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生相：一名底层记者的台前幕后》


 第1章 第01章 农民变身记者

    我认为，记者也有高层低层之分。所谓高层记者，指的省级及以上媒体的记者；所谓低层记者，指的是地级市和县区级媒体的记者。低层记者所接触的人和事、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所能达到的广度和高度，自然不能与高层记者相提并论，但相对于芸芸众生而言，他们能经常接触到的、能倾情相诉的、能把心交出来的，往往是处于生活底层的低层记者。


    我就是一名底（低）层记者——一名长期供职于一家地级晚报的步行或骑自行车采访的记者，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所是，我得先写写自己是如何当上记者、如何进行采访的。


    农民变身记者


    一桩事物的产生（比如自学考试制度的建立和推行），有时可以改变一个人或者一批人的命运。


    不但所有认识我的人没想到，就是要我自己也没想到，一个种了十多年田的山区农民，在他人的推荐下，凭着一张自学考试专科文凭和一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江西日报》、《故事会》、江西人民广播电台等报刊电台发表的文章（用稿通知单），通过笔试、面试、组织考察等一系列程序后，最终成为一名正儿八经的记者。


    在二000年前后，我国各地刮起了一股撤地设市的热潮。位于赣西北的宜春地区行署改为地级宜春市，原县级宜春市改为袁州区。改来改去，又回到了两千年前——宜春市最早就叫袁州府，不过，那是汉武帝年间的事了。


    二00二年三月，宜春人民广播电台开播，招录了一批新闻记者和节目主持人。四月份，我这个先后在乡镇政府上过班、在村委会当过主任（以“被选举”的方式任职的）、在公司担任过办公室主任、最后还得在家种田的文学青年，在老乡、师傅、还沾点亲戚关系的彭发生（他当时在宜春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任主任）力荐下，我洗脚上岸，兴致勃勃地从老家袁州区水江乡来到八十公里外的宜春城里上班。上班先得解决住宿的问题，租房子是不现实的，因为我没有租房子的钱。那时候农民种田不但没有补贴，而且还要交皇粮国税和乡村统筹费，农民们光种田是难以养家糊口的。我一家五口人：父亲（母亲的生活费由弟弟负担）、妻子、女儿、儿子（因我和妻子均为农民，按当时的政策是头胎生女儿，五年后可再生一胎，所以我并没有违反计划生育），这些年在我的苦心经营、不断打拼下，家里的生活水平也还可以，但因一九九九年花了几万元钱建造了一幢二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欠下了一万多元的工钱和运输费用尚未还清，所以手头特别紧，不得不省吃俭用。


    但我不可能露宿街头，怎么解决住宿的问题呢？好在我二姐夫在宜春市第一中学教书，学校分了住房和厨房给他，而他在城里买了商品房，只有中午吃饭和午休时才呆在学校的房间里，于时我便吃住在学校。年过三十的我并不会做饭炒菜，遂像二姐夫一样，餐餐到学校食堂打饭打菜。蔬菜五角一份、荤菜八角一份，饭花两三角钱就能打一大碗，一餐有一块钱足够了。有时为了节省几角钱，我往往打一份菜下两餐的饭。至于早餐，花三角钱买两个馒头就着白开水就解决了。当然，有时吃早餐时也会狠下心花一元钱买一碗米面（放了猪血和豆芽，我特喜欢吃）犒劳自己。


    闲说少说。我将自己安顿下来后，就到宜春人民广播电台报到，分管电台的市广电局领导将我分在新闻部从事新闻采访工作。这也是我的意愿和特长。当时，新闻部有五个人，除了我和彭发生外，一位是副主任，叫孙文霞，听说是原宜春市委书记的儿媳妇；一位是原小学老师，叫何发庚，听说当过副校长；一位叫黄龙，宜春学院大四学生，即将毕业。说起来，我们五个人都是老宜春市现袁州区人，虽然他们先来，但不并欺生，特别是年龄与我相差无几的孙文霞，对我特别友好，没有一点官宦人家子女的架子，使我这个乡下人在这个小集体并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当然，我也知道自己得表现得好一些，单位给我配了办公室的钥匙后，我每天早上七点半就到单位，先洒水拖地后抹桌子再整理书报。如果怕拖地后地来不及干，被进来的人踩成“大花脸”，我就扭开吊扇吹一吹。待同事们上班时，我已在看报纸或写稿子。他们看到干净整洁的办公室，自然很是满意，有时还要夸我几句，我却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我以前在家里，往往是天刚亮就起床干活，劳动了两三个小时饿得前心贴后背才吃早饭。现在不用干重活累活脏活，打扫卫生整理办公室根本算不了什么。


    根据相关规定，我得试用三个月，如合格后可转为合同工。试用期间每个月既有在本台上稿的任务，又有在江西人民广播电台上稿的任务。当然，做为一名十多年前就在省级报纸上发表过小小说、八年前在《人民日报》刊登过新闻通讯、获得过宜春地区模范通讯员荣誉的我来说，要完成任务并非难事。可我毕竟长期在乡下种田做事，不但其貌不扬，而且皮肤黝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如果出去采访，特别是到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上去，别人可能不相信我是个记者。不过，单位上很为我们着想，我没过试用期，就给我办了工作证。当我拿着有生以来第一个工作证时，那个激动劲自是没得说！这么多年来，我在这么多单位工作过，除了拿工资时签个字外，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能证明我所从事的工作。当然，我家里的户口簿和自己的身份证倒能证明我是个农民。所以，当几个月后我离开宜春人民广播电台上交工作证时，我特意将工作证复印了一份，留作纪念。


