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 第108章 上海春天 芯片火焰 2000年4月5日，上海虹桥。 飞机在春雨中降落，跑道湿滑，轮胎触地时溅起大片水雾。舷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和在建的高楼——东方明珠塔已经立起来了，金茂大厦还在施工，塔吊的手臂在雨中静止，像巨人在沉思。 我拎着简单的行李箱走出机场。上海的空气和北京不同，更湿润，带着黄浦江的腥味和梧桐树嫩叶的清香。雨不大，但绵密，落在脸上凉丝丝的。 来接我的是张汝京的助理小陈，三十出头，戴金丝眼镜，说话带着台湾口音：“田先生，张博士在办公室等您。路上堵车，可能要一小时。” “没关系。”我说。 车子驶上延安高架。雨刮器有节奏地摆动，把车窗外的世界切割成清晰的扇形，又很快被雨水模糊。上海的春天比北京来得早，路边的梧桐已经长出巴掌大的叶子，在雨中绿得发亮。 小陈从副驾驶转过头：“田先生比我想象中年轻。” “很多人都这么说。”我看向窗外，“张博士最近怎么样？” “很忙。”小陈推了推眼镜，“每天都在见人——政府官员、银行行长、设备供应商、技术专家。上个星期刚从美国回来，带了几个德州仪器的老同事。” “厂房选址定了？” “基本定了，在张江。”小陈说，“但还有些手续没办完。土地、环评、电力、水源……每个环节都要跑。大陆的办事流程，张博士还在适应。” 我能想象。2000年的上海，效率已经比内地高很多，但对一个在美台生活了几十年的人来说，还是太慢了。 “资金呢？”我问。 小陈犹豫了一下：“张博士说，等见到您再详细谈。” 我明白了。资金是核心机密，不能随便说。 车子在雨中缓慢前行。高架上堵成长龙，红色尾灯连成一片，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反射出迷离的光。收音机里在播新闻：“上海证券交易所今日成交量再创新高……浦东开发开放十周年庆典筹备工作启动……” 这是一个躁动的城市，一个躁动的时代。 所有人都想在变革中抓住点什么——股票、房产、项目、机会。而我，要来抓住最硬的那块骨头。 张汝京的临时办公室在浦东一栋普通的写字楼里，十八层，窗外能看到建设中的张江园区。大片空地，零星几栋厂房，塔吊林立，像一片刚刚开垦的荒野。 我推开会议室的门时，张汝京正站在白板前，手里拿着马克笔，在画着什么。白板上是密密麻麻的公式、图表、英文缩写——MOSFET、CMOS、光刻、蚀刻、离子注入。我看不懂全部，但能认出那些是芯片制造的工艺流程。 “浩彣来了。”张汝京转过身，脸上带着温和的笑。他比在台北时瘦了些，眼睛下有淡淡的黑眼圈，但眼神依然明亮，像燃烧的炭火。 “张博士。”我走过去握手。他的手很干燥，有力。 “坐。”他指了指会议桌，“小陈，泡茶。” 我们在会议桌旁坐下。窗外雨还在下，打在玻璃上发出细密的声响。 会议室很简单，一张长桌，几把椅子，白板，投影仪。 角落里堆着几箱文件，用英文和中文标注着“设备清单”、“技术文档”、“专利文件”。 茶端上来了，是台湾的高山茶，香气清冽。 “先说说你那边。”张汝京端起茶杯，“我听说，你最近在打一场硬仗。” 他指的是IFPI的事。消息传得真快。 “是场硬仗，但必须打。”我说，“数字音乐是未来，版权问题早晚要解决。早解决比晚解决好。” “像我们做芯片一样。”张汝京点头，“专利、授权、技术壁垒——早晚要面对。早面对，早积累经验。” 他喝了口茶，放下杯子：“不过我今天找你来，不是谈音乐。是谈这个。” 他按了下遥控器，投影仪亮起，屏幕上出现一张地图——上海地图，张江区域被红圈标出。 “这里，两百亩地，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张汝京用激光笔指着红圈，“一期厂房五万平方米，规划月产能三万片八英寸晶圆。制程技术从0.35微米起步，计划在三年内做到0.18微米。” 他说得很平静，但每个数字都重如千钧。 八英寸晶圆。0.35微米。月产三万片。 这些数字背后，是数以亿计的投资，是数百台精密设备，是上千名工程师，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技术积累。 而我，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一个做音乐文化起家的人，要参与这场豪赌。 “资金缺口还有多少？”我问。 张汝京切换幻灯片。一张表格出现：总投资预估——12亿美元。已募集——2.8亿美元。缺口——9.2亿美元。 “我们计划分三期。”他解释，“第一期需要4亿美元，建设厂房、购买设备、组建团队。第二期3亿美元，扩充产能、升级制程。第三期2.2亿美元，研发下一代技术。”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他看着我：“浩彣，你之前说能筹集2000万美元。这个数字，对第一期来说，占比5%。不是小数目。” “我能筹集的不止这些。”我说。 张汝京挑眉。 “纳斯达克崩盘，我做空赚了一笔。”我坦白，“目前手上只有2000万美元现金。另外，我的音乐公司和互联网平台，未来一年的预期利润大概在800到1000万美元。如果有需要，后期我会继续投入。”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只有雨声，和投影仪风扇轻微的嗡嗡声。 张汝京看着我，眼神里有惊讶，但更多的是深思。 “你很坦诚。”他说。 “面对您，必须坦诚。”我说，“这笔钱对我来说是倾尽所有，但对芯片厂来说只是沧海一粟。我知道。但我还是想投。因为我相信您做的事，相信这件事的意义。” 张汝京沉默了。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雨中朦胧的张江。 “浩彣，”他背对着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回大陆建芯片厂吗？” “为国家解决‘卡脖子’问题。”我说出那个后来常见的词。 “那是大道理。”张汝京转过身，“小道理是——我不甘心。” 他走回会议桌，坐下，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我在德州仪器干了二十年，从工程师做到资深总监。我参与过从3微米到0.5微米好几代制程的研发。我知道怎么做芯片，知道怎么管理团队，知道怎么控制成本。”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带着力量。 “但我更知道，芯片这个行业，不只是技术，更是生态。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的完整产业链。是EDA软件、光刻胶、硅片、特种气体的供应链。是成千上万家企业形成的集群。” 他停顿了一下：“台湾有台积电，有联电，有日月光。韩国有三星，有海力士。美国有英特尔，有AMD，有应用材料。大陆有什么？” 我看着他的眼睛。 “大陆有市场，有人才，有决心。”张汝京继续说，“但就是没有完整的芯片制造能力。设计公司可以找台积电代工，但万一……万一哪天这条路走不通了呢？” 他没有说“万一”后面是什么。但我们都明白。 “所以我想回来建一座厂。”他说，“不一定是最大的，不一定是技术最先进的。但要是完整的，要是可控的，要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他看着我：“浩彣，你投的2000万美元，不只是钱。是一种态度——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一个做文化产业的年轻人，都愿意把钱投到芯片这种苦行业、慢行业、高风险行业。这种态度，比钱更重要。” 我心里一震。 “张博士，”我说，“我不懂芯片技术，不懂制造工艺。我能提供的只有钱，和一点……年轻人的视角。” “这就够了。”张汝京笑了，“钱是弹药，视角是方向。我都需要。” “不过张博士，还有一个问题我比较担心。”我说，“专利。美国、日本、台湾的半导体企业，手里握着大量基础专利。如果我们完全按国际主流路线走，可能会踩进专利雷区。” 张汝京点头：“这正是我最头疼的。你有什么建议？” “三条腿走路。”我打开笔记本，“第一，聘请美国的专利律师团队，提前做专利地图分析，规避现有专利池。第二，与中科院微电子所合作，开发替代性工艺路线，哪怕初期效率低一点，但要绕开专利墙。第三，主动找台积电、英特尔谈交叉授权——我们可以用市场换技术，或者用未来的专利份额做交换。” 张汝京眼睛亮了起来：“你想得很深。” “我只是不想我们投入几十亿，最后却给别人做嫁衣。”我说，“芯片产业到最后，拼的是专利生态。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布局。” 他切换幻灯片，出现一份投资协议草案。 “你的2000万美元，占第一期基金的5%。相应的，你在项目公司占有1.67%的股权。”张汝京说，“但我要提前告诉你风险——这个项目可能十年都不盈利，可能永远都赚不到钱。你的投资可能血本无归。” “我知道。”我说。 “还有，”他继续说，“芯片是敏感行业。未来可能会面临技术封锁、设备禁运、专利诉讼。这些风险，你也要承担。” “我明白。” 张汝京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伸出手：“那么，欢迎加入。” 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暖，很有力。 “协议细节，我的律师会和你的律师对接。”他说，“资金需要在三个月内到位。有问题吗？” “没问题。” 中午，我和张汝京在写字楼附近的餐厅吃饭。 很小的本帮菜馆，几张桌子，墙上贴着泛黄的菜单。我们要了红烧肉、油爆虾、腌笃鲜、青菜。家常菜，但做得很地道。 “在美国几十年，最想念的就是这口。”张汝京夹了块红烧肉，“台湾的菜也好吃，但和上海的味道不一样。”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张博士是上海人？”我问。 “祖籍南京，但在上海长大。”他说，“中学读的是市西中学，大学去了台湾，然后美国。兜了一大圈，又回来了。” “为什么选择上海，不是北京或者深圳？” “产业链。”张汝京放下筷子，“上海有华虹在搞芯片制造，有复旦、交大在培养微电子人才，有港口方便设备进口，有外资银行可以提供贷款。更重要的是——上海市政府有决心。他们承诺提供土地、税收优惠、人才引进政策。这些都很重要。” 他顿了顿：“当然，也有感情因素。回到长大的地方做事，感觉不一样。” 我想起西安，想起秦腔，想起那些埋在土里的陶俑。 根在哪里，心就在哪里。 “浩彣，”张汝京忽然问，“你做音乐，做互联网，都是风口行业，来钱快。为什么对芯片这种硬骨头感兴趣？” 我思考了几秒。 “因为我看到了一组数字。”我说，“1999年，中国进口芯片花了80亿美元。今年可能超过100亿。未来五年，这个数字还会翻倍。这些钱，都流到国外去了。” 张汝京点头。 “而芯片是什么？”我继续说，“是计算机的心脏，是手机的脑子，是所有电子设备的灵魂。我们如果不能自己造芯，就永远受制于人。就像一个人，心脏要靠别人供给，那命就不是自己的。” 这些话有些大，有些空。但我是真心的。 前世，我看到过中兴、华为被制裁的新闻。看到过中国芯片产业被“卡脖子”的困境。看到过无数科技企业因为一颗小小的芯片而停摆。 那些画面，我记得。 “所以我想做点什么。”我说，“哪怕很小，哪怕只是投一点钱，哪怕最后失败了。但至少试过了。” 张汝京沉默地听着。红烧肉在砂锅里咕嘟咕嘟地响，热气升腾，模糊了他的脸。 “浩彣，”他最终说，“你比很多成年人都清醒。” “清醒是因为见过。”我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 吃完饭，雨停了。阳光从云层缝隙漏下来，照在湿漉漉的街道上，反射出碎金般的光。 我和张汝京在餐厅门口告别。 “协议我会尽快签。”我说，“资金月底前到账。” “好。”张汝京拍拍我的肩，“浩彣，这条路很长，很难。但有你这样的年轻人加入，我觉得有希望。” 我看着他坐上车离开。黑色的轿车汇入车流，消失在街道拐角。 我站在原地，看着雨后清澈的天空。 上海的四月初，空气中已经有夏天的气息。梧桐树的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街边的白玉兰开花了，大朵大朵的白色，像落在枝头的云。 这个城市在生长，在膨胀，在向着未来狂奔。 而我，刚刚在这里，投下了一颗种子。 一颗可能永远不会发芽的种子。 但我还是投了。 因为有些事，不是看成功概率，是看要不要做。 下午，我在酒店房间里打开笔记本电脑。 高军发来邮件：“IFPI那边暂时没有新动作。但滚石和华纳派人来谈了，他们对开放后台数据的提议很感兴趣。另外，原创音乐人扶持计划第一天收到两百多份申请，王工在组织评审。” 我回复：“评审标准要严格，宁缺毋滥。第一批签约不要超过十个人，但要签就要全力推。” 赵振发来邮件：“张汝京项目的投资协议草案收到了。条款基本公平，但有几个风险点需要谈判：一是股权退出机制不明确；二是技术专利的归属问题；三是董事会的席位安排。” 我回复：“股权退出可以放宽，但技术专利必须明确归属项目公司。董事会席位我们可以不要，但要有知情权。我们想办法再挤出400万。” 王工发来邮件：“好听音乐网今天同时在线突破二十万。但服务器压力很大，需要再次扩容。另外，之前那个大连理工学生原创的《芯片之歌》，播放量已经破十万了。” 我愣了一下。点开附件，是歌词截图： “沙子里淘出硅的魂 纳米间刻下龙的纹 光与影，电与尘 造一座城，在指尖浮沉” 很稚嫩，但很真诚。 我回复：“把这首歌放到首页推荐。联系作者，问他想不想加入扶持计划。” 处理完邮件，我走到窗边。 酒店在陆家嘴，窗外就是黄浦江。江水浑浊，但宽阔，货轮缓缓驶过，汽笛声悠长。对岸是外滩，那些殖民时代的老建筑在夕阳下泛着金色的光，像历史的标本。 这一岸是浦东，是东方明珠，是金茂大厦，是建设中的环球金融中心。是现代，是未来，是正在发生的奇迹。 而我站在两岸之间。 站在历史和未来之间。 站在音乐和芯片之间。 站在十五岁和所有可能之间。 城市的灯火开始亮起，一点，两点，然后连成一片，像倒置的星河。 在这个星河里，每一个人都是一点光。 有的光是音乐，有的光是代码，有的光是芯片。 而我想做的，是让这些光汇聚起来，照亮一条路。 一条我们自己的路。 哪怕这条路很长，很难，很暗。 但只要开始走，就有光。 我拿起手机，给高军发短信： “再挤出400万准备签约。2400万美元，投芯片。” 发送。 然后，我看着短信发送成功的提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第一步，迈出去了。 真正的第一步。 喜欢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请大家收藏：()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09章 星火蔓延 势成燎原 2000年5月15日，深夜十一点。 我坐在办公室里，面前的桌面上摊着四份文件。 左边是《中芯国际首轮投资协议》最终版，二十三页，中英文对照，每页都有赵振用红笔标注的要点。签字页在最后一页，留白处等着我的名字。 右边是《好听音乐网版权合作框架协议》，与滚石、华纳、索尼三家联合签署，十五页，密密麻麻的分成比例、数据共享条款、争议解决机制。这是三个月谈判的成果。 中间是《个人专辑＜华夏＞制作进度表》，十首歌，八首已经完成编曲，六首录完人声，三首开始混音。旁边贴着MV拍摄计划：北京、西安、上海、台北，四个城市，四种意象。 最下面是《好网吧管理系统全国推广季度报告》，装机量突破八千家，覆盖三十七个城市，市场占有率从年初的3%上升到28%。附件里有用户反馈、技术问题汇总、下季度目标。 四份文件，四个世界。 芯片、音乐、互联网、线下实体。 而我，坐在这四个世界的交汇点上，试图把它们连接起来。 窗外是五月的北京夜空，温暖，晴朗，能看见稀疏的星星。远处居民楼的灯光一扇一扇熄灭，城市渐渐入睡。只有24小时便利店还亮着灯，像守夜的眼睛。 我端起已经凉透的茶，喝了一口。苦，但清醒。 四个多月了。从一月份启动“加速计划”，到现在五月中旬，整整一百三十五天。 这一百多天里，纳斯达克崩盘了，我们做空赚了二千多万美元。IFPI起诉了，我们硬扛下来，谈判出了新方案。张汝京回上海了，我们要投两千多万美元。专辑录了一多半，舞蹈练到膝盖积水。网吧系统推广遇到地头蛇阻挠，高军差点被打。 累。累到有时候早上醒来，要想几秒钟才能记起自己是谁，要做什么。 但值得。 因为星火，真的在蔓延。 第一簇星火，在西安点燃。 《俑》的混音今天下午从美国发回来了。制作人艾伦在邮件里写：“Howard，我做了二十年音乐，从来没听过这样的东西。古老和现代，嘶吼和电子，死亡和生命——它们在你的声音里打架，最后和解了。这可能是你最好的作品。” 我戴上耳机，点开音频文件。 前奏是采样自王老秦腔的嘶吼，经过效果器处理，变得空灵，遥远，像从地底传来的回声。然后是沉重的电子节拍进入，冰冷，规律，像流水线上的机械手臂。 接着是我的声音： “我是俑，埋在土里千年 等一声惊雷，炸裂春天 彩绘褪色，铠甲生锈 但眼睛还睁着，看人间变天……” 唱到副歌时，我用了秦腔的发声方法——不是模仿，是融合。让那种从丹田冲出来的力量，与现代唱法的控制结合，创造出一种既原始又精致的声音。 三分半钟的歌，听完后我摘下耳机，久久没有说话。 窗外传来远处工地的打桩声，咚，咚，咚，像心跳。 这首歌，会成为《华夏》专辑的灵魂。其他九首歌都要围绕它来调整——《以父之名》可以加入京剧武场的锣鼓点，《江南》可以融入评弹的吴侬软语，《青花瓷》可以更极致地使用古筝和箫。 根找到了。在西安的土里，在秦腔的吼声里，在那些睁着眼睛的陶俑里。 我给制作团队发邮件：“以《俑》为基准，重新调整所有编曲。预算可以追加，时间可以延长，但质量必须达到这个水准。” 发送。 然后我给王老寄了一张唱片，附上手写信：“王老，这是您教我的声音。它现在变成了一首歌。谢谢您。” 第一簇星火，燃起来了。 第二簇星火，在谈判桌上艰难燃烧。 高军推门进来时，脸上带着罕见的轻松表情。 “签了。”他把一份文件放在我桌上，“三家都签了。滚石最后让步，把分成比例从25%降到18%。华纳同意数据共享，但要求加密处理。索尼最痛快，说愿意尝试新合作模式。” 我翻开协议，看到最后一页的签名和公章。三个红色的印，像三枚勋章。 “不容易。”我说。 “太不容易了。”高军在对面坐下，揉了揉太阳穴，“光是和滚石就谈了八轮。他们的法务总监是美国人，每个条款都要争。有一次吵到凌晨三点，赵律师差点拍桌子。” “但最终还是谈成了。” “因为你有筹码。”高军看着我，“好听音乐网现在日活近二十五万，原创社区每周新增三千个作品。用户黏性数据一摆出来，他们就明白——这个平台有生命力，压不住，只能合作。” “IFPI那边呢？” “暂时停火。”高军说，“看到主流唱片公司都和我们签约了，他们也调整了策略。昨天发来新方案，要求我们建立版权过滤系统，自动识别侵权内容。这个技术上可以实现，王工已经在研究了。”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过滤系统可以做，但不能太严格。”我说，“要给用户创作空间。翻唱、混音、二次创作，这些是社区的活力来源。” “明白。我们会设定合理阈值。” 高军站起来，走到窗前：“小田总，你知道最让我感慨的是什么吗？” “什么？” “三个月前，所有人都说我们疯了。说一个音乐平台敢挑战国际唱片巨头，是以卵击石。现在，我们不仅没碎，还让石头挪了位置。” 他转身看着我：“这说明什么？” 我想了想：“说明时代变了。” “对。”高军点头，“旧的墙正在倒塌，新的规则正在建立。而我们在参与建立规则。” 第二簇星火，在版权战争的废墟上，燃起来了。 第三簇星火，在上海张江的工地上燃烧。 赵振今天刚从上海回来，带来了最新的进展照片。 投影仪亮起，屏幕上出现一片空地。黄土，杂草，几台挖掘机停在边缘，像沉睡的巨兽。空地中央插着一块牌子，白底红字：“中芯国际一期工程工地”。 “土地手续全部办完了。”赵振切换照片，出现各种批文、许可证、合同，“环评通过，电力接入方案确定，供水管道已经铺到红线外。张博士说，下个月就可以正式动工。” 下一张照片是设计图。现代化的厂房，洁净室，办公楼，研发中心。线条简洁，功能明确。 “设备采购清单也出来了。”赵振递给我一份文件，“光刻机、蚀刻机、离子注入机、化学机械抛光机……一共二百三十七台主要设备，总价三点八亿美元。已经和日本、美国、欧洲的供应商开始谈判。” 我翻看着清单。那些陌生的英文名词，那些天文数字的报价，那些复杂的交货周期。 “资金到位情况？” “我们的两千四百万美元已经到账，占第一期基金的6%，占公司股权2%。”赵振说，“另外，国家开发银行承诺提供两亿美元贷款，上海市政府配套一亿美元。还有几个民间资本在谈，张博士有信心在年底前凑齐第一期需要的四亿。” “技术团队呢？” “核心团队三十七人，都是从德州仪器、台积电挖来的资深工程师。国内招聘已经启动，计划从复旦、交大、清华招两百名应届生。” 我想象着那个画面：空地上竖起厂房，设备运进来安装，工程师们穿着防尘服在洁净室里工作。硅片进入生产线，经过几百道工序，变成承载着电路的芯片。 一颗颗芯片，像现代文明的细胞。 而我们投的两千四百万美元，是这些细胞的营养液。 微不足道，但不可或缺。 “田总，”赵振轻声问，“你真的不担心吗？这笔钱可能十年都看不到回报。” “不担心。”我说，“有些事，不是看回报率。” “那看什么？” “看要不要做。”我指着屏幕上的工地照片，“这件事，必须有人做。我们不做，别人也会做。但我们做了，就参与了历史。” 赵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头：“我明白了。” 他收起文件：“协议我归档了。后续的法律事务我会持续跟进。张博士说，动工仪式想邀请你去。” “我去。”我说。 第三簇星火，在半导体产业的荒原上，燃起来了。 第四簇星火，在首尔江南区的会议室里点燃。 五月中旬，我飞了一趟首尔。 SM公司的会议室里，李秀满亲自接待。他五十多岁，戴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 “田先生的英文EP在韩国很受欢迎。”他递过一份数据报告，“《Baby》在榜单上连续两周前三。” “谢谢李社长。”我说，“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谈一个更长远的合作。” 我打开笔记本，调出准备好的PPT：“我想和SM共同打造一个亚洲女子唱跳组合。不是传统的歌手模式，而是融合K-pop的视觉冲击、J-pop的精致制作，加上华语市场的叙事深度。” 李秀满看得很认真：“规模？” “七到九人，国际化配置，中日韩成员都有。”我说，“训练期两年，2003年出道。SM负责韩国市场的培训和制作，我们负责华语区的宣传和内容。” “资金呢？” “我出70%，SM出30%。但我要音乐版权的一半，经纪分成可以倾斜。” 李秀满沉默了很久，会议室里只有空调的嗡鸣。最后他抬起头：“我需要看到更详细的企划案。但如果真如你所说……这可能是亚洲音乐的下一个里程碑。” 离开SM大楼时，首尔下起了小雨。我在出租车上给高军发短信：“SM有戏，准备深度谈判。” 第四簇星火，在跨国合作的蓝图上，燃起来了。 第五簇星火，在工信部的会议室里燃烧。 从首尔回北京的第二天，我去了工信部。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会议室里坐着六七个官员，其中就有之前见过的李建国处长。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网吧行业管理规范征求意见”。 我准备了二十页的报告，核心观点很明确：“与其让网吧野蛮生长，不如通过技术手段规范它。” “我们的‘好网吧管理系统’可以实时监控每台电脑的运行状态。”我在投影仪上展示后台界面，“可以过滤不良信息，限制未成年人上网时间，自动备份重要数据，甚至能协助公安部门追踪可疑行为。” “如果这套系统能成为行业标准，那么全国网吧就不再是‘治安死角’，而是可控、可管、可服务的数字化节点。” 李建国问得很细：“技术稳定性如何？成本呢？网吧老板愿意装吗？” “永久免费。”我说，“我们靠增值服务和广告分成盈利。现在已经装了八千多家，没有出现大规模故障。” 会议开了三个小时。结束时，李建国送我到电梯口：“小田，你的想法很有前瞻性。部里会认真研究，争取下半年出台试点政策。” “谢谢李处长。”我说，“我们随时配合。” 第五簇星火，在行业标准的制定过程中，燃起来了。 第六簇星火，在县城的地下室里燃烧。 晚上九点，我接到张小军的电话。 “浩彣！这个月流水破十万了！”他的声音兴奋到破音，“新扩的五十台机器天天爆满，要排队！我们完善了会员制，现在有五百多个会员，预存费用收了八万多！” “慢点说。”我笑了，“我爸呢？” “幺姨爹的腰好多了，现在能自己走路了。”张小军顿了顿，“但他听你的，雇了两个保安，自己不亲自看店了，就每天来转转。” “还有，”张小军又想起什么，“咱们那个‘个人数据保险箱’，现在特别火。好多学生来存作业、存情书、存游戏存档。有人写了首诗感谢我们，我贴在墙上了，拍给你看？” “好。” 几分钟后，收到邮件。照片有点模糊，但能看清纸上稚嫩的字迹： “地下室里亮着灯 像海底的萤火虫 我们在这里存梦想 等有一天，带它去远方” 我看着那几行诗，很久没说话。 县城地下室，五十台电脑，五百个会员，十万月流水。 很小。小到在纳斯达克的数字面前，可以忽略不计。 但那是真实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他们的青春里，找到一个可以存放梦想的地方。 而那个地方，是我们建的。 “小军，”我说，“做得很好。给大家发奖金，按利润的10%。” “太多了吧？” “不多。大家辛苦了。” 挂了电话，我走到办公室的窗前。 北京的夜空下，这座巨大的城市里，有无数个像县城地下室那样的角落——网吧、音像店、琴行、排练室、小剧场。那里有年轻人，有梦想，有正在萌芽的创造力。 而我们的平台，我们的系统，我们的音乐，像血管一样连接着这些角落。 让星火可以互相看见。 让萤火虫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 第六簇星火，在最基层的土地上，燃起来了。 凌晨一点，我处理完所有邮件。 关机，关灯，离开办公室。 楼道里很安静，只有我的脚步声。木楼梯吱呀作响，像在诉说这栋老房子的年纪。 走出楼门，五月的夜风温暖，带着槐花的甜香。胡同里没有路灯，但月光很好，把青石板路照得发白。 我慢慢走着，不着急回招待所。 脑子里在梳理这三个月： 音乐线——专辑完成70%，平台渡过危机，原创生态初建。 技术线——网吧系统站稳市场，软件平台开始盈利，用户数据积累。 资本线——半导体投资落地，基金架构完善，现金流健康。 三条线，都在向前。 但代价是：我瘦了八斤，每天睡不到五小时，膝盖积水还没好，嗓子时常嘶哑。 高军说我“燃烧生命”，赵振说我“透支未来”，王工说“田总你需要休息”。 我知道。但我不能停。 因为时间不等人。因为机会窗口很短。因为那些星火，需要燃料才能继续燃烧。 而我，是那个添柴的人。 走到胡同口，我停下脚步。 远处的主干道上，车流稀疏，但永不停息。红色的尾灯连成线，像城市的脉搏，在深夜里依然跳动。 这个国家在奔跑。从农业到工业，从工业到信息，从信息到智能。 每一步都艰难，每一步都有人掉队，但每一步都在向前。 而我，有幸在这个奔跑的过程中，踩下了一个脚印。 很小，很浅，但真实。 手机震动。是林薇。 “小老板，刚做完一套英语卷子。正确率92%。老师说我进步很大。” 我打字回复：“很好。保持状态，但别太累。” “嗯。你还在工作吗？”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刚结束，在回家的路上。” “注意安全。晚安。” “晚安。” 我收起手机，继续往前走。 月光把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斑驳的砖墙上，变形，扭曲，但始终向前。 我想起张汝京说的那句话：“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 半年前，我在台北听到这句话时，感受到的是震撼，是使命，是沉重。 现在，我理解了另一层意思：第一步之后，还有第二步、第三步、无数步。而每一步，都比前一步更艰难，但也更坚定。 因为回头看过，发现自己已经走了这么远。 因为向前看，知道还有那么长的路。 而路上，有越来越多的星火。 在西安，在上海，在北京，在县城，在首尔，在工信部的会议室。 在谈判桌上，在录音棚里，在工地上，在地下室里，在跨国公司的会议室里，在政府部门的座谈会上。 一点，两点，三点……渐渐连成片。 虽然还不够照亮整个夜空，但足够照亮脚下的路。 足够让我们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 足够让我们相信，这片星火，终有一天会燎原。 我走到中戏招待所门口，掏出钥匙。 在开门的前一刻，我回头看了一眼夜空。 星星很少，但很亮。 像希望。 像那些正在蔓延的星火。 我推门进去。 屋里亮着一盏小灯，是从门缝透进来的走廊灯光。我走到书桌前，打开台灯，看到桌面上放着一个保温桶。 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是前台服务员的字迹：“田先生，您母亲寄的鸡汤，我帮您热好了。趁热喝。” 我打开保温桶，鸡汤的香气扑鼻而来。 我盛了一碗，坐在桌前慢慢喝。 汤很暖，一直暖到胃里。 窗外，城市的灯火渐次熄灭，夜空越来越深，星星越来越亮。 新的一天，即将开始。 新的战斗，即将继续。 但我不怕。 因为星火在蔓延。 而我，是那个守护星火的人。 哪怕只是添一根柴。 哪怕只是挡一阵风。 但这就够了。 因为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人，就能让星火，燃成燎原之势。 我喝完汤，洗干净碗。 走回书桌前，我在日历上划掉今天的日期。 5月15日，结束了。 明天，5月16日。 又是新的一天。 又是新的奔跑。 但这一次，我不再是孤独的奔跑者。 我的身后，有团队，有用户，有合作伙伴，有那些被星火照亮的人。 我的前方，有音乐，有技术，有资本，有芯片，有那个正在展开的未来。 而我，站在中间。 连接过去和未来。 连接星火和燎原。 连接这个时代的夜晚，和下一个时代的黎明。 这就是我的位置。 这就是我的使命。 这就是我，田浩彣，十六岁，重生第七年，在2000年的夏天，找到的答案。 晚安，今天。 早安，明天。 星火在蔓延。 而我，要继续向前。 喜欢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请大家收藏：()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10章 温暖的家 和解的光 2000年5月17日，清晨六点。 我在公司的沙发上醒来时，脖子僵硬得像是生锈的轴承。昨晚和高军、赵振讨论网吧系统在武汉遭遇的第二次地头蛇反扑，一直熬到凌晨四点。王工拿来的技术方案足足有四十页，我们一页一页地过，咖啡喝到第五杯时，舌头已经尝不出任何味道。 窗外天光微亮，北京五月的清晨带着槐花的甜香，从半开的窗户飘进来。我揉着太阳穴坐起身，看见会议室的门缝底下透出灯光——高军还在里面。 推开门的瞬间，我被眼前的景象定住了。 高军趴在会议桌上睡着了，脸颊贴着摊开的财务报表，眼镜歪在一边。他面前的电脑屏幕还亮着，投影在眼镜上，看不清内容。 而让我愣住的，是他旁边坐着的人。 一个看起来三十出头的女人，穿着浅灰色的针织开衫，头发在脑后扎成简单的马尾。她正小心地把一件薄外套披在高军肩上，动作轻得像是在触碰易碎的瓷器。女人身边，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揉着眼睛，怀里抱着个保温桶，困得脑袋一点一点。 女人抬头看见我，有些局促地站起身：“您就是……小田总吧？”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南方口音的柔软。我点点头，看了眼还在沉睡的高军：“您是？” “我是高军的爱人，刘静。”她指了指小男孩，“这是我们家小凯。吵到您休息了吧？实在不好意思，我们……” “没事。”我打断她，压低声音，“高哥昨晚熬到很晚。你们怎么来了？” 刘静咬了咬嘴唇，眼神复杂地看着趴睡的高军：“他三天没回家了。电话也不接，传呼机也不回。小凯咳嗽刚好，想爸爸……”她顿了顿，“我就想，来看看他到底在忙什么。” 小男孩这时完全醒了，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小声问：“你就是爸爸说的那个很厉害的哥哥？” 我愣了愣，然后蹲下身和他平视：“我叫田浩彣。你呢？” “我叫高凯。”他挺起胸脯，“二年级了。” “二年级啊，那很快就是大孩子了。”我笑笑，“你抱着的是什么？” “妈妈炖的鸡汤。”高凯把保温桶递过来，“妈妈说爸爸工作累，要补身体。可是爸爸不回家，汤都要凉了。” 保温桶还是温的。我接过来，盖子拧得很紧，但缝隙里透出熟悉的香气——当归、枸杞、老母鸡，还有一点党参的甘苦。 “小凯，让爸爸睡一会儿。”刘静把孩子拉回身边，然后看向我，眼神里有很多东西想说，但最终只是轻声问，“小田总，高军他……一直都这样吗？” 这个问题很重。 我走到窗边，看着窗外渐渐苏醒的城市。晨光从东边的楼群后升起，把云层染成淡金色。街道上开始有早班公交车的引擎声，清洁工在扫昨晚的落叶，唰——唰——，声音规律得让人心安。 “静姐，”我没有转身，“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您说。” “您觉得，高哥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后安静了几秒。然后我听见刘静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他是个好人。负责任，有担当，答应的事一定会做到。就是……太轴了。” “轴？” “认准一条路，就会走到黑。”她顿了顿，“当年他辞职回国，自己做演出经纪，所有人都反对。我说你放着高薪职位不要，非要自己折腾，万一赔了怎么办？他说，人生总得折腾一回，不然老了会后悔。” 我转过身。刘静坐在高军旁边的椅子上，手轻轻理了理他额前散乱的头发。这个动作很自然，像是做过无数次。 “后来他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天天有人上门催。”她继续说，“那会儿小凯不到三岁，我每天在家都提心吊胆。他白天出去跑业务，晚上回来就坐在阳台上抽烟，一坐就是半宿。我问他后悔吗，他说不后悔，就是对不起我和孩子。” 窗外的光又亮了些，照进会议室，在高军花白的鬓角上停留。他才三十七岁，但看起来像四十七岁。 “再后来，他遇到了您。”刘静抬起头看着我，“他回家说，跟着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干，我当时以为他疯了。可他眼睛里有光，那种光……我很久没见过了。” 她停顿了很久，久到高凯都开始打哈欠。 “小田总，我不是不懂事的女人。”刘静的声音有些颤抖，“我知道男人要拼事业，我知道他要养家。二月份，小凯发烧到三十九度那天，我在医院给他打了七个电话，他一个都没接。护士问，孩子爸爸呢？我说在忙。护士看我的眼神……我永远忘不了。” 会议室里很安静，只有高军平稳的呼吸声，和高凯摆弄保温桶盖子的轻微声响。 “静姐，”我走到她对面坐下，“您知道高哥现在在做什么吗？” 她摇摇头。 我打开会议室的投影仪，把昨晚讨论的方案调出来。屏幕亮起，上面是武汉网吧分布图，红色的点代表加盟店，绿色的点代表被地头蛇骚扰过的店。密密麻麻，像一张战场的兵力部署图。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这是武汉，华中最大的城市。”我指着屏幕，“三个月前，我们的网吧系统在那里只有三家试点店。现在，有三十八家。每家店平均三十台电脑，每天服务超过五百个用户。” 刘静看着屏幕，眼神专注起来。 “但这些店正在被地头蛇威胁。”我切换幻灯片，出现几张照片——被砸烂的电脑显示器、破碎的玻璃门、墙上红色的油漆字“滚出武汉”，“这个人叫刘大虎，本地黑恶势力。他想垄断高校周边的网吧生意，就威胁我们的加盟老板，逼他们卸载我们的系统。” 照片里有个网吧老板蹲在店门口，抱着头，背影绝望。 “高哥上个月去了武汉三次。”我说，“第一次，他挨家挨户拜访加盟老板，说服他们抱团取暖。第二次，他组织安防培训，教老板们用监控系统取证。第三次，他带着赵律师收集的证据，去公安局报案。” 我又切换幻灯片。这是一张合影，高军站在中间，周围是十几个网吧老板，大家举着“武汉网吧联盟”的横幅，脸上有疲惫，但眼睛是亮的。 “这张照片是上周拍的。”我说，“三十八家网吧联名举报刘大虎偷税漏税、消防隐患、容留未成年人。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现在，刘大虎暂时消停了。” 刘静看着照片里高军的样子——他站在人群中，肩膀挺直，虽然眼圈发黑，但笑容是真实的。 “这些事，高哥没跟您说，可能是因为……”我斟酌着词语，“他不想让您担心。也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既然他负责这个业务，就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三十八家网吧，背后是三十八个家庭，上百个员工。如果系统被逼退出武汉，这些店可能真的会倒。” 高凯凑过来看屏幕，小声问：“妈妈，爸爸是在打坏人吗？” 刘静没说话。她看着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她伸手，轻轻摸了摸屏幕上高军的脸。 “他从来不说这些。”她的声音很轻，“他回家就是累，倒头就睡。我问工作怎么样，他就说还行。小凯想跟他玩，他说爸爸忙，下次。下次，下次，永远都是下次。” 我关掉投影仪，会议室重新被晨光填满。 “静姐，我不是在替高哥辩解。”我认真地看着她，“他确实做得不好。工作是重要，但家更重要。这一点，他错了。” 她抬起头，眼睛有点红。 “但我请您相信，”我继续说，“他做的这些事，不是瞎忙，不是在逃避家庭责任。他是在建一座桥——用技术对抗野蛮，用规则对抗混乱。这座桥建好了，成千上万的人能走过去，走到一个更公平、更安全的地方去。” 窗外传来鸟叫声，清脆，欢快。城市完全苏醒了。 高军就在这时动了一下，然后慢慢睁开眼睛。 他先看见我，含糊地说：“小田总，几点了……”然后他看见刘静，整个人愣住了。 “阿静？”他坐直身体，眼镜滑到鼻梁上，“你……你怎么来了？” 刘静没说话，只是把保温桶推到他面前：“炖了鸡汤，趁热喝。” 高军看看保温桶，看看刘静，又看看旁边的高凯，表情从迷茫到慌乱：“小凯怎么也来了？今天不上学吗？” “爸爸，”高凯扑过去抱住他，“我病好了！” 高军这才反应过来，手忙脚乱地摸儿子的额头：“还有没有咳嗽？