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必备：白话明季北略那点事》


 第2章 萧子玉伪称都督、抚顺城陷

    萧子玉伪称都督


    万历四十五年丁巳（公元1617年），辽东巡抚派遣辽阳武官萧子玉，假冒都督身份出使辽东。萧子玉带着盛大的随从队伍抵达辽东边界，但后金之主努尔哈赤并未到城郊迎接。萧子玉对此极为愤怒，责骂道：“明朝天使降临，而你们的大都督竟然不出来迎接，这是对我皇明的侮辱！我将返回并禀告朝廷，追究你们的责任。”后金之主努尔哈赤得知此事后，连忙带着欢喜的表情，携带箭囊，亲自在道路左侧迎接，所准备的接待物品极其丰盛。萧子玉见状十分高兴，双方尽兴欢宴。


    萧子玉随后缓缓质问后金为何停止进贡贸易。努尔哈赤从容回答：“我们部族的蜂蜜，就如同贵朝的五谷。五谷有歉收之年，贵朝难道还会追究农夫的责任吗？我部今年因花期稀疏、蜜蜂大量死亡，所以未能供应蜂蜜。待到来年春天花枝繁茂、蜂蜜酿成，我们将恢复当初的进贡贸易。这不过是小事一桩，何必劳烦贵朝皇帝忧虑？”


    说完，努尔哈赤厚赠礼物给萧子玉，两人一起并肩骑马离去。行至另一处，努尔哈赤从马上轻轻拍打萧子玉的肩膀，笑着说道：“你不过是个辽阳默默无名的萧子玉罢了，怎敢假冒贵朝都督身份来到我国边境？我并非不能杀你，但考虑到奏报贵朝皇帝会引起不必要的外交纷争，不忍心给贵朝带来耻辱罢了。请代我向辽东巡抚大人转达，今后切勿再做此类事情。”


    萧子玉听后惶恐万分，立刻向西仓皇逃回。辽东巡抚听说此事后，连续多日闭门不出（注：此处的辽抚疑指李维翰）。


    抚顺城陷


    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公元1618年）四月十五日，后金（当时尚未改国号为清）派出精锐部队突然袭击并俘获了明军游击将军李永芳，抚顺城随之失陷。随后，后金用汉字书写檄文传至清河，文中列举七条对明朝的不满（即七大恨），大致是保护北关等借口。得知抚顺告急，明军总兵张承允率军前往增援。到了四月二十日，后金大军暂时撤退，引诱明军追击，然后以万余骑兵迂回包抄，对明军发起夹攻。在这场战斗中，总兵张承允以及副总兵顾廷相、游击将军梁汝贵均战死，明军全军覆没。这一消息传至京师，引起了极大震动。


    之前，恰逢后金之主努尔哈赤六十岁寿辰，其八个皇子一同祝寿，众人商议欲再度侵犯明朝边境。四皇子说：“抚顺是我后金国进出的重要通道，必须首先攻占。四月八日至二十五日期间，抚顺守将、游击将军李永芳将大开马市交易，此时明军边防必然松弛无备，可以先派遣五十名士卒伪装成马商，分五路带马匹进入抚顺城交易，之后再率领五千兵马趁夜秘密到达城下，以炮声为令，内外同时攻击，如此便能轻易夺取抚顺。抚顺既下，其他地区可不战而降矣。”


    努尔哈赤采纳了这一计划，命令总兵麻承塔于十四日率伪装的马商先行，四皇子统帅主力部队于当晚抵达抚顺城下，吹响胡笳作为信号，努尔哈赤本人则与其他几个儿子带领五千精兵跟进接应。


    四月十四日夜半时分，李永芳突然听到胡笳声，此时抚顺全城一片喧哗，火光冲天。李永芳得知后金大军已经攻入城中，惊慌失措，最终投降了后金四皇子。他被后金封为副总兵，并立即剃发，换上了后金官服。


