扇半开的小铁门透出昏黄的灯光，大概是厨房送菜用的，铁门锈迹斑斑，门轴上缠着几圈铁丝。我们侧着身子从铁门缝里挤进去，蹲下身贴着墙根往里摸，摸到了大厅。 大厅里很暗，只有几盏彩灯在天花板上转着圈，把光斑投在人脸上，红的绿的蓝的，像川剧里的变脸。收录机里正在放一首软绵绵的歌，一个女人捏着嗓子唱：“桃花江是美人窝，美人窝里没有我……”几个男女搂在一起在舞池里慢慢地晃着，有人把脑袋搁在对方肩膀上，像睡着了，脚步跟着音乐在地板上拖来拖去。 穿过大厅是一条窄窄的走廊，铺着化纤地毯，踩上去软绵绵的，一点声音都没有。两边是包房，门都关着，偶尔传出来唱歌的声音，调子跑得找不着北，可唱的人很投入，声嘶力竭的，像是在跟谁拼命。走廊尽头是几个小厅，门半掩着。我踮起脚从门缝里往里看，里面灯光更暗。电视里一个穿着闪闪发光的迷你超短裙的女人正在扭来扭去地唱歌，唱的什么听不太清，只觉得那裙子亮得晃眼睛。 我们正在那儿看得入神，忽然听到身后有人笑着说你看这两个小青钩子娃儿，这么小就学着来逮猫儿。那声音带着笑，可听上去又不完全是玩笑，笑声里夹着一种说不清的轻蔑。虚五拉住我的袖子问是不是在说我们。我说又不认识，算了，别惹事，咱们偷偷来偷偷走。 可有人不打算让这事算了。一个小保安从走廊那头快步走过来，一把揪住虚五的肩膀。他比我们高半个头，手指头硬得像铁钩子，说要修理我们，让我们立马滚蛋，不然就动手。他嘴里的酒气喷在虚五脸上，虚五皱了皱眉。 虚五把小保安的手从肩膀上甩开。他往后跳了一步，拉开马步，一只手指着小保安的鼻子说凭你也修理咱俩——你去称二两棉花访一访，我幺叔是谁，我哥是谁，我哥的舅舅是谁？那保安被他说得愣了一瞬，随即恼羞成怒，冲过来一记炮拳。我和虚五都是从小操扁卦练武术的，手上功夫虽然不算深厚，可身手灵活。我侧身一闪，虚五顺势一个滑步绕到他身后。 小保安一拳打空，身子往前踉跄了两步。他在同行面前丢了脸，眼睛一下就红了，回头就是一个撩阴腿，鞋尖直踹虚五的裤裆。虚五最恨人踢他裤裆，拧身一转，借着他踢空的势头，膝盖一跪，骨节咔嚓一声轻响，小保安惨叫一声抱着腿在地上打滚。 虚五指着小保安骂道：“你他妈不学好，学人家踢老子裤裆——妄想老子断子绝孙，哼，老子先让你妈的断胳膊缺腿！”他骂得唾沫横飞，把刚才在咖啡屋里憋的那股子苦劲儿全骂出来了。我师傅在教授我们武功的时候经常告诫我们：“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现在而今是法制社会，像撩阴腿这种狠毒的招数不要轻易使用，结死仇不说，还有损阴德。”我拉了拉虚五的袖子，小声说教训一下就行了，别真把人弄残了。另几个保安从走廊那头涌过来，脚步声杂乱沉重，一边跑一边喊人去叫老板。 虚五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对围过来的保安喊道，人是他伤的，和金娃子没关系，让我走。我跑到他旁边，抓住他的胳膊，压低声音问他是不是想一个人扛。他示意我走为上计，眼神往小铁门的方向瞟了一下。我转头对那些保安说：“我叫金娃子，我大舅是镇长。重阳镇是个讲理的地方，不是谁想打人就可以打人的。你们的人先下黄手，撩阴腿这种招数都使得出来。我二舅是警察，到时候去派出所讲理，你们必输无疑！”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响，连大厅里的音乐都被我盖下去了。 隔壁包房的门忽然被撞开了。一个男人冲出来把保安推开。谁要打人？金娃子，你娃儿没球事跑这里来做啥子？ 我定睛一看，愣住了。那人穿着一身便服，可从身形和走路的姿势，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大舅贾为精。我脑子里像被人倒进了一锅热油，炸得乱七八糟。大舅是镇长，平时在办公室里批文件开会训人，怎么会从丽春OK厅的包房里跑出来？他身后那扇包房的门半开着，里面隐约坐着几个人，烟雾缭绕。 我脱口问他不是镇上的领导吗，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和这些人搅在一起。大舅正要说话，老板张春从走廊那头跑过来了。他先看了大舅一眼，大舅没看他，他就把目光移到我和虚五身上，脸上的表情从一个绷紧的拳头变成了一张揉皱的纸。 他挥挥手对保安们说误会误会，今天的事到此为止，大家都散了，各就各位，别在这儿围着了。保安们面面相觑，又看了看大舅，才慢慢散了。张春又转过头来对大舅点头哈腰，说哥您看这事儿闹的，两个小兄弟不懂事，冲撞了，回头我教训他们。大舅没接他的话，只是站在那里，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像一块石板。 虚五蹲下去，把小保安的腿拉直，手掌在他膝盖上揉了两下，再一推一送，咔嗒一声，关节复位了。小保安顿时止了惨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脸白得像刚刷的墙。虚五拍了拍手上的灰站起来，说下次别踢人裤裆，这是江湖规矩懂不懂。小保安连连点头，被另外两个保安搀起来一瘸一拐地走了。 我和虚五被大舅拉到走廊尽头，靠在一盆塑料棕榈树后面。棕榈树的叶子假得发亮，上面落满了灰，叶尖上还挂着一根不知道谁掉的头发丝。大舅来回踱了好几圈，皮鞋踩在化纤地毯上无声无息，踱到第四圈的时候才停下来，叉着腰看着我们俩。他盯了我半天，目光在我和虚五之间来回扫，最后叹了口气。 他压低声音说舅今天有公事。这事你们两个回去谁也不要说——是你外婆让你们来的，还是你自己来的。我说是我自己要来的。他看了虚五一眼，虚五理直气壮地回看过去，说我们就是好奇，来看看新开的店有啥子稀奇。大舅无奈地摇了摇头，说你们两个崽子，胆子也太大了。走了，我送你们回去。 他转身往小铁门的方向走，我跟在后面，虚五磨蹭了一下也跟了上来。走出后巷，夜风一吹，我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全是汗。大舅走在前面，背影在路灯下拖得老长。他一路没说话，只是把我们送到街口榕树下，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责备，有无奈，还有一丝我那时读不懂的东西。他说回去早点睡。然后转身走进了夜色里。 新铺面虚老幺新开店 （3）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三章 新铺面虚老幺新开店 讲堂上贾眼镜讲古书 第六十三回 新铺面虚老幺新开店 讲堂上贾眼镜讲古书（3） 虚老幺的咖啡屋在重阳镇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风。先是那些烫卷发的姑娘们去了，然后是穿着喇叭裤的年轻小伙子们去了。他们坐在软沙发上，捧着白瓷杯，学着电视里的样子用小勺子搅咖啡，搅得叮叮当当响，像一群在溪边敲石头的娃娃。 后来连一些自诩“新潮”的中年人也忍不住好奇心，推门进去点一杯“卡布奇诺”。他们连这名字都念不利索，结结巴巴地指着菜单，把“卡布奇诺”念成了“卡布奇弱”，把服务员都逗笑了。可他们不在乎，他们要的不是咖啡，是那个坐在咖啡屋里喝咖啡的派头。 可这股风没能吹到所有人。茶馆里的白胡子老头们照旧雷打不动地坐在老位置上。他们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顿，缸子底磕在桌面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他们说那是啥子咖啡，黑不溜秋的，中药水！还不如喝咱们的盖碗茶，又便宜又解渴。不喝了，不喝了，喝不惯那个味道。说罢端起盖碗，吹开浮沫，美美地啜一口，好像那口茶能把咖啡的苦味从舌头上冲掉似的。 最让人意外的是，贾眼镜也去了咖啡屋。贾眼镜本名叫贾为学，是我的堂舅，在镇中学教语文，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厚得像啤酒瓶底。他是重阳镇出了名的书呆子，平时除了上课就是窝在寝室里读书，从《诗经》读到《古文观止》，从《史记》读到《资治通鉴》。他不修边幅，一件蓝咔叽布中山装能穿好几年，领口磨得发白了也不换。他说这是“君子固穷”，衣服干净就行。学生们在背后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贾古人”，他也知道，不生气，还觉得这外号挺好——古人嘛，总比今人有学问。 贾眼镜去了咖啡屋，点了一杯最便宜的黑咖啡，坐在角落里，从怀里掏出一本线装书，就着咖啡读了起来。虚五正好在店里帮忙擦杯子，看见贾眼镜那副样子，赶紧跑过来跟我说。他比划着说贾眼镜把咖啡当茶喝，一口一杯，喝完了又续水，续了水又喝，续到第三次的时候五娘实在看不下去了。 五娘走到他跟前，手里还拿着咖啡壶，壶嘴冒着热气。她轻声提醒说贾老师，这是咖啡，不加水的。贾眼镜把书放下，抬起头看着五娘，眼镜片后面的眼睛眨了眨。他说我知道这是咖啡，可是太苦了，苦得我都没法看书。接着他问五娘，这咖啡原产于哪里。五娘说好像是巴西的。 贾眼镜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忽然来了精神，眼珠子在厚镜片后面亮得吓人。他问巴西——就是《庄子·逍遥游》里说的那个“北冥有鱼”的“北冥”吗？五娘被问得愣住了，拿着咖啡壶不知该如何作答，壶嘴里的咖啡差点滴到桌面上。贾眼镜把书一合，站起身来，在咖啡屋里踱开了步子，嘴里念念有词。他从巴西念到北冥，从北冥念到鲲鹏，从鲲鹏念到逍遥游，把自己念得眉飞色舞。 贾眼镜清了清嗓子，对着满屋子喝咖啡的年轻人滔滔不绝地讲开了。他说咖啡虽好，却不可忘本。咱们中国是茶的故乡，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唐人陆羽著《茶经》三卷，为天下第一茶书。他一句接一句，声音清朗，像是在课堂上讲《出师表》，只是讲台换成了咖啡屋的地板。整个咖啡屋都安静下来了，连吧台后面正在磨咖啡豆的五娘也停下了手里的活，磨豆机空转了两圈才被按停。 贾眼镜把手里的线装书举起来扬了扬说，你们喝咖啡的时候，可曾想过古人是如何喝茶的。他说《红楼梦》里妙玉请黛玉宝钗喝体己茶，用的是五年前在玄墓蟠香寺收的梅花上的雪水，盛在鬼脸青的花瓮里，埋在地下舍不得吃。那才叫品茶。而你们现在喝的这个——他指了指桌上那一杯杯咖啡——固然也好，可毕竟不是咱们自己的东西。他说话的时候唾沫星子飞到了前排一个姑娘的咖啡杯里，那姑娘低头看了看杯子，又抬头看了看他，没敢吭声。 有人说，眼镜老师讲得好。可也有人不买账。一个留着长鬓角的年轻人站起来，他穿着一件花衬衫，领口敞着两颗扣子，腰上别着BP机，裤兜里还插着一副hm镜。他说老师，咖啡不是咱们自己的东西，可它好喝啊。邓丽君的歌也不是咱们自己的东西，可它好听。电视机也不是咱们自己的东西，可它好看。这世道变了，老师，您也得转换转换陈腐观念了。 贾眼镜没有生气。他把眼镜摘下来，用袖口擦了擦镜片上的雾气，又把眼镜戴回去。他反问这个年轻人，知道中国第一个喝咖啡的人是谁吗。那年轻人被问住了，张着嘴，半天没合上，最后摇了摇头。贾眼镜微微一笑，那笑容里有几分得意，也有几分自嘲。他说我也不知道。可我知道中国第一个写《茶经》的人是陆羽——这就是区别。年轻人想了一下，说陆羽是唐朝人，唐朝还没有咖啡吧。贾眼镜说对，可茶已经有了。 那天晚上，贾眼镜回到学校，坐在寝室里发呆。他看着桌上那本线装的《茶经》，封皮已经泛黄，书脊用透明胶带粘了好几道。他又看了看旁边那杯他从咖啡屋里带回来的速溶咖啡——五娘送他的，说冲一包尝尝。他冲了，尝了一口，还是苦，可这次他没加糖。他在嘴里含着那口苦味，慢慢咽下去，像是在品一种他从来没有尝过的滋味。苦味从舌尖走到舌根，又从舌根顺着喉咙往下淌，一直淌到心里。 第二天，贾眼镜跑到校长办公室，对郑校长说他要办一个讲座。郑校长正在批文件，抬起头摘下老花镜，问他什么讲座。他说叫“古今中外茶与咖啡”。讲《茶经》，也讲咖啡豆；讲妙玉的雪水，也讲巴西的庄园。郑校长看了他半天，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敲了好几下才开口。他说你讲这些，学生听得懂吗。 贾眼镜认真地说，不一定听得懂，但得讲。不讲，他们就只知道咖啡，不知道茶了。郑校长重新戴上老花镜，又看了他一眼，拿起桌上的钢笔在报告上签了字。签完了他补了一句——阶梯教室刚装好投影仪，你别把粉笔灰弄得到处都是。贾眼镜连连点头，说一定一定，保证不用粉笔。 讲座定在周三下午，就在新盖好的郑光才教学楼三楼的阶梯教室里。那是重阳镇中学头一回有了阶梯教室，椅子是翻板式的，坐上去会吱呀一声弹起来，扶手是用螺丝拧在水泥地上的。贾眼镜选这间教室是有用意的——他想让学生们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听一些旧的学问。新和旧搁在一块儿，本身就是他要讲的那个道理。 消息传出去，第一个来报名的是虚五。他把名字写在登记表上，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墨水还沾到了手指头上。他对贾眼镜说我幺叔的咖啡屋里天天放邓丽君，我耳朵都起茧了，我来听听古人是怎么喝茶的。 然后是王红梅，她说上次在极乐寺听静闲师太讲《金刚经》没听够，这次换个口味，茶和咖啡总比经文好懂。贾眼镜说都难懂，茶也不比经文简单。王红梅说那就更要听了。 孙小梅也来了，她抿着嘴笑了一下，说就是想知道茶和咖啡到底哪个更好喝。贾眼镜说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她说不听怎么知道标准答案有没有。贾眼镜被她说得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你这个思路倒挺有意思。 最意外的是刘二娃。这个连语文课都打瞌睡的家伙，居然也来报名了。他把名字写得像鬼画符，纸都划破了。他说贾老师讲课好玩，上次他在黑板上画了一只茶壶，画得跟夜壶似的，全校都笑了。 贾眼镜也不生气，推了推眼镜，瞪着眼睛说：刘二娃，你知道夜壶和茶壶的区别在哪吗？夜壶不装茶。这话在全校传了个遍，连食堂的炊事员都学会了，打饭的时候逗刘二娃：“今天夜壶装啥子？”刘二娃也不恼，端着饭盆笑嘻嘻地说装回锅肉。 周三下午，阶梯教室里坐满了人。贾眼镜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衬衫，领口难得地扣得整整齐齐，袖口的扣子也一颗不落。他左手边放着一杯茶，盖碗，老荫茶，是月生伯伯特意为他泡的，碗盖上还凝着水珠。右手边放着一杯咖啡，速溶的，是他自己冲的，没搅匀，杯底还沉着褐色的渣。两个杯子，一左一右，像两个阵营，隔着讲桌对峙。 贾眼镜走上讲台，推了推眼镜，目光扫过台下每一张脸。刘二娃坐在第一排，嘴里还嚼着泡泡糖。虚五坐在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跷着二郎腿。王红梅和孙小梅坐在中间，摊开了笔记本。他把左手边的盖碗端起来，揭了盖子让茶香散开，在蒸腾的白汽里缓缓开口。 他说，今天不讲《出师表》，也不讲《论语》。今天讲故事。讲一个关于茶的故事。讲茶是怎么从咱们这片土地上长出来，又是怎么漂洋过海到了外国，最后变成咖啡的远亲。刘二娃把泡泡糖从嘴里扯出来粘在桌板底下，坐直了身子。阶梯教室里翻板椅子的吱呀声此起彼伏，然后归于寂静。窗外白果树的叶子在午后的阳光里轻轻摇曳，把斑驳的树影投在阶梯教室的窗台上。 四回 新铺面虚老幺新开店 讲堂上贾眼镜讲古书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三章 新铺面虚老幺新开店 讲堂上贾眼镜讲古书 第六十四回 新铺面虚老幺新开店 讲堂上贾眼镜讲古书（4） 贾眼镜讲的故事，是从一杯水开始的。 他把左手边的盖碗茶端起来，揭开碗盖，让热气在灯光下升腾。 那茶是老荫茶，汤色深褐，茶香醇厚，热气在灯光下弯弯绕绕地往上飘。 他说，这一杯茶你们看着平平无奇，可从神农尝百草时发现茶能解毒，到陆羽写《茶经》成为天下第一部茶书，从唐朝的煎茶法到宋朝的点茶法，从明朝的泡茶法到咱们四川盖碗茶的冲茶法——这中间隔了几千年。几千年，就为了这一杯水。 他放下盖碗，碗盖磕在碗沿上，发出一声清脆的瓷响。 又端起右边那杯速溶咖啡，黑褐色的液体在玻璃杯里晃荡，上面浮着一层没搅匀的白沫，像池塘边淤积的泡沫。 他说，这杯咖啡也不简单。从埃塞俄比亚的牧羊人发现咖啡果，到阿拉伯人把它磨成粉煮成汤，到欧洲人把它带到全世界，到巴西成为最大的咖啡产地，到今天它漂洋过海来到咱们重阳镇虚老幺的咖啡屋里——这一杯黑乎乎的东西里头，也有一千多年的故事。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教室里每一张脸。刘二娃坐在第一排，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泡泡糖早就粘在桌板底下了。孙小梅坐在靠窗的位置，用手撑着下巴，听得入了神，连窗外操场上踢球的喊声都没听见。虚五坐在后排，跷着二郎腿，可眼睛里难得地没了平时那股吊儿郎当的劲儿，盯着讲台上那两个杯子看得目不转睛。 贾眼镜把两个杯子并排放在讲桌正中央，一左一右，像两个不说话的证据。他说茶和咖啡谁更好？这个问题没法回答。就像你问你爹和你娘谁更好——没法回答。台下有人轻轻笑了一声，又赶紧收住了。 他接着说不光是没法回答，也不该这么问。茶有茶的好处，咖啡有咖啡的好处，各有各的香，各有各的苦。可有一件事他必须讲清楚——茶是从咱们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咱们的老祖宗喝了几千年的东西，不能到了咱们这一代就丢了。他顿了顿，用手指推了推眼镜，镜片后面的目光忽然变得锐利起来。 他问台下的学生们，你们将来走了出去，见到外面的人，人家问你，你是从哪儿来的。你说你是重阳镇的人。人家又问，你们那个镇上有什么？你们能说啥？你们能说啥——这四个字他重复了两遍，声音不高，却像石子投进水面，在安静的阶梯教室里荡开了一圈涟漪。 贾眼镜端起盖碗茶，轻轻吹了吹茶汤表面浮着的茶叶末子，抿了一口。他咂咂嘴说——你们得能说，我们那儿有个茶馆，叫甄家茶馆。茶馆门前有块无字碑，碑上没有字，却比有字的碑还让人记得住。我们喝的老荫茶，是用八宝琉璃井的水泡的。那口井从明朝就有了，水清冽甘甜，泡出来的茶比别处的好喝十倍。 他放下盖碗，用手在讲桌上轻轻一拍，拍得粉笔灰扬起一小片白雾。他说这就是咱们的东西，谁也拿不走。你们要记住，走到哪儿都记住。将来你们去了省城，去了北京，出了国，人家问你们重阳镇有什么，你们要能说得出来。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掌声响起来了。先是王红梅一个人鼓了几下，接着是孙小梅，她把手从下巴底下抽出来，坐直了身子鼓掌。然后是虚五——虚五站起来拍手，拍得啪啪响，把旁边坐着的人吓了一跳。最后连刘二娃也把手掌拍红了，一边拍一边扭头往后面看，像是在找谁跟他一起拍。 讲座结束的时候，贾眼镜把那杯没喝完的速溶咖啡端起来，走到讲台边上。咖啡已经凉透了，杯底沉着厚厚一层没化开的渣。他对着全班学生说这杯咖啡我敬你们。希望你们将来不管走到哪里，喝咖啡的时候，偶尔也想起咱们重阳镇的茶。说完仰起脖子把凉咖啡一饮而尽，苦得他眉头皱成了一团，学生们都笑了。 散场后，学生们陆陆续续走了。翻板椅子弹起来的声音此起彼伏，脚步声渐渐远去，只剩下空荡荡的阶梯教室。贾眼镜一个人留在讲台上，把茶杯和咖啡杯收进搪瓷盘里。夕阳透过窗玻璃照进来，把阶梯教室的空椅子一个一个地染成金黄，像一排排码得整整齐齐的旧书脊。 东西哥哥走到讲台边，帮他端起搪瓷盘。贾眼镜抬起头看见是他，笑了一下，问他怎么没走。东西哥哥把搪瓷盘稳稳地端起来，放在第一排的课桌上，拍了拍手上的水——刚才端茶的时候溅出来的。 他说那杯咖啡您敬了学生，这杯茶我敬您。 贾眼镜把搪瓷盘推到一边，拉着东西哥哥坐到第一排的椅子上，两个老师坐在空荡荡的阶梯教室里聊天。 窗外操场上有学生在踢球，喊声隐隐约约地飘进来，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贾眼镜问东西哥哥，今天讲得怎么样。他把眼镜摘下来，用手指揉了揉鼻梁上被镜架压出的两道红印。 东西哥哥说后面那一段讲得好——就是那句“这就是咱们的东西，谁也拿不走”。说这话的时候，他的手指在椅子的翻板上轻轻敲着，像是在敲一个只有他自己能听见的节奏。 贾眼镜笑了，笑得眼角的皱纹全挤了出来，像一朵晒干了的菊花。他说那话是跟甄贤婆婆学的。那年他去茶馆喝茶，看见甄贤婆婆在门口洗茶杯，一边洗一边跟他说，无字碑上没有字，可来的人都记住了它。 他当时没听懂，端着茶碗站在门口愣了半天，后来才慢慢懂——有些东西不是刻在石头上的，是刻在人心里头的。刻在石头上的字，总有一天会风化；而刻在心头的字，永远都是新的。 东西哥哥沉默了一会儿，手指不再敲了。他说今天这个讲座，让他想起自己当年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回镇上的时候。一肚子雄心壮志，想做建筑设计，想画图纸，想盖大楼。结果被分到中学教几何，讲台上能讲的能画的就是三角形、四边形、圆等基础的东西，我自己觉得大材小用了，非常不服气。 东西哥那时心里头憋屈，觉得自己满身本事都用不上，十分郁闷。后来是甄贤婆婆跟他说——画三角形也是在盖东西。三角形是几何的根，你把它讲明白了，就等于盖了个地基。有了地基，你以后想盖什么楼都行。 贾眼镜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着镜片上的雾气。他的衣角已经磨得起了毛，擦在镜片上发出沙沙的轻响。他说一个人的本事，不在于他手里有多少东西，而在于他能把手里有的东西，做出多少来。甄贤婆婆没读过书，可她比谁都懂做人。她这一辈子，从山上捡回来一个弃婴，把儿子拉扯大，把孙子培养成才。她手里有多少东西？可她把手里这点东西，做出了多少来。 东西哥哥点点头，望着窗外。操场上的学生已经散了，只剩下几只在沙坑边觅食的麻雀。他说教学楼是郑光才捐的。一个在外漂流了四十多年才回来的人，把一辈子的积蓄都给了娃娃们。走之前又请人把镇上的老戏台修了修，说要让唱川剧的有地方唱。 说完这话，他们都沉默了。白果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几片叶子落在操场的泥地上，打了几个旋才停住。 贾眼镜忽然开口了。他说你发没发现，咱们镇上这几个人——甄贤婆婆、郑光才、虚老幺，还有一个你——做的事不一样，可根子是一样的。甄贤婆婆守的是家，郑光才还的是债，虚老幺开的是店，你画的是圆。他说完伸出四根手指，一根一根地掰下来——家、债、店、圆。四个不相干的东西搁在一起，都是在这镇上扎了根的人做的事。 东西哥哥说：“听您这么一讲，我觉得还真是。本来我对教几何没什么兴趣，但因为在黑板上徒手画圆赢得了学生的敬仰之后，我就热爱上了黑板上画圆……” 讲座后不久，虚老幺的咖啡屋里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贾眼镜成了常客。他不再点黑咖啡了——他点了一杯盖碗茶，自己带茶叶，让五娘用热水泡。茶叶是从甄家茶馆拿的，月生伯伯专门给他包了一小包，用牛皮纸裹着，外面扎了一根麻绳。 五娘开始还不乐意，端着咖啡壶站在他面前说这是咖啡屋，不是茶馆。哪有到咖啡屋来喝茶的道理。贾眼镜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说咖啡和茶都是水，水和水之间有什么过不去的。虚老幺从里间走出来，手里夹着香烟，看了贾眼镜一眼，对五娘说给他泡。他要喝茶就给他泡。五娘这才收了咖啡壶，转身去烧了壶开水。 第二件事，是丽媛老师来了。她推开咖啡屋的绿门，门上挂着的风铃叮铃铃响了一阵。她点了一杯拿铁，端着杯子坐到角落里，那是靠窗的位置，正好能看见街对面甄家茶馆门口的两块碑。墙上贴着的邓丽君海报正弯着眉眼，海报的边角已经翘起来了。 老板娘王丽过来问她要点什么，她抬起头说能换个磁带吗。王丽愣了一下，手里拿着的点单本停在半空中，问她换什么。她说张国荣的。王丽走到吧台后面，换了磁带，邓丽君的软绵绵停了，换成了张国荣低沉的嗓音。丽媛低下头，拿小勺慢慢搅着杯子里的奶泡，没有再说话。奶泡在杯子里转着圈，她把勺子搁在碟沿上，对着窗外发了一会儿呆。街对面茶馆门口，月生伯伯正在收门口晾的茶杯，一个一个往搪瓷盘里码。 新铺面虚老幺新开店 讲堂上贾眼镜讲古书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三章 新铺面虚老幺新开店 讲堂上贾眼镜讲古书 第六十五回 新铺面虚老幺新开店 讲堂上贾眼镜讲古书（5） 讲座过后的那个周末，郑光才拎着一盒云南普洱登了月生伯伯的门。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夹克，脚上蹬着一双解放鞋，乍一看跟街上那些赶场的老头没什么两样。只有鼻梁上那副金丝眼镜还透着一丝当年在云南当老板的痕迹。 他把茶叶放在茶馆柜台上，铁皮盒子磕在木头台面上，发出一声沉甸甸的闷响。他说这是云南带回来的，三十年陈的普洱，给老太太尝尝。月生伯伯正在灶上烧水，回头看了一眼那个铁皮盒子——盒面上印着西双版纳的傣家竹楼，金顶飞檐，还有一行弯弯扭扭的傣文，一个也看不懂。他拿起盒子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掂了掂分量，又凑在鼻子前闻了闻盒缝里透出来的茶香。 开了那么多年的茶馆，月生伯伯知道，这盒茶价值不菲。应该起码在5-10万元之间。就这钱，可以在县城可以买一套房子了。 月生伯伯把茶叶盒小心地搁回柜台上，拿抹布擦了擦手。他说，这茶着就不便宜，您太破费了。 郑光才摆摆手，说不贵不贵，是一个作茶叶的老朋友送的，他特意拿来给老太太尝尝鲜。 月生伯伯将信将疑地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那盒普洱茶，伸手把茶叶盒往柜台里推了推。 甄贤婆婆从里屋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张信纸，信纸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白光。