    “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这是唐代大文豪韩愈在宜春任刺史时写下的诗句。宜春中心城是一座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古城，袁河由西向东穿城而过，蜿蜒如玉带，十分秀美，城区这段河因此被称为“秀江”，人们在一江两岸聚住；三二0国道从城西经过，距萍乡市区不足百里。城里有大小袁山等数座山坡，有我国最早的古天文台，有春台晓日、南池涌珠、状元洲等八大景观。江西状元冠天下，而江西第一个状元卢肇就是出自袁州府。正因为宜春城中有山，山下有水，水中有景，景中有文，被列为全国第一批生态城市。二00二年城区人口大概有二三十万，是个适合居住的好地方。不过，当时工作都没稳定的我可没想到自己若干年后会在宜春城里买房安家，定居于此。


    宜春城虽好，但我对她并不熟悉，被采访的单位在哪里都不知道。那个时候不要说打的去采访，就是买部新自行车的财力都没有。好在宜春城并不太，市直单位多在距电台约两公里的市政府内；区政府的区直单位多在不足一公里的区政府内里。彭发生就带我和何发庚、黄龙去采访。当然，往往是这次带我、下次带黄龙或何发庚，四个人很少一起去，因为这样就不像是采访，倒像是去打群架。彭主任早在十年前就在原宜春市广播电台工作，在《人民日报》、《农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间文学》等上百家报刊电台发表过不少文章，得过不少市级以上的奖，为此，有的人称他为彭大师。宜春撤地设市后，彭大师从县级广播电台调到市级广电部门工作。多年来的新闻采访工作，使彭大师认识不少部门和单位的领导领导，有的关系还不错。我们跟着他出去，自然要沾光，吃饭喝酒是常事，有时还会得到几包农民根本抽不起的好烟，如“极品金圣”（现改为“吉品金圣”）。我记得自己在上初中时就在其他学生的带领下学抽烟，走上社会后也曾抽过烟，但因经济原因和兴趣取向（我最喜欢的事是读书看报，至今还是如此），抽烟都是浅尝辄止。如今进城当了记者，要么不抽，要抽就再也不能抽几毛钱一两元钱一包的烟。所以，我决定不抽烟。别人打了烟给我，我背地里就拿给抽烟的彭大师。彭大师开始不肯收，我就说：“我又不抽烟，要不是跟你出来，我可能连饭都吃不上，哪有烟得？”有时，我也会将一两包好烟带回家给父亲抽。


    “一包烟要十多块钱呀？太贵了，简直是烧钱！”原来抽生（旱）烟后来抽香烟的父亲舍不得抽这么贵的烟，就把好烟拿到食杂店换成八毛钱一包的“银象”烟。


    我试用期间月工资四百元。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相当可以了，算下来一天也有十多元钱的收入（那时在家做小工也就十五元一天）呢！我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三元，每隔一个星期或半个月回家一次，车费加给小孩买的零食也不过一二十元。这样算来，每个月还能积下两百多元钱。家里的山田土都没有荒废，平时由妻子耕作，我利用双休日或假期回家帮帮忙。家里的开支也不大，还可以卖点菜和粮食什么的换点钱。所以，如果不是建房子欠了账，我的日子也不会过得这么紧巴。


    不过，我在人世间混了二三十年，到过的单位做过的事都不少，知恩图报的事还是晓得的。我在家种田时先是写文学作品，没有什么成效。后来在乡政府工作的老乡兼远亲的彭发生指导下，改写新闻稿，几年来先后在中央、省、地级党报发表了一系列稿子，并被乡政府聘为报道员。现在又在他的力荐下得以当上记者，真是功不可没。所以，当我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时，遂拿出三百元钱感谢彭发生。我知道彭大师也不容易。他原来也像我一样在家种田，因为会写点东西，我们乡里的领导就让他到乡里写写画画，后来他在省级、中央级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便在乡文化站转了正，还到江西大学作家班进修过。几年前因得到原宜春市委主要领导的赏识，直接将他调到原宜春市广播电台工作，一家人都进了城。彭大师妻子没工作，两个儿子在上学，还有年老的母亲，一家人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支撑，经济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但彭大师坚辞不收，说我不要这样，他帮得到的事肯定会帮，不用什么酬谢。随后，我将这三百元钱塞在裤腰后袋里。第二天是周末，我坐客（班）车回水江与家人团聚。到家后打算拿出那三百元钱给妻子，才发现裤袋里空空如也，那钱不知是掉出来了还是被扒手扒走了。这是我至今为止丢失的最大的一笔现金。丢了就丢了，妻子并没有过多地责怪我。