    译者注：1.关于“辽抚使辽阳材官”，辽抚使一职，明清未见明确记载，根据上下文可以理解为辽东巡抚指派的意思。材官在古代多指武官或管理军事物资的官员，或可理解为有才能的官员。


    2.关于本章的辽东巡抚是谁，《明季北略》原文并不确定，认为可能是李维翰。根据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编纂成功的《明史·卷二百五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七》（晚于《明季北略》一书）记载，万历年间辽东巡抚依次为杨镐、李维翰、周永春，其中提到杨镐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去职，而李维翰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已任辽东巡抚，故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的辽东巡抚应该是李维翰。

 第4章 杨镐逮治

    （公元1619年）八月十三日，皇帝派遣锦衣卫逮捕杨镐以进行惩戒。到了九月二十六日，刑部科道官员上奏关于诸大臣在辽东军事失利的功罪情况，指出：“杨镐在战役中丧师失地，按照法律，其罪责实在难以逃脱。”然而，杨镐却极力为自己辩护，声称自己未曾偏袒李如柏，又指责杜松擅自违背节制，辩解说自己亲自督促作战，不曾违抗朝廷命令。然而，杨镐却没有意识到，李如柏身为辽东地区的大将，当时四路兵马齐发，为何不让李如柏扼守重要关隘，反而让其驻守清河，却让杜松从抚顺出击呢？而李如柏生性胆小怕敌，本无主动求战之意，结果两次出战都选择了逃跑。有人说，杨镐曾提前将令箭藏在李如柏身上，表面上说是杨镐所发，实际上是分明是在袒护李如柏。否则，面对杜松的冒进，样稿为何不用令箭命令他撤退，唯独如此急切地给予李如柏指令？


    杜松为人一直廉洁英勇，素有古代名将之风。在得知杨镐即将出兵时，杜松曾指出军饷不足、士卒训练不足、将领间配合不佳等问题，认为不宜大规模出兵。但杨镐一意孤行，急于求成，不顾杜松的建议，径直发兵。杜松无奈之下，秘密派人向朝廷有关官员呈递奏报，希望能延迟出兵。然而，李如柏得知此事后，派人于关外拦截杜松信使，并将信使痛打十军棍，使得杜松的计划未能实施，导致朝廷军队遭受损失。这一点可以从杜松的侄子、总兵杜文焕因愤懑而向朝廷递交的奏疏中得到证实。仅此一举动，便足以看出李如柏对杜松怀有陷害之心。


    而且在誓师出征时，李如柏还假意与杜松把酒言别，声称愿意将首功让给杜松。杜松为人豪爽，对此深信不疑，奋勇争先。但他并不知道，李如柏早已暗中安排奸细充当杜松的向导，诱导他陷入敌人的埋伏。而敌人向来最为忌惮的就是杜松和刘綎。而且敌人又事先得到了杨镐发布的出师告示，集中精锐兵力，专在抚顺一路设伏，只等杜松到来。杜松果然被向导引入陷阱，而李如柏则先行逃走，杜松苦等援军无果，最终壮烈牺牲，尸骨无存。刘綎同样浴血奋战，最终死于敌手。


    因此，杜松之死，实际上是杨镐与李如柏合谋陷害所致。杨镐与李如柏自毁长城，导致日后明朝在辽东攻守的主导权发生变化。然而，杨镐却声称三路兵马的失败皆因杜松擅自违抗节制所致，他作出这种丧心病狂的言论，只是为了自我开脱而已。杨镐的这些说法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不仅无视杜松英勇杀敌的事实，还抹杀了他应有的功绩。杜松含冤而死，真是死不瞑目。


