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砖声》 第一章 蒲圻雨夜（1880年） 光绪六年秋，九月二十三，亥时三刻。 雨是子时前下起来的。起初只是瓦檐上几声零落的嗒嗒响，像谁用指尖试探着敲。接着就连成了线，织成了幕，把整个蒲圻镇罩进一片湿漉漉的墨色里。 王义正蹲在堂屋门槛上，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他就着那点微光，看檐水在青石阶上溅起一朵朵转瞬即逝的水花。这房子是他爷爷王大有手里起的，青砖到顶，瓦缝勾得跟尺子量过似的严整。三代人在这屋里生，在这屋里死，砖墙吸饱了王家人的呼吸，浸透了王家祖孙三代的汗味。 可现在，这房子要丢了。 里屋传来窸窣声。十五岁的长子先出来，肩上扛着个鼓囊囊的麻袋，里面是祖传的家伙什——瓦刀、泥抹、吊线锤、水平尺，还有那把嘉庆年间传下来的砖卡子。他个子已经蹿得比父亲还高半头，骨架撑开了粗布衫，只是眉眼间还留着少年的青涩。 “爹，收拾好了。”声音闷闷的，像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 王义正没应声，只把烟锅在鞋底磕了磕。烟灰落在雨水里，“滋”地一声，灭了。 十二岁的次子王文修跟在后面，手里拎着两个包袱——一床破被，几件换洗衣服，还有母亲临终前留下的那个蓝布包袱皮。他眼睛红肿着，不知是熬的，还是哭过。 “哥，咱非走不可？”王文修嗓子哑得厉害。 长子没答话，只是看向父亲。 王义正终于站起身。他个子不高，但肩膀宽厚，那是常年砌墙练出来的身板。雨夜里，他的轮廓像一堵沉默的墙。 “不走等死？”他声音不高，却像砖块落地，沉沉地砸在雨声里。 三天前的事，王家父子谁都不愿再提，可那画面却像烙铁似的烫在脑子里—— 赵家少爷赵文庆，在镇东头豆腐坊门口拦住了刘寡妇。那寡妇刚死了男人半年，带着个五岁的闺女。赵文庆喝了酒，一张麻脸上泛着油光，伸手就去摸人家的脸。 “刘嫂子，一个人怪冷清吧？哥哥疼你……” 王文修那时正从学堂回来。他今年开春刚进了镇上的新式学堂，先生教“礼义廉耻”。眼见这场景，血往头上涌，冲上去就推了一把。 “赵文庆！你还要不要脸！” 赵文庆脚下一滑，后脑勺“咚”地撞在青石台阶上。血当时就涌出来，染红了半张麻脸。 事情就这么闹开了。 赵老财——赵文庆他爹，蒲圻镇首富，家里有三百亩水田，镇上半条街的铺面。他放出话来：要么赔一百块现大洋，要么王家父子三条命。 一百块大洋。 王义正把烟锅杆子攥得死紧。王家三代砌匠，在蒲圻盖过的房子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可砌墙挣的是辛苦钱，一块砖一块砖垒出来的。这些年攒下的家当，满打满算，也不过二十来块大洋。 赔不起。 那就只剩一条路：跑。 “爹，”王文修还在挣扎，“是他先动手的！咱们占理……” “理？”王义正转过身，雨夜里，他的眼睛像两口深井，“赵家少爷调戏寡妇，理在你这边。可赵家少爷脑袋开了瓢，理就在赵家那边。这世道，理是跟着拳头和银元走的。”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赵老财是什么人？前清时候就捐过官，民国了照样吃得开。镇上保安团一半是他养的。咱们拿什么跟人家讲理？就凭这几把瓦刀？” 王文修不说话了，只是拳头攥得咯咯响。 长子走过来，拍了拍弟弟的肩膀：“文修，听爹的。” 雨越下越大。远处赵家大院方向，隐约有灯火晃动，还有人声顺着雨飘过来，听不真切，但那股子躁动像热油似的泼在雨夜里。 不能再等了。 王义正弯腰拎起最重的那个麻袋——里面全是铁器，死沉。他试了试肩，背带勒进肉里，疼得他咧了咧嘴。二十五岁的人了，正是力气最大的时候，可这担子太重了。 “走吧。” 父子三人出了堂屋。长子走在最前，王文修在中间，王义正断后。临出门前，王义正回头看了一眼—— 昏黄的油灯还亮着，照着空荡荡的堂屋。正墙上供着祖宗牌位，香炉里的香已经燃尽了，只剩一截灰白的香梗，歪斜着，像要倒。 王义正忽然松开麻袋，“扑通”一声跪下了。 “列祖列宗，”他声音发颤，“不肖子孙义正，今日……今日要走了。王家在蒲圻三代的基业，毁在我手里。我对不起祖宗。” 他磕了三个头。额头抵在冰冷潮湿的青砖地上，砖缝里的灰浆硌得生疼。那是他十六岁那年，跟父亲一起勾的缝。父亲说：“义正啊，勾缝要匀，要实。缝勾好了，墙才能立百年。” 现在，墙还在，人却要走了。 长子也跪下了。王文修愣愣地站着，被哥哥拉了一把，才跟着跪下。 三个影子在油灯下拉得很长，投在砖墙上，像三根歪斜的柱子。 起身时，王义正眼圈红了。但他很快抹了把脸，雨水混着别的什么，咸的。 “走。” 门吱呀一声关上。长子落了锁，钥匙在手里攥了攥，最后扔进了檐下的水沟里。 “哥？”王文修不解。 “不扔，还指望回来么？”长子的声音平静得可怕。 三人消失在雨幕里。 汉水码头，丑时三刻。 雨小了些，变成了绵绵的雨丝。汉水在夜色里泛着黑沉沉的的光，像一匹摊开的绸缎，被风吹皱了，皱出一圈圈涟漪。 码头边只停着一条船，是货船，船舱用油布苫着，露出底下鼓囊囊的麻袋。船老大姓陈，外号陈独眼——左眼是瞎的，据说是年轻时跟人争码头，被竹篙捅瞎的。 陈老大披着蓑衣，蹲在船头抽烟。见王家父子来了，他抬起那只好眼，上下打量。 “王师傅，这时候走？”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木头。 王义正从怀里摸出三块大洋，递过去：“陈老哥，行个方便。” 陈老大接过，掂了掂，又对着昏暗的船灯看了看成色。最后揣进怀里：“上船吧。丑话说前头，要是有人追来……” “我们自己跳江，绝不连累老哥。”王义正接得很快。 陈老大点点头，不再说话。 船不大，船舱里堆满了货，只勉强腾出一块能坐人的地方。王家父子挤进去，麻袋堆在身边，像三座沉默的小山。 缆绳解开，竹篙一点，船离了岸。 长子坐在船尾，回头望着越来越远的蒲圻码头。码头上还亮着几盏气死风灯，在雨雾里晕开一团团昏黄的光。光里能看见栈桥的轮廓，看见拴船的木桩，看见他十岁那年第一次跟父亲上工砌的挡水墙。 他还记得那天是个晴天。父亲说：“看好了，砌墙先砌角。”他学着父亲的样子，拎起瓦刀，抹灰，摆砖，敲实。瓦刀敲在砖上，“铛铛”的响，清脆，踏实。 那堵墙现在还立在码头上，护着来往的船。 可现在，砌墙的人要走了。 “哥，看什么呢？”王文修凑过来，也顺着他的目光望。 “没什么。”长子转回头，却看见父亲蹲在船舱角落，背对着他们，肩膀在一下下地抽动。 他在哭。 长子愣住了。在他的记忆里，父亲从没哭过。砌墙时被砖砸断过肋骨，父亲咬着布巾，额头上汗珠子滚豆子似的往下掉，硬是没吭一声。母亲去世那年，父亲在坟前站了一天，最后也只是红了眼圈。 可现在，这个二十五岁的汉子，蜷在昏暗的船舱里，肩膀抖得像风中的树叶。 长子走过去，蹲下。 “爹。” 王义正抬起头。船舱里唯一的光来自船头那盏气死风灯，光线从油布缝隙漏进来，照在他脸上——还很年轻，可皱纹已经爬上了眼角。雨水混着泪水，在那些初生的沟壑里蜿蜒。 “老大啊，”他声音哑得厉害，像破风箱，“爹对不起你们。” “爹……” “咱们王家，在蒲圻砌了三代墙。”王义正抹了把脸，可眼泪止不住，“赵家祠——就赵老财家那个、刘家铺，镇上学堂的山墙，码头的挡水墙，还有咱们自家这房子。” 他顿了顿，喉结上下滚动：“现在，全没了。祖宗留下的基业，毁在我手里。我还得带着你们……逃亡。” 那个词从他嘴里吐出来，像带着血丝。 “爹，不怪你。”长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干巴巴地挤出这么一句。 王义正摇摇头，忽然抓住长子的手。那双手已经粗粝了，掌心有薄茧，是这几年跟着父亲学手艺磨出来的。 “老大，你记住。”他盯着儿子的眼睛，眼神在昏暗中亮得吓人，“到了襄阳，咱们从头来。手艺不能丢，墙还得砌。只要手上有瓦刀，到哪儿都饿不死。瓦刀在，手艺在，王家就在。” 他说得很慢，一字一顿，像要把这些话刻进儿子骨头里。 长子重重地点头：“我记住了，爹。” 船行到江心。雨彻底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月光漏下来，洒在江面上，碎银似的晃眼。 王文修一直没说话，这时忽然开口：“爹，咱们在蒲圻犯的这事……襄阳那边会知道吗？” 问题问出来，船舱里静了一瞬。 王义正沉默了很久。久到王文修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才慢慢说： “也许会，也许不会。”声音平静了些，“但记住，到了新地方，只说手艺，不说过去。有人问起，就说老家遭了灾，逃荒出来的。咱们就是三个砌匠，别的，什么都别提。” “那赵家……”王文修不甘心。 “赵家的事，烂在肚子里。”王义正语气严厉起来，“从今往后，蒲圻没有赵家，咱们也没有仇。听懂没有？” 王文修咬了咬嘴唇，最后闷闷地应了声：“懂了。” 长子却听出了父亲话里的另一层意思——不是不恨，是不能恨。恨是火，烧起来先毁的是自己。 船继续往前。夜还深，离天亮还有两个时辰。 长子靠坐在麻袋上，闭着眼，却睡不着。他悄悄伸手，摸到身边那个最沉的麻袋。解开绳结，手伸进去，触到了冰冷的铁。 是那把祖传的瓦刀。 他把它抽出来。月光从船舱缝隙照进来，落在刀身上——刀身已经磨得极薄，刃口泛着幽蓝的光，像一弯冷月。靠近刀柄的地方，刻着两行小字： “嘉庆二十四年制 王大有” 那是他太爷爷的名字。这把瓦刀，太爷爷用过，爷爷用过，父亲用过，现在，传到了他手里。 长子握紧刀柄。沉甸甸的，冰凉，却有种奇异的踏实感。 是啊，他想，只要瓦刀还在，手艺还在，王家就还在。 墙可以倒，房可以塌，人可以被逼得背井离乡。 但手艺是刻在血脉里的东西，像砖缝里的灰浆，干了，硬了，就和砖长成了一体，掰不开，扯不断。 窗外，汉水汤汤东去。 更远处，下游的方向，襄阳城的轮廓在夜色里隐隐绰绰，像一头蛰伏的巨兽，沉默地等待着什么。 长子不知道那是什么。他只知道，天亮的时候，船会靠岸。他们会上岸，踩在陌生的土地上，用陌生的方言问路，在陌生的屋檐下砌下第一块砖。 而这一切，都从今夜开始。 从这场雨开始。 从这三把瓦刀开始。 他握紧了手里的刀，刀柄上的纹路硌着掌心，硌出一片温热的疼。 那是活着的疼。 也是希望的疼。 舱外，陈老大忽然喊了一声：“过三峡口了——都坐稳！” 船身猛地一晃。 长子下意识抱紧了麻袋。瓦刀贴在心口，冰凉，却让他莫名地安心。 他忽然想起爷爷临终前的话。那时他还小，只记得爷爷枯瘦的手抓着他的手，把瓦刀按在他掌心： “孙儿啊，记住，砌墙的人，心里要有一根看不见的线。世道再歪，手里的砖不能歪；风雨再大，脚下的地基不能塌。” 那时他不懂。 现在，好像懂了一点。 船破开水浪，继续向前。 东方，天边泛起一丝极淡的鱼肚白。 天快亮了。 （第一章 完） 【下章预告】 第二章 襄阳码头（1880年） 三天后，王家父子抵达襄阳张湾码头。陌生的土地，陌生的口音，王家如何在襄阳扎下第一根根？而蒲圻的阴影，真的能就此摆脱吗？ 第二章 襄阳码头（1880年） 天光从江面的雾气里透出来时，船靠了襄阳码头。 码头比蒲圻的大得多。青石板铺的岸，木桩子密密匝匝扎在水里，挂着些干枯的水草。天还早，码头上已经热闹起来——卸货的脚夫喊着号子，等船的客商拢着手哈气，卖早食的摊子冒着白汽，空气里混着汉水的腥气、桐油的味道，还有刚出锅的胡辣汤的香。 船还没靠稳，岸上就有人喊：“栓船！前头那船，靠边！让货船先下！” 陈老大应了一声，竹篙一点，船贴上了码头。他跳上岸，拴了缆绳，回头对舱里说：“王师傅，到了。” 王义正从船舱里钻出来，踩在襄阳的土地上。脚下是实的，可心是悬的。他环顾四周——陌生的脸，陌生的口音，陌生的规矩。这里没人知道王家，没人知道蒲圻的事，这是好事，可也让人发慌。 “爹，咱去哪儿？”长子也出来了，扛着最重的麻袋。 “先找个地方落脚。”王义正说，“问问路。” 他们在码头边的小摊上喝了碗胡辣汤。汤辣，胡椒放得重，喝下去浑身冒汗。王义正边喝边跟摊主搭话：“老哥，打听个道。这附近，有没有便宜能落脚的地儿？” 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一边搅着锅一边打量他们：“外乡来的？逃荒的？” “是，河南那边遭了灾。”王义正按着路上想好的说。 “逃荒啊……”摊主摇摇头，“那得往乡下走。城里贵，住不起。顺这路往西，走五里地，有个店子上，那儿有亲戚投奔么？” “没。” “那也去看看吧。店子上地方大，荒地多，搭个窝棚先住下。那边也有活计，码头上缺扛包的，地里缺短工。” “谢谢老哥。” 喝完汤，付了三文钱。王义正带着两个儿子，顺着摊主指的路往西走。 路是土路，刚下过雨，泥泞得很。王文修走一步滑一下，长子扶着他。走了约莫半个时辰，看见一片散落的房子。不像镇子，倒像几个村子凑在一起。有青砖瓦房，有土坯草屋，中间被一条东西向的长沟隔着，沟上搭着座三块青石板拼的桥。 “这就是店子上？”王文修问。 “像。”王义正站在桥头看了看。 长沟把村子切成两半。东边房子齐整些，青砖的多；西边潦草些，土坯的多。沟水浑浊，漂着菜叶、草梗。几个妇人在沟边洗衣，棒槌敲得“砰砰”响。 “爹，咱住哪边？”长子问。 王义正想了想：“西边。那边看着人杂，好落脚。” 他们过了桥，在西边转了一圈。最西头有片荒地，长满了野蒿，挨着汉水滩涂。地方贱，雨季常被淹，没人要。 “就这儿吧。”王义正说，“先搭个窝棚。” 窝棚搭得简单。砍几根树枝，支个三角架，盖上茅草，三面用泥糊上，留一面当门。里面铺层干草，就是床。忙活到晌午，总算有个能躺的地方了。 “爹，我去找点吃的。”长子说。 “别走远。” 长子去了。王文修蹲在窝棚门口，看着陌生的村子，陌生的沟，陌生的汉水。他想起了蒲圻，想起了学堂，想起了母亲坟头那棵柏树。鼻子一酸，赶紧低下头。 “文修，”王义正坐到他身边，“想家了？” “嗯。” “家回不去了。”王义正声音很平，“从今往后，这儿就是家。咱们爷仨，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可这儿……啥都没有。” “有手。”王义正伸出自己的手，掌心的老茧在阳光下泛着黄，“有手艺。有这两样，就饿不死。” 长子回来了，手里提着一小袋糙米，还有几个红薯。“用最后三文钱买的。明天得找活干了。” “嗯。”王义正接过米，“明天我去码头看看，有没有砌墙的活。老大，你带文修在附近转转，认认路，看看有没有零活。” 夜里，窝棚里点不起灯。月光从茅草缝漏进来，在地上画出几块晃动的光斑。父子三人挤在干草上，听着外头的虫鸣，听着远处长沟的水声，听着汉水隐隐的流淌声。 这是他们在襄阳的第一夜。 在陌生的土地上，在四面漏风的窝棚里，在身无分文的窘迫中。 可王义正心里，反倒踏实了些。 因为最难的一步——逃出来，活下来——做到了。剩下的，就是怎么活下去，怎么扎根。 他有手艺，有力气，有两个儿子。 够了。 第二天，王义正去了码头。 码头上活多。卸货的，扛包的，修船的，补网的。他转了一圈，看见有处货栈的墙裂了道缝，掌柜的正发愁。 “掌柜的，这墙我能修。”王义正上前说。 掌柜的打量他：“你？会砌墙？” “会。三代砌匠。” “哪的人？” “河南的，逃荒过来的。” “工钱怎么算？” “一天二十文，管顿饭。” 掌柜的想了想：“行，试试。但要修不好，工钱没有。” “成。” 王义正回窝棚取了工具。瓦刀、泥抹、吊线锤，一件件拿出来。工具是旧的，可擦得亮。掌柜的一看，信了几分。 那墙裂得不深，是地基有点沉。王义正先挖开墙根，垫了层碎石，重新夯实地基。然后和灰，砌砖，勾缝。动作不快，但稳。每块砖摆下去，都像长在那里似的。 半天工夫，墙修好了。裂痕没了，墙身笔直。 掌柜的围着转了两圈，用手摸了摸砖缝，点点头：“手艺不错。给你加五文，二十五文。明天还来不？仓库有面墙也要修。” “来。” 当天晚上，王义正带回二十五文钱，还有掌柜的给的两个馍。父子三人就着凉水吃了，算是到襄阳后第一顿正经饭。 “爹，明天我也去找活。”长子说。 “你去沟东边看看。”王义正说，“那边房子好，可能有修修补补的活。文修还小，在家看窝棚，顺便捡点柴火。” “嗯。”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 王义正在码头接活，修墙，补屋，砌灶。他手艺好，不偷懒，价钱公道，慢慢有了名声。码头上都知道，新来个河南匠人，姓王，手艺扎实。 长子去了沟东边。那边住的都是坐地户，姓张的姓肖的多。他年纪小，只能接些零碎活——帮张家修个鸡窝，帮肖家砌个猪圈。工钱少，可主家管饭，有时还给点剩菜剩饭带回来。 王文修在家看窝棚，捡柴火，还在窝棚边开了片小菜地，种了点萝卜白菜。菜长出来那天，他高兴得直蹦。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 窝棚还是窝棚，可里头多了张破桌子，两条长凳。是王义正用修房子剩下的边角料打的。墙上挂了把蓑衣，是码头掌柜送的。地上铺的干草换成了稻草，软和些。 最重要的是，攒下了点钱——八十文铜钱，用布包着，藏在墙角的砖缝里。那是王家的希望，是将来盖房子的本钱。 有天傍晚，王义正从码头回来，脸色不太好。 “爹，咋了？”长子问。 “码头上有人打听。”王义正压低声音，“问有没有从蒲圻来的匠人。” 父子三人都沉默了。 “是赵家……”王文修声音发颤。 “不知道。”王义正摇头，“但得小心。从明天起，说话注意口音，学着说本地话。有人问起，就说是河南驻马店那边的，口音杂。” “嗯。” 夜里，王义正睡不着。他躺在干草上，听着外头的风声，心里那根弦又绷紧了。 逃了三百多里，以为安全了。可赵家的影子，像鬼一样，跟来了。 不，可能不是赵家。就是巧合。 可万一是呢？ 他翻了个身，手碰到枕边的瓦刀。冰凉的铁，让他稍微镇定些。 怕没用。该来的总会来。 能做的，就是把手艺练得更精，把根扎得更深。深到风雨来了，也吹不倒。 又过了半个月，入冬了。 汉水边风大，窝棚四面漏风。夜里冷得睡不着，父子三人挤在一起，靠体温取暖。 “爹，咱啥时候能盖间房子？”王文修冻得牙齿打颤。 “开春。”王义正说，“开春就盖。盖三间，青砖的，瓦顶的，亮堂的。” “真的？” “真的。” 这不是哄孩子的话。王义正心里算过账。这一个月，他挣了二百文，长子挣了八十文。除去吃喝，能攒下一百五十文。到开春，能攒下七八百文。买不起青砖，但能买土坯，能买茅草。先盖土坯房，等有钱了，再翻成青砖房。 一步一步来。 就像砌墙，得一块砖一块砖地垒。 急不得。 腊月二十三，小年。 王义正买了半斤肉，一把粉条，几个萝卜。长子去沟里摸了条鱼，王文修从菜地里拔了棵白菜。爷仨在窝棚外头支了个简易灶，炖了一锅。 肉香飘出去老远。八队几个孩子闻着味过来，站在不远处看，咽口水。 “来，一起吃。”王义正招呼。 孩子们不敢过来。有个胆子大的，七八岁，黑瘦黑瘦的，慢慢挪过来。王义正夹了块肉给他。孩子接过去，塞进嘴里，嚼都不嚼就咽了。 “慢点吃，还有。”王义正又给他夹了块。 其他孩子也围过来了。王义正一人给了一块肉，一把粉条。孩子们吃得满嘴是油，眼睛亮晶晶的。 “王叔，你是好人。”那个黑瘦的孩子说。 “你叫啥？” “狗蛋。十一队的，姓陈。” “狗蛋，以后常来玩。” “哎！” 孩子们走了。窝棚前安静下来。夕阳把长沟的水染成金色，把远处的汉水染成红色。 王义正看着这片陌生的土地，这片刚刚开始熟悉的村子，这些刚刚认识的邻居。 他想，也许真能在这儿扎下根。 也许真能把王家，在这儿传下去。 只要赵家不找来。 只要这世道，让他们安安生生地活。 “爹，看啥呢？”长子问。 “看咱们的家。”王义正说，“虽然现在是窝棚，可将来，会是青砖瓦房。你们俩，会在那儿成家，生孩子。王家的孙子，曾孙，会在这儿出生，长大。这儿，就是咱们王家的新根。” 他说得很慢，很郑重。像是预言，也像是誓言。 两个儿子听着，没说话。可眼睛里，都有了光。 那是希望的光。 是在废墟上，重新燃起的，微弱的，但顽强的光。 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有人在祭灶了。 新的一年，要来了。 新的生活，也要开始了。 （第二章 完） --- 【下章预告】 第三章 第一堵墙（1881年春） 开春后，王家开始盖房。可第一堵墙刚砌到一半，就有人来找麻烦了。来的是谁？是赵家的人，还是本地的地头蛇？王家如何在陌生的土地上，砌下真正属于自己的第一块砖？ 第三章 第一堵墙（1881年春） 开春后的第一场雨，下得细细密密的，把店子上的土路泡成了烂泥塘。 王义正蹲在窝棚门口，看着那片选好的宅基地。地是他用攒下的三百文钱买的——就在长沟西头，离汉水滩涂五十步，地势低，雨季怕淹，所以便宜。一亩地，只要了别人一半的价钱。 “爹，这地……能盖房么？”长子看着地上还没化完的残雪。 “能。”王义正站起来，踩了踩脚下的土，“地基打深点，墙基垫高点，淹不着。” “可砖……” “先不买砖。”王义正说，“咱们自己打土坯。沟边有黄土，有麦秸，有水。咱们爷仨，一个月能打两千块。够盖三间房了。” “那瓦呢？” “先用茅草。等有钱了，再换瓦。” 王文修在旁边听着，小声说：“爹，那咱们的房子，不就跟八队那些土坯房一样了？” “现在一样，将来不一样。”王义正看着儿子，“咱们是砌匠，会盖房子。等土坯房盖起来，咱们再一块砖一块砖地换，换成青砖的，换成瓦顶的。就像砌墙，得从地基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垒。” 他说着，从窝棚里拿出那把祖传瓦刀。刀身在晨光里泛着幽蓝的光。 “今天，咱们砌王家的第一堵墙。不是给人砌的，是给自己砌的。这堵墙，要立一百年，两百年，要咱们王家的子孙后代，都能看见。” 打土坯是力气活。 先在沟边挖黄土，晒干，碾碎，过筛。然后和泥，掺麦秸，加水，用脚踩。踩匀了，摔进木模子里，抹平，脱模，晾晒。 王义正带着两个儿子，天不亮就干，天黑透了才歇。手上磨出了血泡，破了，结痂，又磨破。脚在泥水里泡得发白，裂了口子。 八队那些孩子来看热闹。狗蛋问：“王叔，你们要盖房子啦？” “嗯，盖房子。” “盖了房子，还走么？” “不走了，就在这儿扎根了。” 狗蛋眼睛亮了：“那我能来玩么？” “能，随时来。” 孩子们帮着捡麦秸，递水，虽然帮不上大忙，可那股热乎劲，让王家爷仨心里暖和。 半个月，打了两千块土坯。整整齐齐码在宅基地边，像一堵矮矮的城墙。 开工那天，是二月二，龙抬头。 王义正请狗蛋爹——陈老三，帮着看了个时辰。辰时三刻，宜动土。 没有鞭炮，没有祭品。王义正只是对着蒲圻的方向，默默鞠了三个躬。然后拿起瓦刀，挖下了第一锹土。 “列祖列宗，”他低声说，“不肖子孙义正，今天在襄阳店子上，给王家砌第一堵墙。这墙，是咱们王家的新根。愿祖宗保佑，墙立百年，人丁兴旺。” 长子跟着跪下，磕了头。王文修也磕了。 然后，开始挖地基。 地基挖了三尺深。底下垫碎石，一层层夯实。夯土的声音，“咚，咚，咚”，在清晨的店子上传得很远。 九队、十队有人听见动静，过来看。看见三个外乡人，在荒地上挖地基，盖土坯房。眼神里有关切，有好奇，也有不屑。 “外乡人，也学人盖房子？”有人小声说。 “盖也是土坯房，能住几年？” “听说是在码头砌墙的那个王师傅。手艺倒不错。” 王义正听见了，不理会。只是埋头挖土，夯地基。 墙基砌到一尺高时，麻烦来了。 来的是个三十来岁的汉子，黑脸，粗眉，穿着件半旧的绸褂子，身后跟着两个跟班。是十队肖家的人，叫肖老五，是肖族长的堂侄，在店子上管着些杂事。 “停停停！”肖老五一脚踩在刚砌好的墙基上，“谁让你们在这儿盖房子的？” 王义正放下瓦刀，直起身：“这位爷，这地是我买的，有地契。” “地契？谁卖你的？” “八队的陈老四。” “陈老四？”肖老五冷笑，“他知道这地是谁的么？这长沟西头的地，都是我们肖家的祖产。陈老四那地，是二十年前从我们肖家租的，只有耕种权，没有买卖权。他卖给你？他有什么资格卖？” 王义正心里一沉。他买地时，只看了陈老四拿出来的地契，上面盖着县衙的红印，以为没问题。可现在看来…… “这位爷，地契上白纸黑字写着……” “写着什么？”肖老五打断他，“写着这地归你？我告诉你，外乡人，想在店子上落脚，得懂规矩。这地，你想盖房，行。每年交一两银子的地租，房子盖好了，地还是我们肖家的。要不交，这墙，我今天就给你推了！” 他说着，朝身后两个跟班一挥手。两人上前就要推墙。 “慢着！”长子一步跨到墙前，挡住了，“这墙是我们一砖一瓦砌起来的，谁敢动？” “哟呵，小子挺横啊。”肖老五眯着眼，“在店子上，还没人敢跟我肖老五这么说话。推！” 跟班动手了。长子要拦，被王义正一把拉住。 “爹！” “让他们推。”王义正说，声音很平。 “可……” “墙倒了，能再砌。人倒了，就起不来了。” 跟班几下就把刚砌好的墙基推倒了。土坯散了一地，混进泥水里。半个月的心血，就这么毁了。 肖老五得意地笑了：“外乡人，记着，在店子上，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想盖房，拿银子来。一两一年，少一个子儿都不行。” 说完，带着人扬长而去。 王文修“哇”地哭了。长子咬着牙，拳头攥得死紧。王义正站着，看着那片废墟，看了很久。 “哭什么。”他开口，“墙倒了，再砌。地租，交。” “爹！”长子急了，“一年一两银子，咱们哪交得起？” “交不起也得交。”王义正弯腰，捡起一块还没摔碎的土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咱们是外乡人，想在这儿扎根，就得忍。忍到咱们扎下根了，站稳了，就不用忍了。” 他拍了拍土坯上的泥：“老大，文修，收拾收拾，重新砌。今天砌不完，明天接着砌。一天砌不完，一个月砌。一个月砌不完，一年砌。总有一天，这墙能立起来。” 长子不说话了。他蹲下身，开始捡土坯。王文修也抹了把眼泪，跟着捡。 八队那些孩子又来了。狗蛋看见一地狼藉，问：“王叔，墙怎么倒了？” “风刮的。”王义正说。 “风哪有这么大？” “有时候，风比这还大。”王义正摸摸他的头，“去玩吧，叔这儿没事。” 孩子们走了。爷仨继续收拾。把还能用的土坯捡出来，摔碎的重新和泥打坯。一直干到天黑。 夜里，窝棚里点不起灯。月光从茅草缝漏进来，照着三个沉默的人。 “爹，”长子终于开口，“咱们……非得在这儿么？不能换个地方？” “换哪儿？”王义正问，“换个地方，就没有肖老五了？就没有地头蛇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哪儿，外乡人都得受欺负。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你成了坐地户。”王义正说，“除非你有了房子，有了地，有了手艺，有了名声。除非你让人不敢欺负你。” “可咱们现在……” “现在就得忍。”王义正打断他，“老大，你记住，砌墙的人，最要紧的是地基。地基不实，墙砌多高都得倒。咱们王家在店子上的地基，就是忍。忍到咱们把根扎深了，扎实了，就不用忍了。” 长子不说话了。他想起爷爷说过的话：砌墙如做人，急不得。 是啊，急不得。 第二天，王义正去了十队肖家。 肖族长五十来岁，留着山羊胡，穿着绸缎长衫，正坐在堂屋里喝茶。见王义正来，眼皮都没抬。 “肖族长，”王义正躬身，“我是长沟西头盖房子的王义正。昨天肖五爷说，那地是肖家的，要交地租。我今天来，是交租的。” 肖族长这才抬眼看他：“哦，你就是那个河南匠人。听说手艺不错？” “混口饭吃。” “地租，一年一两。你交得起？” “交得起。”王义正从怀里摸出一两碎银子，放在桌上，“这是一年的。地契……能不能重写一份，写明是租的？” 肖族长看了看银子，又看了看王义正，忽然笑了：“你倒是个明白人。地契不用重写，有这张租契就行。” 他让下人拿来纸笔，写了张租契：长沟西头荒地一亩，租与河南匠人王义正，年租银一两，租期十年。下面盖了肖家的私章。 王义正接过，小心收好。 “王师傅，”肖族长说，“既然你懂规矩，我也就不为难你。房子你照盖，有什么难处，可以来找我。咱们店子上，缺的就是你这样的手艺人。” “谢谢族长。” 从肖家出来，王义正长长吐了口气。这一两银子，是他攒了三个月才攒下的。交了，就身无分文了。 可值得。 有了这张租契，房子就能盖了。有了房子，就有根了。有了根，就能慢慢扎下去了。 墙，重新砌起来了。 这次，没人来捣乱了。八队那些穷苦人家，看王家不容易，有时会来帮忙递块土坯，和把泥。狗蛋天天来，跟着王文修捡麦秸，踩泥巴。 一个月后，三间土坯房立起来了。 虽然简陋——土墙，茅草顶，纸糊的窗。可那是王家在襄阳的第一栋房子，是王义正带着两个儿子，一砖一瓦砌起来的。 上梁那天，王义正买了挂小鞭炮，放了。八队能来的都来了，九队、十队也来了几个看热闹的。王义正蒸了一锅杂面馍，熬了一锅白菜汤，请帮忙的人吃了顿饭。 饭桌上，陈老三说：“王师傅，你这房子盖得扎实。往后，咱们就是邻居了。” “是，陈哥，往后多照应。” “好说好说。” 肖老五也来了，没进屋，就在门外看了看，点点头，走了。那意思，是认可了。 夜里，父子三人躺在新房子的土炕上。炕是王义正自己盘的，烧了柴，暖烘烘的。 “爹，咱们有家了。”王文修说。 “嗯，有家了。”王义正摸着土坯墙，墙还潮着，有泥土的腥气，“这墙，是咱们王家的根。从今往后，咱们就在这儿，一代一代，传下去。” 窗外，月光很好。照在长沟的水面上，波光粼粼。照在汉水上，茫茫一片。 远处传来狗叫声，近处有蛙鸣。 这是店子上的声音，是襄阳的声音，是王家的新家乡的声音。 王义正听着，心里那根绷了几个月的弦，终于松了些。 逃出来了，活下来了，有房子了。 下一步，就是扎根，开枝，散叶。 让王家，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真正地，活下去。 （第三章 完） --- 【下章预告】 第四章 开枝（1881-1890） 房子盖起来了，王家的日子渐渐步入正轨。王义正的手艺在店子上传开了，接的活越来越多。而两个儿子也长大了——长子专心学艺，王文修到了该成家的年纪。王家，要开枝散叶了。 第四章 开枝（1881-1890） 房子盖起来后的第一个春天，王家的日子像汉水解冻后的水，缓缓地、扎扎实实地往前流了。 王义正在码头那边的活，越来越稳。掌柜的姓周，是襄阳本地人，在码头上有两个货栈，一个桐油铺。他看重王义正的手艺，也看重他那股子不声不响、但活儿干得瓷实的劲头。码头上的墙、仓、灶、棚，有点修修补补的，都找王义正。 “王师傅，你这手艺，是家传的？”有天周掌柜问。 “是，三代了。”王义正正蹲在地上勾缝，头也不抬。 “可惜了。”周掌柜摇头，“要是生在城里，有门面，有招牌，早就发达了。” “乡下有乡下的好。”王义正说，“踏实。” “也是。”周掌柜点头，“对了，城里我有个朋友，开了个茶馆，二楼栏杆松了，想找人修修。工钱给得高，一天五十文，管两顿饭。你去不去？” “去。” 这是王义正第一次进城里的活。茶馆在襄阳西街，两层小楼，木结构，飞檐翘角。二楼临街的栏杆，风吹雨打，榫头松了，有几根栏杆晃得厉害。 掌柜的姓刘，胖，说话和气：“王师傅，这栏杆，能修结实不？” “能。”王义正看了看，“得换两根木料，其他的重新加固。” “几天能好？” “三天。” “行，就三天。” 王义正带着长子一起去的。长子今年十六了，个子又蹿了一截，肩膀宽了，手臂的筋肉鼓起来了。他话少，可眼睛毒，看父亲怎么量尺寸，怎么下料，怎么加固，默默记在心里。 第三天下午，栏杆修好了。刘掌柜推了推，纹丝不动。高兴，当场结了工钱，一百五十文，还多给了二十文的赏钱。 “王师傅，往后我这儿有活，还找你。” “谢谢刘掌柜。” 从茶馆出来，天还早。王义正带着长子，在西街转了一圈。街两边是铺子——布店、米店、铁匠铺、药铺，还有家新开的洋货铺，玻璃柜子里摆着洋火、洋油、洋胰子。街上人来人往，有穿长衫的先生，有挑担的小贩，有骑马的兵爷。 长子看得眼花缭乱。 “爹，城里……真热闹。” “嗯，热闹。”王义正说，“可热闹是别人的。咱们的手艺，在乡下，在码头，踏实。” “我知道。” 他们买了半斤盐，一包针线，给王文修带了本旧书——《三字经》，是路过旧书摊时看见的，只要五文钱。书很旧了，边角都磨毛了，可字迹还清楚。 “文修喜欢书。”王义正说，“让他多认几个字，没坏处。” 王文修真喜欢那本书。 他今年十三了，个子长得慢，瘦瘦的，可眼睛亮，脑子灵。窝棚里那会儿，他就爱在地上用树枝写字。现在有了房子，有了桌子，他每天下工回来，就着油灯，一个字一个字地认。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他念得磕磕巴巴，可认真。 长子有时会坐在旁边看。他不识字，可觉得弟弟念书的样子，好看。像盏灯，在黑夜里亮着。 “哥，我教你认字吧。”王文修说。 “我学那干啥？我又不读书。” “认了字，能看账，能看契约，不吃亏。” 长子想了想，点头：“行，你教我。” 于是每天晚上，王家那间土坯房里，就多了一景——王文修教哥哥认字。先从“人、口、手”教起，一天教三个。长子学得慢，可踏实。一个字，写十遍，二十遍，直到记住了。 王义正有时在一边看着，不说话，只是抽着烟。烟雾在油灯下缓缓升腾，像他心里那些说不出的滋味。 他想起了蒲圻。想起了王家在蒲圻，也算体面人家。祖父读过几年私塾，父亲认得几个字。可到了他这儿，只学了手艺，没读书。不是不想读，是读不起。要吃饭，要学手艺，要撑起这个家。 现在，儿子在教孙子认字。 这算不算，王家又走回正路了？ 他不知道。可心里，是高兴的。 光绪八年（1882年），王家迎来了第一件大事——长子正式出师。 出师礼很简单。王义正把那把祖传的瓦刀，郑重地交给长子。 “这把刀，是你太爷爷传下来的。嘉庆二十四年的钢口，到现在还利着。今天，我传给你。从今往后，你就是王家的第四代砌匠。手艺在，王家在。记着没？” “记着了，爹。”长子接过刀，沉甸甸的。 “还有，”王义正看着他，“‘蝎子倒扒墙’的诀窍，我都教你了。可这手艺，是王家的根本，不能轻易露。不到万不得已，不用。用了，也要留一手。明白？” “明白。” 从那天起，长子开始独立接活。先在店子上，给八队陈老三家砌猪圈，给狗蛋家修灶台。工钱不多，可主家都满意——这孩子手艺不比他爹差，还实诚，不偷懒。 慢慢地，活多了。九队张家要修个磨坊，十队肖家要砌个门楼，都来找他。王义正有时会去看看，不说话，只是看。看儿子砌墙，看儿子勾缝，看儿子站在脚手架上，用吊线锤量墙的垂直。 看得多了，他心里踏实了。 这小子，是块料。王家的手艺，断不了了。 光绪十年（1884年），王文修十六岁了。 在乡下，这是该说亲的年纪。王义正托陈老三的媳妇——陈婶子，帮忙留意。陈婶子热心，没几天就回话了： “八队老李家的闺女，叫秀英，十五了。人模样周正，手脚勤快，就是家里穷，爹瘫了，娘眼睛不好。彩礼要得少，只要五两银子，两匹布。” “人咋样？”王义正问。 “老实，能干活。就是没念过书，不识字。” “不识字没事，人好就行。” 相亲那天，秀英来了。瘦瘦小小的，穿着补丁褂子，低着头，不敢看人。说话声音细细的，问一句答一句。可眼睛清亮，手脚麻利——帮着陈婶子做饭，切菜、和面、烧火，利索得很。 王义正看了，心里点头。是过日子的。 王文修也看了，脸红到脖子根，只说了一句：“听爹的。” 亲事就这么定了。彩礼给了五两银子——是王义正攒了两年的钱。又加了两匹布，是周掌柜送的，说是贺礼。 婚期定在腊月十八。王家没什么亲戚，可八队能来的都来了，九队、十队也来了些人。周掌柜从城里捎来两坛酒，刘掌柜送来一副对联。热热闹闹地办了一场。 新媳妇过门，家里多了个人，多了份生气。秀英勤快，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做饭、洗衣、缝补，样样拿得起。对王文修也好，说话轻声细语，做事有商有量。 王义正看着，心里那块石头，又落下了一块。 王家，要开枝散叶了。 光绪十一年（1885年）春，王家第一个孙子出生了。 是个男孩，哭声响亮。接生婆抱出来时，王义正手都在抖。他接过孩子，看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看了很久。 “爹，取名吧。”王文修说。 王义正想了想：“叫世富。世道富贵，咱们王家，从这一代起，要富贵起来。” “世富……”王文修念着，“好，就叫世富。” 洗三那天，来了不少人。八队陈家、李家，九队张家，十队肖家，都送了礼——鸡蛋、红糖、花布。周掌柜托人捎来一对银镯子，刘掌柜送来一匹细布。 王义正摆了五桌，菜是秀英和陈婶子做的，有鱼有肉。乡下人不讲究排场，可讲究实在。菜管够，酒管够。 饭桌上，肖族长来了。他端着酒杯，对王义正说：“王师傅，恭喜。王家在店子上，开枝散叶了。往后，就是咱们店子上的人了。” “谢谢族长。”王义正敬酒。 “你那大儿子，手艺学得咋样了？” “还行，能独当一面了。” “那就好。”肖族长点头，“咱们店子上，缺的就是好匠人。往后有什么难处，说话。” “哎。” 这话，是认可。是肖家这个坐地户，对王家这个外乡人，真正的接纳。 王义正心里热乎乎的。五年了，从逃难到落脚，从窝棚到土坯房，从被人欺负到被人认可。这条路，走得艰难，可总算走出来了。 光绪十二年（1886年），次孙出世，取名世贵。 光绪十四年（1888年），三孙出世，取名世香。 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孙出世，取名世连。 十年间，王文修和秀英生了四个儿子。王家那三间土坯房，挤得满满当当。夜里，孩子们的哭声、笑声、梦话声，混在一起，热闹得像个小集市。 王义正常常坐在院里，听着屋里的动静，抽着烟，脸上是笑。 人丁兴旺。这是乡下人最看重的。 王家，在店子上，真扎下根了。 长子还是一个人。他今年二十六了，在乡下，是老光棍了。不是没人说亲，是他自己不愿意。九队张家、十队肖家，都托人来问过，他都回绝了。 “爹，我不想成家。”他说，“我就想把手艺学好，传下去。成了家，拖家带口的，分心。” 王义正劝过几次，见儿子真没那心思，也就不劝了。王家有王文修传血脉，有四个孙子续香火，够了。长子能把王家的手艺传下去，比什么都强。 只是有时，王义正会看着长子一个人在院里磨瓦刀的背影，心里有些发酸。 这孩子，太实诚了。实诚得让人心疼。 可这就是他的命。王家的手艺，得有这么一个人守着。干干净净地守着，不掺一点杂念。 光绪十七年（1891年），王义正做了一个决定。 他把全家人叫到一起，开了个会。 “咱们王家，在店子上十年了。房子有了，地有了，人有了，手艺也有了。该想想往后的事了。” 他看着四个孙子。世富九岁，世贵七岁，世香五岁，世连三岁。四个孩子，像四棵小树苗，在王家这片新扎根的土地上，茁壮地长着。 “往后，咱们王家分两条路走。”王义正说，“文修这一支，传血脉。老大这一支，传手艺。世富、世贵、世香、世连，你们四个，都要学手艺。可谁能学成，谁能把‘蝎子倒扒墙’传下去，看天分，看缘分。” 他又看向长子：“老大，你把手艺，好好教给他们。可绝活，不到时候，不能露。等他们大了，看谁有天分，再传。” “知道了，爹。” “还有，”王义正顿了顿，“咱们王家的根，在店子上扎下了。可咱们的来处，不能忘。蒲圻的事，烂在肚子里，跟谁都不能说。可咱们自己得记着——咱们是逃难来的，是外乡人。能有今天，不容易。得珍惜，得更努力。” “记住了，爹。”王文修说。 “记住了，爷爷。”四个孙子也跟着说。 王义正点点头，看着这一屋子的人，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从1880年那个雨夜，三个男人仓皇逃亡。到现在，十一年过去了。王家有了房子，有了地，有了儿子，有了孙子，有了手艺，有了名声。 这条路，走得不容易。 可走出来了。 而且，还要继续走下去。 走得更远，更稳。 让王家，在襄阳这片土地上，真正地，枝繁叶茂。 窗外，月光很好。照在长沟的水面上，波光粼粼。照在汉水上，茫茫一片。 远处传来更夫打梆子的声音，笃，笃，笃…… 三更了。 夜深了。 可王家的灯，还亮着。 亮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亮在这条新生的根上。 亮着希望，亮着未来。 （第四章 完） 【下章预告】 第五章 传承（1891-1900） 王家进入稳定发展期。世字辈四个孩子渐渐长大，开始学艺。可“蝎子倒扒墙”这门绝活，该传给谁？而店子上的平静，也被外来的消息打破——甲午战争爆发了。乱世的阴影，再次笼罩…… 第五章 传承（1891-1900） 世字辈四个孩子，像四根手指，长短粗细，脾性心思，全不一样。 老大世富，九岁，性子慢，做事稳。让他递块砖，他得先看看砖的正反，掂掂分量，再稳稳递过来。可就是太稳了，缺了那股子灵醒劲。伯爷教他砌墙，他砌得横平竖直，可砖缝总是勾得太深，雨水容易渗。 “世富，”伯爷蹲在墙边，“你看这缝，勾深了，墙就哭了。” “哭了？”世富不懂。 “雨水渗进去，冬天一冻，砖就酥了。墙就哭了。”伯爷用瓦刀尖轻轻刮掉多余的灰浆，“要匀，要浅，要像给墙抹层油，不让水进，又能透气。” 世富点头，记住了。可下次勾缝，还是深。他不是不用心，是手笨。天生的。 老二世贵，七岁，机灵，可坐不住。让他搬砖，搬三块就喊累。让他和灰，和两下就跑去看蚂蚁打架。伯爷说：“世贵，你这性子，学不了手艺。手艺要静，要耐得住。” 世贵眨眨眼：“伯爷，那我学啥？” “学算账，学说话。将来帮你爹管铺子。” “管铺子好，不累。”世贵高兴了。 老三世香，五岁，最像他爹王文修。瘦，眼睛大，说话细声细气。他喜欢看伯爷砌墙，一看就是半天。不说话，只是看。看伯爷怎么选砖，怎么抹灰，怎么摆砖，怎么敲实。有时伯爷砌错了——故意砌错的，他会小声说：“伯爷，砖歪了。” 伯爷回头看他：“哪儿歪了？” “左边，高了半指。” 伯爷用吊线锤一量，真是。心里暗暗点头。这小子，眼毒。 老四世连，三岁，还穿着开裆裤。他不在学手艺的考量里，太小。可这孩子虎头虎脑，爱笑，见谁都咧着嘴。王义正最喜欢抱他，用胡子扎他的脸，扎得他咯咯笑。 “世连啊，”王义正说，“你是老幺，将来享福。” 世连不懂，只是笑。 光绪二十年（1894年），外头传来消息：中日开战了。 消息是周掌柜从城里带回来的。他在码头货栈里，拿着张皱巴巴的《申报》，念给王义正听：“日本占了朝鲜，打了黄海，现在在打辽东……” 王义正听不懂那些地名，可知道打仗不是好事。他想起小时候听老人说，长毛闹太平天国时，蒲圻死了好多人。房子烧了，田荒了，人逃了。 “周掌柜，这仗……会打到咱们这儿么？” “难说。”周掌柜摇头，“日本是东洋人，船厉害。要是水师败了，长江就守不住。长江守不住，襄阳……” 他没说完，可意思到了。 王义正心里沉甸甸的。王家刚站稳，刚有点起色，又要乱？ 回到家，他把这消息说了。王文修脸色发白：“爹，那咱们……” “别慌。”王义正说，“仗还没打到这儿。咱们该干啥干啥。把手艺练好，把家顾好。真打来了，咱们有手艺，到哪儿都饿不死。” 话是这么说，可心里那根弦，又绷紧了。 店子上也人心惶惶。九队张家派人去县城打听，十队肖家开始囤粮。八队那些穷苦人家，倒不太慌——反正穷，打不打仗，日子都难。 这年秋天，世香七岁了。 王义正决定，让他正式学艺。 “世香，”他把孙子叫到跟前，“从今天起，你跟着伯爷，学砌墙。好好学，用心学。王家的手艺，将来靠你传。” “爷爷，我能学好吗？”世香仰着脸。 “能。你眼毒，心静，是块料。” 伯爷开始教世香。从最基础的教起——认砖。青砖、红砖、土坯砖，窑砖、船砖、城墙砖。什么砖用什么场合，烧得好坏怎么分，敲敲听听声。 世香学得认真。他记性好，伯爷说一遍，他就记住了。还能举一反三——看到一块砖，他说：“这是窑心砖，火候过了，脆，不能承重。” 伯爷点头：“对。” 接着学和灰。石灰、黄土、糯米浆，什么比例，和多久，什么时候用老灰，什么时候用嫩灰。 世香学得快。半个月，就能和出匀溜的好灰了。 王文修看着，心里高兴。他这第三个儿子，是块学手艺的料。王家手艺，后继有人了。 秀英也高兴。可高兴之余，又有点担心——世香身子弱，瘦，怕他吃不了这份苦。 “娘，我不苦。”世香说，“我喜欢砌墙。看砖一块一块垒起来，变成墙，心里踏实。” 秀英摸摸他的头，不说话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仗打完了。中国输了，赔款，割地。 消息传到店子上，像块石头砸进死水潭，激起一圈无声的涟漪。没人说什么，可眼神里都多了点东西——惶恐，茫然，还有说不清的憋屈。 王义正那几天话特别少。他常一个人坐在院里，看着那把祖传瓦刀，一看就是半天。 长子问：“爹，想啥呢？” “想咱们中国。”王义正说，“这么大个国家，让个小日本打了，还输了。输在哪？” 长子答不上来。 “输在手艺上。”王义正自己说，“日本人的船，是机器造的。咱们的船，是木头钉的。日本人的炮，是钢铸的。咱们的炮，是铁铸的。手艺不如人，就得挨打。” 他顿了顿，看着儿子：“所以咱们王家的手艺，不能丢。丢了，就真什么都没了。” “我明白，爹。” 这年腊月，王家出了件事。 世富十三岁了，该说亲了。陈婶子来说媒，是八队李家的闺女，十四，人不错。彩礼要八两银子。 王家现在拿得出八两银子。王义正说：“行，定下吧。” 可世富自己不愿意。 “爷爷，我不想这么早成家。” “咋了？” “我想……我想去县城学点别的。”世富低着头，“我跟世贵说了，他想学算账，管铺子。我想学木工，学打家具。砌墙是手艺，木工也是手艺。多学一门，多条路。” 王义正愣了。他没想到，这个平时闷不吭声的大孙子，心里有这主意。 “你想好了？” “想好了。” “那……去吧。”王义正点头，“去县城，找个木匠铺，当学徒。三年出师，好好学。” “谢谢爷爷。” 世富去了县城。在西门一家木匠铺当学徒，管吃管住，没工钱。他踏实，肯学，师傅喜欢。每月回来一次，带回些木屑刨花的味道，还有城里听来的新鲜事。 王文修有点不舍，可王义正说：“让孩子出去闯闯，好。咱们王家，不能都守着砌墙这一门手艺。得多条腿走路。”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世贵也十三了。 他不学手艺，跟着王文修学认字，学算账。这孩子脑子活，账算得清，话也说得圆。周掌柜来店里，他陪着说话，不怯场，有条有理。 “文修，你这二小子，是块做生意的料。”周掌柜说。 “是，掌柜的过奖了。” “让他跟我去城里铺子学学？见见世面。” 王文修看向王义正。王义正点头：“行，去吧。跟着周掌柜，好好学。” 世贵也去了城里。在周掌柜的桐油铺当学徒，学做生意，学待人接物。每月回来，带回些城里的点心、洋货，还有一肚子生意经。 王家四个孙子，走了两个。家里冷清了些，可王义正心里踏实——孩子们有出息，王家才能兴旺。 世香十岁了。 他的手艺，已经超过了一般学徒。简单的墙，他能独立砌了。砖缝勾得匀，墙砌得直。伯爷开始教他“蝎子倒扒墙”的基础——不倒钩的结构，三角受力的原理。 “世香，”伯爷在地上画图，“你看，这么砌，墙就稳。八级大风，吹不倒。” “为啥？” “因为力这么走，这么分，这么合。”伯爷用手指在图上画线，“就像一个人，双脚分开，站得稳。单脚站着，一推就倒。” 世香看着，想着，忽然说：“伯爷，那要是墙歪了，能用这法子扶正不？” 伯爷眼睛一亮：“你能想到这，不简单。能，这叫‘偷梁换柱’。等你再大点，我教你。” “嗯。” 王义正在一旁听着，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清晰。 世香，是传“蝎子倒扒墙”的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外头又乱了。 说是皇帝要变法，要维新。城里贴了告示，学堂改了章程，要学新学。可没几天，又变了，说是太后把皇帝关起来了，变法的人杀了，逃了。 店子上的人听不懂这些。他们只知道，税又加了，粮价又涨了，日子更难了。 王文修从劝学所回来——他这几年在店子上帮着办了个识字班，教八队那些孩子认字。他说：“爹，这世道，要变了。” “变啥？” “变天。”王文修压低声音，“皇帝不行了，太后老了。外头洋人厉害，里头百姓苦。我看啊，要出大事。” “啥大事？” “不知道。可咱们得早作打算。” 王义正沉默了很久。他想起蒲圻，想起逃亡，想起这些年好不容易攒下的这点家业。 “文修，”他说，“不管外头怎么变，咱们王家的根本，不能变。手艺，不能丢。家，不能散。只要这两样在，天塌不下来。” “我明白，爹。”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闹起来了。 消息传到襄阳，说北边在杀洋人，烧教堂。洋人联军打进了北京，太后和皇帝跑了。 店子上彻底慌了。张家把值钱东西埋了，肖家把年轻姑娘送去了乡下亲戚家。八队那些穷苦人家，倒没太大动静——反正穷，抢也抢不到他们头上。 王家也做了准备。王义正让长子在后院挖了个地窖，能藏粮，能藏人。把值钱东西——那把祖传瓦刀，地契，攒下的几十两银子，用油布包了，埋在地窖最深处。 “爹，至于么？”王文修问。 “至于。”王义正说，“乱世里，什么都可能发生。有备无患。” 好在，乱没乱到襄阳。义和团在北方闹，洋人在北方打。襄阳离得远，只是人心惶惶了一阵，慢慢又平静了。 可王义正知道，这平静，是脆弱的。像汉水上的冰，看着厚，底下是流动的，不知什么时候就裂了。 他得让王家，在这脆弱的平静里，把根扎得更深。 这年秋天，世香十三岁，行了出师礼。 仪式简单。王义正把那把祖传瓦刀拿出来——不是给世香，是给长子。 “老大，”他说，“今天，世香出师。往后，他就是王家的第五代砌匠。你这当伯爷的，把手艺，好好传给他。特别是‘蝎子倒扒墙’，一点不能藏私。” “知道了，爹。”长子接过瓦刀，又递给世香。 世香跪着，双手接过。刀很沉，他得用两只手才捧得住。 “世香，”王义正看着他，“这把刀，传了五代了。从你太爷爷，到我，到你伯爷，现在到你手里。记住，刀是死的，手艺是活的。刀在人在，手艺在人在。王家在店子上，在襄阳，在中国，就靠这门手艺活着。明白么？” “明白，爷爷。”世香声音不大，但很稳。 “好，起来吧。” 世香站起来。他今年十三，个子蹿起来了，虽然还瘦，可骨架有了。握着瓦刀的样子，已经有了匠人的架势。 王义正看着，心里那块最大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手艺，有传人了。 王家，断不了了。 窗外，秋风起了。吹得长沟边的芦苇哗哗响，吹得汉水泛起一层层细浪。 十年了。从1891年到1900年，王家从扎根，到开枝，到传承。 四个孙子，走了两条路——世富学木工，世贵学经商，世香传手艺，世连还小。 这条路，走得稳，走得踏实。 虽然外头乱，虽然世道难，可王家的根，扎下了。扎在店子上的泥土里，扎在汉水的涛声里，扎在这门传了五代的手艺里。 风吹不倒，雨打不散。 王义正走到院里，看着那棵他十年前亲手栽的柿子树。树已经一人高了，枝繁叶茂。今年结了不少柿子，青的，还没红。 等柿子红了，摘下来，给孩子们吃。 甜的。 像这日子，虽然苦，虽然难，可总有点甜头。 总有点希望。 （第五章 完） 【下章预告】 第六章 风云（1901-1910） 新世纪初，王家迎来最安稳的十年。世字辈成家立业，泽字辈相继出生。可外面的世界正在剧烈变革——辛亥革命要来了。王家这门手艺，这个家，将如何面对这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六章 风云（1901-1910） 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柿子树开花的时候，王家老宅的后院挖出了第一坛“女儿红”。 酒是王文修成亲那年埋的，按乡俗，生女儿埋“女儿红”，生儿子埋“状元红”。王家生了四个儿子，本该埋“状元红”，可王义正说：“咱们王家不图状元，就图人丁兴旺。埋‘女儿红’，盼孙女。” 现在，孙女没盼来，可这酒得起了——世富要成亲了。 世富今年十九，在县城木匠铺出了师，能独立打家具了。师傅做媒，说了个城里姑娘，姓周，是周掌柜的远房侄女。姑娘十六，读过几年私塾，会写字，会算账。彩礼要了二十两银子，王家拿得出。 “爷爷，我想在城里安家。”世富说。 王义正沉默了一会儿，点头：“行。城里机会多，你又有手艺，能活。可记住，王家的根在店子上。逢年过节，得回来。” “我知道。” 亲事定在三月十八。王家在店子上摆酒，城里也摆了几桌。周掌柜来了，带着城里的朋友。刘掌柜也来了，还送来一副红木对联。热热闹闹地办了一场。 新娘子过门第二天，给长辈敬茶。王义正接过茶碗，看着这个城里来的孙媳妇，清清秀秀的，说话有礼，心里高兴。 “世富媳妇，往后，你们在城里好好过。缺啥少啥，跟家里说。” “谢谢爷爷。” 世富在城里租了间铺面，前面卖家具，后面住人。他手艺好，打的家具结实耐用，样式也新，生意慢慢做起来了。 可成亲三年，世富媳妇的肚子一直没动静。 起初以为是年轻，不急。可又过了两年，还是没怀上。世富带媳妇去看郎中，郎中说：“身子是寒了些，调理调理就好。” 调理了两年，喝了无数汤药，还是没消息。世富媳妇开始急了，整日以泪洗面。世富安慰她：“不急，咱们还年轻。” 可他知道，这事，急也没用。 世贵也十八了。 他在周掌柜的桐油铺学了三年，出师了。周掌柜喜欢他，想留他当二掌柜。可世贵有主意，想自己单干。 “爷爷，爹，我想在码头开个杂货铺。”他说，“码头人来人往，货物流转快。卖些针头线脑，油盐酱醋，肯定能行。” “本钱呢？”王文修问。 “我攒了十两，周掌柜答应借我二十两。铺面我看好了，就在爹常干活的那个码头边，一年租金五两。” 王义正算了算，点头：“行，去干。可记住，做生意讲究诚信，不欺不瞒，不坑不骗。王家是手艺人出身，名声要紧。” “我记住了，爷爷。” 铺子开起来了，叫“王家杂货”。世贵脑子活，进的货新鲜——洋火、洋油、洋胰子，都是乡下少见的稀罕物。生意不错，每月能赚三四两银子。 世贵二十岁那年，也成亲了。媳妇是周掌柜介绍的，城里裁缝家的女儿，手脚麻利，能说会道。成亲后，就帮着看铺子，做生意。 可和世富一样，成亲三年，也没孩子。 这事成了王家的一块心病。王义正背地里叹气：“难道是咱们王家，注定人丁不旺？” 王文修嘴上不说，心里也急。他在劝学所当差，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理。可这事，急不来。 世香十六岁，手艺已经小有名气。 店子上的人都说，王家这个三小子，比他伯爷不差。他砌的墙，又直又牢，砖缝勾得像画出来的。九队张家修祠堂，指名要他掌墨。 这是大活。祠堂是乾隆年间起的，二百多年了，后墙裂了道缝，眼看要倒。张家请了好几拨匠人来看，都说只能拆了重砌。可张家族长不干——祠堂是祖宗的脸面，拆了，张家就没脸了。 世香去看了，围着祠堂转了三天。第四天，他说：“能修。不用拆。” “咋修？” “用‘偷梁换柱’。”世香说，“在墙里头，加道暗撑，把老墙扶正。外头看，还是老墙；里头，结实了。” “有几成把握？” “九成。” “那就修！” 世香带着伯爷——伯爷现在是他的副手，开始修祠堂。先在墙外搭架子，挖开墙基，露出里面的老砖。然后从内部加固，一根一根地加暗撑。这活精细，得像绣花，急不得。 修了两个月。完工那天，张家族长带着全族人来验收。他让人抬了桶水，泼在墙上。水顺着墙面流下，没有一丝渗进裂缝。 “好！”张家族长拍着世香的肩，“小子，有你爷爷当年的风范！工钱，我给你加三成！” “谢谢族长。” 这活之后，世香在店子上彻底立住了。没人再把他当孩子看，都叫他“王师傅”。 可世香也有心病——他不说话。不是不会说，是不爱说。一天说的话，能数过来。伯爷常说：“世香这孩子，心里有本账，都记着呢，就是不说。” 他不急成亲。有媒人来提，他都摇头。王义正问他：“你想找个啥样的？” 世香想了想，说：“能过日子的。” 这话等于没说。可王义正懂。这个三孙子，太实，不会花言巧语，就想找个实实在在过日子的。 可这样的姑娘，也不好找。 只有世连，还是个半大孩子。 他今年十岁，在王家这代里最小，也最受宠。他不像哥哥们那样有明确的路——世富学木工，世贵学经商，世香学砌墙。他什么都学点，可什么都不精。 他喜欢跟世贵去码头铺子，看那些来来往往的船，看那些南来北往的客。也喜欢跟世香去工地，看一堵墙怎么从无到有。还喜欢缠着王文修，让他讲书里的故事。 “世连啊，”王义正有时会摸着他的头，“你将来想干啥？” “我？”世连眨眨眼，“我想……我想去看看外头。汉口，上海，北京。爷爷，外头是不是很大？” “大，很大。”王义正说，“可再大，根得在。你看那汉水，流到汉口，流到上海，流到大海。可它的源头，在咱们这儿。人也是一样，走得再远，根得在。” 世连似懂非懂。可他知道，爷爷说的对。王家的人，根在店子上。大哥二哥在城里，可逢年过节，都回来。三哥在村里，守着家。他呢，还不知道将来在哪儿，可根，一定在。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世连十二岁，去县城上新式学堂了。 走的那天，全家人都来送。世富从城里回来，给他买了新书包。世贵从铺子里拿了几支洋笔，几本洋纸。世香不说话，塞给他一包点心。秀英抹着眼泪，给他整理衣服。 “世连，”王文修说，“好好读书。王家这一代，就看你了。” “嗯。”世连点头，背起书包，上了去县城的船。 船开了。他回头看着岸上的家人，看着店子上，看着王家老宅。心里有点慌，可也有点期待。 外头，是什么样呢？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世连十五岁，在学堂读了三年书。 他学算术，学地理，学格致，学国文。先生说他聪明，是块读书的料。可这年秋天，家里捎信来，让他回家——世连要成亲了。 亲事是王文修定的。姑娘是八队易家的，叫易秀英，十四岁。易家是种田的，老实本分。秀英读过两年私塾，认得些字，手脚勤快。 “爹，我还想读书。”世连说。 “成了亲，一样能读。”王文修说，“易家姑娘懂事，不拦着你。” 世连不说话了。他知道，这是王家的规矩——先成家，后立业。大哥二哥都成了亲，三哥还没，可也快了。他最小，可也十五了，该成亲了。 亲事办得简单。王家在店子上摆了几桌，请了亲戚邻居。世连穿着新衣服，拜堂，敬酒。新娘子蒙着盖头，看不清脸，可手很细，很软。 夜里，揭开盖头，世连才看清秀英的样子。圆脸，大眼睛，脸红红的，低着头不说话。 “你……你识字么？”世连问。 “识一些。”秀英小声说。 “读过什么书？” “《女儿经》，《百家姓》。” “哦。”世连不知道说什么了。两人对着坐了半晌，世连说：“睡吧。” 成了亲，世连又回学堂读书。每半月回家一次，秀英在家帮着婆婆干活。她手巧，会做衣服，会做饭。王义正和秀英（婆婆）都喜欢她。 可世连心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他说不清。学堂里那些新思想，那些新书，那些外头世界的样子，跟家里这个蒙着红盖头的姑娘，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可日子，就这么过了。 宣统二年（1910年），王家终于迎来了泽字辈的第一个孩子。 是世连和秀英的儿子，在店子上生的。生的时候难产，折腾了一天一夜。秀英哭喊，世连在屋外急得团团转。王义正跪在祖宗牌位前，不停地磕头。 终于，一声啼哭。 接生婆抱着孩子出来：“是个带把儿的！母子平安！” 全家人都松了口气。世连接过孩子，看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手在抖。这是他的儿子，他和秀英的儿子。 “取名了么？”王文修问。 “按族谱，是‘泽’字辈。”王义正说，“就叫……泽福吧。泽被后世，福荫子孙。咱们王家，从这一代起，要福泽绵长。” “泽福……”世连念着，看着怀里的儿子，“好，就叫泽福。” 洗三那天，王家在店子上摆酒。四代同堂，热闹得很。世富、世贵都从城里回来了，世香也从工地上赶回来。一大家子人，围着小泽福，这个看看，那个抱抱。 王义正坐在上首，看着这一屋子的人——儿子，孙子，曾孙。从1880年逃亡时的三个人，到现在二十多口人。 三十年。 从一无所有，到有房有地，有手艺有生意，有人丁有希望。 这条路，走得不容易。 可走出来了。 而且，还要继续走下去。 世富和世贵，虽然还没孩子，可也高兴。他们是伯伯，有了侄子了。世香还是不说话，只是看着小泽福，眼里有光。 世连抱着儿子，看着秀英。秀英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可眼睛亮着。她看着世连，看着儿子，笑了。 这个家，完整了。 酒过三巡，世贵站起来，举杯：“爷爷，爹，伯爷，今天四代同堂，是咱们王家的大喜。我敬大家一杯。愿咱们王家，人丁兴旺，手艺永传！” “干！” 所有人都举杯。 王义正喝了酒，放下杯，看着窗外的夜色。 夜很黑，可王家的灯，亮着。 亮在这片土地上，亮在这条血脉里，亮在这门手艺中。 他知道，外头的世道，不太平。皇帝死了，新皇小，洋人凶，百姓苦。乱世，可能真要来了。 可王家不怕。 有手艺，有力气，有人丁，有根。 只要根在，风雨来了，就吹不倒。 墙倒了，能再砌。 家散了，能再聚。 只要人在，手艺在，王家就在。 他摸了摸怀里那把祖传瓦刀。刀还在，冰凉的，可握在手里，踏实。 就像这日子，虽然难，虽然苦，可握在手里，是实的。 实的，就有希望。 窗外，汉水汤汤东去。 带走了泥沙，带走了岁月，带走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 可带不走王家的根。 带不走这门手艺。 带不走这盏，在黑夜里，依然亮着的灯。 （第六章 修订版 完） --- 【下章预告】 第七章 变天（1911-1915） 辛亥革命爆发，大清完了，民国来了。这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如何改变店子上，改变王家？而王家的第四代——泽字辈的孩子们，将在这个崭新的、也是混乱的时代里，迎来怎样的人生？ 第七章 变天（1911-1915）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武昌枪响的消息传到襄阳，是三天后了。 那几天店子上一直有传言，说南边打仗了，革命党反了，要推翻朝廷。谁也没当真——这些年谣言太多了。可这回不一样，传消息的是码头上的货船，说武昌城门挂了白旗，武昌光复了。 “光复是啥意思？”世连在饭桌上问。他今年二十三岁，刚在省城师范学堂读完书，在劝学所找了个差事，每月有俸禄。 “就是……反正了。”世贵在城里听得多，“把大清的官赶跑了，换自己的人。” “那咱们这儿……” “快了。”世贵压低声音，“我听说襄阳城里也有人活动，剪辫子，放脚，闹得凶。” 王义正放下碗，看着一屋子的人。他今年五十六了，头发白了大半，背也有些驼。可眼睛还利，看着儿子们——世富二十八，在城里开木匠铺；世贵二十六，在城里开杂货铺；世香二十三，在店子上砌墙；世连二十三，在劝学所当差。还有儿媳们，还有孙子们——泽福五岁，泽禄三岁，泽寿刚满一岁。 这是王义正最骄傲的：四个儿子，三个孙子，人丁兴旺。 “这几天，”他慢慢说，“都少出门。外头乱，别惹事。” “可铺子……”世贵说。 “铺子先关几天。等风头过了再说。” “那得少挣多少钱……” “钱要紧还是命要紧？”王义正声音重了些。 世贵不说话了。 十月初，襄阳真变天了。 先是城里一夜之间挂满了白旗，说是“十八星旗”，代表十八省。接着衙门空了，知府跑了，换上了一个叫“鄂军政府”的牌子。街上有人剪辫子，拿着剪刀，见着拖辫子的就剪。有不从的，按在地上硬剪。 店子上也乱了。九队张家、十队肖家，大门紧闭。八队倒热闹起来，有些穷苦人家，听说“平均地权”，激动了，嚷嚷着要分张家的地，分肖家的田。 王家处境尴尬。论产业，王家有铺子，有手艺，不算穷。可王家又是外来户，跟张家、肖家没那么深的牵连。那些闹事的人，对王家还算客气。 “王师傅，”八队陈老三的儿子陈小狗——现在二十了，在县城读过几天新式学堂，来找世连，“现在民国了，讲究人人平等。你们王家也是劳动人民，咱们是一边的。走，跟我们开大会去。” “开啥会？”世连问。 “斗争大会，斗地主，分田地。” 世连心里一紧。他想起了爷爷常说的蒲圻，想起了赵家。当年王家是被人斗的，现在，要去斗别人？ “我就不去了。”他说，“家里有事。” “王师傅，你这思想不行啊。”陈小狗摇头，“现在是新时代了，得跟过去决裂。你们王家在店子上，得表明立场。” “我表明立场，”世连说，“我就是个劝学员，靠教书吃饭。别的，不懂。” 陈小狗悻悻地走了。 夜里，王义正把全家叫到一起。 “外头的事，”他说，“咱们不掺和。斗来斗去，最后倒霉的都是老百姓。咱们就干咱们的活，砌咱们的墙。天塌下来，有手艺顶着。” “可要是他们硬逼咱们站队呢？”世贵问。 “那就装傻。”王义正说，“就说咱们是手艺人，只会砌墙，不懂政治。谁都不得罪。” “可这能行么？” “不行也得行。”王义正看着儿子们，“记住，咱们王家能有今天，不容易。别为了一时意气，把家业毁了。” 民国元年（1912年）二月，宣统皇帝退位了。 消息传来时，王家正在给世香盖新房。世香今年二十四了，要说亲。姑娘是九队张家的远房亲戚，姓李，十八岁，家在邻村。彩礼要了三十两，王家拿得出。 新房盖在王家老宅旁边，也是三间，青砖瓦房，比老宅还气派。上梁那天，放了挂鞭炮。来贺喜的人，表情都有些复杂——外头在改朝换代，这儿在盖房娶亲，像两个世界。 “世香啊，”张家族长——现在是“前清遗老”了，拄着拐杖来看新房，“你这房子盖得好。不管谁坐天下，老百姓总得有个窝。” “是，族长。” “往后……往后少来往。”张家族长压低声音，“我家现在是黑五类，别连累你们。” “族长说哪的话。”世香说，“您是长辈，该孝敬还得孝敬。” 张家族长拍拍他的肩，眼圈红了。 新房盖好，亲事办了。新媳妇过门，人勤快，嘴甜，秀英喜欢。王家又多了一口人。 可这喜气，被外头的乱象冲淡了。 民国是成立了，可税没少，反而多了。名目多了——民国税、革命捐、自治费。世贵的杂货铺，一个月得多交三两银子。世富的木匠铺，也加了捐。 “这民国，”世贵在饭桌上抱怨，“跟大清有啥区别？就是换了个名头，照样收税。” “少说两句。”王文修瞪他。 “本来就是。”世贵不服气，“你看城里那些当官的，前清的官，换个帽子，继续当。苦的还是咱们老百姓。” 王义正听着，不说话。他想起三十年前，从蒲圻逃出来时，想的是找个安生地方，安安稳稳过日子。现在，地方找到了，家安了，可这世道，从没安生过。 乱完了，又乱。换了一茬又一茬的官，收了一茬又一茬的税。 老百姓，就像地里的庄稼，一茬一茬地被割。 可日子还得过。 墙还得砌。 民国二年（1913年），泽字辈又添人了。 是世香的大儿子。生的时候顺利，哭声洪亮。秀英抱着孙子，高兴得合不拢嘴。 “取名吧。”她说。 世香想了想：“按排行，是‘泽’字辈。叫……泽红吧。红红火火，日子有盼头。” “泽红，”秀英念着，“好，就叫泽红。” 加上泽福、泽禄、泽寿，泽字辈有四个男孩了。王义正抱着曾孙，心里那点阴霾，散了些。 人丁兴旺，是乱世里最大的安慰。 只要人在，家就在。手艺就在。 可这年秋天，外头又打起来了。 说是袁世凯要当皇帝，南边不干，起兵讨袁。襄阳成了战场，北军南军，你来我往。店子上遭了殃——队伍过境，要粮要草，要民夫。不给，就抢。 王家地窖里的粮食，被抢了一半。世贵铺子里的货，被征了三成。世富的木匠铺，被强征去打担架，修工事。 王文修去找陈小狗——他现在是店子上“民团”的头儿，说话管用。 “陈团长，咱们王家可是老实本分的人家……” “王师傅，”陈小狗打断他，“现在是战争时期，一切为了前线。征用你们的粮、货，是应该的。等革命胜利了，加倍还你。” “可……” “没什么可是的。这是革命的需要。” 王文修垂头丧气地回来。 王义正听了，只是说：“算了，就当破财消灾。人在就好。” 人在，可日子难了。 粮食不够，就掺野菜。货没了，铺子就关着。活少了，就省着花。 王家老宅里，再也听不到笑声了。大人愁眉苦脸，孩子饿得哭。秀英把最后一点白面，留给泽福、泽禄、泽寿、泽红蒸馍馍。大人就喝野菜粥。 最难的时候，世连把劝学所的月俸全拿回来，买了些米。可五块大洋，二十多口人，吃不了几天。 “爹，”世连说，“要不……我辞了劝学所的差事，回来砌墙？” “不行。”王义正摇头，“王家得出读书人。你的差事，不能丢。钱少，可稳。砌墙的活，有就干，没有就等。可读书人的路，不能断。” “可我……” “听爹的。” 民国三年（1914年），世香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 生的时候顺利，母子平安。秀英抱着孙子，说：“这孩子，像他爹，虎头虎脑的。” “取名吧。”世香说。 “按排行，”王文修说，“世香家是泽字辈，这孩子该叫……泽春吧。泽被后世，春满人间。愿他这辈子，像春天一样，暖和，有希望。” “泽春，”秀英念着，“好，就叫泽春。” 世香家现在有两个儿子了：老大泽红，老二泽春。王家泽字辈已有五个男孩：泽福、泽禄、泽寿、泽红、泽春。 泽春的出生，给艰难的日子添了点喜气。可这喜气，很快又被外头的乱象冲淡了。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真当皇帝了。 年号“洪宪”。襄阳城里又换了旗，换了告示。老百姓懵了——这民国才几年，又变皇帝了？ 店子上的人，已经麻木了。谁当皇帝，谁坐天下，都一样。税照交，捐照纳，日子照旧难。 可王家，却在这年出了两件大事。 一件是世连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儿子。生的时候难产，折腾了一夜。天亮时，孩子出来了，可哭声微弱，像猫叫。 接生婆说：“这孩子，怕是难养。” 秀英抱过来，看了看，瘦瘦小小的，脸皱成一团。可眼睛睁着，乌溜溜的，看着人。 “取名吧。”她说。 世连看着虚弱的孩子，想了想，说：“按排行，‘福禄寿喜’。他该叫泽喜。泽被后世，欢喜平安。愿他这辈子，能少受点苦，多点欢喜。” “泽喜……”秀英念着，“好，就叫泽喜。” 这孩子确实难养。瘦，小，三天两头生病。世连媳妇的奶水不足，秀英就把米汤熬得浓浓的，一勺一勺地喂。喂了大半年，孩子总算活下来了。 可还是弱。别的孩子满院子跑了，他还得人扶着。 另一件大事，是世连的第五个孩子也出生了，是个儿子，胖嘟嘟的，哭声震天。 “这孩子壮实。”接生婆说。 “取名吧。”秀英说。 世连看着儿子，笑了：“按排行，‘福禄寿喜全’。他该叫泽全。愿咱们王家，福禄寿喜，全了。” “泽全，”秀英念着，“好，就叫泽全。” 王家老宅里，一年添了两个曾孙。一瘦一壮，一弱一强。 王义正抱着泽全，看着这个壮实的曾孙，再看看旁边瘦弱的泽喜，心里五味杂陈。 一个壮得像小牛犊，一个弱得像风中的草。 可都是王家的种，都要在这片土地上，活下去，传下去。 “泽全，”他把泽全举高了些，“你壮，往后要护着哥哥泽喜。记住了？” 泽全不懂，只是笑。泽喜在一旁，睁着乌溜溜的眼睛，静静地看着。 窗外，柿子又红了。 王义正看着满树的红灯笼，想起了三十多年前，他刚逃到店子上时，栽下这棵柿子树的情景。 那时他想，等柿子红了，王家就在这儿扎根了。 现在，柿子红了几十次了。 王家，真扎下根了。 有房，有地，有手艺，有生意，有读书人。 有儿子，有孙子，有曾孙。 从三个人，到二十多口人。 这条路，走得不容易。 可走出来了。 而且，还要走下去。 走到泽字辈的孩子们长大，成家，生子。 走到王家第七代，第八代，第九代出生。 走到这乱世结束，太平到来。 走到砌墙的人，能安安生生地砌墙。 拿枪的人，放下枪。 老百姓，能安安生生地过日子。 王义正把泽全交给秀英，弯腰抱起泽喜。这孩子轻得像片叶子。 “泽喜啊，”他低声说，“你得好好活。活到柿子红了又红，红了又红。活到咱们王家，真正地，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开出花，结出果。” 泽喜看着他，眼睛乌溜溜的，像在听，又像在懂。 窗外，汉水汤汤，流了三十多年了。 还要流三十年，六十年，一百年。 流到泽字辈的孩子们长大，流到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砌墙，继续生活，继续把这个家，传下去。 