她让郑光才坐下，又招呼月生伯伯泡一壶新茶来。月生伯伯把那盒普洱茶端起来，说：“阿母，光才给您送了一盒茶叶，请您尝尝。” 甄贤婆婆接过茶，很认真地放回柜台的玻璃柜里，道：“您太客气了。” 月生伯伯放下抹布转身去了灶房，不一会儿端出一把紫砂壶，壶身上刻着一枝老梅。 她把信递给他看，说茹心期中考了全班第二，几何考了最高分。郑光才接过信，认认真真地看完。他摘下老花镜，用手指揉了揉被镜架压出红印的鼻梁，说甄家又出了个会画辅助线的女娃娃，将来肯定有出息。 甄贤婆婆摇了摇头。她说不只是甄家——茹心姓冷，是冷忠良的娃娃。冷忠良是她女婿。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自豪，也有一缕很难说得清的复杂，像是自家的花开在了别人家的院子里。 郑光才把信还给甄贤婆婆，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滚烫的茶汤顺着喉咙下去，他舒服地眯了眯眼。他忽然问月生伯伯，他小时候念书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老师叫贾眼镜。 月生伯伯正往茶壶里续水，手停在半空中。他说有，贾为学，教语文的，戴一副眼镜，镜片有这么厚——他用拇指和食指比了个圈。郑光才说他那天在操场上看见贾眼镜在给学生讲《古文观止》，穿着那件领口磨白的中山装，摇头晃脑地念“落霞与孤鹜齐飞”。他站在旁边听了一会儿，没好意思上前打招呼。他问月生伯伯还记不记得他小时候最怕上什么课。月生伯伯放下茶壶，笑了，说怎么不记得——语文课，让他背书他总是最后一个背完，背得结结巴巴的，把“学而时习之”背成了“学而时习之乎者也”。 郑光才拍了拍桌子，桌上的茶杯盖跳了一下，叮当一声落回原处。他说那时候他不想背书，天天盼着放学去爬七杀碑。现在老了反倒想背了，可背不进去了，刚念两句就忘。人生就是这样，该读书的时候不想读，想读的时候又读不进了。月生伯伯给他续了茶，说您现在捐了座教学楼，也算是把书读回来了。 甄贤婆婆站起来，拢了拢鬓边的白发，走到院子里的老栗子树下。那棵树是她当年从西岭移栽过来的，如今已长得有合抱粗了，树皮粗糙得像她的手掌。她弯腰捡起一片落在石阶上的栗子叶，叶子已经枯了，边缘卷起来，用指甲一碰就碎，可叶脉还清晰分明，一根一根地支棱着。 她把叶子放在石桌上，叶脉朝着郑光才。她说自己没读过书，不懂教育，可她知道，人这一辈子就跟这片叶子一样——叶脉就是根，根在，叶子枯了还能再长。郑光才看着那片枯叶，沉默了很久。他把叶子拿起来，小心地夹进随身带着的那个小本子里。然后他站起来，把茶杯往桌上一搁，说他要再捐一笔钱，给学校买一批书。不是教材，是课外书——古书、新书、中国的、外国的，什么都买，让学生们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不用再跑到县城去蹭新华书店的柜台。甄贤婆婆说这主意好，比捐什么都强，书是能传下去的。 消息传得很快。郑光才要捐书的事，像长了翅膀，不出三天就传遍了重阳镇三街六巷。郑校长在朝会上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全校学生都鼓了掌，掌声把操场上的麻雀都惊飞了。刘二娃在后排站起来喊“捐什么书”，周围笑成一片。郑校长推了推眼镜，说刘二娃你先坐下，书到了你自然知道。 散了会，学生们围在走廊上七嘴八舌地讨论开了。虚五说他希望有金庸的武侠，《射雕英雄传》他在录像厅看过片段，书还没摸过。张大勇说希望有书法字帖，上次在供销社看见一本《颜真卿字帖》，要两块五一本，他爹嫌贵没给买。王红梅说希望有一整套《红楼梦》，上次在图书馆找只找到了前两册，看到黛玉葬花就断了，后面的怎么也找不到。孙小梅说她想看琼瑶，说完脸就红了半边，低着头假装系鞋带。刘二娃从旁边冒出来说他要看《水浒》，鲁智深倒拔垂杨柳，那才叫过瘾。 书在新教学楼落成后不久运到了重阳镇。三百本书装在麻袋里，麻袋上印着“新华书店”四个大字。用一辆手扶拖拉机从县城拉回来，拖拉机突突突地冒着黑烟，开进校门的时候全校学生都趴在走廊栏杆上看。郑校长亲自在阶梯教室隔壁的房间门口挂了个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三个字——“光才书屋”。那字是虚怀谷虚主任的手笔，用的是他最拿手的行楷，横平竖直，端端正正。 贾眼镜主动请缨当管理员，说反正他每天放学后没事干，与其窝在寝室里读自己的旧书，不如来守着这些新书。他把书分门别类地摆好，文学一栏、历史一栏、地理一栏、科普一栏，整整齐齐列在靠墙的旧书架上。每本书的书脊上都贴着标签，标签是他用钢笔一笔一画写的，字迹工整得像油印的卷子。 书屋里渐渐有了学生。最先来的是孙小梅，她放了学第一个溜进来，躲在角落里悄悄翻琼瑶的，翻到动情处咬着嘴唇偷偷抹眼泪。然后是张大勇，他抱着一本《颜真卿字帖》坐在窗边，用手指在桌面上临摹那一笔一画的筋骨。 后来连刘二娃也跑来了，他蹲在地上一页页翻着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翻到郭靖一掌打出十八条龙，瞪大了眼睛直喊“这比录像带还好看”。贾眼镜从管理员位子上抬起头，把食指竖在嘴唇上嘘了一声。刘二娃吐了吐舌头，把书抱到角落里继续看。 东西哥哥第一次走进光才书屋是在书运来的第二天下午。他刚上完两节几何课，手里还沾着粉笔灰。他站在书架前，手指顺着书脊一本本滑过——文学、历史、地理、科普，滑到一本《建筑初步》时停住了。他把书抽出来翻了几下，书页泛黄，扉页上印着一行英文字母，是他当年在大学图书馆里翻过无数遍的那种原版教材。 他靠着书架，想起当年考上建筑系，怀揣着设计摩天大楼的梦想离开重阳镇，在大学的绘图室里通宵画图纸，铅笔削了一把又一把。后来回到这里教几何，天天在黑板上画三角形。他合上那本《建筑初步》，封面上的烫金字已经在岁月里褪成了暗黄色。他准备把书放回书架上，手指在书脊上停了一下。 贾眼镜坐在管理员位子上，一直透过那副厚得像瓶底的眼镜看着他。他放下手里的《古文观止》，推了推眼镜，问东西哥哥是不是还在想那个建筑师的梦。东西哥哥摇摇头，把书插回书架原来的位置——不是还在想，是忘不了。 贾眼镜说那就画。他端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老荫茶，茶叶是他自己从甄家茶馆带的。他说画不了真的楼，画图纸也行；画不了图纸，画几何图也行。你画的每一个圆，都是你曾经梦想的那个大楼的地基。地基打好了，楼早晚能盖起来。 东西哥哥看着手里的书，笑了笑。那笑容很轻，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触碰了一下又收了回去。他把书重新放回书架上，拍了拍书脊，让它的书脊和其他书对齐。他说先教学生把三角形画好，把辅助线找准，自己的楼以后再说。贾眼镜靠在椅背上，椅子的旧弹簧吱呀响了一声，说你外婆那片叶子讲得好——根在，叶子枯了还能再长。东西哥哥不说话了。窗外白果树的影子正好映在他靠着的那面墙壁上，风一吹，影子轻轻晃动，像一页翻不完的书。 书屋正式开放那天，正好是周末。阳光很好，从窗户里斜斜地照进来，把整个屋子染成暖黄色，空气里飘着新书的油墨香和旧书的纸浆味。茹心表妹特意从龙门镇赶回来，走了十八里山路，布鞋上还沾着山路上的泥点子。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麻花辫上系着新的蓝头绳，那是她用割牛草攒的钱在龙门镇供销社买的。 她站在书架前，仰着头看了很久，眼睛里倒映着一排排书脊，像是第一次看见海的人站在沙滩上。她找到那套《红楼梦》，把书从书架里小心翼翼地抽出来，用袖口擦了擦封面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她坐在靠窗的位子上，翻开第一页，手指头在纸面上轻轻划过，像是怕把字摸花了。 看了几页，她抬起头，正好看见墙上挂着的那块木牌——“光才书屋”四个字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她问贾眼镜这书屋是谁捐的。贾眼镜正趴在管理员位子上打盹，听见声音抬起头来，眼镜滑到了鼻尖上。他说是郑光才老镇长，以前当过咱们镇的镇长，后来去了云南，前两年才回来。她点了点头，把木牌上落款的那行小字轻声念了出来，然后低下头继续看书。阳光把她的侧脸照得发亮，麻花辫的影子投在书页上，随着她翻页的动作轻轻晃动。 第二天是周日，茹心表妹要赶回龙门镇。临走前她在书屋门口站了一会儿，从兜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递给贾眼镜。手帕打开，里面是一把野菊花，花瓣上还带着露水，是她来的路上在山坡上摘的。她说这是给郑爷爷的，谢谢他的书屋。贾眼镜接过那把野菊花，花梗上还缠着一根红头绳。他说一定转交。茹心鞠了一躬，转身沿着古驿道往龙门镇的方向走了，麻花辫在背后一晃一晃的。 那天傍晚，郑光才来到书屋，贾眼镜把野菊花交到他手上。他捧着那把花在书架前站了很久，花梗上的露水已经干了，花瓣也有些蔫了，可那根红头绳还鲜艳得像刚系上去的。他找了一个玻璃瓶，灌了半瓶水，把花插进去，放在书屋的窗台上。窗外是东山，夕阳正从山巅沉下去，把整座重阳镇染成一片金黄。玻璃瓶里的水在夕阳下泛着光，野菊花的花瓣在水面上投下淡紫色的影子。 新铺面虚老幺新开店 讲堂上贾眼镜讲古书6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三章 新铺面虚老幺新开店 讲堂上贾眼镜讲古书 第六十六回 新铺面虚老幺新开店 讲堂上贾眼镜讲古书（6） 秋天快结束的时候，重阳镇发生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 丽春OK厅关门了。不是被派出所查了，是自己关的。老板张春和老板娘王丽贴了张告示在卷帘门上，红纸黑字，写着“店面转让，另谋发展，去县城开更大的店”。门口的红地毯被人卷起来靠在墙根，已经落了一层灰。霓虹灯拆下来了，只剩几根电线在门楣上晃荡。花篮也不知被谁搬走了，只剩下几个插花的塑料泡沫墩子。那道拉了一半的卷帘门在秋风中哐当作响，每响一下，街对面茶馆里的白胡子老头就抬头看一眼。 虚五跑来找我，手里还捏着半根烤红薯，红薯皮上的灰蹭了他一袖子。他说听人说丽春开不下去了，平时根本没什么人，就周末晚上有几个外地来的司机进去吼两嗓子。我说那天晚上我们俩溜进去的时候，人不是挺多的吗，舞池里都是人。 虚五在我家门槛上坐下来，用红薯皮在地上划了一道线。他说那是周末，平时根本没几个人。幺叔说那种生意不是正经买卖，外地人来耍一次，最多来一回；本地人白天个个要面子，根本不敢往那门口走。他说完把红薯皮往墙角一扔，拍了拍手上的灰。 我们俩蹲在榕树根上，望着街对面那扇关了的卷帘门。门上贴的那张红纸告示被风吹得翘了角，呼啦呼啦地拍着铁皮门。心里头都有一点说不清的感觉——不是高兴，也不是难过。是那种亲眼看见一个大红灯笼灭了，忽然觉得街上少了什么，可又说不上来少了什么的感觉。就像小时候赶场天最喜欢看的那家吹糖人摊子，有一天忽然就不来了，你也不知道它去了哪里。 过了两天，大舅在全镇干部会议上讲了话。会议室里烟雾缭绕，电风扇吱呀吱呀地转着。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语气比平时重了几分。他说要加强文化市场管理，严禁不健康的娱乐活动，还点名批评了丽春OK厅。他说这种场所扰乱了镇上的风气，必须引以为戒。散会后几个干部在走廊上抽烟，有人小声说丽春已经关门了，大舅这是在敲山震虎。 虚五把丽春关门的事告诉了他幺叔。虚老幺正在吧台后面算账，计算器上的数字一排排跳着。他听完之后放下计算器，一只手夹着香烟，另一只手把账本合上。 他说做生意不能只看眼前热闹，要看长远。有些店开张的时候鞭炮放得震天响，不到半年就卷帘门拉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没人需要它。他说的长远，不是长久地来钱，是长期地走心。你卖的东西人家愿意天天来买，风雨无阻，那才是真本事。 他拍了拍虚五的脑袋，手上的烟灰差点飘到虚五头发上。他让虚五出去看看，这镇上每天早上最先开门的是哪家店。 虚五说不用看，肯定是甄贤婆婆家的茶馆——月生伯伯天不亮就起来烧水，灶上的火比太阳还早。 虚老幺说茶馆开得最早，因为有人需要它。不管刮风下雨，老街坊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茶馆泡杯茶。他说咖啡屋也是一样的道理，要是哪天没人来喝咖啡了，那就是他虚老幺没摸准这镇上的脉。 到了年底，虚老幺的咖啡屋反而添了新东西。他在吧台旁边搬了一张旧条桌，摆上一壶免费的老荫茶，用茶馆里的那种搪瓷缸子装着，旁边搁了几个粗瓷杯。杯子上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有两个还磕了边。 他还让人在门口贴了张红纸，上面写着“免费茶水，来者都是客”。镇上的人都说虚老幺这是唱哪一出——咖啡屋里摆茶摊，这不是关公门前耍宝剑吗。 虚老幺也不解释，只是笑笑。他说给那些喝不惯咖啡的人准备的，喝不惯的不用硬喝，总不能让人家在旁边干坐着看别人喝。 月生伯伯是第一个来喝茶的镇上老人。那天早上他照例去茶馆开了门，烧了水，泡了自己的盖碗茶。然后端着搪瓷缸子穿过街，推开了咖啡屋那扇绿门。门上的风铃叮铃铃响了一阵，店里几个正在搅咖啡的年轻人都抬起头看他。 他不慌不忙地走到吧台旁边，自己倒了杯老荫茶，端着缸子坐到靠窗的位子上。抿了一口，咂了咂嘴，说虚老幺你这茶叶不是八宝琉璃井水泡的，差了点火候，水碱味儿太重了。 虚老幺从吧台后面探出头来，手里还拿着计算器。他说那下次让人从八宝琉璃井挑水，专门给您老泡茶。 月生伯伯摆摆手，缸子里的茶水晃了晃，差点洒出来。他说算了算了，不用费那个事，你这儿方便就行。坐在这儿喝你这免费茶，正好能看见咱茶馆门口的两块碑——七杀碑和无字碑，一个刻满了字，一个字都没有，搁在一块儿刚刚好。 这话一说，旁边几个喝咖啡的年轻人都笑了。有个烫卷发的姑娘笑得咖啡溅到了碟子里。连月生伯伯自己也笑了，端着搪瓷缸子的手微微晃着。 从那天起，咖啡屋里多了几样东西：一张旧竹椅，月生伯伯从茶馆里搬来的，说坐不惯那软乎乎的沙发，坐久了腰疼；一个盖碗，虚老幺特意从供销社买来的，碗盖上画着一枝兰花；还有一壶八宝琉璃井的老荫茶，每天早上月生伯伯亲自从茶馆提过来，用棉套子裹着保温。 咖啡和茶，就这么在虚老幺的店里和平共处了。 入冬后的第一个逢场天，古驿道上的摊位从街口一直摆到了街尾，卖鸡的、卖蛋的、卖红薯干酸豆角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贾眼镜又在阶梯教室办了一场讲座。这回不讲茶，也不讲咖啡——讲对联。他穿着那件领口磨白了的蓝咔叽布中山装，袖口上还沾着早上批改作文时蹭的红墨水。他在黑板上用粉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两行字，上联是“家有千书穷攻而不舍必成大器”，下联是“学富四海苦读且无倦岂为小人”。粉笔字端端正正，每一个字的横平竖直都一丝不苟。 他问还有谁记得这副对联。刘二娃第一个举手，手举得太高，差点从椅子上滑下去。他说是甄老师写的，贴在甄老师寝室墙上的，上次他去交作业的时候念过一遍，念完了甄老师还给他倒了一杯水。 贾眼镜说是，也不是。这副对联是甄老师写的，可它现在贴在光才书屋的门框上，贴在茶馆的墙上，贴在好多学生的笔记本第一页，有的还用透明胶带过了塑。 它已经不只是甄老师的对联了，它是咱们重阳镇的对联。 贾眼镜把粉笔放在讲台上，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他说咱们镇上有很多对联。郑家无缺堂门口有一副，甄家茶馆门口有一副，极乐寺弥勒佛旁边有一副，白云庵静闲师太的茅庵门口也刻着一副。对联是什么？对联是咱们的根。 他转过身，在黑板上那个大大的“根”字旁边，又写了一个“家”字。他说有根才有家，有家才有对联。 他说对联、茶、古驿道、七杀碑、无字碑——这些都是根。人没有根，走到哪儿都是飘着的，像浮萍一样，水往哪儿流你就往哪儿漂。 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后面的目光扫过教室里每一张脸。他问他的学生将来离开重阳镇走了出去，能不能把家乡的对联讲给别人听。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然后有人喊了一声“能”。是王红梅。她站起来，两只手撑在课桌上。然后是孙小梅，她的声音比王红梅还大。然后是虚五，他站起来的时候带倒了旁边的椅子，哐当一声。然后是刘二娃，他喊得最大声，脸都涨红了。最后全班都喊了，声浪冲出窗户，在操场上回荡。 散会后，贾眼镜一个人回到光才书屋。夕阳正透过窗户照在书架上，把那些书的书脊一个个地照亮，烫金的书名在夕阳下闪闪发光。他抽出一本《古文观止》，翻到折了角的那一页，是《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窗外有人在远处喊——贾老师，走了，食堂没饭了，今晚吃回锅肉。 他合上书，站起来，把椅子推进桌下，顺手把桌上那张被学生画了茶壶的废纸扔进了纸篓。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墙上那副对联——东西哥哥写的那副。墨迹已经有些褪色了，红纸的边缘也开始泛白，可字还是清清楚楚的。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出去。走廊上，东西哥哥正夹着作业本往办公室走，作业本摞得老高，最上面那本歪了，他一边走一边用下巴去顶。两人在楼梯口打了个照面。 贾眼镜推了推眼镜，对东西哥哥说今天讲座讲到你那副对联了，学生们都记得，一个字都不差。 东西哥哥把作业本换了个手，笑了笑。那笑很平淡，可底下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他说那就好。两人在楼梯口站了一会儿，看着窗外操场上最后几个学生在收球。然后各自转身，一个往办公室走，一个往校门口走。 春节临近的时候，古驿道上挂满了红灯笼，家家户户门口都贴上了春联。郑光才的大女儿从云南来了一封信，信封上贴着八分钱的邮票，邮戳是昆明。信里说丽雅娜将在开春后启程，来重阳镇看看父亲，看看这个父亲念叨了几十年的地方——那个有七杀碑、有无字碑、有八宝琉璃井的古镇。 郑光才把那封信折好放进怀里，和大外公那年写给他的信叠在一起。他拄着拐杖走到白蔹的坟前，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他对着那块被风雨侵蚀得斑驳的石碑站了很久，然后把拐杖靠在碑座上，慢慢蹲下去。 他说她终于要来了。你放心，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院子里的老槐树发了新芽，她的屋子收拾干净了，门口的石凳也搬好了。你没有等到我，她等到了。我对不起你，我对得起她。你和她，都是好人。 风吹过坟头的茅草，像在点头。 风从东山吹下来，穿过七杀碑上被岁月磨浅的裂纹，穿过无字碑上被月光填满的空白。 穿过甄家茶馆门口半掩的木门，灶上的水壶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穿过虚老幺咖啡屋里并排搁着的咖啡杯和搪瓷缸子，月生伯伯的旧竹椅上搭着一条洗得发白的蓝布垫子。 穿过光才书屋里摊开的《红楼梦》和《射雕英雄传》，茹心表妹那朵野菊花还插在窗台上的玻璃瓶里，花瓣已经干透了，可那根红头绳还鲜艳如初。 穿过古驿道上熙熙攘攘的赶场人群，穿过茶馆里白胡子老头们的谈笑声，穿过咖啡屋里张国荣低沉的歌声，穿过学校操场上孩子们踢球的喊声，一直吹到远处的东山之巅。 有一朵白云，像一把展开的纸扇，静静地悬在天边。 东西哥哥牌中找朋友 甄贤婆婆庙里求（1）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四章 东西哥哥牌中找朋友 甄贤婆婆庙里求菩萨 第六十七回 东西哥哥牌中找朋友 甄贤婆婆庙里求菩萨（1） “十五过，忙农活。大人下田，娃娃上学。”这句老话在重阳镇传了几百年，今年却走了样。过了正月十五，年味还没散尽，街上的红灯笼还没摘完，我们三年级的教室已经坐了快半个月了。黑板右上角用红粉笔写着“距中考100天”，每个字都有拳头大。张大勇负责每天擦掉一个数字，从一百擦到九十九那天，他把粉笔头扔进粉笔槽里，嘟囔了一句“又少了一天，我昨天那道几何题还没弄明白呢”。 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正月初七就开了补课。整栋教学楼只有三年级的教室亮着灯，走廊上冷风嗖嗖的，从破了的窗玻璃缝里钻进来，吹得墙上贴的考试倒计时表哗哗响。厕所里的水龙头冻住了，得用脚踹才能出水，刘二娃每天早上缩着脖子进教室，先把手放在暖气片上捂半天，才掏出课本，嘴里念叨着“这天冷得邪乎，都快开春了还冻手”。 东西哥哥更忙了。他不仅是班主任、几何老师，还是年级教研组组长，补课期间的课程表由他排，一张表格改了又改，粉笔灰落了满桌。有一次他把课程表贴在黑板旁边的墙上，被风吹掉下来两次，他索性用图钉把四个角全钉死，钉完了退后两步看了看，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丽媛老师帮贾老夫子代语文课，美媛老师照旧上政治，三个人教一个班，备课在一间办公室，批作业在同一盏日光灯下，灯管上的镇流器嗡嗡响，像一只不知疲倦的知了。 忙里偷闲的时候，他们凑在一块儿学习“五十四号文件”——扑克牌。学这玩意儿得四个人，三缺一，得另外找。外语老师郑享福教全年级，除了正式上课还去校外辅导班，脚不沾地，偶尔回来批改作业也是来去匆匆，桌上的搪瓷缸子里的茶总是凉的。物理老师贾富春和化学老师虚武昌便不定期加入，谁有空谁来，谁输了谁请贾家包子铺的松针小笼包子。一笼八个，热气腾腾，输了的人掏两块钱，赢的人负责给大家倒醋蘸碟。 他们打的是“喊朋友”升级。第一盘比谁先摸到二，所以又叫“甩二升级”。摸到王的人叫主牌，然后“喊朋友”——喊一张牌，谁手里有那张牌谁就是朋友。朋友是暗的，你得猜谁是你的朋友，他得猜你是谁的朋友，眼睛在别人脸上扫来扫去，想从表情里读出答案。有时候一个不经意的眨眼就能暴露一张牌的位置，有时候一个故意的停顿又能把对手引到错误的方向。 东西哥哥手气不错。有一回他摸到王，喊了黑桃A。出了两圈牌才发现黑桃A在丽媛老师手里。她坐在他下家，正理着牌，手指头把牌一张一张排整齐，耳朵尖上有一点不易察觉的红，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烫了一下。东西哥哥推了推眼镜，没说话，手里那张红桃K捏了半天才打出去。美媛老师坐在对面，不紧不慢地出了一张方块三，表情淡淡的，像什么事都没发生，手指在牌背上轻轻敲了两下——那是她叫牌时的习惯动作。 有一回虚武昌输了三笼包子，实在吃不下了，把手里的牌往桌上一扣，牌面朝上摊了一片。“老甄，你怎么每次喊朋友都喊黑桃A？你跟黑桃A有仇还是咋的？”东西哥哥没吭声，把散落在桌上的牌一张一张收起来，码得整整齐齐，像在课堂上收作业本。旁边的贾富春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烟灰缸是搪瓷的，缸底印着“为人民服务”。 他笑着拍拍虚武昌的肩膀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你这都看不出来？人家喊的是牌，叫的是人。”丽媛老师站起来说去食堂看看饭好了没有，起身就走了，椅子被推得哐当一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了好一阵。美媛老师把手里的牌轻轻放在桌上，也跟着站起来，说下午还有政治课要备，教案还没写完。 补课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教室里的倒计时从三位数变成两位数，从两位数往个位数逼近。黑板上的粉笔字擦了又写，写了又擦，刘二娃的泡泡糖从桌板底下抠下来又粘回去，粘回去又抠下来。窗外的白果树从光秃秃的枝桠上冒出了嫩芽，芽尖上还挂着早晨的露水。 这天下午，贾老夫子忽然闯进校长室，门都没敲，直接把门推得撞在墙上弹了回来。他脸色发黄，嘴唇发白，手里攥着一张成绩单，纸边被他捏得皱巴巴的，像一张被揉皱了又摊开的旧报纸。“郑校长，老子不干了！什么玩意儿？要整人也不是那种整法撒！老子要举报那些人弄虚作假，大不了不干了——您评评理，这样做公平吗？”他说这话的时候，镜片后面的眼睛瞪得老大，唾沫星子飞到了郑校长的办公桌上。 郑校长正批文件，钢笔停在半空中，笔尖在纸面上洇开一小团墨迹。他摘下老花镜，看着面前这个老部下花白的头发和涨红的脸。全县统一阅卷，我们班的作文分数被人为压低了许多——全班的作文竟然找不出一个上良好等次的，连平时作文最好的王红梅都只拿了个“中”。 郑校长沉默了一会儿，说：“老贾，您在咱们县语文教育战线是老将军了，是专家级教师，是咱们学校的台柱子。您安心养病，不用听别人瞎议论。学校是信任您的，学生是信服您的，家长也是信赖您的。” 他顿了顿，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包还没拆封的茉莉花茶，往贾老夫子面前推了推。茶叶包上印着一朵白茉莉，绿色的塑料袋封口处贴着“特级”的标签。“至于您反映的问题——有根有据，天做棋盘星做子，谁人能下？无凭无证，地为琵琶路为弦，哪个敢弹？回去安心养病吧，啊？这包茶叶拿回去喝，清肝明目，专门给您留的。” 贾老夫子低头看了看那包茶叶，没有拿。他转身出了校长室，气鼓鼓地冲进教室，把前后门一关，站在讲台上，一题一题地询问大家的答题情况——从选择题的第一题问到作文的最后一句，每一道题都要学生举手说自己的得分。 “什么玩意？咱们班的学生写的文章不敢说有多好，至少不可能只得那么点分吧！你们没有遇到赏识你们的行家啊，阅卷老师误人子弟啊，我替你们感到冤枉啊——虚名这东西害人不浅啊！”