    另外，杨镐辩称自己严格执行了皇帝催促出战的命令，但他难道不知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一原则吗？即使因为违抗君命被逮捕，也总比因战败承担责任要好。就算他口如悬河，朝廷法律也不会饶恕他的罪行。至于李如桢与周永春因失陷开原受到责罚，朝廷明确指出：“开原失陷，作为负责一方疆土的巡抚大臣，岂能无罪？”可见，他们的罪责与李如柏并无二致。鉴于辽东战事尚未平息，这些有罪而无功的官员，理应只追究其罪责。尽管李如柏已先行自尽，仍朝廷应当对他定罪当斩。如果杨镐等人得以逃脱惩罚，那便是无视刑法，有失公正。


    1.译者注：“坏此长城，为异日和戎之地”，这句话本意为，破坏了长城这般坚固的防线，导致将来就要与敌人进行和谈。经过上下文联系，翻译为文中之意，主要是因为公认萨尔浒大败后，明朝就失去了对后金作战的主动权。


    2.雉经，指自缢。李如柏是辽东名将李成梁的次子，而萨尔浒之战一直备受指责，最终于1621年自尽身亡，时年六十八岁。


    3.作者计六奇在这里分析和描述了明朝与后金萨尔浒之战前后的情况，指出杨镐作为辽东经略在指挥作战中的重大失误以及可能存在的与李如柏串通、包庇李如柏的问题，间接导致了杜松等名将的悲壮牺牲。杜松在出征前对形势的清醒认识和正确判断，却被杨镐忽视甚至有意压制，进一步突显了杨镐在决策和调度上的严重失当。


    杜松以其英勇忠诚和富有战略眼光的形象展现了一个优秀将领应有的品质，然而却在内外不利因素的影响下，落入了敌人精心策划的陷阱之中，最终壮烈牺牲。这种悲剧性的结局无疑是对当时明朝政治腐败、军事指挥体系混乱以及人事斗争尖锐问题的深刻反映。


    在历史假设层面，如果杨镐采纳了杜松的建议，审时度势，调整战略部署，或者充分尊重前线将领的自主指挥权，也许能够避免这场惨败，进而改写辽东乃至明朝后期的历史走向。此外，计六奇着重强调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问题，旨在突出将领在战场上应具备独立判断和灵活应变的能力，这对于任何时代的军事指挥者都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而这个问题未能妥善解决，且在明朝后来的剿灭流寇作战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直接导致了一连串的明朝内部作战军事失利。

 第6章 光宗贞皇帝、附前梃击青宫一案

    光宗贞皇帝


    明光宗皇帝名为朱常洛，为明神宗之子，生于万历十年壬午（公元1582年）。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公元1594年），年仅十三岁的朱常洛开始出阁接受教育。他天资聪颖，记忆力超群，读书过目成诵，书法也有一定造诣。按照惯例，每次讲学时，阁臣中有一人需入值陪伴听讲，讲案前摆放一对铜鹤，阁臣需在铜鹤前叩头，然后在铜鹤后方转至东西两侧站立。有一次，一名阁臣误站在铜鹤前方，朱常洛便低声告诉内侍：“将铜鹤移近一些。”虽然没有明说，但其言外之意是希望阁臣遵守规矩，这一举动令众人深感佩服。


    一天，讲官讲学内容为《巧言乱德》，讲书中写道：“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当时是讲官刘幼安当值，他详细讲解完毕后提问：“何谓乱德？”朱常洛朗声回答：“颠倒是非。”他将大臣的讲解内容转化为自己的语言，而且更加清晰明了。讲官焦竑询问“维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大义”之意，朱常洛回答：“只需理解‘天命之谓性’即可。”讲官董其昌问他“择可劳而劳之”什么意思，朱常洛回答：“就是所说的‘不轻用民力’。”讲官们对他的回答都深感叹服。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公元1615年），朱常洛当时三十四岁，居住在青宫，皇宫内发生了一个叫张差的人闯入宫门企图用木棍袭击他事件。明神宗在慈宁宫询问朱常洛：“你有什么要说的？”朱常洛明白神宗皇帝的意思，回答道：“像这样疯癫的人，处决了就算了，不要株连道他人。”他又说：“我们父子之间何等亲密，希望诸大臣不要听信流言蜚语，成为不忠之臣，也使我成为不孝之子。”明神宗听后心情大好。