药吃了吗？” “吃了。”高凯贴在他怀里，“妈妈说你工作忙，让我不要吵你。可我想你了。” 高军的动作顿住了。他抱着儿子，看着妻子，嘴唇动了动，但没发出声音。 会议室里的空气变得柔软。晨光斜斜地照进来，在三人身上镀了一层淡淡的金边。灰尘在光柱中飞舞，缓慢，安静，像时间本身。 “阿静，”高军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对不起。” 刘静转过身，走到窗边。她的背影在晨光中显得单薄，肩膀微微颤抖。 高军把高凯放下，走到她身后，手抬起又放下，放下又抬起，最终轻轻放在她肩上：“我……我以后一定注意。电话我接，传呼机我回。周末我回家，陪小凯写作业，陪你……” “你不用保证。”刘静打断他，但没有转身，声音里带着压抑的哽咽，“高军，你上次说小凯幼儿园毕业典礼一定去，结果你在武汉。上上次说我生日陪我看电影，结果你在公司通宵。你拿什么保证？拿你那永远忙不完的工作吗？” 高军的手僵在那里，像是被这句话钉住了。 会议室里安静得可怕。高凯怯生生地看着父母，往我身边靠了靠。 “阿静，”高军的声音更低了，几乎是在乞求，“我知道我错了。我……” “你看着我。”刘静忽然转过身，眼圈通红，但眼神异常清醒，“高军，你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回答我一个问题。” 高军抬起头，与她对视。 “你现在做的事，值得吗？”她一字一顿地问，“值得赔上家庭时间，值得让我担惊受怕，值得让孩子在需要父亲的时候找不到人吗？”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但也很直接。值得吗？ 高军沉默了。他看向我，我对他点点头。 “值得。”高军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阿静，我这辈子做过很多事，有对的，有错的。但跟着小田总做这件事……我觉得，是值得的。” 他走到白板前，拿起马克笔，开始画。画得很简单，但刘静看得很认真。 “你看，这是好听音乐网。”他在白板左侧画了个圆圈，“现在有二十五万人每天在上面听歌。这些人里，有学生，有工人，有白领，有退休老人。他们可能买不起磁带，买不起CD，但可以在网上听到正版音乐——我们现在已经和滚石、华纳签约了，正在谈索尼。” 他在旁边又画了个圈：“这是网吧系统。八千多家网吧在用，意味着每天有几百万年轻人，通过这个系统上网、学习、娱乐。我们在系统里加了防沉迷模块，未成年人只能上两小时；加了安全过滤，黄赌毒网站进不来；还加了‘个人数据保险箱’，学生的作业、设计稿、创作稿可以安全存在云端。” 他画第三个圈：“这是芯片投资。我跟你提过，投了两千四百万美元。张汝京博士，半导体泰斗，他在上海建芯片厂。为什么？因为中国每年要花一百亿美元进口芯片。如果我们自己能造，就不会被人卡脖子。” 三个圆圈，他用线连起来，形成一个三角形。 “阿静，我以前打工、做生意，想的只是赚钱，赚更多的钱，让咱们家过上好日子。”高军放下笔，看着妻子，“可现在我做这些，想的不仅是赚钱。我想的是，我们这代人，能不能给下一代人留下点什么——留下一个更公平的数字世界，留下一个更强大的科技基础，留下一种可能性。” 他走到刘静面前，握住她的手。他的手很大，很粗糙；她的手很小，有些凉。 “我知道我做得不好。”高军的声音哽咽了，“我知道我错过了小凯的家长会，错过了你的生日，错过了结婚纪念日。我知道我像个混蛋。但阿静……我做的这些事，真的有意义。我不是在瞎忙，我是在建一座桥。这座桥现在还很窄，很晃，但已经有人开始走了。” 刘静看着他，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爸爸，”高凯走过来，拉住高军的手，“你建的桥，我能走吗？” 高军蹲下身，抱起儿子：“能。以后，所有人都能走。” “那坏人呢？” “坏人过不去。”高军很认真地说，“我们的桥有规则，讲道理的人才能走。” 高凯想了想，点点头：“那爸爸是好人。” 这句童言无忌的话，让会议室里的空气彻底融化了。 刘静破涕为笑，擦了擦眼泪：“傻孩子。” “阿静，”高军抱着儿子，看着妻子，“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我不会放弃工作，但我会改——每周至少回家三天，每天保证和你通一次电话，重要日子一定记住。如果我忘了，你就来公司找我，就像今天这样。” 刘静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她伸手，整理了一下高军的衣领：“领子都歪了。” 这个动作很平常，但高军的眼眶红了。 “汤快凉了。”刘静转身打开保温桶，鸡汤的香气弥漫开来，“先喝汤吧。你胃不好，不能空着肚子工作。” 她盛了一碗汤，递给高军。高军接过，手有点抖。 “小心烫。”刘静轻声说。 高军点头，小口小口地喝。他喝得很慢，每一口都像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 高凯依偎在他腿边，刘静站在一旁，晨光把三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连成一片。 我悄悄退出会议室，轻轻带上门。 走廊里很安静。我走到公司前厅，小雨已经来上班了，正在擦前台。看见我，她惊讶地说：“小田总，您昨晚又没回去？” “嗯。”我走到饮水机旁接了杯水，“高总的家人来了，在会议室。等会儿他们出来，你帮忙照应一下。” “高总家人？”小雨眼睛一亮，“是嫂子和小侄子吗？” “对。” “太好了！”小雨压低声音，“我上次听高总打电话，好像家里有点矛盾。能和好就太好了。” 我点点头，端着水杯走到窗边。 外面的街道已经热闹起来，自行车流像彩色的河，上班的人们步履匆匆，早餐摊冒着热气。这是一个普通的北京清晨，千千万万个家庭开始新的一天。 有的家庭和睦，有的家庭争吵，有的家庭正在经历艰难的磨合。但无论如何，日子总在继续。 会议室的门开了。高军一家走出来，高凯牵着父母的手，在中间蹦蹦跳跳。刘静的脸上有了笑容，虽然眼角还有泪痕，但那是释然后的轻松。 “小田总，”高军走过来，表情有些不好意思，“刚才……” “高哥，今天给你放假。”我打断他，“带嫂子和孩子去逛逛。故宫、天坛、颐和园，想去哪儿去哪儿。公司的事有我和赵振。”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可是武汉那边……” “武汉的事今天赵振处理。”我拍拍他的肩，“家庭也是战场，而且是最重要的战场。先把这一仗打好。” 高军看着我，眼神复杂，最终重重点头：“谢谢。” “是我该谢谢你。”我说，“谢谢你把家人都带来，让我看见了工作之外的东西。” 刘静走过来，对我微微鞠躬：“小田总，谢谢您。也谢谢您……刚才跟我说的那些话。” “静姐，该说谢谢的是我。”我认真地说，“没有高哥，公司走不到今天。他付出的，我都记着。以后我会盯着他，不让他再玩命。您也帮我盯着，咱们里应外合。” 刘静笑了，那是发自内心的笑：“好，里应外合。” 高凯抬头看着我：“哥哥，我能问个问题吗？” “问吧。” “你爸爸也在这里工作吗？” 我愣了愣，然后摇头：“我爸爸在老家，开网吧。” “那你想他吗？” 这个问题很天真，但也很锋利。我想他吗？当然想。 但重生这七年，我一直在往前狂奔，很少回头看。父亲的客运危机，网吧的经营，这次受伤住院……我总是在解决问题，却很少真正陪伴。 “想。”我蹲下身，和高凯平视，“所以我这周末要回去看他。你要记住，不管爸爸多忙，他都是爱你的。就像不管我多忙，我都爱我爸爸一样。” 高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送走高军一家后，我回到办公室。桌上堆着待处理的文件：IFPI后续谈判纪要、张汝京发来的设备采购清单、专辑制作进度表、网吧系统技术迭代方案…… 每一份都很重要，每一份都关乎很多人的生计和未来。 但我没有立刻开始工作。我拿起电话，拨了县城的号码。 响了几声后，母亲接起来：“浩彣？怎么这么早打电话？” “妈，爸今天怎么样？” “没有大碍，刚才还说想继续去跑长途呢，被我骂了一顿。”母亲的声音里带着笑意，“你那边呢？忙不忙？” “忙，但还好。”我看着窗外，晨光已经洒满整个城市，“妈，我姐呢？” “她这段时间压力有点大，”母亲顿了顿，“起得早睡得晚，天不亮就去学校了。” “妈，我周末就回来，”我说。 “真的？”母亲的声音提高了一些，“不用特意回来，家里没事儿，你忙你的……” “我想家了。”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母亲轻声说：“好，妈给你炖鸡汤。想喝什么汤？” “莲藕排骨吧。” “行，莲藕排骨。” 挂了电话，我在日历上圈出周末的日期。然后翻开笔记本，在第一页写下几行字： 2000年5月17日，晨。 高哥家庭和解。 明白一件事：所有的事业、理想、未来，最终都要落在具体的人身上。 否则，就是空中楼阁。 写完，我合上笔记本，开始处理今天的第一份文件。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新的一天，真正开始了。 而我知道，这座城市的千千万万个窗户后面，有千千万万个故事正在发生。有的关于和解，有的关于奋斗，有的关于爱，有的关于遗憾。 我们都在自己的故事里，努力活得更好，努力让身边的人过得更好。 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 也是所有事业，最终的归宿。 上午十点，赵振推门进来，看见我在批文件，愣了一下：“小田总，高总呢？不是约了十点讨论武汉案子的取证策略吗？” “给他放假了。”我头也不抬，“他家人来了，带他们去逛逛。武汉的案子，咱俩先过一遍。” 赵振坐下，翻开文件夹：“也行。对了，刚收到上海那边邮件，张博士问咱们对设备采购清单有没有意见。他列了三种光刻机方案，价格差挺大。” “放这儿，我下午看。”我接过他递来的文件，“先说武汉。刘大虎那边现在什么动静？” “消停了一阵，但没完全撤。”赵振推了推眼镜，“他手下的几个马仔还在高校区转悠，不过没再动手。我分析，他是在观望——看咱们的网吧联盟能撑多久，看公安局会不会真查他。” “证据呢？税务和消防那边？” “税务稽查已经立案了，下周进场查他的几家黑网吧。消防那边比较麻烦，要排队。但咱们收集的容留未成年人证据很扎实，公安局扫黄打非办公室很重视。” 我点点头，在纸上记下几个关键节点：“继续施压，但别逼太紧。狗急跳墙就麻烦了。告诉武汉的加盟老板，这段时间加强安防，但不要主动挑衅。咱们是求财，不是斗气。” “明白。”赵振记下，“另外，好听音乐网那边，原创音乐人扶持计划第一批签约了七个人，王工问要不要办个线下交流会？” “办。时间定在六月第一个周末，地点……”我想了想，“就在公司旁边的创意园区吧，租个小剧场。邀请媒体，搞正式一点。这是咱们正版化战略的重要一环，要秀出肌肉。”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预算呢？” “十万以内，你看着安排。”我顿了顿，“对了，把那个写《芯片之歌》的大学生也请来。他叫什么来着？” “陈默，大连理工的。” “对，陈默。给他安排个表演环节，歌不错，人也真诚。” 赵振一一记下。他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字迹工整一板一眼。这个留学归来的高材生，跟着我干了三年多，从专业的法律人成长为啥事儿都能牵头的负责人。 他也有家，有父母，但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 “赵哥，”我放下笔，“你多久没回家了？” 赵振愣了一下：“上个月回去过一次，我爸生日。” “你爸身体怎么样？” “老毛病，高血压，但控制得还行。”赵振推了推眼镜，有些不解，“田总怎么突然问这个？” “就是觉得，咱们这帮人，都挺对不起家人的。”我看向窗外，“高哥差点离婚，王工女朋友跟他吵了好几次，你也是天天加班。有时候我在想，这么做值不值得。” 赵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田总，您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跟着您干吗？” “为什么？” “因为您在做正确的事。”他的声音很平静，但很坚定，“音乐正版化，网吧规范化，芯片国产化……这些都是难而正确的事。可能十年后回头看，咱们做的这些微不足道，但至少，咱们试过了。” 他翻开笔记本的某一页，递给我看。上面用英语写着一段话，大意是： “律师的使命不是打赢官司，而是维护正义。哪怕一次只能推动一毫米，但一千次就是一米。” “这是我导师毕业时送我的话。”赵振说，“跟着您干，我觉得我在践行这句话。所以累点，苦点，家里有点抱怨……我觉得值。” 我看着他，这个比我大一轮的男人，眼神里有某种清澈的执着。那是相信自己在做正确事情的人，才会有的眼神。 “谢谢。”我说。 “该说谢谢的是我。”赵振收起笔记本，“您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一个参与定义未来的机会。这不是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的幸运。” 敲门声响起。王工探进头来，手里抱着台笔记本电脑：“田总，赵律，监控系统的新版本测试完成了。武汉那边反馈，报警响应时间从平均12秒降到3秒，录像清晰度提升30%。” “好。”我站起身，“走，去看看。” 技术区里，几个工程师围在测试机前。屏幕上显示着模拟的网吧场景，有人做出危险动作时，系统立刻弹出警报框，同时自动拨打预设电话。 “我们加了个智能识别算法。”王工兴奋地讲解，“能识别打斗、持械、火灾烟雾等异常行为。虽然准确率只有70%，但已经能大大减轻网管的压力了。” 屏幕上，模拟的打斗场景被红框标出，警报声响起。 “这个功能，会不会误报太多？”我问。 “会，所以我们设置了两级预警。”王工切换界面，“一级预警只记录不报警，二级预警才启动全系统响应。用户也可以自定义规则，比如在高校周边的店，可以把‘多人聚集’设为一级预警；在娱乐区周边的店，可以把‘大声喧哗’设为观察项。” 我点点头：“做得好。但记住，技术是工具，不是上帝。最终判断还是要交给人。不要让人变成系统的奴隶。” “明白。”王工认真记下。 看着这群年轻的技术员——他们大多二十出头，有的刚毕业，有的从国企跳槽过来，每个人都眼睛发亮，干劲十足。他们相信自己在创造未来，相信代码能改变世界。 也许他们是对的。 中午，我和赵振、王工在公司附近的小馆子吃饭。简单的四菜一汤，我们边吃边聊。 “王工，你女朋友最近还生气吗？”赵振问。 王工苦笑：“上周吵了一架，说我答应陪她过生日又放鸽子。我买了个包赔罪，暂时哄好了。” “你这样不行。”我夹了块红烧肉，“感情需要经营，不是赔罪就能解决的。” “我知道。”王工扒拉着米饭，“可她不懂我们做的事有多重要。她总说，写代码能写出什么未来？还不如去外企，工资高还稳定。” “那你为什么不解释？” “解释过，但她听不进去。”王工叹了口气，“她说我就是被理想冲昏了头，被田总画的大饼忽悠了。” 我笑了：“那你觉得呢？是被忽悠了吗？” 王工抬起头，很认真地说：“不是。我写的每一行代码，都在真实地改变一些东西。武汉的网吧老板因为我们的系统能安心做生意，好听音乐网上的原创歌手因为我们的平台能被听见，将来芯片厂里流出的每一片晶圆，可能都有我们系统在管理生产线……这怎么是忽悠呢？” 他的眼睛很亮，那种光，我在高军眼里见过，在赵振眼里见过，在自己眼里大概也有。 “下次带她来公司。”我说，“让她看看你们工作的样子，看看那些因为你们的工作而受益的人。如果她还是不理解，那可能确实不合适。”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王工愣了愣，然后点头：“好，我试试。” 吃完饭往回走的路上，赵振忽然说：“田总，您觉得咱们能成吗？” “什么能成？” “所有事。音乐平台，网吧系统，芯片投资……这么多条线同时推进，会不会最后什么都做不好？” 我想了想：“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因为怕失败就不去做，那一定什么都做不成。” “您好像从来不怀疑。” “我怀疑过很多次。”我诚实地说，“纳斯达克崩盘前那几天，我天天做噩梦。IFPI发律师函的时候，我整晚睡不着。父亲受伤住院时，我甚至想过，要不就停一停吧，别这么拼了。” “那为什么还是继续了？” “因为回头看看，已经走了这么远。”我指着前面的路，“你看，这条路咱们三年前走过，那时候公司就五个人，挤在二十平的办公室里。现在，咱们有三层楼，四十多人，业务做到全国，音乐都出海了。如果那时候停下来，就没有现在。” 赵振顺着我指的方向看去。街道两旁是熟悉的梧桐树，阳光透过叶子洒下斑驳的光影。这条路我们走过无数次，去开会，去谈判，去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 “每一步都难，但每一步都走下来了。”我说，“所以我想，继续走吧。走到走不动为止。” 回到公司时，前台小雨叫住我：“小田总，有您的快递。” 是一个不大的纸箱，寄件人地址是四川县城。我拆开，里面是两罐蜂蜜，还有一张字条： “小老板，这是我妈自己养的蜂采的槐花蜜，给你润嗓子。好好照顾自己，别太累。林薇。” 字迹清秀，笔画有力。我拿起一罐蜂蜜，对着光看，深琥珀色的液体在玻璃罐里缓缓流动，像凝固的阳光。 心里某个地方，柔软地动了一下。 我把蜂蜜小心放好，泡了杯茶，开始审阅张汝京博士发来的设备采购清单。 三种光刻机方案，分别来自荷兰、日本和美国。价格从一千八百万美元到三千五百万美元不等，这还只是裸机价。后期的安装调试、技术培训、长期维护和配件耗材，又是一笔不菲的持续投入。 最贵的荷兰ASML方案，用的是最新的193nm ArF光源，能支持未来更先进的制程，但价格高昂且交付周期长，还要面临可能的出口许可审查。 中间的日本尼康方案，技术成熟，供货相对稳定，是行业主流选择，但在最尖端的技术路径上略逊一筹。 最便宜的美国旧型号方案，价格有优势，也能满足初期生产需求，但技术已显滞后，未来升级空间狭窄，等于一开始就选择了第二梯队。 性能参数、维护成本、技术兼容性、供应链安全……每一项都需要仔细权衡。这不只是买一台机器，这是在为这座工厂的未来十年选择技术道路。 我喝了口浓茶，压下心头的沉重。窗外北京的灯火绵延如星河，而我知道，在上海张江那片空地上要种下的，是一颗必须用天价资金、顶尖技术和无穷耐心才能浇灌的种子。 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从明亮的白变成温暖的金黄。办公室里的键盘声、电话声、讨论声，交织成熟悉的背景音。 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下午，和无数个过去的日子一样。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悄悄改变了。 高军的家庭正在和解，王工会带女朋友来公司看看，赵振在思考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而我在周末要回家看父亲。 事业很重要，理想很重要，改变世界很重要。 但具体的人，具体的感情，具体的陪伴，同样重要。 也许真正的成熟，不是选择其中一方放弃另一方，而是学会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就像走在钢丝上，很难，很险，但只要找到那个微妙的点，就能一直走下去。 而那个点，叫做“值得”。 为了值得的人，做值得的事。 这就是全部了。 我喝口茶，继续看光刻机的技术参数。 窗外的城市在夕阳中温柔下来，像一幅油画。 新的一天，正在走向尾声。 而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 喜欢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请大家收藏：()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11章 父辈旗帜 小城飘扬 2000年5月19日，周五。 我从北京飞回宜宾的航班晚点两个小时，落地时已是晚上八点。 拖着行李箱走出机场，初夏的夜风带着盆地特有的潮湿暖意扑面而来，混杂着机场外出租车排队的汽油味、路边摊的烧烤烟气和远处稻田隐约的泥土气息。 这种气息，是故乡。 手机响了，是张小军打来的：“浩彣，出机场了吗？我在出口这边，黑色桑塔纳。” 我抬眼望去，果然看见那辆熟悉的车。车子是我去年给家里买的，为了家里方便些。 拉开车门坐进去，车厢里有烟味，还有一股机油和皮革混合的气味。 张小军转过头，咧嘴一笑：“北京怎么样？” “还行。”我把背包扔到后座。 张小军发动车子，熟练地汇入车流。市区这几年变化很大，沿途都是新建的楼盘，广告牌上写着“迈向新世纪”“花园式社区”。但我知道，再开一个多小时，回到县城，时间就会慢下来。 “网吧最近怎么样？”我问。 “生意挺好的。”张小军点了支烟，把车窗摇下一道缝，“就是事儿多。前两天又有两个小年轻打架，为了一局《CS》的胜负。我上去劝，差点挨一拳。” “没受伤吧？” “那倒没有。”他吐出口烟，“就是觉得累。浩彣，你说这网吧生意，怎么就这么闹腾呢？来上网的都是年轻人，火气大，一点小事就能打起来。” 我没接话，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灯光。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 晚上九点半，车子驶入县城。 街道两旁的店铺大多还开着，理发店的旋转灯箱缓缓转动，小吃摊冒着热气。几个少年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车铃叮当响，笑声洒了一路。 这就是2000年初中国县城的夜晚，粗糙，鲜活，充满烟火气。 车子停下，我没进网吧，直接拎着行李上楼。走到七楼时，看见家门虚掩着，透出温暖的灯光。 推开门，母亲正在给父亲做腰部热敷。父亲趴在床上，额头沁着细密的汗珠，听见动静想扭头，却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妈，爸怎么还这么严重？”我放下行李，快步走到床边。 母亲瞪了父亲一眼，手里的热毛巾重重按在他腰上：“旧伤加新伤，医生说了至少要理疗两个月。他可好，上周觉得能动了，非要下楼去看网吧，结果当晚就疼得直不起腰，现在连翻身都费劲！” 父亲闷哼一声，辩解道：“我那不是担心小军忙不过来吗……嘶——轻点轻点！” “您就安心养着。”我在床边坐下，手指轻轻按了按父亲腰侧肿胀的部位，“网吧有我，有小军哥。您要是再折腾，我就真把网吧盘了。” “别别别……”父亲这才老实了，但嘴上还不服软，“我就是躺不住嘛。你妈天天让我躺着，我这身骨头都要生锈了。” 母亲起身去厨房热汤，摇头叹气：“犟驴一头。” 我帮父亲翻了个身，垫好枕头。 台灯的光照在他脸上，那些皱纹在昏黄光线下显得格外深刻。 床头柜上放着红花油、水杯、还有一本我去年送他的《明朝那些事儿》第二册，书页已经翻得起了毛边，封面角落有他记电话号码的圆珠笔印。 “浩彣，如果你真想把网吧盘了……”父亲忽然开口，声音比刚才低沉许多，“那就盘吧。” 我手上动作一顿：“咋又变卦了？” “我管不动了。”他看着自己那双粗糙的手，指节粗大，掌心里有厚厚的老茧，那是二十多年方向盘磨出来的印记，“这次受伤，我想明白了。我快五十岁的人了，不是小伙子了。网吧那种地方，年轻人多，事儿杂，我镇不住。” “不是有小军哥吗？” “小军是帮忙，不是老板。”父亲摇头，眼神里有一种认命般的清醒，“他是你表哥，但你也不能总让他替你扛事。他有自己的日子要过，将来要娶媳妇，生孩子，不能一辈子给你看网吧。” 我沉默着。父亲说得对，但我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地说出来。 这不像他——那个曾经开着卡车跑遍西南山路、面对地痞也不退缩的男人。 “那您想做什么？”我问。 父亲没马上回答，转头看向窗外。 “我开了大半辈子车。”他缓缓说，每个字都像从记忆深处打捞出来，“从拖拉机到大货车，从小镇上开到外省。路跑了上百万公里，方向盘摸了几十年。接着又是经营客车，我以为我这辈子就干这个了。” 台灯的光在他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那些皱纹像山地的沟壑。 “后来你让我管网吧，我说我不会。你说没事，学就会了。我就真去学，学电脑，学管理，学跟那些十几二十岁的孩子打交道。”父亲笑了笑，那笑容里有苦涩，也有种奇异的自豪，“你还别说，真让我管起来了。每个月看报表，看流水，看那些孩子来上网，写作业，打游戏，我居然……还挺高兴。”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他停顿了很久，久到母亲端着热汤进来又出去，碗沿的热气在灯光下袅袅上升。 “但这次受伤，我想通了。”父亲转回头看我，眼神很认真，认真得让人心疼，“浩彣，我不是怕累，也不是怕麻烦。我是怕……拖你后腿。” “爸，您说什么呢。”我心里一紧。 “你是干大事的人。”父亲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在斟酌，“你在北京做的事，我不完全懂，但我知道，那是大事。音乐，网络，现在还要投什么芯片……这些都是国家层面的事。我帮不上忙，但至少不能给你添乱。” 他伸手想拿水杯，我赶紧递过去。 他就着我的手喝了口，继续道：“网吧现在一个月能挣两三万，在县城算不错了。但为了这点钱，万一我再出点什么事，你从北京飞回来，耽误你正事，不值当。” “爸，”我握住他的手，那双手粗糙得像砂纸，但温暖有力，“您从来不是拖累。您是……” “我是什么？”父亲看着我，眼神温和得像秋天的阳光，“我是你爸。这就够了。” 这句话很轻，但很重。重得我喉咙发紧，说不出话来。 “网吧盘出去，钱你拿走，投到你那些大事里去。”父亲说，语气平静得像在说晚饭吃什么，“我在家养养花，钓钓鱼，帮你妈做做饭，挺好。你姐马上高考了，我也能多照顾照顾她。” “那您就真不想干点什么了？”我问。 父亲沉默了。他再次看向窗外，又看向床头那本《汽车维修手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书页边缘——那是他年轻时跑车养成的习惯，总要把手边的东西摸出温度才安心。 我知道，他不甘心。一个开了半辈子车的人，一个能把网吧从零做到县城最好的老板，不会真的甘心天天在家养花钓鱼。 “爸，”我轻声说，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如果……咱们不把网吧盘出去，而是把它升级一下，做成一个您能管，也喜欢管的样子，您愿意试试吗？” “升级？升什么级？”他转过头，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我把那个在车里和张小军说过的想法又说了一遍，但这次更详细，也更具体。 我说想做成“星火生活馆”——一个复合空间。地下室还是网吧，但要更规范，更明亮，分区更合理。把一楼那两个铺面收回来打通，做成书吧和交流区，放一些年轻人需要的书，定期办点小讲座，讲怎么用电脑，怎么上网查资料，甚至请县一中的老师来讲讲学习方法。再辟出一个小区域做简餐吧，卖点饮料、小吃，让人能待得更舒服。 “这得花多少钱？”父亲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务实的，他摸着账本，眉头皱成川字，“浩彣，租金损失加上这装修、这书吧、这餐吧……没二十万下不来吧？咱们这小县城，多少人一个月才挣四五百，你这能回本吗？” “钱我有。”我说，“关键是要有人用心管。这个人得懂年轻人，但又不能太年轻没威信。得懂经营，但又不能太死板。得把这儿当成事业，而不是生意。” 我看着父亲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爸，我觉得您最合适。” 父亲愣住了。他看着我，又看看窗外的灯光，眼神复杂得像打翻的调色盘——有怀疑，有犹豫，有被点燃的火星，还有一丝深藏的不自信。 “我都快五十了……” “哪里有五十了？”我打断他，“您才四十三，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您这才哪到哪。” “可你说的那些，什么书吧，什么讲座，我都不懂。”他搓着手。 “不懂可以学。”我握紧他的手，“我帮您。小军哥帮您。咱们一起，把它做成县城里年轻人最喜欢来的地方。不光是上网，是学习，是交流，是成长的地方。” 父亲沉默了很长时间。台灯的光在他脸上缓缓移动，我能看见他眼中的挣扎、犹豫，还有一丝被点燃的东西——那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一种还能创造价值的感觉，一种“我还有用”的确认。 “你让我想想。”最终他说，但语气已经松动了。 “好。”我站起身，“您先休息。明天我陪您下去看看，咱们实地走走，看看怎么改。” 走出里屋，母亲正在厨房收拾。 我走过去帮忙洗碗，水流哗哗地响，洗洁精的泡沫在灯光下泛着七彩的光。 “你爸跟你说什么了？”母亲轻声问，手里的抹布擦着灶台。 “他想把网吧盘出去。” “我知道。”母亲叹了口气，声音里有心疼也有无奈，“他这些天老说这个。我说你儿子不会同意，他说就是不想给儿子添麻烦。你爸这个人啊……一辈子要强，现在觉得自己没用了，心里难受。” “妈，”我看着水槽里的泡沫一个个破裂，“您觉得我爸，是真的想退休吗？” 母亲停下手里的动作，想了想：“你爸那个人，闲不住。刚受伤那几天，躺着还念叨网吧的空调该清洗了，机器该升级了。前天晚上说梦话，还在喊‘十七号机该换键盘了’。他不是不想干，是怕干不好，怕给你丢人。”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我不会觉得他丢人。”我说。 “他知道。”母亲笑了，那笑容里有心疼，有理解，也有岁月沉淀下来的智慧，“他就是太要强。一辈子要强。” 洗完碗，我敲开姐姐的房门。 她正趴在书桌前，台灯的光照在摊开的数学试卷上，那些几何图形和函数曲线像某种神秘的密码。 “姐，还在奋战呢？” 姐姐抬起头，眼圈有点黑，看到是我眼睛发光：“立体几何杀我……浩彣，你快来帮我看看这道题。” 我走过去，看了一眼题目——三棱锥内切球问题。前世2000年高考数学的压轴题，那道让无数考生折戟的题目。 我拿起笔，在图上画了一条辅助线：“记住一个口诀——‘球心到面等距离，体积分割找半径’。今年要是考立体几何，八成是这个模型。” 姐姐瞪大眼睛：“你怎么知道？老师都说今年可能考圆锥曲线……” “我做了这几年高考题总结的规律。”我面不改色地说着半真半假的话，“还有语文作文，多准备‘季节’的素材，比如从四季轮替的角度怎么去看待冬天。英语既然是交流，那么作文题目可能就是些假设问题：比如你出国旅游或探亲，目睹一起交通事故，该怎么去用英文描述。” “你说得跟真的一样……”姐姐嘟囔着，却还是认真地把这些话记在了笔记本的扉页上，用红笔圈了出来。 “对了，”她忽然想起什么，笔尖顿住，“林薇前几天来找过我，问我你是不是要回来了。我说你可能月底回。她……好像有话想跟你说。” 我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窗外有风吹过，梧桐树叶沙沙作响。 “高考完再说吧。”我继续在草稿纸上演算着公式，声音平静，“现在什么都别想，专心复习。等你考完，我带你去北京，看故宫，吃烤鸭，逛北大清华。” 姐姐看着我，欲言又止，最终点点头，重新埋首题海。 回到自己房间，我打开窗，夜风涌进来，带着远处田野的气息——那是秧苗的味道，是泥土的味道，是这个县城最原始的味道。 这个房间，这个世界，和我现在在北京的生活，像是两个平行宇宙。 但我知道，它们必须连接起来。否则，我会像断了线的风筝，飞得再高，也没有归处。 根扎得深，才能飞得远。 金佚林院长的话在耳边响起。是啊，根。我的根在这里，在这座县城，在这间房子，在父母和姐姐身边。 第二天一早，我陪父亲下楼散步。 他的腰还不能长时间站立，我们就慢慢走，走几步歇一会儿。 清晨的县城很安静，只有早起的老人提着鸟笼在河边遛弯，早餐铺子刚生起火，蒸笼里冒出白色的热气，豆浆的香味飘得很远。 回来走到网吧门口时，张小军已经在里面了。 卷帘门半开着，能听见里面吸尘器的声音，还有他跑调的歌声。 “幺姨爹，浩彣。”张小军探出头，手里还拿着块抹布，“这么早？” “来看看。”父亲说，语气有些复杂。 我们一起走进去。网吧刚刚打扫过，地面还湿着，反射着晨光，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 五十台电脑整齐排列，黑色的显示器像沉默的士兵，屏幕上映着窗外逐渐亮起的天空。 墙上的钟指向早上七点，这个时间还没客人，整个空间显得空旷而安静，只有服务器机箱发出低沉的嗡鸣。 父亲慢慢走着，脚步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他伸手摸了摸电脑显示器，指尖在屏幕上留下一道淡淡的痕迹；又看了看墙上的规章制度牌，那是他亲手贴上去的；最后走到消防器材前，检查了灭火器的压力表。 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检阅自己的士兵，又像在与老友告别。 “小军，”他忽然开口，声音在空旷的网吧里回荡，“三号机是不是有点问题？我上次看它启动特别慢。” “对，硬盘老了，我准备今天换。”张小军说。 “十七号机的键盘，‘W’键不太灵光，玩游戏的孩子们该抱怨了。” “记下了，一会儿就修。” 父亲继续往前走，走到网吧最里面的角落。 那里靠窗，早晨的阳光正好照进来，在地面上投出一块明亮的方格，灰尘在光柱中飞舞，像微观的星河。 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阳光照在他脸上，那些皱纹在光里显得柔和了许多。 “这儿光线好，可以从这里打通上面的铺面。”父亲忽然说，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铺子里要是放几张小桌子，几把椅子，弄成看书的地方……不错。孩子们上网累了，可以在这儿看看书，歇歇眼睛。” 我和张小军对视一眼。 “爸，”我轻声问，“您昨晚想好了？” 父亲转过身，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给他镀了一层金边。他看着我，又看看这个他经营了一年多的地方，眼神里有挣扎，有不舍，但最终，有一种决断破土而出。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不盘了。”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空气里，“改。” 就这么简单两个字，但我能听出里面的分量——那是一个男人与时间和解的决定，是一个父亲重新找到位置的宣言。 “好。”我说，“那咱们就改。” 接下来的三天，我们三个人泡在网吧里，调位置、量尺寸、画草图、做预算。 空气中弥漫着卷尺拉伸的咔哒声、铅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还有三个男人时而激烈时而沉思的讨论声。 父亲拿出他开车多年养成的细致劲，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全。他趴在旧课桌上，用我中学时用的三角板在图纸上比划： “网吧区没有大的改动，楼梯就建在这里；一楼书吧区和简餐吧分开，用玻璃隔断——要那种磨砂玻璃，下半截不透明，上半截透明。既通透又隔音，还能保护隐私。” “书吧的书架不能太高，最多一米八，不然孩子们拿书不方便。灯光要用暖白光，不能太刺眼，也不能太暗，伤眼睛。” “简餐吧的厨房要离厕所远，至少隔两堵墙。排烟管道要从后面走，不能影响前面。油烟机要买最好的，咱们县城的消防查得严。” “交流区要放那种可以拼在一起的桌子，平时是散的，办活动时能拼成大桌。椅子要带靠背，软垫，让人坐得舒服，但又不能太舒服——不然都睡着了。” 张小军这个曾经的电器维修学徒，现在已经是能独当一面的技术负责人了。他蹲在机房地上，手里拿着测线仪： “网络不需要重新布线，就一楼需要增加灯光和插口。” “以后进网吧就两个入口，监控摄像头要装六个，门口两个，上下收银台各一个，每个区域至少两个……” 我负责整体设计和资源对接。 白天在网吧里讨论，晚上处理公司事情，打电话、发传真、写邮件； 联系装修公司出效果图，要求“现代但不冰冷，温暖但不俗气”； 联系图书批发商采购书单，除了教辅和小说，还要有计算机入门、职业规划、心理成长类的书； 联系家具厂定制桌椅，要把设计图传真过去，反复修改细节； 规划未来的活动内容——可以请县一中的老师来讲课，可以请从县城考出去的大学生回来分享经验，甚至可以办小型的电影放映会、音乐分享会。 第三天下午，我们趴在网吧收银台上，看着摊开的设计草图。纸上画得密密麻麻，各种标注，各种箭头，像一张作战地图。 父亲拿着计算器，眉头紧锁：“这么一收一改，我粗算了一下……加上两间门面的退租补偿，一年的租金损失，少说得二十万。” “三十万以内都能接受。”我说，“关键是做成之后，它不再是单纯的网吧，而是县城的一个文化地标。让年轻人有地方去，有书看，有人交流，有梦可以做。值。” “文化地标……”父亲念叨着这个词，眼神有些恍惚，“我一个开车的老粗，也能搞文化？” “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我说，“文化就是生活。您看那些孩子，他们需要的不只是上网打游戏，还需要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需要有人告诉他们怎么走。您做的就是这个——给他们开一扇窗。” 父亲沉默了。他拿起草图，看了很久，手指在“星火生活馆”那几个字上摩挲。 然后他抬起头，眼神很认真，认真得让我心里一动： “浩彣，你实话告诉我，你做这些事——音乐，网络，芯片，还有现在这个——到底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很突然，但我知道，他憋了很久。 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用他的方式关心着儿子，却不知道如何表达。 我想了想，没有立刻回答，而是走到窗边，指着街道上走过的几个中学生。 他们穿着蓝白校服，背着沉重的书包，但脸上洋溢着那种只有青春才有的光——对未来的茫然，也对着未来的期待。 “为了他们。”我说，“也为了当年的您，当年的我，当年所有因为没有机会而只能认命的人。” 我转过身，看着父亲：“您当年想开车，是因为喜欢，也是因为那是您能抓住的最好的机会。现在的孩子有更多可能，但他们需要有人指路，需要有个地方让他们看见那些可能。我想做的，就是那个指路的人，那个开窗的人。” 父亲看着我，眼神很深，深得像井。然后他点点头，没再问。有些话，不用说得太明白。 下午四点，第一批放学的中学生开始涌入网吧。 