他把粉笔砸在黑板上，粉笔断成三截，在地上一弹一弹地滚到了讲台底下。 王红梅低下头，眼圈红了，手指头在课桌边缘上抠来抠去。刘二娃小声说“老师别气了，下次咱考好点”，贾老夫子没有回答，只是摘下眼镜擦了擦，转身走出了教室。走廊上的风把他花白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他也没伸手拢一拢。 因为明年不办补习班，许多补习生和今年考不上高中的应届生都去找学校退学费。仅此一项，学校就损失了几千元收入。郑校长手里少了钱，说话就小声了许多，在走廊上跟人打招呼的时候，声音比以前低了半拍。 只有他两个妹妹和几个老实本分的老师还能自觉服从安排。虚怀谷端着一缸茶，慢悠悠地掀开盖子吹了吹茶沫，吹了两口才开口：“手里没把米，唤鸡都不来。校长，这年头光靠面子不行了。”郑校长苦笑着点了点头。 补课费发不出来，星期天的补课从每周一次改为间周一次。农历四月初八这天正好轮空，我在家待着，正趴在桌上做几何题——东西哥哥额外布置的，说这道辅助线画对了中考准能多拿五分。我把草稿纸画得密密麻麻，画了擦，擦了画，纸都快被我戳破了。院子里忽然传来拐杖敲在青石板上的声音，笃、笃、笃，缓慢而沉稳。 甄贤婆婆来了。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提着一个竹篮，篮子里装着香烛纸钱，纸钱上印着花花绿绿的图案。她跟我妈说今天是四月初八，佛的生日，白云庵和融金寺都开浴佛会送神水，约我妈一起去赶庙会。 我妈正在厨房里洗碗，听见这话把围裙解下来，擦了擦手。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甄贤婆婆竹篮里的香烛，问了一句：“婶娘，您这是去求啥？”甄贤婆婆没有正面回答，把竹篮搁在桌上，手指轻轻拨了拨篮子里的香烛，纸钱上的金粉在阳光下闪了一下，落在桌面上像几粒碎星子。“求个心安。”她说，“这把岁数了，求别的也没用，就求个心安。” 我也跟着去了。古驿道上挤满了去赶庙会的人，卖香的、卖蜡烛的、卖糖葫芦的沿着路边摆了一长溜。白云庵的茅庵前人头攒动，香烟缭绕。 静闲师太坐在庵门口的木凳上，手捻佛珠，面容安详，偶尔抬眼看看往来的人群，又垂下眼皮继续捻珠。甄贤婆婆虔诚地烧了钱纸，焚香、叩头，每一个动作都一丝不苟，额头碰到蒲团上，停了好一会儿才抬起来。然后她口中念念有词，向融金寺的无忧和尚要了一签。 无忧和尚接过签筒摇了摇，一支竹签啪地跳出来。他拾起来看了一眼，念道：“一轮明月照水中，只见影儿不见踪。愚人才会去摸取，摸来摸去一场空。”他把竹签翻转过来，签文是“坎为水”。“老施主此签，所求不遂，行人难寻，凡事小心，交节安宁。多种善因，才有善果。菩萨保佑，阿弥陀佛！” 甄贤婆婆听了，默不作声。她接过竹签，在手里攥了半天，手指头在签文上轻轻摩挲，像是在摸一件很远的什么东西。我妈见她那样，就想转移注意力，也在菩萨面前跪下来，替我抽了一签。竹签跳出来，上面刻着“天风渐”。 无忧和尚看了一看，摇了摇头，又点点头。我妈焦急地问：“大师，咋啦？是不是我的金娃子考不起学堂了？”无忧和尚叹了口气，用极其平和的声调念道：“凤凰落在西歧山，长鸣几声出圣贤！哎，此签本有富贵荣华之命，却是时运不济，今后将会受尽人间的苦，难享人间的福哟，可惜可惜！”我妈还要追问“怎么办”，他已经飘然进了三圣殿，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背影，僧袍在门框边一闪就不见了。 回家的路上，我妈一直沉默。甄贤婆婆反倒开口了：“别太担心，签语这种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金娃子这孩子聪明伶俐，只要努力，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咱们家的娃娃，哪一个不争气？你看你东西哥，当年也是磕磕绊绊的，现在不也站在讲台上教学生了？” 我妈点了点头，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可我看见她攥着竹篮的手，指节是白的。竹篮里的香烛已经烧完了，只剩下几根竹签和一把香灰，她把竹篮抱在怀里，像抱着什么怕丢的东西。我在后面跟着，心想无忧和尚说那签语的时候摇头又点头，到底是几个意思。回家后我爹听了签语的事，把茶碗往桌上一顿，茶水溅出来几滴。“签语？你信它还不如信你自己。金娃子，记住，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你努力了，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从那以后，我妈看我看得更紧了。每天放学回家，她都要翻我的作业本，一页一页翻，看不懂也看。甄贤婆婆有时候过来，给我带几个橘子，坐在桌边看我写字，不说话，就那么看着。 东西哥牌中找朋友 甄贤婆婆庙里求菩萨（2）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四章 东西哥哥牌中找朋友 甄贤婆婆庙里求菩萨 第六十八回 东西哥哥牌中找朋友 甄贤婆婆庙里求菩萨（2） 张春老板的丽春OK厅关了门之后，重阳镇消停了一阵子。可是关于丽春的闲话还没散尽——茶馆里的白胡子老头们坐在老位置上，端着搪瓷缸子，你一言我一语，把那天晚上的事翻来覆去地嚼。有人说虚五打断了小保安的腿，有人说大舅贾为精那天晚上就在包房里，还有人说看见我和虚五从后巷溜出来。反正传到最后版本已经面目全非，连“金娃子会功夫”这种话都冒出来了。 虚五在贾老夫子的语文课上，忽然举手，一脸认真地提了一个问题。他站起来的时候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一声尖响。“贾老师，‘猫’本来是家里面专门喂养来抓老鼠的，为什么会用来形容小姐呢？这俩有什么联系？” 全班哄堂大笑。刘二娃笑得趴在桌上直捶桌子，张大勇笑得眼镜都歪了。贾老夫子摘掉眼镜，狠狠瞪了他一眼，手掌往讲台上一拍，粉笔盒跳了起来。“问的啥子问题哟，简直球莫名堂！专心读书是正经……不准笑！不准笑！再笑，我要去你们班主任甄老师那里告状！扣你们的操行分，看你们怎么毕业！” 虚五不服气，脖子一梗：“老师不是鼓励我们大胆提出问题吗？现在学生有疑问，就大胆提出来，您怎么又说我错了呢？” 我也站起来替他说话：“贾老师，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大圣人不是告诉我们一定要勤学好问吗？怎么我们问了问题您老人家还批评我们呢？” 贾老夫子把眼镜重新架回鼻梁上，斜了我一眼。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樊迟请学稼”，粉笔戳得黑板咚咚响。写完把粉笔往槽里一丢，拍拍手上的灰，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论语·子路》篇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有些问题，该问才问，不该问的别问，问了我也可以不答——不但不答，还可以说小人哉，某某也！” 然后他一边警告虚五，一边用粉笔头指着我：“虚五，你要专心读书，不要胡思乱想，提出些什么刁钻古怪的问题，真是莫名其妙、岂有此理！还有甄金，你跟着洋人zf，也不是好东西……” 我毫不示弱，两手一摊：“贾老师，我也要告诉东西哥老师，就说贾老师说他也不是好东西，看你们还怎么做朋友！”贾老夫子其实和我们是表兄弟关系，我有外婆做保护神，连大舅我都不怕，还怕表兄吗？ 贾老夫子盯着我看了半天，眼镜片后面的眼睛瞪得老大，最后噗嗤一声笑了，粉笔头朝我扔过来，没打中，掉在地上弹了两下。这件事也就糊里糊涂地不了了之了。 在一学年里，下半学期是最容易混过去的。仿佛开学不久就到了国庆，国庆不久就到了元旦，再一转眼就放了寒假。 元宵节那天晚上，古驿道上挂满了红灯笼，耍龙灯的队伍从街口舞到街尾，锣鼓喧天。可我发现甄贤婆婆自从郑光才回来之后，就没到街上去耍过了。茶馆的生意也完全交给了月生伯和伯母，她每天就坐在后院的藤椅上，有时候看看那棵老栗子树，有时候低头纳鞋底，一坐就是大半个下午。 今年的元宵节也不似往年的热闹。以往每到正月十五，甄贤婆婆都要做些灯来挂在茶馆门口。她做的走马灯在重阳镇是独一份——结构别致、构思巧妙，灯有八面，四大四小，寓意开茶馆的人需要八面玲珑，要有四方人缘。 四大面各有一幅图画，画的是春茶采摘、夏茶晾晒、秋茶揉捻、冬茶封藏；四小面配一则谜语：“春到人间草木知，花冠伞盖半遮林。何惜赴汤又蹈火，草木之中有一人。”四句诗的谜底都是一个字：“茶”。 灯在风中旋转的时候，图案上的人马就活动起来了，采茶的姑娘弯腰伸手，晒茶的汉子挥汗如雨，观赏的人们久久不愿意离开。 今年甄贤婆婆虽然也制作了一盏灯，但不再是走马灯，也没有谜语。她只是用红纸糊了一盏普通的圆灯，上面用毛笔写了一个“等”字，挂在茶馆门口。那盏灯在夜风中轻轻旋转，灯笼里的烛光把那个“等”字映得忽明忽暗。耍龙灯的人只在茶馆门前象征性地舞了几转，锣鼓点敲得急促而敷衍，就跑到虚老幺咖啡屋门口去了——那边放了鞭炮，满地红纸屑。 我和虚五走在回家的路上，古驿道上人山人海，可我们心里头都觉得空落落的。虚五踢了一脚地上的石子，说：“金娃子，你说甄贤婆婆为什么会突然改变主意，不再做走马灯了呢？” 我摇摇头，说：“我也不清楚。不过我觉得可能是甄贤婆婆心里有些不痛快——自从郑光才回来之后，她就没怎么露面了。” 虚五点了点头，说：“嗯，有可能。不过我还是觉得甄贤婆婆做的走马灯最好看了。那些灯谜也很有意思，每次猜灯谜都能让我学到好多东西。”他掰着手指头数给我听：前年他猜中了“春到人间草木知”，赢了一盒火柴；大前年猜中了“草木之中有一人”，赢了一把花生。 我笑了笑，说：“是啊，甄贤婆婆的灯谜确实很有意思。不过今年情况特殊，也许她有自己的考虑吧。”我心里其实想的是，那个“等”字，到底是在等谁。郑光才回来了，可甄贤公公还没回来。 回到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大舅。大舅正坐在藤椅上用搪瓷缸子喝茶，听后沉思片刻，把缸子搁在茶几上，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着。“金娃子，甄贤婆婆不做走马灯，可能是想低调一些。毕竟郑光才回来之后，镇上的人对她的关注度也高了。她可能不想引起太多的麻烦。” 我点了点头，说：“大舅，您说得有道理。不过我还是觉得有些可惜。毕竟甄贤婆婆的走马灯是我们重阳镇的一大特色。每年元宵节大家挤在茶馆门口猜灯谜，比谁猜得多，比谁拿的奖品多，那才叫过年呢。” 大舅拍了拍我的肩膀：“金娃子，你也别太难过了。甄贤婆婆不做走马灯，不代表她不重视茶馆。也许她会在其他方面做出改变，让茶馆重新焕发生机。你看着吧。”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在观察茶馆。虽然没有了走马灯，但茶馆的生意依然不错，每天都有不少客人来喝茶聊天。 白胡子老头们雷打不动地坐在老位置上，捧着搪瓷缸子听评书，讲到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还是拍桌子叫好。 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几个客人在议论甄贤婆婆。一个戴旧毡帽的老头往灶房方向看了一眼，压低声音说：“甄贤婆婆最近好像有些不对劲，整天闷闷不乐的。” 另一个接话：“是啊，以前她总是笑眯眯的，给客人添茶的时候还会问一句‘茶够不够味’，现在却很少笑了。” 第三个叹了口气：“你们说，甄贤婆婆是不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是不是郑光才跟她说了些啥子？” 我带着这些疑问去找甄贤婆婆。一天下午，我趁着茶馆里没什么人，悄悄溜进了后院。甄贤婆婆正坐在老栗子树下的藤椅上，手里端着一杯茶，茶已经不冒热气了。树上的叶子稀稀拉拉的，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我走过去，轻声叫了一声“婆婆”。她抬起头，看了看我，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她问我怎么不在前面帮忙，我说今天客人不多。她沉默了一会儿，把茶杯搁在石桌上，说：“金娃子，你还是发现了。” 我点了点头，搬了把小竹椅在她旁边坐下。“婆婆，您有什么烦心事，可以跟我说说吗？也许我能帮上忙。” 甄贤婆婆苦笑了一下，伸出手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她的手很粗糙，手心全是老茧，可拍在我手背上的感觉却很轻。“金娃子，你还是个孩子，有些事情你不懂。不过既然你问了，我就跟你说一说吧。”她望着那棵老栗子树，目光像是在看树，又像是在看比树更远的东西。 “金娃子，你知道吗？郑光才这次回来，带来了很多变化。他在外面混了很多年，见识了不少世面，想法也和我们不一样了。”她顿了一下，手指在茶杯沿上轻轻画着圈，“他回来后，总想帮我把茶馆改成别的样子，说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他说可以扩大经营，可以卖咖啡，可以搞卡拉OK，像虚老幺那样。可茶馆是我们重阳镇的根，是我们的文化传承啊。咱们甄家世世代代开茶馆，到你月生伯伯是第四代了。你东西哥哥虽然去教书了，可他心里头也记挂着茶馆。” 我连忙说：“婆婆，您说得对。茶馆是我们的根，我们不能轻易放弃。虚老幺开咖啡屋有他的道理，可茶馆有茶馆的道理。” 甄贤婆婆点了点头，端起凉茶抿了一口，说：“金娃子，谢谢你。其实我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有时候心里难免会有些失落和无奈。你郑爷爷是好心，他想让我享福，可我这把老骨头，享不来那份福。”她放下茶杯，看着那棵老栗子树说：“这棵树是从西岭移栽过来的，你莫愁姑姑就是在那棵老栗子树下捡到的。树在，根就在。茶馆在，家就在。” 从那天起，我更加坚定了要保护茶馆的决心。我和虚五一起，放了学就去茶馆帮忙——打扫卫生、招呼客人、替月生伯伯去八宝琉璃井挑水。虚五挑水的时候晃洒了半桶，裤子湿了一大片，被月生伯伯笑话说“你挑的不是水，是汗水”。 甄贤婆婆看到我们的努力，也非常感动。有一天傍晚，她把我们俩叫到院子里，一人手里塞了一个橘子。橘子是她自己买的，皮薄汁多。她说：“金娃子，虚五，谢谢你们。有你们的帮助，茶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虚五把橘子剥开，递了一半给我，嘴里塞着橘子含含糊糊地说：“婆婆，明年元宵节您再做走马灯吧，我帮您裁纸。” 甄贤婆婆笑了。那笑容很轻，可眼底有一点光。晚风吹过老栗子树的叶子，沙沙响。远处七杀碑和无字碑并肩站在街口，夕阳把它们的身影拉得老长。 东西哥牌中找朋友 甄贤婆婆庙里求菩萨（3）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四章 东西哥哥牌中找朋友 甄贤婆婆庙里求菩萨 第六十九回 东西哥哥牌中找朋友 甄贤婆婆庙里求菩萨（3） 中考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我们班考砸了。 不是真砸了——是我们自己觉得砸了。卷子发下来的时候，教室里一片哀嚎。刘二娃把数学卷子翻过来覆过去看了三遍，嘴里念念有词：“这道题我明明会做的，怎么就算错了呢？我当时脑子里在想啥子？是不是考场外面那只麻雀把我思路打乱了？” 张大勇的语文作文只写了一半就交了卷，他说看到题目的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钢笔悬在试卷上方半天落不下去，手心全是汗，把试卷洇湿了一块。他写着写着忽然觉得时间不够了，草草收了尾，连自己写了些什么都记不清了。 王红梅倒是考得不错，可她也皱着眉头，把英语卷子折了又折：“那个单词我明明背过的——我昨晚还默写了三遍——可一坐在考场上看见它，就觉得它长得跟平时不一样了”。 东西哥哥在讲台上看着我们，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他把卷子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翻完了，把卷子往讲桌上一放，推了推眼镜。日光灯在他头顶嗡嗡响着，把他的影子投在讲桌上，一动不动。“还有一个月。”他说话的声音不高，可教室里每个人都能听见每一个字，“一个月能做很多事情。你们现在错的每一道题，都是给中考攒的分数——错过了，记住了，中考就不会再错。这道题的错，是中考给你提前发的一份答案。” 放学后，东西哥哥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桌上堆着两摞作业本，一摞改过的，一摞没改的。日光灯在头顶嗡嗡响，偶尔闪一下，像是电路不太稳。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我：“这是我给你定的时间表。你拿回去，从明天开始照着做。”他把时间表放在我手心里，纸面被橡皮擦过的地方有些发毛。 我接过纸，心里既感动又发憷——五点半起床，那不是天还没亮就得从被窝里爬出来，外面连卖豆腐的老孙头都还没出摊呢。“东西哥，五点半是不是太早了？鸡都没叫呢，我们家那只芦花鸡每天都是六点才打鸣。”他推了推眼镜，看着我的眼睛，没有笑。他眼窝底下有两团青色的暗影——那是连续熬夜备课熬出来的。补课期间他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白天上课晚上刻卷子，油印机的滚筒声要响到后半夜。 “你阿母和婆婆去庙里给你求签的事，我听说了。签语是什么不重要——‘天风渐’也罢，‘凤凰落西歧’也罢——那都是别人写在竹签上的话。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做。”他的手指在时间表上轻轻敲了敲，指尖点在“五点半”那三个字上，“你阿母为你的学业操碎了心。你要是考不上，怎么对得起她？怎么对得起你婆婆？你婆婆那天从庙里回来，腿疼了两天，还是拄着拐杖来学校找我问你的成绩——她这辈子求过三次签，一次为你爷爷，一次为那封从台湾来的信，一次为你。” 我低下头，把时间表折好放进口袋里。折的时候很小心，沿着他画好的表格线对折，生怕把纸折皱了。他说完这话，自己倒先沉默了。他转过身，把桌上的作业本整理了一下——摞整齐又推散，推散又摞整齐，像是在找一个合适的角度。窗外的白果树叶子在风里沙沙响，几片早落的叶子贴在窗玻璃上，又滑下去。然后他忽然开口，声音比刚才轻了几分，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捞上来的。 “金娃子，你知道什么叫‘喊朋友’吗？” 我愣了一下，说：“不是你们打牌那个吗？摸到王的人喊一张牌，谁有那张牌谁就是朋友。”他点了点头，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圈，又在圈旁边画了几个点，每个点都连了一根线到圈上——粉笔在黑板上画出短促而清晰的嗒嗒声。 “打牌的时候，你要喊一张牌，谁手里有那张牌，谁就是你的朋友。可你不知道谁手里有那张牌。你得猜。”他在其中一个点上圈了一下，粉笔绕着那个点画了一个问号，“你得看别人的表情，看别人怎么出牌，看别人怎么理牌。有时候你猜对了，两个人配合，把牌打赢了；有时候你猜错了，你的朋友其实是别人，你一直在帮倒忙，把本该自己赢的牌输得精光。你以为自己打的是好牌，其实从头到尾都打错了方向。” 他把粉笔扔进槽里，拍了拍手上的灰，灰在日光灯下飘成了细密的白雾。“人生也是一样的。你得喊朋友——你得在人群里找到那个能和你配合的人。找不到，你就孤立无援；找错了，你就南辕北辙。”他看着黑板上那个被他画满点和线的圈，“我教书这么多年，慢慢才明白——学生和老师，也是喊朋友。我在讲台上喊，你们在讲台下应。我喊的是知识，你们应的是努力。两边缺一样，这牌就打不成。” 他把目光从黑板上收回来，转过来看着我的眼睛。“金娃子，我在喊你。你应不应？” 办公室里安静了大约几秒钟，只有日光灯管里的电流声在头顶嗡嗡作响。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也听见走廊尽头有人在收板凳，板凳腿刮在水泥地上，发出一声尖锐的摩擦。 我说：“应。”他点了点头，从桌上拿起一本习题集递给我。习题集的封面已经磨得发白，书角卷着边，里面夹着好几张书签——有的是纸条，有的是糖纸，还有一张是电影票的票根。“那就从今天开始。每天晚自习后多留半小时，我给你单独讲几何。你的辅助线总画不对，不是不会画，是不敢画。”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三角形，在其中一个角上拉出一条虚线，“你要记住——辅助线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敢不敢画之分。画对了，你就找到了捷径；画错了，擦掉重来就是了，总比什么都不敢画强。” 从那以后，我每天晚自习后多留半小时。教室里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日光灯照得黑板发白，粉笔灰在灯光里慢慢飘落。他在黑板上画图，粉笔在他手里走得又稳又准，画出来的圆用圆规也挑不出毛病。我在下面做题，草稿纸画了一张又一张，有时候一道题画了七八条辅助线，把草稿纸画得像蜘蛛网。 有时候做错了，他就让我重新画辅助线，一遍一遍地画，直到画对为止。他从来不骂我，甚至不皱眉。只是等我画对了，点一下头，说声“对了”，然后在黑板上写下下一道题。他说“对了”的时候，嘴角会轻轻动一下——不是笑，是一种很淡的、像是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有时候我抬头看见窗外的月光，想起他在东山顶上吹箫的样子——月光洒在黄毛草上，他的头发被山风吹乱，箫声像一只看不见的鸟在夜空中盘旋。想起他因为吃假药被我从鬼门关拽回来的那个晚上——他倒挂在床沿上，拼命抠自己的喉咙，吐了大半盆脏东西，最后瘫在床沿上，浑身软得像被抽去了骨头。想起他在办公室门口跟丽媛老师说“不要命的不是好箫”——那管箫挂在墙上落了很久的灰，后来终于被他取下来，擦干净，重新吹响了。 我真不敢相信，一个人能从那么深的泥潭里爬出来，还能站在讲台上，在日光灯下教别人画辅助线。他自己画了那么多错误的辅助线——千寻姐姐是画错的，那条线画得太美太远，够不着；美媛老师是画错的，那条线画得太近太像，却不是他的；老鼠药更是画得离谱，那条线差点连自己的命都画没了。可他还是继续画，一条一条地画，终于画对了雨花姐，画对了讲台，画对了那一管重新吹响的箫，画对了从寝室到教室这段每天都要走的路。 其他老师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喊朋友”。贾老夫子虽然还在为阅卷的事耿耿于怀——他的肝火还没散完，每天端着一杯菊花茶清肝明目——可上课时依然一丝不苟。讲到《出师表》时依然会摇头晃脑，粉笔在黑板上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瘁”字写得特别大，写完退后两步看了看，又用红粉笔在“瘁”字旁边画了个圈。 丽媛老师代语文课时，声音轻轻柔柔的。 美媛老师上政治课把“四有新人”写在黑板正上方，每个字都端端正正。 虚武昌把化学方程式编成顺口溜——“一价钾钠氯氢银，二价氧钙钡镁锌”——让大家在课堂上齐声朗读。 贾富春则把物理实验搬到了讲台上，用一根弹簧秤和几个砝码演示力的合成与分解。 就连郑校长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给大家打气。他隔三差五到教室门口转一圈，不说话，就那么背着手看一会儿，两支金星钢笔在衣兜里闪闪发光。有一次他在走廊上碰见我，忽然叫住我，从兜里掏出一块水果糖递给我：“你东西哥哥当年也是我教出来的。他那时候辅助线也画不好，画得比你还差。” 可压力还是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每个毕业生心上。教室里的倒计时已经变成了个位数，黑板上的红粉笔字越来越小——从“距中考100天”写到了“距中考7天”。 有一天晚自习，刘二娃忽然把笔往桌上一摔，笔在桌面上弹了一下，滚到了地上。他站起来喊了一声：“我不干了！我要去放牛！放牛不用考试，放牛不用背单词，放牛不用画辅助线！” 全班都愣了。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有人停下了笔，有人抬起头，有人把课本合上了。东西哥哥从备课本上抬起头，摘下眼镜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刘二娃面前。“你出来一下。” 刘二娃耷拉着脑袋跟他走出教室，走廊上的灯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门框上——一个高，一个矮。两个人在走廊上站了大约半个钟头，隔着窗户能看见东西哥哥的嘴唇在动，刘二娃的脑门上有灯光照出的汗珠。后来刘二娃回来了，眼睛有点红，但没有再说什么。他弯腰捡起地上的笔，在裤腿上擦了擦灰，翻开习题集继续做题。 第二天我问刘二娃，东西哥哥跟他说了什么。刘二娃把笔搁在作业本上，歪着头想了想，翻了个白眼说：“他说他当年也想过放弃，跑去东山顶上吹箫，吹了一夜，手指都冻僵了，天亮的时候想通了。”我问他怎么想通的。他把身子靠在后排桌上，两条腿伸得老长，模仿着东西哥哥的语气：“他说放弃是最容易的事，可容易的事从来不会让人长记性。他说这世上最难的不是画对辅助线，是学会在画错之后，继续画。画错了就擦掉，擦掉了再画。画一百次错一百次，第一百零一次画对了，前面的一百次就不算白画。” 我听完，心想，这话大概是他的真传。他自己也画错了那么多辅助线，比一百次只多不少。