    为了表现自己，巩固自己的位置，上班时间我要么在外面采访，要么在办公室写稿，甚至连晚上都在学习新闻采写业务知识，既写消息、通讯，又写调查、言论。有时为了多上点稿子，就把以前发表的言论稿子加工润色后再交上去。由于电台用稿特别是会议稿和通讯稿要用同期声（即录音报道），我们的采访工具除了笔和本子外，还多了一个录放机。对这类产品，我从未接触过，认为自己学不会，但在大学生黄龙的指引下，边学边做，一段时间后，也知道用了。由于我特别努力，加上多管齐下，所以，成了新闻部上稿数量最多的记者，而且在省电台发稿的数量也仅次于彭大师。连起初不怎么待见我的台领导也表扬了我几句，这使我采写新闻的劲头更大了。与此同时，我还把一些写得较好的份量重的稿件拿到《宜春日报》去，有几篇还在日报《星期刊》的头版头条发表，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证明了自己的写作实力，为日后进入宜春日报社奠定了基础。不过，由于本文叙述的重点并不是我在电台当记者的经历，在这里就不展开来说了。


    我拿到第二个月的工资后，就请新闻部所有同事以及宜春日报社总编室的负责人吃饭。那时我喝酒没有后来那么放得开，话语也不多，大家喝得比较文明，六七个人，一两件（一件十二瓶）啤酒就够了。如果有时间，彭主任就提议打几把扑克，我们自然响应。不过我的性子太急，脾气不好，动不动就操娘日爹的爆粗口，这都是长期生活在农村里形成的不良习惯。彭主任听到了后就说：“黄永东，你现在是在新闻单位、是一名记者，不比得在老家，不要动不动就哇粗话，要注意自己的形象。”我听了羞愧难当，也觉得自己是不能这样，要讲点文明。此后，我努力克制不要动不动就暴粗口。虽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还是有所改进。若干年后，我跟彭大师在一起打讲或吃饭，他暴的粗口比我的还多，看来也是环境和习惯使然。


    三个月试用期过后，我的月工资仍是四百元，就是加了一个绩效，比如在本台发稿超过任务基数每篇奖五元，在省台上稿每篇奖十五元。彭大师在省电台有的是熟人，我写了比较好的稿，就拜托他通过邮局寄给省电台的熟人（那时单位上还没有给我们配电脑，我也不知道“伊妹儿”为何物）。不过，我们新闻部的人都有在省电台上稿的任务，一个月下来，我也只能在省台发几篇稿子。所以，拼死拼活，绞尽脑汁，一个月能有个五六百元的收入就不错了。不过，“黄记者”的称呼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受用，不是几个钱的事。


    由于双休日不用上班，加上家里也有些事需要我回去料理，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要回家，虽然要破费不少车费，但也阻挡不住回家的脚步。每每想到回去能与年幼的儿女交谈、与年轻的妻子合欢、年老的父母见面，心里就充满着渴望和期待，等车之苦和坐车之久、颠簸之苦也就勿略不记了。当然，回家时往往要卖些苹果、香蕉、枣子之类的水果让老人孩子享用，省得他们看到空手回家的儿子或父亲有些失落。

 第2章 第02章 山乡也有新闻

    山乡也有新闻


    干一行爱一行，我由通讯员成为专职记者，新闻敏感性也有所增强，碰到一些人和事，也可形成文字，诉之于媒体。


    一个周末下午，我又打算回家，因从宜春到水江的客车少而挤，我就坐上了由宜春开往天台（距水江集镇尚有十五公里）的客车。一路上，司机为了多揽客，走走停停，开得很慢。我怕误了去水江的班车，就要求下车。不想司机并不停车，售票员也叫我放心，保证他们的客车会比水江的客车先到天台。不想班车在离天台二十公里的辽市乡坏了，我刚要下车，去水江的客车就呼啸而过。望着远去的班车，我生气地对司机说：“刚才要你停车让我下去，你不停，现在误了去水江的车怎么办？”


    “我和水江的班车司机联系一下，你走到前面的街上改坐水江的车就是！”司机不以为然地答道。


    “车子都开走了，他会等我呀？我到了那里搭不到车怎么办？”


    “要是搭不到，我出一百元钱给你。”司机信誓旦旦地说。


    我不太相信，要求售票员退还我从辽市到天台的车费。


    司机却说：“要你去就去，不去就算了，钱是没有退的！”


    我下车后看了一眼车牌号说道：“赣c03133，我记住了你的车牌号。”


    司机一听，气势汹汹地盯着我：“记住了车牌号又怎么样？再说一遍，我就揍死你！”


    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一个文弱书生在无车辆代步的情况下，只有肩扛手提十多公斤的东西在烈日下步行五百多米赶到辽市街上，可开往水江的班车早已走了，而我的脚也走起了泡（这也是进城后走路少的原因）。没办法，只有等乘刚才的那辆客车。等了好一会，赣c03133才来，我上车后对司机说：“你不是说我搭不到水江的车出一百元钱给我吗？我已按你说的做了，现在既误了车，又受了罪，等下打摩的还要多出钱，怎么办？”


    司机却再也不搭理我。看到人高马大的司机，我也不敢再与他争论，只好自认倒霉。车到天台，我不得不花比坐客车贵四五倍的车资打摩的回水江。


    我刚到水江集镇，就碰到水江中学的彭校长。


    “黄记者，你回来了啦？我正要找你，又不知道你的手机号码。”