传到，再也没人敢欺负王家。 传到，砌墙的人，能安安生生地砌墙。 传到，这世道，太平。 （第七章 最终修订版 完） --- 【下章预告】 第八章 暗涌（1916-1920） 袁世凯死了，天下更乱了。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王家在这乱世中艰难求生，而泽字辈的孩子们，在这动荡中悄然长大。瘦弱的泽喜，能活下来么？能继承王家的手艺么？ 第八章 暗涌（1916-1920） 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八十三天。 消息传到店子上时，王家正在给泽全过周岁。泽全坐在竹椅里，胖嘟嘟的，见人就笑。泽喜站在旁边，瘦瘦小小的，扶着椅子才站得稳。两个孩子，一壮一弱，像两棵不同水土里长出来的苗，却是同一年出生的——泽喜正月生，泽全腊月生，相差不到一岁。 “皇帝又没了？”世贵在饭桌上叹气，“这世道，跟翻烧饼似的，一会儿这面朝上，一会儿那面朝上。苦的都是咱们老百姓。” 王文修放下筷子：“少说两句。外头的事，咱们管不了，管好自家饭碗就行。” 可饭碗，越来越难端了。 袁世凯一死，北洋军阀分裂，直系、奉系、皖系，你打我，我打你。湖北成了战场，襄阳成了拉锯的地方。今天来一拨兵，要粮；明天来一拨兵，要饷。店子上的鸡、鸭、猪、牛，被征了一茬又一茬。粮食更不用说，地窖挖得再深，也能被兵痞翻出来。 王家地窖里最后那点存粮，是在一个雨夜被抢的。一伙溃兵砸开门，用刺刀逼着王文修交出粮食。秀英抱着泽全哭，世连媳妇护着孩子们——泽福八岁，泽禄六岁，泽红三岁，泽春两岁，还有泽喜被母亲紧紧搂在怀里。泽全在秀英怀里，也哭得声嘶力竭。 粮食被扛走了，装粮食的麻袋是王家最后一条好麻袋。 兵走了，王家二十多口人坐在堂屋里，没人说话。孩子们饿得哭，大人就哄：“睡吧，睡着了就不饿了。” “爹，”世贵打破沉默，“我这杂货铺……开不下去了。货被征完了，税还照交。这月交不上，下月就得封铺子。” “关了吧。”王文修声音疲惫，“先保命。” “可关了，吃啥？” “吃手艺。”伯爷开口。他今年六十五了，腰弯得更厉害了，可声音还稳，“明天我去码头看看，有没有修修补补的活。有活，就有饭吃。” “我也去。”世香说。 “我也去。”世富说。 王家四个儿子——世富、世贵、世香、世连，对视一眼。这些年，他们走了不同的路：世富在城里开木匠铺，世贵开杂货铺，世香砌墙，世连在劝学所当差。可现在，乱世一来，所有的路都堵死了。 只剩一条路：回店子上，靠手艺，靠力气，活下去。 民国五年（1916年）春，王家在店子上，重新聚拢了。 世富关了城里的木匠铺，带着妻儿回到店子上，在长沟西头盖了三间土坯房。前面当木工铺，后面住人。生意清淡，可总算有个营生。 世贵也关了杂货铺，货藏在地窖里，铺面租给别人。他脑子活，开始在码头做中间人，帮人介绍活计，抽点佣金。勉强糊口。 世香还是砌墙。店子上修房补屋的活，都找他。他手艺好，不欺穷，实在拿不出钱的，就先欠着。口碑好，活不断。 世连的劝学员还干着，月俸五块大洋，是王家最稳定的进项。他用这钱，在店子上办“夜学”，教队里穷人家孩子认字，教大人算账。不收钱，只要肯学。 王家四兄弟，四条路，可都扎在店子上这片土地里。 像四根藤，从老根上发出来，又缠回老根，让老根更粗，更壮。 王义正看着——他还活着，但已经很虚弱了。他躺在床上，听着院里孙子们的吵闹声，重孙们的哭声，心里踏实，又心酸。 踏实的是，王家没散，还在。 心酸的是，这世道，什么时候能让老百姓安安生生地过日子？ 民国六年（1917年），泽字辈又添人了。 是世连的第六个孩子，是个女儿。生的时候顺利，哭声洪亮。秀英抱着孙女，喜欢得不得了。 “取名吧。”她说。 世连想了想：“叫……九娃吧。九是极数，愿她福气圆满。” “九娃，”秀英念着，“好，就叫九娃。” 九娃满月那天，王家简单办了桌酒。请了八队几家走得近的，陈老三，狗蛋，还有狗蛋的儿子铁蛋。菜简单，可酒管够。 饭桌上，陈老三说：“王家真是人丁兴旺。这才几年，世连家就六个了，还有了闺女。” “是啊，”王文修点头，“人丁兴旺，是福气。” “可这世道……”陈老三叹气，“人多，嘴也多。难啊。” 没人接话。都知道难，可难也得过。 民国七年（1918年），王义正的病重了。 他躺在床上，咳得厉害。咳出的痰里带着血丝，像凋落的柿子花瓣。郎中来看过，摇头，说准备后事吧。 王家的人都守在床边。儿子，孙子，曾孙。一屋子的人，静悄悄的，只有王义正粗重的呼吸声。 “爹，”王文修握着他的手，“您还有什么交代的？” 王义正睁开眼，浑浊的眼睛在人群里扫过。看见儿子们，孙子们，曾孙们。看见世连怀里抱着的九娃，看见秀英怀里抱着的泽全。 他看见了王家的四代人。 从1880年逃难时的三个人，到现在，二十多口人。 三十八年。 “老大。”他先叫长子。 伯爷走过来，跪下：“爹。” “那把瓦刀……传给你了。等泽字辈……有天分的……传下去。” “我知道，爹。” “文修……” “爹。”王文修也跪下。 “王家……交给你了。把手艺传下去……把家守好。店子是根……死也不能离。” “我记住了，爹。” “世富，世贵，世香，世连……” 四个孙子都跪下了。 “你们四个……好好的。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王家……能不能兴旺……看你们了。” “爷爷，我们记住了。” 王义正又看向曾孙辈。泽福，泽禄，泽寿，泽红，泽春，泽喜，泽全，还有襁褓里的九娃。他的目光在孩子们脸上缓缓移动，最后停在泽喜脸上。 这孩子四岁了，瘦，可眼睛亮。不哭不闹，安安静静地看着他。 “泽喜……”王义正喃喃道。 “太爷爷。”泽喜奶声奶气地应。 王义正想说什么，可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他。咳完了，他累了，闭上眼睛。 七月二十三，夜里，王义正走了。 走得很安静，像汉水边一片落叶，悄无声息地飘走了。 可他留下的根，扎下了。 深了，稳了。 出殡那天，店子上能来的都来了。送葬的队伍，从王家老宅，一直排到村西头的坟地。 下葬时，伯爷把那把祖传瓦刀，用红布包了，放在棺材里。 “爹，”他说，“刀您带着。到了那边，还得砌墙。” 土一锹一锹地盖上。 王家在店子上的第一代人，埋下了。 坟头立了块青石碑，上面刻着： “先考王公义正之墓 生于咸丰八年，卒于民国七年 湖北蒲圻人，徙居襄阳店子上 砌匠，王家营造创始人” 下面，是儿孙们的名字。从王文修，到世字辈，到泽字辈。 一代一代，像砖一样，垒在这块碑上。 民国八年（1919年），世连的第七个孩子出生了。 又是个女儿，生在腊月，天正冷。接生婆抱出来时，孩子冻得发紫，差点没活成。秀英用棉被裹了，放在怀里暖了一天一夜，才缓过来。 “这孩子命硬，”秀英说，“取名吧。” 世连看着女儿，想了想：“叫凤枝吧。凤凰栖枝，愿她这辈子，有枝可依，有福可享。” “凤枝，”秀英念着，“好，就叫凤枝。” 王家泽字辈的孩子们，齐了。 从大到小：泽福、泽禄、泽寿、泽红、泽春、泽喜、泽全、九娃、凤枝。 九个孩子，像九颗种子，撒在店子上这片土地上。有的壮实，有的瘦弱，有的活泼，有的安静。可都是王家的苗，都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长大。 王义正不在了，可王家还在。 手艺还在。 根还在。 风吹过坟头的纸钱，哗哗地响。 远处，汉水汤汤，流了三十八年了。 还要流三十八年，七十六年，一百年。 流到泽字辈的孩子们长大，成家，生子。 流到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砌墙，继续生活，继续把这个家，传下去。 传到，柿子红了一百次，一千次。 传到，王家真正地，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开出花，结出果。 传到，这乱世结束，太平到来。 传到，砌墙的人，能安安生生地砌墙。 拿枪的人，放下枪。 老百姓，能安安生生地过日子。 泽喜站在坟前，他五岁了。看着太爷爷的坟，看着那块青石碑，看着碑上那些名字。 他还不懂死，不懂生。 可他懂墙。 墙倒了，能再砌。 人走了，可名字还在碑上。 就像砖，一块一块，垒成墙。 就像人，一代一代，垒成家。 他握了握拳头，小小的拳头，没什么力气。 可他想，等他长大了，要砌一堵很牢很牢的墙。 一堵能挡住风雨，挡住战乱，挡住所有坏东西的墙。 一堵能让王家安安生生过日子的墙。 一堵，像太爷爷坟前这块碑一样，立一百年，两百年，不倒的墙。 风吹过，扬起他的衣角。 他转过身，往家走。 步子很小，可很稳。 像在砌他人生的第一块砖。 砌在店子上的泥土里。 砌在王家的血脉里。 砌在这门，传了六代的手艺里。 （第八章 二次修订版 完） --- 【下章预告】 第九章 学艺（1921-1925） 泽喜五岁，开始随伯爷学艺。这个瘦弱却眼力过人的孩子，能否继承王家的“蝎子倒扒墙”？而外面的世界正在酝酿更大的风暴——五四运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一场席卷中国的巨变，即将到来。 第九章 学艺（1921-1925） 王义正去世后的第一个春天，泽喜五岁了。 他还是瘦，比同龄的泽全矮半个头，胳膊细得像芦柴棒。可他眼睛亮，看东西时，眼神能钉在东西上，像瓦刀敲进砖缝里，稳，准。 正月十六，是店子上“开年”的日子。伯爷把泽喜叫到王家老宅的堂屋里，桌上放着一块青砖，一把小号的瓦刀——是世富按成人瓦刀缩小了打的，适合孩子的手。 “泽喜，”伯爷蹲下身，看着这个瘦弱的侄孙，“今天，我教你认砖。” “伯爷，我认得。”泽喜说。 “你认得啥？” “这是青砖，窑心烧的，火候过了，脆。” 伯爷心里一震。他还没教过这个。 “谁告诉你的？” “看出来的。”泽喜指着砖面，“颜色深，敲着声脆。您说过，这种砖不能承重，只能砌院墙。” 伯爷沉默了很久。他看着泽喜，这孩子瘦得让人心疼，可眼睛亮得吓人。那眼神，像能看透砖的里子，看透灰的成色，看透一堵墙的筋骨。 “好，”他慢慢说，“那你再看看，这块砖，能用哪儿？” 泽喜接过砖，掂了掂，又用手指摸了摸砖面：“砌墙角。脆砖砌墙心不稳，砌墙角能借两边墙的力，能立住。” 伯爷的手抖了一下。这是“蝎子倒扒墙”里“偷力”的诀窍，他还没教。 “谁教你的？” “没人教。”泽喜摇头，“我自己想的。墙角稳，像人站着，两只脚分开站得稳。” 伯爷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院里的柿子树。树是王义正亲手栽的，现在一人合抱粗了。他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的话：“老大，泽喜那孩子……是块料。你把手艺，好好传给他。” 那时他还觉得，泽喜太瘦，太弱，怕是学不了这苦手艺。 可现在…… “泽喜，”他转过身，“从今天起，你跟我学艺。不是玩，是正经学。苦，累，受得了么？” “受得了。”泽喜说，声音不大，但很稳。 “好。” 从那天起，泽喜开始了正式的学艺。 每天天不亮，他就跟着伯爷起床。伯爷去工地，他就跟着。伯爷砌墙，他就在旁边看。看伯爷怎么选砖，怎么和灰，怎么摆砖，怎么敲实。看完，就在地上用树枝画，画砖，画缝，画墙的结构。 他不说话，只是看，只是画。安静得像块砖。 工地上的匠人喜欢逗他：“泽喜，长大想干啥？” “砌墙。”他头也不抬。 “砌墙苦，累。” “不苦。”他说，“墙砌好了，能挡风，能遮雨，能让人住。不苦。” 匠人们笑，说这孩子懂事。 可伯爷知道，泽喜说的不是客气话。他是真觉得不苦。就像鱼在水里游，鸟在天上飞，匠人砌墙，是本能，是命。 民国十年（1921年），泽喜六岁了。 他学会了认砖，学会了和灰，学会了用吊线锤。伯爷开始教他“蝎子倒扒墙”的基础。 “泽喜，你看，”伯爷在地上画图，“普通的墙，砖是这么砌的，一层压一层。可‘蝎子倒扒墙’，砖是这么砌的——” 他画出一层左斜，一层右斜的图案，像蝎子倒着爬墙。 “这么砌，墙就稳。八级大风，吹不倒。可这么砌，难。砖得挑，灰得匀，手得稳。差一点，墙就歪，就倒。” 泽喜盯着图，看了很久。然后拿起树枝，在旁边又画了一个图——在伯爷的图基础上，加了几道线。 “伯爷，这么砌，是不是更稳？” 伯爷凑近看。泽喜画的，是在“蝎子倒扒墙”的结构里，加了几个三角支撑。那是“蝎子倒扒墙”的进阶版，是王家传了几代的诀窍，他还没教。 “你……你怎么想到的？”伯爷声音发颤。 “看出来的。”泽喜说，“三角稳。房子是三角的，桥是三角的。墙，也能用三角。” 伯爷看着这个六岁的孩子，像看一块稀世美玉。不，比美玉还珍贵。这是王家六代人的心血，凝聚出的一个匠人魂。 “泽喜，”他抓住孩子的手，“这门手艺，你得传下去。王家，就靠你了。” “嗯。”泽喜点头，眼神清澈，坚定。 可这年五月，外头出大事了。 说是北京学生在游行，反对巴黎和会，反对北洋政府。襄阳城里也闹起来了，学生上街，喊口号，贴标语。世连在劝学所，被学生拉着去演讲，讲“新文化”，讲“救中国”。 “爹，”世连回来说，“外头又要乱了。” “怎么个乱法？”王文修问。 “学生们要救国，要反军阀，反列强。我看啊，这世道，又要变。” “变就变吧。”王文修叹气，“咱们老百姓，管不了国家大事，管好自家饭碗就行。” 可这饭碗，越来越难端了。 税又加了。什么“教育捐”“实业捐”“救国捐”，名目越来越多。世贵的杂货铺，一个月得交八块大洋的税。世富的木匠铺，也加了捐。世香砌墙的工钱，主家能给现钱就不错了，税，自然是匠人自己担着。 日子又紧了。可王家有准备——地窖里还藏着些粮食，是王义正在时就存下的。掺着野菜，掺着糠，能撑一阵。 最难的时候，泽全饿得直哭。泽喜把自己的半碗粥推给他：“弟弟，你吃。” “哥，你呢？” “我不饿。” 泽全信了，接过来就喝。泽喜看着弟弟喝粥，咽了咽口水，没说话。 伯爷看见了，心里发酸。这孩子，太懂事了。懂事得让人心疼。 民国十一年（1922年），泽喜七岁了。 他的手艺，已经超过了一般学徒。简单的墙，他能独立砌了。而且他砌的墙，有种说不出的灵性——砖缝匀得像尺子量过，墙面平整得像镜子。懂行的人看了，说：“这孩子，是祖师爷赏饭吃。” 这年秋天，九队张家的祠堂要修。祠堂是乾隆年间起的，二百多年了，后墙裂了道缝，眼看要倒。张家请了好几拨匠人来看，都说只能拆了重砌。可张家族长不干——祠堂是祖宗的脸面，拆了，张家就没脸了。 伯爷带着泽喜去看。泽喜围着祠堂转了三天，第四天，他说：“能修。不用拆。” “咋修？”张家族长问。 “用‘偷梁换柱’。”泽喜说，“在墙里头，加道暗撑，把老墙扶正。外头看，还是老墙；里头，结实了。” “你有几成把握？” “九成。” “那就修！” 泽喜主修，伯爷给他打下手。这活精细，得像绣花，急不得。先在墙外搭架子，挖开墙基，露出里面的老砖。然后从内部加固，一根一根地加暗撑。泽喜手稳，眼毒，哪根木料该削多细，哪个榫头该打多深，分毫不差。 修了两个月。完工那天，张家族长带着全族人来验收。他让人抬了桶水，泼在墙上。水顺着墙面流下，没有一丝渗进裂缝。 “好！”张家族长拍着泽喜的肩，“小子，有你太爷爷当年的风范！工钱，我给你加三成！” “谢谢族长。” 这活之后，泽喜在店子上彻底立住了。没人再把他当孩子看，都叫他“小王师傅”。 可这名声，也带来了麻烦。 民国十二年（1923年），店子上闹土匪了。 一伙土匪，二十多人，半夜进村，抢了张家，抢了肖家，也抢了王家。世贵拦着，被土匪一枪托砸在头上，血流了一地。 泽喜那晚在杂货铺帮忙看店。土匪进来时，他躲在柜台底下。透过缝隙，他看见土匪的脸，狰狞，凶狠。看见他们抢东西，砸东西。看见伯父头上流血，倒在地上。 他咬着牙，没出声。手里攥着那把伯爷给他打的小号瓦刀。 那一刻，他第一次感觉到，砌墙的手，是软的。拿刀的手，才是硬的。 可他没有动。只是攥着瓦刀，攥得手心出汗。 土匪走了。世贵被抬回家，躺了半个月才好。 那半个月，泽喜话更少了。他白天跟着伯爷砌墙，晚上就一个人坐在后院，看着那堵“出师墙”——是他六岁时砌的第一堵“蝎子倒扒墙”，一直立在王家后院。一看就是半夜。 “泽喜，”伯爷来找他，“想啥呢？” “伯爷，”泽喜说，“墙砌得再好，能挡住土匪的枪么？” 伯爷沉默了。他没法回答。 “挡不住。”泽喜自己说，“可墙还得砌。因为人得有个地方住，得有个家。有家，才能活。” “对。”伯爷拍拍他的肩，“有家，才能活。” 民国十三年（1924年），泽喜八岁了。 这年，他经历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跟着伯爷去县城修一座茶楼。茶楼是清朝一个举人开的，二楼栏杆松了，要修。活不大，可讲究多。掌柜的是个老先生，戴着眼镜，说话文绉绉的。 “小师傅，”他看泽喜年纪小，逗他，“你会砌墙？” “会。”泽喜说。 “那你说说，砌墙最要紧的是什么？” “地基。” “哦？为什么？” “地基不实，墙砌多高都得倒。就像人，脚站不稳，身子再直也没用。” 老先生愣了，然后拍手：“说得好！想不到你小小年纪，有这般见识。来，赏你一块大洋。” 泽喜接过，说：“谢谢先生。” 那一块大洋，他拿回家，给了秀英。秀英摸着孙子的头，眼泪下来了。 “泽喜长大了，能挣钱了。” 第二件事，是泽全病了。 泽全那年七岁，胖嘟嘟的，一直很壮实。可这年秋天，他突然发高烧，烧了三天三夜不退。请了郎中来，说是伤寒，没治了，看造化。 王家的人都守在床边。世连媳妇哭得死去活来，秀英一遍遍地给泽全擦身子，用白酒擦，用凉水敷。可泽全的烧就是不退，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 泽喜守在弟弟床边，三天三夜没合眼。他握着弟弟的手，一遍遍地喊：“泽全，醒醒，哥在这儿。” 第四天夜里，泽全的烧突然退了。他睁开眼睛，看见泽喜，虚弱地笑了：“哥，我梦见咱俩在砌墙。你砌墙，我递砖。” “嗯，”泽喜点头，眼泪下来了，“等你好了，哥教你砌墙。” “好。” 泽全活过来了。可这场病，掏空了他的身子。原来壮得像小牛犊的孩子，现在瘦了，蔫了，走路都打晃。 “泽全，”泽喜对弟弟说，“往后，哥护着你。谁欺负你，哥跟他拼了。” “嗯。”泽全点头，眼睛里有泪。 民国十四年（1925年），泽喜九岁了。 他的手艺，在店子上已经小有名气。人都说，王家这个老四，别看年纪小，手艺比他爹不差。而且他心细，砌的墙，看着就舒服。 这年春天，伯爷把他叫到跟前。 “泽喜，‘蝎子倒扒墙’的诀窍，我都教你了。剩下的，得靠你自己悟。手艺是活的，人也是活的。你在哪里砌，为谁砌，为什么砌，这些，得你自己想明白。” “伯爷，我想不明白。” “那就慢慢想。”伯爷说，“你还小，路还长。可记住，不管世道怎么变，手艺人的本分不能变——把墙砌直，把缝勾匀，让人有个安稳的窝。这就是咱们王家的道。” “我记住了，伯爷。” 窗外，柿子又红了。 泽喜站在柿子树下，看着满树的红灯笼。他想起太爷爷王义正——他没见过的太爷爷。听伯爷说，太爷爷最爱这棵柿子树，常说等柿子红了，给孩子们吃。 现在，柿子红了。 可吃柿子的人，少了太爷爷。 多了他，泽喜。 这个九岁的孩子，这个要把王家手艺传下去的人。 他摘了个柿子，剥了皮，咬了一口。甜，甜得发腻。 像这日子，虽然苦，虽然难，可总有点甜头。 总有点希望。 他把剩下的柿子吃完，擦了擦手，拿起那把伯爷刚传给他的瓦刀。 刀很沉，可握在手里，踏实。 就像这手艺，沉，可踏实。 就像这个家，难，可踏实。 他会把这家，这手艺，传下去。 传到柿子红了一百次，一千次。 传到王家，在这片土地上，真正地，扎根，开花，结果。 传到，再也没人敢欺负王家。 传到，砌墙的人，能安安生生地砌墙。 传到，拿枪的人，放下枪。 传到，这世道，太平。 泽喜握紧瓦刀，望向远处的汉水。 水在流，不停。 他也在走，不停。 走到，能砌一堵真正的墙。 一堵能挡风，能遮雨，能护住这个家，这门手艺，这片土地的墙。 （第九章 修订版 完） --- 【下章预告】 第十章 风暴（1926-1930） 北伐战争爆发，革命风暴席卷全国。王家这门手艺，这个家，将在时代的洪流中面临怎样的考验？而泽喜，这个天赋异禀的少年，又将做出怎样的人生抉择？ 第十章 风暴（1926-1930）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七月，北伐军打过了长沙。 消息传到襄阳时，王家正在给泽全过十岁生日。泽全的身子骨一直没完全养好，但总算能下地走动了。秀英蒸了一锅杂面馍馍，煮了几个鸡蛋，算是简单庆祝。 “听说北伐军是孙先生留下的队伍，”世连在饭桌上说，“要打倒军阀，统一中国。” “又是打仗。”王文修叹气，“打来打去，死的都是老百姓。” “这回不一样。”世连声音里带着点希望，“北伐军有纪律，不扰民，还给老百姓发粮食。” “能发多久？”世贵说，“发完粮食，还不是要征粮要饷？天下乌鸦一般黑。” 泽喜埋头吃饭，没说话。他今年十岁了，已经跟着伯爷砌了四年墙。手上有了薄茧，眼里有了沉稳。外头打仗不打仗，他不关心。他只关心明天有没有活，有没有饭吃。 可这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八月，北伐军打到湖北了。 先是武昌被围，打了四十天。襄阳城里人心惶惶，有钱人家开始往乡下跑。店子上也紧张起来，九队张家把值钱东西埋了，十队肖家把年轻姑娘送去了外县亲戚家。 八队那些穷苦人家，反倒不太慌——反正穷，打不打仗，日子都难。 王家做了最坏的打算。伯爷带着泽喜在后院挖了个大地窖，能藏粮，能藏人。把值钱东西——那把祖传瓦刀，地契，攒下的几十块大洋，用油布包了，埋在地窖最深处。 “泽喜，”伯爷一边挖土一边说，“万一……万一我没了，你记住，手艺不能丢。王家不能断。” “伯爷，别说这话。”泽喜说。 “得说。”伯爷直起身，喘着气，“我六十五了，说不定哪天就走了。你才十岁，可手艺已经成了。王家往后，就靠你了。” 泽喜看着伯爷，这个教他手艺的老人，头发全白了，腰弯得厉害。他突然觉得鼻子发酸。 “伯爷，您会长命百岁的。” “长命百岁？”伯爷笑了，笑里带着苦涩，“这乱世，能活一天是一天。我只求你，把手艺传下去。传到第七代，第八代。传到这世道太平。” “我记住了。” 九月，北伐军攻占武昌的消息传来。 紧接着，襄阳就乱了。城里的守军是吴佩孚的部下，听说武昌丢了，军心涣散。一部分溃兵往北逃，一部分往西跑。逃窜的溃兵像蝗虫，过境就抢，见东西就拿。 店子上也遭了殃。一伙溃兵半夜进村，挨家挨户搜粮食。王家地窖被发现了，粮食被抢光。世贵的杂货铺被砸了，货被抢了。世富的木匠铺，工具被拿走了大半。 最危险的是那晚溃兵闯进王家老宅。王文修和世连拦在门口，说家里没粮食了。一个兵痞举着枪：“没粮食？搜出来老子毙了你！” 眼看就要出事，泽喜突然从屋里冲出来，手里拿着那把祖传瓦刀。 “老总，”他声音不大，但很稳，“粮食真没了。这点钱，您拿着，买壶酒喝。” 他从怀里掏出两块大洋——是上次修茶楼老板赏的，一直贴身藏着。 兵痞接过钱，掂了掂，又看看泽喜手里的瓦刀：“小子，你想干啥？” “不干啥。”泽喜说，“我是砌墙的，这是吃饭的家伙。老总要拿，就拿去。只求别伤人。” 兵痞看看瓦刀，又看看泽喜。那孩子虽然瘦，可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不像怕，倒像……像一块砖，硬，稳。 “行，看你还懂事。”兵痞挥挥手，“走！” 溃兵走了。王家的人都松了口气。王文修看着泽喜，半天说不出话。 “泽喜，”世连声音发颤，“你……” “爹，没事了。”泽喜把瓦刀别回腰间，“他们就是求财，给了钱就行。” “可那钱……” “钱没了还能挣。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这话从一个十岁孩子嘴里说出来，屋里的人都沉默了。 十月，北伐军占领襄阳。 这回真不一样了。北伐军进城后，贴安民告示，开仓放粮，组织“农民协会”。店子上也成立了农会，会长是八队陈小狗——他现在改名叫陈志刚了，说话一套一套的，说要“打土豪，分田地”。 王家又成了尴尬的存在。论成分，不算地主，可也不像八队那些赤贫户。农会的人来找泽喜，要他加入“工匠协会”。 “小王师傅，”陈志刚说，“你是手艺人，是无产阶级。咱们是一家人。加入工匠协会，一起革命。” “革命是啥？”泽喜问。 “革命就是让穷人翻身，让富人下台。” “那砌墙呢？” “砌墙也是革命。给穷人砌房子，工钱减半，甚至免费。这是为革命做贡献。” 泽喜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砌墙，是为了让人有地方住。不管穷人富人，房子倒了，都得修。工钱该多少是多少，少了，我一家老小没法活。” “小王师傅，你这思想……” “我就这思想。”泽喜打断他，“陈会长，您要让我入会，我入。可工钱，我不能少。少了我一家老小饿肚子，您管饭么？” 陈志刚被问住了，最后摆摆手：“行行行，你入会就行。工钱……你看着办。” 民国十六年（1927年），泽喜十一岁。 这年春天，外头出大事了。 说是蒋介石在上海“清党”，杀共产 党。武汉的国民政府也在“分共”，国共合作破裂了。襄阳城里乱成一锅粥，昨天还在喊“革命万岁”的人，今天就被抓了，杀了。 店子上的农会一夜之间解散了。陈志刚跑了，不知去向。九队张家、十队肖家松了口气，可也不敢太张扬——谁知道明天会怎样？ 王家又躲过一劫。泽喜虽然入了工匠协会，可没干过出格的事，就是砌墙，收工钱。农会垮了，也没人找他麻烦。 可这年的日子，特别难。 税加了又加。什么“剿匪捐”“治安捐”“特别捐”，名目多得像夏天的苍蝇。世贵的杂货铺重新开张，可生意清淡，税却一分不能少。世富的木匠铺，也接不到什么活——兵荒马乱的，谁还打家具？ 最苦的是砌墙的活。有钱人家不敢盖房子，怕被“共产”。穷人家盖不起。泽喜有时一个月都接不到一单活。 最难的时候，秀英把最后一件陪嫁的银簪子拿出来，让世贵去当了。当了五块大洋，买了些糙米，撑了半个月。 “娘，”泽喜说，“明天我去县城看看，有没有活。” “县城也乱，别去了。” “不去，就没饭吃。” 第二天，泽喜真去了县城。县城也萧条，铺子关了一半，街上人少。他转了一圈，看见有处货栈的墙裂了，进去问。 “掌柜的，要修墙么？” 掌柜的打量他：“你？会砌墙？” “会。三代砌匠。” “工钱怎么算？” “一天一块大洋，管顿饭。” “太贵。现在这光景，一天五毛，不管饭。” 泽喜想了想：“行，五毛就五毛。但灰、砖，您出。” “行。” 于是又开始砌墙。在萧条中，在饥饿中，一砖一瓦地砌。墙砌起来了，肚子填饱了，日子，又熬过了一天。 民国十七年（1928年），泽喜十二岁。 这年，他经历了人生第一场“大场面”。 县城保安团要修碉堡，防“赤 匪”。工程很大，要砌三座碉堡，每座三层，带枪眼，带瞭望台。保安团贴出告示，招匠人。 泽喜去报了名。招工的头儿看他年纪小，不想要。泽喜说：“让我试试。砌不好，不要工钱。” “行，那就试试。” 试工是在保安团的操场上。给一堆砖，一堆灰，让砌一堵墙，墙要结实，要能挡子弹。 泽喜开始砌。他不砌普通的墙，砌“蝎子倒扒墙”。一层左斜，一层右斜，砖缝匀，灰浆满。砌完了，墙立在那儿，像一堵沉默的山。 头儿让人用枪打。一枪，两枪，三枪。子弹打在墙上，嵌进去，可墙没倒，没裂。 “好！”头儿拍手，“小子，有两下子。这活，给你了！” 三座碉堡，泽喜带着十几个匠人，砌了三个月。完工那天，保安团长亲自来验收。他围着碉堡转了三圈，又让人用机枪扫了一梭子。墙身上留下几十个弹孔，可墙纹丝不动。 “好墙！”团长拍着泽喜的肩，“小子，你叫啥？” “王泽喜。” “多大了？” “十二。” “十二？”团长愣了，然后大笑，“十二岁能砌这样的墙？人才！留下来，跟我干，当个工兵排长，一个月二十块大洋，怎么样？” 二十块大洋。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十块大洋。 泽喜沉默了。他看着团长，看着那些当兵的，看着他们手里的枪。 “谢团长抬爱。”他说，“可我就是个砌墙的，只会砌墙，不会当兵。” “砌墙也是革命！”团长说，“现在是革命时期，一切为了剿匪。你砌的碉堡，能挡住赤 匪，就是为革命做贡献。” “我砌墙，”泽喜慢慢说，“是为了让人有地方住。碉堡是挡子弹的，不是住人的。这不是我要砌的墙。” 团长脸色沉下来：“你小子，不识抬举？” “不是不识抬举。”泽喜说，“是人各有志。我爷爷说，王家的根，是砌墙，不是拿枪。这根，我不能断。” 团长盯着他看了很久，最后挥挥手：“行，你走吧。工钱，一分不少给你。” 泽喜拿了工钱，九十块大洋，沉甸甸的。他背着钱袋，走出保安团驻地时，回头看了一眼那三座碉堡。 灰色的墙，冷冰冰的，像三座坟。 那不是墙，是杀人的工具。 他想起太爷爷说过的话：砌墙的人，心里要有一根看不见的线。世道再歪，手里的砖不能歪；风雨再大，脚下的地基不能塌。 可这世道，已经歪得不成样子了。 砌墙的手，要去砌碉堡，要去挡子弹，要去杀人。 这还是砌墙么？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要回家。回到店子上，回到那个一砖一瓦砌起来的家，回到那门传了六代的手艺里。 回到，砌真正的墙。 让人住的墙。 挡风遮雨的墙。 安身立命的墙。 他加快了脚步，往渡口走。 身后，夕阳把碉堡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三把插在地上的刀。 民国十八年（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 湖北又成了战场。可这回，王家有了准备——地窖挖得更深了，粮食藏得更隐蔽了。泽喜砌墙的手艺，在乱世里成了保命的本钱——谁家房子被炮打了，墙倒了，都得找他修。 日子艰难，可总算还能过。 泽喜这一年十三岁了。个子蹿高了些，可还是瘦。手上的茧厚了，眼神更深了。他砌墙时，有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沉稳，像一堵老墙，风吹雨打，不动不摇。 民国十九年（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 这是军阀混战以来，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一场战争。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反蒋，双方投入兵力上百万。湖北是主战场之一，襄阳一带，战火连天。 店子上也遭了殃。炮弹落在村里，炸塌了十几间房子。长沟西头王家老宅隔壁的一间偏屋，也被炸塌了半边。 泽喜带着泽全，在废墟里扒拉还能用的砖瓦。泽全的身子还是弱，干不了重活，就在旁边递东西。 “哥，”泽全说，“这仗，什么时候是个头？” “不知道。”泽喜说，“可能明天，可能明年，可能永远打不完。” “那咱们……” “咱们活着。”泽喜直起身，看着满目疮痍的村子，“只要活着，墙就能再砌，房子就能再盖。王家，就能传下去。” 他拿起一块被炸碎半边的砖，看了看，扔到一边。又拿起一块完整的，擦了擦上面的灰。 “泽全，你看，这块砖还能用。砌在墙角，还能立几十年。” “可房子都塌了……” “塌了再盖。”泽喜说，“只要砖在，灰在，手艺在，墙就能立起来。只要墙在，家就在。只要家在，人就在。只要人在，王家就在。” 他说得很慢，很稳，像在砌一堵看不见的墙，一堵能挡住所有战火、所有苦难的墙。 泽全看着他，突然觉得，这个瘦弱的哥哥，身上有种说不出的力量。像汉水，看着平静，可底下是暗流，是能冲走一切的力量。 “哥，”他说，“我跟你学砌墙吧。” “你身子弱，学不了。” “我能学。”泽全很坚持，“我不能一辈子让你护着。我也得学点本事，能护着自己，能护着这个家。” 泽喜看着他，看了很久，最后点头：“行，我教你。可你得答应我，不管多苦，不能半途而废。” “我答应。” 夕阳西下，兄弟俩在废墟上，一个教，一个学。泽喜拿着瓦刀，泽全拿着泥抹，一砖一瓦，重建被战火摧毁的家园。 远处，炮声还在响。 近处，长沟的水还在流。 流走了鲜血，流走了眼泪，流走了十四年的风风雨雨。 可流不走王家的根。 流不走这门手艺。 流不走这两个少年，在废墟上，重新开始的决心。 天渐渐黑了。 王家老宅里，点起了油灯。 灯下，是一家人——王文修，秀英，世富，世贵，世香，世连，还有他们的妻子，还有泽字辈的孩子们。 虽然穷，虽然苦，虽然难。 可人还在，家还在，手艺还在。 灯还亮着。 亮在这片被战火蹂躏的土地上，亮在这条艰难求生的路上，亮在这个叫王家的家族，十四代人不灭的希望里。 泽喜看着那盏灯，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他想起了太爷爷王义正，想起了爷爷王文修，想起了伯爷，想起了父亲世连。 想起了王家，从蒲圻逃到襄阳，从一无所有，到有房有地，有手艺有生意，有人丁有希望。 这条路，走了五十年了。 走了三代人了。 还要走下去。 走到他这一代，走到泽全这一代，走到泽字辈的孩子们，长大，成家，生子。 走到这乱世结束，太平到来。 走到砌墙的人，能安安生生地砌墙。 拿枪的人，放下枪。 老百姓，能安安生生地过日子。 他握紧了手里的瓦刀。 刀很沉，可握在手里，踏实。 就像这日子，虽然苦，虽然难，可握在手里，是实的。 实的，就有希望。 窗外，汉水汤汤，流了五十年了。 还要流五十年，一百年，两百年。 流到王家第七代，第八代，第九代出生。 流到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砌墙，继续生活，继续把这个家，传下去。 传到，柿子红了一百次，一千次。 传到，王家真正地，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开出花，结出果。 传到，这世道，太平。 （第十章 完） --- 【下章预告】 第十一章 抉择（1931-1937） 九一八事变，华北危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最后平静期。泽喜即将成年，他将面临人生最重要的抉择——是继续做一名安分守己的匠人，还是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第十一章 抉择（1931-1937）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月十八，日本人占了东三省的消息传到店子上，已经是十月初了。 那天泽喜正在给八队陈老三家修灶台。陈老三的儿子陈小狗——现在是陈志刚，前几年跑出去，听说去了延安，再没消息。陈老三老了，背驼了，蹲在泽喜旁边看他和灰。 “泽喜啊，”陈老三递过一块砖，“听说没？日本人占了奉天。” “奉天在哪儿？”泽喜接过砖，抹灰，摆正。 “东北，老远了。可日本人凶啊，占了就不走了。咱们中国……”陈老三叹气，“咱们中国咋就这么不争气呢？” 泽喜没说话。他想起前几年北伐，想起保安团修碉堡，想起那些死在战场上的人。仗打了一茬又一茬，你打我，我打你，现在又来了日本人。 “三爷，”泽喜说，“仗总会打完的。打完了，日子还得过。灶台修好了，您试试火。” 灶台修好了，火一点就着，旺。陈老三给了三十文工钱，又塞了两个煮鸡蛋：“拿着，给你弟弟补补身子。” 泽喜谢过，揣着鸡蛋往家走。路上看见九队张家的祠堂，那是他七岁时修的，墙还结实，可门上的漆剥落了。十队肖家的铁匠铺还在打铁，叮叮当当的，可打的不是农具，是刀，是矛。 世道，又要变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泽喜十五岁了。 他已经是店子上有名的匠人了。人叫他“小王师傅”，不单因为年纪轻，更因为手艺好。他砌的墙，十年八年不倒；他修的屋，风雨不透。找他的人多，工钱也公道，王家日子好过些了。 可这年春天，出了件事。 