那些错线一道道刻在他走过的路上——每一条都歪歪扭扭，每一条都擦不干净——可他还是继续画。终于画对了人，画对了路，画对了那一管重新吹响的箫。风从走廊尽头灌进来，吹得墙上的倒计时表轻轻晃动，那张表上只剩下最后几个数字了。 东西哥牌中找朋友 甄贤婆婆庙里求菩萨（4）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四章 东西哥哥牌中找朋友 甄贤婆婆庙里求菩萨 第七十回 东西哥哥牌中找朋友 甄贤婆婆庙里求菩萨（4） 中考前半个月，又到了四月初八。 我妈一大早就起来了，把家里里外外扫了一遍，扫帚划过青砖地的声音把我从梦里拉了出来。她把香烛纸钱一样样装进竹篮里，纸钱是供销社买的，上面印着花花绿绿的图案，香是她自己用黄纸搓的，搓得手指头都染了色。 这次甄贤婆婆没来——她腿脚不方便，月生伯伯不让走远路，说山路颠簸，老太太的膝盖受不了。 我妈就一个人去赶庙会，走之前把围裙解下来挂在厨房门后，叮嘱我好好在家做题，中午灶上有冷饭，自己热一热。 可到了中午，我妈还没回来。我把冷饭热了吃了，又趴在桌上做了半张几何卷子，抬头看钟，已经快下午两点了。我去茶馆找月生伯伯打听，茶馆里只有几个白胡子老头在打盹。 月生伯伯正在灶上烧水，灶膛里的火映得他脸红彤彤的。他回头说：“你妈去融金寺了，说上回给你求的签不太好，这些天心里一直堵着块石头，这回要再去求一次。” 他说完叹了口气，把茶壶搁在灶台上，壶嘴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白汽在天花板上凝成一片水珠。“四月初八是佛诞日，白云庵和融金寺都开浴佛会送神水。你妈说上次是没准备好——香没烧够，头磕得也不够诚——这次要诚心诚意地求，天不亮就出了门。” 我坐在茶馆里等。窗外古驿道上人来人往，赶庙会的人络绎不绝。卖糖葫芦的老头扛着草把子走过，上面插满了红艳艳的糖葫芦。 快到黄昏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我妈终于回来了。她脸上的表情很特别——不是开心，也不是失落，是一种很平静的、像是卸下了什么重担的样子，嘴角挂着一点若有若无的笑意。她把竹篮放在桌上，坐在我对面，端起凉茶喝了一口，茶水顺着喉咙下去的时候，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金娃子，妈又给你求了一签。” 她告诉我她到了融金寺，先在观音菩萨面前烧了香磕了头，每一个动作都一丝不苟。然后去找无忧和尚抽签，那无忧和尚还记得她——双手合十说“你就是上回给娃儿抽签的那个施主，那次你走的时候急，连竹签都没拿”。我妈说上次的签不太好，心里头一直不踏实，想重新求一次。无忧和尚摇了摇头，手里的念珠轻轻捻动，说签不是自己想求就能求的，要随缘。我妈就跪在蒲团上念了好一阵经——她其实不会念经，就那么闭着眼睛在心里头默念，把能想起来的菩萨名号全念了一遍。竹签跳出来的时候，她手抖得差点没接住。无忧和尚看了一眼，眉毛轻轻抬了一下，念道：“云开见月明。” 无忧和尚说这签的意思是——云遮住月亮的时候你觉得天很黑，可云终究会散。他说这孩子命里有时运不济，上次的签也不算错，可时运不济之后总有转机。他把竹签递给我妈，说不要太过忧虑，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妈把竹签紧紧攥在手里，好像攥着什么稀世珍宝，签上的字都被手心的汗浸得有些模糊了。她用手比划了一下，“这么长的竹签，上面刻着‘云开见月明’五个小字。无忧和尚还念了一段签文，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后面的我不记得了，就记住这句。他说这是《孟子》里的话，孟子是古时候的圣人。” 我听着我妈笨拙地背诵那句出自《孟子》的古文，她念“苦其心志”的时候，把“志”字念成了“自”，还用手在胸口比划了一下，像是以为那是什么身体上的东西。那大概是这个只读了三年小学的女人一辈子引用的第一句经典。 我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在翻涌——她连孟子是谁都说不清楚，可她记住了这句话，把它当成了一根救命稻草。 我垂下眼睛说：“妈，你放心，我会考上的。东西哥哥每天都给我开小灶补课呢……” 说完这话，我把眼睛转向窗外，大榕树的影子在夕阳下被拉得很长，树下的石凳上坐着一个纳凉的老头，摇着蒲扇。 那天晚上，我偷偷去了街口的无字碑前。月光洒在碑面上，把那些空白的石头照得发亮，碑面上映着树叶的影子，轻轻晃动。我想起无忧和尚的签语——“云开见月明”，又想起东西哥哥说的“喊朋友”——他喊了，我应了。这世上喊你的人不只一个——你妈在庙里替你喊，你婆婆在栗子树下替你喊，你老师在黑板上替你喊。他们喊的不是同一句话，可每一声都是在叫你往前走。 我在无字碑前站了很久，直到东山顶上升起一轮满月，月光把碑面上的叶子影子照得清清楚楚，才转身回家。 第二天早上，我五点半就起来了。天还没亮透，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厨房里传来灶火生起的噼啪声。我妈在厨房里给我煮了一碗面，面是她自己擀的，切得宽窄不匀，上面卧了一个荷包蛋，蛋黄的边缘煎得焦焦的。她把面端到我面前，又把酱油瓶子往我手边推了推。我吃完面，背上书包出门的时候，她在门口说了一句：“路上小心。”走到巷子口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门口，围裙没解，手里攥着那块擦灶台的抹布，晨风把她鬓边的碎发吹得一颤一颤的。 中考前最后一周，东西哥哥给每个人发了一张他自己手写的“考前须知”——字迹工整，每一个字的横平竖直都一丝不苟，是他在灯下誊了半夜才写完的。上面写着考试前一天要检查准考证，要准备好两支削好的铅笔，考试当天早上不要吃太饱，遇到不会的题先跳过不要慌，深呼吸三次再继续答。 每个人拿到之后仔细看了一遍，压在文具盒底下。刘二娃把那张须知叠成了纸飞机，哈了一口气正要往窗外扔，东西哥哥从背后走过来，伸手把纸飞机拿起来，展开，用手掌压平了折痕，重新压回他的文具盒底下。 “考完随你怎么折，考前不许折。这张纸上的每一条都给我记住。”刘二娃吐了吐舌头，哦了一声。 中考前三天，贾老夫子忽然出现在教室里。他还在病假中，脸色发黄，走路还有点飘，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才稳住身子。可他坚持要给大家上最后一堂语文课。他站在讲台上，没有拿课本，也没有在黑板上写字，就那么两手撑着讲桌站着。 他看着大家，看了好一会儿，目光从左扫到右，又从右扫到左，然后开口：“同学们，老夫教书三十年了，教过无数届学生。你们这一届，是我教过最闹的一届——虚五上课问‘猫为什么会成为小姐’，刘二娃上课嚼泡泡糖，金娃子跟我顶嘴引经据典。可你们也是我教过最有灵气的一届。你们的作文，我每一篇都记得——王红梅写她的外婆，孙小梅写重阳镇的元宵节，金娃子写他家的茶馆。那些文字，不是一个‘中’字能定论的。” 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回去。镜片上有一道裂纹，那是他在校长室拍桌子那天震出来的，还没来得及换。 “老夫这辈子最看不惯的就是弄虚作假。那些在卷子上给你们打低分的人——他们不配当老师。可你们不能因为他们的错，就放弃自己的路。你们将来走了出去，见到外面的人，要把咱们重阳镇的气派讲给他们听。告诉他们，这里有个重阳镇，镇上有七杀碑，有无字碑，有八宝琉璃井，有甄家茶馆，有贾老夫子教过的学生。”他顿了一下，转身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无愧心。 粉笔在他手里微微发颤，可每一个笔画都力透黑板。写完把粉笔往槽里一扔，拍了拍手上的灰。“散学！” 教室里先是沉默，空气像是凝固了几秒钟。然后刘二娃站起来，用力鼓掌，掌声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格外清脆。接着是虚五，然后是张大勇，然后是王红梅、孙小梅，然后全班都站起来鼓掌。掌声从窗户里传出去，在操场上回荡。贾老夫子站在讲台上，对着大家鞠了一躬，花白的头发被日光灯照得发亮。他直起身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眼眶有点红，眼镜片后面的眼睛用力眨了好几下。 中考前一天晚上，我复习完最后一遍几何公式，合上书本。院子里的虫鸣声一阵一阵地传进来。我妈推门进来，往我书包里塞了两个煮鸡蛋和一块红糖，鸡蛋用旧报纸包着，红糖用油纸裹了好几层。 “明天考试，饿了就吃。鸡蛋是我今早上煮的，放在书包里不会坏。”她说完这话，在我床边坐了一会儿，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就像我小时候发烧时那样——手心干燥温热，带着洗洁精和茶叶的味道。她说：“你婆婆说了，咱们甄家的娃娃，没有一个考不上的。你东西哥哥考上了，你茹冰表哥考上了，你也一定能考上。”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像是茶余饭后拉家常，又像是给一件已然确定的事情盖章。 我睡得很踏实。半夜醒来一次——大概是做梦梦见自己迟到了，吓醒的。 我在黑暗里睁着眼睛躺了一会儿，听见院子里有轻微的声响，拐杖轻轻敲在青石板上的声音。 我从窗户缝里往外看——甄贤婆婆拄着拐杖站在老栗子树下，仰头望着天上的月亮。月亮很圆，月光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洒在那棵从西岭移栽下来的老栗子树上。她在月光下站了很久，然后低下头，双手合十，嘴唇轻轻翕动。 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可我知道她是在为谁求菩萨。她脚上穿的是莫愁姑姑纳的那双太平花布鞋，月光把鞋面上的淡紫色花瓣照得清清楚楚。 东西哥牌中找朋友 甄贤婆婆庙里求菩萨（5）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四章 东西哥哥牌中找朋友 甄贤婆婆庙里求菩萨 第七十一回 东西哥哥牌中找朋友 甄贤婆婆庙里求菩萨（5） 中考预考及初中升高中考试的考场设在各个镇级初中，那三天，重阳镇的天特别蓝。东山上的云一朵一朵的，白得像棉花糖，慢悠悠地从山顶上飘过去。古驿道上的青石板被太阳晒得发烫，光脚踩上去能烫起泡，卖凉糕的老太太把摊子挪到了榕树底下。甄家茶馆照常开门，月生伯伯每天清早都在灶上多烧一壶水，用小火煨着，说等金娃子考完了回来就有现成的凉茶喝。 第一场考语文。考场里静得能听见隔壁桌的呼吸声，监考老师的皮鞋踩在水泥地上，每一步都像踩在心尖上。我拿到卷子先翻到作文题——《我家的一个传统》。脑子里跳出甄贤婆婆的走马灯，跳出那四句谜语“春到人间草木知”，跳出她坐在老栗子树下说的那句话：“树在，根就在。茶馆在，家就在。”我把钢笔灌满墨水，在草稿纸上列了个提纲——从元宵节的灯写到八宝琉璃井的水，从猜灯谜的热闹写到今年那盏只有一个“等”字的圆灯。写到一半钢笔没水了，赶紧换了备用的那支继续写。交卷的时候手都是酸的，中指上压出一道深深的红印子，可心里头很踏实。 第二场数学。我拿到卷子深吸了一口气，把题目从头到尾扫了一遍。看到那道几何证明题的时候，我愣了一下——那道题的辅助线，和东西哥哥给我单独补课时讲的那道几乎一模一样，连角度都差不多。我闭上眼睛，想起他在黑板上画的那些圆和线，想起他说的“辅助线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敢不敢画之分”。我睁开眼，在草稿纸上画了一条虚线，又画了一条，然后从结论倒推条件，从条件正推结论。辅助线画对的那一刻，整个思路像一堆积木被人哗地推倒了又重新拼好，我差点在考场上笑出声来。 第三场考英语。听力部分放的是录音机，磁带在机子里吱吱转着，喇叭里传出来的声音有点沙。笔试部分翻到一篇理解，讲一个大城市里的中学生每天坐地铁上学，周末去博物馆看恐龙化石。我想，将来我也要去那样的地方看看——不是为了看恐龙，是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大。答完最后一道题，我把试卷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改了两个拼写错误，然后合上了笔盖。 最后一场收卷铃声响起。那铃声响了很久，像是把三年的时光都摇散了。我把笔盖扣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走出考场的时候，阳光明晃晃地照在操场上，刺得人睁不开眼。刘二娃第一个冲出考场，把书包往天上一扔，书包落下来砸在自己头上，他也不在乎，叉着腰仰天大笑。张大勇蹲在地上用粉笔写了一行大字“终于考完了”，每个字都有簸箕那么大。虚五跑过来在他旁边写了三个字“解放了”，写完又加了一个感叹号。王红梅站在一边抿着嘴笑，孙小梅拉着她的手又蹦又跳，麻花辫在肩头甩来甩去。 东西哥哥站在走廊上，背着手，看着我们。阳光照在他脸上，把眼镜框镀成金色，袖口上还沾着粉笔灰。刘二娃跑过去，跑到他面前忽然站住了，张了张嘴，最后只是咧嘴笑着。东西哥哥伸手把刘二娃肩膀上蹭的墙灰拍掉，说了句“考完了就回去好好睡一觉”。他的语气平淡得像一杯老荫茶，可嘴角有一丝压不住的笑意。 等成绩那几天最是难熬。我每天都去茶馆帮月生伯伯烧水，脑子里总在想那些卷子——作文会不会跑题，数学最后一道题有没有漏写步骤。我妈看出我魂不守舍，也不多问，每天换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甄贤婆婆倒是淡定，每天下午坐在老栗子树下纳鞋底，麻线穿过鞋底的声音沙沙响。有一次我蹲在她旁边看她纳鞋底，她忽然冒出一句：“金娃子，菩萨说了——云开见月明。云已经散了，你急啥子。” 成绩公布那天，学校门口的公告栏上贴了两张大红纸。大家围得水泄不通，家长们也挤在人群里伸长了脖子。刘老倔来得最早，蹲在公告栏旁边抽旱烟，眼睛一直盯着贴红纸的方向。我踮起脚尖从人缝里往里瞅，心咚咚跳得像擂鼓。从上往下数——第一个名字是王红梅，第二个是孙小梅，第三个是我。我揉了揉眼睛，又看了一遍——真的是我，第三名。红纸黑字，清清楚楚，我的名字前面还有个红笔画的圈。 刘二娃考了第十五名，他爹刘老倔从地上一跃而起，嘴巴咧到了耳根子，逢人就拍肩膀。张大勇考了第二十名，把眼镜摘下来擦了好几遍，又戴上，又摘下来。虚五考了第三十名，把成绩单往兜里一塞，拍着胸脯说“上了线就行，比分数线高出八分呢”。全班四十个人，三十六个考上了高中，四个考上了中专。升学率在全县乡镇中学里排第一。 贾老夫子的病忽然好了。他站在公告栏前，把每个人的名字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念到我的名字时，推了推眼镜，回头看了我一眼。“金娃子，你语文考了多少？”我说作文拿了良好。他点了点头，没有笑，可眼角的皱纹全挤了出来，像一朵被太阳晒开的干菊花。他转身对旁边的人说，声音大得像在教室里讲课：“我说什么来着？咱们班的学生写的文章，不可能差！” 甄家茶馆那天下午特别热闹。月生伯伯在门口摆了两张桌子，泡了一大壶八宝琉璃井的老荫茶，免费请所有来庆贺的人喝。白胡子老头们端着搪瓷缸子，说甄家又出了个读书人，从东西到金娃，一门两个，这在重阳镇可是头一份。我妈忙前忙后，给客人端茶倒水，眼圈红红的，却笑得合不拢嘴。我爹坐在角落里，破天荒地没抽烟，就端着茶碗看着我，一直看。 甄贤婆婆从里屋走出来，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得很慢。她走到我面前，没说话，只是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她的手还是那么粗糙，手指上全是纳鞋底磨出来的老茧，可动作轻得像在捧一只刚出壳的雏鸟。过了很久才开口：“金娃子，婆婆给你求的签，是‘云开见月明’。今天月亮出来了。”说完慢慢走到街口，站在无字碑前，仰头看着那块空了大半个世纪的石碑。阳光照在碑面上，把整块碑都染成了金色。 虚老幺也从咖啡屋里跑过来了，围裙还没解，上面沾着咖啡渍。他手里端着一杯咖啡，用白瓷杯装着，热气腾腾的，说是送给“金秀才”尝尝。我接过咖啡喝了一口——还是苦，可这次苦完了之后，舌根上有一丝淡淡的甜。我把这个感受告诉东西哥哥，他推了推眼镜，说这就叫“回甘”。 郑校长亲自来到茶馆，换了一件新的深灰色中山装，两支金星钢笔还在衣兜里闪闪发光。他站在茶馆门口，对月生伯伯说：“你们甄家，又为咱们镇上争了光。”月生伯伯给他倒了一杯茶，他端起来抿了一口，说：“好茶。”两个简单的字，却不像是在说茶叶本身。 丽媛老师、美媛老师也来了，和东西哥哥坐在一桌。桌上摆着一碟花生米、一盘炒瓜子、一壶老荫茶。虚武昌端起茶杯，拍了拍东西哥哥的肩膀：“老甄，你教的几何——全县第一。以后打牌你赢了不用请包子，我们请你。”贾富春在旁边慢悠悠地补了一句，手里剥着一颗花生，咔嚓响：“前提是你别再喊黑桃A了——谁还不知道你的心思。”东西哥哥低下头喝茶，没接话。丽媛老师站起来说去帮月生伯伯端茶，转身走了。美媛老师淡淡地笑了一下，用指甲剥着一颗瓜子，咔的一声，瓜子壳裂成两瓣。 雨花姐系着围裙从灶房里端出一盘刚出锅的糍粑，裹着金黄色的黄豆面，热气腾腾的。她用围裙擦了擦手，腼腆地招呼大家趁热吃，然后悄悄退到人群里，远远地看着被几个老师围在中间打趣的东西哥哥。她脸上的表情，是那种只属于踏实过日子的人才有的安稳。 晚上，我和东西哥哥坐在街口的大榕树下。镇上很安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月光照在青石板街道上，把路面的每一道裂缝都照得清清楚楚。七杀碑和无字碑并肩立在我们身后，两块碑都浸在月光里，一块刻满了字，一个字都没有，搁在一块儿刚刚好。 “东西哥，你当初考大学的时候，紧张吗？”他靠在榕树干上，仰头望着月亮。“紧张。考前一天晚上，你甄贤婆婆给我煮了一碗面，卧了两个荷包蛋。她说吃了面，就能考好。” 他偏过头看着我，月光把他半边脸照亮。“金娃子，你觉得你婆婆给你求签，是在求什么？”我想了想，说：“求我考上好学校。”他摇了摇头。“她求的不是成绩——是你能平平安安的。签语上说‘云开见月明’，不是说你能考中，是说她相信你，不管遇上什么坎，都能熬到云开月明的那一天。” 我忽然想起他在办公室里对我说的话——“我在喊你，你应不应？”我应了。从那个五点半起床的清晨开始，每一天都在应。他当年在迷茫的时候——千寻姐姐离开他的时候，年级组长被竺万金抢走的时候，吃下那包老鼠药又吐出来的时候——也一定有人在喊他。他听见了，也应了。所以他从泥潭里爬了出来，站在讲台上教别人画辅助线。 晚风吹过榕树的叶子，沙沙响。远处东山上的云散了，露出一轮满月。月光洒在整座重阳镇上，洒在古驿道的青石板上，洒在七杀碑的裂纹上，洒在无字碑的空白上。我望着那轮满月，心想——云开见月明。甄贤婆婆说的，签语也罢，不是签语也罢，今天的月亮，真的出来了。 东西哥牌中找朋友 甄贤婆婆庙里求菩萨（6）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四章 东西哥哥牌中找朋友 甄贤婆婆庙里求菩萨 第七十二回 东西哥哥牌中找朋友 甄贤婆婆庙里求菩萨（6） 暑假开始后，我以为可以天天睡到日上三竿，把中考缺的觉全补回来。 结果第二天天刚亮，东西哥哥就来敲门，门板被他敲得咚咚响。我揉着眼睛去开门，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崭新的备课本，封面用钢笔写着“几何进阶”四个字。 “从今天起，你跟我学几何。不是中考那种几何——是真正的几何。圆为什么是圆的，三角形为什么是三个角，辅助线为什么要画在那里。这些，中考不考，可你得学。” 他说完就把备课本塞到我手里，转身往学校走。我抱着备课本站在门口愣了半天，晨风把我光着的脚吹得冰凉。我妈从厨房探出头来，笑着说：“你东西哥哥天不亮就来了，在门口等了半天，怕吵醒你。” 那个暑假，我跟着他学了一个月的几何。教室是空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日光灯在头顶嗡嗡响。他在黑板上画图，粉笔在他手里走得又稳又准，画出来的圆不用圆规也挑不出毛病。我坐在第一排做题，草稿纸画了一张又一张，有时候一道题能画满三张纸。他讲到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讲到“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不是一个定理而是一个公设，讲到古希腊人在沙滩上画圆的故事——阿基米德被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还在沙地上画他的圆。 我问他公设和定理有什么区别。 他推了推眼镜，在黑板上画了一条直线。“公设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一样，不需要证明，只需要相信。定理是从公设推导出来的结论，要一步一步证明，差一步都不行。” 他把粉笔放下，转身看着我。“人生也有公设。比如‘活着就有希望’——这不需要证明，只需要相信。你婆婆去庙里求签，你妈给你煮荷包蛋，你爹说不信签语信自己——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你这个公设。” 开学前，美媛老师调走了。不是调去别的学校，是调去县城教育局，当了团委的干事。消息传开的时候，刘二娃第一个跑到办公室门口探头探脑，被虚主任瞪了一眼才缩回去。 她在阶梯教室跟大家告别。那天她穿了一件素净的白衬衫，两条麻花辫盘在脑后，用一个素净的发卡别着，站在讲台上，还是那样端庄，说话还是不紧不慢。 “我在重阳镇中学工作了六年，每一天都很充实。希望在座的同学，将来也能当老师，回到这里，把咱们重阳镇的精神传承下去。” 她说完鞠了一躬，刘二娃带头鼓掌，巴掌拍得啪啪响。孙小梅在下面偷偷抹眼泪，王红梅把自己的手帕递给她。 散会后，东西哥哥帮她把一箱书搬上车。箱子很沉，里面装着她这些年攒的教案和教科书，书脊上贴着图书馆的标签。卡车发动的时候，排气管冒出一股黑烟。她坐在副驾驶座上，摇下车窗，风吹乱了她的头发。 她说：“老甄，保重。” 东西哥哥站在车旁，一只手插在裤兜里，点了点头：“你也是。” 卡车开走了，沿着古驿道远去，在青石板路面上颠簸了几下，车斗里的书箱跟着晃了晃。东西哥哥站在校门口，看着那辆车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山脚下。 丽媛老师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他旁边，把手里的备课本从左边换到右边。 “她走了。”她说。 东西哥哥嗯了一声，没说话。 “以后打牌没人给你喂牌了。”她说。上次打牌，美媛老师坐在东西哥哥对面，虚武昌输了三笼包子之后把牌一扣，说老甄你每次喊黑桃A都有人给你喂牌。美媛老师淡淡地笑了一下，把手里的方块三轻轻放在桌上。这些事，丽媛老师都看在眼里。 东西哥哥侧过头看了她一眼。她正看着古驿道尽头那团还没散尽的灰尘，耳朵尖上有一点不易察觉的红。他仍然没说话，只是轻轻笑了一下。白果树上的知了忽然叫了起来，把那个笑盖住了。 郑光才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又来找了一次甄贤婆婆。这次他没有带普洱茶，带了一封信。信是他大女儿从云南寄来的，说丽雅娜将在开春后启程。 他坐在老栗子树下，把信放在石桌上，手指头在信封上轻轻摩挲着。信纸的边缘已经有些发毛了，显然被他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嫂子，她终于要来了。我想请你们到时候一起去接她，让她看看——这就是我念叨了几十年的地方。我在信里给她画过地图，可地图上画不出这井水的味道。” 甄贤婆婆把信看完，点了点头。她把信纸小心翼翼地折好，重新放进信封里，压在桌上的搪瓷缸子底下。 “你放心，我们一定去。到时候，我让月生在茶馆里摆一桌，把老钱头请来掌勺，咱们一家人吃顿团圆饭。你大哥不在了，这顿饭，我替他张罗。” 她说“一家人”三个字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说今天天气不错，可郑光才摘下金丝眼镜，用手背压住了眼睛。老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一片叶子落在信纸上，他轻轻拂开。 开春后，丽雅娜真的来了。她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又坐了大半天的长途汽车，从车站出来的时候腿都是肿的。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个子不高，皮肤有些黑，一看就是在云贵高原晒了大半辈子太阳的人。她手里拎着一个帆布旅行袋，站在郑光才身边，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古驿道上的青石板、街口的大榕树、并肩而立的七杀碑和无字碑。 她指着那块无字碑问郑光才：“这就是你说的那块碑？上面一个字都没有？” 郑光才点了点头。“七杀碑在那边，无字碑在这边。甄家茶馆在榕树旁边，八宝琉璃井的水泡茶最好喝。我都带你去。当年你问我重阳镇长什么样，我今天带你来看。” 丽雅娜在无字碑前站了一会儿，伸手摸了摸冰凉的碑面。石碑被春日的阳光晒得微微发温，手指贴上去，能感觉到石面上那些细密的纹理。 她说了一句：“这碑上的字，都刻在心里了。” 月生伯伯果然在茶馆里摆了一桌。老钱头掌勺，回锅肉、水煮鱼、粉蒸肉、醪糟汤圆，摆了满满一桌子。丽雅娜端起茶杯尝了一口八宝琉璃井泡的老荫茶，茶水在舌尖上滚了一圈，她眼睛一亮。 她说这水真甜，比云南的山泉水还甜。 甄贤婆婆亲自给她续了水，茶壶嘴冒着白汽。“喜欢喝就多喝点，这井水从明朝就有了，泡出来的茶比别处的好喝。往后想喝了，随时来。