    “彭校长，有什么事？”看到母校的校长竟然跑过来握手，我既不好意思又有些不自然。


    “帮我们写个新闻。走，一起吃夜饭去，边吃边谈。”彭校长拿着我的手，显得十分热情。


    “这样吧，我先把东西送回家，再过来吃饭。”我扬了扬手中的东西说道。


    “好，我在‘老汤酒家’等你。”


    我家离集镇上不足五百米，我将东西送回家后，便来到‘老汤酒家’。一看，彭校长又叫来了几个副校长和办公室主任，其中不乏有我的同学和熟人。大家打过招呼后，就开始吃饭。酒是少不了的，喝的是啤酒。大家边吃边谈。原来，农民张xx得知水江中学想建造学生食堂又缺资金时，捐款六千九百元钱支持学校建食堂，成为全乡本地农民向水江中学捐资助教的第一人。不用说，这确实是件值得宣传的大好事，但我对捐款人的作为和人品却不以为然。说来话长。张xx是我最熟悉不过的人，他不但与我同一个村庄，还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虽然我读书时也很调皮，但与他相比，有些小巫见大巫的味道。我们调皮往往惹老师生气，他调皮还能讨老师的欢心，以至于当上了班长。不过张同学的班长一职在五年级时被撤掉了。原因是他偷供销社的桐子卖时被抓了个现形。那时候，我们学生娃没有经济来源，就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到山上捡铜籽卖，一公斤干铜籽能卖五毛钱左右，这在一本小人书定价只一两毛钱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很有吸引力的。供销社将收到的七八成干的桐籽摊到屋后的坪里晒，张同学发现后，就每次偷个一两斤桐籽再卖到供销社去。这样搞了几次，供销社的人发现了，就守在晒桐籽的地方，将再来作案的张同学抓了个正着。这就比我们平时偷摘他人的橙子、桔子、犁子等行为严重和恶劣得多了。供销社的人揪着张同学找到我们学校校长讨说法。张同学的班长一职自然被撸掉了。按说小时候犯些小错也不要紧，可是张同学成年后，在当地也嚣张得很。我当村长时，收他家的农业税乡村统筹时，他就是不交，不但弄得我很没有面子，而且给村里的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问题是他在结交乡领导方面又很有一套，村里拿他也没办法。后来，我们乡里一个村的村民因抗税抗粮，区、乡两级派出工作组进该村整治。结果引发宜春萍乡边界地区上千名农民围攻工作组。时任水江乡党委书记的万某某正在访村，闻讯后欲乘新买的桑塔纳（这也是当地群众对乡政府不满的原因之一）逃离村庄。时为普通农民的张同学不知怎么赶到现场，劝而万书记千万不能坐小车，因为前面有人拦路，并带万书记爬上油茶山逃脱了。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那天张同学不救万书记的驾，万书记是非死即伤。当时我作为工作组成员也在场，暴动的农民不但将政法部门的车辆砸坏掀翻、将几十名警察打跑，并绑架了两名年轻民警，而且四处寻找乡里的领导，要“揍死这些吃冤枉的蛀虫”。时任工作组副组长、原宜春市政法委副书记的徐xx坐着车子出逃被群众拦住，虽徐谎称自己是司机，也很是挨了几下。关于此次暴动的前因后果，有机会我在别的文章中再细说。


    张同学救驾有功，很快就安排进了村委会，并要发展他为共产党员，为日后当村支部书记作准备。发展党员要全村党员投票。我也是村里的党员，当时我因不当村长又不愿听乡领导的话而被赋闲在家。村党支部召集我们党员开会讨论张同学入党的事，我说：“要是他入党，我就退党！”但中国式投票选举基本上要遵循“体现组织意图”这个原则，否则难以做数。其结果自然是张同学成了入党积极分了。之后张同学找到我质问我说那话是什么意思。我虽然打不过他，但仍然说这就是我的态度。后来张同学入了党，当了村长，最后当了村党支部书记，又包了煤矿，赚到了钱。不知怎么想到捐资助学。不过，这也是好事一桩


    “张xx捐款六千多块钱助学，在水江乡当然是件大事，但放在整个宜春市来说，却算不了什么，恐怕写了都难以见报。”因为对张同学不满，我故意拿腔作调地对彭校长说。


    “嘿，你现在是记者，又是水江人，咯么会写文章，这个忙你肯定帮得到。来，我先敬你一杯！”彭校长边说边站起来敬酒，并要店老板拿包极品金圣烟给我。我说不抽烟，拒绝接收，可彭校长硬塞进我袋里。毕竟是母校的校长，大家又都是熟人，面子问题很重要。所以我虽然想将这包烟拿给父亲换成十多包“银象”烟，但还是拆开来给大家撒了一圈，自己也点了一支抽起来。


    且说星期一我返回宜春后，回想起赣c03133班车为了揽客，不仅造成了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还欺骗了我，使我备受愚弄，心里实在气不过。遂将此事写成“听众来信”，在本台播出；同时又以“读者来信”的名义送给了《宜春日报》群工部（新闻报道可以一稿多投，而且刊登的报刊电台越多，证明其越有新闻价值）。报纸刊出这封来信后，那辆车的司机受到了处罚。我既出了气，又得了十元钱稿费，也算是挽回了部分损失。同时，我又将张同学捐资助学的事写成一篇名为《水江农民张xx捐资助学扬美名》的短消息交给本台编辑，又抄了一遍送到宜春日报社，结果都刊（播）发了，算是向彭校长交了个差。