泽全十四岁了，身子还是弱，干不了重活，就跟着世连在小学堂帮忙，教小孩子认字。有天放学，几个外村的孩子拦着他，骂他是“病秧子”，推他，打他。泽全不还手，就抱着头蹲在地上。 正好泽喜从工地回来，看见这一幕。他冲过去，一把推开那几个孩子。 “干什么？” “关你屁事！”领头的孩子比泽喜还高半头，“这病秧子挡道了，我们教他做人！” 泽喜没说话，走过去扶起泽全。泽全脸上有血，衣服破了，可没哭，只是咬着嘴唇。 “哥，我没事。” “站这儿别动。” 泽喜转身，走到那几个孩子面前。他还是瘦，可比以前结实了，眼神沉得像块砖。 “谁打的？” “我打的，怎么着？”领头的孩子扬着下巴。 泽喜突然出手，一拳打在他肚子上。那孩子闷哼一声，弯下腰。另外几个孩子要上，泽喜一脚一个，全踹倒了。 他没用什么招式，就是力气大，下手狠。像砌墙时敲砖，稳，准，狠。 “滚。”他就说一个字。 几个孩子爬起来跑了。泽喜走回泽全身边，检查他的伤。 “疼不疼？” “不疼。”泽全摇头，“哥，你……你打架了？” “嗯。” “可爹说，不能打架……” “爹说得对。”泽喜说，“可有人欺负你，不行。谁欺负你，我就打谁。” 那天晚上，世连知道了这事，把泽喜叫到跟前。 “泽喜，你打架了？” “打了。” “为什么？” “他们欺负泽全。” 世连沉默了很久。他看着这个儿子，十五岁了，眉眼间已经有了父亲的轮廓，可眼神里有种父亲没有的东西——硬，像砖。 “泽喜，”世连说，“你记住，咱们王家是手艺人，是读书人，不是打架的人。往后，能不动手，别动手。” “我记住了，爹。”泽喜说，“可要是有人欺负咱们家人，我还打。” 世连叹口气，没再说什么。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日本人占了热河。 消息传来，店子上的人更慌了。热河离湖北还远，可日本人像蝗虫，一片一片地啃。谁知道哪天就啃到湖北了？ 王家开了个家庭会议。王文修主持，伯爷、世富、世贵、世香、世连都来了。泽喜也参加了，他现在是家里主要劳力，有发言权。 “日本人真要打过来，”王文修说，“咱们怎么办？” “跑。”世贵说，“往西跑，进山。”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世香说，“咱们的房子，咱们的地，咱们的手艺，都在店子上。跑了，就什么都没了。” “不跑等死？” “不跑，守。”泽喜开口了。 所有人都看向他。 “怎么守？”王文修问。 “砌墙。”泽喜说，“在咱们王家老宅周围，砌一堵高墙，厚墙。墙里挖地窖，藏粮食，藏人。日本人来了，咱们就躲进去。等他们走了，再出来。” “那能挡住日本人？” “挡不住枪炮，可挡得住人。”泽喜说，“墙高，厚，他们爬不进来。就算用炮轰，也得费些事。咱们店子上穷，没什么油水，他们不会死磕。” “可这工程……” “我干。”泽喜说，“不要工钱，只要管饭。八队、九队、十队，谁家想一起，都来帮忙。人多力量大。” 没人说话。屋里静得可怕。 最后，王文修开口：“行，砌。泽喜，你牵头。需要什么，家里支持。” 从那天起，王家老宅周围，开始砌墙。 墙高两丈，厚三尺。砖是泽喜带着人，从附近废墟里捡的旧砖，从汉水边挖的泥土烧的新砖。灰是用糯米浆和的，掺了碎麻，结实。 八队那些穷苦人家，听说砌墙能防日本人，都来帮忙。不要工钱，管饭就行。九队张家、十队肖家，也派人来，出砖，出灰，出粮食。 泽喜是总指挥。他画图，放线，指挥人挖地基，砌墙。墙不是直的，是弧形的，像半个圈，把王家老宅和周围几户人家围在里面。墙上有射击孔，有瞭望口。墙内有暗道，通地窖，通长沟。 这是他砌过的最大的工程，也是最重要的工程。 这不是给人住的墙，是保命的墙。 砌墙的时候，泽喜常想起太爷爷王义正。想起太爷爷从蒲圻逃到襄阳，砌下王家第一堵墙。那堵墙，是安身的墙。 现在，他在砌保命的墙。 五十三年了。 王家从安身，到保命。 这条路，走得不容易。 可还得走。 墙砌了三个月。完工那天，店子上能来的都来了。看着那堵灰扑扑的高墙，像一条沉默的龙，盘在长沟西头。 “这墙，”八队一个老人摸着墙砖，“能立多少年？” “只要人在，墙就在。”泽喜说。 “人在墙在。”老人重复着，眼圈红了。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泽喜十六岁。 墙砌好了，可日子还是难。税更多了，什么“国防捐”“抗日捐”“救国捐”。世贵的杂货铺，一个月得交十五块大洋的税，几乎赚不到钱。世富的木匠铺，也接不到活。 泽全的身子时好时坏。春天咳，秋天喘，冬天就卧床。泽喜挣的钱，大半给他买药了。中药，西药，偏方，都试过，可就是断不了根。 “哥，”泽全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别花那冤枉钱了。我自己的病，我知道。” “你知道个屁。”泽喜红着眼，“好好吃药，好好养。等你好了，我教你砌墙。你不是想学么？” “嗯，想学。”泽全笑了，笑得很虚弱，“可我这身子……怕是学不了了。” “学得了。”泽喜说，“慢慢学。一天学一点，一年学一点，总能学会。” “哥，”泽全看着他，眼睛亮亮的，“你说，咱们砌的墙，能挡住日本人么？” “能。” “可日本人……有枪，有炮。” “墙挡不住枪炮，可挡得住心。”泽喜握住弟弟的手，“只要心不垮，墙就不倒。墙不倒，家就在。家就在，人就在。” 泽全点点头，闭上眼睛睡了。泽喜坐在床边，看着弟弟瘦削的脸，心里像压了块砖。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日本人占了华北。 消息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心上。湖北离华北，只隔着一个河南了。日本人随时可能打过来。 店子上人心惶惶。有人开始往西逃，往四川逃。王家也商量，要不要走。 “不走。”泽喜说，“咱们有墙。墙在，家在。” “可日本人……” “日本人也是人。”泽喜说，“他们要的是地，是钱，是粮食。咱们店子上，要地没地，要钱没钱，要粮食没粮食。他们来了，抢不到什么，自然就走了。” “可万一……” “没有万一。”泽喜站起来，“爹，爷爷，伯爷，咱们王家，在店子上五十五年了。从太爷爷逃难过来，到现在，四代人。根扎在这儿了，走不了了。要走，就得把根拔了。根拔了，王家就没了。” 没人说话。屋里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最后，王文修开口：“泽喜说得对。不走。死，也死在店子上。”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泽喜十七岁。 这年春天，泽全的身体居然好了些。能下床了，能走路了，虽然还是弱，可不再天天咳嗽了。郎中说，这是“童子痨”过了凶险期，往后慢慢调养，能活。 王家人都松了口气。秀英天天给泽全炖汤，熬药，把他当宝贝宠着。 泽喜也高兴。他带着泽全去工地，教他认砖，和灰。泽全学得慢，可认真，一个动作，一遍不会，练十遍。手上磨出了水泡，破了，结痂，又磨破。 “疼不疼？”泽喜问。 “不疼。”泽全摇头，“哥，我能学会么？” “能。”泽喜说，“只要你想学，就能学会。” 夏天，泽全砌了人生第一堵墙。墙不高，三尺，可砌得直，缝勾得匀。泽喜围着看了半天，最后只说了一个字：“好。” 泽全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像个孩子。 “哥，我能砌墙了。” “嗯，能砌墙了。”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消息传到店子上时，王家正在吃晚饭。世连拿着从城里带回来的报纸，手在抖。 “爹，日本人……打进来了。北平丢了，天津丢了，现在在打上海。” 王文修接过报纸，看了很久，放下。 饭桌上，所有人都沉默了。只有泽全小声咳嗽，咳得脸发红。 “泽喜，”王文修说，“咱们的墙……能挡住日本人么？” 泽喜放下碗，看着远处那堵高墙。夕阳的余晖照在墙上，给灰扑扑的砖抹上一层血色。 “挡不住。”他说得很慢，很稳，“可咱们得守。守不住墙，守心。心不垮，王家就不垮。王家不垮，店子上就不垮。店子上不垮，中国……就不垮。” 他说这话时，声音不高，可每个字都像砖，沉甸甸地砸在地上。 泽全看着他，突然说：“哥，我也要守。我身子弱，上不了战场，可我能砌墙。日本人来了，咱们就砌墙，砌很多很多的墙，让他们进不来。” “对，”泽喜看着他，“咱们砌墙。用砖砌，用心砌。砌一堵日本人永远打不破的墙。” 兄弟俩对视，眼睛里都有种说不出的东西。 是决心。 是不屈。 是这个民族，这个家族，传承了五十七年的，硬骨头。 窗外，汉水汤汤，流了五十七年了。 还要流下去。 流到抗日战争胜利，流到新中国成立，流到王家第七代，第八代，第九代出生。 流到泽全结婚生子——他会娶妻，会生一儿一女，会看着孩子们长大，会教他们砌墙，会告诉他们，他们的四伯王泽喜，在国难当头时，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流到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砌墙，继续生活，继续把这个家，这个国，传下去。 传到，柿子红了一百次，一千次。 传到，王家真正地，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开出花，结出果。 传到，这国泰，这民安。 传到，砌墙的人，能安安生生地砌墙。 拿枪的人，放下枪。 老百姓，能安安生生地过日子。 传到，这盛世，如你所愿。 泽喜站起来，走到院里。 暮色四合，天边最后一抹霞光，红得像血。 他握紧了拳头。 然后松开，深深吸了口气。 “爹，”他说，“明天，我去县城。看看有没有活。有活，就有饭吃。有饭吃，就能活。能活，就能守。能守，就能赢。” “好。”王文修点头，“去吧。小心点。” “嗯。” 泽喜转身，走出院子。 身后，王家老宅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亮在这即将到来的漫漫长夜里。 亮在这个家族，这个民族，不屈的希望里。 （第十一章 修订版 完） --- 【下章预告】 第十二章 烽火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烧到襄阳。王家那堵高墙，能否挡住日军的铁蹄？而泽喜，这个刚满十八岁的青年，将在这场民族存亡的战争中，做出怎样惊天动地的抉择？泽全虽然体弱，但也将在这场战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十二章 烽火（1937-1938）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三，上海打起来了。 消息传到店子上时，泽喜正在给墙顶加瞭望台。这是他自己设计的，墙顶用青砖砌出半人高的垛口，中间留瞭望孔，人在里面能站着射击，外面打不着。 “四哥！上海开战了！”泽全拿着报纸跑上墙，气喘吁吁，“日本人打上海，国军守着呢！” 泽喜放下瓦刀，接过报纸。头版是大字标题：“淞沪会战爆发，国军奋勇抵抗”。他识字不多，可这几个字认得。 “上海在哪儿？”他问。 “东边，靠海。”泽全说，“离咱们这儿，一千多里。” “一千多里……”泽喜望向东方。天是蓝的，云是白的，看不见战火，可他知道，战火正烧着，会一路烧过来，像野火燎原。 “四哥，咱们这墙……” “不够。”泽喜打断他，“得加厚，加高。地窖也得挖深，能藏更多人，更多粮食。” “可现在哪有人力……” “没人也得干。”泽喜说，“明天开始，全村动员。男人砌墙，挖地窖。女人做干粮，缝衣服。孩子……孩子去捡砖，捡柴。” “这要花多少钱啊……” “钱是人挣的，命是钱买不来的。”泽喜看着弟弟，“泽全，你去跟爹说，把家里的钱都拿出来。不够，我去借。” “借？找谁借？” “找能借的人。” 当天晚上，泽喜去了九队张家。 张家是店子上最大的地主，有良田百亩，瓦房十几间。张老爷六十多了，瘦高个，留山羊胡，戴着老花镜，正在书房看《三国演义》。 “泽喜啊，稀客。”张老爷放下书，“坐。” “不坐了，张老爷。”泽喜站着说，“我来，是想跟您借点钱。” “借钱？做什么用？” “砌墙，挖地窖，囤粮食。”泽喜说，“日本人要打过来了，咱们得早做准备。” 张老爷笑了，笑容里带着嘲讽：“泽喜，你一个砌墙的，操这心干什么？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咱们这儿离前线还远着呢。” “不远了。”泽喜说，“日本人占了华北，占了上海，下一步就是南京。南京一丢，湖北就是前线。” “那也轮不到咱们操心。”张老爷端起茶碗，吹了吹浮沫，“有国军呢，有蒋委员长呢。咱们老百姓，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张老爷，”泽喜声音沉了沉，“日本人打过来，可不管你是地主还是佃户。墙倒了，谁都活不成。” “活不成？”张老爷放下茶碗，“我张家在店子上三百年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太平军没倒，捻军没倒，北伐军也没倒。日本人？能奈我何？” 泽喜知道说不通了。他转身要走，张老爷叫住他。 “泽喜，你要真缺钱，我给你指条明路。”张老爷说，“保安团刘团长，正在招人修工事。你去，凭你的手艺，一个月能挣十块大洋。不比在这儿砌墙强？” 泽喜没说话，走了。 走出张家大门，他回头看了一眼。朱漆大门，石狮子，高墙深院。像一座堡垒，可这堡垒，是纸糊的。 炮一响，就塌了。 第二天，泽喜去了县城保安团。 刘团长还是那个刘胖子，只是更胖了，军装绷得紧紧的，像要裂开。他坐在团部里，翘着二郎腿，抽着烟。 “王泽喜？哦，想起来了，砌墙的那个。”刘团长吐了个烟圈，“怎么，想通了？来给我干活？” “是。”泽喜说，“听说团里要修工事，我来。” “行啊。”刘团长站起来，拍拍泽喜的肩，“你是个人才。这样，城东要修个碉堡，你负责。一个月，十块大洋，管吃住。” “工钱我不要。”泽喜说。 “不要？”刘团长愣了，“那你要啥？” “要粮食。”泽喜说，“十块大洋，折成粮食，大米、面粉、杂粮，都行。还有，要石灰，要砖。” 刘团长盯着他看了半天，笑了：“王泽喜，你这是要囤粮备战啊。” “是。” “行，有远见。”刘团长拍板，“粮食，我给你。石灰、砖，团里出。但你得给我把碉堡修结实了，要能挡炮弹。” “放心。” 从那天起，泽喜开始两头跑。 白天在县城修碉堡，晚上回店子上砌墙。他把从保安团挣的粮食，一袋一袋运回店子上，存在地窖里。石灰、砖，能省就省，偷偷运回一些。 店子上的人不理解。陈老三来找他：“泽喜，你真给国民党干活？” “三爷，”泽喜一边和灰一边说，“我不是给国民党干活，是给店子上干活。没这些粮食，真打起来，咱们撑不过一个月。” “可那是国民党的粮食……” “粮食就是粮食，不分国民党共产 党。”泽喜说，“能活命，就是好粮食。” 陈老三叹口气，不说话了。 泽全帮着记账。每一袋粮食，每一块砖，每一袋石灰，都记在本子上。本子是他从劝学所要的，用毛笔写，工工整整。 “哥，咱们现在有三千斤粮食了。”泽全说，“够全村人吃三个月。” “不够。”泽喜说，“要囤够一年。” “一年？哪来那么多粮食？” “我去挣。” 十月底，南京丢了。 消息传来时，店子上炸了锅。南京是首都，首都都丢了，中国是不是要亡了？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有人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往西逃。张家也慌了，张老爷派人来找泽喜。 “泽喜啊，上次是我不对。”张老爷这次客气多了，“你看，咱们这墙，还能不能加高些？钱，我出。” “能。”泽喜说，“但光加高没用。得在墙外挖壕沟，设陷阱。墙内要修暗道，通地窖，通长沟。这些，都要人，要钱。” “人，我出佃户。钱，你要多少？” “五百大洋。” “五百？”张老爷倒吸一口凉气，“这也太多了……” “张老爷，”泽喜看着他，“命和钱，哪个重要？” 张老爷沉默了很久，最后咬牙：“行，五百就五百！” 从那天起，店子上的工程全面铺开。 墙加高到三丈，厚四尺。墙外挖了两丈宽的壕沟，沟底插竹签，浇上粪水——泽喜说，这样伤口容易感染，日本人不敢轻易过。墙内修了三条暗道，一条通王家老宅地窖，一条通长沟，一条通后山。 全村能动的都上了工地。男人挖沟、砌墙，女人做饭、送水，孩子捡砖、拾柴。连张家那些佃户，也来了——张老爷发了话，来干活的，免一年租子。 泽喜是总指挥。他一天只睡两三个时辰，其余时间都在工地上。看图纸，放线，检查质量。哪里砖砌歪了，哪里灰抹薄了，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里，重砌。”他指着一处墙脚，“砖缝没灌满，一下雨就渗水，冬天一冻就裂。” “四哥，这都砌第三遍了……”一个年轻工匠抱怨。 “砌十遍也得砌。”泽喜说，“墙是保命的，马虎不得。” 年轻工匠不敢说话了，低头重砌。 泽全身子弱，干不了重活，就在旁边帮忙算料。多少砖，多少灰，多少人工，他算得清清楚楚。有时泽喜忙不过来，他就帮着看图纸，发现问题及时说。 “哥，东墙那段，地基好像有点软。”有天晚上，泽全对泽喜说。 泽喜去看，果然。那段墙挨着长沟，地下是淤泥，地基没打实。他让人把那段墙拆了，重新挖地基，垫碎石，夯了三遍，再砌。 “幸亏你发现了。”泽喜对泽全说，“要不这段墙，迟早要倒。” “我也是瞎琢磨。”泽全不好意思地笑。 十二月初，武汉会战的消息传来。 日本人要打武汉了。襄阳是武汉的门户，一旦武汉开打，襄阳就是前线。 店子上更紧张了。墙已经基本完工，地窖也挖好了，能藏全村人。粮食囤了五千斤，够吃半年。可人心惶惶，总觉得不够。 这天，泽喜从县城回来，带回来一个消息。 “保安团要撤了。”他对王文修说，“刘胖子说，上峰有令，保安团要往西撤，保重庆。” “那咱们……”王文修手抖了抖，烟袋锅子差点掉地上。 “咱们不走。”泽喜说，“咱们有墙，有粮，有人。守得住。” “可保安团都撤了……” “保安团撤了更好。”泽喜说，“他们在，咱们还得防着他们抢粮。他们走了，咱们自己守。” 话是这么说，可心里没底。 保安团有枪，有炮，都守不住。他们这些老百姓，拿什么守？ 民国二十七年三月，日本人真打过来了。 先是飞机轰炸。一天十几趟，贴着汉水飞过来，扔炸弹。店子上挨了三颗，炸塌了五间房，死了七个人。 泽喜带着人，把死者埋了，把伤者抬进地窖。地窖里点着油灯，挤满了人。孩子哭，女人哭，男人咬着牙，不说话。 “这样不行。”泽喜对王文修说，“得把人都疏散到后山去。地窖只能藏一时，藏不了一世。” “可后山没吃没喝……” “我带人去挖山洞。”泽喜说，“挖大点，能住人，能存粮。” “现在挖，来得及么？” “来不及也得挖。” 当天晚上，泽喜带着二十几个青壮年，上了后山。后山是石山，难挖。可没别的办法。他们用铁镐挖，用炸药炸——炸药是从保安团撤走时扔下的军火库里捡的。 挖了三天三夜，挖出个能容百人的山洞。又把粮食、被褥、药品搬进去。全村人，分批住进去。 泽喜没进去。他留在村里，带着保乡队的三十几个人，守着那堵墙。 “四哥，你也进去吧。”泽全说。 “我不进。”泽喜说，“我得守着。墙在，人在。墙倒了，人就没了。” “可万一……” “没有万一。”泽喜拍拍他的肩，“你进去，照顾好爹娘，照顾好乡亲。外面的事，交给我。” 泽全眼圈红了：“哥，你小心。” “知道。” 四月，日本人的地面部队到了。 先头部队是一个中队，一百多人，沿着汉水往西打。路过店子上时，停下来了。 泽喜在瞭望口看着。日本人的军装是土黄色的，钢盔是绿色的，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反着光。 “准备。”他对身后说。 保乡队的人，枪上了膛。都是老套筒，汉阳造，最好的也就是几支三八式，是打日本人缴获的。 日本人没急着进攻。他们围着墙转了一圈，指指点点。然后，一个军官模样的，拿着喇叭喊话。 “里面的，中国兵，出来投降！皇军优待俘虏！” 没人理他。 军官又喊了几遍，见没动静，挥手。几个日本兵抬着梯子，往墙边冲。 “打！”泽喜下令。 枪响了。老套筒的声音闷，三八式的声音脆。子弹打在日本人身上，倒了好几个。剩下的退了回去。 日本人恼了。架起迫击炮，轰墙。 “轰！轰！轰！” 炮弹落在墙上，炸开。砖石飞溅，灰尘漫天。可墙没倒——泽喜砌的是“蝎子倒扒墙”，炮弹炸开，冲击力被斜向的砖结构分散了，墙身晃了晃，又稳住了。 日本人愣了。他们没想到，一堵土墙，这么结实。 又轰了几炮，还是没倒。日本人不敢再浪费炮弹——他们的补给线长，炮弹金贵。 军官挥手，撤退了。 保乡队的人松口气。可泽喜知道，没完。日本人还会来。 果然，三天后，日本人又来了。这次来了一个大队，三百多人，带着重机枪，带着山炮。 “这次扛不住了。”陈小狗脸色发白。 “扛不住也得扛。”泽喜说，“去，把后山的乡亲，再往深山里撤。咱们在这儿，能拖多久拖多久。” “四哥，那你……” “我留下。”泽喜说，“你们也走。” “不行！”陈小狗说，“要死一起死！” “放屁！”泽喜骂，“死什么死？咱们是保乡的，不是送死的！你们走了，我才有机会脱身。都挤在这儿，一个也跑不了！” 众人不动。 泽喜急了，拔出腰里的盒子炮——那是伯爷传给他的，王家的祖传瓦刀他埋在地窖里了，这把枪，是他现在的命。 “走！这是命令！” 众人这才动了，一个个从暗道撤走。 最后，墙里只剩泽喜一个人。 他爬上瞭望口，看着墙外黑压压的日本人。三百多人，山炮已经架好了，炮口对着墙。 他笑了。 笑得很冷。 “来吧。”他低声说，“让爷爷看看，你们有多大能耐。” 炮响了。 墙，塌了。 可泽喜没死。在炮响的前一刻，他跳进了暗道。暗道通长沟，他从沟里爬出来时，浑身是泥，可还活着。 回头看看，那堵他砌了三年，守了三天的高墙，成了一堆废墟。 废墟上，日本人的太阳旗，插上去了。 像插在他心上。 疼。 可疼也得忍着。 因为他活着。 活着，就能再把墙砌起来。 活着，就能把日本人赶出去。 活着，就能把王家，传下去。 他转身，钻进芦苇荡，消失了。 身后，是冲天的火光，是日本人的狂笑，是店子上，沦陷的第一天。 也是他，王泽喜，真正成为战士的第一天。 （第十二章 完） --- 【下章预告】 第十三章 暗战（1938-1940） 店子上沦陷，泽喜转入地下斗争。他如何组织游击战？如何在日伪军的眼皮底下，重建保乡队？而王家的人，在深山老林里，又将如何生存？泽全这个病弱的书生，会在战争中扮演什么角色？ 第十三章 暗战（1938-1940） 店子上沦陷的第七天，泽喜从芦苇荡里钻出来，已经是后半夜了。 他身上那件青布褂子破成了布条，脸上、手上全是泥，左胳膊被弹片划了道口子，血凝成了黑痂。他在汉水边蹲下，捧水洗了把脸。水是凉的，刺得伤口疼，可疼能让人清醒。 抬头看，店子上方向有火光。日本人占了村子，在祠堂前点了篝火，喝酒，唱歌。歌声飘过来，是日本话，听不懂，可调子很狂，像狼嚎。 泽喜咬着牙，指甲抠进手心里。那是他的家，他的店子上。现在，成了日本人的地盘。 他转身，钻进后山。 山路难走。七年没砍过的灌木，长得比人高，枝条像鞭子，抽在脸上，火辣辣的疼。他凭着记忆，往山洞方向摸。山洞是他带人挖的，藏了全村老少，还有五千斤粮食。 走了两个时辰，天快亮时，他看见那棵歪脖子松树——这是标记。他在树下学了三声布谷鸟叫。 “咕咕——咕咕——咕咕——” 等了一会儿，山洞里传来回应，也是三声。接着，一个人影钻出来，是陈小狗。 “四哥！”陈小狗冲过来，眼睛红了，“你还活着！” “活着。”泽喜说，“村里怎么样？” “日本人占了，在祠堂扎了营，有五十多人。”陈小狗说，“张老爷……” “张老爷怎么了？” “日本人来的那天，张老爷没跑，带着家丁守在祠堂，说要与祖宗共存亡。”陈小狗声音发颤，“日本人用炮轰，祠堂塌了，张老爷……被压死了。张家十几口，就活下来三个，藏在井里，半夜跑出来的。” 泽喜沉默。他想起张老爷那张瘦脸，山羊胡，老花镜。想起张老爷说“我张家在店子上三百年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三百年的张家，三天就没了。 “乡亲们呢？”他问。 “都在洞里，还好。就是粮食……” “粮食怎么了？” “日本人搜山，找到咱们藏粮的洞，抢走了一半。”陈小狗声音低下去，“剩下一半，省着吃，还能撑一个月。” 一个月。 泽喜心里算了算。现在是四月，离秋收还有五个月。一个月后，两千五百斤粮食吃完，一百多口人，吃什么？ “进洞说。” 山洞比他走时挖得更深了。点了三盏油灯，光线昏暗。洞壁渗着水，滴滴答答的。地上铺着干草，乡亲们挤在一起，老人咳嗽，孩子哭，女人低声哄。 王文修坐在最里面，靠着洞壁，闭着眼。秀英在旁边，给泽全喂药——泽全又病了，发烧，咳血。 “爹。”泽喜走过去。 王文修睁开眼，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抬手，摸摸他的脸：“还活着，就好。” “活着。”泽喜握住父亲的手，“爹，咱们得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王文修叹气，“日本人五十多条枪，咱们就三十几个拿锄头的。打不过，跑不了。等死吧。” “不能等死。”泽喜说，“咱们手里有枪。” “枪？那些老套筒，能顶什么事？” “顶不了大事，能干小事。”泽喜压低声音，“咱们不跟日本人硬拼。夜里摸进去，打冷枪，放火，偷粮食。让他们睡不安生，吃不好饭。时间长了，他们自然就退了。” “你这是……” “游击。”泽喜说，“八路军就这么打日本人的。我在保安团时听说的。” 王文修看着他，眼神复杂。这个儿子，他从小看到大。老实，憨厚，学手艺快，可性子直，不会拐弯。现在，不一样了。眼里有火了，是杀过人、见过血的火。 “你想好了？” “想好了。”泽喜说，“咱们不能在山洞里等死。等粮食吃完，就真死了。现在出去，还能挣条活路。” “可这太险……” “爹，”泽喜打断他，“打仗哪一天不险？咱们王家的根在店子上，根让人刨了，咱们就得把根抢回来。用命抢。” 王文修不说话了。他闭上眼，挥挥手：“去吧。小心点。” “哎。” 泽喜站起来，走到洞口。陈小狗跟过来。 “四哥，我跟你去。” “我也去。”李铁柱也凑过来。这个四十多岁的铁匠，手里提着把铁锤。 泽喜看着他们。三十几个人，有老有少，有强有弱。可眼神都一样——是恨，是不甘，是拼命的劲儿。 “好。”他说，“但咱们得约法三章。” “你说。” “第一，保命要紧。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第二，不伤老百姓。第三，听指挥，别逞能。” “行！” “现在，挑人。”泽喜说，“年轻力壮的，跟我去。年纪大的，身子弱的，留在洞里，保护乡亲。” 挑了十五个人。都是二十到四十的青壮年，手里有枪的七个，没枪的拿着砍刀、铁锹、锄头。 “今天晚上，”泽喜说，“咱们去店子上，把粮食抢回来。” 天黑透了，十五个人摸下山。 泽喜打头，陈小狗殿后。一路无话，只有脚步声，沙沙的，像蛇爬。 快到村子时，泽喜让大家停下。他爬到一棵老槐树上，往村里看。 日本人点着篝火，围着火堆坐着，喝酒，吃肉。祠堂门口有岗哨，两个日本兵，抱着枪，打瞌睡。 “看见没，”泽喜下来，低声说，“岗哨在打瞌睡。咱们从西头摸进去，粮仓在祠堂后头。记住，别开枪，用刀。” “用刀？”一个年轻人声音发颤，“我……我没杀过人。” “我杀过。”泽喜说，“跟着我。” 十五个人，像十五只夜猫子，贴着墙根，摸进村。村里静得吓人，狗不叫，鸡不鸣——都被日本人吃光了。只有篝火噼啪的声音，日本人的鼾声。 摸到祠堂后头，粮仓就在眼前。木头门，上着锁。泽喜示意李铁柱。李铁柱是铁匠，会开锁。他掏出根铁丝，捅了几下，锁开了。 推开门，里面堆着麻袋。泽喜摸了摸，是粮食，是店子上乡亲的粮食。 “搬。”他低声说。 十五个人，一人扛一袋，往外走。刚出粮仓，听见脚步声。是巡逻的日本兵，两个人，哼着小调，往这边来。 泽喜心里一紧。他示意大家躲到阴影里。可晚了，日本兵看见他们了。 “谁？”日本兵端起枪。 泽喜没犹豫，冲出去，手里的砍刀一挥。一个日本兵脖子中刀，哼都没哼，倒了。另一个日本兵要开枪，陈小狗从后面扑上去，捂住嘴，刀捅进后心。 两个日本兵，死了。 可枪声还是响了——倒下的日本兵手指扣了扳机。 “砰！” 枪声在夜里格外刺耳。 “快跑！”泽喜喊。 十五个人，扛着粮食，往村外跑。身后，日本人的哨子响了，喊声响了，枪声响了。 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一个年轻人中弹了，闷哼一声，倒在地上。粮食撒了一地。 “别管我！”那年轻人喊，“快跑！” 泽喜咬咬牙，没停。他知道，停下来，所有人都得死。 十五个人，跑出村子，钻进芦苇荡。回头看，村里火光冲天，日本人追出来了，可不敢进芦苇荡——怕有埋伏。 “清点人数。”泽喜喘着气。 一点，少了三个。除了倒下的那个，还有两个没跑出来。 “四哥，咱们……”陈小狗眼睛红了。 “回去。”泽喜说。 “回去？送死？” “不是送死，是收尸。”泽喜说，“不能让他们曝尸荒野。” 等日本人撤了，泽喜带着人，又摸回村子。找到那三个人的尸体，抬出来，埋在后山。 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只有三座新坟。 泽喜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 “兄弟，走好。你们的仇，我记着。你们的家，我护着。” 从那天起，店子上周边的游击战，打响了。 泽喜带着这十几个人，白天藏在山里，晚上摸进村子。今天偷粮食，明天杀哨兵，后天烧军火。不跟日本人硬拼，就打冷枪，放冷箭。 日本人恼了，开始清乡。挨家挨户搜，见着青壮年就抓，见着可疑的就杀。店子上又死了十几个人。 可泽喜的游击队，越打人越多。周边村子的人，听说店子上有人打日本人，都来投奔。一个月，从十五个人，发展到五十多人。枪不够，就用大刀、长矛。没吃的，就去抢日本人的粮车。 泽喜成了这支游击队的队长。他没番号，没编制，就一个名字——店子上保乡队。 可这支保乡队，跟之前不一样了。之前是保家，现在是拼命。 六月，泽全出山了。 他身子还没好利索，咳，可坚持要出来。 “哥，我帮不上忙打仗，可我能帮忙算账，写信，做宣传。”他说。 “宣传？” “对。”泽全说，“咱们打日本人，得让老百姓知道为什么打。得告诉他们，日本人不是不可战胜的。咱们店子上能打，别的地方也能打。” 泽喜看着他。这个从小病弱的弟弟，眼睛里有一种光，是读书人才有的光。 “行。”他说，“你做。” 泽全就在山洞里，用毛笔写传单。纸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墨是用锅底灰调的。他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要打日本人”“店子上没倒，中国就不会倒”“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写完，夜里派人去贴。贴在祠堂墙上，贴在日本人哨所门口，贴在大路边的树上。 日本人看见，气得跳脚。悬赏捉拿“写反标的人”，赏金一百大洋。 可没人告密。店子上的人，恨日本人，也敬王家兄弟。 八月，武汉会战打响了。 日本人从店子上抽走了一半兵力，去支援武汉。村里只剩二十多个日本兵，还有几十个伪军——是刘德贵保安团的人，日本人来了，他们就当了汉奸。 泽喜的机会来了。 “打不打？”陈小狗问。 “打。”泽喜说，“但不是硬打。咱们这样……” 他画了张图。店子上地形图，哪儿有岗哨，哪儿有军营，哪儿是粮仓，标得清清楚楚。 “今天晚上，分三路。一路去烧粮仓，一路去炸军火库，一路去杀伪军队长——就是刘胖子的副官，王麻子。这个人最坏，帮着日本人杀中国人，不能留。” “谁去杀王麻子？” “我去。”泽喜说。 “四哥，太险了……” “险也得去。”泽喜说，“王麻子认识我，我去，他放松警惕。” 夜里，行动开始。 泽喜带着两个人，摸到王麻子住的地方——是原来张老爷的书房，现在被王麻子占了。门口有岗哨，两个伪军，抱着枪打瞌睡。 泽喜示意，陈小狗和李铁柱摸过去，一人一个，捂嘴，抹脖子。 推开房门，王麻子正搂着个女人睡觉。听见动静，睁开眼，看见泽喜，愣了。 “王……王队长？” “是我。”泽喜走过去，手里的刀抵在王麻子脖子上，“王麻子，你还认得我？” “认得，认得……”王麻子脸白了，“王队长，有话好说……” “没什么好说的。”泽喜说，“你帮日本人杀中国人，该死。” 刀一抹，血喷出来。女人要叫，被陈小狗捂住嘴。 “别杀她。”泽喜说，“她是中国人。” 三人退出房间。外面，粮仓着火了，军火库爆炸了。村里乱成一团，日本人、伪军，像没头苍蝇，到处跑。 泽喜带着人，撤出村子。回头看，火光冲天，映红了半边天。 那一夜，店子上二十多个伪军，死了八个，跑了十几个。日本人气得要命，可找不到游击队——泽喜的人，又钻回山里了。 九月，武汉丢了。 消息传来，山洞里一片死寂。武汉是省会，省会都丢了，湖北是不是要完了？ 泽全拿着报纸——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武汉日报》，头版是日本人进城的照片。他看着，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 “乡亲们，”他说，声音不大，可每个人都听得见，“武汉丢了，可中国没丢。咱们店子上还在打，襄阳还在打，湖北还在打。只要还有一个中国人站着，中国就不会亡！” 没人说话。可眼神变了，是那种“拼了”的眼神。 泽喜看着弟弟。这个从小病弱，说话细声细气的弟弟，现在站在那儿，像一根钉子，钉在这片土地上。 钉住了人心，钉住了希望。 “泽全说得对。”泽喜站起来，“武汉丢了，咱们再抢回来。一年抢不回来，抢两年。两年抢不回来，抢十年。咱们这一代抢不回来，儿子抢，孙子抢。总有一天，能把日本人赶出去！” “对！赶出去！” 喊声在山洞里回荡，震得洞壁上的土簌簌地掉。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是最难的两年。 日本人实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店子上周边十几个村子，被烧了一半，死的人，填满了汉水。 泽喜的游击队，也死了不少人。五十多人，打到后来，只剩三十几个。没吃的，就吃草根，吃树皮。没子弹，就用石头砸，用刀砍。 可他们没散。像石头缝里的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泽喜在这两年里，学会了真正的打仗。不是砌墙，是一砖一瓦地，把日本人砌进坟里。他带着人，挖地道，设陷阱，打伏击。一次杀一个，一次杀两个，积少成多。 到民国二十九年秋天，店子上周边的日本兵，不敢单独出门了。出门必须成群结队，还得带着狗。 可狗也没用。泽喜会学狗叫，学得以假乱真。日本人的狗听见，以为是同类，跑过来，被一刀宰了，炖了吃。 肉香飘出山洞，乡亲们好久没吃肉了，吃得满嘴流油。 “四哥，”陈小狗啃着狗腿，“你说，这仗，还得打多久？” “打到赢为止。”泽喜说。 “可咱们……还能赢么？” “能。”泽喜很肯定，“你看见没，日本人没以前凶了。以前一个日本兵敢追咱们十个人，现在十个日本兵不敢追咱们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怕了。他们人越打越少，咱们人越打越多。时间在咱们这边。” 陈小狗似懂非懂，可相信四哥。四哥说能赢，就一定能赢。 民国二十九年腊月，泽全结婚了。 姑娘是十一队易家的，叫易秀英，十九岁，是易家老大的闺女。易家是猎户，住在深山里，日本人来不了。易秀英长得秀气，可手上有劲，能拉弓，能射箭。 婚礼在山洞里办。没酒，没肉，只有一锅野菜汤。