这壶茶，管够。” 我看着三个老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忽然想起大外公生前说过的那句话——“你们仨个人，加起来好几百岁了，泥土都埋到脖子上的人了，还有啥矛盾呢！” 如今，丽雅娜没有见过白蔹，可她在白蔹的遗像前烧了一炷香。香是甄贤婆婆递过来的，她双手接过，点燃，插在香炉里，青烟袅袅升起。她把遗像上的灰擦得干干净净，玻璃相框被她擦得反光，还鞠了三个躬。 郑光才坐在老槐树下，看着满院子的人——月生伯伯在灶上烧水，莫愁姑姑在厨房里择菜，雨花姐在端盘子，东西哥哥在给老人家倒茶，金娃子蹲在门槛上剥花生。热闹声从茶馆里飘出来，和灶上的蒸汽搅在一起。他对身边的丽雅娜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这就是我的根。” 丽雅娜点了点头，轻轻握住了他的手。 她的手也很粗糙，郑光才知道，那是他们俩在云南的果园里干活磨出来的。 那天晚上，客人散了之后，我又去了街口的无字碑前。月光照在碑面上，把那些空白的石头照得发亮。我想起郑光才说的“这就是我的根”，想起甄贤婆婆说的“树在，根就在；茶馆在，家就在”，想起东西哥哥说的“我在喊你，你应不应”。 一个从台湾回来的老人找到了根，一个等了五十多年的老太太守住了根，一个从泥潭里爬出来的年轻人在讲台上扎下了根。而我呢？我从东西哥哥手里接过了一支粉笔，在属于自己的黑板上画下了第一条辅助线。我不知道这条辅助线最终会通向哪里，可我知道——有人在喊我，我应了。 从街口往回走的时候，路过虚老幺的咖啡屋，里面传来张国荣的歌声。咖啡屋里并排搁着咖啡杯和搪瓷缸子，月生伯伯的旧竹椅上搭着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布垫子。再往前走，经过光才书屋，窗户还亮着灯，大概是哪个睡不着觉的学生在里面翻书。经过学校的操场，月光照在那面国旗上，旗杆的影子投在泥地上，和操场边上的白果树影子交叠在一起。 风从东山吹下来，穿过古驿道上的青石板，穿过七杀碑上被岁月磨浅的裂纹，穿过无字碑上被月光填满的空白。穿过甄家茶馆门口半掩的木门，穿过老栗子树沙沙作响的叶子，穿过东山之巅那一朵像展开的纸扇一样的白云。 我到家的时候，堂屋里还亮着灯。那是我妈给我留的灯。 想象里公公想婆婆 戏台上妹妹戏哥哥（1）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五章 想象里公公想婆婆 戏台上妹妹戏哥哥 第七十三回 想象里公公想婆婆 戏台上妹妹戏哥哥（1） 爬山豆儿叻，叶叶长， 爬壁爬墙啥，牵我娘。 娘又远啰路又长， 哥哥留我过端阳。 嫂嫂嫌我吃得多， 捞起棒棒就打哥呀哥。 大哥送我出铁门槛， 二哥送我上花椒坡， 三哥送我过铁马桥， 妹呀妹，你好久才回来嘛？ 石头开花马生角哇， 汪洋枯了我才回来哟！ 这首四川民歌，是甄贤婆婆往年过端午节的保留曲目。每逢端午，她总会站在街口的大榕树下，用她那略显沧桑却依然清亮的嗓音唱起这首歌。 她牙齿缺了几颗，嘴巴也不太关风，可歌声字正腔圆，充满感染力。大家围在她身边静静听着，有人听到“嫂嫂嫌我吃得多”就笑了，有人听到“石头开花马生角”眼圈就红了。 那年端午她唱到一半忽然停住，望着驿道东边的方向发了半天呆，然后摇摇头说“老了，唱不动了”，拄着拐杖慢慢走回了院子。 甄贤婆婆并不是四川人。她的家乡远在千里之外，自从嫁给了甄贤公公，几十年过去了，她从未回过娘家。其实，她也不知道自己的娘家在哪里。她是个被遗弃的孤儿，自幼被跑江湖的马戏班班主收养。 独孤班主夫妇膝下无子，将她视为己出，百般宠爱，给她取名独孤惊鸿。班主娘子亲手给她缝了第一双绣花鞋，鞋面上绣着一对展翅的鸿雁，说“咱们惊鸿将来是要飞到天上去的”。 独孤惊鸿自懂事起，就跟着师兄弟和师姐们学习表演杂技之类的技艺。她天资聪颖，学得很快，翻跟头、走钢丝、耍盘子，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年龄渐长，出落得十分水灵，表演也越来越精彩，逐渐成为戏班子里最受欢迎的角儿。 独孤班主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感觉自己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的戏班终于有了传承。他跟班主娘子说：“惊鸿这丫头，天生是吃这碗饭的。” 在戏班子里，独孤惊鸿与大师兄令狐灯的感情最为深厚。令狐灯比惊鸿大六岁，从小对她照顾有加——练功时替她绑护膝，吃饭时把自己的肉夹到她碗里，挨师父骂时替她挡在前头。两人青梅竹马，情投意合。独孤班主看出了两个孩子的心思，早就有心成全他们俩，只等令狐灯正式接班就把婚事办了。 小红私下里逗惊鸿：“以后你是叫大师兄还是叫当家的？”惊鸿红着脸追着她打。 独孤班主年事已高，决定把戏班交由令狐灯掌管，让他带领班子到江湖上去巡回演出，磨砺自己的领导能力。 令狐灯即将接班，而且和小师妹的感情也日渐见好，真是爱情事业双丰收。晚上收了工，他在油灯下数着赏钱，跟惊鸿说：“照这样下去，再跑一年码头，咱们就能在成都置个院子，把师父师娘接过来享福。” 惊鸿抿着嘴笑，说：“成都的院子太贵了，先租个门面开茶馆也行。” 令狐灯创作了一个最炫民歌风的表演曲目，叫《王大妈》。这出戏说的是一个姑娘和干哥哥逗趣的故事——干哥哥想来看她，又怕她家里人多嘴杂，一个一个地问，一个一个地怕。姑娘一个一个地给他壮胆，唱得俏皮又热烈。 令狐灯扮演干哥哥，独孤惊鸿扮演姑娘，两人一唱一和，眉来眼去，把台下观众逗得前仰后合。 唱到“嫂嫂晓得”那一段的时候，台下有个老太太笑得直拍大腿，说“这干哥哥也太怂了，连嫂嫂都怕”。 这个曲目大受欢迎，为戏班子赢得了极高的江湖声誉。所到之处都有大户人家慕名前来相邀，手里接下的表演单子有一大堆。令狐灯感觉自己的人生达到了顶峰，在后台一边卸妆一边哼着那首《王大妈》的调子。 然而，人怕出名。江湖上盛传独孤惊鸿的美艳芳名之后，就从此埋下了安全隐患。那一次惊艳的演出，既是甄贤婆婆的美好回忆，又是她的恐怖噩梦。 和往日一样，报幕员站在台口大声报幕：“下面由令狐班主创作，老班主的千金独孤惊鸿小姐主唱《王大妈》。”大幕拉开，音乐声起，台下观众立时掌声如雷。 独孤惊鸿穿了一身大红紧身衣，在灯光下显得分外妖娆多姿。她轻启朱唇，婉转的歌声立刻响彻整个戏台。 “王呀王大妈吔，干哥哥呀，你要来的耍哟，明年奴家要打发——” 令狐灯从另一边台口摇着扇子上来，故意做出一副胆小怕事的模样，缩头缩脑地接唱：“我还是不来的好哟，我怕你爹爹晓哟！” “爹爹晓得你一也不怕他，二也不怕他，爹爹在外面当大家哟，王呀王大妈吔，干哥哥呀，你要来的耍哟，明年奴家要打发——” 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每到令狐灯缩头缩脑地说“我怕”的时候，下面就是一片笑声。两人一进一退，一唱一和，把一对偷偷摸摸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演得活灵活现。前排有个小孩看得入了迷，他娘拉他走，他死活不肯，拽着椅子腿不松手。 突然，从座位上跳出来一个大个子。他满脸横肉，眼中凶光毕露，一把推开前排的观众，大步走到戏台前。 他仰头瞪着台上的令狐灯，大吼道：“怎么回事？老子看不明白！人家小姑娘这样求你也不行，那样求你也不行，既然你不要，那你老子我要了！你龟儿跟老子滚回老家去！弟兄们，上前拜见嫂子！” 他拔出手枪，朝天啪啪啪开了三枪。子弹打穿了戏棚顶上的油布，碎布片和灰尘簌簌落下。观众见出了人命，顿时作鸟兽散，桌子椅子被撞得东倒西歪，茶杯茶碗碎了一地。 令狐灯仰面倒在地上，胸口的枪眼里汩汩往外冒血，把戏台上的红地毯染成了暗褐色。他手里还攥着那把扇子，扇面上画的一对鸳鸯被血浸透了一半。 独孤惊鸿扑过去抱住他，他的嘴唇还在动，像是想说什么，可嘴里涌出来的只有血沫。他的手指在她手心里轻轻抠了一下——那是他们从小约定的暗号，意思是“别怕”——然后就不动了。 一帮土匪涌上戏台，把死去的令狐灯一脚踢下戏台，抬了哭得死去活来的独孤惊鸿就往山寨跑去。她的哭声在山谷里回荡，惊起了满山的乌鸦。 令狐灯死后，独孤班主重出江湖，一边带着残存的班子勉强演出糊口，一边四处打听女儿的下落。他逢人就问：“有没有见过我闺女？长得俊，会唱《王大妈》。” 独孤班主夫人思念女儿，以泪洗面，每日只喝小半碗粥，人瘦成了一把骨头。不久，她拉着独孤班主的手，说了句“找到惊鸿”，就辞世而去。独孤班主无心再打理业务，把戏班子散了，只身入江湖，不知所终。 且说土匪头子抢来独孤惊鸿之后，在山寨大摆宴席。他端着酒碗站在桌子上，对满山的弟兄们喊：“老子今天娶了个天仙回来！弟兄们放开了喝，今天的酒算老子的！”酒过三巡，他醉醺醺地进了洞房，满嘴酒气地凑过去。 “如今你已经是我的人了，在咱们山寨里，你就是王后，从此安安心心地过日子吧！” 独孤惊鸿缩在墙角，手里攥着一把从戏台上偷偷捡来的碎瓷片。那是令狐灯的茶杯摔碎后的残片，杯沿上还残留着一小片青花。“你们这些恶贯满盈的土匪，烧杀抢掠，伤天害理，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你今天杀了我大师兄，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碰我。” 土匪头子往椅背上一靠，跷起二郎腿。“我们这些人本来就是没有生路才占山为王，所谓逼上梁山。如果世道太平，谁还愿意做土匪呢？我一不抢穷人的粮，二不烧百姓的房，怎么就伤天害理了？” “天底下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做土匪，不是一样过日子嘛？你自比梁山好汉，人家梁山好汉像你一样强抢民女了吗？你杀了我大师兄，你连梁山好汉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 土匪头子嘿嘿一笑，把腰间的手枪拔出来，往桌上一拍。那枪就是打死令狐灯的那一把，枪管上还残留着一股硝烟味。“我杀他是因为他挡了我的路。我是心疼你才抢你的，不管我做得对还是不对，今后我一定学习梁山好汉，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当个有追求的土匪！你大师兄——我厚葬他，给他立碑，算是我还他的。” 独孤惊鸿没有办法，攥在手里的瓷片最终还是没能划出去。那瓷片在她掌心里攥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掌心里全是密密麻麻的血印子。她看着窗外天边泛起的鱼肚白，把那片瓷片用令狐灯送她的红手帕包好，塞进了枕头底下。手帕上绣着一对歪歪扭扭的鸳鸯——那是她偷偷学着绣的，还没来得及送给他。 日子就这么有一日无一日地过下去。山寨里的日子寡淡如水，春去秋来，转眼间独孤惊鸿在山上待了两年。 土匪头子果然信守了承诺，没有再为难她，让她单独住一间屋子，还派了个婆子给她洗衣裳。他隔三差五过来坐坐，有时候带一包从山下抢来的桂花糕，有时候带几尺花布，搁在桌上就走。他不碰她，也不强迫她。他说：“我等你心甘情愿的那一天。你一天不点头，我就等一天；一年不点头，我就等一年。老子这辈子还没等过谁，你是头一个。” 独孤惊鸿不再逃跑，也不再哭泣。她只是每天坐在寨门口的石头上，望着山下的方向发呆。山下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一直通向看不见的远方。她不知道那条路通向哪里，可她知道，总有一条路是通向自由和团圆的。 她在心里把那首《王大妈》默唱了一遍又一遍——唱到“哥哥晓得”的时候，她会想起令狐灯在台上缩头缩脑的样子；唱到“妹妹晓得”的时候，她会想起自己还没送出去的那条鸳鸯手帕。 后来，土匪的队伍被甄贤公公带领的部队打散。那一仗打得干净利落——甄贤公公带着一个营的兵力摸黑攻上了山寨，先端掉了山腰的哨卡，然后兵分三路把山寨围了个水泄不通。土匪们从睡梦中惊醒，有的还没摸到枪就被缴了械。土匪头子带着几个心腹从后山突围，被埋伏在山道上的机枪手扫了个正着。他身中数弹，从马背上栽下来，滚进了路边的山沟里。 独孤惊鸿被俘虏后，被带到了甄贤公公面前。甄贤公公见她虽然衣衫破旧、面黄肌瘦，却掩不住眉目间那股英气，便放缓了语气，让勤务兵给她倒了一碗水。 她端着那碗水，手指还在微微发颤。她看着面前这个身穿军装、腰杆挺得笔直的男人——他的眼睛不像土匪那样凶光毕露，而是一种她很久没有见过的、平和的、让人安心的目光。她忽然想起了那个很久没有想起的问题：山下那条小路，到底通向哪里。也许，这条路此刻就在她脚下。 想象里公公想婆婆 戏台上妹妹戏哥哥（2）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五章 想象里公公想婆婆 戏台上妹妹戏哥哥 第七十四回 想象里公公想婆婆 戏台上妹妹戏哥哥（2） 日子一天天过去，独孤惊鸿在山寨里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她虽然表面上顺从土匪头子，但内心却始终没有放弃逃跑的念头。她知道，只有逃出去，才能重新见到她的亲人。她每天在寨子里走动，给守卫送茶水的时候留心观察换岗的时间，在后山采野菜的时候默记山路上的哨卡分布，把每条小路都在心里画了一张地图。 一天夜里，土匪们喝得酩酊大醉——土匪头子带人劫了一趟官粮，摆了三天流水席，满寨子都是呕吐的臭味和此起彼伏的鼾声。独孤惊鸿趁着哨兵抱着枪在寨门口打盹，悄悄从山寨后门溜了出来。后门的栅栏年久失修，她用力掰断两根木条，侧着身子钻了出去。 她不敢走大路，钻进荆棘丛里，猫着腰在刺蓬中穿行。衣服被挂得稀烂，胳膊上划出无数道血口子。她顾不上疼，一路狂奔，不敢停歇，直到天亮时分，才来到一个陌生的小镇。镇口的石板路上有早起的菜贩在摆摊，卖豆腐的老头正往锅里舀豆浆。 小镇上的人们看到这个浑身是血、蓬头垢面的女人，纷纷上前询问。独孤惊鸿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自己是迷路的旅人，遇到了山贼。小镇上的人们心地善良，见她可怜，便收留了她，让她在镇上的一家客栈里住了下来。客栈老板娘是个胖大嫂，给她端来一盆热水，又翻出一套旧衣裳，说这衣裳是自己年轻时候穿的，胖了穿不下，给她正好。 在客栈里，独孤惊鸿遇到了一个名叫李大山的年轻人。李大山是客栈的伙计，长得敦厚老实，说话慢吞吞的，干活却利索。他见独孤惊鸿孤身一人，便主动上前搭讪，给她端来一碗热粥，稠得能立住筷子。又去镇上药铺给她买了金疮药，用油纸包着，搁在粥碗旁边。 “姑娘，你这一身的伤，得好好养着。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别客气。”他把粥碗放在桌上，搓了搓手，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转身去灶房了。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两个煮鸡蛋，搁在桌上，“灶上还有，不够我再拿。” 两人渐渐熟络起来。独孤惊鸿在客栈里住了些日子，伤养好了大半，脸上也有了血色。李大山每天给她送饭，有时候从灶房多拿一个馒头塞在围裙底下带给她。独孤惊鸿对他讲了戏班子的遭遇——讲大师兄被枪杀，讲自己被抢上山的经过。说到令狐灯在她手心里轻轻抠了一下，她的声音哽住了，眼泪滴在粥碗里，把粥面砸出一个小坑。 李大山听得咬牙切齿，一拳砸在桌上，桌上的筷子筒都跳了起来。“这帮天杀的土匪！你放心，我拼了这条命也要帮你逃出去。这镇上我熟，后山有条小路，通到邻县，以前贩私盐的人走的，连猎人都不知道。” 李大山带着独孤惊鸿悄悄地离开了小镇。两人沿着后山的小路走了整整一夜，天亮时到了一个僻静的山村。独孤惊鸿终于摆脱了土匪的魔掌，重新获得了自由。 两人在村外的一间废弃茅屋里住了下来，李大山每天去村里帮人干农活，换些米和菜回来。独孤惊鸿在茅屋里给他洗衣裳、补袜子——她的针线是班主娘子教的，绣花不行，缝补却是一把好手。两个人的日子虽然清苦，倒也有一种难得的平静。 然而，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一天夜里，独孤惊鸿在茅屋里缝补衣裳，李大山在灶台边磨柴刀。忽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在茅屋前停了下来。茅屋的门被一脚踢开，木门闩咔嚓一声断成两截。独孤惊鸿从睡梦中惊醒，看见那张满是横肉的脸堵在门口，月光从他背后照进来，把他整个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黑影。 “惊鸿，你竟然敢逃走。我找了你整整一个月，把这方圆百里的山头都翻遍了，你以为跑到这荒山野岭，我就找不到你了？”他一把揪住独孤惊鸿的手腕，把她从床上拽起来。 李大山从灶台边抄起那把磨得雪亮的柴刀冲了出来，挡在门口，刀尖指着土匪头子。“你们这群天杀的，放开她！她不愿意跟你们回去，你们凭什么逼她！”他一刀砍向土匪头子的肩膀，刀刃嵌进了对方的皮肉里，血顺着刀锋往下淌。土匪头子踉跄了一下，旁边几个土匪一拥而上，几把刺刀同时捅进了李大山的肚子。 李大山仰面倒在地上，眼睛还瞪着土匪头子，嘴唇翕动了几下，像是在叫独孤惊鸿的名字。独孤惊鸿扑过去想拉他，被两个土匪架着胳膊拖出了茅屋。她回头看见李大山躺在那片血泊里，手指头还在朝她的方向伸着，指尖上沾着磨柴刀时留下的铁锈。 土匪头子把柴刀从自己肩膀上拔出来，当啷一声扔在地上。他按着流血的伤口，走到李大山身边，低头看了他一眼。茅屋里静得只剩下独孤惊鸿嘶哑的哭声。“有种。可惜命不够硬。你要是投在我们山寨，少说也是个头领。”他挥了挥手，带着独孤惊鸿消失在夜色中。身后那间茅屋在月光下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被黑暗吞没了。 独孤惊鸿再次被抢回山寨。她以为这次一定会被打死，至少也要被关进水牢。回山的路上，她被绑在马背上，一言不发，脸上连眼泪都没有了——她的眼泪在那间茅屋里流干了。可出乎意料的是，土匪头子没有怎么为难她。他让人把她送回原来的房间，每天好吃好喝地伺候着，只是门口多了两个守门的婆子，窗户外头也钉上了木条。 土匪头子肩膀上的伤养了半个月才好。那天晚上，他带着一壶酒来到独孤惊鸿的房间，把酒壶搁在桌上。他的左胳膊还吊在脖子上，动作有些笨拙。“我知道你恨我。我杀了你的大师兄，杀了你的救命恩人，你恨我是应该的。”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仰脖子灌下去，“可我抢你上山，是真心的。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我不碰你，除非你心甘情愿。强扭的瓜不甜，这个道理我懂。要让一个女人死心塌地跟着自己，必须要人家真心实意的自愿才行。” 独孤惊鸿坐在床边，看着桌上那壶酒，一句话也不说。土匪头子又灌了一杯，用袖口擦擦嘴，站起来走到门口。他忽然停下脚步，没回头，背对着她说了一句话。 “那个叫李大山的，我让人把他埋了。就在你们那间茅屋后面，坟头朝南——你们是从南边来的，我猜他是想往南走。逢年过节你要是想烧纸，跟我说，我派人送你去。你放心，我不糊弄你。”说完推开门走了。 独孤惊鸿对着那扇关上的门，坐了很久。桌上的酒壶还在冒着淡淡的酒气，月光从钉着木条的窗户缝里挤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一道的影子。她把枕头底下那个红布包翻出来，打开，里面是那片青花瓷片。瓷片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光。她轻声说了一句：“灯哥，大山哥，我对不起你们。”然后把瓷片重新包好，塞回枕头底下。 日子就这么有一日无一日地过下去。山寨里的日子孤独如山，寡淡如水，春去秋来，转眼间独孤惊鸿在山上待了两年。 她不再逃跑，也不再哭泣。她只是每天坐在寨门口的石头上，望着山下的方向发呆。 山下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一直通向看不见的远方。 也不知道她想看什么，看的时候在想什么。 长年累月，居然坚持下来。 路边的野草黄了又绿，绿了又黄。 她的眼神逐渐变得空洞起来，朦胧起来了。 她不知道那条路通向哪里，可她知道，总有一条路是通向自由和团圆的。 她在心里把那首《王大妈》默唱了一遍又一遍——唱到“哥哥晓得”的时候，她会想起令狐灯在台上缩头缩脑的样子；唱到“嫂嫂晓得”的时候，她会想起李大山在茅屋里磨柴刀的背影。 她想，如果有朝一日能逃出去，她这辈子都不再唱这首歌了。 她会把它埋在心底，谁也不告诉。 后来，土匪的队伍被甄贤公公带领的部队打散。那一仗打得干净利落——甄贤公公带着一个营的兵力摸黑攻上了山寨，先端掉了山腰的哨卡，然后兵分三路把山寨围了个水泄不通。土匪们从睡梦中惊醒，有的连裤子都没来得及穿就被缴了械。土匪头子带着几个心腹从后山突围，被埋伏在山道上的机枪手扫了个正着。他身中数弹，从马背上栽下来，滚进了路边的山沟里。 独孤惊鸿被俘虏后，被带到了甄贤公公面前。甄贤公公见她虽然衣衫破旧、面黄肌瘦，却掩不住眉目间那股秀气，便放缓了语气，让勤务兵给她倒了一碗水。她端着那碗水，手指还在微微发颤——她想起了李大山给她端的那碗粥。 她看着面前这个身穿军装、腰杆挺得笔直的男人——他的眼睛不像土匪那样凶光毕露，而是一种她很久没有见过的、平和的、让人安心的目光。 甄贤公公问她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为什么会在土匪窝里。独孤惊鸿把戏班子、大师兄、李大山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他说你受苦了，以后不用再害怕了。 她听着这句话，端着手里的水碗，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滴在水碗里，把碗底的泥沙溅了起来。 她忽然想起了那个很久没有想起的问题：山下那条小路，到底通向哪里。 也许，这条路此刻就在她脚下。 这个男人会不会就是解脱自己苦难的希望呢？ 想象里公公想婆婆 戏台上妹妹戏哥哥（3）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五章 想象里公公想婆婆 戏台上妹妹戏哥哥 第七十五回 想象里公公想婆婆 戏台上妹妹戏哥哥（3） 甄贤公公听完独孤惊鸿的讲述，沉默了一会儿。营房外面传来士兵们操练的口号声，整齐而遥远。他摘下军帽放在桌上，帽檐上的青天白日徽章在油灯下泛着暗淡的光。 “你受苦了。你放心，你虽然是被土匪抢上山的，但在我们这里，你只是受害的百姓，不是土匪婆。我会向上级说明你的情况。你有什么亲人需要联系的，尽管说，我让人帮你写信。” 独孤惊鸿摇了摇头。她把那碗已经凉透的水搁在膝盖上，手指头在碗沿上轻轻画着圈。“戏班的人死的死散的散，我养父独孤班主散班之后一个人走了，如今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就算写信，也不知道往哪里寄。成都的联络点，重庆的联络点，我后来都托人问过——都没有回音。” 甄贤公公叹了口气，从桌上拿起军帽重新戴上。他让勤务兵在卫生队旁边给她腾一间屋子，先帮卫生队照顾伤员，等有了亲人的消息再做打算。他说部队就是她的家，什么时候找到亲人，什么时候送她回去。独孤惊鸿点了点头，抱着那床新发的军用棉被走进了卫生队隔壁那间矮矮的土坯房。棉被上有一股樟脑球的味道，她把脸埋在被子里深深地吸了一口——那是她很久没有闻过的、属于“安全”的味道。 独孤惊鸿在军中四处打听，也通过军邮发了几封信到成都、重庆的旧戏班联络点。每一封信她都写得很认真，用毛笔蘸着墨汁，一笔一画地写：吾父独孤氏，旧领江湖马戏班，如有知情者，请与国民革命军某部独孤惊鸿联系。信寄出去之后，她每天傍晚都去营部门口的收发室转一圈，问有没有她的回信。收发室的老兵远远看见她走过来，就提前摇头。 她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关于爹爹和戏班兄弟姐妹们的消息。她的心中充满了失落和孤独。但在这个过程中，她却意外地发现了甄贤公公的善良和温暖。甄贤公公每次从前线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卫生队看伤员。他穿着那身沾满硝烟的咔叽布军装，蹲在伤员床边，一个一个地问伤口还疼不疼、伙食跟不跟得上。问完了伤员，他会绕到隔壁独孤惊鸿的屋子门口，隔着门帘问一句：“今天还好吧？吃过了没有？” “你爹的消息，我让人继续打听。这兵荒马乱的，找人不容易，可只要人还在，总有找到的一天。”有一回他从前线回来，把一包从省城带回来的红糖放在她桌上。红糖用油纸裹着，外面扎着一根麻绳，纸面上渗出几滴深褐色的糖浆。“这个给你，补身子。你在山上吃了太多苦，瘦得都不成样子了。我们老家重阳镇有个八宝琉璃井，井水泡红糖，喝了长气血。” 独孤惊鸿看着桌上那包红糖，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在慢慢融化。她从小在戏班里长大，师父虽然疼爱她，可那是一种严厉的、带着棍棒的疼爱——翻跟头翻不好要挨板子，走钢丝走不稳要被罚站桩。甄贤公公对她的好，是一种她不熟悉的、不知道该怎么回报的好。她只是在第二天洗好他的军装，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他办公室门口。军装上有硝烟的味道，有泥土的味道，有前线带回来的一切硝烟与风尘。她把它们全洗掉了，用清水漂了三遍，晒干之后叠得有棱有角。 随着时间的推移，独孤惊鸿和甄贤公公之间的感情逐渐升温。卫生队的护士大姐看出了端倪，有一回趁独孤惊鸿在晒绷带，悄悄凑到她耳边说：“团长这个人，打仗是一把好手，可照顾自己是一窍不通。他那件军装的扣子掉了半个月了，也没人给他缝。你要是得空，给他补一补。”独孤惊鸿红着脸点了点头，当天晚上就找出针线，把那颗扣子缝了回去。缝的时候手指头被针扎了好几下，可她没有吭声。 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甄贤公公屡立战功，已经晋升为团长。