    不知是不是受了张同学的影响，时隔一个月，水江乡在外地发展的房地产老板彭庚生向水江中学捐资两万元助学。彭校长又要我写篇报道表扬表扬。发生在同一地方同一类型的消息，虽然后者的数目远远超过前者，但消息见报后的篇幅却比前者短多了，一条百多字短波而己。

 第3章 第03章 参加培训实习

    参加培训实习


    二00二年八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复同意出版《宜春晚报》；次月，江西省新闻出版局确定了《宜春晚报》的国内统一刊号。当月，《宜春日报》和宜春人民广播电台刊（播）发了即将创刊的《宜春晚报》招聘编辑记者的启事。


    看到招聘启事后，我和何发庚、黄龙三个在电台没有编制的人跃跃欲试。特别是我，虽然每个月在省电台和本台发稿几十篇，但只听得到，却看不到摸不着，没啥成就感。再说当时听收音机的人实在太少，发展空间不大，哪有报纸的舞台大？身为新闻部主任的彭大师知道我们的想法后，不但没有阻止我们“跳槽”，反而鼓励我们去应聘。晚报招编辑记者要大专以上的文凭，年龄三十周岁以下。何发庚是师范毕业的，第一关就过不了。我的大专文凭虽然是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但国家还是承认的。关键是我年己三十有二了。巧的是，我以前为方便外出找工作，特地托派出所的熟人帮我把年龄搞小了点，办了一个一九七三出生的身份证。而此次报社招人的年龄是以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为准的。所以，说来说去，幂幂中好像是命运使然。如果我在家种田不通过自学拿个专科文凭，如果我不是为了外出打工方便把年龄弄小了三岁，那我可能一直在广播电台工作或打回原形回家种田。不过，宜春日报和晚报以后招人倒没有年龄限制了。


    就这样，我和黄龙报名应聘《宜春晚报》的编辑记者职位。为了使我们的应聘如愿似尝，彭大师还向宜春日报社的熟人引荐了我们。报名参加考试的人有四十多个人，招录人员大概在二十人上下，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十月份，报社组织应聘人员进行了笔试、现场采访、面试考察等几个环节。我笔试和现场采访的成绩较高，面试时虽然肚子有货，可毕竟从来没有参加过面试，加上普通话说不好、语速太快等原因，连平均分都没达到。不过，最后我还是以总成绩第九名和几大本样稿剪贴本被录用了。黄龙也考取了。听说在面试时，宜春日报社的主要领导认为我普通话都说不标准，不宜当记者。时任《宜春晚报》总编辑的孙晓毛认为晚报记者主要是与当地市民打交道，我虽然说不好普通话，但会本地方言，又有多年采写新闻的经历，在采访时可能更方便些，这也是优势。这样，我才留了下来。


    由于此次招收的编辑记者除了我和黄龙从事过专职新闻采访工作外，其他人基本上没接触过新闻采编工作，而且来自各行各业，有刚大学毕业的、有事业单位的、有行政部门的、有做临时工的、有下岗失业的；身份也很复杂，有农民（我就是）、有医生、有教师、有工人、有干部。如何让这批人成为能采访能写作能排版能编稿的新闻工作者，无疑是摆在宜春日报和晚报领导面前的当务之急。于是，报社要求我们自十月下旬起，每天来报社学习，上午由资深编辑记者给我们讲授新闻采写编的基本知识和技巧，下午让我们阅读相关的报纸和书刊，主动去市、区两级相关部门单位采访。


    十月二十四日，宜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曾德春，副社长、总编辑谢菁；晚报总编辑孙晓毛，副总编辑辛冬妹与参加培训的人员见面。曾社长是从市政府办出来的，年约四十岁，个子矮小，表情严肃，走路向前倾，步子迈得快，显得精明能干。谢总编辑从普通工人写到报社领导，四十出头，个子相对高大，走起路来不急不缓，有些举轻若重的味道。孙总编辑是科班出身，在报社工作时间长，个子瘦高，头顶有点秃，说话慢条斯理，看起来年近五十。辛副总先后在学校、县委宣传部工作过，调到报社才不久，个子敦实微胖，走起路来有些气势。他们都是报社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以决定和影响我们在报社的地位和前途。


    开场白后，曾社长开始讲话：“晚报创刊是宜春日报社的第二次创业。全国自一九九八年以来，仅批复了三家晚报，其中新千年有两家，都在江西，即九江晚报（后改为《浔阳晚报》）和宜春晚报（后改为《赣西晚报》）。宜春市辖十个县(市、区)，有五百二十多万人口，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一份属于自己的晚报。报社将在年前购进价值数百万元的彩印设备，所以晚报创刊后期期出彩是没问题的。至于办得怎么样，就靠在座各位了。我要送给你们六个字，那就是‘做人、创新、赚钱’。做人比做事更重要，大家要有水涨船高的意识；作为新闻工作者，要遵循君子有财、取之有道的原则，要严于律己，树立报社的形象。现在你们在采编工作中先可以进行创造性的模仿，但时刻要有创新和超前意识，要在报道内容、方式、角度等方面创新。报纸要办好，经济实力是基础。大家在办报的过程中要有强烈的经营意识，晚报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广告的支持。大家既要写好稿编好报，还要搞好报纸发行和广告经营。”