可热闹，乡亲们都来了，说着吉利话。 拜堂时，泽全说：“列祖列宗在上，孙子泽全今日成家。愿祖宗保佑，王家香火永续，中国山河永固。” 这话，说得硬气。不像个病弱书生说的，像个战士说的。 泽喜站在下面，看着弟弟，眼圈红了。 这个从小病弱，需要他护着的弟弟，长大了，成家了，也要当爹了。 王家的香火，能传下去了。 哪怕在这山洞里，在这战火中，也能传下去。 因为根在，人在，希望在。 窗外，又下雪了。 雪花飘飘洒洒，落在山洞口，积了厚厚一层。像给这片苦难的土地，盖了层白被子。 被子里，是生机，是希望，是王家，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不屈的魂。 泽喜走出山洞，站在雪地里。雪花落在脸上，化了，像泪。 可他不哭。 他笑。 因为他知道，春天，快来了。 （第十三章 完） --- 【下章预告】 第十四章 春雷（1941-1943）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战线拉长。泽喜的游击队迎来转机，与政府领导的抗日武装取得联系。而王家，也将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中，迎来新的生命与希望。 第十四章 春雷（1941-1943） 民国三十年（1941年）正月十六，雪还在下。 王泽喜站在店子上那堵高墙的瞭望口，看着山下。日本人刚过完年，又开始扫荡了。这次规模不大，一个小队，五十多人，沿着汉水边的小路，往西走。 “四哥，打不打？”陈小狗蹲在旁边，手里端着杆老套筒。 “不打。”泽喜说，“五十个人，硬拼咱们不占便宜。让他们过去，等晚上再动手。” “可他们是去李家集扫荡的，李家集有咱们的亲戚……” “我知道。”泽喜打断他，“可打仗不是赌气。五十个人，咱们这三十几条枪，硬打要死人。不值得。” 陈小狗不说话了。他知道四哥说得对，可心里堵得慌。这四年，日本人扫荡，他们就躲。日本人走了，他们再出来。像老鼠，躲躲藏藏，憋屈。 泽喜心里也憋屈。可他得忍着。他是这支保乡队的头，他得为这三十几个兄弟的命负责。 保乡队现在有三十五人，枪二十八条，子弹平均每人不到十发。这还是在日本人那儿偷的，抢的，捡的。打一仗，少一点。补充不上来，只能省着用。 “四哥，”陈小狗又说，“我听说，东边有支队伍，叫八路军，专门打日本人。人不少，枪也好。咱们要不要……” “不要。”泽喜打断他，“什么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共 产 党。国民党剿了多少年都没剿干净，现在又冒出来了。这些人，比日本人还麻烦。日本人打跑了就走了，他们要是来了，就不走了。店子是咱们的，不能让外人占了。” “可他们说打日本人……” “打日本人咱们自己会打，用不着他们。”泽喜转身下墙，“让弟兄们准备，晚上去李家集看看。能救就救，不能救……就算了。” “是。” 夜里，泽喜带着十个人，摸到李家集。 日本人已经走了，留下满村狼藉。房子烧了，粮食抢了，人杀了十几个，吊在村口的槐树上。尸体在寒风里晃荡，像腊肉。 泽喜看着，眼睛红了。他认得其中一具，是李家集的族长，李老爷子。去年春天，还给他送过一袋红薯，说感谢他保乡队护着这一方平安。 现在，人没了。 “四哥……”陈小狗声音发颤。 “埋了。”泽喜咬着牙。 十个人，把尸体解下来，挖坑埋了。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只有十三座新坟。 泽喜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 “李老爷子，各位乡亲，走好。你们的仇，我记着。早晚有一天，我要日本人血债血偿。” 可怎么偿？他手里这三十几个人，二十八条枪，怎么跟日本人斗？ 他想起白天陈小狗的话。八路军，打日本人…… 不，不能想。那是共 产 党，是外人。王家的规矩，是守家，是保乡。外人，信不过。 回到店子上，天快亮了。 泽喜没睡，一个人在院里磨刀。刀是他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军刀，刀身有血槽，刀刃锋利。他磨得很慢，很仔细，像在砌墙，一板一眼。 “四叔。” 泽喜回头，是长安。这孩子今年二十四了，跟他爹一样憨厚，可眼神里有股劲儿，是那种“想做事”的劲儿。 “咋不睡？” “睡不着。”长安蹲下，看着他磨刀，“四叔，我想跟您说个事。” “说。” “我听说，县城保安团在招人，修工事，一天给一块大洋，管饭。我想去。” 泽喜手里的刀停了。他抬头看着长安：“你爹知道么？” “知道。我爹说，让我问您。” 泽喜沉默了一会儿。长安是泽福的大儿子，是他看着长大的。这孩子老实，肯干，是块过日子的料。可去保安团，那是给国民党当差。刘德贵是什么人，他太清楚了。贪财，怕死，对日本人点头哈腰，对老百姓作威作福。 “长安，”他说，“保安团，不是什么好地方。刘德贵，不是什么好人。你去，是往火坑里跳。” “可一天一块大洋……”长安说，“四叔，您看咱们家，粮食快没了，弟弟妹妹们饿得直哭。我去挣点钱，买点粮食，让家里人吃顿饱饭。” 泽喜不说话了。是啊，粮食。这是最要命的。去年大旱，地里没收成。日本人三天两头来抢，家里那点存粮，见底了。再不想办法，真要饿死人了。 “行，”他终于说，“你去。但记住，挣了钱就回来，别掺和保安团的事。刘德贵让你干什么，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实在推不掉，就装傻。你憨，他会信。” “我记住了，四叔。” “还有，”泽喜看着他，“枪，别碰。上次的教训，记着。” 长安脸红了，低下头：“我记着。” 第二天，长安去了县城保安团。 刘德贵见了他，笑了：“王长安？王泽喜是你什么人？” “是我四叔。” “哦，王队长的侄子。”刘德贵打量着他，“会干什么？” “会砌墙。” “砌墙？行，去工地上吧。一天一块大洋，管两顿饭。好好干，干好了，我给你个班长当当。” “谢刘团长。” 长安去了工地。工地在城东，修碉堡。保安团的兵监督，老百姓干活。挖地基，搬砖，和灰，砌墙。长安从小跟着四叔学手艺，活干得好，又快又结实。工头喜欢他，让他当了小工头，管十几个人。 一天一块大洋，他舍不得花，攒着。干了十天，攒了十块大洋。他去买了五十斤苞米，二十斤白面，托人捎回店子上。 粮食捎回去那天，秀英哭了。长安娘也哭了。孩子们有了吃的，笑得像花。 泽喜看着那些粮食，心里五味杂陈。他王泽喜，保乡队队长，打了四年日本人，没让家里人吃上一顿饱饭。长安去给国民党干了十天活，就让家里人吃上了白面。 这世道，真他娘的操蛋。 三月，日本人又来了。 这次不是扫荡，是征粮。说是“皇军征粮，天经地义”。店子上刚收的春粮，要征走一半。 乡亲们不干，拦着粮车。日本人开枪，打死了两个人。 泽喜带着保乡队赶去时，日本人已经装好粮车，准备走了。他站在路中间，拦着。 “太君，”他脸上带笑，可手按在腰里的枪上，“这粮食，是乡亲们的命。您征走了，这个春天，得饿死人。” 带队的日本军官，是个少尉，会说中国话：“八嘎！皇军征粮，是大东亚共荣的需要！你的，让开！” “太君，行行好，少征点……” “让开！” 日本兵端起枪。保乡队的人也端起枪。眼看要流血，泽喜咬了咬牙，挥手。 “让开。” 保乡队让开一条路。日本人的粮车，大摇大摆地走了。 乡亲们看着泽喜，眼神里有怨，有恨。那眼神，像刀子，剜在泽喜心上。 “四哥，”陈小狗声音发颤，“咱们……” “回去。”泽喜转身，走了。 步子很沉，像灌了铅。 夜里，泽喜一个人坐在院里，看着天。 天上有星星，一颗一颗，亮得晃眼。像那些死在日本人手里的乡亲的眼睛，看着他，问他：为什么？为什么不打？为什么让日本人把粮食抢走？ 他没法回答。因为他打不过。三十几个人，二十八条枪，怎么跟日本人打？打，是送死。不打，是等死。 横竖都是死。 “四叔。” 泽喜回头，是长安。他从县城回来了，背着个布袋子。 “长安？你怎么回来了？” “我听说日本人来征粮，打死人了，就回来了。”长安把布袋子放下，“四叔，这是我挣的钱，买了点粮食，您分给乡亲们。” 泽喜看着那个布袋子，鼓鼓囊囊的，装的应该是苞米，或者红薯。 “长安，”他说，“你在保安团，干得怎么样？” “还行。刘团长让我当了个班长，管二十个人。”长安说，“就是……就是他们老让我干坏事。” “什么坏事？” “去老百姓家里收税，抓壮丁，还……还打人。”长安低下头，“我不干，刘团长就骂我，说我不识抬举。可我……我下不去手。那些老百姓，跟咱们一样，都是种地的，都是老实人。” 泽喜看着他，看了很久。这个侄子，憨，可心善。心善的人，在乱世里，是活不长的。 “长安，”他说，“你回来吧，别在保安团干了。” “可家里……” “家里有我。”泽喜说，“我王泽喜，就是去偷，去抢，也要让家里人，让乡亲们，吃上饭。” “四叔……” “回来。”泽喜很坚决，“明天就去辞了。” “是。” 第二天，长安去保安团辞工。 刘德贵听说他要走，笑了：“王长安，你当我这儿是客栈？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刘团长，我家里有事……” “什么事？说来听听。” “我……我爹病了，要人照顾。” “你爹病了？”刘德贵笑得更冷了，“我怎么听说，你爹死了好几年了？” 长安语塞。他憨，不会说谎。 “行了，”刘德贵摆摆手，“你要走，可以。但得把这两个月的工钱，退回来。一天一块大洋，两个月六十块。拿来，就让你走。” “刘团长，我……我没钱。” “没钱？”刘德贵脸色一沉，“那就别想走！老老实实在我这儿干！再敢提走，军法处置！” 长安被关进了禁闭室。那是个小黑屋，没窗户，没光，只有老鼠。他在里面关了三天，没吃没喝。 第四天，泽喜来了。 他是闯进来的。带着保乡队的三十几个人，端着枪，闯进了保安团驻地。 刘德贵慌了：“王泽喜，你想干什么？反了么？” “不干什么，”泽喜说，“我来接我侄子。” “你侄子是我的人，你说接就接？” “他是我王家的人，我说接就接。”泽喜的盒子炮抵在刘德贵腰上，“刘团长，放人。不放，今天咱们就拼个你死我活。” 刘德贵看着那些枪口，腿软了。他太了解王泽喜了，这个人，说拼命，真敢拼。 “行，行，放人。” 长安被放出来了。三天没吃没喝，走路都打晃。泽喜扶着他，往外走。 走到门口，刘德贵在身后喊：“王泽喜，今天这事，我记下了！咱们走着瞧！” 泽喜回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长安接回来了，可麻烦也来了。 刘德贵把这事报到县里，说王泽喜的保乡队是“非法武装”，是“土匪”，要求县里派兵剿灭。 县里下了公文，限保乡队三天内解散，枪支上缴。否则，以通匪论处。 “四哥，怎么办？”陈小狗问。 “不缴。”泽喜说，“枪是咱们的命，缴了，日本人来了，咱们拿什么打？” “可县里要是真派兵来……” “来就来。”泽喜说，“咱们有高墙，有地道，不怕他。” 可心里，没底。县保安团有三百多人，枪好，子弹足。真要来打，保乡队这三十几个人，守不住。 三天后，县里真派兵来了。 带队的是个营长，姓胡，四十多岁，一脸横肉。他带着一个连，一百多人，把店子上围了。 “王泽喜，”胡营长在墙外喊话，“出来投降！缴枪不杀！” 泽喜在墙头回话：“胡营长，咱们是保乡队，是打日本人的，不是土匪。枪不能缴。” “少废话！上峰有令，你们是非法武装，必须解散！再不缴枪，我们就开炮了！” “开吧。”泽喜说，“看看是你们的炮硬，还是我这墙硬。” 胡营长恼了，下令开炮。保安团有门山炮，是日本人给的淘汰货，可打土墙，够了。 “轰！” 一炮打在墙上，炸开个口子。砖石飞溅，烟尘漫天。可墙没倒——泽喜砌的是“蝎子倒扒墙”，炮炸开，冲击力被分散了。 胡营长愣了。又一炮，还是没倒。 “妈的，这什么墙？”他骂。 打了五炮，墙塌了一段，可其他的还立着。保乡队在墙里还击，枪法准，保安团死了七八个。 胡营长不敢硬攻了。他下令围困，要把保乡队困死在里面。 围了三天。保乡队粮食快吃完了，水也快喝完了。再围下去，真要饿死渴死。 “四哥，冲出去吧。”陈小狗说。 “冲出去是死。”泽喜说，“得想别的办法。” 他想了一夜，想出来了——谈判。 “谈什么判？”胡营长冷笑，“你们现在是瓮中之鳖，还有什么资格谈？” “胡营长，”泽喜说，“咱们都是中国人，打日本人，是咱们的事。现在日本人还在，咱们自己人打自己人，让日本人看笑话。” “少来这套！” “这样，”泽喜说，“你撤兵，我接受收编。但有个条件——我的保乡队，不改编，不拆散，就驻在店子上。番号可以改成保安团第三大队，我听你指挥。但我的兄弟，不能动。” 胡营长心动了。收编王泽喜，对他来说是大功一件。而且王泽喜能打，收编了，是他的助力。 “行，”他说，“但你们得交二十条枪，作为诚意。” “十条。” “十五条。” “行。” 谈判成了。泽喜交了十五条最破的枪，保住了剩下的十三条好枪。保乡队改挂“襄阳县保安团第三大队”的牌子，泽喜成了王大队长，手下还是那三十几个人，只是名义上归胡营长管了。 挂牌那天，泽喜站在墙下，看着那面青天白日旗，心里那点滋味，说不清。 他王泽喜，打了四年日本人，现在成了国民党保安团的人。 讽刺。 可没办法。要活命，就得低头。 挂牌后，日子好过些了。 保安团按月发饷，虽然常被克扣，可总比没有强。日本人再来扫荡，泽喜可以名正言顺地打——他现在是“国军”了，打日本人，是职责。 打了两次，小胜。日本人恼了，派了一个中队来打店子上。泽喜带着第三大队，配合保安团主力，打退了日本人。这一仗，泽喜打死了七个日本兵，名声大噪。 胡营长高兴，给他请功。上峰批了，晋升泽喜为少校大队长，赏大洋五百。 钱，泽喜分给了弟兄们。军衔，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手里有枪，有人，能打日本人。 这就够了。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秋，战局变了。 太平洋战场，美军反攻。中国战场，日本人开始收缩。鄂西北的日本人，减少了扫荡次数，加强了据点防御。 泽喜的第三大队，趁机扩大地盘。从店子上，扩展到周边五个村子。队伍从三十几人，发展到八十多人。枪多了，子弹足了，可问题也来了——养不起。 八十多人，一天要吃一百多斤粮食。保安团发的饷，不够。泽喜得自己想办法。 他想了个办法——收税。在控制的五个村子里，按地亩收“保安税”，说是为了养兵保乡。 乡亲们不情愿，可不敢不给。王泽喜现在是保安团的大队长，有枪，有人，不给税，他就带兵来“征”。 征了几次，钱粮有了，可名声坏了。乡亲们背地里骂他，说他是“二鬼子”，是“汉奸”。 泽喜听见，心里堵，可没办法。八十多人要吃饭，不打日本人，也得吃饭。饭从哪来？只能从老百姓嘴里抠。 抠就抠吧。骂就骂吧。总比饿死强。 腊月，长安成亲了。 姑娘是外乡过来的，叫秀兰，十六岁。婚礼在王家老宅办，简单，可热闹。 泽喜也回来了，穿着少校军服，腰里别着盒子炮。他给长安封了个大红包——五十块大洋，是他攒的。 “长安，”他说，“成了家，就是大人了。好好过日子，早点给王家开枝散叶。” “哎，四叔。”长安憨笑。 拜堂时，长安说：“列祖列宗在上，孙子长安今日成家。愿祖宗保佑，王家香火永续。” 泽喜站在下面，看着，心里那点憋屈，散了散。 王家的人丁，在延续。这就好。 窗外，又下雪了。 泽喜走出门，站在院里。雪花落在他的军服上，落在他的脸上。凉的。 他想起四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雪天，日本人刚打过来，他带着保乡队，守着这堵墙。那时他想，等打跑了日本人，就回家好好砌墙，过日子。 现在，日本人还没打跑，他成了保安团的大队长，穿着国民党的军服，收着老百姓的税。 这条路，走对了么？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得活下去。他得活，王家得活，这八十多个兄弟得活。 活着，才能打日本人。 活着，才能等来春天。 春天，快来了吧？ 他望着天，雪花纷飞，像在回答。 （第十四章 最终版 完） --- 【下章预告】 第十五章 暗涌（1944-1945） 太平洋战场盟军反攻，日军战线收缩。泽喜的保安团大队在夹缝中求生，既要应付日本人扫荡，又要应对国民党内部的倾轧。而国共内战的阴影，已悄然笼罩。 第十五章 暗涌（1944-1945）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正月，雪还没化完，刘德贵来了。 他现在是襄阳县保安团副团长，官升了，人也更胖了，军装绷得紧紧的，像要裂开。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带着二十几个卫兵，大摇大摆地进了店子上。 泽喜在队部——原来是王家老宅的堂屋，现在挂上了“襄阳县保安团第三大队”的牌子——听说刘德贵来了，眉头一皱。 “他来干什么？” “说是视察。”陈小狗说。他现在是第三大队的副大队长，穿着保安团的黄皮子，可眼神里还带着当年的锐气。 “视察？”泽喜冷笑，“黄鼠狼给鸡拜年。走，看看去。” 两人出了队部，刘德贵已经进了院子，正背着双手，打量着那堵高墙。墙身上弹孔累累，可依然挺立。 “王大队长，”刘德贵转过身，皮笑肉不笑，“你这墙，砌得是真结实。日本人打了四年，没打塌。国军打了三次，也没打塌。了不起。” “刘副团长今天来，有事？”泽喜走到他面前，不卑不亢。 “没事就不能来看看？”刘德贵说着，往堂屋里走，“听说你这第三大队，现在有八十多人了，控制五个村子，威风啊。” 泽喜跟进去：“都是托刘副团长的福。” “哎，别这么说。”刘德贵在主位坐下，跷起二郎腿，“是你王大队长有本事。不过……” 他顿了顿，端起桌上的茶碗——是长安媳妇易秀兰刚沏的粗茶，抿了一口，皱眉放下。 “不过，最近上面对你有些议论。” “什么议论？” “说你拥兵自重，不听调遣。”刘德贵盯着他，“上个月让你带队去东边设防，你怎么没去？” “我去了。”泽喜说，“可走到半路，听说日本人要扫荡店子上，就回来了。店子上是我的根本，不能丢。” “根本？”刘德贵笑了，“王大队长，你现在是国军的人，是保安团的人。你的根本，是上峰的命令，是党国的利益。不是你这店子上，不是你这王家。” 泽喜没说话。他知道刘德贵是来找茬的，说什么都没用。 “这样吧，”刘德贵站起来，“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三天后，你带你的第三大队，去西边的赵家屯，配合一团，剿灭那里的八路游击队。这是命令。” “八路游击队？”泽喜一愣，“赵家屯哪儿来的八路？” “怎么，你不知道？”刘德贵看着他，“赵家屯现在被八路占了，有百十号人，装备不差。上峰怀疑，你跟八路有勾结，故意放水。” “放屁！”陈小狗忍不住了，“我们打日本人四年，死了多少兄弟！现在说我们跟八路勾结？” “闭嘴！”泽喜喝道，然后对刘德贵说，“刘副团长，我王泽喜对党国忠心耿耿，天地可鉴。赵家屯，我去。但得把话说清楚——我去，是剿八路，不是背黑锅。剿完了，上峰得给我个说法。” “行，”刘德贵笑了，“剿完了，我给你请功。” 刘德贵走了。 陈小狗气得脸发白：“四哥，这明显是坑咱们！赵家屯哪儿来的八路？我上个月还去过，就几十户人家，种地的！” “我知道。”泽喜说，“可不去不行。不去，他就给咱们扣上通共的帽子。去了，打不了仗，他也能说咱们消极怠工。横竖都是坑。” “那怎么办？” “去。”泽喜说，“但不能真打。到了那儿，看看情况。要是真有八路……” “真有八路怎么办？” “真有八路……”泽喜沉默了一会儿，“也不能真打。八路打日本人，是条汉子。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可刘德贵那边……” “走一步看一步。” 三天后，泽喜带着第三大队，八十多人，开赴赵家屯。 赵家屯在店子上西边三十里，是个小村子，几十户人家，靠山。泽喜以前来过，认识这里的村长赵老蔫——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 可这次来，赵家屯变了样。村口修了工事，挖了壕沟，树上挂着红布条——是八路军的标志。 “真有八路。”陈小狗低声说。 泽喜示意部队停下。他走到村口，喊话：“赵村长！赵老蔫！我是店子上王泽喜，出来说话！” 过了一会儿，村口走出一个人。不是赵老蔫，是个年轻人，二十多岁，穿着灰布军装，腰里别着盒子炮。 “王大队长，久仰。”年轻人拱手，“我是八路军鄂西北游击支队第三中队指导员，李向阳。” “李指导员，”泽喜看着他，“赵家屯，什么时候成你们的地盘了？” “不是我们的地盘，是老百姓的地盘。”李向阳说，“我们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是来帮老百姓打日本人的。王大队长，你们保安团，是来打日本人的，还是来打老百姓的？” 这话问得刁钻。泽喜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是奉命来剿匪的。上峰说，赵家屯有八路游击队。” “我们不是匪，是抗日的队伍。”李向阳说，“王大队长，你也是打日本人的好汉，四年杀了多少鬼子，我们都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要是来打日本人的，我们欢迎。要是来打自己人的……” 他没说完，可意思明白。 泽喜看着那些工事，那些红布条，那些在工事后面端着枪的八路军战士。一个个面黄肌瘦，可眼神坚定。 这些人，是打日本人的。跟他一样。 “李指导员，”他说，“我不打中国人。可上峰有令，我不能不执行。这样，咱们做个样子。你放几枪，我放几枪，然后我撤。回去就说，八路跑了，没追上。” 李向阳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笑了：“王大队长，你是明白人。行，就这么办。” 两边对空放了几枪，然后泽喜下令撤退。回到店子上，他给刘德贵写了份报告：“赵家屯八路已闻风而逃，我部追击未果，毙伤数人，缴获步枪两支。” 报告交上去，刘德贵没说什么。可泽喜知道，这事没完。 果然，半个月后，刘德贵又来了。 这次他带了一个连，一百多人，把第三大队的队部围了。 “王泽喜，”刘德贵这次不笑了，脸色阴沉，“你胆子不小啊。假报战功，私通八路，该当何罪？” “刘副团长，这话从何说起？”泽喜站在门口，身后是陈小狗和几个老兄弟。 “从何说起？”刘德贵甩出一份文件，“这是赵家屯老百姓的联名信，说你到了赵家屯，一枪没放就走了，还给八路留了粮食。王泽喜，你还敢说没通共？” 泽喜心里一沉。他知道，这是刘德贵设的局。赵家屯的老百姓，被收买了，或者被威胁了。 “刘副团长，”他说，“我王泽喜做事，对得起天地良心。你要治我的罪，拿出真凭实据来。” “真凭实据？”刘德贵冷笑，“拿下！” 保安团的兵冲上来。陈小狗要拔枪，被泽喜按住。 “别动。”泽喜低声说，“动了，就真成反了。” 他被缴了械，关进了禁闭室。陈小狗和其他几个骨干，也被关了起来。第三大队被缴械，八十多人，被分散编入保安团其他部队。 泽喜在禁闭室里关了三天。三天里，他想了很多。想这四年，想打日本人，想保乡队，想现在。想明白了。 刘德贵要的不是他的命，是他的兵，是他的地盘。现在兵收了，地盘占了，他王泽喜，没用了。 第四天，刘德贵来了，带着酒菜。 “王大队长，受委屈了。”他亲自给泽喜倒酒，“我也是奉命行事，上峰逼得紧。不过你放心，我已经跟上峰说清楚了，你是被八路蒙蔽，一时糊涂。现在兵也收了，你也关了禁闭，算是惩戒过了。从今天起，你还是第三大队的大队长，兵还归你带，地盘还归你管。” 泽喜看着那杯酒，没动。他知道，这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兵还归他带，可人心散了。地盘还归他管，可威信没了。 “刘副团长，”他说，“我想解甲归田。” “解甲归田？”刘德贵一愣，“你才三十三，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解什么甲归什么田？” “累了。”泽喜说，“打了四年日本人，四年中国人，打不动了。想回家，砌墙，种地，过日子。” “这可不行。”刘德贵放下酒杯，“王大队长，你是人才，党国需要你。这样，我给你升官。第三大队扩编为第三营，你当营长，军衔升中校。再给你配个副营长，帮你打理军务。” 泽喜明白了。这是明升暗降。给他个营长的虚衔，派个副营长来，实际控制部队。 “行，”他说，“我干。” 不干不行。不干，就是死。干了，还能活着，还能找机会。 第二天，泽喜官复原职，第三大队扩编为第三营，他当营长，军衔中校。副营长姓周，叫周扒皮，是刘德贵的心腹，四十多岁，一脸横肉，是来监视他的。 周扒皮来了之后，第三营变了样。训练多了，操练严了，税也收得狠了。五个村子，被刮了一层又一层。老百姓怨声载道，背地里骂泽喜是“刮民党”，是“二鬼子”。 泽喜听见，心里苦，可没法说。他现在是傀儡，说了不算。周扒皮掌着权，他说打哪就打哪，他说收多少税就收多少税。 “四哥，”陈小狗有天夜里找他，“这样下去不行。弟兄们都不服周扒皮，老百姓也恨咱们。再这样，人心就散了。” “我知道。”泽喜说，“可有什么办法？枪在周扒皮手里，钱在周扒皮手里。咱们现在，是人家砧板上的肉。” “要不……咱们反了？” “反？”泽喜看着他，“反谁？反刘德贵？反国民党？咱们这百十号人，枪不过五十条，反得了么？” “那……” “等。”泽喜说，“等机会。日本人还没走，国共还没打完。这世道，还得乱。乱了，就有机会。” 机会来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四月，日军在鄂西北发动最后一次大规模扫荡。 这次规模空前，出动了一个联队，一千多人，配了重炮，坦克。目标是扫清鄂西北的抗日力量，为南撤做准备。 保安团首当其冲。刘德贵命令第三营，在店子上设防，阻击日军。 “这是让咱们当炮灰。”周扒皮脸色发白，“一千多日本人，咱们这一百多人，怎么打？” “打不了也得打。”泽喜说，“这是命令。” “命令？”周扒皮冷笑，“王营长，你是想让我死在这儿吧？” “周副营长，”泽喜看着他，“你要是怕死，可以走。我带着弟兄们打。” “走？往哪走？临阵脱逃，是死罪！” “那就打。” 战斗打响了。 日本人炮火很猛，店子上那堵高墙，挨了几十发炮弹，塌了大半。第三营死伤惨重，一百多人，打了半天，只剩四十几个。 周扒皮中弹了，肚子被打穿，肠子流出来。他躺在地上，抓着泽喜的裤腿：“王……王营长，救救我……我不想死……” 泽喜看着他，这个平时作威作福的副营长，现在像条狗，可怜巴巴的。 “救不了。”他说，“军医死了，药没了。你等死吧。” “你……你……”周扒皮瞪着眼，死了。 泽喜站起来，看着战场。日本人又上来了，黑压压的一片。 “弟兄们，”他喊，“撤！进山！” 四十几个人，撤进后山。日本人占了店子上，可没进山——他们也要撤了，太平洋战场吃紧，中国战场的日军，都在收缩。 三天后，日本人撤了。 泽喜带着剩下的人，回到店子上。店子上成了废墟，墙塌了，房子烧了，尸体遍地。有日本人的，有保安团的，有老百姓的。 他站在废墟上，看着这一切。四年，他守着这个地方，守着这堵墙。现在，墙塌了，人死了，家没了。 “四哥，”陈小狗走过来，脸上有道新疤，“清点过了，咱们还剩三十二人，枪二十六条，子弹不到一百发。” “嗯。”泽喜应了一声，没说话。 “刘德贵来了电报，说咱们阻击有功，要给咱们请功。让咱们去县城，接受整编。” “整编？”泽喜笑了，笑得很冷，“咱们这一仗，死了七十多个兄弟，他还给咱们请功？他是想把咱们剩下的这点人，也吞了吧。” “那咱们……” “不去。”泽喜说，“就在这儿，守着。哪儿也不去。” “可刘德贵要是派兵来……” “让他来。”泽喜说，“店子上现在是废墟，他要，给他。咱们进山，打游击。像当年打日本人一样，打他。” 陈小狗眼睛亮了：“四哥，你是说……” “我说，这国民党，不跟了。”泽喜看着远方，“跟着他们，只有死路一条。咱们自己干。有枪，有人，有山，饿不死。” “可名义上……” “名义上，咱们还是保安团第三营。”泽喜说，“实际上，咱们是独立武装。谁打咱们，咱们打谁。日本人来了打日本人，国民党来了打国民党，八路来了……八路来了再说。” “是！” 从那天起，泽喜的第三营，成了独立武装。 名义上还挂着保安团的牌子，实际上自成一派。占了后山一块地盘，种地，练兵，打游击。不打日本人——日本人快撤完了。不打老百姓——老百姓苦，不能再欺负。专打保安团——刘德贵派人来剿了几次，都被打退了。 名声打出来了。周边村子的人，都说王泽喜是条汉子，不服国民党管，自己单干。有人来投奔，队伍又慢慢恢复，到八月，又有了八十多人。 八月十五，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传来。 泽喜正在山上练兵，听说消息，愣了。日本人投降了？八年抗战，结束了？ “结束了……”他喃喃道。 “四哥，咱们赢了！”陈小狗激动得声音发颤。 “赢了？”泽喜看着山下，看着店子上的废墟，看着那些新坟，“赢了，可死了多少人？值么？” 没人回答。值不值，只有死人知道。 可活着的人，还得活。 日本人投降了，可仗还没打完。国民党，共产 党，又要打起来了。 他王泽喜，该往哪走？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得守着这片山，守着这些人，守着王家这根血脉。 守到天下太平，守到能安安生生砌墙、过日子的那一天。 那一天，会来么？ 他望着天，天是蓝的，云是白的。像那年砌墙时，抬头看的天。 一样的天，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的路。 （第十五章 完） --- 【下章预告】 第十六章 抉择（1945-1946） 抗战胜利，国共内战一触即发。泽喜这支独立武装，将面临站队的选择。是继续挂国民党的牌子，还是投奔共产 党？抑或，自立门户？而在王家内部，长安这个憨厚的汉子，又将做出怎样的人生抉择？ 第十六章 抉择（1945-1946） 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传到后山营地时，泽喜正在磨刀。 那是把日本军刀，是去年打伏击时缴获的。刀身有血槽，刀刃锋利。他磨得很慢，很仔细，像在砌墙，一板一眼。 “四哥！日本人投降了！”陈小狗举着报纸冲进营地，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 泽喜的手停了。他抬起头，看着陈小狗，看着那张报纸，看了很久，才说：“知道了。” 语气很平静，平静得让陈小狗都愣了。 “四哥，您……您不高兴？” “高兴什么？”泽喜放下刀，站起来，“高兴死了那么多人，终于赢了？高兴这八年，总算熬到头了？” 陈小狗不说话了。他知道，四哥心里苦。死了多少兄弟，流了多少血，才换来这“赢了”两个字。可赢了之后呢？日本人走了，国民党和共产 党，该打起来了。 “让弟兄们收拾东西。”泽喜说，“明天，下山。” “下山？去哪儿？” “回店子上。” “可店子上现在是废墟……” “废墟也得回。”泽喜说，“那是咱们的家。” 第二天，泽喜带着八十多人，下了山。 店子上确实成了废墟。墙塌了，房子烧了，到处是弹坑，是尸骨——有些还没埋，在太阳底下发臭。 乡亲们陆陆续续回来了，看见家的样子，哭的，骂的，发呆的。长安也回来了，带着媳妇易秀兰——她抱着刚满月的儿子，站在王家老宅的废墟前，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四叔，”长安走过来，眼圈红红的，“这……这还能住人么？” “能。”泽喜说，“墙塌了，再砌。房子烧了，再盖。人在，家就在。” 他开始带着人，清理废墟，重建家园。砖是现成的——那些炸塌的墙砖，还能用。木料去山里砍，灰去河边挖。一天天，废墟上慢慢立起了新的房子，新的墙。 可这墙，砌得不安生。 九月，刘德贵又来了。 他现在是襄阳县保安团团长，日本人走了，他这“抗战有功人员”官升一级，实权在握。这次来，带了更多的兵，一个连，一百多人，浩浩荡荡。 “王营长，”刘德贵很客气，甚至还下了马，“听说你在重建店子上，好事啊。上峰有令，要在鄂西北建一道防线，防共军南下。店子上是咽喉要道，要建个永久性工事。这工程，我想交给你。” 泽喜心里一沉。建工事，防共军。这是把他往国共内战的战车上绑。 “刘团长，”他说，“我这点人，这点枪，守店子上可以。可要建永久工事……” “人，我给你调。枪，我给你发。钱，我给你拨。”刘德贵说，“只要你答应，要什么有什么。建成了，你就是保安团三营营长，军衔中校，驻守店子上。怎么样？” 泽喜沉默了。他知道，这是站队的时候了。站国民党，有钱，有枪，有官当。站共产 党，穷，苦，还可能掉脑袋。 他想起了李向阳，那个八路军的指导员。人不错，可穷。想起了那些八路军战士，面黄肌瘦，可眼神坚定。 可坚定有什么用？这世道，是枪杆子说了算。 “行，”他说，“我干。” “好！”刘德贵拍案而起，“王营长是明白人！来，这是委任状，这是经费，这是图纸。一个月，工事要建好。建好了，你就是中校营长！” 工事开建了。 刘德贵说话算话，调来了工兵，运来了水泥、钢筋、铁丝网。泽喜亲自监工，按国军标准，在店子上周边建起了碉堡群、壕沟、雷区。 他用了“蝎子倒扒墙”的法子砌碉堡，墙厚三尺，能扛75毫米山炮直射。壕沟深两丈，底插竹签，浇粪水。雷区布了三道，用缴获的日本地雷。 工事建了一个月，建成了。刘德贵来验收，很满意。 “王营长，你是个人才。”他拍着泽喜的肩，“这工事，比国军正规军建的还好。从今天起，你就是中校营长，驻守店子上。记住，这儿是襄阳的东大门，不能丢。” “是。” 泽喜穿上中校军服，站在碉堡上，看着这片他守了八年的土地。店子上，王家老宅，那堵高墙，那些新坟。 现在，他又要在这儿打仗了。打谁？共产 党。 这是他的家，他的根，他得守着。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鄂西北成了战场。共产 党的军队南下，国民党的军队北上，在襄阳一带拉锯。 泽喜的第三营，守在店子上，像颗钉子，钉在共产 党的南下路线上。 四月，共产 党的先头部队来了，一个团，一千多人，要打开店子上这个口子。 战斗打响了。 共产 党的炮很猛，可泽喜的工事更硬。碉堡扛住了炮击，机枪封锁了道路，地雷炸翻了冲锋的士兵。 打了三天，共产 党没打下来，撤了。 刘德贵来电嘉奖：“王营长英勇善战，守住要地，记大功一次，赏大洋一千。” 钱，泽喜分给了弟兄们。功，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守住了，没人死。 这就够了。 可这仗，没完。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七月，襄樊战役打响了。 这次不一样，共产 党的主力来了，一个师，五千多人，配了重炮，要强攻店子上。 战斗打了七天七夜。泽喜的第三营，三百多人，打得只剩八十几个。弹药打光了，粮食吃完了，援军没来。 “营长，师部急电！”传令兵冲进来，“援军受阻，你部相机突围，向武汉方向集结。” 相机突围。泽喜看着电报，笑了。突围？往哪突？ “让弟兄们集合。”他说。 八十多个人，站在阵地上。一个个衣裳破烂，眼神木然。 “弟兄们，”泽喜开口，“师部命令，突围，往武汉撤。愿意跟我走的，走。不愿意的，把枪放下，换老百姓衣服，自己想办法回家。” 没人说话。良久，一个老兵开口：“营长，我家在襄阳城里，我娘还在……” “想回家的，现在就走。”泽喜说。 走了二十几个。剩下的六十来人，跟着泽喜，从后山小路撤退。 撤退的路，比打仗还难。 共产 党的搜索队就在附近，枪声时远时近。他们不敢走大路，只能钻山林，过野地。饿了，挖野菜，抓田鼠。渴了，喝沟里的脏水。 走了十几天，到武汉。武汉已经乱了，满街都是溃兵，伤兵，逃难的老百姓。 