独孤惊鸿也发现自己怀孕了。那天她拿着军医开的诊断书，在营房后面坐了整整一个下午，看着远处的山发呆。山上的树绿了，山顶的云一朵一朵地飘过去。她想起大师兄令狐灯倒在血泊里的样子，想起李大山躺在那间茅屋的地上朝她伸出的手指，想起土匪头子说“我不碰你，除非你心甘情愿”。她这辈子经历了太多生离死别，现在她的肚子里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她把诊断书叠好，压在枕头底下。 甄贤公公训练回来找不到她，一路找到营房后面。她抬起头，泪流满面。他蹲在她面前，沉默了很久，然后缓缓开口。 “惊鸿，眼下抗战虽然快结束了，可我接到情报，上峰可能要调我们去打内战。这仗，我不想打——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意思。可我身不由己。”他把军帽摘下来，在手里攥着，帽檐被他捏得有些变形。“我决定了——把你送回我的老家重阳镇，让我娘照顾你。你在那里把孩子生下来，等我。等局势太平了，我就解甲归田，回去和你们一起过日子。你放心，我在重阳镇的茶馆旁边立了一块碑，碑上刻了几个字。等我回来，我把碑上的字补全。” 独孤惊鸿听着他的话，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她攥着的那张诊断书上。她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疲惫，有愧疚，也有一种笃定的东西。她说，我等你。 独孤惊鸿坐着军用卡车，颠簸了三天三夜，终于到了重阳镇。卡车停在街口那棵大榕树下的时候，她第一眼看见的是两块并肩而立的石碑——一块刻满了字，一个字都没有。她拎着包袱从车上下来，风吹起她的头发，她忽然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也许是因为甄贤公公无数次在信里描述过，也许是因为这里的青石板路和戏班跑码头时经过的那些小镇很像。 月生伯伯——她未来的儿子——就在这座千年古镇的袅袅茶香中呱呱坠地。接生婆是镇上有名的王婆婆，把孩子抱到她面前的时候笑着说，是个带把的，哭声大得能把茶馆的瓦片震下来。她给孩子取名月生，因为生他的那天月亮正好升起来。她按照甄贤公公的嘱托，在街口等着丈夫归来。这一等，就是半个世纪。 在等待的日子里，甄贤婆婆逐渐适应了重阳镇的生活。她学会了用八宝琉璃井的水泡老荫茶，学会了在灶上生火做饭。她和乡亲们的关系处得非常融洽，大家闲暇时聚在一起，在茶馆门口的大榕树下讲故事、唱歌。甄贤婆婆的歌声优美动听，很快就征服了所有重阳镇的居民。逢年过节，或有聚会需要表演时，大家都会邀请甄贤婆婆上台献唱。 她尤其喜欢那首四川民歌《爬山豆》。每当她吟唱起“爬山豆儿叻，叶叶长，爬壁爬墙啥，牵我娘……”总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她的声音里有山路的崎岖，有望不到头的等待，也有一种撑过了所有难关之后才会有的澄澈。通过演唱，她不仅表达了对家乡的思念，也寄托了自己对未来的向往。歌声中，她仿佛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弥补了没有娘家可回的遗憾。 然而，上次从融金寺回来之后，甄贤婆婆仿佛衰老了许多，神情也有些古怪。以往她唱《爬山豆》的时候，声音是清亮的、欢快的；现在她坐在榕树下，有时候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望着驿道东边的方向，嘴唇轻轻翕动，却不出声。 我以为她是受到了寺庙里灵签的影响，便安慰她说：“阿婆，别迷信这些抽签算卦的事情，活人的命运还能被这死的签说准？要是真有那么准，那些和尚还用得着呆在寺庙里受苦吗？” 甄贤婆婆却摇了摇头。“金娃子，你咋个晓得哟？这是周文王传下来的文王八卦神算，八八六十四课，准得很呢！那年你东西哥考大学的时候，我也去给他求了一卦——你猜怎么着？签上说‘金榜题名时’，结果你东西哥真的考上了！以后你考大学的时候，阿婆也去为你求一卦，说不定还可以考上比你东西哥哥更好的学校呢！” 我忿忿地说：“无忧和尚真不是好东西！为什么尽说些不吉利的话？他一天到晚无忧无虑，只晓得大话骗人。我母亲也迷信他了，对我的未来忧心忡忡——我看一点也不用担心，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就不相信他说的话！” 甄贤婆婆叹了口气，双手合十。“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孙儿，千万别说大师的坏话。不然，菩萨会怪罪你的。无忧和尚是我们重阳的活神仙，传说他功力通玄，学问高深，法力无边，众生普度——他不敢泄露天机，只能这样用模棱两可的话来点化我们，你怎么能说他是大话骗人？心诚则灵，信则有不信则无，你们不懂哟……” 我不服气地说：“婆婆，其实，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您别老是迷信什么风水呀，大师呀什么的，那些东西是靠不住的。” 甄贤婆婆笑了笑。“靠得住靠得住。比如，我经常在梦里见到你甄贤公公，我就去求签，结果卦象就显示我梦见的人还在——你看是不是？现在，你甄贤公公不是真的还活在人世间吗？我在梦里梦见小孩子啼哭，结果第二天我就在山上捡到你莫愁姑姑……难道这些事，不是有上天在安排吗？你们还年轻，很多事情没有经历过，你们不懂得其中的奥妙……” 想象里公公想婆婆 戏台上妹妹戏哥哥（5）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五章 想象里公公想婆婆 戏台上妹妹戏哥哥 第七十七回 想象里公公想婆婆 戏台上妹妹戏哥哥（5） 有一天放学后，我在村口遇见了甄贤婆婆。她正坐在那块大石头上，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青石板地面上，和石缝里的青苔搅在一起。她画得很专注，连我走到她身边都没有察觉。我好奇地凑过去，蹲在她旁边问道：“阿婆，您在画什么呢？” 甄贤婆婆抬起头，笑了笑，把手里的树枝搁在膝盖上。树枝上还沾着泥土，她也不在意。“金娃子，我在画我们以前戏班的样子。刚才看见那边几只麻雀在打架，翅膀扑棱扑棱的，忽然就想起了当年在台上耍花枪——大师兄枪尖一挑，我往后一仰，台下的人全吓得站起来，以为我被他刺中了。等我把腰一挺弹回来，下面那个掌声哟——” 我蹲下身，仔细地看着她画的图。她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了一个戏台——四根柱子，一块大幕，台上站着一群穿着戏服的人，台下围满了观众。虽然画得歪歪扭扭，可每个人的动作都不一样：有翻跟头的，两条腿翘得老高；有耍花枪的，手里一根线代表枪杆；有踩高跷的，脚底下画了两个圈。戏台旁边还画了一个小圈，圈里写着一个字——“灯”。 甄贤婆婆指着画中的人物，一个一个地给我介绍。她的手指头顺着那些歪歪扭扭的线条划过，指甲缝里还嵌着刚才掐野菜留下的绿汁。“这是我大师兄令狐灯——他站在台口，手里拿着扇子，正在唱那句‘我还是不来的好哟’。他的声音有点沙，可台下的姑娘们就喜欢他这种沙嗓子，说像抽了烟的嗓子唱出来有味道。他下了台从来不抽烟，也不知道那沙嗓子是怎么来的。” 她用手指头又点了点另外两个人。“这是师姐小红——她耍盘子耍得最好了，能一手转三个，嘴里还叼一朵花。有一回盘子没接住摔碎了一个，她在台上临场应变，说‘碎碎平安’，台下反而更高兴了。这是师弟阿旺——他翻跟头最厉害，能一口气从台口翻到台尾，落地一点声音都没有。师父说他是属猴的。” 我看着画，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戏班，那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地方。帐篷外面下着大雪，帐篷里面灯火通明，台上在唱戏，台下在鼓掌。甄贤婆婆的眼神中充满了怀念，她用手指把那个“灯”字描了一遍又一遍，描得泥地上凹下去一个小坑。 “每天收工之后，大家在帐篷里围着火盆烤火，大师兄会吹笛子，小红会唱小曲，阿旺会学各种鸟叫。布谷鸟、画眉、斑鸠，他学什么像什么。有一回学猫头鹰叫，把隔壁帐篷里的人都吓醒了，还以为是山上的夜猫子飞下来了。” 她忽然停了一下，树枝在地上又画了一个圈，圈里写了一个“红”字。“小红后来嫁人了。嫁给了一个烧窑的，在景德镇。她走的那天，大师兄吹了一首《送别》，吹到一半吹不下去了，说笛膜松了，其实是眼泪把笛膜打湿了。阿旺在旁边学了一声雁叫，说是替大师兄吹完。我们都没笑。” 她又画了一个圈，比前面那个小一点，里面写了个“旺”。“阿旺后来参了军，跟着八路走了。走的时候拍着胸脯说，等打完仗回来，还要翻跟头给我们看，一口气翻一百个。你猜怎么着——前几年有人在县城的报纸上看见他的消息，说他在东北当了大官，主管一个什么文艺团。可他一直没回来过，大概是找不到我们了。散了就是散了。” 她轻声说道：“那时候的日子，真是快乐啊……觉得这样的日子能过一辈子。谁知道一辈子那么长，长到后面全是自己一个人走。” “阿婆，虽然现在的生活和以前不一样了，但您还有我们，我们会一直陪着您的。等我考上了高中，我就经常回来看您。等我考上了大学，我就带您去省城逛逛，去看看外面的戏台是什么样子的。听说省城的戏台有电灯，不用点油灯，台上的人脸上搽的粉都看得一清二楚。” 甄贤婆婆点了点头：“金娃子，谢谢你……有你这句话，阿婆就满足了。你比你东西哥哥嘴甜——他只会闷着头帮我做事，劈柴挑水什么的，从来不说这些。他小时候跟他爷爷一个样，什么事都往肚子里咽。有一回他帮我挑水，扁担磨破了肩膀，血都把衬衫染红了，他一声都不吭，还是我自己发现的。” 从那天起，我决定多花时间陪陪甄贤婆婆，听她讲讲过去的故事，分享她的喜怒哀乐。每天下午放了学，我绕路去茶馆后院，搬把小竹椅坐在她旁边，看她纳鞋底，听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陈年旧事。甄贤婆婆也逐渐打开了心扉，向我讲述了许多关于戏班和她个人的往事。 她第一次登台时腿肚子直打颤，大师兄在幕后小声给她提词，她听着他的声音，腿就不抖了。她跟小红一起在山溪里洗戏服，肥皂用完了就用皂角搓，搓得手都红了，大师兄在旁边用狗尾巴草给她编了个小兔子。她爹独孤班主有一回被请去给军阀唱堂会，回来的时候给她带了一根糖葫芦，用油纸裹着，揣在怀里，回家的时候还是温的。她说那根糖葫芦是她这辈子吃过的最甜的东西，后来再也没有吃到过那种味道。 有一天，甄贤婆婆突然停下手里正在纳的鞋底，针悬在半空中。麻线从鞋底上垂下来，在风里轻轻晃动。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很认真的东西。 “金娃子，我想再去一次融金寺，求个签。上次求的签不太好，我想再求一次——看看我和你甄贤公公还有没有再见面的机会。” 我连忙劝道：“阿婆，您不是说不迷信这些了吗？为什么又要去求签呢？您说的——‘这点小事，阿婆不会受到影响的’。” 甄贤婆婆叹了口气，把针扎进鞋底，麻线拉得沙沙响。“金娃子，阿婆心里还是放不下。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是否还活着……上次郑光才回来，我看着他从巷口走进来，心想，要是你甄贤公公也能这么走回来，该多好。郑光才能回来，他为什么不能回来？阿婆这辈子没求过什么，就这一件事，放不下。你让阿婆再去一次，求个心安。” 看着甄贤婆婆坚定的眼神，我知道她的心意已决。她这辈子经历了太多——戏班散了她扛住了，土匪窝她逃出来了，丈夫一去不返她等了。她没有倒下，只是想在菩萨面前，再问一次那个她问了五十多年的问题。我点了点头，说：“阿婆，我陪您去。” 到了融金寺，大殿里香烟缭绕，观音菩萨的金身在昏黄的灯光下微微泛光。甄贤婆婆虔诚地烧了香，拜了佛，每一个动作都一丝不苟，额头碰到蒲团上，停了好一会儿才抬起来。然后她走到无忧和尚面前，双手合十，要了一签。竹签从签筒里跳出来，啪嗒一声落在桌面上。 无忧和尚拾起来看了一眼，眉毛轻轻抬了一下，念道：“云开见月明。” 无忧和尚念完签文，抬起头看着甄贤婆婆。“此签乃是上上签。云遮住月亮的时候你觉得天很黑，可云终究会散。老施主不必过于忧虑，一切随缘便是。你所求之事，不是没有希望，只是时候未到。” 甄贤婆婆听了，眼中闪过一丝希望，但随即又黯淡下去。她接过竹签，在手里攥了半天，手指头在签文上轻轻摩挲。“大师，我明白你的意思。但心中的那份牵挂，始终无法放下。我今年快八十了，不知道还等不等得到时候到的这一天。上次那个‘坎为水’，我心里头一直堵着块石头；今天这个‘云开见月明’，就算是给我一点亮光吧。有亮光总比没有好。” 无忧和尚双手合十。“老施主，缘分这东西，强求不来。该来的，自然会来；不该来的，你求也求不到。你等了这些年，菩萨都看在眼里。一切随缘，顺其自然吧。” 甄贤婆婆点了点头，把竹签小心地放进随身带着的那个布袋里。她站在观音菩萨面前，又双手合十默念了好一阵，才转身走出大殿。山门外的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眯了眯眼，嘴角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笑。 “顺其自然——大师说得对。我这些年，不就是顺其自然走过来的吗。该等的等了，该扛的扛了，该放下的也放下了大半。走吧，金娃子，回家。阿婆今天心情好，晚上给你炒回锅肉。” 从融金寺回来后，甄贤婆婆的心情似乎好了一些。她依然会为大家唱歌，依然会在抗战纪念碑前静坐，但她的眼神中多了一份平静和坦然。她不再像之前那样整天沉闷，开始在院子里给老栗子树修剪枝桠，一边修一边哼着那首《爬山豆》。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斑斑驳驳的。偶尔有麻雀落在枝头，歪着脑袋看她，她也不赶，说“让它们待着，热闹”。 有一天傍晚，她忽然把我叫到院子里，从藤椅旁边的竹篮里翻出一个布包。布包是蓝底白花的，洗得发白了，边角都有些毛了。她小心翼翼地打开布包，里面是那片用红手帕裹着的青花瓷片。瓷片在夕阳下泛着幽幽的光，上面那一小片青花还清晰可辨。 “金娃子，这是阿婆藏了大半辈子的东西。今天给你看看。”她把瓷片托在掌心里，手指头在瓷片上轻轻摩挲，像是在摸一件很远的什么东西。 我蹲在她旁边，看着那片瓷片。“阿婆，这是什么？” “这是大师兄令狐灯的茶杯。那天他就是在台上拿着这个杯子，一边喝茶一边唱‘我还是不来的好哟’。后来杯子碎了，我捡了一片带在身上。在土匪山上那两年，我就攥着这片瓷片睡觉。后来到了重阳镇，我用红手帕把它包好，压在枕头底下，一直没拿出来过。”她把瓷片翻过来，指着那一小片青花，“你看，这上面画的是一朵莲花。大师兄最喜欢莲花，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他自己就是那样的人。” 我看着她掌心里那片小小的瓷片，在夕阳下闪着温润的光。瓷片的边缘已经被磨得光滑了，那是她用手指头摩挲了几十年的结果。我忽然明白，她为什么不再唱《王大妈》了——不是忘了，是每一句歌词都连着这片瓷片，连着那个从戏台上跌下去的人。她把歌埋在心里，把人也埋在心里。偶尔挖出来看看，看完又埋回去。 甄贤婆婆把瓷片重新用红手帕包好，放回布袋里，又把布袋放回竹篮的最底层。她抬起头，望着院子里那棵老栗子树，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这辈子，我对得起好多人，也对得起自己。该等的，我等了；该扛的，我扛了。剩下的，交给菩萨吧。” 想象里公公想婆婆 戏台上妹妹戏哥哥（6）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五章 想象里公公想婆婆 戏台上妹妹戏哥哥 第七十八回 想象里公公想婆婆 戏台上妹妹戏哥哥（6） 转眼到了秋天。古驿道上的白果树叶开始变黄，风一吹，哗啦啦往下落，铺了一地的金叶子。甄家茶馆的生意还是那样，白胡子老头们雷打不动地坐在老位置上，端着搪瓷缸子听评书，讲到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拍桌子叫好，茶沫子溅到桌上。虚老幺的咖啡屋里依然放着邓丽君的歌，月生伯伯每天早上端着一壶八宝琉璃井的老荫茶穿过街，把搪瓷缸子搁在吧台旁边，坐进那张从茶馆搬来的旧竹椅上。 中考成绩公布后，我如愿考上了县城的高中。红纸黑字的榜单贴在公告栏上，我在第三名的位置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刘二娃考了第十五名，他爹刘老倔从地上一跃而起，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又磕，嘴巴咧到了耳根子。张大勇第二十名，虚五第三十名，都上了线。我们班四十个人，三十六个考上了高中，四个考上了中专，升学率在全县乡镇中学里排第一。 贾老夫子的病彻底好了，站在公告栏前把每个人的名字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念到我的名字时回头看了我一眼，眼镜片后面的眼睛亮晶晶的。“金娃子，你语文考了多少？”我说作文拿了良好。他点了点头，眼角的皱纹全挤了出来，转身对旁边的人说：“我说什么来着？咱们班的学生写的文章，不可能差！” 东西哥哥拿着我的成绩单，推了推眼镜，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翻过来看了一遍背面——背面没有字，是他习惯性的动作。 “还行。” 刘二娃在旁边起哄，声音大得整个走廊都能听见。“甄老师你那句‘还行’是什么意思，金娃子考了第三名你才说还行，那我们这些十几名的还活不活了？我爹看到成绩单的时候差点把烟袋锅子磕断了，你倒好，两个字就完了。” 东西哥哥瞥了他一眼，把成绩单折好，递还给我。“第三名还行。第一名是王红梅，第二名是孙小梅，你前面永远有人，这还不够你追的？”他说完转身走了，走出几步，嘴角才轻轻弯了一下。刘二娃没看见，我看见了。 开学前，我和东西哥哥坐在街口的大榕树下。月光照在青石板街道上，把路面的每一道裂缝都照得清清楚楚，石板上那些被几百年的脚板磨出的凹坑里汪着银色的月光。七杀碑和无字碑并肩立在我们身后，两块碑都浸在月光里，一块刻满了字，一个字都没有，搁在一块儿刚刚好。 我问他，高中和初中有什么不一样。 他靠在榕树干上，仰头望着天上的月亮，沉默了一会儿。榕树的须根从枝桠上垂下来，在夜风里轻轻晃荡，像老爷爷的胡须。 “初中是让你学会做题，高中是让你学会提问。你以前问我辅助线为什么要画在那里，我告诉你答案就行了。以后你得自己去想答案——圆为什么是圆的，三角形为什么是三个角，人生为什么有那么多坎。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他把后背从树干上挪开，坐直了身子，偏过头看着我。 “金娃子，你记得我在办公室里跟你说的那句话吗——‘我在喊你，你应不应？’你应了。从那个五点半起床的清晨开始，你每一天都在应。接下来，该你自己去喊别人了。到了新学校，遇到新同学，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在等别人喊他，很少有人主动去喊别人。你要做那个敢喊的人。” 他伸出手指，在空中虚画了一个圆。月光从他指尖划过，留下一道看不见的弧线。“就像我当年在黑板上画下第一个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圆能不能画好，可我不画，它就永远不存在。你现在考上高中了，是你自己画的圆。以后你要画的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没有人能替你画。” 我点了点头。夜风吹过榕树的叶子，沙沙响，把几片落叶卷起来打了个旋，又轻轻放回地上。远处东山上的云散了，露出一轮满月，又圆又亮，像一盏挂在天空的走马灯。月光洒在整座重阳镇上，洒在古驿道的青石板上，洒在七杀碑的裂纹上，洒在无字碑的空白上。我望着那轮满月，心里头把东西哥哥的话反复嚼了好几遍。他当年从泥潭里爬出来，也是因为有人在喊他——也许是甄贤婆婆拄着拐杖站在街口喊他回家吃饭，也许是月生伯伯在茶馆灶台前喊他帮忙添火，也许是静闲师太在白云庵的蒲团前喊他放下执念。他听见了，也应了。所以他现在站在讲台上，在日光灯下教别人画辅助线，在黑板上画下一个又一个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的时候，堂屋里还亮着灯。昏黄的灯光从门缝里漏出来，在青石板台阶上画了一道长长的光带。我妈在灯下给我缝书包——书包是旧的，军绿色，带子断了一根，她用针线重新缝上。她的针脚密密匝匝，每一针都拉得紧紧的，在灯下泛着细细的光。她头也不抬地说：“去县里读书，不比在家门口。冷了要加衣服，饿了要吃饭，别舍不得花钱。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该吃的吃，该买的买。”她的语气平静得像一杯凉透了的茶。 甄贤婆婆坐在她旁边，手里纳着那只永远纳不完的鞋底。麻线穿过鞋底的声音沙沙响，像春蚕在吃桑叶。她忽然开口了，声音轻轻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金娃子，阿婆这辈子去过很多地方——戏班子跑码头的时候，去过成都、重庆，还去过西安。那时候阿婆比你现在大不了多少，坐在马车上，看着那些从没见过的大街小巷，心里头又兴奋又害怕。后来阿婆到了重阳镇，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你替阿婆多出去走一走，回来讲给阿婆听。成都的茶馆现在是什么样子，西安的城墙是不是还那么高——阿婆想知道。” 我走到她面前，蹲下来，仰着脸看着她。月光从窗户里照进来，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把她额头上的皱纹照得清清楚楚。她手里的鞋底已经纳了大半，针脚密密的，每一针都纳得一丝不苟。 “阿婆，等我读完书，我就回来看您。我还要听您唱《爬山豆》，上次您唱了一半就不唱了——唱到‘石头开花马生角’那儿就停了。我还想听您唱完，从头到尾一个字都不落。” 甄贤婆婆笑了。她把鞋底放在膝盖上，伸出那只粗糙的手，摸了摸我的头。她的手心全是纳鞋底磨出来的老茧，可动作轻得像在捧一只刚出壳的雏鸟。“好，等你回来，阿婆唱给你听。从头唱到尾，一个音都不跑。连‘嫂嫂嫌我吃得多’那段都唱给你听——你东西哥哥小时候最不爱听那段，说听着像在说他。有一回我唱到那里，他放下筷子就跑了，你月生伯伯在后面追了半条街。” 她又摸了摸我的脸，手指头在我脸颊上轻轻蹭了一下。“去吧，好好念书。阿婆在这儿等你。你甄贤公公也在等你——你们俩，一个在路那头，一个在路这头，都在往家走。”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那个缝了新带子的旧书包，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班车是那种老式的长途客车，发动机轰隆隆响，车厢里弥漫着汽油和尘土的味道。我妈站在车窗外，手里攥着那块擦灶台的抹布，眼圈红红的，却笑着朝我挥手。月生伯伯站在她旁边，手里端着一杯老荫茶——大概是刚从茶馆里端出来的，茶还冒着热气。甄贤婆婆没有来送我，她只是站在街口的无字碑前，拄着拐杖，望着驿道东边的方向。班车从她面前开过的时候，我透过车窗看见她的嘴唇轻轻翕动，像是在说什么。我听不见她的声音，可我知道她是在说——路上小心。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里的重阳镇被月光照得亮堂堂的，古驿道上铺满了金黄的银杏叶，每一片叶子都被月光镶了一道银边。甄贤婆婆站在街口的无字碑前，穿着一身我从没见过的戏服——不是大红紧身衣，而是一件素净的月白色长袍，袍角在夜风中轻轻飘动，像一片被风吹皱的月光。她的头发是黑的，脸是年轻的，眼睛是亮的，跟她在融金寺讲的那些故事里的独孤惊鸿一模一样。她开口唱起了《王大妈》，声音清亮得不像一个快八十岁的老太太，歌声在古驿道上飘荡。 “王呀王大妈吔，干哥哥呀，你要来的耍哟，明年奴家要打发——” 她唱到“我还是不来的好哟”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接上了下一句。那声音有些沙哑，却中气十足，像是穿过几十年的硝烟和海峡的波涛，才终于传到了这里。 “爹爹晓得你一也不怕他，二也不怕他——” 甄贤婆婆转过身。无字碑旁站着一个穿军装的人，腰杆挺得笔直，头发花白了，可眉眼间依稀有东西哥哥的影子——那副眼镜后面的眼睛，那个在讲台上画圆的手势，那种把事情都往肚子里咽的沉默。他对着甄贤婆婆笑了笑，把手里的军帽摘下来，放在无字碑上。那顶军帽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绿色，帽檐上别着一枚青天白日徽章，徽章上的太阳被月光照得发亮。 他说：“惊鸿，我回来了。路上耽搁了——先是打内战，后是守海岛，再后来是想回来回不来。让碑上的字空了大半个世纪——明天，我把它们都刻上。刻什么字，你来定。” 甄贤婆婆没有说话。她只是站在那里，望着那个等了五十多年的人，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滴在那件月白色的戏服上，洇开一朵一朵暗色的花。她嘴角却是笑着的，那笑容跟她在梦里唱《爬山豆》时一模一样——清亮的、欢快的、天塌下来都不在乎的笑。她伸出手，手指头轻轻碰了碰他的军装袖子，像是怕碰碎了什么。 夜风吹过，老栗子树的叶子沙沙响，无字碑上的月光忽然变得更亮了。远处七杀碑上的七个“杀”字被月光洗得发白，那些被张献忠刻上去的杀气，在这个夜晚全都消散了。甄家茶馆的灶上还温着一壶八宝琉璃井的老荫茶，茶香从半掩的木门里飘出来，和月光搅在一起，弥漫了整条古驿道。 我醒过来的时候，窗外的月亮正好挂在东山之巅。月光透过窗缝洒在我的被子上，和梦里一样亮。