张小军去招呼，父亲坐在收银台后面——我给他搬了把带靠背的椅子。 他看着这些年轻的面孔，看着他们熟练地开机、登录、打开游戏或聊天室，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 我走到他身边：“爸，您看那个穿蓝色衣服的男孩。” 那是个瘦高的男生，戴着厚厚的眼镜，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打游戏，而是打开了一个叫“Visual Basic”的编程软件，正在写代码。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屏幕上一行行英文字符滚动，他的表情专注而兴奋，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像钢琴家在弹奏。 “他在干什么？”父亲问。 “写程序。”我说，“也许将来，他会成为一个软件工程师，写出我们每天都在用的软件。” “就靠在这学？” “这是起点。”我说，“很多人的起点，就是一家网吧，一台电脑，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像您当年，第一次摸到方向盘的时候，也没想到会开一辈子车。” 父亲看了那个男孩很久，久到男孩写完一段代码，兴奋地握拳小声欢呼。然后父亲轻声说，声音里有一种时光流逝的感慨： “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开上车。后来我开上了，开了几十年。现在他们的梦想，不一样了。” “时代在变。”我说。 “是啊。”父亲叹息，那叹息里有欣慰，也有淡淡的失落，“我差点就跟不上了。” “现在跟上也不晚。”我说，“而且您不是跟，是带着他们走。您是摆渡人。” 父亲转头看我，愣了愣，然后忽然笑了。 那是一个真正的、放松的、带着希望的笑容，眼角皱纹舒展开来，像阳光下的稻田。 “行。”他说，声音里有了力量，“那咱们就干。把这‘星火生活馆’做起来，给这些孩子们，多点机会。” 那一刻，我知道，这件事成了。 不是因为我投了多少钱，不是因为我画了多好的蓝图，而是因为父亲找到了他的位置——从一个被时代抛下的老司机，变成一个为新世代搭建起点的摆渡人。这个转变，比任何商业成功都重要。 因为这意味着，重生这七年，我改变的不仅是自己的命运，还有我身边最亲近的人的命运。 让他们不被时代抛弃，让他们在新的浪潮里找到自己的船，让他们也能成为“星火”的一部分。 这就是所有奋斗，最终的意义。 傍晚，我帮父亲做完腰部理疗——热敷、按摩、贴膏药。 他趴在床上，额头又沁出汗，但这次没喊疼。结束后，我扶他到阳台的躺椅上坐下。 夕阳西下，整个县城笼罩在金色的余晖里，远处的山峦像剪影，近处的屋顶升起炊烟。 网吧的招牌已经亮起，“星海网苑”四个字在暮色中格外醒目，像黑夜里的星辰。 再过不久，它就会换成“星火生活馆”。 “浩彣，”父亲忽然说，“你这周末就要回北京了吧？” “嗯，周日晚上走。” “忙，就别老往回跑。”他说，但眼神里有不舍，“我这儿没事了。等生活馆开起来，我更有事干了。你妈说我闲不住，那就让我忙着。” “我会经常打电话。”我说，“每周至少两次。” “知道。”父亲停顿了一下，手指在躺椅扶手上敲了敲，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你在外面，也照顾好自己。别太拼。钱是赚不完的，命是自己的。你还年轻，路还长。” “我明白。”我说。 “还有……”他犹豫了一下，声音压低了些，像是说一件很重要但又不太好开口的事，“你那个什么芯片投资，真靠谱吗？两千多万美金，不是小数目。我这两天睡不着，老算这个数——按现在的汇率，差不多两亿人民币。咱们全县一年的财政收人才多少……” “张汝京博士是靠谱的人。”我说，“这事风险大，但必须做。就像当年您跑货运，明知道山路危险，不也得跑吗？总得有人跑，不然货物运不出去，人也走不了。” 父亲想了想，点头：“是这个理。有些路，总得有人走。” 他顿了顿，又说：“我就是怕……万一赔了，你这些年的心血就……” “爸，”我打断他，语气很平静，“如果因为怕赔就不做，那什么也做不成。而且这笔钱，本来就是意外之财。用它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比留在账户里数字更有价值。” 父亲沉默了。他看着我，眼神里有担忧，有不解，但最终，有一种释然。 他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儿子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但他选择相信——相信这个从小就有主见的儿子，相信那双眼睛里的光。 我们不再说话，只是沉默地看着夕阳沉入远山。 天空从金黄变成橙红，再变成深紫，最后染上靛蓝的底色。 县城里陆续亮起灯火，一盏，两盏，十盏，百盏……像星星落在地上，又像大地在回应星空。 楼下的网吧招牌在夜色中明亮依旧，那是我点起的第一簇火。 而现在，父亲要接过这簇火，把它燃得更亮，照得更远。 “爸，”我轻声说，声音在暮色里格外清晰，“谢谢您。” “谢什么？”他转过头。 “谢谢您愿意改变，愿意尝试。”我说，“这对我来说，比赚多少钱都重要。” 父亲没说话，只是伸出手，拍了拍我的手背。 他的手很粗糙，掌心有老茧，但很温暖，那种温暖能从皮肤一直传到心里。 那一刻，我知道，父辈的旗帜没有倒下。 它只是在风中转了方向，继续飘扬——在新时代的风里，以新的姿态，带着新的使命。 这就够了。 根扎得深，树才能长得高；旗立得稳，风才能吹得远。 窗外最后一道天光消失在地平线下，夜色完全降临。但我知道，有些光正在心里亮起来，有些火正在点燃。 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准备好迎接它的光。 喜欢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请大家收藏：()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12章 Genesis 全球声响 2000年5月25日，洛杉矶，下午三点。 我站在摄影棚中央，看着眼前这个由灯光、绿幕、金属框架和仿古道具构成的奇异世界。 空气中弥漫着汗水、咖啡和电线过热的焦味，二十几个工作人员在忙碌穿梭，调整灯光角度，测试烟雾机，给舞蹈演员补妆。 巨大的工业风扇在角落嗡嗡转动，吹起地板上散落的亮片，那些细小的碎片在空中旋转，像一场微型的暴风雪。 这是《Uptown Funk》MV的拍摄现场。也是我英文专辑《Genesis》的最后一支MV。 “Howard，看这边。”导演马克·詹森走过来，他五十多岁，留着络腮胡，穿件花哨的夏威夷衬衫——上面印着冲浪板和棕榈树，脖子上挂着三台不同型号的取景器，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我们打算在这个镜头里做时空折叠——你从70年代的迪斯科舞厅跳出来，穿过一道光门，直接落到2000年的科技派对里。你觉得怎么样？” 他指着分镜脚本上的一页草图。画面上，复古的水晶球灯和闪烁的LED灯带交织，喇叭裤和荧光紧身衣共舞，黑胶唱片的纹路与二进制代码重叠。马克的铅笔标注密密麻麻：“此处加0.5秒闪光”“转场用烟雾机”“布兰妮入画从左上角”。 “我想看更多未来感。”我说，眼睛没有离开草图，“不是冷冰冰的银色金属，而是……有生命的科技。就像植物在生长，细胞在分裂，但它是机器。” 马克挑挑眉，从衬衫口袋掏出半截雪茄——没点燃，只是习惯性地咬着：“具体说说。” “比如，灯光不是简单的闪烁，而是像呼吸一样起伏——亮，暗，亮，暗，节奏要慢，要有韵律。屏幕上的代码不是随机流动，而是像藤蔓一样生长，有主干，有分叉，最后开出花来。”我顿了顿，指向服装设计图，“还有这些衣服，要有复古元素，但面料得是智能织物，能随音乐变色。不是整件变，是像涟漪一样，从胸口扩散到袖口。” 马克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咧嘴笑了，雪茄在嘴角上下晃动：“我喜欢这个想法。但预算要增加——呼吸灯需要定制控制器，智能织物得找麻省理工那帮疯子，代码生长的特效，我认识一个做《黑客帝国》特效的工作室，但他们贵得要死。” “加多少？”我问得很直接。 “三十万美元。主要是灯光和后期特效，服装另算。”马克报出数字，眼睛盯着我，像在等待我的退缩。 我想了想，点头：“可以。但我要在三天内看到初剪，而且特效质感必须达到电影级别——我要的是《银翼杀手》加《周末夜狂热》的混血儿，不是廉价音乐录影带。” “成交！”马克转身，朝灯光师大吼，声音盖过了风扇的噪音，“嘿，吉米！把那些死板的频闪灯换掉，我要有呼吸感的！对，就像心跳！噗通——噗通——那种！” 我走到休息区。艾伦正在那里调音，他戴着巨大的监听耳机，闭着眼睛，手指在调音台上轻轻敲击节拍，整个人跟着节奏微微晃动。身边摆着七个空咖啡杯，像某种现代艺术的装置，杯壁上残留着深浅不一的咖啡渍。 “怎么样？”我问。 艾伦睁开眼，摘下一边耳机递给我，另一只耳朵还挂着：“混音差不多了。《Treasure》的鼓点还需要再打磨——现在的底鼓太硬，像在敲铁皮桶。《24k Magic》的合成器音色有点单薄，我准备加一层铜管采样，但要处理得若隐若现，像远处传来的派对声。” 他按下播放键。耳机里传来《Just the Way You Are》的前奏——钢琴声清澈得像山泉流过鹅卵石，接着是我的声音，经过精密的压缩和混响处理，变得温暖而富有穿透力，但又保留了少年嗓音特有的清亮。唱到副歌时，背景里加入了若有若无的弦乐，像夜晚的风拂过窗帘。 “这个版本，”艾伦说，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骄傲，“是我这二十年做过的最好的情歌之一。你有种天赋，能把最简单的情感唱得无比真诚——不是技巧，是这里。”他指了指心口。 “谢谢。”我把耳机还给他，“但我觉得第二段主歌的呼吸声太明显了，修一下。我要的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不是刻意制造的‘真实’。” 艾伦瞪大眼睛：“那是故意的！那种微微的喘息感，让歌更有生命力！像在耳边低语！” “太刻意了。”我坚持，“修掉，但要保持那种脆弱感。用别的办法——在‘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那句后面，加一个几乎听不见的、半秒的和声影子，像回声，又像叹息。” 他叹了口气，在笔记本上记下——那是个牛皮封面的旧本子，页角卷起，写满了各种音高符号和潦草的英文：“行，你是老板。不过我得说，你对细节的执着快把我逼疯了。上周为了《Grenade》里一个鼓点，我们录了二十七遍。”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那是你还没见识过我对其他工作的态度。”我笑笑，接过他递来的咖啡——已经凉了，表面浮着一层油脂，“对了，布兰妮什么时候到？” “六点。她今天在隔壁棚拍广告，结束后直接过来。”艾伦看了眼手表——一只老式的卡西欧电子表，数字显示着红色荧光，“她的经纪人刚发传真，说希望拍摄控制在两小时内，布兰妮今晚还有电台通告。而且……”他顿了顿，压低声音，“她最近状态不太稳，昨天在录音棚崩溃大哭，说是压力太大。” 我点点头，没说话。布兰妮·斯皮尔斯的客串是这支MV最大的噱头，也是马克说服我追加预算的理由之一。 十八岁的全球偶像，正处于事业巅峰期，《…Baby One More Time》还在公告牌前十徘徊，《Toxic》的合作版又即将发行。她的出现，会为这支MV带来无法估量的媒体曝光。 但我更在意的是，她最近的状态。 自从三个月前那次深夜通话后，布兰妮的团队调整了她的工作节奏。 每周至少休息一天，每天工作不超过十二小时，还给她找了个心理医生定期咨询。 从杨峻荣传回的消息看，她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但依然会在录音时突然崩溃大哭——就像艾伦说的那样。 这个行业就是这样，把最年轻、最脆弱的人推上最高的位置，然后等着看他们什么时候摔下来。镁光灯越亮，影子就越深。 “艾伦，”我忽然问，眼睛看着棚顶纵横交错的钢架，“你见过迈克尔·杰克逊最辉煌的时候吗？” “见过。”艾伦的表情变得复杂，他点燃一支烟——摄影棚里其实禁烟，但没人管他，“1983年，Motown二十五周年晚会，他第一次跳月球漫步。我在现场，离舞台只有二十米。那一刻，所有人都知道，历史被改写了。电视直播的收视率破了纪录，第二天全美国的孩子都在学那个滑步。” 他深吸一口烟，缓缓吐出。 “然后呢？”我问。 “然后就是无尽的压力。”艾伦的声音在烟雾里有些模糊，“每张专辑都要超越前一张，每次演出都要更轰动，每个造型都要更惊人。他就像被关在黄金笼子里的鸟，飞得越高，笼子越华丽，但笼子还是笼子。你看他后来那些采访，眼睛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 我沉默地看着摄影棚里忙碌的人们。 这里每个人都在为一个十八岁女孩的两小时客串做准备——灯光师在调角度，化妆师在整理工具箱，服装助理在熨烫那件银色亮片短裙，保安在检查出入口。 而她来了之后，只需要在镜头前微笑、跳舞、做出快乐的样子。 “你觉得布兰妮会摔下来吗？”我问得很直接。 艾伦吐出一口烟，盯着烟头明灭的火光：“我希望不会。但她太年轻了，这个行业又太老了。老到已经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吞噬机制——发现天才，捧红天才，榨干天才，然后寻找下一个天才。你看那些童星，有几个能平安长大？” 他把烟摁灭在空咖啡杯里：“Howard，你也在建一个系统。你的音乐平台，你的艺人扶持计划，你的‘守护者契约’。我希望你的系统，能不一样。” “我会尽力。”我说。但心里知道，改变一个行业的基因，比写一首冠军单曲难一千倍。 下午五点，摄影棚开始骚动。外面传来汽车引擎声、粉丝的尖叫、保安用对讲机喊话的嘈杂。 我走到窗边——那是巨大的工业窗，玻璃上沾着灰尘和雨渍——看见三辆黑色SUV停在门口，十几个保镖围成人墙，挡开举着相机和签名本的青少年。 那些孩子大多十几岁，穿着印有布兰妮头像的T恤，脸上是狂热的崇拜。 布兰妮从中间那辆车里走出来。她穿件粉色的吊带裙，金发扎成高高的马尾，戴一副巨大的墨镜——镜片大到遮住半张脸。 即使隔着玻璃，我也能感觉到她身上的疲惫——那种刻在肢体语言里的、用再多笑容也掩盖不了的疲惫。 她走路时肩膀微微内收，像是在保护自己，助理跟在她身后，手里捧着水和毛巾。 她在保镖簇拥下走进摄影棚，马克立刻迎上去。 两人拥抱，布兰妮摘下墨镜，露出标志性的甜美笑容，眼睛弯成月牙，牙齿洁白整齐。 但她的眼睛，那双蓝色的、本该清澈如湖的眼睛，深处有红血丝，像熬夜后的痕迹。 “Britney，这位是Howard。”马克介绍，手轻轻搭在她背上。 布兰妮转向我，伸出手：“又见面了。” 她的手指纤细，指甲涂着淡粉色的指甲油，但指尖冰凉，像刚从冰水里拿出来。 “谢谢你愿意来。”我说，握住她的手，感觉到轻微的颤抖。 “该说谢谢的是我。”她的声音很轻，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周围嘈杂的人声成了背景音，“你写给我的信，我放在床头。每次我觉得撑不住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你说‘唱歌不是为了取悦世界，是为了治愈自己’……我有时候会对着镜子重复这句话。”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我愣了愣，想起三个月前那封邮件。我写了很多话，但核心只有这一句。没想到她记得这么清楚。 “你最近怎么样？”我问，松开手。 “好多了。”她笑了笑，那笑容依然完美，但多了一点真实——眼角有细微的皱纹，那是真诚微笑时才有的痕迹，“我开始学画画，周末还去上烹饪课。我的经纪人说我疯了——‘Britney Spears不该学这些’。但我觉得……我需要一些正常的生活，一些不属于‘Britney Spears’的生活。” “你做得对。”我说，“那些课怎么样？” “画画让我安静。”她的眼睛亮了一下，短暂地，像火柴划过的瞬间，“上周我画了一棵树，老师说我的笔触很……原始。烹饪课我做了布朗尼，烤焦了，但自己做的吃起来特别香。” 马克走过来，拍拍手，声音洪亮：“好了，各位！我们时间有限。Britney，先化妆换衣服。Howard，你准备第一个镜头——咱们先拍你的独舞部分，等Britney好了再拍合舞。” 布兰妮被助理带往化妆间。我看着她的背影，那件粉色吊带裙在摄影棚惨白的灯光下显得格外鲜艳，像一朵被强行摘下的花。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摄影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场。 布兰妮换上银色亮片短裙和白色长靴，头发烫成大波浪，妆容强调了眼线和唇彩——眼线拉长上挑，让她看起来更成熟；唇彩是亮粉色，在灯光下反着光。 她在镜头前的转变令人震惊——前一秒还疲惫地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助理用冰袋敷她的眼睛；导演喊“Action”的瞬间，她整个人像通了电，笑容灿烂，眼神明亮，舞步精准有力，每个转身、每个甩头都恰到好处。 我们在绿幕前跳舞。按照编舞设计，她从我身后出现，两人跳一段复古迪斯科——手臂交错，旋转，击掌。 然后她转身穿过一道虚拟的光门，消失在时空裂缝中。这个镜头要拍七遍，每次她都要用尽全力地跳，每次都要笑得像第一次那么开心。 拍到第五遍时，我注意到她的腿在微微发抖——不是累的抖，是肌肉过度紧张后的震颤。汗水从她额头滑下，混着闪粉，在脸颊上留下亮晶晶的痕迹。 “停一下。”我对马克说，“休息十分钟。” “可是时间……”马克看了眼表，“她经纪人说了，七点半必须结束。” “休息。”我的语气不容置疑，“或者你可以拍没有她的镜头。” 马克耸耸肩，喊了“Cut”。 布兰妮走到休息区，助理立刻递上水和毛巾。她接过，手抖得差点把水杯打翻。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的折叠椅上坐下。椅子上还残留着上一个人的体温。 “你还好吗？”我问。 “还好。”她小口喝水，喉结上下滚动，“就是有点累。昨晚录新歌到凌晨三点——制作人说那个音不够‘完美’，录了三十几遍。” “为什么不拒绝？”我问得很直接。 她苦笑，嘴角向下撇了撇，那个表情瞬间让她老了五岁：“合约。如果我拒绝，就要赔钱。很多钱。而且他们会说我不专业，说我要大牌……你知道这个行业怎么对待‘难搞’的女艺人。” 我看着这个十八岁的女孩，她刚刚成为全球青少年的偶像，银行账户里有几百万美元，却连拒绝一次熬夜录音的权利都没有。 她的价值被量化成唱片销量、巡演票房、广告代言，唯独她自己，成了最不被在意的部分。 “Britney，”我轻声说，“记得我给你的建议吗？划一条线。有些事可以妥协，有些事不行。凌晨三点录音，这就该在线的那边。” “我记得。”她闭上眼睛，长睫毛在眼下投出阴影，“但有时候，线会被擦掉。制作人说‘这是为了艺术’，经纪人说‘这是为了事业’，粉丝说‘我们爱你’。所有人都告诉你该怎么做，就是没人问你想怎么做。” 她睁开眼，看着我，蓝色的眼睛里有困惑，也有某种求救的信号：“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们甚至不算朋友。你可以像其他人一样，用我的名气，拍完MV，然后说‘合作愉快’。” 我想了想，看着摄影棚顶那些纵横交错的钢架和电缆，它们像一张巨大的网：“因为我见过太多天才坠落。而我不想成为那个在下面看着的人，不想成为那张网的一部分。” 布兰妮沉默了很久，手指无意识地抠着一次性水杯的边缘，塑料发出轻微的“咔嚓”声。 然后她说：“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我没有参加《米老鼠俱乐部》，没有签下那张合约，现在会在做什么。也许在路易斯安那的老家，上大学，谈恋爱，周末去教堂。那种生活……听起来很无聊，但很安全。” “你想回去吗？”我问。 “回不去了。”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疼，“我已经是Britney Spears了。这个身份一旦穿上，就脱不下来。它会长进皮肤里，变成骨头的一部分。有时候我照镜子，都分不清哪张脸是真的。”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她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裙子——亮片在动作间哗啦作响：“好了，继续拍吧。我想早点结束，今晚真的还有通告——一个电台采访，要直播。他们会问我最喜欢什么颜色，最喜欢吃什么，有没有男朋友……都是标准答案。” 最后两遍拍摄，她的状态反而更好了。不是那种精心计算过的完美，而是一种释然的、甚至带点破罐破摔的投入。 在最后一个镜头里，她穿过光门时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很复杂——有感谢，有疲惫，有挣扎，也有坚持。 然后她消失在绿幕中，后期会加上流光溢彩的时空隧道。 下午七点半，拍摄结束。 布兰妮换了衣服，在保镖簇拥下离开。 临走前，她塞给我一张纸条，叠成小小的方块：“这是我的私人邮箱。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记得找我。” 我握着那张纸条，纸张边缘有些毛糙，像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 看着她坐进车里，车窗贴上深色膜，隔绝了所有视线。车子驶出停车场，消失在洛杉矶的夜色里。 “她喜欢你。”马克走过来，递给我一杯新的咖啡——这次是热的，“不是那种喜欢，是……信任。在这个圈子里，信任比喜欢珍贵一百倍。这丫头，看人的眼神像受伤的小动物，但对你，她露出了肚皮。” “我知道。”我把纸条小心收进钱包内层。 “好了，接下来是你的独角戏。”马克拍拍我的肩，手上的老茧刮过布料，“准备好了吗？我们要拍那个长镜头——三分钟，一镜到底，六个场景，三套衣服。电影史上只有三个伟大的音乐长镜头，我们要做第四个。” 他眼里有光，那种创作者特有的、近乎偏执的光。 为了这个镜头，我们搭建了长达八十米的轨道，设计了十二个机位，排练了整整一周。现在，是检验成果的时候。 我换上第一套衣服——喇叭裤、花衬衫、爆炸头假发，脸上画着夸张的舞台妆，眉毛画得又粗又黑，脸颊涂着腮红。 站在起始点，我能感受到心脏在胸腔里剧烈跳动，不是紧张，是兴奋，是那种站在悬崖边准备起跳的兴奋。 音乐前奏响起。鼓点，贝斯，铜管，合成器，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通过耳机直接灌进大脑。 我深吸一口气，迈出第一步。 第一段，迪斯科舞厅。 我和二十个舞者一起跳复古舞步，地板是反光的镜面，灯光旋转，烟雾弥漫。 唱到“This hit, that ice cold”时，我抓住从天而降的吊杆，在空中旋转一圈——这个动作练了四十遍，手臂上现在还青着一块。落地时刚好踩在节拍上，地板震动。 第二段，时空隧道。 绿幕背景，我做出奔跑的动作，后期会加上流光溢彩的视觉效果。这里要换衣服——在奔跑中撕掉花衬衫，露出里面的银色紧身衣。 这个动作练了五十遍，指甲裂了，指腹贴着创可贴。撕扯的瞬间，布料破裂的声音被音乐盖过，但能感觉到空气擦过皮肤。 第三段，未来派对。 场景瞬间切换，舞者换上荧光服装，灯光变成呼吸般的脉动，明，暗，明，暗。 我跳上中央舞台，拿起话筒架——那是真金属，沉甸甸的——唱出最激昂的副歌：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e on！” 整个摄影棚都在震动。 不是物理上的震动，是能量上的——舞者们跟着节奏疯狂舞动，汗水甩出弧线；灯光师跟着音乐切换色彩，手指在控台上飞舞；连摄影师都忍不住跟着点头，轨道车平稳滑行，镜头紧紧跟随。 三分钟，像三秒钟一样快。 音乐结束的瞬间，我站在舞台中央，浑身被汗水湿透，银色紧身衣贴在身上，胸口剧烈起伏，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声。 整个摄影棚安静了几秒，然后爆发出掌声和口哨声。 马克第一个冲过来，用力抱住我，络腮胡扎在我脖子上：“Holy shit! 你做到了！完美的！一条过！我们他妈的一条过！” 我喘着气，看着周围——舞者们在高举双手击掌，灯光师在欢呼，连一向严肃的场记都在笑，手里的场记板掉在地上。这个镜头，我们做到了。 晚上十点，我坐在剪辑室里，和马克一起看回放。 屏幕上，三分钟的长镜头流畅得像一场梦。 从复古到未来，从集体狂欢到个人绽放，色彩、节奏、情绪，每一帧都精准地踩在音乐的点上。 撕衣服的瞬间，镜头刚好推到特写；跳上舞台时，灯光骤然全亮；最后一句歌词结束时，画面定格在我的侧脸，汗水从下颌线滴落。 “这里，”马克指着屏幕，手指在显示器上留下指纹，“你撕衣服的瞬间，眼神里有种……野性。不是愤怒，是解放。很好，保留。” “这个转身，灯光慢了0.3秒。”我说，按下暂停键，画面定格在我转身的瞬间，影子拖在后面。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观众看不出来。”马克说。 “我看得出来。”我摇头，“重调。灯光要和我的动作完全同步，差0.1秒都不行。” 马克翻了个白眼，但还是标记了修正点。 我们一帧一帧地看，一帧一帧地调。 调到凌晨两点时，艾伦推门进来，手里拿着硬盘——那是老式的移动硬盘，砖头大小，用火线接口。 “《Treasure》和《24k Magic》的最终混音好了，听听？”他的黑眼圈比下午更重了。 我们暂停视频，切换到音频。小小的剪辑室里，响起《Treature》的轻快旋律。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70年代的放克音乐，但加入了现代电子元素，讲的是一个简单故事——在旧货市场发现一张老照片，背后写着一行字：“给爱过我的你”。 “铜管加得不错。”马克评价，脚跟着节奏打拍子。 “我请了洛杉矶最好的铜管乐队来录。”艾伦说，声音里有疲惫也有骄傲，“十二个人，录了六个小时。但值得——你听这个小号独奏，像在笑。” 接着是《24k Magic》。强烈的节奏，夸张的合成器，歌词关于奢华、派对和无所顾忌的快乐。 这是专辑里最“浮夸”的歌，但也是最真诚的——真诚地拥抱享乐主义，真诚地赞美这个物质时代的华丽。 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刚刚破裂，但人们对未来的想象依然镶着金边。 “这首歌会火。”马克断言，手指在空中划着节拍，“电台会爱死它。开车听这个，油门都会踩重一点。” “希望如此。”我揉着太阳穴，那里在突突地跳，“专辑其他歌呢？” “《Grenade》和《Just the Way You Are》已经送去母带处理了。《Nothing On You》和《Thats What I Like》还在微调人声——昨天又录了两遍，有个转音始终不满意。”艾伦看了眼手表，表盘在昏暗的剪辑室里泛着绿光，“按照这个进度，六月初能完成所有制作。但前提是你别再让我改呼吸声了。” 我笑了笑：“发行日期定了吗？” “预计6月15日，全球同步发行。”艾伦说，“但实体CD要晚一周，因为生产线排期问题——现在全世界的工厂都在生产《超级男孩》和《后街男孩》的新专辑，咱们得排队。” 他顿了顿，推了推眼镜：“另外，Jive唱片想追加宣传预算，但要求提高分成比例。” “多少？” “从18%到22%。”艾伦说，“他们说，如果《Uptown Funk》能进公告牌前二十，这个比例就值。” 我想了想：“同意，但要求他们保证《Uptown Funk》在MTV和VH1的首月播放量不低于五百次，并且安排至少十场电视通告——我要《今夜秀》《早安美国》，还有《TRL》的现场。” “我会去谈。”艾伦记下，笔尖在纸上沙沙响。 凌晨三点，我离开剪辑室，回到酒店。 洛杉矶的夜晚从不真正安静，远处高速公路上有永不停息的车流声，像这个城市的脉搏。 偶尔传来警笛或救护车的鸣叫，尖锐地划破夜空。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查看邮件。 高军发来“星火生活馆”的设计图终稿，预算控制在十八万，工期四十天。父亲在邮件里写了长长一段话，详细说明了每个区域的功能，甚至附上了他手写的经营计划书——字迹有些歪斜，但一笔一划都很认真，最后一句是：“浩彣，爸会好好干，不给你丢人。” 赵振汇报与IFPI的谈判进展：对方同意将赔偿金额从三百万美元降至一百八十万，但要求我们建立更严格的版权过滤系统。他建议接受，因为“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根本问题。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建立健康的行业生态。” 王工发来好听音乐网的数据报告：五月第三周，日活用户突破三十万，原创音乐人社区每周新增作品五千个。那个写《芯片之歌》的大学生陈默，已经成为社区明星，粉丝数破万，有唱片公司想签他，他拒绝了，说“先把书读完”。 还有一封邮件，来自张汝京。 内容很简短，像电报： “厂房奠基仪式定于6月18日。 若能来，甚好。 若忙，无妨。 芯片之路漫长，不急一时。 张汝京” 我看了眼日历。6月18日是周日，如果抓紧时间，也许能赶去上海。但那天也是《Genesis》专辑实体发行的第一天，按计划我要在纽约做宣传活动——上午电台采访，下午签售会，晚上电视台录制。 成年人的世界，就是不断选择，不断放弃。每一个“要”的背后，都是无数个“不要”。 我回复，打字很慢，每个字都斟酌： “一定到。 音乐是现在，芯片是未来。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现在很重要，未来更重要。 田浩彣” 发送邮件后，我走到窗前。洛杉矶的夜景像铺了一地的碎钻石，闪闪发光，延绵到视野尽头。这座城市制造梦想，也吞噬梦想。而我的梦想，正在这座城市的一个剪辑室里，被一帧一帧地打磨成形。 《Genesis》，创世纪。这个名字取得很大，但我想承担得起。 这张专辑有十首歌，每一首都来自我前世的记忆，但每一首都经过今生的重塑。《Baby》和《Toxic》是青春的躁动与危险，《Just the Way You Are》和《Grenade》是爱情的纯粹与极端，《Uptown Funk》和《24k Magic》是享乐的宣言，《Treasure》和《Finesse》是复古的回响，《Nothing On You》和《Thats What I Like》是当代的浪漫。 它们拼凑起来，是一个完整的音乐版图——从70年代到千禧年，从迪斯科到电子，从青涩到成熟。而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版图，推向世界。 手机震动，是杨峻荣从台北打来的。国际长途，信号有些杂音。 “浩彣！好消息！”他的声音激动到破音，背景里有喧闹的人声，像是在某个派对，“我刚收到Billboard的预测邮件，《Baby》下周可能进Hot 100前五十！如果成真，你就是第一个以创作人身份进榜的中国大陆音乐人！不，是第一个进前五十的！” 我靠在窗玻璃上，玻璃冰凉，透过皮肤传进来：“那很好。” “你怎么听起来一点都不兴奋？”杨峻荣问，背景音小了些，像是他走到了安静的地方。 “我兴奋。”我说，“只是累。今天拍了十四个小时MV，现在在酒店，明天还要录和声。” 杨峻荣沉默了一下，声音柔和下来：“也是，你这几个月连轴转。专辑做完后，给自己放个假吧。来台湾，我带你吃牛肉面，泡温泉。” “七月要高考。”我说。 “什么？”他没听清，或者听清了不敢相信。 “高考。”我重复，“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招生考试，七月七、八、九号。我要参加。” 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五秒钟。然后杨峻荣说，声音小心翼翼：“浩彣，你认真的？你都……你还需要那个文凭吗？台湾的大学随便你挑，我可以帮你联系。” “不需要，但我想考。”我说，“就像登山，不一定是为了登顶，有时候就是想看看路上的风景。” 又沉默了几秒。杨峻荣叹了口气：“我有时候真的看不懂你。明明在做改变世界的事，却还要去做最普通的事。” “也许正因为我在做不普通的事，才更需要做普通的事。”我说，“不然会飘起来，脱离地面。” “好吧好吧。”杨峻荣笑了，笑声里有无奈也有佩服，“你总是有道理。对了，周杰伦的新专辑呢？你问这个对吧？” “对，怎么样了？” “在收尾了。那小子现在状态很好，天天泡在录音棚里，赶都赶不走。”杨峻荣的声音又兴奋起来，“方文山给他写的词，很特别。我听了几首Demo，有点……怪，但怪得好听。我听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就让他怪。”我说，“天才就是怪出来的。告诉周杰伦，不要管市场，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就做他想做的。专辑预算不够就加，时间不够就延。我要的不是一张安全的专辑，是一颗炸弹。” “明白！”杨峻荣顿了顿，“不过浩彣，阿尔法音乐那边……有些股东听了Demo，说这根本不是音乐，是胡闹。他们想让我换歌。” “告诉他们，”我的声音冷下来，“要么按周杰伦的意思做，要么把专辑的发行全部转到共荣音乐名下。” 又是几秒沉默。然后杨峻荣说，声音很轻：“浩彣，你知道你这句话值多少钱吗？周杰伦现在已经是台湾最受瞩目的新人，他的发行……” “不知道，也不在乎。”我打断他，“我在乎的是，十年后人们回头看2000年的华语乐坛，会记住什么。我希望他们记住，这一年有人敢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挂了电话，我冲了个澡。热水冲在皮肤上，缓解了肌肉的酸痛，但缓解不了精神的疲惫。 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脑海里还是MV的画面——旋转的灯光，飞舞的亮片，布兰妮穿过光门的背影，舞者们汗水淋漓的笑脸。 这些画面会变成数据，变成光盘，变成电波，传遍世界。 从洛杉矶的剪辑室，到纽约的电台，到伦敦的唱片店，到东京的电器行，到北京的音像店。 而创造它们的人，此刻躺在这张陌生的床上，累得连手指都不想动。 窗外是洛杉矶不眠的夜晚，窗内是一个十六岁少年短暂的休憩。 但心里是满的。 因为我知道，我在创造一些会留下来的东西。 一些多年后还有人听，还有人看，还有人被感动的东西。 一些能连接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年龄的人的东西。 这就够了。 窗外的天空开始泛白，深蓝变成灰蓝，再变成鱼肚白。洛杉矶的黎明很安静，像一场盛大的狂欢后，短暂的喘息。 而我，在洛杉矶的黎明前，短暂地睡去。 梦里，我回到西安那个小院，王老在唱秦腔。嘶哑的声音穿透时空，和《Uptown Funk》的节奏重叠，古老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在梦里和解了。 醒来时，阳光洒满房间，灰尘在光柱中飞舞。 《Genesis》的全球声波，才刚刚开始传播。 而我要做的，是让它传得更远，更久，更深。 喜欢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请大家收藏：()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13章 华夏根脉 音乐绽放 2000年5月29日，深夜十一点零七分。 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T2航站楼时，我的耳朵里还残留着《Uptown Funk》鼓点反复撞击的嗡鸣，像一只永不疲倦的蜂群在颅内筑巢。 十二个小时的越洋飞行，身体困倦得像被掏空又填满沙袋，但大脑却异常清醒，清醒得能听见血液流过太阳穴时摩擦血管壁的细微声响。 洛杉矶的阳光和喧嚣还黏在皮肤上——那种干燥的、带着海水咸味和汽车尾气的热。 北京夜里的凉风从机舱门打开的缝隙灌进来，像一把冰冷的手术刀，精准地切开那层黏腻的伪装。 撕裂感。 从一个世界被硬生生拽回另一个世界。 前者华丽、外放、追求极致的感官刺激，像打翻的调色盘；后者深沉、内敛、在几千年的黄土层下寻找表达的出口，像一卷缓缓展开的宣纸。 高军的助理小陈来接我，车子驶上空旷的机场高速。 窗外是熟悉的北方平原夜景，稀疏的灯火在无边的黑暗中明灭，像沉睡巨人的呼吸。 偶尔有运货的大卡车呼啸而过，红色的尾灯在夜色里拉出长长的光轨，瞬间照亮路旁白杨树笔直的轮廓，又迅速消失。 “小田总，直接回招待所还是去公司？”小陈问，声音里带着熬夜的沙哑。 我想了想：“去录音棚。” “现在？都半夜了。”他看了眼仪表盘上的电子钟，绿色数字显示23:42。 “嗯，现在。”我把车窗摇下一道缝，让冷风灌进来，驱散最后一点昏沉。 我需要立刻切换状态。从《Genesis》的全球声波，切换到《华夏》的根脉与新生。 这两张专辑像我的两个肺，一个呼吸世界的空气，一个呼吸故土的气息。缺了哪一个，都会窒息。 车子在北四环上行驶，深夜的北京空旷得陌生。 白天的拥堵、喧嚣、人流全部消失，只剩下路灯孤独地站立，把银杏树新发的枝叶影子投在空旷的街道上，像一幅幅流动的水墨剪影。 这座城市在沉睡，或者说，在用它的方式休息，积蓄力量等待明天的苏醒——就像一头蛰伏的巨兽。 录音棚在北四环的一个地下室；里面是全套的进口录音设备——SSL调音台、Neumann话筒、满墙的效果器机架，电线像藤蔓一样在地板槽道里穿行。 这是去年艾伦来的时候租下来的，当时多方煎熬、资金吃紧，高军说我疯了——一个月五万租金，就为了个录音的地方。 但我觉得值。音乐需要气场，需要空间，需要那种能让声音自由生长的环境。 推开厚重的隔音门，里面亮着灯。 林浩坐在调音台前，戴着耳机，闭着眼睛，整个人陷在工程师椅里，像一尊入定的佛。 他是九七年高军从大公司挖来的制作人，从王斐的《流光絮语》到黄西的《黄土》…… 现在才三十出头，头发已经白了一半，但手指修长白皙，在调音台的推子间滑动时，像钢琴家在弹奏无声的乐章——推高，拉低，微调，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而克制。 听见声音，他睁开眼，眼神里有熬夜的血丝，但很亮：“回来了？” “嗯。”我把背包扔在旁边的沙发上，那是个老式皮沙发，皮革开裂露出里面的海绵，“在听什么？” “《俑》的弦乐小样。”他摘下一边耳机递给我，“刚录完，你听听。我找了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团最好的八个乐手，录了整整一天。” 我接过，戴上。