    接着，谢总编辑说：“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章。晚报是市场化很强的报纸，作为晚报人，要有壮士断腕的气概，背水一战的决心，卧薪尝胆的精神，要做好吃苦、吃亏、吃紧的思想准备。晚报贴近读者、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以社会新闻、软性新闻为主，注重可读性、信息性和服务性。但晚报同样要坚持党性原则，要按照新闻规律办事，要增强竞争意识。所以，大家要打好三个根底，即政治理论根底、新闻业务根底、群众基础根底，要勇于善于向同行、老师、书本学习，早日成为一个合格甚至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然后，晚报总编辑孙晓毛明确：“宜春日报有九位同志到晚报来，起引导把关的作用。所以，现在大家的培训关也是考察关，要正确对待，认真学习，努力工作。晚报的基本定位，一是日报的子报；二是四开八版周六刊，星期天不出报；三是彩色印刷，有增刊或扩版。晚报以新闻立报，其中五个版是新闻版，有三个固定的生活服务类版块。明年下半年拟增出赣西新闻版，因为毗邻的新余、萍乡两市没有晚报。”随后，孙总从晚报的版面内容、出版周期、办报的指导思想、定位宗旨、经营理念、读者对象、发行途径、体制结构等方面进行了说明和阐述。要求晚报人想市民之所想，帮市民之所需，解市民之所难，办一张党和人民都喜欢的报纸。同时，要把晚报当作企业来管理，把报纸当做商品来经营，视市场为战场，奉读者为上帝，用灵活的机制竞争，以优质的服务取胜。晚报实行日报总编负责制，报社党委对晚报实行总管理，晚报独立经营。晚报工作人员不得超过三十名，设一个总编室，负责每周二十六个版的采写、编辑、出版；专刊部主要负责每周八个版的采写、策划、经营、出版；文体部主要负责每周十四个版的组稿、采编、出版。此外，还设了综合办公室、发行中心、广告部；同时，晚报已在全市六个县（市）设立了记者站。孙总还提醒大家：记者进行负面报道时要有充分的证据，依据法律法规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不能授柄于人。


    最后，辛冬妹副总编也讲了话，主要有：一是培训期间实行考勤登记，大家要遵守规定的作息时间。二是晚报是日报的补充。其特色是当天新闻当天见报，就是要把凌晨至当天中午前发生的新闻在当天就能告诉读者。三是晚报的宣传定位。即要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息，要有强烈的社会情趣，要有丰富的知识性，要有实用的服务性，要有明确的指导性，要有鲜明的城市色彩。四是晚报的新闻特点。概而言之，即短而新、短而快、短而实、短而精、短而活。五是晚报新闻素材的选择。要重视社会生活的反映，反映人们在工作、生产、学习之外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是大家感兴趣的新鲜事、有趣事、苦乐事等。会议消息报道要看其政治作用如何，是不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看对生产力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是能推动社会进步，便利广大群众；看是否传达了新的信息，包括文化科学知识等。六是晚报专版专栏的内容定位及相关要求。


    报社领导还明确了参加培训的人员每人每月补助三百元生活费，明年元月起进入试用期，三个月后签订劳动合同，按劳取酬。大家听了几位领导各有侧重、语重心长的讲话后，可说是既大开眼界、受益匪浅，又觉得压力不小、任重道远，搞得不好，还未上路就要被淘汰。之后，我们又相继聆听了宜春日报资深记者编辑、宜春学院专家教授的讲课，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感觉到要写好晚报新闻确非易事，不像日报的报道那样好写，因为晚报的新闻要新、要快、要活、要精、要准、要大家感兴趣。


    《宜春晚报》将于二00三年元月一号正式创刊，每周四十八个版，其中每天至少要有三个版是本地新闻。而参加采编工作的多为新手，采编任务重，工作量大，所以在创刊前要出几期试刊，练习和检验大家的采编水平。于是，我们一边学习一边采访，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尽快提高自己的新闻采编能力和水平。既然报社这边要进行考勤，我和黄龙也不好再拖下去，遂向原工作单位宜春广播电台提交辞呈。电台领导也知道电台现行的体制和报酬难以留人，同意放行，并将十月份的工资及时发给了我们。这是我在五个单位工作中第一个按时按量支付了工资的单位，其他的村呀、乡呀、镇呀、企业呀，虽然从不缺我这千儿八百的工资，但拖欠者少则一两年，多则七八年，我在一家公司的一千六百元欠薪催讨了无数次才于二00八年讨到手——此是后话。