班车还在夜色中颠簸，发动机轰隆隆地响着，车厢里的人都睡着了。我靠在车窗上，望着窗外黑黢黢的山影，想起了那个梦。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成真——石头会不会开花，马会不会长角，汪洋会不会枯竭，那个走了五十多年的人会不会从天而降。可我知道，不管他回不回来，甄贤婆婆都会一直等下去。就像她说的那样——该等的，她等了；该扛的，她扛了。剩下的，交给菩萨。 月亮又亮了一些，像是有人在天上又点了一盏走马灯。 龙驷爷爷一言九鼎 雨萍姐姐百媚千娇（1）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六章 龙驷爷爷一言九鼎 雨萍姐姐百媚千娇 第七十九回 龙驷爷爷一言九鼎 雨萍姐姐百媚千娇（1） 今年的中考考场安排，遵循着“就近分设，适度规模，轮流坐庄”的原则，最终确定在龙门镇的重龙中学设立南疆县的中考分考场。消息是郑校长在朝会上宣布的，他站在**台上，手里拿着县教育局的红头文件，两支金星钢笔在衣兜里闪闪发光。他念完文件，摘下老花镜，扫了一眼台下，补了一句：“今年轮到咱们去龙门镇，都打起精神来。” 刘二娃第一个从座位上弹了起来，拳头往空中一挥，喊道：“龙门镇！我舅舅就在龙门镇卖豆腐，中午可以去蹭饭吃！”东西哥哥从备课本上抬起头，推了推眼镜，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你先把几何证明题的辅助线画对了再说吃饭的事。上回模拟考那道证明题，全班就你一个人把辅助线画到了圆外面。”刘二娃吐了吐舌头，乖乖坐了回去，嘴里还嘟囔着“圆外面的线也是线”。 这一决定让重阳镇、龙门镇和会龙镇三地五校经过预考选出来的一千五百多名考生齐聚一堂。预考是在四月底进行的，那场考试被贾老夫子称为“小中考”——考过了才有资格参加正式中考，考不过连门槛都摸不着。我们班预考全部过关，贾老夫子在讲台上把成绩单拍得啪啪响，说“谁说咱们班的作文不行”。 考试前一周，东西哥哥把大家召集到教室里。那天下午没有课，他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用白粉笔在黑板上方写了一行大字——“赴考须知”。字迹工整，每一个字的横平竖直都一丝不苟。检查准考证，准考证放在文具盒里，文具盒放在书包最外层。带好两支钢笔，墨水灌满，备用的那支提前在草稿纸上试过。晕车的同学提前吃晕车药，药在供销社药柜有售，一毛钱两片。考试当天早上不要吃太饱，七分饱刚好，吃太饱血液都到胃里去了，脑子转不动。 刘二娃举手问能不能带泡泡糖。他的泡泡糖是西瓜味的，嚼了能提神，不嚼就犯困。 东西哥哥推了推眼镜，目光从镜片上方越过来。“你要是能在考场上嚼泡泡糖而不被监考老师发现，你就带。不过我提前告诉你——龙门镇的监考老师里有一个是我高中同学，眼睛尖得很，连后排学生转笔都看得一清二楚。” 刘二娃想了想，把泡泡糖从嘴里抠出来，粘在了桌板底下。那块桌板上已经粘了七八个泡泡糖印子，花花绿绿的。 王红梅举手问作文题目会不会很难。她是语文课代表，平时作文从来都是最高分。东西哥哥说作文题每年都在变，但有一条不变——写你最熟悉的事。不要编，不要抄，不要背范文。把你亲眼见过、亲手做过的事写下来，自然就有话可说。王红梅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张大勇问能不能带尺子，虚五问能不能带橡皮，孙小梅问考试中途能不能上厕所。东西哥哥一一回答，答完了最后一个问题，他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说考前一天的晚自习取消，都回去好好睡一觉。 为了保证考场秩序，龙门镇方面做了周密的安排。党委书记亲自挂帅，担任考场主任兼临时党委书记，办公室就设在重龙中学教导处隔壁，门口贴了一张红纸，写着“中考指挥中心”几个大字。派出所长负责社会治安，五个民警分成三班，二十四小时在学校周边巡逻。五位校长和教导主任担任考务人员兼考生领队，一百余名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过硬的教师担任正副监考。 市场管理部门把学校周边的歌厅、录像厅全部排查了一遍，规定晚上九点之后不许营业。学校门口的音像店把门口那个大喇叭都关了，平时从早到晚放流行歌曲，考试期间三天没放一首歌。考生所住的旅馆不许留宿外人，定点饭店的食品卫生每天检查两次，卫生防疫站的人穿着白大褂挨家挨户地看灶台。 这些安排一一落实之后，最让龙门镇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是一条在江湖上传得沸沸扬扬的消息——龙驷爷爷发了话。龙驷爷爷是铁马桥一带响当当的人物，真名叫龙德厚，今年虚岁八十三，头发胡子全白了，腰杆却挺得像一根铁棒。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拄着那根黄杨木拐杖在铁马桥上走一个来回，桥面上结霜的时候也不耽误。他说话从不重复第二遍，因为第一遍就够用了。 他放出话来的时候，正坐在铁马桥头那把旧藤椅上，手里拄着拐杖，眯着眼睛看着来来往往的车和人。他说中考期间，所有操社会的人不准出门做生意。发现一次，腿打断；发现两次，双腿打断；情节严重影响考试的，弄死了切碎，直接丢到会龙河里喂鱼。他说话的声音不高，可听见的人都觉得脊背发凉。 这话传出去之后，方圆二十里的地痞流氓跑得比兔子还快。平时在铁马桥一带混饭吃的几个小混混当天下午就卷铺盖跑了。龙门镇街上一个开赌摊的，连夜把摊子收了，第二天早上有人在汽车站看见他，背着蛇皮袋上了去县城的班车。茶馆里的白胡子老头们端着搪瓷缸子议论纷纷。有人说龙驷爷爷这是动了真格的，有人说他孙子今年也要中考，谁敢在这节骨眼上给他添乱，那是自己找死。不管怎么说，中考期间的社会治安，比平时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透，学校门口已经热闹起来了。三辆车停在操场上——一辆老式长途客车，两辆中巴。客车是县汽车站调来的，车身漆着绿白相间的条纹，车头上绑着一朵红绸大花，那是月生伯伯昨天傍晚亲手扎的。他说甄家茶馆送过无数人去赶考，这个规矩不能破。 带队老师是教导主任虚老夫，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中山装，口袋里装着一本花名册，从上到下点了一遍又一遍，点一次用铅笔在名字后面打个勾，点了三次之后花名册上全是勾。他背着一个军用水壶，里面装的是老荫茶，是他老伴天不亮起来泡的，说路上解渴。 班主任东西哥哥是我们班的领队。他背着他那只帆布包，包里装着备课本和我们的准考证复印件。原件他怕弄丢，提前复印了一份备着，用塑料文件袋封好，放在帆布包最里层。他还额外带了一个急救小包——创可贴、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用一块旧手帕裹着。手帕是丽媛老师前一天塞给他的，说万一学生晕车能用上。美媛老师调走之后，丽媛老师接了团支部书记的担子，这次也随队负责女生的管理。 虚老夫把大家召集到车门前，做了出发前的最后一次点名。他念一个名字，就抬头看一个人，确认人在车上才念下一个。点完名，他把花名册合上，清了清嗓子，说了一番话。他说同学们，这次中考是你们人生中第一次大考。但也不要太紧张——你们平时怎么学的，考试就怎么考。咱们重阳镇中学出去的，没有孬种。他说完把手一挥，说了句“上车”，然后自己头一个上了客车。 车子发动的时候，晨光正好从东山顶上洒下来，把整条古驿道照得金光灿灿。我回头看了一眼，甄贤婆婆拄着拐杖站在街口，旁边是月生伯伯和我妈。我妈手里还攥着那块擦灶台的抹布，朝我挥了挥手。七杀碑和无字碑并肩立在她身后，两块碑都被晨光照得发亮。 车子开了大约半个钟头，窗外的风景从街巷变成了农田。一大片一大片的稻田在晨风中翻着绿浪，稻草人歪戴着破草帽，手里拎着几根在风中乱晃的布条，吓唬偷食的麻雀。过重龙大桥的时候，桥面不算宽，两辆车得小心翼翼地错开。刘二娃趴在我肩膀上，用手指头在车窗上画了一个圈，说这桥他舅舅每天卖豆腐都要过。张大勇在旁边纠正他，说你舅舅卖豆腐不走桥，走的是下游那条小路。 过了桥就进入了龙门镇街道。青石板路面上洒过水，湿漉漉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泥土和石灰混合的气味。街边的铺子还没全开门，只有早点摊的蒸笼冒着白汽。一个卖油条的老头站在油锅前，用长筷子翻着面，油锅里滋啦作响。街两边的墙壁上新刷了石灰，白得晃眼睛。路边堆着还没来得及运走的碎石和砖块，几个工人正蹲在墙角吃早饭，手里捧着搪瓷缸子，看见车队过来，抬头看了几眼又低下头继续吃。 车队停在学校门口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校门口拉着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南疆县中等学校招生考试龙门分考场”。横幅在风中微微晃动。重龙中学的前身是龙腾书院，校门口立着一块青石碑，碑上刻着书院的历史。虚老夫站在石碑前，仰头看了好一阵，回过头来对我们说了一番话。 “同学们，你们脚下这块地，大清朝三百年间出过三个半进士。整个南疆县四个进士，三个半是从这儿走出去的。为什么是三个半？因为有一个是在别的书院落榜之后，转到这里复读才考上的。龙腾书院垄断了全县的文脉精华——风水好，老师好，学生更好。你们今天能坐在这间教室里考试，就是沾了前辈的光。不要辜负这光。” 大家听了，都不由自主地抬头看那块石碑。石碑上的字被风雨磨得有些模糊，石缝里长出了暗绿的苔藓。有几个学生伸出手摸了摸碑面，又把手缩回去，像是在摸一件很神圣的东西。 安顿好住处之后，虚老夫私下找到东西哥哥，把他拉到旅馆走廊的尽头。走廊里光线昏暗，墙上的壁灯有一盏坏了，忽明忽暗地闪着。虚老夫从兜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抽出一根递给东西哥哥。东西哥哥摆摆手说不抽。虚老夫自己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他脸前慢慢散开。 “甄老师，我担任教导主任这么多年，每年都带学生参加中考，得到校长表扬也就这一次。关键是你的关系好，提前预定了龙门旅馆，让我们大家都跟着沾光。你是咱们带队老师中唯一的本科大学生，文凭硬，学识见识都比我们这些函授的强得多。这次带队的年轻老师，都服你。” 东西哥哥把花名册卷起来在手心里敲了敲。“虚主任过奖了。预定旅店只是带队工作的第一步，不算什么功劳。真正的成功还要看学生的发挥——他们考好了，才是真的好。咱们分工不分家，您经验丰富，把握全局，我给您打下手。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虚老夫把烟头摁灭在走廊窗台上，拍了拍东西哥哥的肩膀。“小甄，你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谦虚。行，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了。”两个人并肩往旅馆门口走，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里斜斜地照进来，把他们的影子投在水泥地上，一长一短。 龙驷爷爷一言九鼎 雨萍姐姐百媚千娇（2）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六章 龙驷爷爷一言九鼎 雨萍姐姐百媚千娇 第八十回 龙驷爷爷一言九鼎 雨萍姐姐百媚千娇（2） 我们的车队从重阳镇出发。一辆老式长途客车在前面开路，车身漆着绿白相间的条纹，车头上绑着那朵月生伯伯亲手扎的红绸大花，后面跟着两辆中巴。车窗是摇下来的，风灌进来带着稻田和青草的味道，还有路边刚施过农家肥的泥土气息。 刘二娃趴在车窗上，半个脑袋伸在窗外，风把他额前的头发吹得立起来。他指着路边一头正在田埂上啃草的水牛喊：“那牛角比我爹的烟袋锅子还弯！”张大勇在后面纠正他：“那是水牛，不是黄牛。黄牛的角朝上长，水牛的角往后弯。你连牛都分不清。”刘二娃不服气，说牛就是牛，分那么清楚干嘛。虚五在旁边插了一句，说水牛会游泳，黄牛不会，掉河里就知道区别了。 行车十八公里，窗外的风景从街巷变成了连绵的农田。一大片一大片的稻田在晨风中翻着绿浪，稻穗还没抽出来，叶子倒是长得密不透风。稻草人歪戴着破草帽，手里拎着几根在风中乱晃的布条，吓唬偷食的麻雀。 过重龙大桥的时候，桥面不宽，两辆车错车时得小心翼翼的。客车司机把车速放慢，一只手打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摇下车窗，跟对面开手扶拖拉机的熟人打了个招呼。桥下的会龙河在晨光中泛着粼粼波光，河水不深，能看见河底的鹅卵石。当地老百姓管这座桥叫“铁马桥”。因为桥上跑的都是铁家伙——自行车叫洋马儿，摩托车叫电马儿，都是不吃草的铁牲口。桥头竖着一块歪歪扭扭的水泥牌子，上面用红漆写着“铁马桥”三个字。 铁马桥一带是龙门镇最热闹的地方。桥这边是农田和机砖厂，桥那边是龙门镇的街道。精明的企业家早在几年前就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在桥边建起了矸石机砖厂。 砖厂的烟囱从早到晚冒着白烟，机器轰隆隆响个不停，正好赶上了集镇建设的大好时机，生意兴隆。外来务工的少说也有三五千人，操着南腔北调的口音在桥头来来往往。 有人的地方就有社会，有社会的地方就有江湖。 而在这片江湖上，龙驷爷爷就是公认的舵爷。 龙驷爷爷坐在铁马桥头那把旧藤椅上。藤椅的扶手被磨得发亮，椅脚下面垫了两块红砖，以免椅腿陷进泥地里。他手里拄着一根黄杨木拐杖，拐杖头雕着一只张嘴的龙头，龙须是用刀尖一点点剔出来的，活灵活现。 他头发胡子全白了，腰杆却挺得像一根铁棒，坐在藤椅上一动不动，眯着眼睛看着桥上来来往往的车和人。他不说话，可每个路过的人都主动朝他点头。卖菜的挑着担子走过，放下扁担朝他鞠一躬；骑摩托的经过桥头，会减速按一声喇叭；连那些在砖厂扛水泥的外地民工，也知道这个白胡子老头不好惹，远远地绕着他走。 关于龙驷爷爷的传说，在铁马桥一带流传甚广。有人说他年轻时赤手空拳打跑过一伙来砖厂收保护费的混混，也有人说他是县政协委员，还跟县长握过手。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谁也说不清。反正逢年过节，镇上的干部都会来给他拜年。他的孙子龙驷今年也要参加中考，跟他一样，是个认死理的人。 车队在铁马桥头稍作停留，等着错车。我透过车窗看见龙驷爷爷从藤椅上站起来，拄着拐杖走到桥栏杆边上，眯着眼睛打量我们的车队。他看见了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东西哥哥，两个人隔着车窗对视了一眼。龙驷爷爷微微点了点头，像是在确认什么，然后又坐回了那把藤椅上。 重龙中学到了。校门口拉着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南疆县中等学校招生考试龙门分考场”。横幅是崭新的，红色还没有褪，在阳光下亮得晃眼。重龙中学的前身是龙腾书院，校门口立着一块青石碑，碑上刻着书院的历史。碑文是用文言文写的，字迹被风雨磨得有些模糊，石缝里长出了暗绿的苔藓。 虚老夫站在石碑前，仰头看了好一阵。他的嘴唇轻轻翕动着，像是在默读碑文。看完之后他转过身来，把手里的军用水壶往肩上一挎，对着我们全班同学说了一番话。 “同学们，你们脚下这块地，大清朝三百年间出过三个半进士。整个南疆县一共四个进士，三个半是从这儿走出去的。为什么是三个半？因为有一个是在别的书院落榜之后，转到这里复读才考上的。龙腾书院垄断了全县的文脉精华——风水好，老师好，学生更好。你们今天能坐在这间教室里考试，就是沾了前辈的光。不要辜负这光。该画辅助线的画辅助线，该背古诗的背古诗，把这三年的功夫全使出来。” 大家听了，都不由自主地抬头看那块石碑。石碑上的字虽然模糊，可那股子气势还在。刘二娃伸出手摸了摸碑面，摸了一手青苔，在裤子上蹭了蹭。 走进重龙中学，校园里的环境和重阳镇中学完全不一样。教学楼是三层楼房，外墙贴着白色瓷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教室里的课桌椅一色新，面板光滑得像镜子，连个刀刻的印子都没有。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着“沉着应战，冷静思考”八个大字，旁边还画了一面五星红旗。窗台上摆着几盆吊兰，绿油油的叶子垂下来，在风里轻轻晃动。 刘二娃在课桌前坐下来，两只手在桌面上摸来摸去，像是在摸一件很珍贵的家具。他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教室里的课桌——那上面被他用小刀刻了一行“刘二娃到此一游”，旁边还有他刻歪了又划掉的两道辅助线。“比咱们学校的桌子滑溜多了，写字不硌手。咱们学校那桌子，写一个字要垫三层纸，不然笔尖能把纸戳破。” 虚五在旁边接话：“人家是全县一流的学校，设施一流，师资一流，待遇一流。你知道这里的老师一个月拿多少钱？比咱们虚主任多好几十块。”虚主任正好从门口经过，听见这话，咳了一声，虚五赶紧闭嘴，假装在整理文具盒。 安顿好学生之后，年轻老师们纷纷邀约出去走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龙门镇的夜市渐渐热闹起来。东西哥哥带着我们几个同学和年轻老师来到夜市。夜市的入口立着一块木牌，上面用红漆写着“龙门夜市”四个大字，旁边还画了一条腾空而起的龙。龙画得不太像，尾巴太长，爪子太粗，看上去更像是画龙的人照着年画临摹的。 各种小吃摊冒着热气，烤红薯的香味和臭豆腐的臭味搅在一起。卖羊肉串的摊主戴着白色小帽，一边翻着肉串一边用扇子扇炭火。卖凉粉的大嫂用勺子在碗里搅着红油，红油在灯光下泛着亮光。 在夜市的一角，一个姑娘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她站在一个卖手工发卡的小摊前面，微微弯着腰，手指头轻轻拨弄着摊上的发卡。她穿了一身素净的白色连衣裙，在夜市花花绿绿的灯光里显得格外清爽。长发在脑后扎成一条粗麻花辫，辫梢上系着一根淡蓝色的头绳。摊主拿起一个蝴蝶形状的发卡递给她，她接过去对着路灯的光看了看，摇了摇头，又轻轻放了回去。她转身的时候，麻花辫甩了一下，正好和走在最前面的东西哥哥打了个照面。 她先是一愣，然后忽然笑了起来。那笑容里没有陌生人的矜持，而是一种“怎么是你”的惊喜。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脸上浮起一对浅浅的酒窝。 “甄东西？你是甄东西吧？重龙中学高三二班的，坐我前面两排。你那时候头发比现在还长，上课老是被语文老师点名——‘甄东西，你又看课外书！’——你把《古文观止》夹在课本里，老师走到你跟前你才发现，吓得把书掉在地上。” 她伸出一根手指头，在空中点了一下，像是隔了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指认的逃犯。 东西哥哥愣住了，推了推眼镜，把对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他的目光在她的麻花辫上停了一下，又移到她手里那只还没放下的发卡上。“江雨萍？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考到省城去读粮校了吗？我记得你走的那天，班主任还让全班同学给你写留言本。” “毕业了，分回来了。现在在龙门镇粮站上班，就在那边——”她抬手指了指河对岸一排灰砖楼房，楼顶上竖着一面褪了色的红旗，旗杆有点歪。“粮站副站长，主持工作。没办法，这地方偏，没人愿意来当站长，领导就让我先顶着。一顶就是两年。” 东西哥哥笑了笑。“当官了。比我强，我就是个教书匠。天天在黑板上画三角形，画了三年，还是画不腻。” “教书匠怎么了？你当年几何可是全班第一，每次考试都第一个交卷。数学老师在办公室改你的卷子，每次都跟别的老师说‘甄东西这张卷子不用看，肯定又是满分’。他还说你去教书是屈才，应该去考大学数学系研究生。” “屈什么才。能把三角形讲明白就不错了。”他指了指身后跟着的我们几个学生，“这些都是我的学生，今年带他们来中考。这个是金娃子，我堂弟，几何学得不错，辅助线画得比我当年还大胆。这个是刘二娃，调皮得很，可脑子好使。”又指了指旁边的几位年轻老师，“这些都是我的同事，丽媛老师——教语文的，贾老夫子请假的时候就是她代课。还有虚主任，我们教导主任，带队的定海神针。” 雨萍姐姐朝大家点了点头，目光在每个人脸上停了一下，大大方方地笑了一下。“既然到了我的地盘，怎么也得尽尽地主之谊。不远，就前面那家冷饮店，老板是广东人，会做双皮奶——整个龙门镇就他一家会做。你们平时在重阳镇肯定吃不到。” 东西哥哥看了看手表，又回头看了看我们几个学生。刘二娃正眼巴巴地盯着他，眼神里写满了“双皮奶”三个字。 雨萍姐姐笑着说：“你是怕学生出事还是怕我把你卖了？放心，高中同学一场，我还能拐跑你不成。” 东西哥哥推了推眼镜。“走吧。不过说好了，我请客——老师请学生吃冷饮，天经地义。”他把手伸进裤兜里摸了摸零钱。 雨萍姐姐撇了撇嘴。“到了龙门镇还让你掏钱，传出去我这个副站长还做不做人了？”说完转身走在前面带路，麻花辫在背后一晃一晃的。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补了一句：“甄东西，你那本《古文观止》后来还买到了吗？我记得语文老师没收了你三本，你每次都买新的。” 东西哥哥笑了笑。“买了。第四本还在我寝室里，书脊都翻烂了。” 雨萍姐姐点点头，转身继续往前走。 夜市的灯光把她的白色连衣裙染成了暖黄色，麻花辫的影子投在青石板路面上，一摇一摆的。 龙驷爷爷一言九鼎 雨萍姐姐百媚千娇（3）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六章 龙驷爷爷一言九鼎 雨萍姐姐百媚千娇 第八十一回 龙驷爷爷一言九鼎 雨萍姐姐百媚千娇（3） 第一天考完，收卷铃声在重龙中学上空回荡了很久。大家从考场里鱼贯而出，有人在走廊上对答案，被东西哥哥一声“考完了还讨论啥子，明天还要考数学。抓紧回去，早点吃饭，早点休息。” 同学们全被赶回了旅馆里。 晚饭是在龙门旅馆旁边的小饭馆里吃的，老钱头亲自掌勺——他是月生伯伯特意从重阳镇调来的，说中考期间学生的伙食不能马虎。回锅肉炒得油汪汪的，番茄蛋汤飘着葱花，刘二娃一口气添了三碗饭。 贾眼镜把他的搪瓷缸子往桌上一顿，拿袖口擦了擦嘴，说他要出去找从县上下来督考的老同学摆龙门阵。他那位老同学在县教育局教研室坐了十几年，肚子里装满了历年中考的出题规律。 贾老夫子拎着搪瓷缸子出了门，走到门口又折回来，拍了拍东西哥哥的肩膀。“老甄，我今晚把这几年语文卷子的出题方向全给你套出来——套不出来我就不姓贾。” 晚饭后，丽媛老师约东西哥哥去散步。她刚洗了头，短发还湿着，发梢上挂着水珠，肩膀上搭了一条干毛巾。她站在旅馆门口的台阶上，两只手插在运动裤兜里，歪着头看着东西哥哥。“走嘛，龙门溪边上那条路我白天就看好了，有月亮，不用打手电筒。” 东西哥哥笑着把我拉上。“金娃子也去。人多热闹，柴多好起灶，出去清醒清醒，有利于明天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呼吸点新鲜空气，比闷在屋子里背公式强。” 丽媛老师在旁边补了一句，手从裤兜里抽出来，在空中比划了一下。“你当年就是靠散步考上大学的？每天晚上沿着古驿道走三个来回，走到白果树下再折回来？” 东西哥哥推了推眼镜，一本正经地边走边说。“我当年靠的是熬夜做题。每天晚上刻钢板刻到后半夜，油印机推到左边推到右边，推了不知多少张卷子。所以现在特别后悔——眼睛都熬近视了。劝你们不要学我。劳逸结合才是正道。” 于是我们沿着龙门溪漫步。溪水在月光下泛着粼粼波光，水面上偶尔跳起一条小鱼，落下去的时候溅起一圈圈银色的涟漪。溪边的小路是泥沙铺的，踩上去软软的，两边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草丛里传来蛐蛐的叫声。空气里有一股水草混着泥土的腥甜味儿。 走了大约半个钟头，溪面忽然变宽了，水流分成了两股，中间夹着一座被流水冲积而成的小岛。岛不大，长满了细密的青草，草尖上挂着晚露，踩上去沙沙响。岛上有一块扁平的大石头，石面光滑得像桌面，大概是河水涨落几百次磨出来的。岛上零星散落着几颗野菊花，黄灿灿的，在月光下轻轻摇曳。 我和东西哥哥穿着凉鞋，轻快地淌过浅浅的流水，水刚没过脚踝，凉丝丝的。很快就跑到了岛上。回头一看，丽媛老师还站在岸边，两只手叉着腰，对着那截没过脚踝的水面直皱眉。 “你们俩倒是跑得快！我穿着袜子呢，怎么过去？”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白球鞋和尼龙袜。这鞋是供销社新买的，头一回穿，鞋帮子白得晃眼。她舍不得弄湿。我站在岛上朝她喊，说丽媛老师你脱了鞋走过来就是了。她把头一扬，说不行，这水看着浅，谁知道底下有没有碎玻璃。她在岸边转了一圈，拿脚尖踢了踢岸边的几块石头，踢得石头滚进水里，溅起一小片水花。 东西哥哥二话不说，弯下腰在岸边挑了几块扁平的鹅卵石。石头被水冲刷得光滑圆润，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他一块一块搬到水中，码得整整齐齐，很快搭好了一座石墩桥。桥墩之间的间距刚好是一步的距离，石面上被水花溅湿了，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光。 丽媛老师小心翼翼地踩上第一块石头。她的白球鞋在石面上轻轻蹭了一下，试了试摩擦力。走了两步就晃了起来，两只手臂在空中画着圈保持平衡，又不敢往前迈腿，整个人僵在那里。急得直喊：“甄东西你别光看着——我两条腿都软了，整个人像飘起来的！这石头怎么这么滑。” 东西哥哥踩着水过去，水花溅了他一裤腿，裤脚湿到膝盖。他伸手拽住了丽媛老师的胳膊。她一把攥住他的手腕，攥得紧紧的，指甲都快嵌进他手腕上的表带印子里了。