泽喜带着五十几个人——路上又死了几个，走散几个——找到保安团在武汉的办事处。办事处的头儿姓钱，是个胖子，很热情。 “王营长，辛苦了！刘团长交代过了，你们一到，马上安排去台湾。船票都准备好了，明天早上就走。” “刘团长呢？” “刘团长昨天坐飞机先走了。”钱胖子压低声音，“现在局势紧张，能走的都赶紧走。你们是功臣，守洪山头有功，上峰特意交代，要好好安置。” 泽喜没说话。他看着办事处墙上那张中国地图，台湾在那么远的地方，隔着一片海。 “愿意去台湾的，跟我走。不愿意的，现在可以走。”他对那五十几个兄弟说。 没人动。 “行，那咱们就去台湾。”泽喜说。 晚上，码头。 人山人海。泽喜带着人，排队上船。船是条货轮，改装过的，能装一千多人。船身上漆着“太平”两个字。 “姓名？单位？”检票的军官问。 “王泽喜，襄阳县保安团三营营长。” 军官抬头看了他一眼：“你就是守洪山头的王泽喜？” “是。” “好样的。”军官在名单上打了个勾，“上船吧，三等舱，在底舱。” 底舱又闷又热，一股霉味。人挤人，像沙丁鱼罐头。 船开了。汽笛长鸣。泽喜走到舷窗边，看着岸上的灯火，越来越远。 “四哥，”陈小狗凑过来，“咱们……真去台湾？” “嗯。” “去了……还回得来么？” 泽喜没说话。他看着窗外，汉江水滔滔东去，流过襄阳，流过店子上，流过他守了八年的地方。 回不来了。去了台湾，就回不来了。 可不去，又能去哪儿？共产 党能放过他？他是国民党的营长，是守洪山头的“顽固分子”。 船在江上走了一夜。天快亮时，泽喜突然站起来。 “小狗，”他说，“我不走了。” “什么？” “我不去台湾了。”泽喜很坚决，“我要下船。” “可船在江上……” “等靠岸，我就下。”泽喜说，“你们……愿意跟我下的，一起。不愿意的，继续去台湾。” 陈小狗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说：“四哥，你去哪，我去哪。” “对，营长去哪，我们去哪！”几个老兄弟也说。 可也有不说话的。五十几个人，最后决定下船的，只有二十几个。剩下的，继续去台湾。 船在九江靠岸，补充物资。 泽喜带着那二十几个人，悄悄下了船。码头上乱糟糟的，没人注意他们。 “四哥，现在去哪儿？” “回湖北。”泽喜说，“回襄阳，回店子上。” “可共产 党……” “躲。”泽喜说，“躲到山里，躲到老百姓家里。等风声过了，再说。” 他们换了老百姓衣服，把枪埋了，分成几拨，往北走。泽喜和陈小狗一拨，扮成逃难的兄弟，一路要饭，一路往北。 走了半个月，回到湖北。不敢进襄阳，就在周边山里躲着。有时在老乡家借宿，有时在山洞里过夜。 日子很难，可心里踏实。因为脚踩的是家乡的土地，呼吸的是家乡的空气。 这就够了。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五月，襄阳解放。 泽喜躲在山里，听赶集的老乡说，共产 党的军队进了城，没杀人，没放火，还开仓放粮，救济百姓。 “共产 党……真不杀俘虏？”泽喜问。 “不杀。”老乡说，“我侄子就是保安团的，投降了，现在在家种地呢。共产 党说了，只要放下武器，既往不咎。” 泽喜沉默了。他想起了李向阳，那个八路军的指导员。想起了那些八路军战士，面黄肌瘦，可眼神坚定。 也许，共产 党真的不一样。 “四哥，”陈小狗说，“咱们……要不要出去？” “再等等。”泽喜说，“等风声再松点。” 又等了两个月。七月，泽喜决定，回家。 夜里，他一个人，悄悄回到店子上。店子上已经变了样，废墟清理了，新房子盖起来了，田里种了庄稼。王家老宅也修好了，虽然不如以前气派，可结实，干净。 他站在门口，不敢进。屋里亮着灯，有人说话，是长安的声音，还有孩子的哭声。 “爹，您吃点。”长安的声音。 “我不饿，给孩子吃。”是王文修的声音，苍老，可还硬朗。 泽喜眼圈红了。他想进去，可脚像钉在地上，动不了。 “谁在外面？”屋里传来长安的声音。 门开了。长安提着油灯出来，看见泽喜，愣了。 “四……四叔？” “长安。”泽喜声音发哑。 “四叔！您……您回来了！”长安扔了油灯，冲过来，抱住他，哭了。 屋里的人都出来了。王文修，秀英，泽全，易秀兰，还有那些孩子。一个个看着他，又哭又笑。 “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王文修老泪纵横，“进屋，进屋说。” 泽喜进了屋，看着这个家，看着这些亲人，心里那点漂泊，终于落了地。 回来了。终于回来了。 虽然前路还不知道怎么走，可回家了，就有希望。 活着，就有希望。 （第十六章 完） --- 【下章预告】 第十七章 归乡（1949-1950） 泽喜回到店子上，开始新的生活。可他是国民党的旧军官，在新中国将面临怎样的审查与改造？而王家，在这个全新的时代，又将如何延续？ 第十七章 归乡与牢狱（1949-1951） 民国三十八年七月，泽喜回家了。 他走到村口时，天已擦黑。店子上的高墙在暮色里像一头蹲伏的巨兽，墙上那些他亲手砌的砖石，如今爬满了藤蔓。他绕到村子西头，从后山那条小路悄悄摸下来——不敢走大路，怕被人看见。 王家老宅的门虚掩着，透出昏黄的油灯光。泽喜在门口站了很久，手抬起又放下，像在敲一块会烫手的砖。八年了，这扇门他梦里见过无数次，如今真站在门前，反倒不敢进。 “谁在外面？” 是长安的声音。门开了，长安提着盏马灯，光在他憨厚的脸上跳着。他看见泽喜，眼睛瞪圆了，嘴张着，半天没出声。 “长安。”泽喜开口，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 “四……四叔！”长安手里的马灯差点掉地上，他慌忙放下灯，一把将泽喜拉进屋，迅速关上门，“您……您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去台湾了么？” “没去成。”泽喜说，声音压得很低，“船在江心坏了，我……我游回来的。” 长安脸色变了：“那……那别人知道您回来了么？” “不知道。我天黑才进村。” “那就好，那就好。”长安搓着手，在堂屋里转了两圈，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叔，您不知道，现在外头……” “我知道。”泽喜打断他，“共产 党坐了天下。我在路上都听说了。” 正说着，里屋传来世连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像破风箱。 “是泽喜么？”世连的声音很虚弱，可听得出来是强撑着。 长安连忙扶着泽喜进屋。世连躺在炕上，瘦得脱了形，可眼睛还亮。秀英坐在炕沿，正给他喂药，看见泽喜，手一抖，药碗差点掉地上。 “爹，娘。”泽喜跪在炕前。 世连挣扎着要坐起来，长安连忙扶住。老爷子盯着泽喜看了半晌，浑浊的眼睛里慢慢涌出泪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可现在这时候回来……”秀英抹着眼泪，话没说完，可意思都明白。 “我天亮就走。”泽喜说，“去山里躲一阵，等风头过了……” “走？往哪儿走？”世连喘着气说，“外头都在抓国民党的人，你一个生面孔，走到哪儿都是个死。” “那……” “就在家待着。”世连说，“地窖还能藏人。白天别出来，夜里再活动。” 长安点头：“对，对。地窖我前年修过，通风口通到后山，万一有人来查，能从那儿跑。” “可……”泽喜看看这个家。堂屋里，泽全抱着两岁的长林，易秀英怀里还抱着个更小的——是长安的大儿子德全，刚满一岁。一大家子人，老的老，小的小。 “没什么可是。”世连说，“你是王家人，就是死，也得死在家里。” 这话说得重，可泽喜听懂了。他重重磕了个头：“儿子不孝，给家里添麻烦了。” “一家人，说什么麻烦。”秀英擦擦眼泪，起身去灶屋，“我去热点饭，你吃了，赶紧下地窖。” 地窖在灶屋底下，入口藏在水缸后头。 长安移开水缸，掀开木板，一股霉味冲上来。他先下去，点了油灯，泽喜跟着下去。地窖不大，也就丈许见方，堆了些粮食杂物，角落里铺了张草席，一床薄被。 “委屈四叔了。”长安说，“白天就在这儿待着，夜里我给您送饭。要是听见上头有动静，千万别出来。通风口在那儿——”他指指角落一个洞口，“一直通到后山的乱石堆，我试过，能过人。” 泽喜点点头，在草席上坐下。长安又叮嘱了几句，这才上去，把水缸挪回原位。 地窖里一片漆黑，只有通风口透进来一点微光。泽喜躺在草席上，听着上头隐隐约约的说话声——是世连在咳嗽，是秀英在哄孩子，是长安在劈柴。 这些声音，他八年没听到了。 八年。从民国二十六年到三十八年，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七岁。打过日本人，守过洪山头，最后像条狗一样躲在地窖里。 他闭上眼睛，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渗进草席里。 接下来的日子，泽喜过上了昼伏夜出的生活。 白天，他在地窖里待着。长安给他找了本旧书，是《三国演义》，缺页少字的，可泽喜看得津津有味。看到关云长败走麦城，他心里一紧；看到诸葛亮星落五丈原，他长叹一声。 夜里，等一家人都睡了，他才敢出来，在院里透透气，活动活动筋骨。有时候长安陪他说说话，说说这八年来村里的事，说说土改，说说分地，说说谁家被划了地主，谁家出了干部。 “陈老三现在是民兵队长了。”长安说，“他家划了贫农，分了三亩好地。” 泽喜点点头。陈老三，当年保乡队的兄弟，现在成了民兵队长。世事难料。 “那……他知不知道我回来了？” “应该不知道。”长安说，“我没跟任何人说。可四叔，这村里就这么大，您能躲多久？” 是啊，能躲多久？泽喜看着天上的月亮，月亮很圆，可被云遮了一半，朦朦胧胧的。 躲了三个月，到底还是出事了。 那天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村里有人杀猪，请了剃头匠老李来帮忙褪猪毛。老李五十多岁，干了一辈子剃头，手艺好，话也多。褪完猪毛，主家留他吃饭，喝了点酒，话匣子就打开了。 “你们知道不？”老李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王世连家那个老四，回来了。” 桌上人都一愣：“王泽喜？他不是去台湾了么？” “去个屁。”老李抿了口酒，“我前天夜里从王家后墙过，听见院里有人说话，声音像他。扒着墙头看了一眼，虽然黑，可那身形，那走路的架势，准是他没错。” “你看清楚了？” “我老李这双眼，剃了三十年头，什么人没见过？”老李拍拍胸脯，“就是他。国民党营长，王泽喜。” 这话，第二天就传遍了全村。 腊月二十四，天还没亮，民兵就包围了王家。 陈老三带着人，敲开了门。长安披着衣服出来，脸色发白：“三……三哥，这么早，有事么？” “长安，”陈老三脸色很难看，“咱们是老兄弟，我不为难你。可这事……我也没办法。上头有命令，要抓国民党残匪。你四叔……是不是回来了？” 长安张了张嘴，还没说话，就听见屋里世连在喊：“长安，让他们进来搜！” 陈老三带人进了屋。屋里，世连坐在炕上，秀英站在旁边，泽全抱着长林，易秀兰搂着长春，一家人都看着他们。 “老三，”世连说，“你是来抓泽喜的？” “世连叔，我……” “不用说了。”世连摆摆手，“泽喜是回来了，可他没作恶，就是回家看看爹娘。你们要抓，就抓吧。人在后院柴房。” 陈老三一愣，没想到这么顺利。他带人去柴房，果然，泽喜坐在柴堆上，正在捆柴禾。 “三哥。”泽喜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来了。” 陈老三看着他，半晌，叹了口气：“四哥，对不住了。上头有命令……” “我懂。”泽喜说，“走吧。” 他被带走了。临走前，回头看了家人一眼。世连闭着眼，秀英在抹泪，长安攥着拳头，泽全抱着长林，长林在哭。 “爹，娘，保重。”他说。 泽喜被关进了县里的看守所。 审讯，交代，认罪，审讯他的干部很严厉，拍桌子瞪眼，说他“隐瞒历史，抗拒改造”。 “王泽喜，你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告诉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是国民党营长，是反革命分子，必须接受人民的审判！” 泽喜低着头，一句话不说。说什么呢？说他是被剃头匠举报的？说他在自家地窖里躲了三个月？说了，只会让家里更难。 判决很快下来了：有期徒刑十年，押送沙洋农场劳动改造。 宣判那天，长安来了，带着秀英蒸的馒头，还有一包咸菜。 “四叔，”长安隔着铁栏杆，把东西递进去，“家里都好。爹的病稳住了，娘身体还行。长春会叫太爷爷了。您……您在里面，好好改造，早点出来。” 泽喜接过馒头，还热着。他掰了一块，塞进嘴里。馒头是苞米面的，粗，可香。 “长安，”他说，“我这一去，不知道几年。家里，就靠你了。你是老大，得撑着。” “我知道。”长安眼圈红了，“四叔，您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家里。” “还有，”泽喜压低声音，“我的事，别让孩子们知道。就说……就说我出远门了，要几年才回来。” “哎。” 探视时间到了。长安走了。泽喜看着他消失在走廊尽头，心里那点牵挂，像根线，越拉越长，可不断。 不断就好。不断，就有念想。 沙洋农场在江汉平原，是劳改农场。 这里关着几千犯人，有土匪，有特务，有旧军官，有地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下地干活。种水稻，种棉花，挖沟，修渠。 泽喜被分到建筑队，还是砌墙。这次砌的不是碉堡，是农场的房子，是仓库，是围墙。 队长姓张，是个老红军，五十多岁，脸上有疤，是打仗时留下的。他看泽喜手艺好，问他：“你这手艺，跟谁学的？” “家传的。”泽喜说。 “砌过什么？” “砌过保命的墙，也砌过要命的墙。” 张队长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后来干活时，常来找他，看他砌墙，有时还递根烟。 “老王，”有次休息时，张队长说，“你这手艺，可惜了。要是早些年跟着我们干，能砌多少老百姓的房子。” 泽喜没接话，只是抽烟。烟是劣质烟，呛人。 “不过现在也不晚。”张队长说，“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新中国需要建设，需要手艺。你这双手，还能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这词，泽喜在识字班学过。可怎么服务？他一个劳改犯，还能为人民服务？ “张队长，”他问，“我这样的人，还能出去么？” “能。”张队长很肯定，“只要真心改造，好好劳动，就能出去。共产 党说话算话。” 泽喜看着自己的手。手上全是茧，是握枪握的，是握瓦刀握的。这双手，杀过人，也救过人。现在，在砌墙，砌农场的墙。 那就好好砌吧。砌一堵，能让人安生过日子的墙。 日子一天天过去。 泽喜在农场表现好，第三年就当了小组长，管着十几个人砌墙。他砌的墙，又直又结实，验收总是优等。张队长夸他，说他有“工匠精神”。 “老王，”有次张队长说，“你这手艺，出去后能当个建筑工人，给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泽喜笑笑，没说话。出去？十年刑期，这才三年。早着呢。 可他没想到，转机来得比他想的快。 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了。 农场开了大会，场长讲话，说新中国站起来了，说劳改政策有调整，表现好的，可以减刑。 泽喜心里一动。可他没敢多想。他是“历史反革命”，十年刑期，能减多少？ 可这年秋天，张队长找他。 “老王，”张队长说，“你的情况，农场研究过了。你在抗战时期有功，这几年改造表现也好。农场决定，给你申报减刑。如果批准，你明年就能出去了。” 泽喜愣了。明年？一九五四年？ “真……真的？” “真的。”张队长拍拍他的肩，“老王，好好干。出去后，用你的手艺，为新中国建设出力。” 泽喜眼圈红了。他点点头，说不出话。 一九五四年春，减刑批下来了：从十年减到七年。 泽喜算着日子，七年，从一九五一年算起，到一九五八年就能出去了。还有四年。 四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有了盼头，日子就好过了。 他更加卖力地干活，砌墙，教徒弟，学文化。农场办了扫盲班，他报名了，学认字，学写字。他给家里写信，写得很短：“爹娘安好，我在这里很好，好好改造，勿念。” 回信是长安写的，字歪歪扭扭，可意思明白：“家里都好，德全上学了，又添了个弟弟，叫建军。爹的病时好时坏，娘让您放心。” 泽喜把信折好，揣在怀里。晚上睡觉时，摸一摸，心里踏实。 踏实了，就有劲儿。 有劲儿，就能熬。 熬到出去那天，回家，砌墙，过日子。 他想。 （第十七章 修订版 完） --- 【下章预告】 第十八章 归来（1958-1961） 泽喜减刑出狱，回到店子上。可七年时间，村里已经变了样。他将如何面对新的生活？而王家第五代正在成长——长安的第三个儿子建国已经出生，而在一九六一年，第四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女儿即将出生。 第十八章 归来与诀别（1958-1961） “那是当然啦，那时候妾身还没有变成人的能力！要不然你也不可能成为第一个在我身上留下伤痕的人类…你这到处活蹦乱跳的死猴子！”蕾格娜特一副看笨蛋一样的眼神看着卡西乌斯，语气中透着一种自信和怨念。 分身和本体之间的差距，绝不是那么简简单单就能说明的，一个掌握了规则，一个没有掌握，这就是天壤之别，不管当下状态相差多少，也无法弥补这样的差距。 当然，这其中的种种康恩熙不知晓，王志也不知晓。此时他正在给凯琳珊把脉。 “你！！最好死在里面！”冷月原本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可被林杨这木头说出实话当即就发飙了，甩头也不理他朝着里面走去，任凭林杨如何喊都不理他。 “那我回去就派人过来，靖总有什么本事可不要藏着掖着，今后咱们两家公司合作的机会会很多的！”王铭道。 “黄董，你这龙江会所有司机？”林杨盯着那坛酒吞了口口水问道。 还是如他们之前看到的那样，众人仿佛被一个东西隔开了，再看广场都有点略微的模糊。 为了能真实的感觉到狂风，她卸下了脸上的易容面具，露出原先绝美但有些瑕疵的面容。 这一下，李果心里的疑惑更明显了，也许是因为疑心生暗鬼什么的，他突然从本能深处涌起了一种很奇怪很奇怪的不寻常感。 这该怎么办呢？江帆顿时陷入困境之中，他的对手太强大了，自己简直就是蝼蚁不如，没有一丝反抗之力，江帆迟疑起来。 “百里！你在里面到底做什么！”门被拍响地同时，传来左陆之的疾呼。百里容神情不变，依然盯视着面前地戮仙和陷仙。 驾驶室与发动机之间用了隔热板，还增加了风冷系统。驾驶员主要通过车长兼炮手的指挥，并有盖板式观察窗。由于在战斗室侧面安装了排烟口，而且经常打开可折叠的顶部薄钢板，战斗中的乘坐环境还可忍受。 “莫要忘动，看看情况在说。”张泉扫一眼在亚玛玩家中疯狂屠杀人形怪兽，目光最后落在不停跳动巨心之上。 狂热的欢呼响彻舰桥，原本已经非常疲惫的海军军人被一股亢奋支撑着，又以更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之中。 要是祝玉妍她们知道了叶正的想法的话，估计耳朵、腰，还有脚肯定是要遭殃了。 5月8日上午9点左右，杨虎带着4万多爪哇岛自卫队的官兵，秘密赶到了莫佐克托市20里外的璐山附近。 听到敲门声，郑炫妤还以为是夏俐俐抽空来找自己聊天，没想到将门打开一看，竟然是心目崇高的偶像陈浩夜晚来访，不由楞了一下。 不到半炷香的工夫，步瑶他们就离开了那阴暗的牢房，住进了明亮又宽敞的客房。 看着静静阖上的门扉，林知义敛了笑，转过脸，一脸不赞同地打量着石见。 而神使们通过神族和魔族开始了对整块大陆的统治，顺从他们的人们如果身体素质不错就会被改造成神族和魔族。如果是那些身体素质普通的人们就会被改造成现在人族，而那些流亡在外的人们就渐渐演化成了现在的兽族。 然而此时的顾雨行，却是在暗中轻声一叹道：“就让你先安静会儿吧。”抬起头看下尘烟之中的千叶，却哪里有千叶的身影。 “什么打算，我有什么打算，又不是我去劫人。”千叶正大眼睛好奇地说道。 一边战斗，这些念头在猿灵脑海中一一闪过，他也彻底明白了，眼前这个黑色的猿灵，就是由自己这一生所有记忆幻化而出，再加上天劫之力，修为远远超过自己。 轻微的脚步声响起，他缓缓转过身，正见她纤细的身影袅袅走来，清冷的五官，不施粉黛，素颜如玉，眉若远山，唇如粉樱，素雅的衣衫，简单的发髻，如此清丽脱俗，再一次让他有怦然心动的感觉。 宁馨不语，清幽的眸光望向微微支起的窗棱，不知不觉间，窗外已簌簌飘起了雪花。 惠妃身为四妃之首，太皇太后直言六宫不像样，无疑是指责惠妃等人办事不力。 江苑又一次点头，她前段时间才梦到季晟帮她挣出了一座金山，她在上面打滚，这美梦直接导致她笑醒，之后几天每每想起都意犹未尽。 听着外面的呼喊声，田中秋将屏幕内的资料点了保存，然后才站起来走了出去。 欲望之罪在房梓身上没有占到便宜，但是也没有直接离开，她在收缩自己，将自己浓缩到房梓的身体当中，像狂犬病毒一样耐心的潜伏着。 公孙雯得意洋洋，紧紧靠着白衣郎君，恐丢了他似的，牢牢抱着白衣郎君不放。 冲锋的军队渐渐停了下来，藏在掩体里的守卫们也探出了头来。他们一同望向远处的地平线方向，在平原和稀疏的树林之间，一道粗重的黑线已经显露出了人形，而队伍当中的那几个庞然大物也证明了这支部队的来源和来意。 华玲玉不以为然，就但没有发生过此事。但心里有所嘀咕，万一是真的，又但如何呢？ 阵前刹那间被鲜血和残肢充满，残缺不全的尸体遍地都是。鞑子们猛遭重击，一下子都慌张起来。双脚发抖脚底发软，放慢了冲锋的脚步。 柳放弃了情报网球的优势，运用自己强大的实力跟越前打起了对攻。一时间场上各种招式乱飞，看得人眼花缭乱。 现在莱昂在苏比克的力量还不算太强，最好想办法把萨隆德朗弄倒，这个大舅哥总是能在关键时刻给我带来想不到的麻烦。 “怎么样？要不要让水无月舞停止计划呢？”现在的caster已经成为所以组合眼中的众矢之的，要是水无月舞和他们走在一起，说不定会被其他组合一同剿灭，甚至可能暴露他就是卫宫切嗣的从者身份。 第一章 余声（1961年冬） “大哥确定是十天之前买的。确定是五万块？你要是确定，这点钱不至于闹这么大，我双倍赔偿给您就是了。”许阳说着拿出支票本。 “真是笨蛋！”就在这时，两个突兀的声音突然在青云的脑海中想起，吓了青云一跳。不过随后脸上就露出了笑容。 一路到了那边的贵宾席上，万清河立即打发了所有人，让那些弟子也迅速离开了，留在这里的都是两大宗门最核心的人物。 不过看样子墨凝并没有打算进行袭击，仍旧潜伏在半空中，暗红色的兽瞳闪烁着冷芒，平淡的盯着前方聚集的两人一兽，至于脚底下几乎成为干尸的灭空，它则是并未去看上哪怕一眼。 他倒下来的瞬间，她分明地感受到，他嘴角动了动，好像是在向自己微笑，仿佛在说：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陈稀可突然有种热脸贴了冷屁股，想拂袖而去的冲动，可当她就想站起来走人的时候，陈凌却正好抬起头来看她，接触到他的眼神，不知为何，屁股却像是被万粘胶黏住了一般。 就算是异虫，想要灭杀一个阴兵，也是需要爆发出完全碾压级的力量，以帝级的速度和防御相互配合，触动法则力量，才能一击击溃，而且只能做到击溃，却是不能彻底灭杀。 “那好，那我们就马上全力打坐恢复。三日之后，再上去拼杀一番！”青云说完就立刻闭上双眼，全身心吸收着灵石中的灵气。慕容浩和绯珊二人也不lang费时间也迅速开始打坐恢复。 当云天扬的目光一扫而过的时候，竟是现还有一头六翼炎魔被冻结在了其中。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我才发现我正躺在一艘舰船的甲板之上，头顶上是火红色的夕阳。而木头、温素冰、楼碧月几人此刻正躺在我的身旁，不住地咳嗽着，而我们的身旁，则是十多个肤色苍白的僵尸和五六个金属机器人。 原本昭仪娘娘的嘴里就不住念叨着那些逝去的亲人，她出来的时候姜嬷嬷便有交待，最好能说动娘娘同意让凤少爷进宫一趟。不料她还未提及，皇后娘娘便主动提出来了。 唐云觉得眼中一切就像一把插入心头的匕首，将他对未来的希望刺成了掉落满地的碎片。 秦逸整个好像疯魔了一般，不断喊着、叫着、哭着！试图寻找出苏盼儿的身影来。 他们在平坦的草原上走了大约一个多时辰后，金九山指着一片灌木丛生的地方说道。 顾长生也得偿所愿进入目的圈，终于能腾出手来处理尹伊的事情了。 “难不成是杜锋或者姚景天？”听到有动静的唐云胡乱想着，赶紧放慢了脚步，悄悄探头向里望去。 为此，云瑾瑶还把南宫门的所有飞行器都给派了出去，用最大的人数限制收租金。 但眼下这种负重下的格斗训练训练强度明显更大，甚至说是痛苦，反而没有人有怨言。 而且，黑豹的进攻带着身体的扑跃，法术的间或还掺杂了近身战，场面自然激烈得很好看。 “试试就知了！”叶风说完，就捧起两碗面往厨房走去，而南宫倩得到叶风的示意，也捧着一碗跟在身后。 “买碗不？”卖糖果汁的舀青苹果味的糖果汁见客栈伙计往里瞅问。 情绪中的简亚根本不理他，双手不断挣脱拉着他的姚铁。他体力还未完全恢复，只能勉强对峙着。 人多的时候热血上脑，是最容易被蛊惑的，此时的众多武林人士，以及众多门派弟子便是如此，听到周浩如此大叫，况且“公理”还掌握在他们手上，他们更是热血沸腾，誓死不放过方逸。 窑主掏出装旱烟卷的盒子，取出一棵烟来叼在嘴中。盖了盒，将盒放回。拿出火折子打了盖晃了晃，火折子晃一晃便有火。窑主点了烟，将火折子盖盖了。 “那好，我们这边就我本人以及我的两位徒弟。”连生看着那处深不见底的洞穴，心中默然盘算着。 到最后时刻，林无敌的眼睛，鼻子，口中，都是开始出现了渗血的情况，不停的有鲜血在从林无敌的七窍之中流出。 果然，那道雷罚之力，就像是认准了林霄一样，在林霄头顶汇聚片刻之后，就要直接砸下之时，林霄头顶的那条龙形巨兽，找准了时机，却是一口将那雷霆之力彻底的吞到了自己的肚子里。 厉风眼见着她从摩托车后面搂着云开，还把手捂在他嘴上，顿时觉得两人的举止有点太过亲密。 姜衍由于确实不熟悉这曹家堡内的情况，此时也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安慰的话。 第二章 成分（1962年春） 雪化了，春天还是来了。 王家屋檐下的冰溜子开始滴水，一滴，一滴，砸在檐下的青石板上，砸出一个个小坑。王长安坐在门槛上，看着那些水滴，看了很久。 “吃饭了。”易秀兰在屋里喊，声音不高，带着疲惫。 饭桌上是红薯稀饭，稀得能照出人影。还有一碟咸菜丝，切得很细，用盐水拌过。王长安端起碗，喝了一口。稀饭是温的，带着红薯的甜，可喝到胃里，只觉得空。 “爹，”王德全放下碗，声音有点犹豫，“大队让去登记……说凡是跟四爷爷有关系的，都要去。” 王长安没抬头，又喝了一口稀饭：“你四爷爷是咱家亲戚，不去登记咋行？吃完就去。” “可……”王德全想说点什么，看见爹的脸色，又把话咽了回去。 吃过饭，爷俩一前一后往大队部走。路边的杨树刚抽出嫩芽，绿茸茸的。王德全走在前头，步子有点拖。王长安跟在后头，背着手，腰微弯着。他今年四十四，看着倒像五十多。 大队部是原来的王家祠堂改的，门楣上“王氏宗祠”四个字用石灰糊了，刷上“红星生产大队”。门口挂着的木牌，红漆字已经褪成粉白色。 屋里坐着三个人。中间的是大队长陈老三，左手边是会计，右手边是妇女主任。桌上摊着一本厚厚的册子，封面印着“阶级成分登记册”。 “长安来了，”陈老三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半包烟，抽出一根递过来，“坐，坐。” 王长安没接烟，也没坐。他站着，两手垂在身侧，微微低着头：“陈队长，俺们来登记。” “哎，好，好。”陈老三收回烟，坐下翻开册子，拿起钢笔，“按规矩，得问清楚。长安，你跟王泽喜是啥关系？” “是俺堂叔。”王长安说，“他爹是俺爷爷的亲兄弟。” “嗯，”陈老三在册子上写，“那你在他手下干过？” “干过一阵。”王长安声音很平静，“民国二十六年到二十七年，在保乡队，当过勤务兵。那会儿俺十九。” “干了多久？” “一年多。” “后来为啥不干了？” 王长安顿了顿，说：“俺丢了把枪。是他从日本人那儿缴的盒子炮，宝贝得很。那天他去县里开会，让俺看着。俺……俺没看住，掉水沟里了。他一巴掌把俺扇回来，说俺这号人迟早害死自己，让俺滚回乡下去。” 陈老三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写：“嗯，知道了。那……你对他被枪毙这事，有啥看法？” 屋里静了。能听见钢笔在纸上划拉的声音，沙沙的。 “他犯了罪，该枪毙。”王长安说。 陈老三停下笔，看着他：“真心话？” “真心话。”王长安说，声音很稳，“政府不会冤枉好人。” 陈老三点点头，合上册子：“长安，你家的成分，队上研究过了。你家就那十来亩薄地，还是租种的，解放前一年到头吃不饱。你爹王泽福是老实种地的，你自个儿也一直种地。按政策，你家该划贫农。” 王德全在旁边听着，眼睛亮了一下。 “不过……”陈老三顿了顿，“王泽喜是你堂叔，这是事实。虽说出了五服，可到底是一个王字掰不开。按上头的说法，你这算‘有历史污点的贫农’。往后招工、招干、当兵、上学，政审上怕是要受影响。这个，你心里得有数。” “有数。”王长安说。 “那签个字吧。”陈老三翻开另一页，递过来。 王长安接过笔。笔是英雄牌的，很沉。他不大识字，可自己的名字会写。他握笔的手有点抖，在指定位置一笔一划写下“王长安”三个字。字写得笨拙，可端正。 “好了。”陈老三收回册子，“回去好好劳动。成分是贫农，可这层关系在，平常少说话，多干活。” “哎。”王长安应了一声，转身出了门。 王德全跟出来，走到村口，才小声说：“爹，咱家是贫农……” “贫农咋了？”王长安停下脚步，看着他，“贫农就不吃饭了？就不干活了？” “不是……”王德全低下头，“我就是……就是觉得，总比反革命家属强。” 王长安看着儿子。儿子二十一了，瘦，可眼睛还干净，还亮。他伸手，在儿子肩上拍了拍：“德全，成分就是个名头。人是活出来的，不是成分定出来的。你四爷爷是反革命，可他也打过日本人，也保过店子上。他是好人坏人，你心里得有杆秤，不能全听别人说。” 王德全点点头，可眼神还是有些迷茫。 三月初，地里的麦苗返青了。 绿油油的，一片一片，在风里荡着波浪。王长安扛着锄头下地，给麦苗锄草。易秀兰跟在后面，捡地里的石头。***和王建国也来了，一人一把锄头。 “爹，”***直起腰，擦了把汗，“我听说，县剧团要来招人。” “招啥人？” “招唱戏的。”***眼睛亮亮的，“唱***。我在宣传队练过，李老师说我嗓子好，能去试试。” 王长安没停手里的活，一锄头一锄头地锄草，草根带着湿泥被翻起来：“想去就去试试。可别抱太大希望。” “为啥？”***问。 王长安看了他一眼，没说话，继续锄草。 ***抿了抿嘴，也没再问，抡起锄头干得更起劲了。他嗓子确实好，干活时常常哼两句：“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声音亮，透，在空旷的田野上传得老远。 过了几天，县剧团真来了。 在公社礼堂考试。***去了，穿了一身干净衣裳，是易秀兰用旧衣裳改的，洗得发白，可整齐。他唱了一段《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唱腔，又唱了一段《沙家浜》。唱完，台下几个老师互相点点头。 “这孩子嗓子不错，”主考老师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有味儿。叫啥名字？” “***。” “多大了？” “十八。” “家里啥成分？” ***顿了顿：“贫农。” “贫农？”老师翻了翻手里的表格，“你是店子上王家的？王泽喜是你啥人？” “……是俺四爷爷。”***的声音低了点。 “哦，”老师放下表格，“那你家这情况……政审上怕是有问题。你先回去吧，等通知。” “老师，我……”***还想说什么。 “先回去吧。”老师摆摆手，转向下一个，“叫啥名字？” ***站在那儿，愣了愣，转身走出礼堂。天是蓝的，太阳明晃晃的，可他觉得身上有点冷。 回到家，他一头倒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 “建军，咋了？”易秀兰在门口问。 ***没吭声。 “没选上？”王长安坐在门槛上，正往烟袋锅里塞烟叶。 “选上了。”***的声音从被子里传出来，闷闷的，“可人家说，俺家跟四爷爷有关系，政审怕过不了，让等通知。” 屋里静了。易秀兰叹了口气，转身去了灶屋。王长安划了根火柴，点着烟，抽了一口。劣质烟叶的辛辣味在空气里散开。 四月初，王德全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是华中师范学院的，中文系。牛皮纸信封，盖着鲜红的公章。王德全在村口接到信，手抖得几乎撕不开封口。他站在路边，就着夕阳的余晖看了三遍，才敢相信是真的。 “爹！娘！”他几乎是跑着回家的，举着那张纸，“俺考上了！俺考上大学了！” 王长安正在院里劈柴，斧头停在半空。他放下斧头，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接过那张纸。他不认字，可认得那个红章，认得“大学”两个字。他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纸是光的，可他觉得烫手。 “好，好。”他说，声音有点哑，“咱家出读书人了。” 易秀兰从灶屋出来，在围裙上擦着手，眼圈红了：“大志有出息了，有出息了。” 那天晚上，王家像过年。易秀兰把家里攒的四个鸡蛋全煮了，荷包蛋，盛在粗瓷碗里，推到王德全面前。***、王建国、王长英、王建业，都围着桌子站着，眼巴巴地看着。 “吃，都吃。”王德全要把碗推出去。 “你吃，”易秀兰拦住，“这是你的喜蛋。吃了，带着喜气去上学。” 王德全看着那四个荷包蛋，金黄的蛋黄，雪白的蛋白，在油灯下泛着光。他拿起筷子，夹了一个，咬了一口。蛋黄是溏心的，流出来，香。 “大哥，”十岁的王建业舔了舔嘴唇，“你上了大学，将来当老师，教俺认字。” “教，都教。”王大志笑着说，眼圈也红了。 可这喜气，只暖了三天。 第四天晌午，陈老三来了。 一进门，他没坐，站在堂屋当间，搓着手：“德全，你那录取通知书，得交到大队审查。” “审查啥？”王德全心里一紧。 “政审。”陈老三说，“你这情况……你也知道。大队得签意见，公社得盖章，县里得批。手续多，得些日子。” 王德全从枕头底下拿出那个牛皮纸信封，手有点抖。他递过去，陈老三接了，看了看，小心地揣进怀里。 “陈叔，”王德全声音发干，“能……能行不？” “我尽力。”陈老三拍拍他的肩，“你等信儿。” 这一等，就是半个月。 王德全天天往大队部跑。头几天，陈老三说：“正研究呢。”过了几天，说：“公社还没回复。”又过了几天，说：“县里卡着呢。” 到了第十天，王德全又去。陈老三不在，会计在拨算盘，噼里啪啦响。 “叔，俺那事……”王德全站在门口，声音很小。 会计抬起头，推了推眼镜：“德全啊，坐。” 王德全没坐，站着。 会计叹了口气，放下算盘：“你这事……难。早上公社来电话了，说你这情况，政审过不了。” “为啥？”王德全觉得嗓子发紧，“俺家是贫农……” “贫农是贫农，”会计打断他，“可你家跟王泽喜那层关系，抹不掉。上头有规定，地富反坏右的亲属，政审一票否决。德全啊，认命吧。回家好好种地，一样建设社会主义。” 王德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大队部的。天是晴的，杨树叶子哗哗响，可他觉得耳朵里嗡嗡的，什么都听不清。 