    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公元1620年）八月初一，朱常洛即位为帝，时年三十九岁。九月初一，他驾崩，即位仅一个月，后来新帝诏书规定八月以后的年号为泰昌元年，次年改元为天启。


    附前梃击青宫一案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年（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皇宫内突然有一名男子手持木棍闯入东宫，还击伤了守门的一名太监。韩永用等人迅速召集人手将其擒获，并送往相关部门审讯。这名罪犯名叫张差，御史刘廷元在奏疏中称其行为举止疑似疯癫，面容狡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人将其定性为患有疯病。提牢官王之采深入审问，张差说是马三道诱导其至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庞保、刘成处，言谈中还涉及郑贵妃之兄郑国泰。


    郑国泰得知后看，随后发布上疏为自己辩白，科道官员何士晋请求彻查此事。明神宗为此大怒，召集群臣上朝，百官跪拜向前，当时太子朱常洛与三位皇孙均在场。明神宗说：“昨日有个叫张差的疯癫之人突入东宫伤人，这种不同寻常的事，与我有何关系？外面有很多闲言碎语的猜测，你们哪一个没有父子之情，却想要离间我和太子的关系？只需要将与此事有关的张差、庞保、刘成立即处以凌迟之刑，不得牵连其余无辜之人”。随后，明神宗握着太子朱常洛的手，向群臣展示道：“此子极孝顺，我极为疼爱”。


    当时御史刘光复在人群中欣喜地大声说：“皇帝极其慈爱，太子极其仁孝”。由于他站的位置靠后，声音较高，神宗皇帝误以为他有别的意见，便命令太监将其拿下，还命侍卫们挥棍对他予以庭杖，随后命令将他押至朝房等待旨意。怒气稍平后，神宗皇帝又用手抚着太子朱常洛的身体说：“我将他从一个孤儿养育成一个男子汉，如果我有别的想法，何不在那时就替换他？如今他已经长大成人，又有什么好怀疑的呢？”


    不久后，张差在市集被公开处决，庞、刘二人在内庭被处死，此事就此平息。事后，王之采被罢官，他的职位被从地方上调的官员何士晋补上。


    译者注：1.原文中的“岐嶷不凡”是一个形容词，本义是指山势峻峭，用来描述儿童或少年展现出的早慧、聪明或品德超群的特质，具有非凡的气质与天赋。其中，“岐嶷”一词源自古籍《诗经》中的《大雅·生民》篇，原文诗句为：“诞实匍匐，克岐克嶷。”朱熹在《诗集传》中对“岐嶷”一词解释为：“岐嶷，峻茂之状”，意指山势峻峭茂盛的样子引申形容人的性格、才智等方面特立独行、出类拔萃。


    2.原文中的“巧言乱德”是一个成语，出自《论语·卫灵公》篇，原文为：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意为花言巧语、言辞华丽却缺乏诚意，会扰乱人的道德修养，经常用来批评那些善于言辞矫饰、言行不一、以言语惑人而败坏道德的行为。


    3.原文中的“既敷衍毕”，指详细讲解完毕。在古代文献中，“敷衍”一词有时用于描述对经典、经义、政事等进行详尽的解说或论述。


    4.原文中的“维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大义”，意为上天将美德赐予了民众，期待民众拥有恒久的高尚美德。

 第9章 熊廷弼回籍

    九月十五日己丑，御史冯三元列举了辽东经略熊廷弼八条无谋之过和三条欺君之罪。熊廷弼请求朝廷对他免职。杨涟上奏说：“对辽东经略的评价终究无法抹杀他的功劳，但同情辽东经略也不能掩盖他的过失。熊廷弼的功劳在于艰难支撑，使辽东暂时安宁了一年；过失在于面对长期衰颓的局面，无法振作，对实现全面稳固无良策可施。”二十二日，御史张修德建议将熊廷弼贬谪流放。熊廷弼上书请求朝廷审查其是否有守辽之功。