他牵着她一步一挪地走过石墩，每一步她都先伸出一只脚试探半天。 她嘴里还不停地念叨：“慢点慢点你走那么快干嘛我又不是金娃子。金娃子从小在山上跑，我从小在巷子里走，平衡感能一样吗。”到了岛上，她松开手，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白球鞋——还好，只溅了几滴水。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丽媛老师站稳后环顾四周，月光洒在小岛上，青草上的露珠闪闪发光，溪水在岛的两侧哗哗流淌。她忽然感叹道，“这个小岛让我想起了一首古诗——叫什么来着——《关雎》。可惜只记得头两句了。甄老师，你是大学生，背出来让大家欣赏欣赏。这地方，这月亮，这河水，简直就是照着那首诗造的。” 东西哥哥想了想，靠在岛上一块大石头上。那石头有半人多高，表面被风雨侵蚀得坑坑洼洼的，石缝里长着几株蕨草。他开始背，声音在这四面环水的草地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干净。不像在课堂上讲课那样洪亮，而是像在跟这河水、这月光、这草地说话。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他背得不算流利，中间卡了两下，背到“寤寐思服”的时候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想下一句。丽媛老师听得很认真，一只手撑着下巴，坐在那块扁平的石头上，目光越过鹅卵石和水面，望着远处河对岸的柳荫。那些柳树在夜风中轻轻摇曳，柳条垂在水面上，划出一道道细细的波纹。东西哥哥背到最后一句“钟鼓乐之”的时候，声音轻了下来，像是怕惊扰了什么。她的嘴唇轻轻翕动着，跟着默念了最后几个字。 我们正说着话，一道手电筒的光忽然从河对岸扫过来。光束在草丛上晃了两下，然后照到了我们脸上，晃得人睁不开眼。我抬手挡住光。手电光熄灭之后，一个身影站在柳荫下，穿着白色连衣裙，裙摆在夜风中轻轻飘动。手里提着一串用棕叶拴着的粽子，麻花辫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亮光——是雨萍姐姐。 她站在河对岸的柳树下，隔着水声喊道，声音清脆，在这安静的河边传得很远。“我就说怎么听到有人在念《关雎》，大半夜的谁在河边背诗，原来是你们。我在河对岸听了半天，背到‘辗转反侧’那段的时候，还以为是谁家失恋了。”她趟着水过了溪，白凉鞋踩在水里，水花溅在小腿上，粽叶上还带着灶上的余温，热气混着糯米和棕叶的清香飘散开来，连草丛里的蛐蛐都停了叫声。 她说她妈包了粽子，本来说送到旅馆去。咸蛋黄五花肉馅的，她妈一大早去菜市场挑的五花肉，三层肥三层瘦。正好听见有人背诗，就循着声音找到这儿来了。她把粽子递给东西哥哥的时候，手指头碰到他的手腕，那只手腕上还有丽媛老师刚才指甲掐出的印子。她低头看了一眼，把手缩了回去，说了句“趁热吃，凉了糯米就硬了”。 丽媛老师接过粽子，粽叶热得烫手，她两只手倒换了一下才拿稳。说了声谢谢。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粽子，顿了顿，又说了一句：“雨萍，你怎么认得甄老师？听你刚才喊他，好像认识了很多年。” 雨萍姐姐把手电筒关了，月光重新洒在草地上。她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双手抱膝。麻花辫从肩头垂下来，辫梢上的蓝色头绳在月光下像一颗小星星。“高中同学。他坐我前排，上课偷看《古文观止》，被语文老师没收了三本。第一本是图书馆借的，赔了五毛钱。第二本是他自己买的，又被没收了。第三本是他用作业本跟隔壁班同学换的。语文老师说再没收下去他就要开书店了。” 她笑了一下，笑声在河水声里显得格外轻快。“有一回老师在黑板上写‘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在下面小声嘀咕了一句‘君子好逑，不是君子好球’。声音很小，可前后三排全听见了，笑了半节课。语文老师拿粉笔头砸他，粉笔头掉在他桌上，他捡起来还给老师，说老师你的粉笔掉了。” 丽媛老师低头剥着粽叶，没有再接话。粽叶在她手指间发出沙沙的声响。她把剥好的粽子递给我，说了句“金娃子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然后就站起身，拍了拍裙子上的草屑，走到岛边那块最大的鹅卵石上坐了下来，双手抱膝，望着远处漆黑的河面发呆。 河风吹起她新剪的短发，她抬手拢了拢，手指在耳后停了一下。然后低下头，捡起一颗鹅卵石，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石面上映着月光的碎影。 龙驷爷爷一言九鼎 雨萍姐姐百媚千娇（4）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六章 龙驷爷爷一言九鼎 雨萍姐姐百媚千娇 第八十二回 龙驷爷爷一言九鼎 雨萍姐姐百媚千娇（4） 第二天下午，考完了外语之后，收卷的铃声在重龙中学上空回荡了很久。那铃声是从教导处门口的电铃里发出来的，刺耳而急促，把屋檐上的几只麻雀都惊飞了。 刘二娃第一个冲出考场，把书包往天上一扔，书包在空中翻了个跟头，落下来砸在张大勇头上。张大勇捂着脑袋追了他半条走廊，两个人在走廊拐角处撞成了一团，被虚主任咳了一声才赶紧分开。虚主任板着脸说“考完了就安分点”，可他自己嘴角也挂着笑。 东西哥哥站在考场门口，看着大家的表情——有人喜笑颜开，有人眉头紧锁。虚五满脸不在乎地把钢笔往兜里一插，说“反正我答完了，对不对就看运气了，最后那道理解我蒙了个C”。张大勇蹲在地上，用手指头在水泥地上画辅助线，画了两条又擦掉，嘴里念念有词，说最后那道几何证明题他用了两种解法，不知道阅卷老师会不会多给两分。 雨萍姐姐在旅馆门口等着。她手里拎着两兜水果——一兜橘子，一兜苹果，网兜在她手指头上勒出了深深的红印，指节都有些发白了。她换了件衣服，藕荷色的短袖衬衫，领口别了一枚银色的小胸针，头发还是那条粗麻花辫，辫梢上系着一根淡蓝色的新头绳。 她说她妈今天又包了粽子，咸蛋黄五花肉馅的。她妈一大早去菜市场挑的五花肉，三层肥三层瘦，咸蛋黄是自家腌的，流着红油。她妈还说一定要把那个“讲几何题讲得比评书还好听的甄老师”请到家，不然就不给她吃粽子。说这话的时候她歪着头看着东西哥哥，语气里带着几分撒娇的味道。 东西哥哥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了看我。丽媛老师正从旅馆门口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本翻开的语文课本，书页上用红笔密密麻麻地标着注音和释义。她先开了口，语气平淡得像一杯凉透了的茶：“你们去吧，学生这边我盯着。虚主任也在，出不了事。”她说完就转身走进了旅馆，短发在门框边一闪就不见了，只留下一阵淡淡的皂角香味。 我跟着东西哥哥和雨萍姐姐往江家走。龙门镇的街道上铺着青石板，两旁种着梧桐树，午后的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地上印出斑驳的光影。路边有个修自行车的老头，正蹲在地上补胎，看见雨萍姐姐打了个招呼：“江站长，家里来客了？”雨萍姐姐笑着回了句“是我老同学”，脚步轻快，麻花辫在背后一晃一晃的。 到了江家，还没进门就闻到了一股粽叶混着五花肉和咸蛋黄的浓香。那香味从院子里飘出来，顺着巷子飘了老远，连巷口卖豆腐的老头都吸了吸鼻子。灶台上的大铁锅冒着白汽，锅盖被蒸汽顶得啪啪响，粽叶的清香和五花肉的油香搅在一起，把整个院子都熏得让人站不住脚。 雨萍姐姐的妈妈正在厨房里忙活，围裙上沾满了糯米粒和碎粽叶，连头发上都粘了一片。她看见东西哥哥进来，一把拉住他的手，上下打量了一遍，说“比照片上瘦多了，高中时候脸上还有肉，现在下巴都尖了”。又伸手在他肩膀上捏了捏，说“教书费神，得好好补补”。 她又看了看我，弯下腰来，两只手撑在膝盖上，笑眯眯地说：“这就是你说的金娃子吧？来来来，阿姨给你剥个粽子。你东西哥哥在信里老提你，说他有个堂弟，脑子好使得很，就是馋嘴，每次考试前都要吃两个荷包蛋才肯进考场。”我接过粽子咬了一口，糯米又糯又香，五花肉炖得烂烂的，筷子一夹就散了，咸蛋黄流着红油，好吃得我差点把舌头吞下去。 龙驷爷爷也在。他就坐在堂屋里那把旧藤椅上，藤椅的扶手被磨得发亮，椅脚下面垫了两块红砖。手里拄着黄杨木拐杖，拐杖头雕着一只张嘴的龙头，龙须是用刀尖一点点剔出来的。身旁站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戴着近视眼镜，镜片厚得像啤酒瓶底，手里还捏着一本翻得卷了边的英语单词手册，册子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音——把“apple”注成“阿婆”，把“book”注成“不克”。 龙驷爷爷把他往前推了推，推得他一个踉跄，差点撞在八仙桌上。他说这就是我孙子龙驷，明年也要中考，整天捧着书，眼睛都看瞎了，就是不开窍。他指了指东西哥哥，说：“这是甄老师，全县数学第一的老师，你问他几道几何题，人家讲一句顶你老师讲十句。” 龙驷怯生生地把手里的几何题集递过来，那题集已经被他翻得卷了边，书脊上用圆珠笔画了好几道杠。 东西哥哥接过去看了两眼，从兜里掏出钢笔，在纸上画了一条辅助线。笔尖在纸上沙沙走了两下，一条虚线从三角形的顶点拉到对边。龙驷凑过去看了一眼，眼睛一下亮了，声音都高了半拍：“原来辅助线画在这儿！我想了半天都没想通——我一直以为要从底边画。”龙驷爷爷在旁边哼了一声，说你那是死脑筋，跟你爹一样，一道题做不出来就蹲在门槛上发呆，能从傍晚蹲到天黑。 吃完饭，龙驷爷爷把东西哥哥单独叫到了院子里。院子里种着一棵老桂树，树干上全是蚂蚁爬出来的纹路，树冠遮了半个院子。他拄着拐杖站在树下，月光透过桂树的枝叶洒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在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他说：“甄老师，我活了这把年纪，见过的人多了。你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你给学生讲题的时候，眼睛里没有杂念。没有那种‘我是老师你是学生’的架子，也没有那种‘我讲完就完了’的敷衍。这样的人，我信得过。” 龙驷爷爷说话的时候，手一直攥着拐杖头，手指节粗大，像是被岁月拧上去的螺丝，指关节上全是老茧。东西哥哥说：“谢谢您的信任。我爷爷当年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做人做事，心要正。”龙驷爷爷听了，把拐杖往地上轻轻顿了一下，说难怪，原来是有家传。 龙驷爷爷又开了口。他说甄老师，我刚才在屋里听你给驷儿讲题，有一句话让我琢磨了半天——你说“辅助线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敢不敢画之分”。这话不光是在讲几何。他问东西哥哥，知不知道他在铁马桥一带混了大半辈子，最怕的是什么。 东西哥哥摇了摇头。 龙驷爷爷说：“我最怕的不是仇家，是那些不懂规矩的年轻人，上来就下死手，连个招呼都不打。他说这种人不是胆子大，是不知道怕。不知道怕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刚才说辅助线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敢不敢画之分——这话对，可还差半句。敢画，也要敢擦。画错了就擦掉，不丢人；画错了不擦，死扛着，那才是蠢。” 东西哥哥站在老桂树下，月光把他的眼镜框镀成一层淡金色。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了。他说：“龙爷爷，您这番话，让我想起一个人——我们学校的虚怀谷虚主任。虚主任做事从来不做绝，给人留余地。他有一回跟我说，当老师跟当舵爷其实是一个道理——管人不如服人，服人不如让人自己服自己。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 龙驷爷爷把拐杖往地上一顿，咚的一声，震得树上的桂花簌簌往下落了几朵。他说：“对对对，就是这个理。你那位虚主任，是个明白人。你也是个明白人，果然我没看错。” 临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让东西哥哥愣在门口的话。他说：“你这个学生，就是你堂弟吧？将来能成大事。不是因为他聪明——聪明人多得很，我见过的聪明人比河里的鹅卵石还多。是因为你肯教别人，他又肯学。聪明又肯学的人，一定是不平凡的人。” 他把拐杖夹在腋下，从兜里掏出一个用红绳系着的小木牌，递给东西哥哥。木牌上刻着一个“龙”字，刀法古朴，笔画里透着劲道，一看就是有年头的老物件，边角被摸得光滑发亮。他说：“甄老师，您拿着，就当交个朋友。别的用场派不上，留个念想。以后来龙门镇，带着它，哪儿都能找到我。认得这牌子的人，多少给我几分面子。” 东西哥哥接过木牌，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他小心翼翼地装进了帆布包里，和那本静闲师太送的《初级佛学课本》放在一起。他说：“龙爷爷，您放心，我会好好收着的。这比什么奖状都珍贵。” 回到旅馆的时候，天色已经黑透了。龙门镇的路灯稀稀拉拉的，隔着老远才有一盏，灯光昏黄，把石板路照得一块明一块暗。丽媛老师一个人坐在旅馆门口的石阶上，手里捧着一本书，书页翻开着，却半天没有翻动一页。她的短发被夜风吹得有些乱，发梢在灯光下微微飘动。 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看见是东西哥哥，把书合上，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那本书是她从学校图书馆借的，《古代汉语》，她每天睡前都要翻几页。 “回来了？粽子好吃吗。”她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弯了一下。那笑容很淡，淡到像月光下河面上一道被风吹皱的水纹，一眨眼就平了。 她没有等东西哥哥回答，转身走进了旅馆。门在她身后轻轻合上，门轴发出一声细弱的叹息，像是有什么话被关在了门里。东西哥哥站在石阶上，手里还拎着那兜没吃完的粽子。粽叶已经凉了，可那股清香还在。他望着那扇关上的木门，门缝里透出一线昏黄的灯光。他在石阶上站了一会儿，夜风把他肩头的长发吹起来又放下，才推门进去。 龙驷爷爷一言九鼎 雨萍姐姐百媚千娇（5）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六章 龙驷爷爷一言九鼎 雨萍姐姐百媚千娇 第八十三回 龙驷爷爷一言九鼎 雨萍姐姐百媚千娇（5） 中考最后一天。最后一场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过之后，整个重龙中学沸腾了。考生们从考场里涌出来，像开了闸的洪水，把走廊和操场灌得满满当当。 刘二娃第一个冲出考场，把书包往天上一扔，书包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落下来砸在张大勇头上。张大勇一把扯住他的袖子，把他拽到旗杆底下挠痒痒。虚五蹲在地上用粉笔写了一行大字——“解放了”，每个字都有簸箕那么大，旁边还画了一个握拳头的小人。王红梅站在一边抿着嘴笑，孙小梅拉着她的手又蹦又跳，两个人转着圈，把周围的灰尘都扬了起来。 东西哥哥站在考场门口，看着自己班上的学生一个一个地走出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咔叽布中山装，袖口上还沾着粉笔灰。每出来一个学生，他就微微点一下头，像是在清点一件一件的宝贝。他的嘴角挂着一丝若隐若现的笑，那笑很轻，可眼底的亮光是藏不住的。 虚老夫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甄老师，这三天辛苦你了。你们班的学生考完都笑眯眯的，看来发挥得不错。”东西哥哥推了推眼镜，说：“虚主任您才辛苦。咱们带队老师里头，您最稳当。有您在，我心里踏实。”虚老夫摆摆手，拎着搪瓷缸子走了。 回到重阳镇之后，成绩公布的日子一天天逼近。等待比考试本身更折磨人。茶馆里的白胡子老头们发现，月生伯伯这几天烧水的时候总是走神——不是忘了盖壶盖，就是把茶叶放多了，泡出来的茶苦得皱眉。有人问他怎么了，他就笑笑，说天热，心里头燥。 他在茶馆门口多放了两张桌子，备了免费的凉茶，用的是八宝琉璃井的水，泡的是老荫茶。他说等金娃子考上了，咱们好好庆贺一番，这几张桌子就是给来道贺的人准备的。 甄贤婆婆每天下午在老栗子树下纳鞋底的时候，嘴里总是念念有词。仔细听，念的是“云开见月明”。她把那根麻线拉得沙沙响，针脚密密匝匝的。有一回我妈从她旁边走过，听见她在自言自语：“菩萨说了，云开见月明。云都散了，月亮总该出来了吧。” 成绩公布那天，公告栏前挤满了人。家长们也来了，挤在人群里伸长了脖子，有的踮着脚，有的搬了砖头垫在脚下。刘老倔来得最早，蹲在公告栏旁边抽旱烟，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又磕。郑校长亲自把两张大红纸贴在公告栏上，贴完了退后两步，推了推眼镜，端详了一下贴得正不正。 我从人缝里往里瞅，心咚咚跳得像擂鼓。从上往下数——第一名是我。红纸黑字，清清楚楚。我揉了揉眼睛，又看了一遍，是真的。旁边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金娃子，你考了第一”，我回头一看，是虚五。他笑得比我还高兴，说“咱们三班包揽了全年级前三名”。 刘二娃第十五名，他爹刘老倔从地上一跃而起，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狠狠磕了三下。张大勇第二十名，他把眼镜摘下来擦了好几遍，又戴上，又摘下来，又戴上，最后把眼镜腿别在耳朵后面傻笑。虚五第三十名，他把成绩单往兜里一塞，拍着胸脯说“上了线就行，比分数线高出十八分呢”。 全班四十个人，三十六个考上了高中，其中，重点高中十二个，中专、中师四个。 咱们班的语文成绩出来之后，贾老夫子的病彻底好了，他站在公告栏前，把每个人的名字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念得摇头晃脑，像是在课堂上念《出师表》。 念到我的名字时，他推了推眼镜，回头看了我一眼。“金娃子，你语文考了多少？” “作文拿了满分。”我说。旁边的王红梅补充道：“全县就他一个人作文满分。” 贾老夫子点了点头，眼角的皱纹全挤了出来，像一朵被太阳晒开的干菊花。他转身对旁边的人说，声音大得像在教室里讲课：“我说什么来着？咱们班的学生写的文章，不可能差！一班二班的人呢？让他们来看看，满分作文在哪个班！” 这天，雨萍姐姐从龙门镇来了。她坐了一个多钟头的班车，班车在铁马桥上颠了一下，把她手里的网兜颠得晃了好几晃。她拎着两兜东西，一兜是龙门镇的麻糖，用油纸包着，麻糖上撒着芝麻；一兜是给她自己买的几本自考教材，《大学语文》《政治经济学》《会计学原理》，书的封面还是崭新的，散发着一股油墨味。 她穿着那件藕荷色的短袖衬衫，麻花辫上换了一根淡蓝色的新头绳。她笑着说她是专程来道贺的，听说金娃子考了第一名，那可是龙门镇和重阳镇两镇的状元。龙驷爷爷听说了也很高兴，说重阳镇出人才，甄老师带的学生都争气。她还说龙驷爷爷托她给金娃子带了一句话：“好好学习，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但大家很快发现，雨萍姐姐来重阳镇，不是只为了道贺。她和东西哥哥坐在榕树下的石凳上聊了很久，从下午聊到黄昏。夕阳照在青石板街道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茶馆门口的红灯笼上，一晃一晃的。 她聊起粮站的业务，说今年夏粮收购任务比去年多了三成，仓储压力很大。还聊起她正在自考大学文凭，已经在县城报了名，明年春天考第一门。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炫耀，只有一种笃定的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她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做成的事。 东西哥哥听着，时不时点一下头。他说自考不容易，尤其是《大学语文》，要背的古诗文不少。雨萍姐姐笑了笑，说古诗文我倒不怕，毕竟高中时候背过。就是《政治经济学》有点枯燥，看不进去的时候就想，想想甄老师在黑板上画辅助线。两个人相视一笑，那份默契像是从来没有断过。 临走的时候，雨萍姐姐站在榕树下，等班车。雨花姐也在。她系着围裙从灶房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盘刚出锅的糍粑，黄豆面还冒着热气。她把糍粑放在桌上，用围裙擦了擦手，腼腆地招呼雨萍姐姐趁热吃。 雨萍姐姐接过筷子，尝了一口，说这糍粑打得真糯，比我妈做的还糯。雨花姐笑了笑，用围裙角擦着盘子边缘，说糯米是龙门镇的，黄豆是重阳镇的，一半一半。这话听着是在说糍粑，又像是在说别的什么。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班车来了。雨萍姐姐上车前，忽然回过头来，对着站在街口的东西哥哥说了一句：“甄东西，你现在做的就是你该做的事。教书育人，比什么都强。”东西哥哥站在榕树下，手里还攥着那个刻着“龙”字的小木牌，对着远去的班车轻轻点了点头。 就在这个时候，雨花姐放下了手里的空托盘，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平淡得像一杯凉透了的茶，却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事。 “东西，我有话跟你说。” 那天晚上，雨花姐和东西哥哥在茶馆后院的栗子树下坐了许久。月亮从东山顶上升起来的时候，她站起来，拍了拍围裙上的栗子叶，对着那个坐在石凳上沉默的男人说出了她想了很久的话。 她说东西，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没什么文化，人又胖，嘴又笨。可我不傻。她说着，用手指头在石桌上画了一个圈，又画了一条线，像是在画一个她一直想画却总也画不好的圆。 雨花姐说她看得出来，他这些日子心里头装着一个人，不是她。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哭，语气平静得像在菜摊前称了半斤豆芽。她说那天在情人岛上，他对着雨萍姐姐笑了一下，那种笑她从来没有在他脸上看到过——不是感激的笑，不是客气的笑，是一种很轻的、像风吹过水面一样的笑。 她说咱俩耍了这么久，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可好和好不一样。她说她的好是糍粑、是回锅肉、是半夜跑去医院攥着输液管的手，而他的好，是感激，不是心动。她说得坦坦荡荡，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有关又跟自己无关的事。 “我总算是想通了——与其抱着两块金砖抱得手酸，不如找一块自己抱得动的石头。”她把那个她一直藏着没舍得用的搪瓷缸子放在石桌上，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这缸子是她用食堂的积分换的，一直没舍得用，打算等结婚的时候拿出来。现在用不上了，可她还是想送给他。她说这东西你拿回去，放在你那管箫旁边——那管箫是吹给心上人听的。 东西哥哥低着头，过了很久才开口。他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怕惊醒什么东西。“雨花姐，我对不起你。” 雨花姐摇了摇头。月光照在她圆圆的脸上，把她的表情照得清清楚楚——没有怨恨，没有不甘，只有一种卸下了重担之后的平静。“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对我很好——你帮我澄清谣言，你在所有人都不相信我的时候站在我这边。可好人和能过一辈子的人，不是一回事。好人很多，能过一辈子的人只有一个。” 她忽然笑了，笑得坦坦荡荡，笑得像是卸下了一个背了很久的包袱。她伸手在东西哥哥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力道不轻不重，像是在拍一个舍不得又不得不放手的什么东西。“别这么愁眉苦脸的，咱俩又不是不往来了。以后你饿了，照样来食堂找我，我照样多给你舀一勺肉。” 说完，她转身走了，脚步稳稳当当，麻花辫在背后一晃一晃，嘴里哼着一支她自己编的、永远不在调上的不知名的小曲。那曲子听不出是啥，可节奏轻快，像是在给自己打着拍子。她回头看了一眼那棵老栗子树下的身影，然后推开门，消失在了昏黄的灯光里。 东西哥哥一个人坐在石凳上，手里攥着那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子。缸子还是新的，杯底白白亮亮的，从来没有装过水。他把缸子翻过来，看着杯底那一圈没印上釉的粗瓷，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了帆布包里，和那管箫、那本《初级佛学课本》、那个刻着“龙”字的小木牌放在一起。 月亮从栗子树的枝桠间漏下来，在石桌上洒下一片碎银。远处七杀碑和无字碑并肩立在街口，被月光照得亮堂堂的。夜风吹过，老栗子树的叶子沙沙响，像是在替谁说着一句说不出口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