耳机里传来弦乐的声音——但不是西方交响乐团那种恢弘的、整齐划一的齐奏，而是更细腻、更东方化的表达。 大提琴低沉如大地深层的呼吸，中提琴婉转如溪水流过石缝，小提琴高亢处像黎明时的鸟鸣，但所有声音都笼罩在一层薄薄的、类似古琴泛音的质感里，像隔着千年的雾气传来。 这是林浩花了两个月研究的成果：用西方的弦乐器，模仿中国古乐的韵味。不是简单的旋律移植，是气韵的转化——让提琴“唱”出古琴的“吟猱”，让弓弦摩擦出琵琶的“轮指”。 “怎么样？”他问，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控制台边缘。 “大提琴再沉一点。”我闭着眼睛听，让声音在脑海里形成画面，“不是音量，是质感。要像兵马俑刚从土里挖出来时，那种带着泥土腥味的沉重——不是死沉，是蓄势待发的沉，好像下一秒就会动起来。” 林浩在笔记本上记下，用的是铅笔，笔尖在纸上沙沙响：“明白。还有呢？” “小提琴的高音区，加点颤音，但要克制。”我睁开眼睛，看着控制台上跳动的电平表，“不是情绪化的颤抖，是……像陶俑表面彩绘褪色时，那种细微的龟裂。很轻，但你能感觉到它在蔓延。” 他停下笔，看着我，眼神复杂：“你这要求，有点抽象。” “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 林浩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笑容里有无奈也有兴奋：“对，我知道。所以才跟你干活——虽然会被逼疯，但做出来的东西，别处没有。那种‘别处没有’，是会上瘾的。”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我走到钢琴前，掀开琴盖。手指落在琴键上，冰凉的黑白键在指尖下陷。 弹了几个音，《俑》的主旋律简单到只有五个音符，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千年的重量。 这让我想起在西安的那个早晨，王老唱秦腔时的样子——脖子青筋暴起，脸涨得通红，用尽生命所有的力量去吼那一嗓子，唾沫星子在晨光中飞舞。 那不是表演，是祭祀。用声音祭祀那些被时间埋葬的生命，祭祀那些无名无姓、却曾真实活过的人。 “王老的采样处理好了吗？”我问。 “好了。”林浩切换音频文件，硬盘灯闪烁，“你听听。我做了降噪、分层、变速，还加了点混响——不是教堂那种，是山洞里的回响，要那种空旷的、带着湿气的回声。” 耳机里传来处理过的秦腔嘶吼。 原始录音来自我在西安那个小院的现场录制，声音粗糙，有环境杂音，有老人的喘息声，有远处孩子的哭闹。 经过处理后，现在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声音符号——依然能听出是人声，但已经超越了具体的人，变成了一种文明的呐喊，一种从黄土深处传来的、不甘被遗忘的咆哮。 我在那个声音里加了电子效果。不是修饰，是对话。 让古老和现代在声波里碰撞，让嘶吼和电流交织，让土地和芯片共鸣。 林浩用了合成器模拟出类似变压器嗡鸣的低频，又叠加了一层类似古琴泛音的高频，让整个声音空间既古老又未来。 “这里，”我指着频谱图上的一段，那里秦腔的嘶吼达到峰值，波形像陡峭的山崖，“加一个反向的延迟效果。让嘶吼的回声不是向后消散，而是向前聚集，像千军万马从历史深处走来——不是越来越远，是越来越近。” 林浩的眼睛亮了：“有意思！我试试。让回声叠加，一层比一层强，最后变成海啸。” 他立刻在电脑上操作，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几分钟后，新的版本出来。 秦腔的嘶吼结束后，不是渐渐消失，而是一层层回声从虚空中涌来，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响亮，最后所有回声汇聚成一个巨大的声浪，轰然拍下。 听完，整个控制室安静了几秒。空调的嗡嗡声显得格外清晰。 “这歌……”林浩摘下耳机，声音有点干，“会吓到很多人。” “也会抓住很多人。”我说。 “对。”他点头，眼神里有种创作人特有的狂热，“抓住那些在寻找根的人，那些觉得现代生活轻飘飘的人，那些需要一点重量的人。” 我们开始工作。调音台的指示灯在黑暗里明明灭灭，像心跳监测仪。 屏幕上各种波形图跳动，频谱分析仪显示着声音的能量分布。 时间失去意义，只有声音在生长，在变化，在寻找最准确的表达。 林浩泡了浓茶，我喝着白水，两个人在这个深夜的录音棚里，像两个炼金术士，试图从声音中提炼出黄金。 凌晨三点，我们有了第一个完整版本。 三分四十二秒的音乐。 开头是王老的秦腔采样，经过反向延迟处理，真的像千军万马从土里爬出来，脚步声沉重，铠甲碰撞。 然后是沉重的电子节拍进入——不是舞曲那种轻快的节奏，是类似心脏起搏器的脉冲，冰冷，规律，但底下藏着弦乐的暖流，像地热。 接着是我的主歌，声音压得很低，像从地底传来： “我是俑，埋在土里千年 等一声惊雷，炸裂春天 彩绘褪色，铠甲生锈 但眼睛还睁着，看人间变天……” 唱到这里时，弦乐突然拔高，像一道光刺破黑暗。小提琴的颤音像闪电划过夜空。 然后是副歌，我用秦腔的发声方式唱现代歌词，声音在嘶吼和歌唱之间寻找平衡，喉咙要用力，但又要控制，像走钢丝： “我不说话，泥土封住唇舌 我不动弹，时光凝固骨骼 但我在听，听风过咸阳道 但我在等，等人来叩我的门——” 最后一段，所有声音汇聚——秦腔、电子、弦乐、我的歌声，还有林浩加入的、几乎听不见的编钟采样（来自湖北曾侯乙墓编钟的录音），交织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结束在一个绵长的余音里，像一声叹息，消散在历史的长风中，但余震还在继续。 放完，录音棚里一片死寂。只有机器散热风扇的声音。 林浩摘下耳机，很久没说话。他的手指在发抖，不是累，是激动。 他点了支烟——录音棚禁烟，但这时候没人管——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屏幕光中缭绕。 “这歌……”他最终开口，声音沙哑，“会改变一些东西。” “希望如此。”我说。 “不是希望，是肯定。”林浩转头看着我，眼神在烟雾后显得深邃，“我做音乐十几年，从学院派到流行，从国内到国外，从来没听过这样的东西。它不讨好人，不迎合市场，甚至不‘好听’——但它真实。真实到让人头皮发麻，真实到……像一记闷拳打在胃上。”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他站起来，在狭小的控制室里踱步，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划出弧线：“田总，你知道现在市面上流行什么吗？是《心如刀割》那样的爱而不得，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那样的口水歌，是《雨一直下》那样的伤心情歌。大家要的是容易消化、容易共鸣、容易跟着哼唱的东西。上班累了，下班听首歌，放松，流泪，睡觉。” 他停下来，指着屏幕上的音频文件，那根代表音量的红线还在微微颤动，像心跳的余波：“但这首歌，它要人思考，要人感受，要人面对一些沉重的东西——历史，时间，遗忘，存在。它会吓跑很多人，但也会抓住一些人——抓住那些在寻找更深层表达的人，那些觉得生活太轻、需要一点重量的人。” “那就够了。”我说，“我不需要所有人都喜欢，只需要有人被触动。哪怕只有一个人，在深夜听到这首歌，想起自己的根，想起那些被遗忘的祖先，就够了。” 林浩看着我，眼神复杂：“你才十六岁，怎么会有这种……这种近乎悲壮的艺术追求？” 我想了想，给出一个部分真实的答案：“因为见过。” “见过什么？” 见过前世华语乐坛的浮沉，见过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尴尬，见过一代人精神上的无根状态。 但这话不能说。 “见过兵马俑。”我最终说，“当你站在一号坑边，看着几千个陶俑整齐排列，每一个都有不同的表情，不同的姿态，但都朝着同一个方向——那种震撼，会改变一个人。你会想，他们是谁？他们有过什么样的人生？他们希望被记住吗？然后你会发现，你和他们没什么不同——都是时代洪流里的一粒沙，都会被遗忘，都在寻找存在的意义。” 林浩点点头，没再追问。 在这个行业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尊重秘密是基本的职业素养。 他把烟摁灭在随身带的金属烟盒里：“接下来录哪首？” “《活埋》。”我说，“趁着状态还在。” 《活埋》是《俑》的姐妹篇，但更个人，更锋利。 歌词直接来自我在西安那晚的创作，灵感来自那个被活埋在兵马俑坑里的工匠的传说——不是殉葬，是反抗，是自愿被埋，用这种方式让自己的作品永存。 “他们把我活埋进土里 说这样安全 说这样永恒 说这样就不会看见 天是怎么变的 朝代是怎么换的 爱是怎么死的” 这首歌的编曲更实验。 林浩用采样器收集了各种声音——铁锹挖土的声音、泥土落下的沙沙声、棺木合上的闷响、窒息时喉咙发出的咯咯声。 这些声音经过处理，变成节奏的一部分。鼓点不是传统的架子鼓，是这些采样循环叠加形成的脉冲。 录音间里，我站在麦克风前，U87话筒像一只沉默的眼睛注视着我。我闭上眼睛。 脑海里不是音乐，是画面。 是我重生那天的画面——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白色天花板上有水渍形成的污痕，像地图。 知道自己的人生一眼到头，那种被活埋的感觉，不是死亡，是比死亡更可怕的，清醒地看着自己一点点窒息，却动弹不得。 前奏响起。是心跳声，缓慢，沉重，然后渐渐被泥土掩埋的声音覆盖——沙，沙，沙，一层又一层。 我开口，声音压得很低，几乎是在耳语，像从地底传来： “他们把我活埋进土里 说这样安全 说这样永恒……” 唱到“但我有耳朵，听见雷在云里滚”时，声音突然拔高，从地底冲出来，像一根破土而出的竹子。 伴奏里加入电吉他的嘶鸣，不是旋律，是噪音，是挣扎的声音，像金属摩擦石头。 副歌部分，我用尽全身力气，声音几乎撕裂： “我不是古董！ 不是标本！ 不是你们用来证明 历史有多厚的证据！ 我是活的！ 虽然被埋着！ 但心还在跳！ 跳得大地都颤抖——” 最后一句，声音真的撕裂了。不是技巧，是真实的撕裂。 我能感觉到声带在摩擦，喉咙在燃烧，但停不下来。 因为这首歌必须这样唱，必须用尽所有的愤怒、不甘、挣扎，才能唱出那种从土里伸出手的决绝——哪怕只能伸出一根手指，也要指向天空。 录完，我走出录音间，浑身被汗水湿透，像刚从水里捞出来。喉咙火辣辣地疼，咽口水都困难。 林浩递给我一杯温水，里面泡着胖大海：“你的嗓子……” “没事。”我喝了一口，温水滑过灼热的喉咙，带来短暂的缓解，“这个版本保留，就要这种撕裂感。最后那句‘颤抖’，不用修音，保留那个破音。” “太伤了。”林浩皱眉，“你还要录《华夏》其他歌，还要……” “值得。”我看着控制台上的波形图，那条代表我声音的曲线在最后一句剧烈起伏，像心电图室颤时的线条，“有些歌，一辈子只能录一次。因为那种状态，不可复制。过了今晚，我可能再也唱不出这种感觉了。”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林浩叹了口气，没再劝。 他在这个行业里见过太多偏执的人，知道劝不动。 他在工程文件上标注：“最终版，不修音。” 凌晨五点，天开始亮。 窗外四合院的灰瓦屋顶染上淡青色，远处的鸽群起飞，鸽哨声穿透隔音窗，变成模糊的背景音。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吃了点东西——林浩从家里带来的包子，已经凉了，微波炉热一下，肉馅凝固成块。 然后继续。 接下来录《盛夏的雨》。 这首歌完全不一样——柔软，细腻，带着青春期特有的朦胧情感。 灵感来自县城网吧的那个雨夜，来自林薇坐在角落里安静上网的样子，来自那种想要保护什么却又必须克制的矛盾心情。 前奏是钢琴，简单的几个音符，像雨滴落在青石板上——叮，咚，叮咚。然后加入弦乐，温暖，包容，像雨夜室内的灯光。 我唱得很轻，声音恢复到平时的状态，但多了一层疲惫后的柔软： “七月的雨来得突然 淋湿了巷口的槐花 你坐在窗边，数雨滴 我坐在角落，数心跳 键盘声噼啪作响 像雨打芭蕉 你在屏幕那端的世界 我在屏幕这端的牢……” 这首歌不需要用力，需要的是克制。 把汹涌的情感压成平静的诉说，把守护的冲动变成遥远的注视。 最难的是那种分寸感——多一分就滥情，少一分就冷漠。 要像水墨画的留白，看似空，实则满。 我们录了七遍。第一遍太冷，第二遍太热，第三遍太刻意……第七遍时，我找到了那种状态：不是演唱，是回忆。回忆那个雨夜，回忆空气里潮湿的气息，回忆网吧消毒水的味道，回忆键盘敲击声中她安静的侧脸，回忆自己心里那场无声的暴雨。 录完，林浩说：“这首会红。不是那种爆红，是慢慢渗透，慢慢扎根，然后在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里，留很久。十年后，还会有人在下雨天想起这首歌。” “那就好。”我说。喉咙还在疼，但心里某个地方柔软下来。 天完全亮了。 阳光从老槐树的枝叶间漏下来，在院子里投下斑驳的光影，光斑随着晨风晃动，然后在地下室唯一的那扇玻璃窗上，摩擦着。 我和林浩走到院子里，呼吸新鲜空气。一夜的工作让人疲惫，但也让人充实——那种创造出了好东西的充实，像工匠完成了一件满意的作品。 “专辑剩下的歌，”林浩点起今天的第一支烟，“《以父之名》《夜的第七章》《止战之殇》这三首暗黑叙事曲，编曲已经差不多了，等你录人声。《江南》《青花瓷》两首中国风情歌，还在打磨细节——我请了苏州的评弹老师来录三弦，下周三到。《Melody》是对逝去爱情的感叹，编曲需要更律动更婉转，我在想用不用加入一些拉丁元素。《光年之间》写的是距离，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距离；现在还想加入一些科幻感，编曲最复杂，可能还需要两周。” 我点点头，在心里梳理结构。 《华夏》这张专辑，我把它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层：根脉。 包括《俑》《活埋》《青花瓷》。这三首歌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表达的结合，是“根”的部分。《俑》是历史的沉重与苏醒，《活埋》是个体的挣扎与呐喊，《青花瓷》是美学的传承与转化。 第二层：叙事。 包括《以父之名》《夜的第七章》《止战之殇》。这三首歌用音乐讲故事，探讨罪恶、正义、战争等宏大主题，是“翼”的部分——让音乐承载更复杂的社会思考，飞得更远。 第三层：情愫。 包括《江南》《Melody》《盛夏的雨》《光年之间》。这四首歌回归个人情感，从地域乡愁（《江南》）到青春守护（《盛夏的雨》）；从逝去爱情（《Melody》）到遥远距离（《光年之间》）；展现情感的多样层次，是“叶”的部分——让树冠丰茂，接地气。 三个层次，像一个完整的生命体——根基深厚，枝干坚实，枝叶繁茂。 但所有部分都贯穿着同一个核心：在快速变化的时代里，寻找身份的锚点，在全球化浪潮中，确认文化的坐标。 “田总，”林浩忽然问，烟在指间明灭，“你做这张专辑，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我想了想，指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树干粗壮，要两人合抱，树皮皲裂像老人的手；但枝叶茂盛，新发的嫩叶在晨光中透亮。 “身份。”我说，“我们这一代人——80后，90初——面对的是什么？” 林浩等着我继续说。 “是传统的断裂，是西方的冲击，是经济的腾飞，是价值的混乱。”我走到树旁，手放在粗糙的树皮上，“我们听着港台流行歌长大，看着好莱坞电影，用着日本电器，吃肯德基麦当劳，但骨子里流的是中国的血，课本里念的是唐诗宋词，过年要回家，清明要祭祖。”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我顿了顿：“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表达。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融合——把传统的根脉和现代的视野结合起来，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声音。这张专辑，就是这种声音的尝试。可能不成熟，可能生硬，但至少，我们试了。” 林浩沉默了很久，烟烧到滤嘴都没察觉。然后他说：“你才十六岁，就想这么深的问题。” “有些人早熟。”我笑笑，“或者，只是被逼着早熟。” 上午九点，金佚林院长来了。 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领口立挺，灰裤子，手里拎着个布包，脚上是老式布鞋。 走进院子时，阳光正好照在他身上，那头花白的头发像镀了层银，每一根都梳理得整齐。 他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很稳，像一棵移动的松树。 “金院长。”我迎上去。 “浩彣回来了。”他温和地笑，眼睛眯起来，眼角的皱纹像展开的扇子，“听林浩说你们熬了一夜？年轻也不能这么拼。声带是乐器，要养护，不能硬来。” “有状态就多做点。”我说，“您怎么来了？不是说下周才听小样吗？” “来看看你的‘根脉’找到没有。”金院长在院子的石凳上坐下，石凳冰凉，但他坐得笔直，“在美国待了半个月，没把魂丢在那儿吧？那边的东西，热闹是热闹，但总觉得……飘着，落不到地上。” “魂在这儿。”我在他对面坐下，“但眼睛看见了更大的世界。看见了别人的热闹，也更清楚自己的安静。” “那就好。”金院长从布包里拿出一个保温杯，拧开，是中药的味道——胖大海、黄芪、枸杞、甘草，“《俑》录得怎么样？我听听。” 我们回到控制室，播放昨晚的版本。 金院长闭着眼睛听，全程没有表情，连手指都没动一下。 三分四十二秒，他一动不动，像一尊入定的佛，只有胸口微微起伏。 但你能感觉到，他在听，用全身心在听——不是听旋律，是听气息，听精神，听那个“声”后面的“心”。 音乐结束，他睁开眼，眼神深邃得像古井：“秦腔的采样，谁唱的？” “西安的一位老艺人，姓王，七十多了。”我说。 “难怪。”金院长缓缓点头，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像在打拍子，“那种从丹田出来的力量，年轻人学不来，是岁月给的。那种嘶吼，不是技巧，是生命本身——活得久了，苦吃得多了，喊出来的声音就厚，就重，就往下沉，往地里钻。” 他站起身，在控制室里踱步，布鞋底摩擦地板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你用电子效果处理这个声音，很大胆。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亵渎传统——老祖宗的东西，怎么能跟电脑混在一起？秦腔就该在黄土坡上唱，对着天，对着地，不能进录音棚，更不能加这些‘洋玩意’。” “您觉得呢？”我问。 “我觉得很好。”金院长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我，眼神里有赞许，“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活水。活水就要流动，要跟别的河流交汇，才能成为大江。你做的，就是让秦腔这条古老的河，流进电子音乐这片新海。但关键是——河还是河，海还是海，交汇处的水，既有河的浑厚，又有海的宽广。” 他走到我面前，距离很近，我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墨香和药味：“但是浩彣，融合不是简单的拼接。不是把古筝和架子鼓放在一起就叫融合，不是把京剧唱腔和R&B节奏拼在一起就叫创新。那种是杂烩，不是融合。真正的融合，是气韵的相通，是精神的对话。秦腔的嘶吼和电子的脉冲，表面看天差地别，但底层都是‘力’——一个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生命力，一个是从机器里迸发的科技力。你把这两种‘力’放在一起，让它们对话，这就对了。” “我明白。”我说，“所以在《俑》里，秦腔不是装饰，是灵魂。电子音效不是噱头，是载体。弦乐不是陪衬，是桥梁。我要的不是‘中国风’，是‘中国的ing……’。” 金院长笑了，那笑容里有欣慰，也有更深的东西。 他从布包里拿出一卷宣纸，在调音台上小心铺开——林浩赶紧把上面的水杯移开。 宣纸是生宣，有些泛黄，上面是他用毛笔写的一段话： “声有三境： 一曰技，调息运气，字正腔圆，此为入门。 二曰情，喜怒哀乐，感同身受，此为登堂。 三曰道，天地人心，融会贯通，此为入室。 你已过技关，正渡情海，望早日见道。” 字迹苍劲有力，墨迹渗透纸背，每一笔都像刀刻斧凿。 最后的“道”字，写得尤其厚重，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一条路，通向看不见的远方。 “谢谢金院长。”我小心卷起宣纸，像接过一件圣物。 “不用谢我。”他摆摆手，重新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中药，“是你自己走出来的路。我只希望你记住——不管飞多高，根要扎得深。否则风一大，就倒了。你看那些流行歌，为什么一阵风就过去了？因为没有根，轻飘飘的，风一吹就散。你的根在哪里？在西安的黄土里，在县城的雨夜里，在你父亲那双开过百万公里车的手里。记住这些，你的声音就有了重量，就吹不散。”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他又坐了一会儿，问了问专辑其他歌的进展，给了些建议——关于《青花瓷》的转音处理，关于《江南》的呼吸节奏。然后起身离开，布鞋踩在院子青砖上，几乎没有声音。 走之前，他说：“六月初，学院有个内部交流会，来的都是声乐界的老先生——有的九十多了，耳朵都不太灵了，但心还亮着。我想放《俑》给他们听，行吗？” “行。”我说。 “可能会有人骂你离经叛道。”他提醒，但眼神里没有担忧。 “那就骂吧。”我笑笑，“能被骂，说明被听见了。最怕的是无声无息，像石头扔进海里，连个响都没有。” 金院长走了。院子里又只剩下我和林浩。 阳光越来越烈，初夏的北京开始显露它的热度，槐花的甜香在空气中浮动。 “继续？”林浩问，眼睛里有血丝，但精神亢奋。 “继续。”我说。 我们回到控制室，开始处理《以父之名》的编曲。 这首歌的改编灵感来自我对父亲的复杂情感——那个沉默的、严厉的、用自己方式爱着孩子的中国式父亲。 编曲上用了大量的低音和宗教感的和声，营造出一种审判与救赎交织的氛围，像教堂与法庭的混合体。 工作到中午，高军打来电话。 “小田总，回北京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他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了很多，背景里有孩子的笑声和女人的说话声，“刘静和小凯在我办公室，中午一起吃饭？刘静做了便当，说感谢你上次那番话。” “我在录音棚，走不开。”我说，“你们吃吧。对了，高哥，听起来心情不错？” “嗯。”他压低声音，但掩不住笑意，“刘静决定在学校和公司中间租个房子。她说看我这么拼，想离我近点，也能照顾我。小凯也转学到海淀的实验小学了，虽然贵点，但值得。” “好事。”我说，“家稳了，事业才能走得更远。” “是你那番话起了作用。”高军顿了顿，“谢谢你，浩彣。不只是为公事，是为……为让我重新看见什么最重要。” “该谢的是你自己。”我说，“是你让她看到了你在做值得的事。人愿意付出，是因为相信值得。” “对了，高哥，我建议不用在学校和公司中间租房了，直接在学校附近买房吧。” “啊！为什么？”高军问。 “现在公司的人越来越多，你抽空去看看中关村附近有什么新的写字楼，我们干脆整体搬过去。” “太好了，高军掩不住兴奋，那东四这边的房子怎么处理？” “房子留着吧，我说，你问问陈叔，他们红星愿不愿意租下来，租金好说……” “哈哈哈，好好好……” 挂了电话，我继续工作。 但心里是暖的——高军的家庭在修复，父亲找到了新的事业方向，团队在成长，专辑在成形。 虽然累，虽然难，但一切都在向前。这就是最好的状态。 下午三点，我们完成了《以父之名》的编曲定稿。 林浩靠在椅子上，长舒一口气，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这张专辑做完，我可能需要休个长假。不是一两天，是一个月。去云南，找个古镇，每天晒太阳，喝茶，什么也不听。” “应该的。”我说，“到时候给你包个大红包，机票酒店我报销。” “红包不重要。”他闭着眼睛，声音疲惫但满足，“重要的是，我参与了一张会留在历史里的专辑。这比多少钱都值。十年后，二十年后，当人们说起2000年的华语音乐，会提到这张《华夏》。而我可以说，我在那里，我参与了。这就够了。” 我看着他疲惫但满足的脸，想起这几个月来所有人的付出——林浩熬了无数个通宵研究编曲，金院长一次次指导我的发声，王老在西安小院里毫无保留地教我秦腔，父亲忍着腰痛还在画“星火生活馆”的设计图，高军在北京和武汉之间奔波，赵振在法务条文里字斟句酌，王工在代码中寻找美…… 没有他们，就没有《华夏》。 没有他们，我就算有前世的记忆，也只是一个孤独的搬运工，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创作者。创作不是个人的事，是集体的事。 是无数人的智慧、汗水、情感汇聚成一条河，而我只是站在河口，把河引向大海的那个人。 傍晚六点，我离开录音棚，回到中戏招待所。 推开门，房间里堆着从洛杉矶带回来的行李，还没来得及整理。 桌上放着母亲寄来的包裹——这次不是鸡汤，是一包晒干的百合和一小罐蜂蜜，还有一张字条： “浩彣，听你爸说你最近嗓子用得多，别太累，注意身体。百合润肺，蜂蜜养喉，是你姐专门去买的。回家妈给你炖排骨。 母字” 我把百合泡在水里，看着干枯的花瓣慢慢舒展，恢复柔软，像重新活过来。 蜂蜜罐在台灯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我打开，舀了一勺冲水，甜味从舌尖蔓延到喉咙，缓解了灼痛。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手机震动了。是杨峻荣，从台北打来。 “浩彣！周杰伦那小子疯了！”他的声音又兴奋又无奈，“他刚刚拿来三首新歌的Demo，一首比一首怪！有一首叫《忍者》，全程在念rap，中间还插了一段哼唱！我听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觉得怎么样？”我问。 “我不知道！”杨峻荣几乎在喊，“我做了三十年音乐，从来没听过这种东西！但它……它有种奇怪的吸引力，让你想再听一遍，搞清楚他到底在干什么。第二遍听，你觉得好像有点意思。第三遍……你居然会跟着哼！” 我笑了。这就是周杰伦，这就是他之所以是周杰伦的原因。 在2000年，这样的音乐是异类，但正是异类，才能打破僵局。 “让他做。”我说，“不要干涉他的创作。预算不够就再加，时间不够就再延。这张专辑，我们要的不是安全，是突破。告诉阿尔法那些股东，要么相信天才，要么离开牌桌。” “可是市场……” “市场会跟上来的。”我很肯定，“杨总，你相信我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然后杨峻荣说：“相信。不然我也不会跟你一起搞‘共荣音乐’了。当年你在香港说要做‘华语音乐的共同繁荣’，我觉得是理想主义。现在看，你可能真的能做到。” “那就让周杰伦疯吧。”我说，“有时候，疯子才能改变世界。正常人只能维持世界。” 挂了电话，我打开笔记本电脑，查看今天的最后一封邮件。 是张汝京发来的。没有文字，只有一张照片：上海张江的一片空地，夕阳下，几个工程师模样的人拿着图纸在讨论，影子拉得很长。照片边缘，能看见一台挖掘机的轮廓，挖斗高举，像在向天空致敬。 标题是：“6月18日，等您来。”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空地、图纸、挖掘机、夕阳。 这一切看起来很普通，但我知道，这片空地上将建起中国第一座真正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芯片制造厂。 那些图纸上画的，不只是厂房和管道，是一个国家的产业突围路线图。 音乐和芯片，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件事，在我这里连接起来了。 《Genesis》是面向世界的呐喊——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唱出我们的声音。 《华夏》是面向根源的寻找——在传统中挖掘现代的表达。 芯片投资是面向未来的播种——用今天的钱，赌明天的技术自主。 三件事，三个维度，构成一个完整的坐标系：横轴是空间（中国与世界），纵轴是时间（传统与未来），竖轴是领域（文化与科技）。 而我，站在这个坐标系的中心。十六岁，站在这里。 疲惫如潮水般涌来。我看了眼时间：晚上八点。窗外的北京华灯初上，长安街的车流像一条光的河流。 但我还不能休息。打开书包，拿出高考复习资料——数学、语文、英语、物理、化学。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离专辑发行还有十几天，离芯片厂奠基还有二十天。 每一件事都不能耽误。 我泡了杯浓茶，翻开数学模拟卷。 立体几何、函数导数、概率统计……这些题目对我来说太简单了，但还是要做，要熟练，要保证万无一失。 因为高考不是展示才华的舞台，是必须通过的关卡。 做了一会儿题，手机又震了。 是林薇发来的短信，很简短： “小老板，听说你回北京了。好好休息。高考加油。”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然后回复，也很简短： “谢谢。你也是。” 没有多余的话。有些关心，点到为止就好；有些距离，保持住才对。 关上手机，我继续做题。 窗外的城市在夜色中沉静下来，但我知道，在这沉静之下，无数人还在忙碌——有人在录音棚里调音，有人在工厂里值班，有人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有人在书房里复习功课。 我们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像星空中的星辰，彼此遥远，但共享同一片夜空。 而我要做的，就是继续运行，不偏离轨道，不熄灭光芒。 直到所有轨道交汇的那一天。 直到音乐响起，芯片点亮，试卷写完，太阳升起。 那一天，会来的。 我喝口浓茶，苦涩在舌尖化开，然后回甘。 继续。 喜欢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请大家收藏：()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14章 专辑双成 发布战略 2000年5月31日，周三上午九点。 公司大会议室里弥漫着咖啡的苦香、打印纸的油墨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焦虑。 长方形的胡桃木会议桌两侧坐了十二个人，每个人的面前都摊开着一份厚厚的文件——封面上印着醒目的黑体标题：《Genesis & 华夏 双专辑全球发行战略方案（2000年6-7月执行版）》。 文件边角已经卷起，内页用各种颜色的荧光笔标注，像一片片被标记的战场地图。 我坐在长桌尽头，看着窗外五月的北京。阳光很好，国槐的枝叶在晨风中轻轻晃动，投下细碎的光斑。 街道上车流如织，自行车铃叮当响，卖早点的三轮车在路口停下，蒸笼揭开时冒起白茫茫的蒸汽——这一切看起来都平常得令人心安。 但会议室里的空气紧绷得像拉满的弓弦。 空调开到十八度，冷风吹在皮肤上起鸡皮疙瘩，但没人去调温度。 因为接下来要讨论的，是星海文化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战役——两线作战，全球与本土同时出击。 “开始吧。”我说，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 高军第一个站起身，走到投影幕布前。 他今天穿了深灰色的西装，打了暗红色的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连皮鞋都擦得锃亮——这是他参加最重要谈判时的装束。 家庭危机缓解后，他整个人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虽然眼下的黑眼圈还在，但腰板挺直，眼神明亮，声音沉稳有力。 “各位，今天这个会只有一个议题。”高军按下遥控器，幕布上出现两张专辑封面并排的图片——左边是《Genesis》，深蓝色星空背景，银色字体充满科技感；右边是《华夏》，宣纸纹理，水墨山水的局部，标题用隶书字体，“华”字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一条路，“夏”字收笔圆润，像一枚印章。 “《Genesis》英文专辑，和《华夏》中文专辑，将在六月中下旬先后发行。”高军的声音在会议室回荡，“我们需要制定一套完整的、能够最大化两个专辑影响力的发行战略。这不是一次常规的唱片发行，这是一场文化战役——我们要在西方市场证明中国创作者的实力，同时要在本土市场确立新一代文化表达的标杆。” 他切换幻灯片，出现第一个数据图表。 “先看《Genesis》。”激光笔的红点落在图表上，“专辑共十首歌，全部由田总创作制作。先发单曲《Baby》连续三周电台点播前三，Top100进入前50；主打歌《Uptown Funk》MV已于5月25日在洛杉矶完成拍摄，布兰妮·斯皮尔斯客串出演。根据Jive唱片提供的市场调研数据，这首歌在北美13-25岁青少年群体中的期待值已经达到87%——这是个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几乎所有听过30秒试听片段的人，都在等完整版上线。” 会议室里响起轻微的吸气声。87%的期待值，在这个市场调研还不被普遍重视的年代，是行业顶尖水平。坐在右侧的市场总监李薇迅速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个数字，笔尖戳破了纸页。 “发行时间定在6月15日，星期四。”高军继续，激光点移动到时间轴上，“这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周四发行，可以利用周五到周末的三天时间积累首周销量数据，正好赶上下一周的公告牌榜单更新周期。如果一切顺利，《Uptown Funk》有可能在发行第二周冲进Hot 100前五十。” 他停顿了一下，环视全场，目光在每个人脸上停留半秒：“但这里有个关键问题。《Genesis》的发行主体是谁？是我们星海文化？是Jive唱片？还是Aurora Music？” 所有人的目光看向我。 “Aurora Music。”我开口，声音平静但不容置疑，“这张专辑的国际发行，全部以Aurora Music的名义进行。Jive唱片是战略合作伙伴，负责北美地区的渠道铺设、宣传推广和电台打歌，但版权归属、收益分成、衍生授权，全部在Aurora Music。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长期国际品牌，不是一次性的代工合作。” 赵振推了推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睛眯起来：“这意味着我们要独立承担国际发行的法律风险和财务压力。Jive那边会不会……” “已经谈妥了。”我打断他，翻开面前的文件夹，里面是厚厚一叠英文合同，“Jive同意只拿渠道分成，不参与版权。代价是我们让出了北美地区实体销售收入的22%，并且承诺《Uptown Funk》在MTV和VH1的首月播放量不低于五百次——他们用他们的媒体关系确保播放量，我们用在亚洲市场的渠道帮他们推广其他艺人。这是平等的资源置换，不是简单的买卖。”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五百次？”技术负责人王工皱起眉，手指无意识地敲着笔记本电脑的键盘，“这得花多少钱？MTV黄金时段的广告费……” “不是花钱买广告时段。”高军接过话头，“是资源置换。Jive用他们在维亚康姆集团的关系，确保我们的MV进入高权重播放列表。我们则承诺，在好听音乐网的首页，连续一个月给Jive旗下三位新人歌手做专题推荐——这是他们进入亚洲市场最需要的曝光。” 王工若有所思地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下“渠道置换”四个字。 高军切换下一张幻灯片：“接下来是具体执行方案。分三个层面：数字发行、实体发行、宣传造势。” 幕布上出现一个详细的时间表，密密麻麻的节点像作战计划。 “数字发行方面，我们选择6月15日零点，全球同步上线。”高军解释，“平台包括：美国的iTunes——他们还在内测期，但我们通过Jive的关系拿到了第一批商业账号；Napster——虽然版权问题严重，官司缠身，但流量巨大，日活用户超过五千万，我们不能缺席；以及我们自己的好听音乐网国际版，这是我们的自留地。” 他顿了顿，激光笔指向定价策略：“单曲下载0.99美元，整张专辑下载9.99美元，无损音质版本加价2美元。这个定价比主流唱片公司低10%——我们要用价格优势吸引早期用户，用口碑带动传播。” “实体发行分区域进行。”地图出现在幕布上，北美、欧洲、亚洲被不同颜色标注，“北美地区由Jive负责，首批发货量五十万张CD。其中三十万张标准版，二十万张豪华版——豪华版附赠MV花絮DVD、创作手记册子，还有小田总签名的感谢卡。” “欧洲地区通过环球音乐的分销网络，首批发货三十万张。但这里有个问题——”高军调出另一张图表，“欧洲各国的音乐消费习惯差异很大。英国和德国喜欢买实体CD，法国和意大利更倾向数字下载，北欧国家则几乎全数字化了。所以我们要做差异化铺货：英国和德国实体占比70%，法国意大利50%，北欧30%。” 李薇举手：“宣传资源也要差异化吧？英国重电台，法国重杂志，德国重电视。” “对。”高军点头，“已经在做针对性的媒体清单。继续说亚洲地区——这是我们最复杂的部分。” 地图放大到亚洲，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被重点标出。 “亚洲地区，《Genesis》的实体发行由我们自己负责。”高军的声音严肃起来，“但不是以Aurora Music，而是以‘星海文化’和‘共荣音乐’联合发行的名义。为什么？因为亚洲市场需要不同的策略——这里的消费者不只是听歌，他们在消费文化符号。” 他调出另一组数据：“根据滚石唱片提供的调研，亚洲消费者——特别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消费者——对实体唱片有更强的收藏需求。