    户部科道官员王继昌奉旨参与讨论，上奏说：“熊廷弼遭人诟病有三个方面，一是熊廷弼以粗暴谩骂下属的方式展示其威势和魄力，导致将帅们无法被有效调动，也就无法取得军事上的成功。二是最初未能充分利用辽东本地人的力量，而是过度依赖外来援兵，这些援兵又对辽地造成严重破坏，导致人心背离，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三是熊廷弼大规模调集全国各地的兵力，耗费了巨额财力，军队在行进过程中，对沿途驿站承受巨大压力，同时军队叛兵在逃亡过程中肆意劫掠、奸淫，给沿途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


    熊廷弼请求免职的奏疏中写道：“辽东官军三路覆没，开原再次失陷，我仅率领几百疲弱士兵匆忙出关，到达杏山时又得知铁岭失守。那时，辽东士民认为辽东必亡，纷纷夺门逃走；文武官员认为辽东必亡，各自暗中准备马匹打算逃走；各道官员认为辽东必亡，派开原道韩善、分守道阎鸣泰等官员前往沈阳，他们均不愿前往，阎鸣泰甚至半路痛哭而返；辽西地区认为辽东必亡，计划加强海州三坌河防守，以固守广宁门户；关内地区认为辽东必亡，都不愿转运粮饷而留给自用；全国士民都认为辽东必亡，不愿发放军器火药，以免落入敌手；各级大小衙门认为辽东必亡，担心敌军直逼京师，日夜忙着转移家眷财物；朝廷内外官员都认为辽东必亡，要么主张固守京城门户山海关，要么提议戍守海州作为辽阳退路，戍守金伏作为山东防线。连敌人都认为辽东必亡，打算在此建都。当时人心惶惶，情况危急，危在旦夕，而如今辽东局势转危为安，地方安定，朝廷上下安然无事、安然自卧，这绝非前线不练兵、不部署、不安抚，只靠专注于打嘴仗、滥用刑罚的朝中大臣所能达成的。至于指责我统兵十余万却未能大胜或小胜敌军，未能杀敌擒酋，反而害民失地，遭敌人嘲笑，确实存在这样的遗憾。但说到杀敌擒酋之事，在当时的兵员将领条件下，实在不宜轻易谈及。之前因朝廷催战导致张承允牺牲、杨镐三路大军惨败，在这样的教训面前，我此刻怎敢轻率行事”等等。