    宜春日报社的办公大楼位于城区繁华地段，楼高达八层，但下面三层的房产是另外一家单位的，从四楼起才是报社的，晚报的人在六楼办公。可能是建得太早的原故，办公楼没有装电梯。六楼有两个各约一百平方米的办公室，总编室在一个大办公室，专刊部、文体部、发行部、广告中心在另一个办公室。晚报总编辑办公室和副总编辑办公室以及综合办在另外三个小房间。我们的办公桌都是日报工作人员淘汰下来的、两头沉的木桌子。桌子虽然笨重且漆落斑斑，不好看，但由于抽屉多，可以分门别类地装稿纸、报纸、书刊、采访本等，还是比较实用，不像后来配的电脑桌，东西放不下多少，还动不动就坏锁坏抽屉。


    初生牛犊不怕虎，也可以说是无知者无畏。或许是生活所迫、或许是爱好新闻、或许是不愿呆在原单位，大家工作的热情都很高涨，各自揣着一张硬壳纸做的、贴有自己相片、盖有晚报公章的采访证四处采访，也不管被采访单位有无熟人、欢不欢迎，一古脑儿地扎进去。由于突发新闻要靠撞，再说时效性也强，我就去相关单位采访一些市民关心的人和事，比如退休人员发挥余热的事，晚报有个“老龄”版需要这方面的稿子，我便跑到区老年协会了解情况。全市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情况怎样？我就跑到市农业局找到无公害农产品办公室去采访。接待人员说没听说过《宜春晚报》，我就说晚报明年元月一日正式创刊，现在在宜春日报、公交车、户外媒体都打了广告宣传。市政府明令取消“摩的”，可宜春街上还有“摩的”穿行，我就装扮乘客与“摩的”司机攀谈，掌握第一手资料。为了采访方便，我特意把家里那辆半新的自行车带来了，整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和外出采访，忙得不亦乐乎。有些稿子晚报来不及发，我就拿到日报去发，省得被采访对象说只见采访不见报，为下一次采访打下基础。


    我和黄龙毕竟有几个月的采访实践，晚报的领导就要我们带带那些没有采访经历的新同事。有的同事有志于此，乐于和我们一起去采访，回来后我就让对方先写，然后我再修改，并告诉为什么要这样改。不过，记者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要脑勤、脚勤、嘴勤、手勤。出发前要想好须采访哪些东西、达到什么目的；确定了采访目标或内容后，要立即去采访，一次不成再去一次，直到采访完成为止；在采访时，要善于提问，要多引导；采访时要多记录，省得写稿时缺少所需的素材或依据。女同事谢祖菁是宜春市奉新县人，大学毕业后在沿海发达城市教书，工资自然比在内地高多了。她的男朋友在宜春城里工作，为了爱情，她参加了宜春晚报的招聘考试，录取后就另起灶炉学起新闻采编。毕竟当过老师，不怯生，当她提出要跟我去采访时，我就用自行车驮着她去采访一名下岗再创业的老乡。采访时，她不时地提问、不停地记录，一副勤奋好学的样子。采访结束后，老乡硬要留我们吃饭，我也懒得推却，因为这个采访对象不但是我的老乡，还是我的同学和远房亲戚。大家年龄相差无几，经历各异，边吃边谈，倒也有一番趣味。回来后，我又教她怎么写人物通讯。初稿出来后，我做了较大修改，稿子在《宜春日报》上发表了。平时在办公室，也有不少参训者把自己写的稿子请我“斧正”，我都一一给予指点。还别说，有的参训者虽然是大学生，可写出的稿子实在不敢恭维，颠三倒四，没有逻辑性；七拉八扯，主题不突出；行文拖沓，事情说不清。还有的标点符号乱点，错别字迭出，连个图片说明都写不好。当然，也有几个文字功底较扎实的才俊，如从教师岗位上考过来的丰城人雷水亮、德兴人吴天寿。他们颇有才华，擅长写深度报道。雷水亮主笔的特别报道《贵州民工呼救急》在试刊号以整版篇幅刊发后，引起了强烈反响，社会各界好心人士纷纷向因做工被砸伤而无钱医治的贵州民工李全伸出援手，日报和晚报员工也踊跃捐款救治李全。晚报还为此推出追踪报道，当初因李全交不出医疗费要将其赶出去的医院迫于舆论的压力，也换了一副嘴脸，表示将“全力医治”李全。


    性格即命运。这话还是有道理的。一般来说，特害羞、不主动、太懒散的人是做不好记者、写不出好稿的。参训者邹某人是市直一单位的干部，平时不太爱说话，性格特内向，走路都迟迟捱捱，喜欢坐在办公室，领导安排他采访的任务完不成。我带他去他原单位采访他也不去，说他还没跟单位说他考取了记者。实习两个月后，他觉得自己难以胜任这项工作，最后还是回原单位上班了。也有些参训的年轻人因为自己有行政编制，又不能调到报社来，还得做个合同工，觉得没啥出息，搞了一段时间后，也回到了原单位。十年后，他们有的混到了副科甚至正科级了，而我们这批二00二年进来的业务骨干，也只有两个提了副科（没我的份）。所以，如果想走仕途，在报社多半是行不通的。