他们愿意为精美的包装、额外的赠品、限量编号支付溢价。所以我们在亚洲的实体发行要区别对待。” 我接过话头，站起来走到白板前，拿起黑色马克笔：“亚洲版《Genesis》将推出三个版本。” 我在白板上写下： 1. 标准版 - 常规包装，附歌词本，定价15美元（约合人民币124元） 2. 豪华版 - 特殊包装（仿黑胶设计），附DVD+创作手记，定价25美元 3. 限量典藏版 - 只生产一万张，每张独立编号，附田浩彣亲笔签名、洛杉矶MV拍摄现场照片集（36页）、一首未公开Demo音轨，定价75美元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75美元，在2000年的亚洲，这是一张专辑天价中的天价。 李薇第一个开口，声音有些发颤：“小田总，这个定价……是不是太高了？日本最贵的专辑也不过4000日元（约合37美元）……” “不高。”我很肯定，转身面对所有人，“因为我们要卖的不仅是音乐，是身份认同。一个中国少年创作的英文专辑，在全球市场获得成功——这件事本身就有足够的象征意义。限量典藏版的目标用户不是普通乐迷，是那些愿意为‘中国创造’买单的文化消费群体，是收藏家，是行业人士，是那些需要向外界展示自己品味和视野的人。” 我在白板上画了一个金字塔：“标准版是塔基，面向大众；豪华版是塔身，面向核心乐迷；限量版是塔尖，面向文化领袖。一万张限量版，就算全部卖完，销售额也才75万美元，这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定调——告诉市场，这张专辑值得被认真对待。” 高军补充道：“而且限量版会有严格的购买门槛——需要通过星海官网预登记，每人限购一张，防止黄牛炒作。我们要营造的是稀缺感和仪式感。”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李薇若有所思地点头，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笔尖几乎要把纸划破。 “接下来是《华夏》。”高军切换回专辑封面，水墨山水在幕布上铺开，“中文专辑，十首歌，全部由田总创作制作。主打歌《俑》已录制完成，金佚林院长评价‘会改变一些东西’。发行时间定在6月30日，星期五。” 他顿了顿：“选择这个时间点有两个考虑。第一，在《Genesis》发行半个月后，可以利用前一张专辑的余热拉动关注——如果《Genesis》在西方市场取得好成绩，媒体会反过来关注小田总的中文作品。第二，六月底是学期结束的时候，学生群体有更多的消费时间和消费意愿。” “《华夏》的发行策略和《Genesis》完全相反。”我说，走回白板前，拿起蓝色马克笔，“这张专辑不以全球同步为目标，而是深耕亚洲市场，特别是大中华区。实体发行优先，数字发行滞后。” “滞后？”王工抬起头，推了推眼镜，“现在不是都在推数字音乐吗？IFPI的官司刚打完，我们应该趁热打铁……” “是，但不适合《华夏》。”我在白板上画了三个同心圆，“《华夏》这张专辑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的‘根脉’属性。实体唱片——特别是精心设计的实体唱片——本身就是这种根脉的载体。想象一下：一个年轻人走进书店的音像区，拿起这张专辑，拆开仿宣纸纹理的包装，拿出CD放入播放器，翻开附赠的创作手记，阅读每一首歌背后的故事——关于西安的秦腔，关于县城的雨夜，关于父亲的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文化体验，一次身份确认。” 我在最内圈写下“中国大陆市场”：“最内层：实体首发，限量预售。我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在全国三百家书店设置‘《华夏》专辑专区’——这不是音像店，是书店，我们要吸引的是那些看书的人。同时，和县城的‘星火生活馆’联动，开展‘听《华夏》，写家乡’征文活动，获奖者可以来北京参加专辑分享会。这张专辑要下沉，要触达最基层的文化消费群体。” 第二圈：“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市场。繁体字版专辑，以共荣音乐为主体与香港明报出版社、台湾滚石唱片深度合作。在台北诚品书店、香港商务印书馆举办首发仪式，邀请当地文化界人士参与。强调‘华人文化共同体的现代表达’这个概念——不管人在哪里，根是一样的。” 最外圈：“非华语市场。这一层不追求销量，追求影响力。选择《俑》《青花瓷》《光年之间》三首歌制作英文版歌词单页，配以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视觉设计——我找了中央美院的几位年轻艺术家，他们用现代手法重新诠释传统元素。通过Aurora Music的渠道，在纽约、伦敦、巴黎的艺术书店和独立唱片店进行小规模投放。目标不是赚钱，是播种——让西方听众知道，中国音乐不止是‘民族风’‘功夫片配乐’，也可以很现代，很深刻，可以讨论存在、时间、距离这些普世主题。” 画完，我放下笔，回到座位。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看着白板上那个三层结构，眼神里有震撼，有兴奋，也有沉重的压力。 财务总监张颖第一个打破沉默，她拿着计算器按了一会儿，抬起头时脸色有些发白：“这需要……至少两百八十万人民币的营销预算。而且时间太紧，六月只剩一个月了，很多活动需要提前三个月筹备。” “钱不是问题。”我说，“时间确实紧，所以需要所有人全力以赴。高军负责总协调，赵振负责法律和版权，王工负责技术平台支撑，李薇负责媒体和渠道，张颖你做好预算控制和现金流管理——每天向我汇报支出情况。” 高军接回话头：“接下来是具体的分工。赵振你需要在三天内完成所有法律合同的最终审核——包括与Jive的补充协议、与滚石华纳的发行合同、与各地书店的合作备忘录。王工，好听音乐网要能承受发行当天的流量冲击，我要求6月14日晚上进行压力测试，模拟同时在线二十万人。李薇，我要在六月第一周看到至少五十家媒体的报道计划——从央视《东方时空》到《当代歌坛》，从《人民日报》文化版到新浪网的娱乐频道，全覆盖。” 他顿了顿，看向我：“小田总，你的任务最重。六月你要完成《华夏》最后三首歌的录制，要参与至少五场预热活动，要接受不少于二十家媒体的专访，还要……” “还要准备高考。”我平静地说。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愣住了，空气仿佛凝固。 “高考？”高军瞪大眼睛，手里的激光笔掉在桌上，发出清脆的撞击声，“七月七、八、九号？那不就是只有一个月？” “对。”我点头，“所以我需要把工作压缩在六月前十天完成。之后除了必须我出席的活动——比如6月18日上海芯片厂奠基仪式——其他时间我要闭关复习。双专辑发行的具体执行，交给你们。”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赵振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神充满担忧：“可是专辑发行期的宣传，尤其是媒体采访……” “能提前录的提前录，能电话采访的电话采访，实在需要现场的，安排在6月底之前。”我说得很坚决，“7月1-9号这段时间，天塌下来也别找我。” 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窗外的阳光已经移到会议桌中央，在胡桃木桌面上投下一块明亮的光斑，灰尘在光柱中飞舞。 “我知道这很难。”我打破沉默，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但请你们相信，我不是在逃避责任。高考对我来说，和专辑发行一样重要——不，某种意义上更重要。因为如果连最普通的中国青年该走的路都不敢走，我凭什么说自己理解这个时代？凭什么做《华夏》这样的专辑？” 我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这些跟着我从零走到今天的人：“这三年来，我们经历过比这更大的挑战——纳斯达克崩盘前那几天，我们每天盯着期权账户，睡觉都不敢闭眼；IFPI发律师函的时候，赵振三天只睡了八个小时；……但我们都挺过来了。” 我站起身，双手撑在会议桌上，身体前倾：“这一次也一样。只是战线更长，战场更多——我们要在西方市场证明自己，要在本土市场确立标杆，要照顾好家人，甚至要参加一场少年该参加的考试。但我们的弹药也更充足——有《Genesis》这样的国际作品，有《华夏》这样的文化表达，有星海文化这个不断成长的平台，最重要的是，有在座的各位。” 我环视全场，目光与每个人对视：“所以，让我们把这两张专辑，做成2000年中国文化界最重要的事件。不仅要赚钱，更要发声——向世界发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声音，向传统发出当代人的回应。” 掌声响起来。不是热烈的鼓掌，而是缓慢、有力、带着决心的掌声，像战鼓。 会议继续。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我们敲定了每一个细节： 《Genesis》在北美十二个城市的电台首发名单，重点攻克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的Top 40电台； 《华夏》在两岸三地书店的铺货顺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先发，一周后铺二线城市，再一周后到县城； 数字平台的技术应急预案——王工团队准备了五套备用服务器方案； 媒体采访的提纲准备——针对央视要谈“文化自信”，针对《南方周末》要谈“个体表达”，针对新浪网可以轻松些，谈创作趣事； 甚至包括签售会上我的着装要求——李薇建议穿中式立领衬衫配深色西装外套，“既传统又现代，既东方又国际”。 中午一点，会议进入最后环节：风险评估。 赵振翻开风险评估报告，声音一如既往的冷静：“最大的风险点有三个。第一，《Genesis》在西方市场遇冷。虽然数据看好，但音乐品味难以预测，尤其是亚洲面孔唱英文歌，可能面临种族偏见。第二，《华夏》在国内市场被批‘曲高和寡’——大众可能不接受这种深度的表达。第三，时间冲突——高考期间如果出现重大舆情或技术故障，小田总无法及时决策。” 高军接话：“应对方案：第一，我们准备了B计划——如果《Genesis》榜单成绩不佳，就转向长尾营销，主打‘收藏价值’和‘文化意义’。第二，《华夏》的推广要分层，大众层面主推《盛夏的雨》《江南》这些相对易懂的歌，专业层面再推《俑》《活埋》。第三，建立危机决策小组——我、赵振、王工三人，在高考期间拥有临机决断权，重大事项投票决定。” “同意。”我说，“另外再加一条：所有宣传物料，避免使用‘天才’‘神童’这样的字眼。我要的是‘创作者’，不是‘奇观’。” 会议记录员——新来的实习生小周，手速飞快地在笔记本电脑上记录，键盘发出密集的哒哒声。 下午两点，会议结束。人们陆续离开会议室，抱着厚厚的文件和满满的任务。最后只剩下我和高军。 “小田总，”高军关上门，压低声音，“你真的要参加高考？” “真的。” “为什么？”他不解，“以你现在的成就，大学文凭已经不重要了。清华北大都会抢着要你，何必去受那个罪？你知道现在公司有多少事吗？” “我知道。”我说，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街道上走过的几个中学生。 他们穿着蓝白校服，背着沉重的书包，有人边走边背英语单词，有人讨论昨天的数学题，“高哥，你知道人生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失去对真实人生的体验。”我看着那些远去的背影，“当你拥有许多的资源，有超越年龄的成就，你会很容易飘起来，脱离地面。你会忘记普通人是怎么生活的，怎么挣扎的，怎么在有限的选项里做出选择的——就像那些孩子，他们的未来被一场考试决定，这是不公平的，但这就是现实。”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我转过身，看着他：“高考就是最普通、也最残酷的中国式体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张试卷定终身。我想去经历这个，不是因为它重要，恰恰因为它对现在的我‘不重要’——我可以不在乎结果，但我需要这个过程。需要知道我的同龄人正在经历什么，需要保持和这个时代最广大群体的连接。否则，我做出来的音乐，就会变成空中楼阁。” 高军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我明白了。但复习时间……” “挤呗。”我说，“每天三个小时，雷打不动。其他时间，工作。” “你会累垮的。” “那就垮吧。”我笑笑，“反正我才十六岁，垮了还能爬起来。而且……”我顿了顿，“我姐也在备考。我想陪她一起走这段路。” 高军摇摇头，但没再劝。他知道，一旦我决定了什么，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下午，我开始处理会议中提出的具体问题。 第一件事是给滚石唱片和华纳音乐写邮件，确认《华夏》在港澳台地区的发行细节。我在邮件里特别强调： “请确保实体唱片的包装设计体现‘中国当代美学’，不要用龙、凤、长城那些刻板符号。建议用抽象的水墨——比如徐冰的《天书》那种感觉，用秦俑的局部特写——不是完整的兵马俑，是眼睛、手指、铠甲的纹理，用电子线路板和中国书法的结合——王羲之的《兰亭序》线条与电路板的走向并置。” 第二件事是审阅王工提交的数字平台技术方案。好听音乐网要为双专辑发行做全面升级：服务器从十二台扩容到三十台，增加上海、广州、成都三个CDN节点，优化在线播放的缓冲算法——目标是在56K拨号上网条件下也能流畅播放128kbps音质的歌曲。 第三件事是和李薇讨论媒体名单。我们列出了一百二十七家媒体，从央视、人民日报这样的国家级媒体，到《当代歌坛》《音乐周刊》这样的行业媒体，再到新浪、搜狐这样的新兴网络媒体。针对不同类型的媒体，我们要准备不同的新闻通稿： 给央视的稿子强调“文化输出”和“青年榜样”； 给行业媒体的稿子侧重“制作工艺”和“创新探索”； 给网络媒体的稿子可以更轻松，避谈芯片，“十六岁音乐人的双重生活”“一边写书一边写歌”。 工作到下午五点，手机震动。是姐姐田雪雪发来的短信。 “浩彣，今天数学老师又讲了一遍立体几何的球内切问题，就是你上周教我的那个模型。我用了你的方法，全班就我一个人做出来了。老师说我的思路很‘特别’。你什么时候回家？妈说你这周末回来？” 我打字回复，手指在按键上快速移动： “周六晚上到。立体几何记住那三个关键辅助线，今年很可能考。语文多注意上次我划的重点诗词，英语完形填空注意时态一致性。我回去帮你系统过一遍。” 发送。 然后我继续工作，但嘴角不自觉地扬起。姐姐的进步，比任何商业成功都让我高兴。 傍晚七点，我离开公司，去录音棚。林浩已经在等我了，今天要录《光年之间》——专辑里最后完成的一首歌，也是技术难度最大的一首。 这首歌很特别。它既不是《俑》那样的文化寻根，也不是《盛夏的雨》那样的青春叙事，原本是首写距离的歌曲，现在还要加上科幻色彩。 歌词重新修饰，讲述两个相隔光年的恋人，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寻找彼此、传递思念。 编曲上用了大量的合成器音效和太空感的混响，但旋律异常柔美，像星空下的告白。 录音间里，我戴上耳机。 前奏响起，是模拟宇宙背景辐射的“嘶嘶”声，然后钢琴声像流星一样划破寂静，几个音符孤悬在空中，久久不落。 我闭上眼睛，想象那个画面：无垠的太空，孤独的飞船，两个隔着亿万公里的人，在各自的屏幕上看见对方的脸。 我现在看到的，是你的过去；你收到的现在，而我却在未来；但依然要说，因为除了彼此，他们什么都没有。 唱到副歌时，我的声音不自觉地带上了颤音，不是技巧，是情感： “我们在光年之间对望 隔着时间，隔着幻想 你的笑容像远古的星光 抵达时，已变了模样 我们在光年之间 种下一颗思念 它穿过黑洞，残留的片段 如果你能听见 ……” 录完，林浩在控制室里鼓掌，但掌声很轻，像怕惊扰什么。“这首，”他说，声音有些哑，“可能会成为很多人的婚礼歌曲——如果他们能听懂歌词在说什么。” “我希望不要。”我走出录音间，接过他递来的温水，“太俗。” “俗是因为被喜欢的人多了。”林浩笑了，“田总，你得接受一个事实——你的歌注定会被很多人喜欢，哪怕你自己觉得它们不够‘高级’。因为真诚的东西，永远有市场。”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我沉默地喝水。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次：作为重生者，我搬运来的这些歌，在前世都经过市场检验，是大众喜欢的。但今生的我，有了更深的艺术追求后，反而会对它们的“流行性”产生怀疑。 这是一种矛盾：既希望作品被听见，又希望被严肃对待；既想要市场成功，又想要艺术纯粹。 “也许吧。”最终我说，“但至少这张专辑里，《俑》和《活埋》不会成为婚礼歌曲。” “那倒是。”林浩点点头，“那两首歌，是用来思考的，不是用来庆祝的。” 深夜十一点，我回到中戏招待所。桌上放着母亲新寄来的包裹，这次不是食物，是一套全新的高考复习资料——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厚厚的六本，塑封还没拆。纸条上写着： “浩彣，你姐说这套书很好，妈也给你买了一套。别太累，注意身体。爸的腰好多了，天天念叨他的‘星火生活馆’。我们都好，你放心。” 我把资料放进书包，然后打开笔记本电脑，查看今天最后一封邮件。 是张汝京发来的。这次有文字： “浩彣，光刻机采购方案的技术最终评估已完成。三种方案利弊汇总如下： 荷兰ASML最新型号，3500万美元，技术领先一代，可支持未来5年制程演进，但需通过美国政府出口审查，周期不定。 日本尼康成熟型号，2500万美元，技术稳定，供货有保障，但升级空间有限。 美国二手设备，1800万美元，价格最优，但技术落后，维护成本高。 我的建议：选方案2，在现实与理想间取平衡。 但我现在无法坚定想法。 另，奠基仪式一切就绪，等你来。 张汝京” 我盯着这封邮件看了很久。三千五百万美元，这几乎是中芯国际首期融资的三分之一。 选最贵的，意味着赌上未来；选最便宜的，意味着从一开始就选择落后。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完美答案，只有权衡。 我回复，打字很慢： “张博士，同意您的建议，选方案2。 但我们同时启动方案1的申请流程，即使只有10%的成功率，也要尝试。 钱的问题，我们共同来解决。 6月18日，一定到。 田浩彣” 发送邮件后，我看了眼日历。离高考还有三十七天，离《Genesis》发行还有十五天，离《华夏》发行还有三十天，离芯片厂奠基还有十八天。 时间像一条绷紧的弦，而我站在弦上，必须保持平衡，不能掉下来。 但我知道，我能做到。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 我的身后有高军这样的执行者，有赵振这样的守护者，有林浩这样的创作者，有张汝京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有父亲母亲姐姐…… 而我要做的，就是让所有这些力量，找到自己的方向，发出自己的光。 这就是“星海”的意义——不是一颗星照亮夜空，是千万颗星，各自闪耀，又彼此辉映。 我打开书包，拿出数学模拟卷。 窗外，北京渐渐沉睡。 而在这个深夜的房间里，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开始做题。 喜欢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请大家收藏：()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15章 星海艺人 全面进击 2000年6月2日，清晨七点。 我被短信震动声惊醒。摸到床头，屏幕上显示着一行简短的信息：“周Demo到，速听。杨。” 大脑还沉浸在昨晚《华夏》混音工作的余韵里，耳边仿佛还有《光年之间》的合成器音效在回荡。 我坐起身，揉了揉太阳穴，拉开窗帘。六月的北京清晨，天空是干净的淡蓝色，槐树的枝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几只麻雀在窗台上跳来跳去。 简单洗漱后，我走进卧室外的小客厅。茶几上放着三个包裹，都是昨天深夜到的，还没来得及拆。 第一个是牛皮纸袋，上面手写着“周杰伦新Demo”几个字，字迹潦草，显然是杨峻荣的笔迹。 第二个是快递文件袋，寄件人是何西，从西安发来的。 第三个是国际快件，寄件地址是洛杉矶，但没有署名。 我打开牛皮纸袋，里面是三张CD-R光盘，每张都用黑色马克笔标着歌名：《忍者》《威廉古堡》《安静》。 附着一张纸条，杨峻荣的字迹更加潦草了：“浩彣，听了再说。我失眠两天了。” 我把第一张光盘放进CD播放器。几秒钟的空白噪音后，音乐响起。 前奏是急促的日本三味线，营造出忍者潜行的紧张氛围。 然后鼓点进入——不是传统的流行节奏，是混合了东方鼓点和电子节拍的奇特组合。 接着，周杰伦的声音响起，不是唱，是念，带着台湾腔的国语Rap： “居酒屋里的小神龛 离铺满鹅卵石的玄关 差不多一米宽的信仰 我坐着喝味噌汤 在旁观看庭园假山 京都的夜晚 有一种榻榻米的稻香叫做禅……” 我愣住了。不是记忆中的样子，也完全超出了2000年华语乐坛的认知。 没有旋律化的主歌副歌，没有明确的抒情主题，甚至没有“唱歌”——他就是在说话，用一种近乎任性的节奏和语调在说话。 但奇怪的是，这种“奇怪”本身有一种魔力，让你忍不住想继续听下去，想搞清楚他到底要表达什么。 副歌部分加入了更密集的打击乐，周杰伦的rap速度加快： “忍者无敌 手里剑影 忍者无敌 飞檐走壁 一身黑衣 来去无声 伊贺流忍者的想法 只会用武士刀比划……” 我按下暂停，深吸了一口气。 前世，我知道周杰伦的“怪”会改变华语乐坛的审美。 但真正在2000年的早晨，第一次听到《忍者》的原始Demo时，那种冲击感还是超出了预期。 这不仅仅是“好听”或“难听”的问题，这是一种美学宣言——流行音乐可以不必抒情，可以不必优美，可以不必遵循任何现有规则。 它可以是东瀛风的，戏谑的，文化混搭的。 我继续听第二首，《威廉古堡》。 前奏是管风琴和钟声，营造出阴森的古堡氛围。 周杰伦的唱法又变了——这次是低声吟唱，带着神秘和诡异： “藤蔓植物 爬满了伯爵的坟墓 古堡里一片荒芜 长满杂草的泥土 不会骑扫把的胖女巫 用拉丁文念咒语啦啦呜……” 这首歌的怪异程度不亚于《忍者》，但方向不同。 如果说《忍者》是外向的、异域文化的、节奏驱动的，那么《威廉古堡》就是内向的、幻想的、哥特式的。 周杰伦在这两首歌里展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可能性，而这两种可能性都远离主流。 第三首，《安静》。 前奏是简单的钢琴，旋律终于回归了传统的情歌框架。 周杰伦的声音也变得柔和： “只剩下钢琴陪我谈了一天 睡着的大提琴 安静的旧旧的 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 我懂我也知道 你没有舍不得……” 这首歌证明了他不是不会写情歌，只是不想重复别人写过的东西。 即使是情歌，他也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歌词里没有直白的“我爱你”，而是用钢琴、大提琴、旧旧的这些意象来营造氛围。 三首歌听完，我坐在沙发上，很久没有动。 窗外阳光越来越亮，透过玻璃在地板上投出菱形的光斑。远处传来早高峰的车流声，北京开始苏醒。 而我手里握着这三张薄薄的光盘，像是握着某种引爆器。 我知道，只要我按下同意键，这三首歌就会在不久的将来，提前炸开华语乐坛沉寂多年的水面，掀起巨浪。 会有无数人骂这是“垃圾音乐”，也会有无数年轻人疯狂追捧。 乐评人会争吵，市场会分裂，而周杰伦会成为这个时代最具争议也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人。 这值得吗？ 我拿起电话，拨通杨峻荣的号码。 响了两声就接了，他的声音沙哑，显然一夜没睡：“浩彣，听了？” “听了。” “怎么样？” “《忍者》中间那段三味线独奏，要更嚣张一点。”我说，“不要只是点缀，要成为主角。让三味线和电吉他对话，让东方和西方打架。”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然后杨峻荣大笑起来，笑声里有释然，也有疯狂：“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浩彣，你真是个疯子！” “你才是疯子，杰伦是你介绍认识的。” “对对对，我们都是疯子。”他的声音兴奋起来，“那你同意做了？” “做。而且要做得彻底。”我认真地说，“杨总，这张专辑不要想市场，不要想主流，就让他彻底释放。预算不够就加，时间不够就延。我要的不是一张安全的专辑，是一颗炸弹。” “明白！”杨峻荣顿了顿，“不过浩彣，有个问题。阿尔法音乐那边……有些股东听了Demo，说这根本不是音乐，是胡闹。他们想让我换歌。” “告诉他们，”我的声音冷下来，“要么按周杰伦的意思做，要么取消合作，以后共荣的所有发行工作都没他们的事了。” 又是几秒沉默。然后杨峻荣说：“浩彣，你知道你这句话值多少钱吗？” “不知道，也不在乎。”我说，“我在乎的是，十年后人们回头看2000年的华语乐坛，会记住什么。我希望他们记住，这一年有人敢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挂了电话，我打开第二个包裹。 何西寄来的，是一盒磁带和几页手写的信。 磁带标签上写着：“黄土巡演·西安现场实录，2000.5.28”。我把磁带放进录音机，按下播放键。 先是一阵嘈杂的环境音——观众的交谈声，椅子的挪动声，调试乐器的声音。然后是何西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来，有些失真但很真实：“大家晚上好。我是何西。感谢你们来听我唱歌。” 掌声，不太热烈，但真诚。 吉他声响起，简单的几个和弦。何西开始唱《黄土》专辑里的歌。 他的声音很粗，像砂纸，像风刮过黄土高原的沟壑。没有技巧，只有感情。 唱到那句“我们像野草，在楼群的缝隙里，挣扎着一寸光”时，台下有人跟着哼唱，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变成全场大合唱。 现场录制的音质很差，杂音很多，但那种生命力透过劣质的录音设备扑面而来。 你能听见何西唱到高音时的轻微破音，听见观众在副歌时的呼吸声，听见吉他弦震动时发出的嗡嗡余音。 这才是音乐最原始的样子——不是录音棚里精心修饰的完美，而是活生生的，有汗味，有体温，有不完美的真实。 磁带放完，我展开信纸。何西的字写得很大，笔画粗重，像他的人一样： “田总，见信好。 巡演走了一个月，西安、兰州、银川、延安，最后又回到西安。 每场人都不多，最多的一场三百人，最少的一场五十人。但来的人都是真想听歌的，安静地听，用力地鼓掌。 在延安那场，有个六十多岁的老汉听完歌来找我，说我的《北方的麦田》让他想起年轻时候，想起生产队，想起那些苦日子里的一点甜。 他说现在日子好了，反而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甜了。我不知该说什么，就给他敬了根烟。 钱没赚多少，场租、路费、住宿，勉强打平。 但我觉得值。至少有人听了，有人记住了。 你让我找的‘根’，我好像找到了一点。 不是在音乐学院里，是在这些黄土坡上，在这些普通人的眼睛里。 他们听我唱歌时，眼神里有种东西——不是追星的狂热，是‘我懂你’的默契。 谢谢你给我继续唱下去的信心。 我会继续唱，唱到唱不动为止。 另：王斐给我打电话了，说她接了电视剧主题曲。我说好啊，你要成电视明星了。她笑了，说还是唱歌踏实。我觉得她状态不错。 保重身体。 何西 2000.5.30” 我把信折好，小心放回信封。 何西的路走得慢，走得苦，但走得扎实。 在这个追求速成的时代，他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做小众的，地下的，不被主流看见的音乐。 但正是这样的音乐，才能沉淀下来，成为时代的注脚。 第三个包裹，国际快件。 我拆开，里面是一张卡片和一盒录像带。 卡片是手绘的，画着一个女孩坐在窗边，窗外是星空。 背面用英文写着：“Howard，这是我在治疗中心画的。医生说画画能帮助表达。我想告诉你，我正在学习说‘不’。虽然很难，但我在学。谢谢你让我知道，我有权利说不。Britney.” 录像带标签上写着：“Therapy Session, Private”(私人治疗周期)。 我犹豫了一下，把录像带放进播放机。 画面跳出来，是布兰妮坐在一间简单的房间里，面对着一个中年女心理医生。 她穿着普通的T恤和牛仔裤，素颜，金发随意地披在肩上。这和MV里那个光彩夺目的偶像判若两人。 “Britney，今天想聊什么？”医生问。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布兰妮沉默了很久，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我梦见我在舞台上唱歌，但台下没有人。我唱了很久，嗓子都哑了，还是没有人来。最后我哭了，但眼泪是假的——因为化妆师说，偶像不能哭花妆。” “这个梦让你想到什么？” “想到……也许我早就空了。”她的声音很轻，“我只是在扮演Britney Spears，扮演大家想要的那个甜美、性感、永远快乐的女孩。但真正的我……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医生递给她一杯水：“那真正的Britney，想要什么？” 布兰妮接过水杯，没有喝，只是握着。“她想要……睡到自然醒。想要和朋友逛街，不用担心被狗仔队拍。想要谈一场不用上头条的恋爱。想要偶尔犯错，不用被全世界批评。” 她顿了顿，眼泪掉下来，这次是真的：“但她不能。因为她是Britney Spears。这个身份太贵了，贵到她付不起做普通人的代价。” 录像到这里结束了。 我按下停止键，房间里一片寂静。 窗外的阳光已经移到墙上，光斑的形状在变化。 远处传来学校的上课铃声，清脆，规律，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我坐了很久，思考这三份来自不同方向的信息。 周杰伦在打破规则，何西在坚守土地，布兰妮在寻找自我。 他们走在三条完全不同的路上，但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如何在这个巨大的工业机器里，保持作为“人”的完整性。 而我的角色是什么？是推手，是守护者，是那个在机器和个体之间搭建缓冲带的人。 我给周杰伦更大的创作自由，给何西坚持小众的空间，给布兰妮说“不”的勇气。 这些看起来是商业决策，但本质上是价值观的选择——我相信，真正的艺术诞生于自由，而不是服从。 手机震动，打断了我的思绪。是高军。 “小田总，今天上午十点，王斐来公司签电视剧主题曲的合约。你要在场吗？” “在。”我说，“另外，帮我约滚石唱片的李明总，下午三点。关于《华夏》在台湾的发行，我需要他亲自推动。” “明白。还有，武汉网吧联盟那边，今天要开第三次安防培训会，赵振问你要不要远程连线说几句？” “要。定在下午四点。” “那你今天的时间……” “排满。”我看了眼日历。 挂了电话，我走到书桌前，打开笔记本。在日程表上写下： 6.2 上午：王斐签约；下午：滚石会议、武汉连线 6.3 《华夏》最后混音会议 6.4 媒体采访（央视、人民日报、新浪） 6.18 飞上海，芯片厂奠基仪式筹备会 …… 写得密密麻麻，几乎没有空隙。 但这就是选择——既然要走多条路，就要承受多倍的压力。 上午十点，王斐准时来到公司。 她穿一件白色的棉麻长裙，头发在脑后松松地绾了个髻，脸上只涂了淡淡的唇彩。 和三年前那个在高校音乐大赛上紧张得手抖的女孩相比，现在的她多了一种沉静的气质——不是世故，是经过时间沉淀后的从容。 “田总。”她微笑，“好久不见。” “小斐姐。”我起身，“坐。喝什么？” “茶就好。” 小雨端来茶。王斐接过，小口喝着，眼神在会议室里打量。“这里变化很大。我记得两年前来的时候，只有五张桌子。” “现在四十个人了。”我说，“你变化也很大。” “是吗？”她放下茶杯，“可能是因为……终于知道自己要什么了。” 高军拿着合约进来，我们进入正题。“是央视正在筹备的《笑傲江湖》电视剧，赵季平老师担任音乐总监。”高军说，“他们听了王斐的专辑《流光絮语》，认为她的声线中有‘清冷中带着侠气’的特质，想邀她演唱片尾曲，而且是和刘欢老师合唱。” 他顿了顿：“更重要的是，赵季平老师通过金院长联系到公司，希望你参与主题曲的创作。” 王斐眼睛亮了：“刘欢老师？真的吗？” “真的。”我说，“赵季平是国内顶级的影视配乐大师，这个机会很难得。但压力也很大——要和刘欢老师对唱，还要参与主题曲的创作。小斐姐，你准备好了吗？” 王斐深吸一口气：“我……想试试。” “不是试试，是要做好。”我很认真，“赵季平老师的要求很高，刘欢老师更是国家级的声音。你要在半个月内，完成声乐特训，找到那种‘侠骨柔情’的表达方式。能做到吗？” 她沉默了几秒，然后抬头，眼神坚定：“能。” 签约很顺利。王斐签下名字时，手很稳。签完，她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看着我：“田总，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当年在那么多选手里选中我。谢谢给我出EP、出专辑，虽然卖得不好。谢谢一直没放弃我，即使我这样的歌手……很不商业。”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她的声音很轻，但很真诚：“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签的是大公司，现在会是什么样。可能早就被要求转型，唱口水歌，上综艺，炒绯闻。但在这里，你让我慢慢来，让我找到自己的声音。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看着她，这个比我大六岁的女孩，眼神清澈得像山泉。 “小斐姐，”我说，“你的声音很特别。特别的东西需要时间，需要耐心。而我们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她眼睛红了，但没让眼泪掉下来。“我会好好唱这首歌。不让你失望。” “你不会的。”我很肯定。 王斐离开后，高军收起合约，感慨地说：“咱们这些艺人，真是一个比一个特别。周杰伦怪，何西土，王斐淡……就没有一个‘正常’的。” “正常的多没意思。”我笑了，“我要的就是这些‘不正常’。因为正常的人满大街都是，但不正常的天才，可能一辈子就遇见这么几个。” 下午三点，滚石唱片的李明准时到来。 他穿着考究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典型的台湾文化商人模样。但眼神锐利，说话直接，不绕弯子。 李明嘬了口茶，咂咂嘴：“浩彣啊，你这张《华夏》我听了三遍。第一遍，觉得深。第二遍，觉得难。第三遍……”他放下茶杯，“觉得疼。” “疼？” “嗯。像针扎，扎在文化神经上。”他比划着，“现在市面上都是糖水歌，甜得发腻。你这张专辑，是苦茶，是中药。疗效好，但病人怕苦啊。” 我笑了：“李总，那您说怎么办？” “怎么办？硬着头皮推呗。”他也笑，“谁让我喝了你这杯茶，就喝不下糖水了。” 他走到窗边，和我一起看着楼下的街道。 午后的阳光很烈，行人都躲在树荫下走路。 自行车铃声，小贩的叫卖声，远处工地的打桩声，混杂成一座城市最真实的声音。 “你说服我了。”最终他说，“滚石会全力推动《华夏》在台湾的发行。我会亲自去谈电台，谈电视，谈平面媒体。但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专辑发行后，你要来台湾。不是宣传，是对话——和音乐人对话，和年轻人对话，和那些在寻找‘根’的人对话。”李明看着我，“台湾也有同样的困惑。我们听着日本歌、美国歌长大，但我们的根在哪里？你的音乐，可能会引发一些重要的讨论。” “我会去。”我承诺。 下午四点，武汉连线。 会议室的大屏幕上，出现了三十几个人的画面，画面不算清晰，时有卡顿——武汉网吧联盟的老板们，挤在一家网吧的二层，背景还能看见几台电脑显示器。 赵振坐在最前面，旁边是王工的技术团队。 “田总好！”画面里的人们纷纷打招呼。 “大家好。”我对着摄像头，“听说今天开第三次安防培训会？情况怎么样？” 一个中年老板凑近镜头：“田总，咱们联盟现在有四十二家网吧了！刘大虎那边又退了三家店，他现在缩在城西，不敢过来了！” “不要轻敌。”我说，“地头蛇不会轻易认输。安防系统要每天检查，监控录像要定期备份。王工，技术层面有什么更新？” 王工的声音从音箱里传来：“我们升级了报警系统。现在不只是电话拨号，还接入了110的自动报警平台。如果触发警报，系统会在30秒内把事发地点、现场画面、店主信息自动传输到公安局。” 画面里的老板们发出惊叹声。 “另外，”王工继续说，“我们开发了‘联防联动’功能。如果一家店触发警报，周围三家店的系统会同时收到提示，店主可以第一时间赶去支援。” 我点点头：“很好。但记住，技术是工具，最重要的是人。大家要团结，要互相信任。一家店出事，所有店都要站出来。” “明白！”画面里的人们齐声回答。 会议持续了一个小时。 我听着他们汇报近况，讨论问题，制定下一步计划。 这些网吧老板大多是中年人，学历不高，靠开网吧养家糊口。 几个月前，他们还各自为战，被地头蛇欺负得不敢出声。 现在，他们坐在一起，讨论如何用技术保护自己，如何用团结对抗暴力。 这就是“星火”的意义——不是高高在上的拯救，而是让普通人拥有保护自己的力量。 会议结束前，一个年轻的老板忽然说：“田总，我想代表大家说声谢谢。要不是你和高总，我们现在还在被刘大虎收保护费。现在咱们腰杆硬了，生意也好了。我儿子今年高考，我说，你爸现在也是干正事的人了。” 画面里很多人都点头，眼神里有感激，也有自豪。 “该说谢谢的是我。”我认真地说，“是你们的勇气，让这件事成了。祝大家的生意都越来越好，祝孩子们都考上好大学。” 关了视频连线，我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疲惫如潮水般涌来。从早晨七点到现在，十个小时，处理了四件完全不同的事：周杰伦的颠覆性音乐，何西的质朴坚守，王斐的转型，网吧老板们的团结。每一件事都需要不同的思维模式，不同的情感投入。 但这就是我的路。一条多线并行的路，一条连接不同世界的路。 窗外的天色开始变暗，黄昏来临。