    于是熊廷弼交还印信，静候朝廷处分。熹宗皇帝命令解除熊廷弼的职务，让他返回原籍接受审查。十月十日，朝廷任命袁应泰为辽东经略。


    熊廷弼在辩解奏疏中陈述：“去年秋天，辽阳以北各城人口逃散，如今在沈阳、奉集以南，不仅原本逃走的民众陆续回归，而且开原、铁岭、蒲河以南，每日聚集大量人口，各地商客也日益增多，这是当地人口情况。清河、抚顺、开原、铁岭、蒲伊汛等地均被敌军攻占，虽然尚未收复，但沈阳、奉集、宽叆、醮阳、长永、宽奠等地曾被弃守的城池、堡垒现已重新驻守，辽阳更不用说，这是当地城池状况。去年秋天，辽阳仅剩孱弱的骑兵四五千人、川兵一万人，沈阳驻军万余人，现今援兵、募兵总计达十三万，各堡开始屯兵，各城逐渐加强防御，这是当地兵马情况。自去年八月至今年九月，当地总共耗费白银二百三十一万余两，米豆一百余万石，不知大臣们奏疏中说的我‘一年虚耗八百万’从何而来，这是当地的钱粮情况。各类军器中，除上疏向内库及各边军索取的部分不计外，我制造的大炮中，重二百斤以上的数百门，八九十斤至百斤的数百门，百子炮上千门，三眼铳、鸟铳七千余支，此外还有盔甲、胸甲、臂盾、甲梁、战车、枪刀、弓箭，以及钢轮、火人、火马、火罐、钉獗、盾牌等，数量以千万计，这些是当地武器装备情况。每一项物资都是我大声疾呼、奋力争取所得，每一件事都是我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所办理，每一处防守区域都是我亲自踏勘、亲手规划。辽东地区各项事务复杂困难，有的疆臣几年都无法妥善处理，我一年之内就全部承担起来，身为臣子实属不易。近年来朝廷议论纷纷，全然不顾当地军中实际情况，仅凭塘报中敌情的缓急来论断。前年冬天至今年春天，敌军因冰雪将领而攻势稍缓，有人便哄然宣称敌军疲惫、财力匮乏，急催官军作战，战败后又哑口无言，不敢再提一个‘战’字。现在看到我刚将局面稳定下来，那些原本沉默的人又开始起哄，急切要求开战。这些人不过是个矮之人在现场观察，又看不清楚，只知道附和别人，没有一点真知灼见。至于当初启用李如柏、李如桢，裁撤巡抚、增设巡抚，起用赞画、阅科，讨论督护等事宜，无一不是朝廷言官们提出的建议，却没有一项见效。地方事务应当由地方官员处理，他们身处险境，性命攸关，又肩负重任，自然会尽心妥善处置，何必用一些空话、套话话干扰他们，一旦地方官与朝中大臣意见不合，他们又勃然大怒。如果今后朝中议论仍然如此不切实际，那么经略大臣将无法施展手脚。这是我对后继经略大臣、其他封疆大吏以及整个国家的忧虑。”

 第10章 沈阳陷、辽阳陷

    沈阳陷


    明朝总兵贺世贤驻守沈阳。正月时，后金军队数万骑兵抵达浑河，黄昏时分传来报告，敌军已接近渡河，即将靠近沈阳城池。贺世贤闻讯大惊，急忙在城墙垛口间储备火药，登上城楼查看敌情，发现敌军距离城池四里之遥。他下令发射火炮，然而，尽管火炮轰鸣，却未能伤及敌军一兵一骑，火药就已经耗尽。片刻之间，敌军已经将城池团团围住。次日，副总兵尤世功率领一万兵马出城迎战，虽然杀伤了敌军大半，但最终还是被迫撤回。此后，贺世贤坚守城池，不再出战。


    此时，辽东经略袁应泰接到战况报告，派遣参将王世科率领五千人马前往支援。然而，敌将哈都率军击杀了王世科，导致其所率部队全部投降。敌军围城十日后，成功攻破沈阳北门。贺世贤见状，打开西门，单骑逃离。他逃至双溪时，遇到李永芳率领的五百哨骑侦察兵，最终选择投降。贺世贤与李永芳共乘一马，一同进入已被敌军占领的沈阳城。敌军任命贺世贤为后金副总兵。


    沈阳陷落之后，后金将此城设为都城，并称之为“沈京”。


    辽阳陷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三月二十日，辽阳陷落。在此之前，辽东经略袁应泰得知沈阳陷落的消息后，便与巡按御史张铨、分守道官员何廷魁、监军道官员崔儒秀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这时突然传来后金军自四里铺逼近的报告，袁应泰立刻命令总兵侯世禄率军迎敌，他遭遇了哈都、哈真两名敌将的联合进攻。双方从中午激战至傍晚，胜负未分，侯世禄决定收兵，撤至东山驻扎。敌军趁夜色攻击小西门，袁应泰命令发射火器抵抗直至天亮。敌军虽伤亡众多，但明军火器也已耗尽。袁应泰又令监军牛维曜从小南门出辽阳城援助侯世禄再次出击，牛维曜在战斗中中箭，导致部队溃败。侯世禄抵挡不住，也只好撤退。