回到家，他一头扎进自己那屋，用被子蒙住头。被子里有阳光晒过的味道，可他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 “德全，咋了？”易秀兰在门口问，声音带着颤。 “没戏了。”王德全的声音从被子里挤出来，带着哭腔，“政审过不了，上不了大学了。” 易秀兰手里的葫芦瓢掉在地上，咕噜噜滚到墙根。她站着，没去捡，就那么站着，像截木头。 王长安从地里回来，听说了，没说话。他坐在门槛上，掏出烟袋，装了满满一锅烟叶，划了三根火柴才点着。他抽得很慢，一口，一口，烟雾在昏暗的堂屋里盘旋。抽完一锅，又装一锅，又点着。天擦黑时，他磕掉烟灰，站起来。 “德全，”他站在儿子屋门口，声音很沉，“起来吃饭。” “俺不吃。”被子里传来闷闷的声音。 “起来。”王长安的声音不高，可透着不容反驳的劲儿，“天塌了也得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挺着。” 王德全起来了。眼睛是肿的，脸是灰的。他坐到饭桌边，端起那碗已经凉了的稀饭。稀饭凝了，表面结了一层膜。他搅了搅，舀起一勺，送进嘴里。凉的，糊的，带着红薯的甜，可他觉得苦，从舌尖苦到心里。 眼泪掉进碗里，他没擦，和着稀饭，一起咽了下去。 过了两天，李老师来了。 李老师是县一中的语文老师，也是王德全的班主任，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副黑框眼镜。他听说王德全的事，特意从县城坐班车来，又走了十里土路。 “王大哥，”李老师握着王长安的手，手心很热，“德全的事，我知道了。我再去找找，看能不能争取争取。” “李老师，”王长安眼圈红了，“让您费心了……” “别说这话，”李老师摆摆手，“德全是块读书的料，不读，可惜了。新中国建设，需要人才啊！” 李老师真去争了。他在王家住下，一住就是二十多天。天天往公社跑，往县教育局跑。他说得嘴皮子起泡，求爷爷告奶奶，就差给人作揖了。 可没用。 公社主任说：“老李，不是我不帮你。政策是红线，碰不得。全县这样的不止他一个，开了口子，以后咋办？” 县教育局的人说：“李老师，您的心情我们理解。可规定就是规定，我们也没办法。” 李老师回来时，天已经黑了。他坐在王家堂屋的板凳上，摘了眼镜，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灯光下，他眼睛是红的，布着血丝。 “王大哥，”他说，声音沙哑，“我对不起德全。我……我尽力了。” “不怪您，李老师。”王长安握着他的手，那手在抖，“是俺们家……命里有这一劫。” 李老师走了。王德全的大学梦，也像灶膛里的火星，噗一声，灭了。 录取通知书被大队收走了，说是要“存档”。王德全去要过一回，会计从柜子里拿出个档案袋，翻了翻，说：“存档了，拿不出来了。要不，我给你抄一份？” 王德全摇摇头。抄一份有啥用？章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 夜里，他等全家都睡了，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空的，通知书已经交上去了。他摸了摸信封上凸起的公章印子，然后划了根火柴。 火苗腾起来，舔着信封的边角。牛皮纸烧得慢，卷起来，变黑，化成灰。灰是轻的，黑的，在黑暗里几乎看不见。 他吹了口气，灰散了。 ***站在自己屋门口，看着大哥屋里的火光暗下去。 他站了很久，然后转身进了灶屋。灶膛里还有余烬，红红的。他拿起自己那个书包——是易秀兰用旧衣裳拼的，蓝一块灰一块，已经补了好几个补丁。他看了看，然后扔进灶膛。 火一下子蹿起来，把书包吞了。布烧焦的糊味，混着灶膛的烟火气，在空气里弥漫。 “建军，你干啥？”易秀兰被惊醒，披着衣裳过来，看见火光，吓了一跳。 “俺不念了。”***说，声音很平静，“俺帮大哥种地，供弟弟妹妹念。” “你……”易秀兰想说什么，可看见儿子脸上的神情，又把话咽了回去。她看着灶膛里的火，看着那些熟悉的布片变成黑灰，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王长安站在堂屋门口，看着这一切。他没说话，只是掏出烟袋，慢慢地装烟，点着，抽了一口。 烟是苦的，呛的，可再苦再呛，也得抽。 因为日子，还得过。 夜深了。王长安走到院子里，看着后山的方向。四叔的坟在那里，没有碑，没有名，只有个不起眼的土堆，被雪盖过，被雨淋过，现在该长出草了。 可就是这个土堆，像块石头，压在王家这两代人心里，让人喘不过气。 “四叔，”他低声说，声音散在夜风里，“你倒是走了干净……可这王家，往后咋走啊？” 没人回答。只有风，穿过老宅的屋檐，呜呜地响，像叹息，又像呜咽。 （第二章 完） --- 【下章预告】 第三章 手艺（1963-1965） 上不了大学，王家兄弟开始学手艺。***展现出惊人的天赋——木工、唱戏、会计、二胡，样样都行。可每次看着要“出头”，总被那层扯不清的关系打回来。这个心思活、手又巧的年轻人，该咋走眼前的路？ 第三章 手艺（一）木缘（1963年春-夏） 刘木匠的家在村西头，独门独院，三间瓦房。院子里堆满了木头，松木、杉木、榆木、枣木，空气里浮动着木头特有的、微甜的香气。 ***第一次站在那个院门口时，手里提着的不是拜师礼——他家拿不出像样的东西——而是一捆劈得整整齐齐、粗细均匀的柴禾。柴是他天不亮就上山砍的，用草绳捆得结实实实。 刘木匠正在院子里推刨子，刨花像卷起的浪，从他手下连绵不断地涌出，落在地上，堆成柔软的一团。他听见脚步声，抬头，老花镜滑到鼻尖，从镜框上方打量着门口这个清瘦的年轻人。 “刘师傅。”***叫了一声，声音不高，但清晰。 刘木匠认得他，王长安家的老二，聪明，但……他想起那个被枪毙的王泽喜，心里叹了口气。“建军啊，有事？” “俺想跟您学木匠。”***走进来，把那捆柴禾轻轻靠在墙根，“俺不要工钱，管饭就行。您让俺干啥俺干啥。” 刘木匠没说话，继续推他的刨子。刨子刮过木面的声音，沙沙的，均匀而绵长。***就站着，看着。看了足足一袋烟的功夫。 “学木匠苦。”刘木匠终于停下，直起腰，捶了捶背，“起的比鸡早，睡的比狗晚。手上得起泡，泡破了流血，结了痂再磨破。腰是弯的，腿是站的，冬天手裂口子，夏天汗腌得生疼。这苦，你吃得了？” “吃得了。”***答得干脆。 刘木匠指了指墙角一堆歪七扭八的废木料：“那儿有斧子。去，把它们劈成烧柴，要一般长，一般粗。” 那是些硬木疙瘩，榆木根、枣木瘤，扭曲盘结，斧子下去常常打滑。***脱下外衣，只穿一件补丁摞补丁的褂子，抡起斧子。他没有蛮干，先看木纹，顺着纹路下斧。斧刃吃进木头，发出沉闷的“哆哆”声。木屑飞溅，汗很快湿透了脊背。他从晌午劈到日头西斜，把那堆顽劣的木疙瘩劈成了一堆整齐的柴垛，每一根都一尺来长，手臂粗细，码得方方正正。 刘木匠出来看了，没说话。晚上吃饭，桌上多了一副碗筷。 头三个月，刘木匠没让***碰任何正经工具。 扫地、挑水、生火、做饭、磨刨刃、锉锯条，还有劈永远劈不完的柴。***不吭声，让干什么干什么。水缸永远是满的，院子永远干干净净，灶膛里的火永远烧得恰到好处。磨刨刃，他磨得刃口是一条笔直的线，迎着光看，没有一丝起伏。锉锯条，他锉出的齿尖利均匀，角度分毫不差。 三个月后的一个早晨，刘木匠扔给他一把旧刨子，一块粗糙的松木板。“刨平，刨光。什么时候能刨出纸一样薄的刨花，什么时候再碰别的。” ***接过刨子。这看似简单的推刨，藏着木匠最初也是最终的功夫。力道要匀，速度要稳，眼要准，手要平。一开始，他不是推歪了，就是力道不均，刨出来的木板高低不平，刨花厚一块薄一块，断断续续。一天下来，手臂酸得抬不起来，手掌磨出了水泡。 他一声不吭。天不亮就来，在院子里就着晨光推刨。中午匆匆扒两口饭，接着推。晚上刘木匠睡了，他还在油灯下，细细地用砂纸打磨自己白天刨过的木板，用手指的触感去体会每一丝不平。水泡破了，流出血水，粘在刨子把上，钻心地疼。他撕块破布缠上，继续。 一个月后，他刨出的木板，不用尺量，手摸上去，像镜子一样平。刨花从刨眼里连续不断地涌出，薄如蝉翼，几近透明，能卷成紧紧的圆筒，轻轻一吹，飘出去老远。 刘木匠捡起一片刨花，对着太阳看，阳光透过极薄的木质纤维，呈现出细腻温暖的纹理。“嗯，”他只哼了一声，“明天，学凿眼。” 凿眼是榫卯的基础，是木工的灵魂。 刘木匠教他认“料”：硬木怎么下凿，软木怎么用劲，顺纹逆纹的区别。教他使凿子：如何借腰劲，如何用腕力，如何听木头被凿开时声音的细微变化。好的榫眼，方正、光滑、深浅一致，与榫头严丝合缝，不用一滴胶，不用一根钉，就能咬合百年。 ***学得痴了。他眼里只剩下木头、凿子和那个要开出来的方孔。一开始，不是凿歪了，就是凿崩了边，或者深浅不一。废料堆了一堆。他把自己关在刘木匠的工棚里，点着油灯，一夜一夜地凿。凿坏了，换块木头重来。虎口被锤子震裂，渗出的血染红了凿柄。他仿佛感觉不到疼，只是不断地调整角度，感受力道，聆听木头纤维断裂时那轻微的“咔”声。 刘木匠半夜起来，看见工棚里的灯光，叹了口气，回去翻出一罐猪油熬的膏药，放在工棚门口。 夏至那天，刘木匠给了他两块樟木，一把凿子，一把锯。“做一对樟木匣子，要燕尾榫，不许用钉子，不许上漆。做好了，摆在我堂屋桌上。” 燕尾榫，木工里最考验手艺的榫卯之一，形似燕尾，看似简单，却要每一片“尾巴”的角度、厚度、长度分毫不差，才能彼此紧紧咬合，天衣无缝。 ***花了整整十天。锯、刨、凿、修。他做得极慢，极仔细。锯路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刨光的面能照出人影，凿出的榫眼和榫头，在阳光下严丝合缝，插进去时发出轻微的、令人愉悦的“噗”声，严实得拔不出来。最后，他用最细的砂纸，沾了水，一点点打磨，直到木头本身温润的光泽透出来，纹理如云似水。 十天后的黄昏，他把一对光素无饰、却散发着樟木清香和柔和光泽的木匣，放在了刘木匠的八仙桌上。夕阳从窗户斜射了 进来，给木匣镶上一道金边。榫卯接合处，几乎看不到缝隙。 刘木匠背着手，围着桌子转了三圈，戴上老花镜，又凑近了看了半晌。他伸出手指，沿着榫卯的接缝慢慢划过，感受那平滑如一的触感。然后，他拿起一个木匣，用力摇了摇，纹丝不动。 老头子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看向站在一旁、手指上还带着新伤旧疤、眼神却亮得惊人的***。 “祖师爷……这是真赏了你一口饭吃啊。”他声音有些哑，“可惜了……” 可惜什么，他没说下去。只是拍了拍***的肩膀，那手掌很厚，很重。 几天后，公社木器厂招工的消息传来。刘木匠亲自写了推荐信，盖上自己多年不用的私章。***带着那对樟木匣子中的一只，作为“活儿”，去了。 考核出奇的顺利。他当众打了一张小方凳，从下料到刨光、凿眼、组装，不到两个时辰。凳子四平八稳，榫卯紧密，轻轻摇晃，浑然一体。招工的李师傅拿着那张凳子，翻来覆去地看，眼里满是赞赏。 “好手艺！真是好手艺！”李师傅拍着他的肩膀，“我们要了！明天就来报到，带上户口本和介绍信，啊！” ***觉得，天那么蓝，风那么软，胸口那块堵了多年的石头，好像松动了些。他几乎是小跑着回到店子上，冲进刘木匠的院子。 “刘师傅！成了！厂里要我了！” 刘木匠正在熬鳔胶，胶锅咕嘟咕嘟冒着泡。他抬起头，看着徒弟因为兴奋而发红的脸，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笑了笑，那笑容有些复杂：“好，好。明天早点去。” 第二天，***穿上了他那身最体面的、洗得发白的蓝布衣服，天不亮就出了门。他走到木器厂门口时，太阳才刚刚升起。厂门口已经聚了些人，李师傅拿着名单，站在台阶上。 “***。” “到！”他上前一步，声音洪亮。 李师傅看着他，又低头看了看名单，眉头微微蹙起：“你是店子上王家的？王泽喜是你……” “……是俺四爷爷。”***觉得刚刚升起的太阳，好像瞬间失去了温度。 李师傅脸上的笑容淡了下去，变得公式化。他在名单上做了个记号，声音平和，却不容置疑：“哦。你的情况……我们政工科审核了。不太符合规定。你先回去吧。” “李师傅，我……”***想拿出刘木匠的推荐信，想说自己手艺多好。 “规定就是规定。”李师傅打断他，语气里带上一丝不耐，转向下一个，“张富贵！” ***站在原地，像一截突然被冻住的木头。周围的人声、自行车的铃声、工厂里传来的机器声，都变得遥远而模糊。他看见李师傅的嘴在动，在念别人的名字，看见那些被念到名字的人高兴地应着，走进那扇敞开的大门。 那扇门，离他只有几步之遥。 可他一步也迈不过去。 他不知道是怎么离开厂门口的，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店子上的。手里那只精心制作的樟木小匣，变得无比沉重。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时，他停下脚步，举起那只匣子，想把它摔个粉碎。 可手举到一半，又停住了。他慢慢放下手臂，用手指摩挲着光滑的木面，那上面有他无数个日夜的心血，有他手掌磨破又愈合的痕迹。夕阳的余晖落在榫卯严密的接缝上，泛着温柔的光。 他最终没有摔。只是蹲在老槐树下，把头深深埋进臂弯里，很久，很久。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他才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土，向刘木匠的院子走去。他把那只小匣子，轻轻放在了刘木匠的窗台上。 月光下，樟木匣子泛着清冷的光。严丝合缝的燕尾榫，依然那么完美，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又仿佛只是一个沉默的、精致的笑话。 （第三章 《木缘》 完） --- 【本章后续预告】 下一节：《戏梦》（1963年秋-1964年夏） 木工路断，***将偶然展现歌唱天赋，被县剧团琴师看中。他将如何苦练唱念做打？县剧团的大门，又会为他打开吗？ 第四章 手艺（二）戏梦（63秋-64夏） 木匠的路断了之后，***沉默了很久。他不再去刘木匠的院子，那把磨得锃亮的刨子被他用布包好，塞在了床底下。人却瘦了一圈，眼里的光也暗了，整天埋头在生产队干活，像一头只知道拉犁的牛。 直到那年秋天，县剧团下乡演出。 演的《智取威虎山》，在公社礼堂。***本来不想去，被弟弟王建业硬拉着去了。礼堂里人挤人，汗味、烟味、尘土味混在一起。他们坐在最后一排，台上汽灯雪亮，锣鼓铿锵。 杨子荣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声音高亢入云。***听着，起初只是听，后来不知怎的，喉咙发痒，嘴唇微动，那调子就顺着嗓子眼溜了出来。声音很小，混在人声鼎沸里，几乎听不见。 可他旁边坐着个老头，头发花白，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中山装，闭着眼，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叩着拍子。***那一声微不可闻的哼唱，老头却忽然睁开了眼，侧过头，目光如电，上下打量他。 “你会唱？”老头问，声音不高，带着一种奇特的穿透力。 ***吓了一跳，脸有点红：“瞎……瞎哼哼。” “再哼两句我听听。”老头说，语气不容置疑。 ***看了看台上，又看了看老头，清了清嗓子，压着声，又哼了两句。这次稍微放开了些，是杨子荣见到座山雕那段对唱里的腔。 老头听完，没说话，又闭上眼。直到散场，人群往外涌，他才站起来，拍了拍***的肩膀：“明天晌午，公社后面河边那棵大柳树下，我等你。” ***愣住了。王建业扯他袖子：“哥，这谁啊？” “不知道。” 第二天晌午，***还是去了。老头已经在柳树下等着，身边放着一个蓝布包袱。看见他来，老头点点头，打开包袱，里面是一把二胡，琴筒油亮。 “我姓周，县剧团的琴师。”老头开门见山，“你嗓子不错，是块料。想不想正经学戏？” “学戏？”***心里动了一下，可随即想起木器厂门口那一幕，眼神又黯了，“俺家……成分不太好。” “先学戏。”周琴师摆摆手，似乎毫不在意，“成分是成分，嗓子是嗓子。祖师爷赏了你这口饭，别糟蹋了。我在这儿体验生活，还能待两个月。每天晌午，我在这儿等你。” 学戏，比学木匠更苦。 木匠的苦在手上，在筋骨。唱戏的苦，却在喉咙，在气息，在全身每一寸肌肉的协调与控制，更在那份“精气神”。 第一天，周琴师没让他唱，让他“站”。顶着日头，在柳树下，站了一个时辰。要求是：头正、颈直、肩平、胸开、腹收、臀夹、腿并、脚稳。像一棵松，风吹不动。 ***站得双腿打颤，汗如雨下。周琴师闭着眼拉二胡，偶尔睁眼瞥一下，不对就用弓子轻轻一点他的腰、他的背。一个时辰下来，他觉得身子都不是自己的了。 “唱戏先学站，”周琴师说，“站都站不直，唱出来那气就是飘的，立不住。” 然后是“喊嗓”。天不亮，鸡叫头遍，***就得爬起来，跑到村后没人的岗坡上，对着将明未明的天，喊“咿——啊——”。从最低处起，一点点往上拔，拔到极致，再一点点落下来。要声音圆润、贯通、有头有尾，不能嘶哑，不能断裂。冬天的早晨，寒风刺骨，一口气吸进去，从喉咙到肺管子都像刀割。喊不了几句，嗓子就干疼发紧，咳出来的痰带着血丝。 他咬着牙坚持。家里没有表，他就在窗台上放碗水，看着碗里水影移动的刻度估摸时间。天天如此，雷打不动。易秀兰心疼，早起给他冲个鸡蛋花润喉，他摆摆手，不敢喝，怕粘了嗓子。 站稳了，嗓子开了，才学“念”。 不是说话，是“念白”。有韵白，有京白。周琴师教他《四进士》里宋世杰公堂辩冤的大段念白。要求：字头、字腹、字尾，清清楚楚；抑扬顿挫，节奏分明；更要带着人物的感情，或愤慨，或悲凉，或讥诮。 “你就想着，你大哥那大学，是怎么没的。”周琴师有时候会点拨他，“把那口憋着的气，用到念白里。但不是撒泼，是控诉，是带着劲儿地说理。” ***似懂非懂。他对着河水，对着麦田，一遍遍地念。念到口干舌燥，念到嘴唇起皮。渐渐地，那文字不再是单纯的音节，有了情绪，有了分量。 两个月后，周琴师开始教他“唱”。 先学西皮二黄的基本板式，原板、慢板、快板、导板、散板……每一种的节奏、气口、劲头都不同。周琴师拉胡琴，他跟着唱。错一点，胡琴就停，老头眼睛一瞪：“气沉下去！托住！别浮！” ***发现自己这嗓子，确实有点特别。高，能上去；低，能下来；宽，有厚度；亮，有穿透力。但毛病也多：气息浅，容易飘；韵味不足，干巴巴的；更不会“用情”。 周琴师教他《空城计》里诸葛亮“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光这一句“我本是”，就抠了三天。“‘我’字要稳，带着自矜；‘本是’要缓，有种时运不济的感慨；‘卧龙岗’三字要扬起来，那是他的根基和骄傲；‘散淡的人’要落下去，透着无奈和自嘲。气息跟着走，声音裹着情。” ***白天在生产队干活，脑子里转的都是板眼、气口、韵味。挑粪时哼，锄地时哼，晚上做梦都在唱。人魔怔了似的。 开春后，周琴师开始教他“做”和“打”。 简单的身段：起霸、走边、趟马。眼神怎么跟，手势怎么走，步子怎么迈。没有水袖，就用汗巾子代替；没有马鞭，就用树枝代替。在河滩的沙地上练圆场，要跑得快，还要稳，上身不晃，脚下不生尘。一趟下来，气喘吁吁。 周琴师很严。一个云手做得不到位，让他重复一百遍。一个亮相眼神散了，让他对着太阳定睛看，看到流泪。***一声不吭，让练就练。腿上磕得青一块紫一块，脚底板磨出血泡，第二天照旧。 “你知道你为什么学戏比学木匠还拼命吗？”有一次练完，周琴师坐在柳树下，突然问。 ***擦着汗，摇头。 “因为木匠活，好坏在物件上，别人拿不走。”周琴师看着他，目光深邃，“戏，是唱在人前，功夫在身上。只要这身功夫在，走到哪儿，都有人认。它比一张政审表，实在。” ***心头一震。 夏天到来时，周琴师要走了。 临走前，他让***完整地唱一段《空城计》城楼上的“我正在城楼观山景”。***站在柳树下，清了清嗓子，开唱。 几个月苦练的功夫，在这一刻展现出来。嗓子又亮又稳，气息贯通悠长，西皮二六的板式唱得流畅自然。更难得的是，那份诸葛亮临危不乱、从容谈笑的气度，竟被他揣摩出了几分。尤其是唱到“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时，那一声悠长的拖腔里，隐隐透出一股怀才不遇的孤寂与苍凉，那是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内心深处的情感流露。 唱完了，河边静悄悄的，只有风吹柳叶的沙沙声。 周琴师久久没有说话。他收起二胡，仔细地包好，站起来，拍了拍***的肩膀，力气很大。 “孩子，我回去就跟团长说。县剧团需要你这样的苗子。等我信儿。” ***看着周琴师背着蓝布包袱远去的背影，心里那簇本以为已经熄灭的火，又幽幽地燃了起来，这次，烧得更旺，更烫。 他等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他干活更有劲了，仿佛前面有一条金光大道在等着他。他甚至在夜里，偷偷对着那把他自制的、蒙着蛇皮的二胡，练习周琴师教他的唱段，幻想着站在县剧团舞台上的样子。 信终于来了。不是信，是周琴师亲自又来了店子上一趟。老头脸色不太好，见到***，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先叹了口气。 “建军啊……”周琴师搓着手，“团长听了你的录音，很喜欢，说一定要把你特招进来。可是……政审没过。” ***觉得全身的血，一下子凉了。 “剧团……不比木器厂。”周琴师声音艰涩，“唱***，是政治任务。演员的背景，要查三代，清清白白。你四爷爷的事……档案上记着呢。团长也尽力争了，可上面卡得死……说这是原则问题。” 周琴师从怀里掏出一本手抄的、纸张已经发黄起毛的戏本，塞到***手里：“这本《戏考》，是我年轻时抄的，里面有些老段子，现在不让唱了……你留着，当个念想吧。” 老头走了，脚步有些蹒跚。 ***拿着那本《戏考》，在村口站了很久。然后，他走到河边，那棵他们曾经天天相见的大柳树下。他翻开戏本，里面是工工整整的毛笔小楷，记录着《霸王别姬》《贵妃醉酒》《文昭关》的唱词曲谱，有些地方还有周琴师细密的注解。 他想起周琴师说的：“戏，是唱在人前，功夫在身上。只要这身功夫在，走到哪儿，都有人认。” 可现在，功夫还在身上，可“哪儿”又在哪里呢？ 他没有撕掉戏本，也没有把它扔进河里。他把它仔细地合上，揣进怀里，贴肉放着。那纸张粗糙的触感，隔着单薄的衣衫，硌着他的胸口。 他转身，慢慢往回走。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孤单。来时心里那簇熊熊燃烧的火，此刻只剩下一点冰冷的余烬，冒着绝望的青烟。 风从河面上吹来，带着水腥气，也隐约送来远处不知哪个村子大喇叭里播放的***唱段，咿咿呀呀，听不真切。 （第四章 《戏梦》 完） --- 【下章预告】 下一节：《算盘》（1964年秋-1965年春） 戏梦再碎，***在迷茫中被大队会计陈老三看中，学习会计。这把看似与“成分”无关的算盘，能为他拨开一条生路吗？ 第五章 手艺（三）算盘（64秋-65春） 戏是唱不下去了。那把好嗓子，像是旷野里无人听见的风，再亮，也吹不开眼前实实在在的铜墙铁壁。***把周琴师给的《戏考》用油布仔细包好，塞在房梁的缝隙里，和那包木匠工具作伴。人又沉静下去，白天在生产队闷头干活，晚上就着油灯，翻一本从弟弟王建国那里借来的破旧《农村实用珠算》。噼里啪啦，他拨弄着一把竹框方珠的老算盘，那是他从大队仓库的废品堆里捡来的。 这年秋天，店子上大队的会计陈老三犯了难。他老了，眼花了，账本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像一群蠕动的黑蚂蚁，看得他头晕眼花。秋收分配，工分核算，往来账目，千头万绪。有一笔账，怎么算都对不上，差了七块三毛五分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对不上，社员们要闹，上面来查也交代不过去。 他正焦头烂额，噼里啪啦的算盘声从隔壁仓库传来，清脆，利落，带着一种奇特的节奏感。陈老三心里一动，循声过去，看见***蹲在仓库角落，就着高窗透进来的天光，手指在算盘上飞舞，嘴里念念有词，正在算什么。 “建军，你这是算啥呢？” ***抬起头，见是陈老三，忙站起来：“陈叔。没算啥，练着玩。” “练着玩？”陈老三凑过去，看着他摊在地上的本子，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数字，工分、口粮、柴草，分门别类，竟然列得清清楚楚。“你懂这个？” “瞎琢磨。以前在劝学堂，先生教过一点。” 陈老三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把拉住他：“走走走，帮叔个忙，看看这笔账，死活对不上！” ***被拉到大队部，按在陈老三那张磨得发亮的旧条凳上。陈老三把一堆账本、单据推到他面前。***没急着动算盘，先把那些单据按时间、按类别，一张张理清，铺开。然后，他拿起那把边缘已经被手指磨出凹痕的算盘，深吸一口气，手指悬在算盘上方。 接着，噼里啪啦的声音便响了起来。 那不是杂乱无章的噪音，而是有章法的、疾徐有致的“乐章”。大拇指与食指、中指默契配合，上珠下珠翻飞，进位、退位、清盘，行云流水，毫无滞。他眼睛盯着单据，手指在算盘上跳跃，几乎不用看算珠。阳光照在他专注的侧脸上，鼻尖渗出细密的汗珠。 陈老三看呆了。他当了几十年会计，没见过这么打算盘的。快，而且准。更让他惊讶的是，***不只是在“算”，他似乎能在脑子里瞬间把那些枯燥的数字，转化成粮食、柴禾、工分，转化成一家家一户户具体的生计。 不到半个时辰，***停手，指着账本上一处：“陈叔，这儿错了。八月十五，给五保户王婆发的三斤菜油，您记成工分折算，应该走大队福利支出。折过来，正好差七块三毛五。” 陈老三戴上老花镜，翻出那张发油的字据存根，又看了看自己当初的记账，一拍大腿：“哎呀！可不是嘛！瞧我这老眼昏花的！” 他长舒一口气，看着***，像看一件宝贝：“建军，跟叔学会计吧！这活计，不累人，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还能给队里、给乡亲们办点实在事！” ***心里那潭死水，又微微动了一下。会计，打算盘，管账。这似乎和政治、和成分、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离得远些。这是一门技术，一门手艺，和木工、唱戏一样，凭本事吃饭。 “俺……能学吗？队上……”他有些犹豫。 “能学！咋不能学？”陈老三拍着胸脯，“又不占编制，就是给我打个下手，帮帮忙！咱这是为集体服务，谁还能说个不字？” 就这样，***又拿起了算盘。 这次，师傅是陈老三。陈老三是老会计，账目门清，规矩大。他教***的第一课，不是算盘，是“心”。 “会计会计，心里得有杆秤，眼里得揉不得沙。”陈老三指着账本，“这一笔一划，记的是数，也是人心。多记一分，社员吃亏；少记一笔，集体受损。咱这行，手要稳，心要正，睡得着觉。” 他教***看账本，看单据，看各种条条框框的规定。工分怎么记，口粮怎么分，余粮款怎么算，公积金、公益金怎么提留。他拿出自己几十年攒下的一本本泛黄的工作笔记，上面蝇头小楷，记满了各种疑难账目的处理方法，还有他自己总结的口诀、要领。 ***学得如饥似渴。这比木工的榫卯、比唱戏的板眼，似乎更对他此刻的胃口。数字是冰冷的，但冰冷之下，是社员们一年的汗水，是一家老小的口粮，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他喜欢这种清晰、确定的感觉，一是一，二是二，加减乘除，自有规矩。 他给自己定下规矩：每天练算盘不少于两个时辰。陈老三那把红木算盘他不敢动，就用自己捡来的那把竹算盘。珠子是方的，拨起来涩，声音也闷。他就用砂纸，一遍遍打磨算珠，直到每一颗都圆润光滑。他在算盘框上刻下细密的刻度，练习盲打。从简单的加减，到复杂的乘除，再到飞归、留头乘、掉尾除这些老式算法。 夜深人静，油灯下，他手指翻飞。算盘珠子碰撞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像急雨敲打瓦檐。易秀兰起夜，听见这声音，会叹口气，给他披件衣裳。王长安蹲在门口抽烟，听着那连绵不绝的噼啪声，火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 陈老三倾囊相授。 他教***看账目的“眼力”，哪些票据可能有猫腻，哪些账目容易出纰漏。他教***打算盘的“手法”，如何省力，如何快捷，如何复核。他甚至教***写那种老式账簿要求的工整小楷，字要小，要匀，要清楚，不能涂改。 “账本是给人看的，更是给时间看的。”陈老三说，“十年后，二十年后，有人翻出这账本，每一笔都得明明白白，对得起良心。” ***学的，不止是“术”，更是陈老三身上那种老派账房先生的“道”——严谨、细致、一丝不苟，对经手的每一个数字负责。 几个月下来，***成了陈老三离不开的帮手。 队里年终决算，那么繁琐的账目，他协助陈老三，算得又快又准，分毫不差。社员来对工分、查账目，他解释得条理清晰，让人心服口服。陈老三逢人便夸：“建军这小子，脑子就是活络，是干这行的料！比他叔我强！” ***脸上，也渐渐有了点笑模样。他似乎找到了一条缝隙，一条可以让他稍稍透口气、证明自己“有用”的缝隙。大队部的算盘声，成了他新的寄托。那把破旧的竹算盘，被他拨弄得珠圆玉润，泛着温润的光泽。 1965年春，陈老三觉得自己年纪实在大了，眼花得厉害，打算向大队支部推荐***接自己的班。 他在支部会上，把***夸成了一朵花：“这孩子，正直，细心，账算得清楚，为社员办事公道。是咱贫下中农的好后代！我以我这把老骨头担保，他当会计，出不了错！” 支部会上烟雾缭绕。大队长抽着烟袋，半晌没说话。治保主任咳了一声，慢悠悠开口：“老陈，建军这娃是不错，我也知道。可他家那情况……他四爷爷王泽喜，那是历史反革命，被政府镇压的。这会计是管钱管账的重要位置，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让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来干，万一出点差错，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一码归一码！”陈老三急了，“建军家是贫农！他爹是正经庄稼人！他四爷爷是他四爷爷，都隔了房头了！再说了，建军这大半年，表现咋样，大伙儿都看得见！” “表现是表现，成分是成分。”大队长终于敲了敲烟袋锅，一锤定音，“老陈，你的心意我们明白。可政策是红线，不能碰。***可以用，继续给你帮忙，但正式会计，不行。这事，没得商量。” 会散了。陈老三蹲在门口，闷头抽了半晌旱烟，才佝偻着背，走回大队部。***正在那里，把最后几笔账目誊写到新账簿上，字迹工整清秀。 “建军啊……”陈老三张了张嘴，话堵在喉咙里。 ***抬起头，看着陈老三的脸色，心里已经明白了七八分。他放下笔，轻轻合上账本，笑了笑，那笑容很淡，很平静：“陈叔，没事。不让干，俺就不干了。这大半年，谢谢您教俺。” 他把那把自己用了大半年、磨得光滑圆润的竹算盘，轻轻推到陈老三面前。“这个，还给您。” “你留着，你留着用……”陈老三连忙推辞。 “不用了。”***说，声音很轻，“以后……大概也用不上了。” 他走出大队部。春光正好，大队部门前的杨树已经绿意葱茏。他站在阳光下，却觉得有点冷。木匠的门关了，唱戏的路断了，如今，这把看似最稳妥、最凭技术的算盘，也没能为他拨开一条哪怕最窄的通道。 原来，有些墙，是无形的。有些线，是刻在血液里的。任凭你手艺再精，算盘拨得再响，也跨不过去，算不清楚。 他慢慢走回家。路上遇到几个社员，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建军，账算完啦？”“建军，多亏你，今年分粮清楚多了！” 他笑着点头，应付着。心里却一片空茫。 回到家，他看见墙上贴着的月份牌。1965年，春天。他二十一岁了。学木工，学唱戏，学会计。三次尝试，三次碰壁。每一次，他都以为抓住了一点光，可那光，总是很快熄灭，留给他更深的黑暗和刺骨的寒意。 他还能学什么？他还能往哪里去？ 灶屋里，易秀兰正在准备晚饭，炊烟袅袅升起。院子里，弟弟妹妹们在玩耍。平凡，安稳，甚至有点沉闷的生活，像水一样在他周围流淌。 可他像一块格格不入的石头，沉在水底，看不见光，也喘不过气。 （第五章 《算盘》 完） --- 【下章预告】 下一节：《瓦上霜》（1965年夏-1966年春） 学艺之路接连受挫，***在病中与自家漏雨的屋顶对峙。那把尘封的祖传瓦刀，似乎正发出无声的召唤。这一次，他选择的，会是另一条绝路，还是一条被所有人遗忘的、通往“安身”的古老途径？ 第六章 手艺（四）瓦上霜（65夏-66春） 学会计的路也断了之后，***像是被抽掉了最后一口心气。人恹恹的，不爱说话，白天在地里闷头干活，晚上回来，有时就坐在门槛上，看着黑漆漆的夜空，一看就是半宿。易秀兰熬了红糖水端给他，他接过来，慢慢地喝，眼睛空空的，不知在看哪里。 入夏后，他病倒了。 起初只是没胃口，浑身懒洋洋的没力气。后来，脸色一天天黄起来，眼白也泛着不正常的黄，肚子胀，用手一按，硬邦邦的。去大队卫生所，赤脚医生看了，眉头拧成疙瘩：“这怕是‘痨病’（黄疸型肝炎），得去县里瞧。” 王长安借了辆板车，铺上稻草，拉着他去了县医院。检查，化验。结果出来，医生说是慢性肝炎，要静养，不能累，不能生气，营养要跟上，最好能弄点糖、鸡蛋补补。 “静养？营养？”王长安捏着那张薄薄的诊断书，手有点抖。静养，不干活，工分从哪里来？营养，糖和鸡蛋，那是过年才敢想的东西。他佝偻着背，去窗口划价、取药。最便宜的那种白色药片，一瓶也要好几块钱。他掏空了几个口袋，凑出皱巴巴的毛票和钢镚。 回家的路上，王长安拉着板车，***躺在稻草上，身上盖着件破褂子。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父子俩一路无话。只有车轱辘压在土路上，发出单调的、令人疲惫的吱呀声。 “爹，这病……治不好了吧？”***忽然开口，声音很轻。 “胡说！”王长安头也不回，声音发哽，“医生说了，能养好！回家躺着，好好养！” 可怎么养呢？药吃了，人还是没精神，脸还是黄。队上的活是不能干了，工分没了，口粮就少。家里本就紧巴，现在更是雪上加霜。弟弟妹妹们懂事，挖野菜时多挖一把，摸鱼时多摸几条，悄悄放在灶台上。刘玉梅把嫁过来时娘家陪送的一对银镯子，偷偷拿去卖了，换回几斤白面、一小包红糖，每天给***冲一碗面糊糊，加点红糖。 ***躺在床上，听着外间弟妹们压低的说话声，闻着灶屋里飘来的、属于病人的那一点点特殊饭食的气味，心里像有一把钝刀子，慢慢地割。他是二儿子，本该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却成了拖累。二十一岁，正该是浑身力气用不完的年纪，他却像个废人一样躺在这里。 一天夜里，下了场急雨。 雨点噼里啪啦砸在瓦上，屋里好几处开始漏雨。嘀嗒，嘀嗒，雨水落在接水的破盆瓦罐里，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其中一处漏得厉害，就在***躺着的这间偏房的屋顶。雨水顺着椽子往下淌，在墙壁上洇开一大片深色的水渍，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年灰尘和湿木头混合的霉味。 ***躺在床上，睁着眼，看着那一小片被雨水反复浸湿、颜色越来越深的屋顶。