六月的北京，白昼很长，但依然会天黑。 我看了眼日历。离高考还有三十五天。 离《Genesis》发行还有十三天。 离《华夏》发行还有二十八天。 离芯片厂奠基还有十六天。 时间像一条绷紧的弦，而我站在弦上，必须保持平衡，不能掉下来。 但我知道，我能做到。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 我的身后有周杰伦这样的天才在创造未来，有何西这样的歌者在记录土地，有王斐这样的声音在寻找表达，有网吧老板们在守护生计。 手机震动。是姐姐发来的短信：“浩彣，妈让我提醒你，别熬夜。我数学模拟考了135，老师说有进步。你也注意身体。” 我打字回复：“知道了。你也是，别太拼。” 发送。 然后我站起身，走到窗前。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这座巨大的城市开始展现它的另一面——霓虹闪烁，车灯流动，写字楼的窗户一扇一扇亮起，像棋盘上落下的棋子。 在这个棋盘上，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 而我有幸，看见了更多的路，连接了更多的路。 这就够了。 手机又震了。这次是杨峻荣：“浩彣，周杰伦说他想在《忍者》里加一段日本能剧的吟唱。我说你疯了，他说你就说田总会不会同意。我说我不知道，你自己问。他说他不敢。所以我来问了——加不加？” 我笑了，打字回复：“加。让他疯到底。” 发送。 然后我关掉手机，走进卧室。 明天，还有更多的路要走。 但今晚，让我暂时停下，看看星光。 喜欢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请大家收藏：()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16章 蓝图梳理 五舰并航 2000年6月5日，下午两点。 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酒店的会议室，冷气开得很足，但六月的湿热还是从窗缝里渗进来，和室内人造的冷混合成一种粘稠的体感。 长条会议桌上，八个茶杯冒出袅袅热气，在空调出风口的气流中扭曲变形。窗外是黄浦江，货轮拖着长长的航迹，像钝刀划过绸缎。 长条会议桌两侧坐了八个人。我坐在一端，左手边是高军、赵振、王工——星海文化北京的核心铁三角。右手边是杨峻荣、李宗盛、还有从香港赶来的周生——共荣音乐的合伙人团队。桌尾坐着陈健添，红星生产社的老板，也是我在音乐圈的引路人。 八个人，八个茶杯，八份摊开的文件。文件标题统一为：《星海系组织架构与业务边界梳理（2000年6月版）》。 “开始之前，”我开口，声音在空调的嗡鸣中显得格外清晰，“我想请各位先看看这张图。” 我按下遥控器，投影幕布上出现一张复杂的组织架构图。线条交错，方框嵌套，箭头指向四面八方。会议室里所有人都眯起眼睛，试图理解这张图的含义。 “这是我们目前所有商业实体的关系图。”我站起身，走到幕布前，拿起激光笔，“我知道，包括在座的各位，可能都对这张图感到困惑——包括我自己。” 有人轻轻笑了，紧张的气氛松动了一点。 “所以今天这个会，只有一个目的：把这张图理清。”红色的激光点落在最顶端的方框上，“我们从这里开始——星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地北京，成立时间1996年春，注册资本五百万人民币。我是控股股东，占股67%，高军、赵振、王工各占5%的干股，剩余18%为员工期权池。” 激光点下移，分出三条主线。 “第一条线，内容制作与艺人经纪。”我指向左侧分支，“这里衍生出两个实体。第一个，星海文化（北京）有限公司，这是我们的内容孵化器。何西、王斐的合约在这里，原创音乐人扶持计划在这里，未来所有从零开始孵化的艺人和项目都在这里。” 激光点在“星海文化（北京）”上停留：“这个公司的定位很明确：赔钱。至少在三年内，我们不指望它盈利。它的任务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给人才成长的空间和时间。高军兼任总经理，但实际运营由专业的A&R团队负责，由现有的国内版权收入（音乐+书籍）维系。” 高军点头，在笔记本上记录。 “第二个，”激光点移到旁边，“共荣音乐有限公司。1998年在香港注册，由我、李宗盛老师、杨峻荣老师共同出资成立。这个公司的定位是：华语音乐，共同繁荣，共同赚钱。但不是赚快钱，是赚长久的钱。” 我看向李宗盛和杨峻荣：“共荣音乐的核心资产是什么？不是钱，不是设备，是两位老师在华语音乐圈三十年的积累——人脉、眼光、制作能力。所以我们用这个公司做什么？做成熟艺人的经纪，做两岸三地的发行，做音乐版权的运营。” 李宗盛推了推眼镜：“浩彣，你说清楚点，共荣和星海北京的区别。” “简单说，”我转向他，“星海北京是幼儿园，共荣音乐是大学。一个艺人先在星海北京孵化，证明了自己的潜力和独特性后，如果适合商业化运营，就转到共荣。周杰伦就是个例子——他在阿尔法音乐被发现，但我们通过星海投资他，用共荣的资源和经验帮他做专辑，用共荣的渠道帮他发行。” 杨峻荣接话：“所以共荣是专业化的商业平台，星海北京是实验性的创作基地。” “对。”我点头，“但两者不是割裂的。星海北京发现的好苗子，优先输送给共荣。共荣赚到的钱，一部分反哺星海北京的孵化工作。这是个闭环。” 激光点回到顶端，移向第二条主线。 “第二条线，国际业务。”我指向中间的方框，“Aurora Music，源自1997年两首歌曲的国际化试水，注册地在美国。这是个纯资本运作的平台，不养团队，不设办公室，只有一个银行账户和一套法律文件。” 李宗盛抬起头：“这个公司的意义是？” “防火墙，也是跳板。”我说，“所有国际业务——比如《Genesis》专辑的全球发行，比如和Jive唱片的合作，比如将来可能的好莱坞电影配乐——全部以Aurora Music的名义进行。为什么？因为国际游戏有国际游戏的规则。用离岸公司操作，法律更灵活，税务更优化，最重要的是——如果出了问题，不会直接影响国内的实体。” “那Aurora Music和国内实体的关系？”杨峻荣追问。 “现有架构是由开曼群岛‘Starry Sea Group’（星海集团）100%控股维京群岛的‘Aurora Tech Holdings Ltd.’（极光科技控股）；然后再100%控股Aurora Music。它与星海文化签订了一系列服务协议。”我解释，“比如《Genesis》的制作，实际上是星海文化的团队完成的，但Aurora Music支付制作费。这样一来，国际收入进入Aurora Music，国内团队通过服务费获得收益，既合规，又实现了资金的跨境流动。”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李宗盛若有所思：“所以Aurora Music就是个壳？” “不完全是壳。”我摇头，“它是品牌，是国际市场的身份标识。将来我们在海外宣传，不会说‘来自中国的星海文化’，会说‘Aurora Music presents’。这个品牌要逐渐建立自己的调性——融合东方美学与现代表达，高品质，有态度。” 激光点移向第三条主线。 “第三条线，技术与平台业务。”我指向右侧分支，“这里目前只有一个实体，但未来可能是最重的一个。好听音乐网，2000年元旦上线，注册用户突破五十万，日活十四万。这个平台独立运营，有自己的技术团队、运营团队、内容团队。” 我停顿了一下，环视全场：“但好听音乐网和前面所有实体的关系，是最需要厘清的。陈总，”我看向陈健添，“您先说，您觉得好听音乐网应该是什么？” 陈健添清了清嗓子，慢条斯理地说：“按照我们之前的讨论，好听音乐网应该是个中立的平台。它既播放星海旗下艺人的歌，也播放滚石、华纳的歌，甚至播放独立音乐人的歌。它不能偏心，否则就失去了平台的公信力。” “完全正确。”我说，“所以好听音乐网在股权结构上独立，我占股51%，星海文化占股10%，共荣音乐占股10%，红星生产社占股10%，剩余19%为管理团队期权。在运营上，它有自己的CEO——正在招聘中，目前由王工暂代。在内容上，它必须遵守公平原则：星海、共荣、红星旗下的作品，和其他唱片公司的作品，在推荐算法上权重一致，在分成比例上一视同仁。” 高军皱眉：“那我们的竞争优势在哪里？自己养的平台，不能给自己倾斜资源？” “短期看是劣势，长期看是优势。”我很坚定，“如果好听音乐网偏袒自家内容，其他唱片公司就不会入驻，用户就会怀疑推荐的真实性。只有真正做到公平，它才能成为华语音乐第一数字平台。而到那一天，即使没有倾斜，我们的内容凭借质量也能获得应有的流量。” 周生开口：“那我们原点音乐和大家是什么样的关系？” “原点作为共荣的港澳合作伙伴，就像红星作为共荣的大陆合作伙伴一样，”我又转头看向陈健添，”合约条款沿用以前的标准不变。“ 王工举手：“技术层面，我有个问题。好听音乐网的数据，其他业务线能看吗？” “能看，但有规矩。”我调出另一张图表，“所有数据查询必须通过合规流程，用于业务分析可以，用于打击竞争对手不行。我们会建立数据伦理委员会，定期审查数据使用情况。记住，数据是平台的资产，更是用户的隐私。滥用数据，平台就死了。” 三条主线讲完，激光点回到顶端，又分出一条虚线。 “最后，还有一条特殊线。”我指向一个孤立的方框，“现在由开曼公司单独设立了SIF（星海前沿科技投资基金）。这不是公司，是个基金，目前规模两千四百万美元，全部投资于张汝京博士的中芯国际项目。这个基金独立于其他业务，由赵振负责法律架构，原则上我不参与管理，但前期有些事务是张博士和我共同决策的。” 杨峻荣忍不住问：“浩彣，你为什么投芯片？这跟音乐八竿子打不着。”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我，包括已经知道这件事的高军和赵振，他们也想知道我会怎么向合伙人解释。 我想了想，走到窗边，指着窗外黄浦江对岸的陆家嘴。那里，东方明珠塔、金茂大厦的轮廓在午后的阳光中清晰可见。 “各位老师，你们看上海。二十年前是什么样子？十年前浦东开发时是什么样子？现在又是什么样子？”我转过身，“这个国家在变，变得很快。从农业到工业，从工业到信息产业，下一步是什么？是高科技产业，是核心技术。” 我走回会议桌前：“音乐很重要，文化很重要。但一个国家的脊梁，是科技，是制造，是那些别人卡不住你脖子的东西。芯片就是这样的东西——计算机的心脏，手机的脑子，所有电子设备的灵魂。我们现在每年花一百亿美元进口芯片，这个数字还会增长。” 周生又问：“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做音乐的。” “因为我刚好有钱。”我说得很直接，“纳斯达克崩盘，我赚了两千多万美元。这笔钱可以买豪宅，买游艇，享受人生。但我觉得，把它投到芯片这种苦行业、慢行业、高风险行业，更有意义。” 我看着每个人的眼睛：“我不是圣人，也不是救世主。我只是觉得，如果每个人都在做容易的事，赚快钱，那难的事谁来做？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我刚好有能力，就迈了这一步。就这么简单。”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空调的嗡嗡声显得格外清晰。 陈健添第一个开口：“浩彣，我佩服你。真的。我做了二十多年音乐，见过太多人赚了钱就迷失了。你能想到这些，能做到这些，不容易。”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李宗盛点点头：“虽然我不完全懂芯片，但我支持你。做难而正确的事，这是艺术家的本质。” 杨峻荣笑了：“反正钱是你的，你爱怎么花怎么花。只要别耽误周杰伦的专辑进度就行。” 大家都笑了，气氛再次轻松。 陈健添清了清嗓子，插话道：“对了，我插一句。红星平台化试点半年，郑钧工作室已经独立运营。他们签了三个新人——两个摇滚，一个民谣。流水比去年同期涨了30%，关键是创作氛围起来了。郑钧现在不光自己写歌，还带着新人一起创作，有点当年北京摇滚圈那种传帮带的意思了。” 李宗盛点头：“这个模式好。老带新，手艺才能传下去。” “但也有问题。”陈健添继续说，“独立了就想更独立。郑钧现在想自己搞小型巡演，不要公司安排的那种商演。成本高，收益低，但他说这才是音乐该有的样子。” 我看向高军：“你怎么看？” 高军苦笑：“从商业角度，不划算。但从品牌角度，值得。郑钧要是真能带着新人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对星海整个内容生态都是加分项。” “那就支持。”我说，“告诉郑钧，巡演我们可以贴一部分钱，但要求全程录像，做成纪录片，以后在好听音乐网上播。既是对艺人的支持，也是对我们理念的宣传。” “好了，回到正题。”我切换幻灯片，“现在各位看到的是各实体之间的资金流动关系。” 幕布上出现一张复杂的资金流向图，箭头标注着金额和用途。 “星海文化传媒作为母公司，不直接运营业务，只做三件事：战略投资、资源调配、风险管控。”我解释，“星海北京需要的孵化资金，从母公司拨付。共荣音乐的分红，一部分上缴母公司，一部分留存发展。Aurora Music的国际收入，扣除成本后汇回国内。好听音乐网的盈利，按股权比例分配。” “半导体基金呢？”赵振问。 “完全独立。”我说，“基金的钱来自我个人，与公司无关。基金的投资决策由我和张博士做，收益或亏损由我个人承担。但基金会聘用专业的管理团队，赵振你要监督法律合规。” 高军举手：“我有个实际的问题。这么多实体，财务怎么管？税务怎么处理？我们现在财务部只有五个人，已经忙不过来了。” “这正是今天要解决的第二个议题。”我切换下一张幻灯片，“我们要建立集团财务中心。所有实体的财务数据每日汇总，资金调度统一审批，税务筹划统一规划。张颖升任集团CFO，下面设四个财务总监，分别负责不同业务线。同时，我们要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做年度审计。” 张颖——我们的财务总监，今天也列席会议——紧张地点头：“我会尽快拿出方案。” “三个月内完成。”我说，“在这之前，各业务线的财务独立运作，但每天向集团报送关键数据。” 会议进行了三个小时。我们逐一讨论了每个实体的具体问题：共荣音乐与滚石唱片的版权合作细则，星海北京原创音乐人扶持计划的评审标准，好听音乐网与IFPI的和解协议执行情况，Aurora Music与Jive唱片的下一阶段合作规划…… 每个人都提出了问题，每个人都参与了讨论。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李宗盛和杨峻荣是老烟枪，高军压力大时也抽，连平时不抽烟的赵振，今天也破例点了一支。 下午五点，阳光开始西斜。黄浦江的水面泛起金色的波光。 “最后，”我合上笔记本电脑，“我想说几句心里话。” 所有人都看向我。 “四年前，星海文化刚成立时，只有五个人，挤在二十平的办公室里。我们不知道能走多远，不知道会面对什么。”我的声音很平静，“四年后，我们坐在这里，讨论的是两岸三地的音乐版图，是全球发行，是芯片投资，是数字平台的未来。” 我看向高军：“高哥为了公司差点离婚，现在家庭正在修复。” 看向赵振：“赵哥熬了无数个通宵研究法律条文，头发白了许多。” 看向王工：“王工带着技术团队攻克一个个难题，女朋友跟他吵了无数次架。” 看向陈健添：“陈总从香港到北京来回飞，帮我们打通了多少关系。” 看向周生：“周生不仅帮我们牵线了Jive唱片、联系香港的演出场地，协助发行、林林总总。” 看向李宗盛和杨峻荣：“两位老师放下身段，跟一个孩子合作，承受了多少同行的质疑。” “还有在座的各位，以及没在场的团队成员。”我深吸一口气，“我们走到今天，不是因为我有多了不起，是因为有你们。是每个人的专业、坚持、信任，让这张复杂的蓝图从纸上走进现实。” 会议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还在嗡嗡作响。 “我知道，未来会更难。”我继续说，“《Genesis》和《华夏》同时发行，是对我们内容能力的考验。好听音乐网要面对巨头的竞争，是对我们平台能力的考验。芯片投资可能十年不见回报，是对我们战略定力的考验。但我不怕，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面对。”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我站起身，举起茶杯：“今天以茶代酒。敬各位，也敬我们自己。敬这个复杂的、混乱的、但充满可能性的时代。敬我们在做的，难而正确的事。” 所有人都站起来，举起茶杯。 “敬浩彣。”李宗盛说。 “敬共荣。”杨峻荣说。 “敬音乐。”陈健添说。 “敬星海。”高军说。 “敬未来。”周生说。 …… 茶杯相碰，发出清脆的声响。茶水溅出来，在会议桌上留下深色的印记。 那一刻，我知道，蓝图不再是蓝图。 它已经开始呼吸，开始生长，开始成为现实。 会议结束，人们陆续离开。我留在会议室里，看着窗外黄浦江的夜景慢慢亮起。对岸陆家嘴的摩天大楼点亮灯火，像一座未来之城从水中升起。 高军最后一个走，他站在门口：“浩彣，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四年前你没来找我，我现在在做什么。可能随便找个工作，可能继续创业，可能已经破产了。” “后悔吗？”我问。 “不后悔。”他摇头，“虽然累，虽然难，虽然差点把家都搭进去。但值得。因为我在参与创造一些东西，一些会留下来的东西。” 他顿了顿：“就像你说的，难而正确的事。” 高军离开了。我独自站在窗前，看着这座城市的灯火如星河般铺开。 然后我打开邮箱，查看今天的最后一封邮件。是张汝京发来的，只有一张照片：工地上的临时办公室里，几个工程师围着一张巨大的设计图纸，桌上摆着盒饭。照片角落，一台老式风扇在摇头。 标题是：“等你来看。” 我回复：“6月18日，不见不散。” 关掉电脑，我走出会议室。酒店走廊铺着厚厚的地毯，脚步声被完全吸收。电梯下行时，失重感让胃部轻微收缩。 大堂里，钢琴师在弹奏《月亮代表我的心》。旋律轻柔，像水一样流淌。几个外国游客在办理入住，行李箱的轮子在地面发出辘辘声。 我走出酒店，六月的夜风带着黄浦江的潮气扑面而来。街道上车流如织，霓虹闪烁，这座城市在夜晚展现出与白天完全不同的活力。 站在路边等车时，我抬头看天。上海的天空很难看见星星，被太多的灯光遮蔽了。但我知道，星星就在那里，在光污染之上，在人类制造的喧嚣之上，安静地闪烁。 就像我们做的这些事。现在可能还不被人理解，可能还显得渺小，但它们在生长，在连接，在发出自己的光。 明天一早飞回北京，录《华夏》专辑的最后一段和声，后天接受央视采访……过几天还得再回上海参加芯片厂奠基仪式。 日程排得很满，路还很长。 但我不急。 因为蓝图已经清晰，舰队已经启航。 五艘船——星海北京、共荣音乐、Aurora Music、好听音乐网、半导体基金——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但都由同一片星空导航。 而我要做的，就是确保每艘船都不迷航，都能抵达属于自己的彼岸。 车窗外，上海的夜景飞速后退。 在这个千禧年的夏天，在这个国家腾飞的前夜，我们这些普通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历史的书写。 虽然微小，但坚定。 虽然缓慢，但持续。 这就够了。 喜欢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请大家收藏：()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17章 数字实体 中期报告 2000年6月7日，周三，下午三点。 会议室的白板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蓝色、红色、黑色的马克笔迹交错重叠，像是某种现代艺术的抽象画。 我站在白板前，手里捏着三支不同颜色的马克笔，看着坐在会议桌两侧的十二个人。 高军、赵振、王工、张颖、李薇，还有各个业务线的负责人。每个人面前都摊开着一份二十页的报告，封面上印着醒目的标题：《星海系2000年上半年业务数据报告（截至6月1日）》。 “开始吧。”我说，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 王工搓了搓手，站起来时差点带倒椅子。 他走到投影仪前，插U盘的手有点抖——不是紧张，是连续熬夜后的生理性颤抖。 他清了清嗓子，按下遥控器，幕布上出现的第一张图表，让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那是一张用户增长曲线图。蓝色的线从2000年1月1日开始，几乎是贴着横坐标轴爬行，然后在2月份开始缓慢上升，3月份加速，4月份近乎垂直地拉起。到6月1日那天，线的顶端标着一个数字：502,487。 “好听音乐网，截至2000年6月1日零点，注册用户突破五十万。”王工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其中，实名认证用户十八万七千，上传过原创作品的用户两万一千，付费用户——注意，我们五月底刚刚开通包月会员服务——已经有五千三百人。” 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惊叹声。 五十万注册用户，在2000年的中国互联网，这已经是个值得登上行业媒体的数字。 要知道，新浪网的日均访问量也不过百万级别，而我们是垂直的音乐平台。 “日活跃用户数据。”王工切换下一张图表，“五月最后一周的日均活跃用户数是147,642人。峰值出现在5月31日晚上九点，同时在线用户数达到82,115人。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大型演唱会的观众数量，每天都在我们的平台上发生。” 他顿了顿，推了推眼镜：“技术层面，我们目前的服务器集群包括十二台Web服务器、八台数据库服务器、六台文件存储服务器，全部托管在北京电信机房。带宽从年初的100M独享扩容到现在的500M独享，但根据监控数据，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的黄金时段，带宽利用率仍然会冲到85%以上。” 我点点头，在白板上的“好听音乐网”旁边写下几个关键词：50万注册、14.7万日活、500M带宽。蓝色马克笔的墨水在白板上晕开，像一朵小小的云。 “用户行为数据。”王工继续汇报，“平均每个用户每天在平台停留时间是47分钟。最受欢迎的歌曲类别前三名是：流行情歌（占比38%）、摇滚乐（22%）、民谣（15%）。但有一个趋势值得注意——‘中国风’类别的歌曲，从三月份占比不足3%，增长到现在的9%，而且还在上升。” 他调出一张歌曲播放排行榜：“五月播放量前十的歌曲中，有三首是原创音乐人上传的作品。第一名是陈默的《芯片之歌》，播放量126,874次。第二名是一个叫‘西城故事’的校园乐队翻唱的《同桌的你》，播放量98,521次。第三名……” 王工停了一下，看向我：“是《俑》的30秒试听版，虽然还没正式发行，但偷偷放出的片段已经播放了74,329次。评论区有四百多条留言，大部分在问什么时候出完整版。” 会议室里响起轻笑声。我面无表情，但心里某个地方轻轻动了一下。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即使只是一段30秒的片段，即使还没有任何宣传，它依然能找到那些需要它的人。 “原创音乐人扶持计划。”王工切换下一组数据，“从四月份正式启动到现在，我们收到了2,187份申请。经过三轮评审，目前签约了37组音乐人/乐队。其中大学生占比68%，社会人士32%。地域分布上，北京最多，上海其次，然后是广州、成都、西安。” 他放出一张地图，上面用红点标注了签约音乐人的位置：“我们已经为其中15组完成了首次录音，作品陆续上线。这些作品的累计播放量已经突破50万次，评论数超过8千条。更重要的是——有7个音乐人接到了线下演出的邀约，有3个收到了小型唱片公司的合作意向。” 高军举手：“这些签约音乐人，我们投入了多少？” “每人平均五千元。”王工说，“包括录音补贴、设备支持、宣传推广。三十七组，总投入十八万五千元。但从他们作品带来的流量、平台黏性、品牌价值来看，这个投入是值得的。” 我记下数字。十八万五，换来五十万播放量、八千条评论，更重要的是，换来一个正在生长的原创生态。这是典型的长期投资，短期内看不到回报，但未来可能长出参天大树。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接下来是广告收入。”王工调出财务图表，“五月份，好听音乐网实现广告收入4.7万元。主要来自联想电脑一家，试水投放的首页横幅广告。扣除带宽、服务器、人力成本后，毛利率是负的。但我们预计六月份《Genesis》和《华夏》发行后，会带来新一轮的用户增长，届时广告价格可以上浮30%。” 我摆摆手：“广告不要接太多。用户体验第一。首页广告位控制在三个以内，播放器广告每半小时不超过一次。宁可慢点赚钱，也不能让用户觉得烦。” “明白。”王工记下。 “下一个板块。”我说，“网吧系统。” 王工切换PPT，出现一张中国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红点。从东北的哈尔滨到西南的昆明，从沿海的上海到内陆的西安，红点像燎原的星火，散布在三十七个城市。 “好网吧管理系统，截至6月1日。”王工的声音变得沉稳有力，“全国范围内，加盟网吧数量达到8,522家。其中，华东地区（江浙沪）最多，2,387家；华北地区（京津冀）1,856家；华南地区（广东福建）1,742家；华中、西南、东北、西北等地区合计2,537家。” 他放大武汉区域的特写：“以武汉为例，三个月前我们还只有三家试点店，现在有146家加盟网吧。武汉网吧联盟的成员达到42家，刘大虎的地盘从年初的三十多家店，萎缩到现在的11家。” 赵振补充道：“武汉公安局上周给我们发了感谢信，说网吧规范化管理后，相关治安案件下降了40%。税务局也通过联盟的举报，追缴了刘大虎手下几家黑网吧的偷漏税款，合计87万元。” 会议室里响起掌声。这不是商业上的成功，这是社会价值的体现——用技术手段，让一个混乱的行业变得规范，让灰色地带暴露在阳光下。 “自营旗舰店数据。”王工继续，“目前我们在全国有20家自营的‘星海网苑’旗舰店。北京4家、上海3家、广州3家、武汉2家，其他省会城市各1家。每家店平均规模80-120台电脑，日均客流量300-500人次。” 他调出经营报表：“自营店五月总营收286万元，净利润71.5万元，净利润率25%。这个数字比普通的加盟网吧高10个百分点，因为我们控制了装修、设备、管理的全流程。更重要的是——这20家店是我们的‘样板间’，让加盟商看得见、摸得着我们的标准。” 我在白板上写下：加盟8,522家，自营20家，净利71.5万。红色的数字在白板上格外醒目。 “技术迭代情况。”王工说，“网吧管理系统从年初的V1.0升级到现在的V3.2。新增功能包括：智能监控报警、数据云端备份、会员跨店通用、游戏自动更新。用户反馈最受欢迎的功能是‘个人数据保险箱’——用户可以把游戏存档、作业文档、设计稿存在云端，在任何一家加盟店都能读取。” 他顿了顿：“这个功能带来的直接效果是用户黏性大幅提升。根据抽样调查，使用保险箱功能的用户，月均消费金额比普通用户高42%，月均到店次数高57%。” 我点点头。这就是产品思维——不是简单地卖软件，而是构建生态系统。让用户离不开你，不是因为你强制，而是因为你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价值。 “接下来，”我转向张颖，“财务总览。” 张颖站起来，她今天穿了身深灰色的职业套装，头发在脑后挽成严谨的发髻。她走到白板前，没有用投影仪，而是直接用黑色马克笔写下几行数字。笔尖划过白板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清晰得让人紧张。 “截至2000年6月1日，星海文化传媒（母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她的声音平稳、专业，没有任何情绪起伏，“总资产：3.21亿元。其中现金及等价物3,860万元，固定资产（设备、房产等）3,140万元，无形资产（版权、专利等）评估价值4,220万元，长期投资（半导体基金）2,4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98亿元），其他资产1,080万元。” 黑色数字在白板上排列整齐，每个数字后面跟着四个零。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只有空调的嗡嗡声和笔尖摩擦白板的沙沙声。 “负债情况。”张颖继续写，“总负债1,850万元。其中银行短期借款800万元，应付账款（设备采购、版权费等）650万元，预收账款（广告费、会员费等）400万元。” 她顿了顿：“净资产3.106亿元。资产负债率5.96%，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高军深吸了一口气。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四年前，我们注册公司时，注册资本只有五百万，还是东拼西凑的。四年后，净资产超3亿，负债率控制在健康水平。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是一个商业体从婴儿到少年的完整成长。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收入结构。”张颖切换图表，“今年1-5月，集团总收入4,280万元。分业务线看：音乐制作与艺人经纪收入1,620万元（占比37.9%），网吧系统服务费收入1,850万元（占比43.2%），好听音乐网广告收入24万元（占比0.6%），其他收入（版权授权、活动承办等）786万元（占比18.3%）。” 她用激光笔指着饼图：“目前最大的收入来源是网吧系统，但增速最快的是音乐业务。预计六月份双专辑发行后，音乐业务收入占比会大幅提升。” “利润情况。”张颖翻到下一页，“1-5月，集团净利润1,170万元，净利润率27.3%。分季度看：一季度净利润380万元，二季度（4-5月）净利润790万元，环比增长108%。” 她抬起头：“这个增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网吧系统加盟费的集中确认，二是《Baby》等歌曲的国际版税开始回流。预计三季度在双专辑发行的推动下，利润还会创新高。” 我在白板上记下关键数字：总资产3.21亿，净利1,170万，增长108%。蓝色的笔迹和黑色的交错，构成一幅复杂的财务图景。 “现金流。”张颖最后说，“截至6月1日，集团账面现金3,860万元。其中1,600万元是预留的运营资金，800万元是《华夏》专辑的制作和宣传预算，600万元是半导体基金的二期预备款，剩余860万元为自由现金流。” 她合上文件夹：“总体评价：现金流健康，资产结构合理，增长势头强劲。唯一的风险点是——业务线太多，管理复杂度高，对核心团队的挑战很大。” 我点点头。张颖说到了关键点。漂亮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加班的夜晚，是一个个攻克的技术难题，是一次次艰难的谈判，是团队成员牺牲个人时间换来的。 “接下来，”我看向赵振，“法律与投资板块。” 赵振站起来，他没有准备PPT，只是翻开笔记本，用他一贯的、条理清晰的方式汇报。 “首先是IFPI诉讼的进展。”他说，“经过五轮谈判，我们与IFPI达成和解协议。核心条款：我们一次性支付120万美元赔偿金，分三期付清；我们承诺建立更完善的版权过滤系统；IFPI撤回全球范围内的诉讼，并协助我们与其他唱片公司谈判。” 他顿了顿：“这个结果比预期好。最初对方要价300万美元，且不撤诉。我们能谈到这个程度，主要得益于三方面：一是我们与滚石、华纳达成了正版合作，有了谈判筹码；二是我们主动推出原创扶持计划，展现了建设性态度；三是……”他看向我，“田总在发布会上‘开放后台数据’的提议，震撼了整个行业，赢得了舆论支持。” 我摆摆手：“是团队的努力。继续说。” “半导体投资基金。”赵振翻到下一页，“首期投资2,400万美元已全部到位，占中芯国际首期基金的6%，对应项目公司2%股权。法律文件全部完成，包括投资协议、股东协议、知识产权归属协议、退出机制约定等，共1,243页，中英双语。” 他推了推眼镜：“我带队审了四遍。核心条款都对我们有利：知识产权归项目公司，我们有权查阅技术进展，重大决策有一票否决权。最重要的是——我们锁定了下一轮融资的优先认购权。” “张博士那边有什么反馈？”我问。 “他很满意。”赵振说，“他说我们是他见过的最专业、最高效的投资方。没有干涉技术，但提供了关键的商业和法律支持。他还说……”赵振笑了笑，“6月18日的奠基仪式，你一定要去，他要和你喝一杯。” 会议室里气氛轻松起来。大家都知道，芯片投资是个十年周期的长跑，短期内看不到回报，但它的战略意义，超越了所有财务数字。 “最后是人才数据。”我说，“王工，你来。” 王工重新站起来：“截至6月1日，星海系（包括所有关联实体）全职员工总数247人。其中北京总部132人，上海办公室38人，武汉运营中心28人，其他地区（广州、成都、西安等）49人。” 他调出组织结构图：“员工构成：技术研发87人（占比35.2%），内容制作46人（18.6%），运营市场62人（25.1%），行政管理32人（13%），其他20人（8.1%）。” “学历分布：硕士及以上38人，本科156人，大专53人。平均年龄26.8岁，最年轻的员工19岁，最年长的48岁。” “薪酬福利。”王工继续，“人均月薪4,200元，是北京市平均工资的1.8倍。我们为所有员工缴纳五险一金，提供年度体检、带薪年假、项目奖金。此外，员工期权池目前还有12.3%的份额，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第二批授予。”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我记下这些数字：247人，平均年龄26.8岁，人均月薪4,200元。这是一个年轻的、有活力的、薪酬有竞争力的团队。他们是所有业务数字背后的真实的人，是星海这艘船上的水手。 汇报结束。会议室里一片安静。所有人都看着白板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那些蓝色、红色、黑色的字迹，那些带着四个零的庞大数字。 阳光已经西斜，从百叶窗的缝隙里切进来的光柱，从桌面慢慢移到墙上。灰尘在光柱中飞舞，缓慢，安静，像时间的颗粒。 “四年前，”我开口，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我们坐在这里——哦不，那时候还没有这里，我们挤在二十平的办公室里——讨论的是如何签下第一个艺人，如何做出第一个产品，如何活过下一个月。” 我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街道上熙攘的车流人流：“四年后，我们坐在这里，讨论的是五十万用户、八千家网吧、过亿资产、两岸三地的音乐版图、国际芯片投资。” 我转过身，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这些数字很漂亮。但我们不能迷失在数字里。要记住，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真实的人——五十万用户，是五十万个需要音乐陪伴的灵魂。八千家网吧，是八千个家庭的生计。过亿资产，是团队247个人日夜奋斗的结果。” 我走回白板前，拿起板擦，但没有擦，只是握在手里：“今天的汇报不是庆功会，是中期检查。我们要看清楚自己走到了哪里，更要看清楚前面的路还有多长。” “《Genesis》和《华夏》即将发行，这是对我们内容能力的终极考验。好听音乐网要面对巨头入场，这是对我们平台生存能力的考验。芯片投资要经历漫长的研发周期，这是对我们战略定力的考验。网吧系统要从工具升级为生态，这是对我们产品进化能力的考验。” 我放下板擦：“而所有这些考验，都指向同一个核心——我们这群人，能不能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保持初心，保持质量，保持对用户、对行业、对这个时代的责任感。” 会议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的嗡嗡声。 高军第一个站起来：“浩彣，我代表运营团队表个态。数字再漂亮，我们也不会飘。该加班加班，该攻坚攻坚。四年都走过来了，后面的路，我们接着走。” 赵振推了推眼镜：“法律和风控团队会为所有业务保驾护航。该谨慎的时候谨慎，该大胆的时候大胆。” 王工笑了：“技术团队没什么好说的，就一句话——保证系统不宕机，功能按时上线。” 张颖点点头：“财务团队会盯紧每一分钱，让钱花在刀刃上。” 李薇也站起来：“市场团队已经准备好了，从六月开始，让所有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看着他们，这些跟着我从零走到今天的人。他们的脸上有疲惫，有黑眼圈，有长期加班的痕迹，但眼睛里有一种光——那是相信自己在做正确事情的人，才会有的光。 “好。”我说，“那我们就继续走。带着这些数字，但不被数字绑架。记住为什么出发，但不怕走得更远。” 我看了眼手表，下午五点。窗外的阳光变成温暖的橙色，整座城市笼罩在黄昏的光晕里。 “散会。”我说，“回去继续工作。路还长。” 人们陆续离开会议室。我独自留下，站在白板前，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蓝色的是用户，红色的是收入，黑色的是资产。它们交错重叠，构成一个复杂而美丽的图景。 这是我重生七年的成绩单。从1993年夏天的那个九岁孩子，到2000年这个十六岁的少年企业家。从一首《稻香》的旋律，到横跨音乐、科技、投资的商业版图。 但我知道，这还不是终点。 这只是中途的一个驿站。休息片刻，补充粮草，然后要继续上路。 前面的路，有高考的考场，有专辑发行的市场检验，有芯片厂的漫长建设，有数字音乐的时代变革。 而我，已经准备好了。 用这些数字做弹药，用这支团队做后盾，用这七年的积累做底气。 去迎接所有的挑战，去创造更多的数字，去书写更长的故事。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我关掉会议室的灯，白板上的数字在暮色中依然清晰可见。 它们会留在那里，成为这个下午的见证。 而我要做的，是创造下一个下午，更漂亮的数字。 走出会议室时，手机震动。是母亲发来的短信：“浩彣，家里都好。专心工作，但也注意休息。我托招待所的阿姨，给你买的西瓜放在冰箱里，记得吃。” 我打字回复：“知道了妈。你们也注意身体。” 发送。 然后我走回办公室，打开电脑，开始处理今天的最后一封邮件。 数字是过去的总结。 