    袁应泰、张铨、何廷魁、崔儒秀在城楼上目睹战况，深知事态危急，袁应泰说：“我奉朝廷之命专征辽东，本想恢复失去的疆土，报效朝廷，安抚百姓，无奈天意如此，使得谋臣无法定策，勇将不能建功，辽阳城危在旦夕。如果退守河西，我不仅无颜面对皇上，也愧对诸位将士。我愿交还皇帝赐予的尚方宝剑，以身殉国。诸位没有在外统兵作战的责任，应当迅速离开城池，尽快采取行动收拾残局，退守至河西地区，制定长远防守计划。”张铨等人表示：“我们皆受国家厚恩，如今正是国家危难之时，理应舍身报国。愿追随大人，死后化为厉鬼也要继续抗击敌人。”


    话音未落，四面传来敌军攻城的消息，众人分别坚守各城门。不久，小西门起火，后金军已经登上城楼。小南门内有叛军接应打开城门，敌军大批涌入。袁应泰在东城楼上向皇宫方向拜别，然后拔剑自刎。崔儒秀也自缢身亡。张铨坚守北门，看见李永芳攻城，大声斥责其背叛国家、忘记君恩的逆贼行径。李永芳假装听不见，厉声催促后金士卒加紧攻城，很快城门被攻破，张铨在城楼上仍骂声不绝，直至被敌军杀死。全城大火四起，哭声震天。何廷魁回到官署，与妻子、两个女儿一起跳入花园井中自尽。


    附记：


    辽阳生员杨某于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任松江总督，一次与无锡进士刘果远宴饮，观赏戏曲表演。酒酣之时杨某拍案叫道：“这拍板唱错了。”刘果远问：“大人也精通音律吗？”杨某回答：“我的命也是因此才得以保全。当初辽东陷落时，敌人担心百姓因贫困而生乱，先将贫民尽数杀害；两年后又担心富人聚集造反，于是再次将富人全部杀掉。只有四类人未被杀。一是皮工，能快速做鞋子的不杀；二是木工，能制作家具器物的不杀；三是针工，能缝制皮衣帽子的不杀；四是优伶，能演唱汉曲的不杀。唯独想要杀掉读书人。那时我为了在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整日闭门苦读，故而面色白皙。后金军捉住我后问我是不是读书人，我回答说不是，我是唱戏之人。对方说那你一定会唱戏，让我唱一首听听。于是我唱了一曲四平腔，才得以被释放。”杨某说完这段往事，就在宴席间亲自敲板唱了一曲。


    译者注：1.原文记载的明将贺世贤叛变后金，系作者计六奇根据当时的一些史料记录。按照后世编撰的《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九卷记载，贺世贤、尤世功皆在沈阳之战中战死。


    2.沈阳与辽阳的相继陷落，是中国明朝末期东北地区局势剧变的重要节点，标志着后金势力崛起并逐步蚕食明朝领土，影响了整个明清交替的历史进程。

 第11章 袁应泰传、张铨殉节

    袁应泰传


    袁应泰，字大来，号位宇，凤翔人。万历乙未年（公元1595年）考中进士，被明朝朝廷任命为临漳知县。期间，他筑建了长达四十余里的长堤以抵御漳河水患，后升任工部主事。在淮徐地区任职兵备官员时，因应对饥荒开仓放粮，却被弹劾，他称病辞职归乡。后来他被朝廷起用为河南参政，负责永平地区的军事防御。适逢边境告警，他于万历庚申年（公元1620年）八月初九被朝廷晋升为佥都御史，并出任辽东巡抚。熊廷弼因被他人指责而离职后，袁应泰于十月初十被朝廷任命为兵部侍郎，获赐天子剑并受命担任辽东经略。到任辽东后，他上疏朝廷说：“我父亲遗书命令我不得因为国事艰难就罢官去职，我将遵循父亲遗训，无论生病还是战死，都不离开辽东一步，即使因罪被贬，也愿意加入士卒行列抗击敌军，绝不踏入山海关一步。”朝廷对此给予了嘉奖回复。