雨声，滴水声，混杂着胸口那股挥之不去的憋闷和无力感，几乎要把他逼疯。他猛地坐起身，一阵眩晕。 “建军，你干啥？”刘玉梅惊醒了，拉住他。 “我上去看看。”***声音嘶哑。 “你病着！不行！” “躺不住。”他推开刘玉梅的手，动作不大，却很坚决。他穿上衣服，摇摇晃晃地走到堂屋。王长安和易秀兰也惊醒了，披着衣服出来。 “建军，你……” “爹，梯子。” 王长安看着儿子那张在昏黄油灯光下更显蜡黄、却异常平静的脸，想说什么，终究咽了回去。他默默搬来那把吱呀作响的旧木梯，靠在屋檐下。 ***攀着梯子，一步一步，往上爬。梯子晃得厉害，他的腿也在发软。爬到屋顶边缘，他翻身上去，踩在湿滑的瓦片上。夜风带着雨后的凉意，吹在他滚烫的额头上，让他稍微清醒了些。 雨停了，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半边脸，清辉洒在湿漉漉的屋瓦上，泛着清冷的光。他蹲下来，仔细查看漏雨的地方。几片老瓦碎了，裂痕在月光下很明显。碎瓦下面，一根椽子已经糟朽，手一按，木头就簌簌地往下掉渣。雨水就是从那里渗进去的。 他的手指拂过那些破碎的瓦片。瓦是普通的青灰色板瓦，边缘已经被风雨侵蚀得圆钝，表面覆盖着一层滑腻的苔藓。但在几片相对完整的瓦当上，他摸到了一些凹凸的纹路。凑近些，借着月光仔细辨认——那似乎是一个模糊的、圆形的图案，像是某种简化了的兽面，又像是一朵花。纹路很浅，几乎被岁月磨平了，但那种古朴的、手工压制的痕迹，依然清晰。 他愣住了。 记忆深处，一些几乎被遗忘的碎片，忽然被这冰凉的触感唤醒。很小的时候，大概只有四五岁吧，他爹王长安曾抱着他，指着老宅那些高大的屋脊、整齐的瓦垄、屋檐下精美的滴水瓦当，用一种混合着骄傲与遗憾的口气说：“瞧见没？这都是咱王家祖传的手艺，你太爷爷，你爷爷，那都是这方圆百里顶有名的瓦匠。砌墙、铺瓦、做脊，没有不会的。可惜啊……” 可惜什么？可惜他爷爷走得早，这门曾经让王家在灾年也能吃上饭的手艺，没传下来。他爹王长安，也就学了点皮毛，勉强能修补，算不上真正的瓦匠。 ***的手指，久久停留在那片有纹路的瓦当上。木工、唱戏、会计……这些年，他像一只没头苍蝇，朝着所有可能有光亮的方向撞去。他学得那样苦，那样投入，把每一分力气、每一分心思都用了进去，刨花刨得薄如蝉翼，唱腔吊得高亢入云，算盘拨得行云流水。他以为，只要手艺够精，总能撞开一扇门，总能挣出一条活路，挣回一点被那声枪响和那张政审表打碎的尊严。 可结果呢？木器厂的门，剧团的窗，大队部的算盘，一次一次，在他面前轰然关闭。每一次拒绝，理由都不同，可内核都一样：你的手艺再好，可你是“那种人”。你的“成分”不干净，你的“关系”不清白，你像一件瓷器，胎体上有裂纹，再精美的釉彩也无法弥补。 他蹲在这漏雨的、象征着家族衰败的屋顶上，忽然想起刘木匠摩挲他做的樟木匣子时说的“可惜了”，想起周琴师听他唱完那段“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时长久的沉默，想起陈老三在支部会散会后那佝偻的背影和说不出口的歉疚。 可惜了。是啊，可惜了。可这“可惜”，不是天意，不是运气，是实实在在打在身上的烙印，是挣不脱的枷锁。 风吹过屋顶，带着深夜的寒意，也带来远处田野的气息。他缓缓直起身，环顾四周。月光下，店子村黑压压的屋顶连绵起伏，像一片沉默的、凝固的黑色波浪。有些屋顶整齐完好，在月光下泛着清冷的光；有些则像他脚下这片一样，残破，漏雨，长着荒草。 一个从未如此清晰、如此冰冷的念头，像这夜里的风一样，灌满了他的胸膛： 他还能往哪儿奔？他还有什么地方可去？ 木工、唱戏、会计，这些需要“别人”认可、需要“外面”接纳的手艺，路都断了。他像一条奋力想游出池塘的鱼，一次次跃起，一次次重重摔回岸上。 或许，他一开始就错了。他总想离开，想挣脱，想用外来的手艺证明自己，洗刷那与生俱来的“污点”。可他忘了，或者说不愿想起，这片生他养他、也困住他的土地，这间漏雨的老屋，这些破碎的瓦片之下，或许本身就藏着他安身立命的根本——那被遗忘的、属于王家祖辈的、与泥土和火焰打交道的古老手艺。 他的手艺，他的活路，他的“证明”，或许从来就不在什么木器厂、县剧团、大队部的账本上。它就埋在这里，藏在这片漏雨的屋顶下，藏在这些破碎的、带有古老家族印记的瓦砾之中，藏在他血液里或许还未完全沉睡的记忆里。 “建军！快下来！上头风大！”易秀兰带着哭腔的呼喊从下面传来。 ***低下头，看见院子里，爹娘和玉梅都仰着头，焦急地望着他。昏黄的灯光从门里透出来，勾勒出他们单薄而担忧的身影。 他没有立刻下去。他又在屋顶上站了一会儿，任凭夜风吹拂他滚烫的额头和单薄的衣衫。然后，他蹲下身，小心地取下两片相对完整的、带有纹路的老瓦，揣在怀里。那瓦片冰凉，粗糙，却奇异地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实在感。 他顺着梯子，慢慢爬下来。脚踩在坚实的地面上时，他晃了一下，刘玉梅赶紧扶住他。 “爹，”他看向王长安，声音因为生病和夜风而沙哑，却有一种异样的平静，“咱家……还有太爷爷、爷爷留下的瓦刀、线锤、灰板子那些家伙什吗？” 王长安愣住了，借着油灯的光，仔细看着儿子的脸。那张脸上没有了前段时间的灰败和茫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疲惫到极点后、反而沉淀下来的清晰，和一种近乎决绝的平静。他想起自己父亲偶尔提及祖辈时，那种混杂着遥远荣光与深切遗憾的神情。 “好像……有。”王长安迟疑地说，“你爷爷走后，那些东西就收起来了，几十年没动过，不知还在不在那个旧木箱里……” “在哪儿？俺想看看。”***说，眼神落在堂屋角落那个积满灰尘、蛛网密布的旧木箱上。 （第六章 《瓦上霜》 完） --- 【第七章预告】???瓦匠（1966-1975） **风暴将至，在狂飙与喧嚣中，***沉默地捡起了祖传的瓦刀。从修补自家漏雨的屋顶开始，在批斗、抄家、口号震天的缝隙里，他能否为这门古老的手艺，也为他自己，寻回一点点安身立命的尊严与价值？而他的肝病，又将如何缠绕他未来的岁月？ 第七章 瓦匠 （1966年春-夏） 堂屋角落里那个旧木箱，是王家为数不多从老辈传下来的家当之一。樟木的，很大，很沉，四角包着锈蚀发黑的黄铜片，挂着一把早就锈死的铜锁。箱盖上积了厚厚一层灰，蜘蛛在上面结了网，网上粘着细小的飞虫尸体。这箱子，***从小就知道，但从未想过要打开。那是爷爷的东西，爷爷不在了，箱子也就成了家里一道沉默的、被遗忘的风景。 王长安搬来凳子，踩上去，用柴刀背小心地撬。锈死的锁舌发出刺耳的**，终于“咔”的一声断开。他掀开箱盖，一股浓烈的樟木味混合着陈年尘土的气息扑面而来，里面光线昏暗，堆放着些看不清的物事。 ***站在箱子旁，胸口还在因为刚才攀爬而微微起伏。他伸出手，拨开上面一层发脆的旧报纸和几件看不出颜色的破衣服。手碰到了冰凉坚硬的东西。 他小心翼翼地把那些东西一样样取出来，放在地上。 首先是一把瓦刀。 铁打的，木柄，沉甸甸的，刀身呈梯形，一头宽厚，一头窄薄。铁是上好的铁，这么多年过去，只有一层均匀的暗红色铁锈，刃口处依然能看出曾经磨砺出的锋利弧线。木柄被手掌摩挲得异常光滑，呈现出一种深沉的暗红色，上面依稀有模糊的、长期握持留下的指印凹痕。 然后是一个线锤。 生铁铸的，像个倒置的圆锥，顶上有个铁环，穿着一根麻线。线锤表面也覆着锈，但形状规整，透着一股子朴拙的坚实。 几块抹子， 大小不一，铁板镶着木把。一把勾缝刀， 细细的，弯弯的。一块灰板， 长方形的木板，中间微微凹陷，边缘被灰浆腐蚀得有些毛糙。还有一把木水平尺，中间嵌着玻璃水泡，玻璃已经发乌，水泡也看不太清了。 最后，箱底压着一本用粗麻线装订的册子，纸张又黄又脆，边角都卷了起来。***小心地捧出来，借着油灯的光，翻开第一页。上面是用毛笔写的字，字不算好看，但很工整，力透纸背。开头写着： “王氏泥瓦作技艺辑要。光绪廿八年，王义正手录，传于长子世连，望勤习之，勿使断绝。” 后面，分门别类，记着各种要领。如何辨土：黄土、红土、黑土、沙土，各宜作何用。如何和泥：水几分，土几分，掺麦草几分，掺石灰几分。如何制坯：尺寸、厚薄、阴干火候。如何盘窑：风向、火道、观火色。更多的是砌墙、铺瓦、做脊的实作功夫：如何吊线，如何摆角，如何铺灰，如何挤浆，如何“提刀挂线”，如何“三挤一揉”……每一段文字下面，偶尔还配着简单到近乎幼稚的图示，画着墙、瓦、屋脊的样子。 册子的最后几页，记着一些零碎的“口诀”和“忌讳”。比如：“砌墙不吊线，累死也难看。”“瓦不压七露三，下雨就往屋里钻。”“宁让青龙高万丈，不让白虎抬头望（屋脊高低讲究）。”“初一十五不动土，雷雨大风不上屋。” ***一页一页地翻着，手指拂过那些模糊的字迹和图画。油灯的光昏黄摇曳，将他蹲在地上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斑驳的墙壁上。屋子里很静，只有他翻动纸张时轻微的沙沙声，和王长安、易秀兰压抑的呼吸声。 他仿佛能透过这发黄的纸页，看到那个叫王义正的太爷爷，在某个同样昏黄的灯下，握着一支劣质的毛笔，费力地将自己一生的经验，一点一点记录下来，指望传给儿子，让这门手艺能养家糊口，能传下去。也能看到爷爷王世连，或许也曾像他今晚一样，翻开这本册子，在“勿使断绝”四个字前久久停留。 可终究，还是差点断绝了。 “这……这都是你太爷爷、爷爷吃饭的家伙什。”王长安蹲下来，拿起那把瓦刀，在手里掂了掂，又轻轻放下，语气复杂，“你爷爷当年，就是靠着这些，在蒲圻老家立住了脚，后来逃荒到这儿，又靠着这个，置下了这点家业。可惜……我没学成。” ***没说话。他拿起那把瓦刀，握在手里。木柄冰凉，却异常贴合他的手型。很沉，沉得他病后虚软的手臂微微发颤。他试着做了个“提刀”的动作，很笨拙。瓦刀在他手里，像个陌生的、不听话的铁疙瘩。 但他没有放下。反而握得更紧了些。指尖传来铁锈粗糙的颗粒感，还有木柄上那些经年累月、早已冷却的掌温。 “爹，”他抬起头，看着王长安，“这屋顶，俺想自己试着修修。” 王长安和易秀兰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担忧和犹豫。修屋顶不是小事，何况建军还病着。 “你这才刚好点……”易秀兰开口。 “俺不动重活。”***说，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决，“俺就试试。照着这册子上写的，试试。” 他目光落回那本发黄的册子上，又看向怀里那两片从屋顶取下的老瓦。“反正……躺着也是躺着。”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起来了。 他先烧了锅热水，把那些生锈的工具一样样放进盆里，用破布蘸着热水，一点点擦拭。铁锈很顽固，他擦得很慢，很仔细。瓦刀的刃口，线锤的尖，抹子的平面，勾缝刀的弯钩……锈迹一点点褪去，露出底下暗沉却坚实的铁质。他用磨刀石，蘸了水，慢慢地磨瓦刀的刃口。沙，沙，沙……声音单调而绵长，在清晨寂静的院子里回响。 易秀兰起来做早饭，看见他蹲在院子里磨刀，晨光给他瘦削的侧影镀上一层淡金。她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回了灶屋。 工具磨出光亮后，他开始琢磨那漏雨的地方。搬来梯子，又上去仔细看了一遍。下来后，他翻开那本册子，找到“查漏”和“换瓦”的相关记载，又拿出那两片老瓦反复比对。然后，他搬了块平整的石头放在院子里，按照册子上说的“黄土七分，细沙三分，陈年石灰一分，加盐水熟化”，开始和泥。他没有石灰，就用灶膛里的草木灰代替。水加多了，泥太稀，立不住；水加少了，泥太干，粘不牢。他一遍遍地试，手上、身上都沾满了黄泥。 王长安下地前，过来看了一眼，也没说话，只是默默帮他提了桶水过来。 泥终于和得有几分样子了，黏而不稀，能捏成团。他带着和好的泥、几片从别处屋顶拆下的旧瓦（不敢用新瓦，也买不起），还有那些工具，再次爬上屋顶。这次，弟弟王建国不放心，也跟着爬上梯子，在屋顶边守着，给他递东西。 ***深吸一口气，回忆着册子上的图示和口诀，还有昨晚触摸那些老瓦时的感觉。他先小心地用瓦刀撬开碎瓦周围的灰浆，取下那些破碎的瓦片，露出下面糟朽的椽子。椽子烂了半截，必须换。他爬下去，找了根差不多粗细的旧木棍，比着尺寸锯好。再爬上来，用麻绳和钉子（钉子也是从旧木料上起下来的），笨拙但牢固地把新椽子绑钉在原来的位置上。 然后，是铺底灰。他用灰板托着泥，瓦刀挑着，一点点抹在椽子和望板（铺在椽子上承托瓦片的薄木板）上。要求是平，匀，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他手生，抹得歪歪扭扭，厚薄不均。刮掉，重抹。又太薄了，遮不住木板缝隙。再刮掉，再重来。汗水顺着他的鬓角往下淌，流进眼睛里，刺得生疼。胸口也开始发闷，有些喘不上气。他停下来，扶着屋脊，歇了好一会儿。 王建国在下面看得心惊胆战，连声说：“哥，要不下来吧，明天再说……” ***摇摇头，抹了把汗，又拿起了瓦刀。 底灰终于勉强抹平了。他开始铺瓦。册子上说，要“压七露三”，就是上一片瓦要压住下一片瓦的十分之七，只露出十分之三。要“顺水走”，瓦垄必须笔直，稍有歪斜，雨水就可能倒灌。他一片一片地摆，摆好了，用线锤吊着看直不直。歪了，调整。再吊，再看。反反复复。 仅仅是换那几片碎瓦，修补那一小片屋顶，他从清晨一直干到日头偏西。中间只下来匆匆扒了几口易秀兰送上来的菜糊糊。当最后一片瓦压好，用和好的泥在瓦缝和瓦当处仔细勾抹严实后，他几乎虚脱，坐在屋脊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脸色比之前更黄了。 但他没急着下去。他坐在那里，看着自己忙活了一天的成果。新换的瓦片颜色比老瓦深，在那片灰黑色的屋顶上，像一块笨拙的补丁。瓦垄也不算绝对笔直，近看还能看出细微的起伏。勾缝的泥也糊得有些粗糙。 可就是这片笨拙的补丁，堵住了那个漏雨的窟窿。 傍晚，王长安收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抬头看屋顶。他眯着眼，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对扶着梯子下来的***说：“嗯，像那么回事。” 夜里，没有下雨。但***还是睡不着。他睁着眼，听着屋顶的动静。没有嘀嗒声。一片寂静。 第二天，是个阴天。到了后晌，果然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坐在堂屋门槛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原来漏雨的那处墙壁。雨水顺着瓦沟流下，在屋檐下挂成一道水帘。墙壁上，那片深色的水渍还在，但没有新的水痕蔓延开来。 雨下了小半个时辰。那处屋顶，没有再漏。 ***一直绷着的肩膀，几不可察地松弛了一些。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摊开的双手。手掌上，除了原有的劳作的厚茧，又添了几道被瓦片边缘划破的新伤，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净的泥灰。虎口因为长时间用力握持瓦刀，隐隐作痛。 但这双手，刚刚靠着一本发黄的旧册子，几件生锈的老工具，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执拗，做成功了一件事。一件很小，很具体，但实实在在的事。它没有改变他“反革命家属”的成分，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出路”和“认可”，但它堵住了一个漏雨的窟窿，让这间老屋在风雨中暂时有了一个干燥的角落。 他慢慢握紧了拳头，又缓缓松开。然后，他站起身，走到堂屋角落，蹲在那个敞开的旧木箱前，再一次拿起了那本《王氏泥瓦作技艺辑要》。 这一次，他翻看的速度更慢了。目光扫过那些关于“砌墙”、“做脊”、“盘炕”、“砌灶”的记载时，停留的时间也更长了。 雨还在下，敲打着刚刚被他修补过的屋顶，声音均匀而绵密，不再是一种恼人的噪音。 （ 《起手》 完） --- 【下章预告】 立身（1966年夏-秋） 修补自家屋顶的成功，让***在病中找到了新的寄托。他开始在自家院里，用废砖旧瓦，默默练习册子上的各种技艺。不久，村里的邻居也知道了王家老二“会修房”。在这山雨欲来的1966年夏天，这门几乎被遗忘的“封建手艺”，能为他打开一扇窗吗？ 第八章 立身（1966年夏-秋） 洛珺用十分钟赶路，三十分钟购物，又用十分钟赶路，然后再用十分钟上飞机。 敌方兵线同步刷新，但无双他们的兵线还有个没有残的炮兵，加上还有王昭君这样的AOE技能，虽然没有大招，可以冻住兵线，直接点塔。 “娶亲？你和爹爹果真去了陈府？”许向林脱掉大红衣裳，气冲冲坐在一旁。 当然，他们一旦受到胁迫，传了出去，也不要紧，张帝自有应对之策。 听到这话的皇甫风点点头，然后转过头看着林筱音，眼神当中带着一丝询问，显然是想要让林筱音自己做主。 忍不住擦了擦额头溢出的汗渍，先前青鸾双凤给予众人的压迫感太强了。 毕竟眼前的这三位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竟然从自己的口中套出自家师兄现在的下落。 而且似乎一点都不简单，枪法准身手好，从刘梓若的态度上看，出身也很不寻常。 云莱入睡没多久，就感觉到床边有动静，刚睁开眼，盖在身上的被子被人轻轻掀开，有人躺了上来，躺在她身边。 杨皓最后还是坚持了，他也想过像赵家那样最后倒戈，可是自己当初和王川说的那番话就是多么的可笑了。 这个速度，简直逆天了，直接逼平了二十一世纪最先进的火炮速度。 今生欧美人的那一番不知轻重的话语以及背后之人的编排，使得谣言愈加的激烈。 现在街上的百姓全都议论纷纷，不知道一向奉公克己的丞相究竟犯了什么事情了，竟然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她不禁连忙往床上赶，躺回原位——哎，因为她不知道，来者何人……万一是朱篌照这色帝没事儿来问候她的话……总而言之，还是低调点好。 卫时补交了网费，办了假/证，换下被r码基地大雪浸湿的外衣，再出现在节目组门口时已是与刚才天差地别。 此时，刺仙神将在邵长老的洞府，而且还在邵长老洞府的核心之地，距离邵长老闭关恢复伤势的那个洞府只有一墙之隔，它现在用的是‘天元藏身法’，所以邵长老和那些阵法都感应不到他。 不负他们所愿，莫月伸出的手被夜莫星避开了，她更急切地站起来，走出卡座，半弯着身似乎还想去拉她的手，又似要向她鞠躬。 哎，我该怎么跟他说好呢？编个瞎话，骗他？这……这一定不行，本姑娘可不想在这种事情上来个欺君之罪。 她还想着过些日子就给她父母说觉得和李慕不合适，算了，结果看现在这架势，如果说不合适。恐怕她父母都不愿意，让花莹莹好一阵惆怅。 唐涛这么一说大家都有些后怕，什么人和岳阳有如此大的仇恨要这般算计岳阳，为什么不亲自动手？ 那个星际已经参透了部分时间与空间的秘密，制造出能够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系统，并且完成直播。 所以，他此时不用猜也知道，陈永寿说的所谓商船是怎么个名堂。那十有八九是皇帝的船吧？如果没有足够的战力和底气，怎么可能在人家的地盘上还能这么嚣张？ 叶辰随意的扫了一眼整个办公室，毫不客气的一屁股坐在了旁边的沙发上，翘着二郎腿，一边从口袋中熟练的掏出一根香烟给自己点燃。 一下子，四周瞬间哗然，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了李慕的身上，目瞪口呆。 这个剧本之前不是以这一幕结束的，但是他却临时的让编剧改了，因为沐清欢真的是把这个帝王演活了，他不想这样的帝王死了，所以就改成，他走到最高的位置。 她又花了点时间，找了几支明显有的赚的股票投资，就花了八十多万。 ”恩~“看到沈一丹此刻多少有些奇怪的表情，王海燕的内心不禁波澜一惊，然而在表面之上，她却还是平静的回了一句问道：”为什么呢？ 枪声响起的霎那，躺在沙丘上的蒙蒂和阿方索的尸体陡然间睁大了眼睛，一股污血从嘴里冒了出来，还想再做点什么时又立刻迎来了黑虎和强子的机枪洗礼，被打的面目全非，最终只能老老实实的躺下了。 在这里躲了一个多月，倒也是该出去了，以秦牧现在的实力，就算那莫崎等人还守在那里，他也是能够有着全身而退的能力。 毕竟秦牧所说的那些，她是没半点感应，但她却是很清楚，秦牧所说，一句不假。 任何的武力都需要经过一只巧妙的手，才能转化为凌厉的战力，尚让便是那只巧妙的手。 中级神通区域，只有十八种神通，明面上契合他修炼的不过两三种罢了，当然还有三种无属性的神通。 可是李毅却知道，自己不能够作为一个言而无信之人。既然自己答应了炎魔宗宗主，要带领炎魔宗的弟子在这次比武大会上取得一个好成绩，那么自己就不能在现在这个时候撂挑子。 山谷里突地一声巨响，月乘风立刻打消进入山谷的打算，而是悄悄上了山谷两旁的山壁，准备居高临下，好好观看一下山谷里的动静。 毫无睡意，当四周静下来，月乘风的心头，怎么掩不去对非萱的担心与思念。 至于另一方面的影响，则是体现在其它几个帝国，作为此片区域内与丽贝卡关系较好的他们，也是影响丽贝卡帝国号召出兵最早的，此时都已纷纷出兵至途中，但此时被这么一闹，他们却也是突然停住了脚步。 他是没想到，戴太初这行人还能无耻到这样的程度。自己喝着的是啤酒，给他们兑的白酒。这是人能做出的事情？ 第九章 风雨（1966年秋-冬） “破四旧”的风暴，终于像夏日午后那场毫无征兆的雷雨，携着滚雷般的口号，席卷了店子上。高音喇叭日夜不息，旧庙改建的“指挥部”红旗猎猎，空气中弥漫着亢奋、紧张与隐约的焦糊气味。 王长安 珍藏的那本《康熙字典》和几本发黄的劝学旧书，到底没能藏住。 搜查是在一个秋雨连绵的下午突然上门的。带队的仍是郑卫东，李国庆紧紧跟在旁边，后面还有几个臂戴红袖章的青年。这次，他们不像上次宣讲时那样“客气”了，径直闯入堂屋，目光锐利地扫视着每一个角落。 “王长安，群众反映，你家藏有‘四旧’书籍，抗拒革命运动！老实交出来！”李国庆的声音带着一种新得的权力带来的尖锐。 王长安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想辩解，却发不出完整的声音。易秀兰下意识地护在几个小的身前，浑身发抖。 就在这时，一直在旁边沉默的*** 放下了手里的瓦刀。他刚刚在修理一张被风雨吹歪的板凳，用的依然是那套瓦匠工具——瓦刀撬，灰板垫，线锤吊。他站起身，手上还沾着泥灰，走到王长安身前半步，挡在了父母和弟妹前面。 “郑队长，”他开口，声音不高，却奇异地压过了屋外的雨声和李国庆的呵斥，“是有几本旧书。” “在哪？！”李国庆厉声问。 “俺爹以前在劝学堂干过活，那是学堂不要的废书，拿回来引火、糊墙用的。俺们贫下中农，不识字，也不知道那是啥‘四旧’。”***说得很慢，目光平静地看着郑卫东，“前些天听喇叭里宣传，才知道那是封建的东西。留着也没用，还占地方，俺爹说，正好这两天阴雨，灶膛潮，就……就拿来引火了。昨天烧的。” “烧了？！”李国庆不信，眼睛瞪圆了，“你骗谁呢！肯定藏起来了！搜！” 郑卫东抬手制止了要冲进去的李国庆，镜片后的眼睛审视着***。这个年轻人脸上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与身后家人显而易见的惊恐形成了对比。他说的话，合情合理——贫农，不识字，拿旧书当引火柴，听宣传后烧掉。你无法证明他不是昨天烧的，也无法证明他家还有别的。尤其，这家里实在太穷了，一眼望去，除了破桌烂凳，就是些农具和锅碗瓢盆，墙上光秃秃的，连张像样的年画都没有。唯一扎眼的，就是***手里那把磨得锃亮的瓦刀，和地上那摊修板凳用的泥灰工具。 郑卫东的目光，最后落在那本被随意扔在墙角矮凳上的《王氏泥瓦作技艺辑要》上。他走过去，拿起来，翻了翻。还是那些粗糙的图示和“封建口诀”。 “这书，上次让你批判地看，你怎么还留着？”他问，语气听不出喜怒。 “在批判。”王建 军回答，指了指地上那张歪腿的板凳，“郑队长您看，这凳子，是旧社会木匠打的，榫卯都松了，是‘四旧’。俺用泥灰给它加固，用新法子修好，让它还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册子上的老法子，不好的、迷信的，俺不用。但咋和泥更黏，咋把东西修得更牢靠，这些是劳动人民的经验，俺觉得……能用。” 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声音更低了，但足够清晰：“就像俺家这成分，是历史问题。可俺们现在，是想跟着毛**，好好劳动，改造思想，为大队出力。修房子，盘炕，砌灶，都是出力。” 屋子里一片寂静，只有屋外淅淅沥沥的雨声。***的话，像他手里的泥灰，粗糙，笨拙，却用一种最实在的方式，糊在了当下最敏感的问题上。他把“手艺”和“出身”、“旧经验”和“新改造”、“实用”和“革命”搅和在一起，煮成一锅难以简单划分的糊涂粥。 郑卫东盯着他看了几秒钟。这个病恹恹的青年，眼神里没有对抗，只有一种认命般的顺从，以及在这种顺从中竭力抓住一点什么的执拗。他手里那把瓦刀，沾着泥，却磨得雪亮，像他这个人一样，矛盾，却又实实在在。 最终，郑卫东合上册子，没有还给他，但也没有当场撕毁或没收。他把册子夹在腋下，对李国庆等人挥了挥手：“行了，他家的情况，我们了解了。王长安，你要继续加强思想改造！***，你既然说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那就好好干！用你的劳动，改造你自己，也改造这些旧东西！” 他特意在“旧东西”三个字上加重了语气，目光扫过那本册子和地上的工具。 “是，郑队长。”***低下头。 搜查的人走了，带走了那本《王氏泥瓦作技艺辑要》，留下满屋的泥脚印和一地狼藉的恐慌。王长安瘫坐在椅子上，半晌说不出话。易秀兰搂着吓得直哭的小女儿，眼泪无声地往下淌。 ***慢慢走回墙角，蹲下身，捡起那把瓦刀，用手抹去刀面上溅到的泥点。他的手很稳。然后，他拿起线锤，重新吊线，继续修理那张歪腿的板凳。灰板刮过凳脚，发出均匀的沙沙声，混合着屋外的雨声，竟有一种奇异的、令人心安的节奏。 几天后，大队部通知王长安，鉴于他家庭困难，又有“历史问题”，需要加强思想劳动，经研究，派他去公社水库工地参加“大会战”，进行改造。那是苦役，王长安身体不算硬朗，这一去，不知何时能回，工分也挣不了几个。 王长安默默收拾了简单的铺盖。走的那天，秋雨更冷了。***送他到村口。 “家里……就交给你了。”王长安看着儿子，这个曾经让他骄傲又让他忧心的二小子，如今眉宇间是超越年龄的沉静，甚至有些暮气。 “嗯。”***点点头，把一小包易秀兰连夜烙的杂面饼塞进父亲的包袱，“爹，保重身体。” 王长安走了，背影佝偻，消失在蒙蒙雨雾中。 ***站在村口，看着父亲消失的方向，很久。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和肩膀，他却浑然不觉。然后，他转过身，慢慢走回家。 家里的气氛更加压抑。顶梁柱走了，日子仿佛失去了重心。弟弟妹妹们噤若寒蝉，易秀兰的脸上愁云密布。 ***什么也没说。他回到屋里，找出父亲用过的另一套旧瓦刀和抹子——那是爷爷留下的备用工具。他把这套工具和自己那套并排放在一起。然后，他拿出纸笔——那是以前学记账时剩下的。他凭着记忆，开始一点点默写那本被收走的《王氏泥瓦作技艺辑要》。 “黄土七分，细沙三分……瓦不压七露三，下雨就往屋里钻……砌墙不吊线，累死也难看……” 他写得很慢，很用力。有些记不清了，他就停下笔，闭着眼，在脑子里反复回想，或者拿起瓦刀，在空气里比划那个动作，感受那种力道和角度。他不仅默写原文，还在旁边用更直白的话，加上自己的理解，画上更详细的图示。 他不再是单纯地“学”手艺。他是在“抢救”，在“复刻”，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掌握”这门可能随时被剥夺的技艺。他知道，父亲被调走，册子被“暂存”，都是警告，是悬在头顶的剑。这门手艺，是他此刻唯一能抓住的、或许能换来一点生存空间的东西。他必须把它吃透，嚼烂，化成自己骨头里的东西，哪怕那本原册再也拿不回来。 他白天继续给人帮忙，修修补补，挣一点微薄的实物，或者仅仅是“人情”。晚上，就在油灯下，一边回忆，一边默写，一边在脑子里演练。肝区还是时常会闷痛，他习惯了，痛的时候就停一停，用手按着，等那阵痛过去，再继续。 秋更深了，冬天转眼就到。北风呼啸，刮得窗户纸哗哗作响。***默写的手册，已经有了厚厚一沓。他的手艺，也在这些不间断的劳作和思考中，慢慢变得纯熟。他盘炕盘得又快又好，砌灶省柴无烟的名声悄悄传开，连附近村子都有人家悄悄来请。他还是那样沉默，干活，收下一点粮食或菜蔬，不多话。人们渐渐习惯了这样一个存在：一个成分不好、但手艺不错、肯出力的瓦匠。在风声鹤唳的日子里，一个能把漏风的墙补好、把倒烟的灶修通的手艺人，显得那么具体而实在，甚至带着一种令人安心的、无关政治的可靠。 腊月里，郑卫东再次路过王家。这次，他是来查看“破四旧”成果巩固情况的。他看到***正在给隔壁三奶奶家修被雪压塌的院墙。寒风凛冽，***只穿着单薄的旧棉袄，手上全是冻裂的口子，但动作稳而准，抹子刮过砖缝，灰浆均匀饱满，新垒的墙段笔直平整。 郑卫东看了一会儿，没说什么，走了。过了几天，大队派人送来一本红塑料皮的《毛** 语录》，说是给王家“学习用”。同时带来的，还有那本《王氏泥瓦作技艺辑要》。 送东西的人放下就走了。***拿起那本失而复得的册子，翻开。册子有些旧了，但保管得还算完好。只是在扉页“光绪廿八年”和“勿使断绝”几个字上，被人用红笔狠狠地打了两个大叉。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是郑卫东的笔迹：“批判继承，改造使用！” ***摩挲着那行红字和两个触目惊心的红叉，看了很久。然后，他把自己默写的那厚厚一沓纸，小心地叠好，用油布包了，和这本打了红叉的祖传册子放在了一起，塞进墙洞里，用砖头仔细堵好。 他走出屋子，看着铅灰色天空中飘下的零星雪花。冬天真的来了。很冷。 但至少，这个冬天，他修过的那些炕，是热的。他砌过的那些灶，火是旺的。他补过的那些屋顶，应该不会漏雨。 这就够了。 （第九章 《风雨》 完） --- 【下章预告】 第十章 霜刃（1967-1968） 父亲远在水库工地，***成了家里的实际顶梁柱。在频繁的批斗会与“革命热潮”的缝隙里，他靠着这门沉默的手艺，艰难地维系着一家人的温饱。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将让他再次直面冰冷的现实与温暖的微光。沉默的瓦刀，能否劈开凛冽的寒冬？ 第十章 霜刃（1967-1968） 夏青听到语音频道中传来“轰隆”一声，旋即，他发现另外二人掉线了。 此时的宋庆一脸鼻青眼肿，看来昨天挨了秦玄几下到现在还没有康复。 “瞎说什么，我才是人家的手下败将。”步依依挺起贫瘠的胸膛，一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模样。 飞舟上的修士们惊恐万分，纷纷逃离飞舟，企图避开这能量冲击。 “局座，怎么了？”郑界民看着戴老板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反倒先急了起来。 直到皓月当空，盛宴方落下帷幕，宁晨婉拒了卫星河提出府中留宿的好意。 “搜一下有没有东西！”江蓠简单洗了一下脸，抬头看向江有礼。 他突然意识到，在信息时代，身边存在莱娜这样一名无所不能的黑客，简直是如有神助。 可在吕楠眼里，却出现了幻觉，仿佛从洛赋脸上，看到了无情地嘲笑。 狂潮是成绩最好的一本，乐园的成绩也不差，但再往后的两本，就拉了。 江辰川坐在他身边，耳边响着净殿骑士的交谈声，他们似乎与黎明骑士团的对接出现了一些问题，当然，骑士团之间的事，他们无权过问。 一家人干坐着，不知过了多久，李沅和孩子犯困回自己房间睡觉，醒来耳边声响依旧。 祁云舟收到了信之后，就把华鸾公主的课程调整了一下，给自己空出了一天的时间来。 李沅哼哼一声，如今有什么不同？还不是因为看上她了。得亏伤了腿，要不这会儿得吵着要跟她睡觉了吧？ 不敢再继续思考下去，尤莉娅正发愁着，该怎么才能解决眼前的困境。 董春娘趁李沅不注意，摸起皂球放到自己盆子里，用衣裳盖住接着洗衣裳。 安老太看着手举着菜刀的陈老太，朝地上吐了一口吐沫，嘴上死不悔改，但心虚全写在了脸上。 林封现在相信千仞雪一定还在那个地方等着他，所以他打算再过去看看。 好在去城市化后，自然环境变得极好，周遭郁郁葱葱，就连废墟中也长出野草和藤蔓。 就怕自己傻乎乎的凑过去，就如那次差点淹死只为捡起那根项链，最后只得到嘲笑的声音一样。 听到这话，原本在吃东西的唱歌的打牌的，全都放下了手里的东西。 太子一副得意的神情，扭了扭脖子似笑非笑等着看赵穆如何应对。 姜幼迅速弯腰去拿包，耳边忽然落下一道声音，她动作瞬间僵硬了。 在狮鹫帝国，碰上亚人神选者的概率几乎为零，今天居然让她碰上了。 孟蕴秀也道：“大哥，不瞒你说，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观察向妈，我发现她确实跟以前很不一样。刚才我还注意到向妈眼神发虚，像是藏着的秘密被人发现了一样。 然而她已经好多好多年不曾碰这琴弦了，一时间竟然不知该弹什么曲调。 “老大，我已经查过了，这个消息是从京都流传出来的，说来也奇怪，我们元听研发中心的业务虽然也涉及到京都，可之前却从没传出过这个消息，但这次却传出来了。 “我？”李余年虽然早已料到赵德财会这么说，但却依旧饶有兴致。 “泰妍，你在吗？”西卡伏在泰妍的房门口，轻轻的敲了敲房门。 在忐忑不安中，赵承年听到部队吹起了熄灯号。排长们，班长们开始集合部队，然后带着部队去睡觉。现在部队算是半野营。地湿，土墙也没办法垒，也就是简陋的草棚子，常常的破木板上铺上了草，众人就这么睡了。 “这个林允轩也真是的！”金英敏盯着报纸上的允轩，腹诽不已。 他站在车门口望着外面将近六十个脑袋瞪大眼睛盯着他，这场面，真让他吓了一跳。 洁丝雅和摩斯瓦尔看着修剑和乌娜丽斯的低级别的争吵，却也不敢插话。 聂云知道，无论自己怎么说，这事儿到底是有些离奇，怨不得庄雅雯和刘俊伟他们不信。只有自己真正看出了那些毛料之中存在玉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说服庄雅雯和刘俊伟他们。 不等着他话说完，忽然间，蹲在他旁边的多格，口中忽然发出了一阵阵低吼声，狰狞的獠牙从着唇边露出，一副可怖、凶恶的模样。 好吧，这听起来的确有点自欺欺人的意思，但在这样的情况下，相信谁都会有点私心的。 “放心，我不会干坏事的。”微微一摊手，然后继续迈出了步伐。 第一落点的方向是基本确认了，现在只需要将顺着排污管前行时，改变的方向是朝那里，王南北就能够基本算的出来，现在离导弹袭击地点的方向和大致距离。 华夏代表队的队长林顿，此时正坐在克里的办公桌前，脸上隐隐有些着急的模样。 再加上男枪前期最为核心的输出技能q技能穷途末路同样也会被地形所格挡，所以男枪越塔一向就是一个笑话，毕竟一旦稍有不慎恐怕就会被对面利用走位搞个秦王绕住被秀个头皮发麻。 “里军事基地不远了，这里已经能见到不少军人了。”几人观察着周围。 现在是逃不肯能的了，没看见对方还有一大片的骑兵吗？裴元绍虽然一直省吃俭用，可是也只有一千匹战马，而且这一千匹战马还有一半是驽马。就是逃，又能逃出去几个？而且就是逃出去了，仅凭着千把人又能在哪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