而未来，需要用行动去书写。 在这个千禧年的夏天，在这个一切都可能发生的时代。 我们，正在路上。 喜欢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请大家收藏：()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18章 星声计划 线上线下 2000年6月10日，周六下午两点。 北京西郊，798艺术区的一栋旧厂房改造的建筑里，空气里弥漫着灰尘、油漆和汗水的混合气味。 高挑的工业风空间被临时划分成三个区域：左侧是摆满乐器和设备的排练区，中间是围着二十几张折叠椅的交流区，右侧的长桌上堆着矿泉水、盒饭和一堆打印出来的乐谱。 厂房角落里堆着真正的工业遗存——生锈的齿轮、废弃的机床、漆皮剥落的天车轨道。 阳光从高处的气窗斜射进来，在水泥地上切出锐利的光斑。灰尘在光柱中飞舞，缓慢，厚重，像时间的碎屑。 这里是“星声计划”第一期训练营的现场。 从全国两千多份申请中筛选出的三十七个年轻人，将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接受李宗盛、林浩、阿Ben等业内资深人士的指导，最终选出十个人，获得星海文化完整的签约和扶持。 我站在二楼的钢架走廊上，扶着生锈的栏杆往下看。下面的年轻人大多十八到二十五岁，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破洞牛仔裤和摇滚T恤，有干净的白衬衫和黑裤子，甚至有个女孩穿着改良的汉服，长发用木簪绾起。他们或站或坐，有人在调吉他弦，有人在背歌词，有人在角落里安静地翻看资料，有人在紧张地搓手。 王工站在我身边，手里拿着一个改装过的便携设备——用淘汰的笔记本电脑主板，自己焊了个触摸屏，外面套了个塑料壳子。他管这叫“移动终端”，虽然又厚又重，但确实能现场记录数据。“三十七个人，来自十六个省。大学生二十三个，已经工作的十四个。风格分布：民谣九个，摇滚七个，流行八个，电子四个，实验音乐三个，还有六个……不好分类。” “不好分类的最好。”我说，“分类意味着重复，不好分类意味着新的可能性。” 楼下，李宗盛走进来。他今天穿了件简单的灰色T恤，牛仔裤，运动鞋，脖子上挂着一副老花镜。没有开场白，没有自我介绍，他直接走到交流区中央，拉过一把椅子坐下。 “都过来坐。”他的声音不大，但有种自然的威严。 年轻人围拢过来，椅子不够，有人就坐在地上，有人靠在墙边。所有人都看着他，眼神里有崇拜，有紧张，有期待。 李宗盛从随身带的帆布包里拿出一把木吉他，调了调弦，然后抬起头，扫视一圈：“你们都是写歌的人，对吧？” 有人点头，有人小声说是。 “那好。”他低下头，手指在琴弦上随意拨了几个音符，“我现在弹一段旋律，你们听，听完告诉我，这段旋律在表达什么。” 他弹了。很简单的一段旋律，八个音符，重复三遍。没有歌词，没有复杂的编曲，就是最单纯的吉他声。 弹完，他抬头：“谁先说？” 沉默。长达三十秒的沉默。年轻人面面相觑，没人敢第一个开口。 终于，那个穿汉服的女孩举手了，声音很轻：“我觉得……是离别。最后一个音符往下落，像挥手告别。” 李宗盛点点头，没评价，看向其他人。 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说：“是等待。旋律在重复，像在等一个不会来的人。” “是早晨。”一个短发女孩说，“阳光刚照进窗户的感觉。” “是迷路。”一个皮肤黝黑、像是常年在外奔波的男孩说，“在原地打转，找不到方向。” 七个人发言，七个不同的答案。李宗盛听完，放下吉他，摘下眼镜擦了擦。 “都错了。”他说。 所有人都愣住了。 “但也都没错。”他重新戴上眼镜，“因为音乐是什么？音乐是镜子。你心里有什么，就听到什么。我说这段旋律在表达什么？它什么都不表达，它就是八个音符的组合。是你们，把自己的经历、情绪、想象投射进去，赋予了它意义。” 他站起身，走到这群年轻人中间：“所以写歌的第一课——不要想着‘我要表达什么’，先问自己‘我感受到了什么’。真实比深刻更重要，真诚比技巧更打动人。” 他拍拍那个说“离别”的女孩的肩膀：“你最近在经历离别吗？” 女孩眼睛红了，点点头：“奶奶上个月去世了。” “那就写离别。写你握着奶奶的手的感觉，写葬礼上雨落在伞上的声音，写你再也吃不到她做的红烧肉的那个瞬间。”李宗盛说，“不要写‘悲伤逆流成河’那种空话，写具体的、细小的、只有你知道的东西。” 他又走到说“迷路”的男孩面前：“你迷路过？” “嗯。”男孩声音低沉，“我从新疆来北京，坐了三天火车。出站时看着那么多人，那么多高楼，不知道往哪走。” “那就写迷路。写火车站厕所的味道，写买地图时被多要了两块钱，写在地铁站里坐错了方向，写你在天桥上看着车流，突然想家的那个瞬间。” 李宗盛环视所有人：“你们可能会想，这些小事值得写吗？值得。因为所有伟大的作品，都建立在小事的真实上。你写清楚了你的迷路，那些也在迷路的人就会听懂。你写清楚了你的离别，那些也在离别的人就会共鸣。”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他走回中央，重新拿起吉他：“好了，接下来两个小时，你们就在这儿写。写一段旋律，写几句歌词，写什么都行。唯一的要求——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你的。两个小时后，我来听。” 他说完就离开了，留下三十七个年轻人面面相觑。 几秒钟后，有人开始拿起笔，有人在吉他上试音，有人闭上眼睛思考。空气里渐渐充满各种声音——铅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吉他弦被反复拨弄的试探声，有人低声哼唱，有人站起来踱步。 我走下楼梯，王工跟在我身后。我们沿着墙边慢慢走，观察每个人。 那个穿汉服的女孩坐在角落，从随身带的布袋里拿出一支毛笔和一卷宣纸。她不是在写，是在画——用毛笔勾勒线条，在旁边用小字标注。我走近看，她在画一幅水墨山水，山脚下有个小人，旁边写着：“奶奶说，山那边还是山。现在她去了山那边，我在这边等她。” “你在做什么？”我问。 女孩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说：“我不太会写歌词，但会画画。我想把感觉画出来，再根据画来写歌。” “很好的方法。”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苏浅。苏州的苏，深浅的浅。” “继续画吧。” 我们继续往前走。那个新疆来的男孩坐在地上，背靠着墙，眼睛闭着，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打节拍。他没有写，也没有唱，就是在那里坐着，像一尊雕塑。 “他在干什么？”王工小声问。 “在听。”我说，“听心里的声音。” 两小时很快过去。李宗盛回来了，还带来了林浩和阿Ben，原点音乐的制作人，曾经指导过“星海创作营”。 “开始吧。”李宗盛说，“谁先来？” 又是沉默。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沉默里有东西在酝酿。 那个新疆男孩第一个站起来。他没拿乐器，就站在那里，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唱。不是普通话，是维吾尔语，嗓音粗粝，像戈壁滩上的风。旋律简单得近乎原始，就是几个音高的重复，但里面有某种东西——是乡愁，是孤独，是在陌生城市里寻找归属的挣扎。 他唱完了，现场安静了几秒，然后爆发出掌声。不是礼貌的掌声，是真诚的、被触动的掌声。 李宗盛点点头：“歌名？” “《巴扎上的石榴》。”男孩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我家门口巴扎上，有个卖石榴的老人。我每次离家，他都送我一颗石榴，说石榴多子，去了外面也不会孤单。” “很好。”李宗盛说，“保持这个方向。不要翻译成普通话唱，就用维语唱。我们可以配字幕，但声音里的东西，翻译了就没了。” 接下来是苏浅。她抱着古筝——不是常见的二十一弦古筝，而是一种更小、更古老的十三弦筝。她坐下，调整了一下呼吸，然后开始弹。 旋律很特别。不是传统的古筝曲目，也不是流行歌曲的改编，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 古筝的清脆里加入了现代的和声进行，传统的轮指技巧用来表达当代的情绪。 弹到一半，她开始唱，歌词是半文半白： “宣纸泛黄处，墨迹未干时 谁在画里等我，一等千年 而今我展卷，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见你如初见……” 唱完，她抬起头，眼睛里有泪光。 林浩第一个开口：“你这古筝……调过音？” “嗯。”苏浅点头，“我把第三、第六、第八弦降了半音，为了适配现代和声。” “谁教你的？” “自己琢磨的。”她说，“我在音乐学院学民乐，但总觉得古筝只能弹古曲太可惜。我想让它说话，说我们现在的话。” 阿Ben激动地站起来：“这个想法很好！传统乐器现代化，不是加个电声效果那么简单，是要从调式、演奏法、表达方式上彻底重构。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深入合作！”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有东西在生长。这就是“星声计划”的意义——不是简单地选拔歌手，是发现那些在边缘探索的人，给他们土壤，让他们生长。 接下来三个小时，三十七个人陆续展示了自己的作品。有摇滚乐队带来充满愤怒的社会批判，有电子音乐人用笔记本电脑做出迷幻的音景，有民谣歌手唱着小镇青年的迷茫，还有一个男孩，用口技模仿各种城市声音——地铁报站、工地打桩、菜市场叫卖，然后把这些采样编成一首关于都市生活的歌。 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 展示结束，李宗盛、林浩、阿Ben三个人开始讨论。王工把录下来的音频和视频资料上传到后台系统，我在那个改装设备上调出每个人的详细资料——申请时的作品，面试时的表现，现在的展示，还有他们填写的一份长达二十页的问卷，问的都是关于创作理念、音乐影响、人生经历的问题。 “这个新疆男孩，阿迪力。”李宗盛指着资料，“声音里有土地，但技巧太粗糙。需要系统的声乐训练，但要注意——不能把他训练成学院派，要保留那种原始的力量。”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苏浅。”林浩说，“理念很新，但执行还不成熟。古筝和现代音乐的融合，需要更深入的技术探索。我建议给她配一个编曲导师，同时让她去采风，听各种民间音乐，找到那个连接点。” “这个玩电子的，李天明。”阿Ben指着另一个学员，“技术很牛，但太炫技了。音乐里没有人，只有机器。需要让他学会把情感装进代码里。” 讨论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窗外的天色暗下来，厂房里亮起昏黄的灯光。年轻人被安排去吃饭休息，我们几个继续工作。 “最终选十个。”我说，“但我们不是淘汰剩下的二十七个，是给他们分级。十个A级，全额签约，全方位扶持。十个B级，部分签约，提供创作支持和发行渠道。十七个C级，不签约，但纳入‘星声计划’人才库，定期交流，未来有机会可以升级。” 高军这时候也来了，听完汇报后说：“预算呢？十个A级，每人平均投入二十万，就是两百万。加上B级C级的维护费用，一年至少三百万。这还不算场地、导师、宣传的成本。” “从半导体基金二期预留款里挪。”我说，“Aurora Music那边，等《Genesis》的首批版税到了，再还回去。好听音乐网下半年的广告收入也预留一部分。” “但这违背了我们分账独立的规则。”高军皱眉。 “这是战略投资。”我很坚定，“内容生态是星海的根本。现在投入三百万，五年后可能长出价值三千万、三个亿的内容资产。这笔账要算长远。” 高军叹了口气，但还是点头：“行，我去安排。” 晚上九点，我们把年轻人重新召集起来。厂房里只开了几盏射灯，光线集中在中央，周围是深深的黑暗。三十七个年轻人坐在光圈里，像舞台上的演员。 李宗盛站起来，手里拿着名单。 “我先说结果。”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厂房里回荡，“但我们今天不叫它‘结果’，叫‘起点’。因为无论名单上有没有你的名字，今天都是你们音乐生涯的一个新起点。” 他念出十个A级学员的名字。阿迪力、苏浅、李天明……每念到一个名字，就有人站起来，有人欢呼，有人拥抱。被念到的人，有的激动得流泪，有的不敢相信地捂住嘴。 十个B级，十七个C级。没有被念到A级的人，脸上有明显的失落，但听到自己还在计划里，眼神又亮起来。 “接下来三个月。”李宗盛说，“A级学员会留在北京，进入‘星声创作营’。我们会为每个人配备制作人导师，提供录音、编曲、声乐的全方位训练。你们要完成至少三首作品的完整制作，并参与小型演出。” “B级学员，我们会为你们提供线上指导，并邀请你们参加季度工作坊。你们需要定期提交作品，我们会给予反馈，并在好听音乐网提供推广资源。” “C级学员，你们进入人才库。每季度会收到我们的行业资讯、创作提示，并可以随时提交新作品。如果作品有突破，可以升级到B级甚至A级。” 他顿了顿：“但最重要的不是这个分级。最重要的是——从今天起，你们有了同伴。你们可以互相听歌，互相批评，互相激发。音乐是孤独的创作，但不是孤独的事业。你们要成为彼此的回声。” 宣布结束，但没有散场。年轻人自发地围坐在一起，开始交流。阿迪力拿出带来的馕和葡萄干分给大家，苏浅教几个女孩弹古筝的基本指法，李天明展示他最新的音乐软件，那个玩口技的男孩表演了一段即兴的“798之声”——把今天听到的所有声音编成了一首曲子。 我站在阴影里，看着这一幕。这些年轻人，来自天南地北，风格各异，但现在他们坐在一起，眼睛里有一种共同的光——那是被看见、被认可、被期待的光。 王工走到我身边，低声说：“田总，陈默来了。” 我愣了一下：“陈默？大连理工那个？他怎么来了？不是说他今天有考试吗？” “他考完试坐最后一班火车赶来的。”王工说，“硬座，一夜没睡。他说想见见这些同龄的创作者，哪怕只是看看。” 我看向门口。陈默站在那儿，背着双肩包，穿着简单的白T恤牛仔裤，脸上有长途奔波的疲惫，但眼睛很亮。他看见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走过来。 “田总。”他有点拘谨，“抱歉不请自来。我就是……想来看看。” “来得正好。”我说，“正好让你看看，你的《芯片之歌》激励了多少人。” 我把他带到人群里，拍手让大家安静：“各位，介绍一位特别来宾——陈默，大连理工大学的学生，也是好听音乐网上《芯片之歌》的作者。” 所有人都看向陈默。他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站直了身体。 “陈默，”我说，“你跟大家说说，《芯片之歌》是怎么写出来的。”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陈默深吸一口气：“其实……就是一次作业。我们半导体物理课，老师让用任何形式表达对芯片的理解。我就想，为什么不能写歌呢？芯片那么小，却承载着整个信息时代，这本身就是一首诗。” 他顿了顿：“我写的时候，脑子里想的不是技术参数，是那些在实验室里熬夜的工程师，是那些想造出中国芯的前辈，是像张汝京博士那样，明知道难还要做的人。我觉得，芯片不光是硅和金属，是人的理想和坚持。” 苏浅举手：“你的歌词里有一句‘沙子里淘出硅的魂’，我很喜欢。你是怎么想到的？” “因为硅是从沙子里提炼的。”陈默说，“最普通的沙子，经过千锤百炼，变成最精密的芯片。这就像我们普通人，经过学习和努力，也可以创造不普通的东西。” 阿迪力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说：“你的歌，我在新疆也听了。虽然我不懂芯片，但我懂那种感觉——想把家乡的声音，让更多人听到。” 李天明插话：“其实音乐和芯片很像。都是信息的载体，都是编码和解码的过程。只不过音乐编码的是情感，芯片编码的是数据。” 话题就这样打开了。从芯片聊到音乐，从技术聊到艺术，从个人创作聊到时代责任。这些年轻人，学的是不同专业，来自不同背景，但此刻他们找到了共通的语言。 我看着他们，心里某个地方被触动了。这就是我想要构建的生态——不是流水线生产歌手，而是培育一个创作者社区。让不同领域的人在这里碰撞，让音乐与科技对话，让传统与现代交融。 晚上十一点，人群才渐渐散去。陈默要赶最后一班地铁回学校，我让王工开车送他。 “田总，”临走前，陈默忽然转身，“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问吧。” “你做这些——音乐平台、现在这个训练营——最终想得到什么？” 我想了想，指着空荡荡的厂房：“我想得到很多个这样的夜晚。很多个年轻人坐在一起，讨论创作，讨论未来，眼睛里发光的夜晚。我想得到十年后，这些人里有人成为重要的音乐人，有人成为优秀的工程师，有人成为改变某个小领域的人。而他们记得，在2000年的夏天，在一个旧厂房里，有人给了他们一个起点。” 陈默看着我，很久，然后重重点头：“我明白了。谢谢你，田总。” 他离开了。厂房里只剩下我和王工，还有几个在收拾设备的工作人员。灯光一盏盏熄灭，黑暗重新笼罩这个空间。 但我知道，有些光已经被点燃了。在三十七个年轻人心里，在陈默心里，在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心里。 那些光很小，但很坚定。它们会自己生长，自己传播，最终照亮更大的地方。 “王工，”我说，“把今天所有的录音、录像、文字记录，全部整理归档。这是‘星声计划’的元年，我们要留下完整的档案。十年后，二十年后，当有人研究这个时代的音乐生态时，这些资料会成为重要的历史。” “明白。”王工在改装设备上记下，“另外，李宗盛老师建议，我们可以把训练营的过程做成一个纪录片，以后可以在好听音乐网上播放。既是对外展示，也是对内的激励。” “好主意。”我说，“去做吧。预算另批。” 我们走出厂房。六月的北京夜晚，空气温热。 798艺术区的街道上还有零星的行人，画廊和咖啡馆的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在石板路上投下温暖的光晕。 我抬头看天。北京的夜空很难看到星星，但今晚有几颗特别亮的，顽强地穿透光污染，在深蓝色的天幕上闪烁。 就像那些年轻人。在这个巨大的时代里，他们可能微小如星尘，但只要发光，就会被看见。 “田总，”王工忽然说，“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温和。不像平时开会时那么锋利。” 我笑了：“因为今天面对的不是商业，是创造。商业需要锋利，创造需要温和。你要给种子阳光和雨露，而不是刀子和剪刀。” 我们走到停车场。上车前，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旧厂房。在夜色中，它只是一个沉默的黑色轮廓，但我知道，里面刚刚发生过一场重要的生长。 明天，这些年轻人会回到各自的生活。但有什么东西已经改变了。在他们的创作里，在他们的心里，在这个刚刚开始的“星声计划”里。 而我的任务，就是让这种生长持续下去。 让线上和线下连接，让技术和艺术对话，让传统和现代和解。 让每一颗有光的种子，都有土壤可以扎根。 这就是“星声计划”的全部意义。 车发动了，驶出798。街道两旁的霓虹灯在车窗上划过流动的光带。 我看着这座城市的夜晚，看着那些亮着灯的窗户。每一扇窗户后面，可能都有一个人在创作，在思考，在寻找表达的方式。 而我要做的，就是找到他们，连接他们，让他们彼此看见。 就像把散落的星星，连成星座。 让孤独的创作者，成为银河。 这条路很长，很难。 但今晚，在这个六月的夜晚，我看见了起点。 也看见了方向。 这就够了。 喜欢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请大家收藏：()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19章 中芯国际 奠基仪式 2000年6月18日，清晨七点。 我背着双肩包，走出虹桥机场。上海的空气和北京完全不同，湿润，黏稠，带着黄浦江的腥味和梧桐树叶被晨露打湿后的清香。 六月的上海已经进入梅雨季，空气里能拧出水来。我手里捏着那张硬纸板登机牌——在这个电子客票还未普及的年代，这张登机牌有种实实在在的触感。 张汝京的助理小陈在出站口等我，还是那副金丝眼镜，还是那口台湾腔的普通话：“田先生，张博士在张江等您。路上很快，您可以在车上休息。” 清晨的车流还不算密集，但已经能感觉到这座城市的脉搏。车子驶上高架，窗外是飞速后退的城市天际线。 1990年的浦东还只是农田和渔村，现在已是高楼林立的金融区。这个国家变化的速度，快得让人恍惚。 “田先生，您看起来有点累。”小陈从副驾驶转过头。 “昨晚没睡好。”我说。 其实是一夜没睡。凌晨三点还在看《Genesis》的全球发行数据报告，五点核对《华夏》专辑的最终曲目顺序，六点出发去机场。飞机上一个小时，闭着眼睛但没睡着，脑海里反复预演今天要面对的场景。 道路两边开始出现大片空地，塔吊林立，挖土机像钢铁巨兽蛰伏在晨雾中。这里是张江，上海规划的“高科技园区”，现在还是一片大工地。但我知道，十年后，二十年后，这里会成为中国芯片产业的心脏。 “到了。”小陈说。 车子停在一片空地边缘。空地中央搭起了一个简单的台子，铺着红地毯，背景板上写着“中芯国际一期工程奠基仪式”。台下已经站了几十个人——有穿着西装的管理层，有穿着工装的工程师，还有几个政府官员模样的人。 张汝京站在台边，正和几个人说话。他今天穿了件深蓝色的夹克，没打领带，看起来很随意，但腰板挺直，眼神锐利。看见我，他招招手。 我走过去。张汝京对身边的人说：“这位是田浩彣，我们最年轻的投资人，也是最特别的投资人——做音乐的，跑来投芯片。” 几个人都笑了，但笑容里有尊重。在这个圈子里，钱是最诚实的语言。我投的两千四百万美元，让我有资格站在这里。 “浩彣，来。”张汝京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待会儿仪式结束，有几个美国来的设备供应商代表想见你。他们听说我们的投资人里有个十六岁的音乐人，觉得很有意思。” “见我干什么？” “好奇。”张汝京笑了，“也可能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把钱投到这种十年不见回报的项目里。” “您怎么跟他们说的？” “我说，这个年轻人看得比我们都远。”张汝京拍拍我的肩，“这不是恭维，是实话。在这个年纪，有这个格局，不容易。” 仪式开始了。简单的流程，领导讲话，嘉宾致辞，然后是最重要的环节——奠基培土。 我和张汝京，还有另外几个投资人、政府代表，每人拿到一把系着红绸的铁锹。我们走到空地中央，那里已经挖好了一个浅坑，坑底放着一块奠基石，上面刻着“中芯国际一期工程奠基 2000年6月18日”。 “来，一起。”张汝京说。 我们同时铲起一锹土，抛向奠基石。泥土落在石头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一下，两下，三下。红绸在晨风中飘扬，摄像机的闪光灯此起彼伏。 这个画面会登上明天的报纸——《中芯国际在沪奠基，中国芯片产业迈出关键一步》。大多数读者只会匆匆扫过标题，不会知道这块奠基石下埋着什么，不会知道站在这里的这些人，心里在想什么。 但我记得。我记得张汝京在台北说“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时的眼神，记得他在上海那个小餐馆里说“我不甘心”时的语气，记得他发来的那些深夜还在看图纸的照片。 这一锹土，埋下的不止是一块石头。是一个理想，一个可能失败但必须尝试的理想。 培土结束，掌声响起。不算热烈，但足够真诚。在场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成功，这里将建起中国第一座能够与国际巨头竞争的芯片制造厂；如果失败，这几亿美元的投资，这些人的心血，都会埋在这片土里，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仪式结束，人群开始散去。张汝京拉着我走到空地边缘，那里停着一辆挖掘机。他拍拍冰冷的钢铁外壳：“下个月，这台机器就会开始挖地基。再下个月，钢筋水泥会运进来。年底前，厂房主体结构要起来。明年这个时候，第一台光刻机要安装调试。” 他的眼睛看着前方空无一物的土地，但眼神里有完整的蓝图。“浩彣，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 “什么？” “怕我们做得不够快。”他转过头看我，“芯片这个行业，迭代速度太快了。0.35微米，0.25微米，0.18微米，然后是0.13，90纳米，65纳米……每两年一次技术换代。我们起步已经晚了，如果再不跑快点，就永远追不上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但我们毕竟起步了。”我说。 “是啊。”他长长吐出一口气，“起步了。这就够了。” 我们沉默地站着，看着这片空地。晨雾渐渐散去，阳光穿透云层，洒在裸露的黄土上。远处传来其他工地的打桩声，咚，咚，咚，像巨大的心跳。 午饭后，张汝京带我看设计图。 他展开一张巨大的蓝图，铺在临时办公室的简易桌上。图纸上的线条密密麻麻，标注着各种符号和数字。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泛黄的图纸上，那些线条仿佛有了生命。 “浩彣你看，”他指着图纸中央的方块区域，“我们第一期主攻0.35微米制程。虽然比国际先进水平差了一代，但这是中国第一座能稳定量产0.35微米的厂。台积电现在做0.25，英特尔已经在研发0.18，但我们不能好高骛远，先把0.35做稳。” 他的手指沿着图纸移动：“这是洁净车间，净化等级要达到Class 1——每立方英尺空气中，直径大于0.1微米的尘埃粒子不能超过1颗。这是水处理系统，芯片制造要用超纯水，比蒸馏水还要纯十万倍。这是电力保障，不能有毫秒级的断电……” 我听着，脑海里浮现出前世参观芯片厂时的画面：穿着无尘服的工人在黄色灯光下操作机器，整个车间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只有机器运转的低频嗡鸣。 “最难的还不是技术，是人。”张汝京抬起头，“国内懂半导体制造的工程师太少，我得从台湾带团队过来，还得培养本地人才。你投的钱，有四分之一要用在人才培训上。” “值得。”我说，“人才才是最大的芯片。”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张博士，还有个问题想提醒。半导体行业的专利壁垒很高，我们起步晚，技术路线选择上…是不是要考虑专利规避？还有人才的竞业规避。” 张汝京转头看我，眼神里有惊讶：“你连这个都懂？” “略知一二。”我斟酌着措辞，“我查过资料，英特尔、德州仪器这些巨头，每年花几亿美元打专利官司。我们将来要做大，迟早要面对这个问题。” 他沉默片刻，点点头：“你说得对。我们现在的技术路线，尽量走公开文献的路径，避免直接侵犯核心专利。但说实话，完全避开不可能。半导体制造几百道工序，几千项专利，就像雷区。” “那怎么办？” “三个办法。”张汝京伸出三根手指，“第一，建立自己的专利库，哪怕数量少，也要有谈判筹码。第二，和高校、研究所合作，开发替代技术路线。第三…”他顿了顿，“做好心理准备，迟早要打官司。但这官司值得打，打赢了，路就宽了。” 我看着眼前这片空地，想象着几年后这里可能收到的律师函。但张汝京的表情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必然会发生的小事。 “那就打。”我说，“如果需要法律支持，我的团队可以帮忙。” “浩彣，”张汝京忽然问，“你做音乐，做互联网，都是风口行业，来钱快。为什么对芯片这种苦哈哈的事感兴趣？” 这个问题他问过，我也回答过。但今天，在这个奠基仪式后的早晨，我想给出一个更诚实的答案。 “张博士，”我说，“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你知道一些事，但你没法告诉别人？” 他看着我，眼神深邃。 “比如您知道芯片很重要，但很多人不理解，觉得那是国家的事，是科学家的事，跟自己没关系。”我继续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知道一些事，关于未来，关于这个国家会经历什么，关于我们这一代人要面对什么。但我不能说，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十六岁孩子的话。” 我顿了顿：“所以我只能用行动来说。我投芯片，不是因为它能赚钱——恰恰相反，它很可能赔钱。我投它，是因为我知道它必须存在。就像您说的，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既然我有这个能力，我就迈了。” 张汝京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浩彣，你是个老灵魂。” “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身体是十六岁，但你的眼睛，像看过很多事，走过很多路。”他摇摇头，“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了对的事。” 他看看表：“好了，美国来的客人应该到了。走，去见见。” 我们走向临时搭建的会议室。路上，张汝京忽然说：“对了，你那张英文专辑，已经发行了是吧？” “您怎么知道？” “我儿子在美国读书，他告诉我的。”张汝京笑了，“他说现在美国的年轻人都在讨论一个中国十六岁歌手出的英文专辑，很火。我听了《Uptown Funk》，很不错。节奏感很强，让人想跳舞。” 我很惊讶：“您会听这种歌？” “为什么不会？”他眨眨眼，“做芯片的人，也要有生活啊。再说了，音乐和芯片，本质上都是创造——一个创造美，一个创造功能。都需要想象力，都需要突破边界。”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我们走进会议室。里面坐着三个美国人，都是设备供应商的代表。看见我们进来，他们站起来握手。寒暄过后，一个叫麦克的中年男人直截了当地问：“田先生，我们很好奇，您这么年轻，事业这么成功，为什么会投资芯片？这不是您的领域。” 我用英语回答：“麦克先生，您会开车吗？” “当然。” “您知道发动机怎么造吗？” “不太清楚。” “但您知道车很重要，所以您买车，开车。”我说，“芯片也是一样。我不需要知道光刻机怎么造，但我知道芯片很重要——它是数字时代的心脏。既然我有这个能力，我就投资这个心脏的制造。” 另一个美国人问：“您不担心风险吗？芯片制造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失败率很高。” “我做的每件事风险都很高。”我说，“四年前我开音乐公司时，所有人都说我疯了。一年前我做网吧系统时，所有人都说会被地头蛇赶出去。半年前我做数字音乐平台时，所有人都说会被盗版压死。但我都做成了。” 我看着他们：“所以芯片为什么不行？因为更难？那就更值得做。” 三个美国人交换了一下眼神。麦克笑了：“田先生，您很有说服力。说实话，来之前我们还有点怀疑，现在没有了。您和张博士一样，都是那种……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敢去要的人。” 会谈很顺利。我们讨论了设备采购的时间表、技术培训的安排、售后服务的细节。张汝京全程主导，我偶尔补充。三个美国人看我的眼神，从一开始的好奇，逐渐变成尊重。 中午，我们在工地旁边的简易食堂吃饭。大锅菜，米饭管饱。张汝京、我、几个工程师，还有那三个美国人，挤在一张圆桌旁。 “在中国做项目，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麦克问。 “时间。”张汝京说，“在美国，一个项目从立项到动工，可能要经过无数轮听证会、环保评估、社区协商。在中国，只要政府支持，效率可以非常高。但反过来，如果某个环节卡住，可能就无限期拖延。” 他夹了一筷子青菜：“所以我们要快。趁着现在政策支持，趁着大家还有热情，把基础打牢。等楼盖起来了，机器装起来了，团队组建起来了，就算后面有风浪，也能扛过去。” 麦克点点头：“张博士，您为什么选择回中国？您在德州仪器已经是资深总监，在美国有很好的生活。” 张汝京放下筷子，想了想：“麦克，您有孩子吗？” “有两个。” “您希望他们将来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麦克愣住了。 “我希望我的孩子——广义的孩子，所有华人孩子——生活在一个不会被技术卡脖子的世界。”张汝京说，“芯片是信息时代的粮食。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自己生产粮食，就要看别人脸色吃饭。我不想我的后代看别人脸色。” 他说得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食堂里安静下来，只有电风扇嗡嗡转动的声音。 “我明白了。”麦克举起茶杯，“敬您。也敬田先生。你们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 下午，美国人离开后，我和张汝京又在工地转了一圈。他指着各个区域，告诉我哪里是洁净厂房，哪里是研发中心，哪里是员工宿舍。他的手指在空中划过，像指挥家在指挥一支看不见的交响乐团。 “浩彣，”他忽然说，“你今天晚上就要回北京？” “嗯，”我说，“公司还有很多事情没处理完。” “高考快到了吧？” “还有十九天。” 他停下脚步，认真地看着我：“你真的要去考？” “真的。” “为什么？”他不解，“以你现在的成就，清华北大都会抢着要你，何必去受那个罪？” 这个问题好几个人问过。我想了想，给出一个不同的答案。 “张博士，您知道选择的意义吗？” 他愣住了。 “就是人生每个重要的节点。”我继续说，“每个选择都能决定一种不同的人生，如果给您一次机会，您会怎么选？” 张汝京沉默了一会儿：“我或许会更勇敢，选择不同的方向，经历不一样的人生。” “我略有不同。”我说，“我会选择去经历所有应该经历的事，包括高考。不是因为它重要，恰恰因为它对现在的我‘不重要’——我可以不在乎结果，但我要这个过程。我要知道我的同龄人在经历什么，我要保持和这个时代最广大群体的连接。” 他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然后他点点头：“我懂了。你不是在考试，是在……锚定。” “锚定？” “嗯。”他指向远处黄浦江的方向，“船在海上航行，需要锚。人在时代里前行，也需要锚。你的音乐、你的投资、你的事业都是船，但你需要一个锚，把你拉回地面，拉回真实的生活。高考就是那个锚。”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他说得对。比我自己想的还要对。 “谢谢您。”我说。 “不用谢我。”张汝京拍拍我的肩，“浩彣，记住一件事——不管你飞多高，走多远，都要有一个可以回来的地方。那个地方不一定是地理上的，可以是某件事，某个人，某种经历。它让你知道你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他顿了顿：“对我来说，这个锚就是芯片。不管多难，多累，多不被理解，只要回到这片工地，看见挖掘机在挖土，看见工人在绑钢筋，我就知道我走在正确的路上。你也要找到你的锚。” 我点点头。心里某个地方豁然开朗。 重生七年，我一直在狂奔。用前世的记忆抄近道，用今生的资源加速跑。我改变了个人命运，改变了家人生活，改变了团队轨迹，甚至开始尝试改变行业和产业。 但我也在迷失。有时候半夜醒来，会恍惚——我是谁？是那个前世一事无成的中年人，还是今生这个十六岁的“天才”？我做的这些事，是因为它们值得做，还是仅仅因为我知道它们会成功？ 我需要一个锚。一个与重生记忆无关，与先知优势无关，纯粹的、属于今生的锚。 高考就是这样一个锚。它公平，残酷，纯粹。它不关心我有什么成就，只关心我能答对多少题。它把我拉回一个十六岁少年最真实的处境——和千百万人一起，挤过独木桥。 “我找到了。”我对张汝京说。 “那就好。”他笑了，“去吧，去考试。考完再回来，楼应该已经开始盖了。” 傍晚，我离开张江。车子驶向机场的路上，我回头看那片空地。夕阳下，工人们还在忙碌，挖掘机的机械臂在空中划出有力的弧线。奠基石已经埋进土里，看不见了，但我知道它在那里。 就像我知道，今天我在这里埋下的不止是一块石头。 还有一个承诺——对这个时代的承诺，对这个国家的承诺，对我自己的承诺。 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打开邮箱，查看今天的工作邮件。《Genesis》上线十二小时的数据报告已经出来：全球数字下载量8.7万次，其中北美占42%，欧洲28%，亚洲30%。《Uptown Funk》在MTV的首播收视率破纪录，布兰妮客串的镜头在社交媒体上被疯狂转发。 高军发来消息：“新办公场地已开始筛选，中电信息大厦，大地科技大厦8月竣工，评估报告后续发你邮箱。” 王工：“‘星声计划’第一期训练营总结报告已发你邮箱。三十七个人，十个A级已经安排导师，二十七个B/C级进入跟踪培养体系。” 赵振：“IFPI最后一批赔偿款已支付，和解协议全部履行完毕。好听音乐网与滚石、华纳的正式合作公告明天发布。” 数字，汇报，进展。一切都按计划推进。 但今天，站在上海那片空地上，我忽然觉得这些都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那个锚。是我终于找到了在这个时代、这个身份里，真正属于自己的支点。 飞机起飞时，我看着窗外的上海。灯火如星河般铺开，黄浦江像一条金色的缎带穿城而过。这座城市在生长，在膨胀，在向着未来狂奔。 而我在万米高空，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很多画面：张江空地上的奠基石，西安王老唱秦腔时的青筋暴起，洛杉矶摄影棚里布兰妮穿过光门的背影，北京会议室里白板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县城网吧里那些普通人安静上网的侧脸…… 这些画面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图谱。 我的锚不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 它在所有这些地方，所有人，所有事里。 在音乐里，在芯片里，在数字里，在泥土里。 在创造里，在守护里，在连接里，在记录里。 