    起初，熊廷弼部署辽阳防守严谨有序，而袁应泰到任后对一些措施略有调整，特别是对待投降者的政策，引起了人们的不满。袁应泰认为西面的敌军因粮食耗尽而投降官军，官军应接纳他们并将其转化为精锐部队，以此壮大自身实力、孤立敌人，他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策略。然而，当沈阳失陷以后，监军欲处决之前的投降者（怕这些人充当城中内应），已经将他们捆绑起来，袁应泰检查到他们身上有多处重伤，便安抚并释放了他们，还责骂了捆绑他们的人。这样一来，袁应泰与那些最后以身殉国的死难官员产生了严重分歧。一些苟且偷生的人无处推卸责任，后来便纷纷指责说：辽东不是自己败亡的，而是被投降者搞垮的。


    辽阳城陷落时，袁应泰在城楼上面向京城方向拜奏说：“我到辽东后发现人心不稳，无法固守，因此立下死在辽东、葬在辽东的誓言，如今果然城陷，我虽已竭尽全力，但仍以死报国，希望皇帝能够凝聚人心，为收复失地做准备。”他又写信向父亲告别，随后自缢身亡。他的内弟姚居秀也随之自尽。仆人唐世明悲痛欲绝，守在袁应泰尸体旁痛哭，最后点燃大火焚烧楼阁，随主人而去。朝廷起初认为袁应泰错误地收纳投降者、轻信叛将，导致沈阳、辽阳失守，直到第二年十月才追赠他为兵部尚书，给予祭奠，并荫庇其一子进入国子监读书。


    张铨殉节


    张铨，字宇衡，号见平，是山西沁水人。万历甲辰年（公元1604年）考中进士，被授予保定推官之职，后调任浙江道御史。他因家人去世而离职回乡守丧，守丧期结束后，被朝廷起用为江西按察使。正值辽东边防危机重重，张铨被派任辽东巡按御史，此时袁应泰正以接受敌军投降的策略应对局势，张铨预言道：“辽东的祸患就在于此了。”他虽极力劝阻，但未能改变局势。


    等到辽阳被围，张铨与袁应泰一同坚守城池。袁应泰说：“我无能，作为辽东经略罪有应得，理当以身殉国，而你作为按察使并无在外作战的责任，还可以收拾残兵，谋划退守河西。”张铨反驳道：“不对。我世代蒙受国家恩泽，怎能在城破后独活？城若陷落，我定与城共存亡。”城池失守后，敌军簇拥张铨出官署，他坚贞不屈，敌军欲杀之，但刚出门又将其带回，好言安慰，劝他投降。张铨始终不肯屈服，敌军命两人强行将其扶上马，送回官署。至官署门前，张铨面向北方皇城方向连拜五次，说：“我未能报答皇帝。”又转身呼唤父母名字，连拜四次，说：“儿子不能再侍奉父母了。”随后自缢而死。


    张铨容貌俊美，须髯飘逸，酷爱读书，在江西时曾撰写《春秋补传》若干卷。他死后被朝廷追赠为大理寺卿，再追赠为兵部尚书，谥号忠烈，朝廷给予祭葬，其一子被荫封为锦衣卫世袭指挥佥事，并建昭忠祠以纪念。同时，张铨的父亲大理寺卿张五典（仍在世）也被朝廷特别擢升为兵部尚书。与张铨一同殉难的还有按察司副使何廷魁、佥事崔儒秀。


    张铨的死因在其他记载中略有不同，但无论是被杀还是自缢，都是以身殉国。


    译者注：1.原文中“内淫”一词可能为误录或误传。根据《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卷记载，姚居秀为袁应泰的内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