它让我既能在云端看见未来，又能在地面感受现在。 既能为理想狂奔，又能为真实停留。 这就是我的位置。 这就是我的锚点。 飞机穿过云层，进入平流层。窗外是深蓝色的夜空，下面是厚厚的云海，上面是稀疏的星星。 我在中间。不在地上，也不在天上。 在途中。 这就够了。 因为途中有风景，有同伴，有要抵达的远方。 也有可以回去的故乡。 那个故乡不是地理的，是心灵的。 它由所有我遇见的人、做过的事、许下的承诺构成。 而今天，在上海那片空地上，我又为这个故乡添了一块砖。 睡吧。明天还要继续赶路。 但今晚，在这个万米高空的夜晚，让我短暂地停泊。 在星空中，在云海上，在这个找到了锚点的时刻。 喜欢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请大家收藏：()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8章 秋实盈枝 暗流涌动 九六年的秋天，像一位技艺精湛的画家，将京城渲染得层林尽染，金黄与赭红交织，天空也变得格外高远湛蓝。 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于我而言，无论是个人创作还是“星海文化”的初期运营，都如同枝头沉甸甸的果实，迎来了第一波实实在在的丰收。 《明朝那些事儿》第四册《帝国飘摇》在九月初正式上市。 这一次，出版社的推广策略更为精准老辣。 聂震宁副总编辑亲自撰写了推荐语，称其为“系列中格局最为宏大、情感最为激荡的一册”。 各大报纸的读书版和文史专栏，罕见地出现了大量正面评论，甚至有一些曾经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也承认这一册“在保持可读性的同时，展现了扎实的史料功底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 首印六十万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宣告售罄，加印的订单如雪片般飞来。 读者来信更是堆积如山，许多读者在信中激动地描述他们读到于谦力挽狂澜时的热血沸腾，以及对于谦最终命运扼腕叹息。 这种来自市场和学界的双重认可，带来的不仅仅是丰厚的版税收入，更是一种无形的资本——公信力和影响力。 我开始收到一些文化类电视节目的访谈邀请，甚至有一所知名大学的历史系，通过出版社表达了希望邀请我去做一场非正式讲座的意向。 我谨慎地婉拒了大部分抛头露面的机会，但心里清楚，“口四文三”这个笔名所承载的分量，已远超一个普通的畅销书作家。 几乎与此同时，郑钧师兄的新专辑《第三只眼》在推迟了数月后，终于顶着金融危机的隐隐压力强势发行。 专辑中除了我之前为他创作的《回到拉萨》，还有两首我“贡献”的、带有迷幻和世界音乐元素的新作《茫然》和《门》。 这张专辑以其前所未有的音乐探索性和哲学思辨色彩，在摇滚乐迷中引发了巨大轰动，被誉为“中国摇滚乐里程碑式的作品”。 尽管受经济大环境影响，实体唱片销量未能达到预期峰值，但其口碑和影响力却达到了新的高度。 乐评人几乎一致将功劳归于郑钧的突破和“田浩彣天马行空却又精准无比的创作”。 红星生产社因此声名大噪，陈健添先生脸上的阴霾被这巨大的成功驱散了不少，对我的态度更是多了几分近乎迷信的信赖。 他甚至私下对我说：“浩彣，以后你写的歌，不用给我听小样了，直接录！我相信你的判断！” 而在“星海文化”这边，高军带领的小团队，正以一种近乎狂热的姿态，收获着初期布局的成果。 “星海·新声场”系列音乐会，经过两个多月的运营，已然成为京城小众音乐圈的一个标志性活动。 每周五的“橡树酒馆”一票难求，不仅吸引了大量乐迷，也引来了一些独立音乐制作人、唱片公司星探甚至音乐媒体的关注。 王斐凭借其空灵的嗓音和独特的舞台魅力，积累了一批忠实的拥趸，她那首曾被评价为“太飘”的《流光》，经过小幅修改后，竟然在京城音乐台的原创榜单上停留了数周。 “麦田守望者”乐队也因为其青春锐气和鲜明的英伦风格，被几家唱片公司盯上，开始接触谈判。 高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并没有急于将王斐或“麦田守望者”高价转手，而是与我商议后，采取了一种更着眼于长远的策略。 “田总，”高军在办公室里，指着墙上那张简单的业务进展图，眼神发亮，“王斐的价值不在于一次性卖断。她的独特性决定了她的粉丝粘性会很高。我建议，我们以‘星海音乐’的名义，为她制作一张高品质的EP，包含三到四首最能代表她风格的作品，不追求大规模发行，只通过我们的现场、特定的唱片店和刚刚兴起的少量互联网论坛进行精准投放和销售，打造‘限量珍藏’的概念。同时，开始为她接洽一些品牌调性相符的小型商业演出和品牌合作，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她的个人品牌价值。” 我完全赞同他的想法。这正是我想要的精细化、长线运营模式。“就按高总说的办。预算方面，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需要我这边协调资源的，尽管开口。” “另外，”高军压低声音，带着一丝得意，“根据您之前的提醒，我最近接触了一个小型的独立制作室，他们手里有一些九十年代初的经典老歌版权，因为工作室主理人急于移民，愿意以较低的价格打包转让。我觉得这是个机会，虽然这些歌现在看起来有点‘过时’，但经典的价值是永恒的，未来或许有重新编曲、再度翻红的机会。” “买下来。”我毫不犹豫。这正是危机中吸纳优质资产思路的完美体现。“价格你全权去谈，只要在我们预算内，尽量拿下。” 资金的流动也开始显现成效。《蓝莲花》的广告授权费已经到账，虽然金额不算巨大，但这是“星海”独立运营后的第一笔实质性收入，意义非凡。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明朝那些事儿》的版税和红星那边的音乐分成，也按协议陆续划拨到“星海”的账户以及我个人的名下。 我并没有将这些钱闲置，除了维持“星海”的运营和投入新项目外，我继续凭借着模糊的记忆，在波动加剧的股市中进行着小心的短线操作，重点关注的“深发展”等股票，虽然受大市影响涨幅不及预期，但依然带来了可观的收益。这些资金，如同涓涓细流，不断汇入，为“星海”未来的航行储备着更多的“燃料”。 然而，秋日晴空的背后，远方的金融风暴并未消散，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泰铢失守之后，风暴迅速席卷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货币疯狂贬值，股市崩盘，银行倒闭的消息开始频繁出现在财经新闻的显着位置。 国内虽然因为资本管制相对封闭，受到的直接冲击较小，但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感，已经透过各种渠道，弥漫在商业社会的上空。 我注意到，一些原本对文化产业感兴趣的投资机构，开始变得犹豫和谨慎；一些计划中的大型商业演出和影视项目被叫停或缩减预算；就连红星生产社，也传来了可能要进一步削减明年艺人宣传开支的内部消息。 高军的眉头再次锁紧，他在一次周报中特别提醒：“小田总，外部环境正在快速恶化。虽然我们目前业务受影响不大，但必须做好过冬的准备。我建议，除了已经启动的项目，暂停任何新的、需要较大投入的扩张计划，进一步强化现金流管理。” 我认同他的判断。在不确定性面前，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这天晚上，我独自在招待所，翻阅着最近的报纸和杂志，试图从字里行间捕捉更多关于这场危机走向的信息。 脑海中那份超前的记忆，关于九七金融风暴的具体细节已经模糊，但那种系统性风险带来的压迫感，却无比真实。 我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街道依旧车水马龙，霓虹闪烁。 普通的市民或许还未感受到切肤之痛，但敏锐的猎手已经能闻到风中带来的危险气息。 秋实固然盈枝，值得欣慰。 但天际线处聚集的乌云，预示着更大的风浪或许还在后头。 “星海”这艘刚刚收获了一筐果实的小船，是继续沿着近海平稳捕捞，还是冒险驶向更深、更未知的水域寻找更大的机遇？ 这需要我在品尝丰收喜悦的同时，保持绝对的清醒和冷静，做出最审慎的抉择。 我知道，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 喜欢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请大家收藏：()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35章 宝岛夜宴 初识峻荣 这次的台湾之行，收获颇丰，比如：在庆功宴上结识了还在阿尔法音乐迷茫的杨峻荣。 台北君悦酒店的宴会厅里，水晶吊灯洒下温暖的光晕，衣香鬓影间流淌着轻柔的爵士乐。 我端着果汁站在落地窗前，望着窗外台北101大楼初现雏形的工地，心中还在回味刚才领奖时的那份悸动。 田先生，恭喜获奖。一个温和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是阿尔法音乐的杨峻荣”。 我转过身，看见杨峻荣端着香槟站在面前。他今天穿着一身得体的深色西装，脸上带着业界前辈特有的从容微笑。 杨总过奖了，我与他轻轻碰杯，还要向您这样的前辈多学习。 我们自然地走到宴会厅一侧相对安静的休息区。真皮沙发柔软舒适，恰到好处地隔开了主会场的喧嚣。 说实话，你的获奖让我很惊讶。杨峻荣开门见山地说，不是质疑你的才华，而是惊讶于内地能培养出如此年轻的优秀音乐人。 音乐没有地域之分，我微笑道，就像台湾的很多歌曲，不也在内地广受好评吗？ 他赞许地点点头：说得对。我注意到你的作品风格很多元，从《远方》的文艺气质到为郑钧创作的那些摇滚作品，跨度很大。 这要感谢内地丰富的文化土壤。我顺势将话题引向更深层，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声音，都在滋养着我们的创作。 这时，高军适时地出现，手里拿着一个便携CD播放器。小田总，您要的样品带来了。 我接过播放器，对杨峻荣说：杨总，不知道您是否感兴趣听听我们最近在做的另一个项目？ 杨峻荣露出感兴趣的神色：当然。 我将耳机递给他，按下播放键。何西那粗粝而充满力量的嗓音顿时流淌出来： 北方的风，吹过干裂的土地 我们在水泥森林里，寻找一寸光...... 杨峻荣的表情渐渐变得专注。当《黄土》的片段播放完毕，他缓缓摘下耳机，沉默了片刻。 很特别的声音。他斟酌着用词，这种原始的生命力，在现在的市场上很少见了。你们从哪里找到这个歌手的？ 西安的一个地下酒吧。我如实相告，我们看中的正是他音乐中那种未经雕琢的真实。 风险很大啊。杨峻荣直指核心，这样的音乐，可能叫好不叫座。你们准备怎么推广？ 我们没打算把它包装成主流产品。我解释道，就像台湾的野火乐集，专注在小众市场深耕。重要的是保持音乐的纯粹性。 有意思。杨峻荣身体微微前倾，所以你们是在有意识地构建一个多元化的音乐生态？ 可以这么理解。我点头，从王斐的文艺民谣，到何西的根源摇滚，再到麦田守望者的青春创作，我们希望每个真诚的声音都能找到知音。 宴会厅的另一端突然传来一阵笑声，我们这才意识到已经聊了很久。杨峻荣看了看表，提议道：这里太吵了，要不我们换个地方继续聊？ 我们移步到酒店顶层的行政酒廊。这里环境清幽，透过落地窗可以俯瞰台北的璀璨夜景。服务生为我们准备了茶点后便礼貌地退开。 你让我想起了刚入行时的自己。杨峻荣感慨道，当年我也是怀着对音乐的理想进入这个行业。不过......他话锋一转，光有理想还不够，还需要成熟的商业模式。 这正是我想向杨总请教的。我诚恳地说，您在艺人培养和市场运作方面经验丰富。 杨峻荣沉吟片刻：既然你坦诚相待，我也直说了。你们现在的发展模式，在内地可能还行得通，但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还需要更专业的运营体系。 他详细分析了目前的优势和短板：你们的内容创作能力很强，但在渠道建设、海外推广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特别是如果想进入东南亚市场，需要本地化的运营团队。 所以我们很希望能与杨总这样的专业人士合作。我顺势提出，不知道您对两岸音乐合作有什么看法？ 杨峻荣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轻轻搅动着咖啡。窗外，台北的夜景如星河般铺展。 其实我观察你们很久了。他终于开口，星链计划到金曲奖获奖，你们的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如果真要合作，我觉得可以探讨一种新的模式。 愿闻其详。 传统的合作无非是版权买卖或者艺人引进。杨峻荣说，但我在想，也许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全新的平台，整合两岸的资源优势。你们负责内容创作和新人培养，我来负责市场运营和渠道建设。 这个想法与我的规划不谋而合。听起来很有前景。不过，这样的合作需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 没错。杨峻荣点头，我们可以先从具体的项目开始。比如，把何西的音乐以合适的方式引入台湾市场，或者共同策划一些两岸音乐人的交流活动。 我们越聊越深入，从音乐制作聊到市场推广，从新人培养聊到产业布局。高军偶尔会补充一些具体的数据和案例，让讨论更加充实。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说实话，杨峻荣最后说，你们让我看到了华语音乐的新可能。不过这件事还需要从长计议，毕竟涉及两岸的合作，需要考量的因素很多。 理解。我举起茶杯，无论如何，今晚的交流让我受益匪浅。希望我们保持联系，继续探讨合作的可能。 当然。杨峻荣也举起酒杯，我相信这只是个开始。 离开行政酒廊时，已是深夜。高军难掩兴奋之情：小田总，这次交流的收获超出了预期。 是啊，我望着电梯里跳动的数字，不过合作的事情急不得，要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 回到房间，我立即把今晚的谈话要点记录下来。杨峻荣对音乐产业的理解确实深刻，他提出的很多建议都切中要害。特别是关于建立专业化运营团队的想法，正是现阶段最需要的。 第二天清晨，我在酒店餐厅又遇到了杨峻荣。他正在看报纸，金曲奖的报道占据了娱乐版的头条。 早啊，他笑着招呼我坐下，昨晚睡得好吗？ 一直在思考我们的谈话。我实话实说。 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他说，不过我要提醒你，产业变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有耐心，也要做好准备面对挑战。 早餐后，我们交换了正式的联系方式。杨峻荣表示回到台北的办公室后，会安排团队初步研究合作方案。 期待你的好消息。告别时，我真诚地说。 保持联系。他用力握了握我的手，华语音乐的未来，需要我们一起努力。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知道，这次台湾之行最重要的收获才刚刚开始。那座金曲奖杯见证了过去，而与杨峻荣的这次深夜长谈，或许将开启一个全新的未来。 在回房间的路上，高军已经开始规划下一步的工作：我们需要尽快整理出具体的合作方案，同时也要开始物色合适的运营人才。 不急，我说，先把基础打扎实。记住，好的合作需要水到渠成。对了，你约一下李宗盛老师，我们上门拜访。 台北的晨光中，这座城市的脉络渐渐清晰。我相信，音乐的种子一旦播下，终将在适合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耐心培育，静待花开。 喜欢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请大家收藏：()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98章 浮亏高压 月影独行 十二月初的北京，空气里开始有了真正的冬意。 舞蹈工作室在朝阳公园东侧一栋老厂房改造的建筑里，三层高，外墙还保留着红色的砖墙和斑驳的工业标语。每天早上七点，我会准时出现在这里，开始四个小时的特训。 美国来的编舞师叫迈克，四十多岁，身材精瘦得像钢丝，眼神锐利。他给麦当娜、珍妮·杰克逊都编过舞，是Jive唱片动用了大人情才请来的。第一次见面时，他上下打量我，用带口音的中文说：“你太瘦了。跳舞需要肌肉，不是骨头。” “我会吃。”我说。 “不是吃的问题。”他摇头，“是时间。你说你每天只能练四小时？别人是八小时，十小时。你想在六个月内达到专业水准，得付出双倍努力。” “那就双倍努力。”我说得平静。 他看了我几秒，忽然笑了：“好。那我们开始。” 开始是地狱。基本功训练——压腿、开肩、核心力量、协调性。迈克的要求近乎偏执，一个wave动作要分解成十二个点位，每个点位停留三秒，循环五十遍。四十分钟后，我的T恤已经湿透，头发贴在额头上，汗水滴进眼睛，刺得生疼。 “停。”迈克的声音冷硬，“你的肩膀太僵了。放松。” “我放松了。” “你没有。”他走过来，手指按在我肩胛骨上，“这里，像块石头。跳舞不是做数学题，不是每个动作都要精确到毫米。你要让力量流动起来，像水一样。” 他做了个示范。同样的wave，从他指尖开始，到手腕，到手肘，到肩膀，到胸，到腰，到胯，最后消失在脚尖。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任何停顿，却每一个节点都清晰可见。 “看见了吗？”他说，“这叫控制中的自由。” 我点头，重新开始。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肩膀开始发热，然后发酸，最后发麻。但我没停。汗水在地板上洇出一圈深色的水渍，像某种抽象的画。 上午十一点，舞蹈课结束。我冲个冷水澡，换上干净衣服，拎着背包出门。下一个目的地是录音棚——在北四环的一个地下室里，隔音做得极好，进去后与世隔绝。 英文专辑《Genesis》的录制已经进入第三周。今天要录的是《Toxic》的合唱版本——更准确地说，是布兰妮已经在美国录好的人声部分，我要在北京的棚里录我的部分，后期混音师会把两轨合在一起。 走进录音棚时，制作人艾伦已经在了。他是个英国老头，灰白的头发扎成小辫，穿花衬衫，脖子上挂着四五条项链。他曾经给披头士做过后期，在行业里是传奇人物。 “Howard，”他招手让我过去，“听听这个。”他按下播放键。音箱里传出布兰妮的声音——清澈，甜美，带着一丝危险的诱惑感。那是《Toxic》的副歌部分，她唱得完美无瑕，每个转音都恰到好处。 “她录了七遍。”艾伦说，“最后一遍是最好的。情绪到位了，技巧也收住了。这女孩有天赋，但……”他顿了顿，“她的团队太急了，急着把她塑造成性感偶像。这对一个十八岁的女孩来说，压力太大了。” 我沉默地听着。布兰妮的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像某种遥远的呼唤。 “你的部分呢？”艾伦关掉音频，“我看了谱子，和声设计得很复杂。你确定你能唱？那几个高音区转音，专业歌手都很难把控。” “我试试。”我说。 走进录音间，戴上耳机。隔音玻璃外面，艾伦和调音师已经就位。灯光调暗，只剩下谱架上一盏小灯，照着密密麻麻的歌词和标记。耳机里先传来伴奏——Synthesizer的冷色调音色，像金属在摩擦，然后是沉重的鼓点和Bassline，像心跳。接着，布兰妮的声音进来了，贴着我的耳朵唱：“I think Im ready now, I think Im ready now……” 我闭上眼睛，深呼吸，找到气息的支点。然后开口，声音从喉咙深处涌出来，和她交织在一起：“With a taste of your lips, Im on a ride, Youre toxic Im slipping under……” 第一遍唱完，隔音玻璃外的艾伦皱眉。他按下通话键：“Howard，情绪不对。你唱得太……礼貌了。这首歌是关于危险的吸引力，关于失控。你的声音要更野一点，更不稳定一点。” 我点头，重新调整状态。想起前世那些失控的时刻——那些明知不该却无法抗拒的诱惑，那些在悬崖边缘试探的刺激，那些把自己彻底交付出去的快感与恐惧。然后再次开口。这一次，声音里多了些别的东西。嘶哑，颤抖，在某个高音处故意破掉一点，然后又拉回来。像走在钢丝上的人，摇摇欲坠，却不肯下来。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唱完副歌最后一句，我睁开眼睛。隔音玻璃外，艾伦在笑，对我竖起大拇指。 录到第三遍，我的嗓子开始发紧。艾伦喊停，让我休息十分钟。我走出录音间，接过助理递来的温水，小口啜饮。喉咙里像有砂纸在摩擦。 “别说话。”艾伦说，“今天够了。你明天再来，我们录bridge部分。” 我点头，看了眼时间——下午一点半。下午两点，我要和高军开电话会议，讨论网吧系统的行业反弹问题。 走出录音棚，手机震动。是高军。 “小田总，”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万象和美萍联手了，发了个联合声明，说我们‘以免费为名扰乱市场，破坏行业生态’。他们联合了三十多家连锁网吧，威胁硬件供应商‘二选一’，还向文化市场管理部门举报，说我们的系统‘未备案、存在安全隐患’。” 我走到路边，拦了辆出租车。“上车再说。” 钻进车里，我继续问：“我们的加盟网吧有什么反应？” “大部分还在观望。”高军说，“但有七八家已经打电话来，说压力太大，想暂时卸载我们的系统。其中一家在武汉的连锁店，老板直接说，万象的人上门威胁，说如果不换系统，就断他们的计费系统升级和技术支持。” 计费系统是网吧的生命线。没有稳定可靠的计费，网吧就乱了套。万象这一招够狠。 “我们的技术支持团队呢？”我问。 “正在扩招。”高军说，“但人手还是紧张。王工建议我们开发一个‘远程维护模块’，让网吧老板能自己处理常见问题。但这需要时间。” “那就加快。”我说，“从专辑预付金里拨一笔钱，专门组建技术支持团队。不仅要解决计费系统的兼容性问题，还要定期培训，让加盟网吧觉得我们靠谱。”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高军在计算利弊。 “浩彣，”他终于开口，“这样我们的现金流压力会更大。预付点卡款，装修示范店，系统免费推广——这几个都是吞金兽。如果专辑回款跟不上……” “回款会跟上的。”我说，“布兰妮的合唱版本快录完了，下个月就能发预告片。Jive那边说，如果北美地区的电台预热反应好，就立即加大推广力度。” “希望如此。”高军叹了口气，“另外，示范店那边出了点问题。上海的铺面，房东临时涨价，从一年八十万涨到一百二十万。理由是‘周边商圈升级了’。” “换地方。”我说，“上海那么大，不是非要那一个位置。找高校聚集区，学生是网吧主力消费群体。” “好。”高军顿了顿，“还有……赵律师让我提醒你，纳斯达克还在涨。” 我心里一沉。 示范店的推进比想象中艰难。上海徐家汇的铺面因为产权纠纷拖了半个月，最后不得不换到杨浦大学城。广州的店装修到一半，遭遇台风，工期延误。高军每天要接几十个电话，处理各种突发状况。 但也不是没有好消息。北京中关村示范店开业第一天，两百台机器全部满员，单日流水突破八千元。武汉店成了当地网吧主的“朝圣地”，一周内接待了三十多批考察团。 王工把这些数据做成了可视化图表，在周会上展示时，所有人都看到了那条向上攀升的曲线——虽然缓慢，但坚定。 稳定心神，挂了电话，打开短信。 赵振之前发来的一份简报，从简单的文字就能清晰描述出纳斯达克100指数的走势——从十一月初的3800点，一路涨到十二月初的4200点，几乎没回头。 我们建仓的执行价是4000点。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看跌期权，已经处于浮亏状态。如果指数继续上涨，期权价值会加速归零。 按照我们使用的杠杆比例，浮亏已经超过100万美元。 我盯着手机屏幕，那些数字在眼前模糊、晃动。车窗外的北京城在午后阳光下显得平静而繁华，人们裹着羽绒服匆匆走过，小贩在路边叫卖烤红薯，公交车喷出白色的尾气。 一切如常。没有人知道，在太平洋彼岸的电子交易市场里，有一笔500万美元的赌注正在流血。也没有人知道，下注的是一个十五岁的中国少年。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脑海里开始回放那些数字。4200点。距离我们预期的拐点还有八百点。时间还有三个月。 如果和预期稍有偏差，纳斯达克在三月前涨到4500点，甚至4800点，我们的期权可能价值归零。 500万美元，足以让公司现金流断裂。足以让所有计划搁浅。足以让我在张汝京面前成为一个笑话。 “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 张汝京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平静，坚定。 我深吸一口气，睁开眼睛。 不。不能退缩。已经走到这一步，没有回头路了。 手机再次震动。这次是王工。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田总，”他的声音有些兴奋，“好听音乐网的内测数据出来了。上周活跃用户八千三百人，平均停留时长二十二分钟。社区板块的发帖量比上周增长120%，翻唱专区最火，有个用户上传了自己唱的《星晴》，点击破五千了。” “版权内容呢？”我问。 “谈妥了七家。”王工说，“都是中小型音像出版社，给的打包价，一年授权费总共五十六万。曲库大概有两万首，老歌居多，但够用了。” “新歌呢？周杰伦的新专辑能上吗？” “杨峻荣那边没问题，但要求首发期（三个月）只能试听三十秒，三个月后开放全曲。分成比例还没谈拢，他们工作室想要流水的20%。” “给。”我说，“趁这个机会重新梳理星海文化、共荣音乐与各工作室版权管理的授权关系，与好听音乐网签订独家数字授权。” “明白。”王工顿了顿，“另外，王振华教授那边来消息了，说个性化推荐算法的第一版模型跑出来了，准确率大概65%。他问我们要不要先集成到测试版里。” “集成。”我说，“但要加个开关，让用户可以选择关闭推荐。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被算法猜测喜好。” “好。”王工犹豫了一下，“田总，还有件事……我们团队的张工，昨天被猎头挖了，对方开价年薪三十万，是我们现在的两倍。他有点动摇。” 我心里一紧。张工是核心开发之一，负责播放器的底层架构。如果他走了，项目进度至少要拖后一个月。 “你跟他谈过吗？”我问。 “谈了。他说不是钱的问题，是觉得我们项目风险太大。数字音乐版权未来肯定要规范，到时候我们可能被告得倾家荡产。他刚结婚，不想冒险。” 我沉默了几秒。窗外的车队开始缓慢移动，像解冻的河流。 “告诉他，”我说，“如果他留下，我给他期权。公司上市前，他可以按原始价格认购1%的股份。另外，他的工资涨到二十五万，明年再加。” “1%的期权？”王工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不是太多了？” “不多。”我说，“人才比钱重要。如果他真有能力带团队，值这个价。” “好，我试试。” 挂了电话，出租车终于驶出拥堵路段，加速向前。我看了眼时间，下午两点十分。迟到了。 赶到公司时，高军和赵振已经在会议室里了。桌上摊着几张打印出来的声明——是万象和美萍的联合公告，措辞强硬，字里行间透着杀气。 “坐。”高军给我倒了杯茶，“刚接到消息，他们明天要开新闻发布会，拉拢媒体造势。请了《计算机世界》《中国计算机报》的记者。” 我扫了一眼声明，扔到一边：“不用管。他们开他们的发布会，我们做我们的事。” “可是舆论压力……” “舆论是跟着实力走的。”我打断他，“只要我们装机量上去，用户体验好，网吧老板自然会用脚投票。至于媒体，等我们市场份额突破50%的时候，他们会主动来找我们。” 高军苦笑：“你说得轻松。现在每天都有加盟网吧打电话来问，说担心我们撑不下去。如果这时候再出点负面新闻……” “那就给他们信心。”我说，“下周，我们开自己的发布会。宣布三件事：第一，好网吧管理系统永久免费；第二，成立‘网吧产业联盟’，承诺每年投入一千万用于行业培训和技术升级；第三，推出‘网吧贷款担保计划’，联合工商银行，给想开网吧的人提供低息贷款。” 高军瞪大眼睛：“一千万？我们哪有……” “从专辑预付金里出。”我说，“Jive的第一笔款下周到账，两百万美元，够用了。这笔钱要花得值——不是真花掉，是建立品牌信任。让网吧老板知道，我们是认真的，是要长期做这个行业的。” 高军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眉头紧锁，但眼神渐渐亮起来。 “还有，”我补充，“发布会的地点，选在人民大会堂旁边的酒店。规格要高，要显得正式、权威。邀请函发到信息产业部、文化部、公安部——不管他们来不来，姿态要做足。” “这是要……借势？”高军明白了。 “对。”我点头，“我们要把自己和‘行业标准’‘国家规范’绑定在一起。万象美萍抵制我们？那我们就站到更高的维度上去。” 高军重重点头：“明白了。我这就去准备。” 他起身要走，我叫住他：“高哥。” 他回头。 “期权那边，”我说，“浮亏多少了？” 高军脸色一暗：“一百二十万美元。赵律师说，如果下周纳斯达克再涨，可能突破一百五十万。” 他把财务报表摔在桌上：“浩彣，一百五十万美金！这已经是公司账上现金的三分之一了！如果全亏掉，我们下个月工资都发不出来！” 赵振推了眼镜，声音低沉：“更麻烦的是法律风险。如果SIF基金因为投机行为亏损，我们可能面临投资人的诉讼。即便没有投资人，这种操作也违反了基金设立的初衷。”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初衷就是投资半导体。”我看着他们，“但现在钱不够，只能赌。” “赌？”高军提高了音量，“你这是拿所有人的饭碗在赌！小田总，个人与公司真的能切割干净吗？” 房间里瞬间安静。窗外的车流声变得清晰。 我深吸一口气：“高哥，赵哥，如果这次亏了，我个人资产全部变现补偿。但如果赢了，我们就能真正做点大事。给我到三月，就三个月。” 高军盯着我，眼里有血丝：“你保证？” “我保证。” 他最终点头，但离开时的背影显得异常沉重。 “知道了。”我挥挥手，“你去忙吧。” 高军离开后，我一个人回到办公室。午后的阳光从百叶窗缝隙漏进来，在地板上切出一道道明暗相间的条纹。空气里有灰尘在光柱里飞舞，缓慢，安静，像某种微型的宇宙。 我打开电脑，登录交易账户。红字很刺眼：-1,247,856.33 USD。 一百二十四万七千八百五十六美元。差不多一千万人民币。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亏这么多钱。 但我没有心跳加速，没有手心冒汗，没有恐慌。 只有一种奇怪的平静。 因为我能预见这个数字更大的样子——预见它从负号变成正号，预见它翻五倍、翻十倍的样子。我知道故事的走向，所以不怕过程中的波折。 但团队不知道。高军不知道，赵振不知道，王工不知道。他们看到的只有浮亏，只有风险，只有可能的血本无归。 我必须稳住他们。必须让他们相信，这条路是对的。 哪怕我自己也知道，历史可能有蝴蝶效应，可能有变数。哪怕我也在深夜惊醒，怀疑自己是不是太疯狂。 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已经走到这里，只能继续向前。 晚上七点，我回到舞蹈工作室，开始第二轮训练。迈克今天教的是MJ的经典舞步——moonwalk。 “这个动作的关键在于错觉。”迈克说，“看起来你在向前走，其实在向后滑。观众的眼睛会被欺骗，会看到不可能的事情。” 他做了示范。双脚交替滑动，身体前倾，却诡异地向后移动，像在冰面上飘行。那种违和感，那种违反物理常识的视觉效果，正是moonwalk的魅力所在。 我试着模仿。第一次，脚步乱了，差点摔倒。第二次，滑动的节奏不对，看起来像在跺脚。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汗水再次湿透衣服。镜子里的少年，脸色苍白，眼神却亮得吓人。他在重复一个不可能的动作，一次又一次，像西西弗斯推石头。 到第二十次时，我找到了一点感觉。脚步开始协调，身体的重心开始微妙地转移。滑动，不是走。让鞋底与地面的摩擦降到最低，像踩在空气上。 迈克在旁边看着，忽然说：“停。” 我停下来，喘着气看他。 “你太用力了。”他说，“moonwalk的精髓是轻盈，是举重若轻。你看起来像在跟地板打架。” 他走过来，按住我的肩膀：“放松。想象你在月球上，重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每一步都像慢动作，像在梦里。” 我闭上眼睛，想象。想象自己漂浮在虚空中，脚下是银灰色的月面，没有空气，没有声音，只有永恒的寂静。然后，我开始移动——缓慢地，轻盈地，违背一切常理地。 滑动。一步，两步，三步。 镜子里的影子在向后飘，像一段倒放的胶片。 迈克笑了：“对了。就是这个感觉。” 训练结束时已经晚上十点。我洗了澡，换好衣服，走出工作室。十二月的北京夜风刺骨，我裹紧羽绒服，站在路边等车。 手机响了。是林薇。 我接起来：“喂？” “小老板。”她的声音很轻，背景音里有翻书页的声音，“你还在忙吗？” “刚结束训练。你呢？” “我也晚自习刚到家。”她说，“还有几周就要期末考试了。” “准备得怎么样？” “还行。”她顿了顿，“就是数学最后一章，立体几何，总是想不明白空间关系。” 我想了想：“找个纸盒子，剪开，自己拼成一个立方体。在脑子里想不明白，就用手做出来。几何是空间的艺术，需要具象化。”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在找纸。 “谢谢你。”她说，“总是给我很实用的建议。” “不客气。”我看着街对面便利店亮着的灯，“你最近……还好吗？” “嗯。”她的声音很轻，“就是有时候会想，北京是什么样子。我们老师说，北大未名湖冬天会结冰，可以在上面滑冰。是真的吗？” “真的。”我说，“我去年冬天去过，湖面上有很多人在滑。有个老教授还穿着中山装，滑得特别好，像在跳舞。” 她笑了。那笑声很轻，像风吹过风铃。 “真好。”她说，“等我考上大学，也想去看看。”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你会考上的。”我说，“再坚持一年半，你就能站在任何你想去的湖边了。” “……嗯。” 我们又聊了几句，关于考试，关于天气，关于她最近在看的一本书——余华的《活着》。她说看到福贵最后只剩一头牛的时候，哭了很久。 “但哭完之后，”她说，“又觉得，人能活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握着手机，忽然说不出话来。 街灯把行道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在寒风里摇晃。远处有夜班公交车驶过，车厢里空荡荡的，只有司机一个人。 “林薇。”我最终说，“好好考试。等你来北京，我带你去看看未名湖。” “……真的吗？” “真的。” 挂了电话，出租车也来了。我钻进车里，报出中戏招待所的地址。车子启动，汇入夜晚的车流。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赵振发来的短信：“纳斯达克收盘：4256.73，再创新高。浮亏扩大至139万美元。建议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止损方案。” 我关掉屏幕，看向窗外。 北京城的夜景在车窗外流淌。高楼上的霓虹灯，立交桥上的车灯，居民楼里的万家灯火。每一盏灯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一段人生，一些悲欢离合。 而在这个庞大的城市里，在这个巨大的国家里，有无数人正在为各自的目标努力。有人想考上好大学，有人想赚更多钱，有人想做出伟大的作品，有人想改变世界。 而我，只是想跑得快一点，再快一点。快到能追上时间的步伐，快到能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伸出自己的手。 哪怕那只手很小，力量很微弱。 但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 总要有人去尝试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 像moonwalk，像在月球上行走。 车子停在中戏招待所外。我付钱下车，走进楼道。感应灯一层层亮起，又一层层熄灭。脚步声在空旷的楼梯间里回响，像某种孤独的节拍。 打开房门，只开了一盏小灯，这是在中戏招待所这六年来换的第三次房间。 更大、更新，还附带了一个小客厅。 我走到书桌前，打开台灯。桌面上摊开着笔记本，上面是密密麻麻的计划表、时间线、待办事项。 我拿起笔，在最新一页写下今天的日期：1999年12月8日。 然后，在下面写： 纳斯达克4256.73，浮亏139万。高军激烈反对，压力巨大，但必须稳住。 moonwalk初成。舞步像在月球上行走，轻盈，违背常理。 林薇想去未名湖。后年带她去。 写完，我合上笔记本。走到窗前，拉开窗帘。 夜空很清澈，能看见几颗星星。月亮是弯的，像一艘银色的小船，航行在深蓝色的天幕上。 我想起迈克说的话：“想象你在月球上。” 月球上没有空气，没有声音，没有生命。只有永恒的寂静，和脚下冰冷的尘土。 但有人类踏上去过。1969年，阿姆斯特朗留下那个着名的脚印。他说：“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一小步。一大步。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这双手不小了，皮肤光滑，没有老茧。但它弹过钢琴，写过代码，签过合同，接过电话。它做过很多事，还将做更多事。 未来，它会握住什么？芯片？合同？奖杯？还是另一个人的手？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无论握住什么，都要握得稳，握得牢。 因为路还很长。 夜还很长。 而我的moonwalk，才刚刚开始。 我关掉台灯，躺到床上。闭上眼睛，让黑暗吞没一切。 在入睡前的最后一刻，脑海里闪过一个画面—— 张汝京站在一片空地上，四周是荒草和脚手架。他指着前方，说：“这里，将来会有一座芯片厂。” 风吹起他的头发，花白，但眼神明亮。 像月光。 像希望。 喜欢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请大家收藏：()重生1993，我才9岁怎么办？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