    十一月十二日，《宜春晚报》出版试刊号，计十二个版。晚报首次亮相，为扩大影响，打开销路，报社组织日报晚报六十多名编辑记者和宜春学院一百多名师生开展了一次《宜春晚报》发行宣传活动。日报社领导教导我们：先卖思想后卖报，要鼓动三寸不烂之舌，极尽煽风点火之功，把报纸卖出去。晚报领导对报纸发行进行了分工，有摆摊设点的、有上门入户的、有沿街“扫荡”的、有在县级记者站发行的。我们记者负责“扫街”，两人一组，每组三十份报纸数十份宣传单。刚开始时，我们还有些不好意思遇人就推介，可想到今后我们就靠这张报纸生存，就拉下脸面四处叫卖，到处推销。


    “老板，买宜春晚报么？”每到一个店铺商场，我们就递过报纸热情地询问。


    “哟，还有《宜春晚报》呀？没看过，几多钱，我买份看看。”一位老板饶有兴致地接过报纸说。


    “五毛钱一份。订一年只要一百四十六元四角钱。”我们乘机向感兴趣的老板或店员宣传《宜春晚报》的办报方针、性质定位、服务对象等内容。


    “嘿，《江南都市报》每期三四十个版，一年才一百四十多元，你们的晚报一期才八个版，也要这么多钱，太贵啦！”有的市民看了宣传材料提议道。


    “《宜春晚报》是我们宜春人自己的报纸，虽然版面少，但以后肯定会扩版的，而报纸定价是不能随便变的，要物价部门批。再说《江南都市报》刚创办时，才四开四版呢！”我连忙陪着笑脸解释道。


    “唉，订份就订份吧，看看你们明年的报纸办得怎么样。”我们听了，喜上眉梢，立马掏出订单开票，对方拿出一百五十元钱，我没有零钱，干脆找他五元算了。订户虽然口头说他也没零钱，沾了便宜不好意思，但看样子还是挺高兴的。


    三十份报纸很快就卖完了，不过，明年的晚报却没订出几份。究其原因，一是宜春这个地方文化氛围不浓厚，没有读书看报的习惯；二是宜春人喜欢打麻将搞赌博，有钱也不愿花在书报上；三是宜春的经济欠发达，一般的人家要拿出一百多元钱订份报纸，有些舍不得。报纸发行上不去，广告投放量就小，要发展壮大自然难。看来，我们的前景不容乐观。


    十一月份，报社给我们下达了订阅二0二三年三十份晚报的任务，其他在报社上班的领导和员工都分了任务。大家各显神通，找熟人、寻亲戚、跑单位、奔部门，请求别人订晚报。由于《宜春晚报》版面太少，办得怎么样大家又不知道，所以订阅起来十分艰难。报社又组织我们到街头巷尾、店铺宾馆、居民小区、公司企业开展征订活动。我们在寒风中拿着几份薄薄的晚报试刊号，挨家逐户地央求别人订报，遭受白眼冷语还不要紧，关键是订不到报纸，不仅让我们颜面扫地，自尊丧失，而且信心顿失，斗志全无。想不到当记者还要做这样的事，实在是差强人意。可形势所迫，我又没得选择，只好蒙着脑壳朝前撞。有些参训者觉得这样做没意思，就离开了报社。到年底，当时招录的二十多个人留下来的只有十八个了。


    其间，晚报又出了两期试刊。虽然我天天奔来跑去采写了不少稿子，但因这些新闻“日报性太强”，三期试刊我没上几篇稿子，只好拿到日报去发表。看来我得更新观念、改变文风了，否则以后晚报天天需要那么多新闻稿，如何应付得过来？

 第4章 第04章 正式出击1

    转眼就到了晚报正式创刊的日子。


    为使创刊号出彩，报社领导要求我们提前准备一批信息量大、质量较高、市民关注、百姓爱看的稿件。记者和编辑都按绩效计酬，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每个编辑记者每个月要完成两百四十分的基本分，基本分按每分一块钱计酬，超过基本分每分按两块钱计酬。没有完成基本分的，在基本工资内按每分两块钱扣罚。每篇刊发的稿子按字数计分，百字之内每篇一分，百字以上按每百字一分左右计分，其中头版头条每篇二十分，特别报道（三千字以上并配图片）每篇四十五分。如果文字和图片的作者不是同一个人，分别记分，但总分不得超过己定标准。记者考核采取淘汰制，如果一个记者的考绩连续三个月排位倒数第一，就得辞退。说实话，编辑要完成基本分倒不难，因为每天都有固定的版面要做，每做一个版有十二分，一个编辑一天往往要做两三个版，不愁完不成基本分。而记者如果没有新闻线索，或者写了稿子发不出，那就惨了。考核制度一宣布，大家都很紧张，感到压力很大，生怕自己成为“倒数第一”，纷纷想法子寻找新闻线索，网罗采访对象。


    为了避免记者在采访时“撞车”——即同一件新闻事件或同一部门单位一家媒体几个记者都去采访，晚报分管新闻的副总编辑梁柏坚给我们七名记者跑线进行了大致分工。我负责跑市委、市政府，民主党派、社会团体这条线，侧重市井新闻、市民热线，充当联结政府与市民的桥梁；年轻小伙、南昌进贤人徐敏跑公检法司这条线，包括军队、消防；黄龙跑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用事业，如供水、供电、供气、城管、园林、市政工程等单位部门；原日报印刷厂职工聂丽红跑文化、体育、院校、教育、水文、气象、测量等部门；宜春风动工具厂的下岗职工余佩清跑交通运输线，如火车站、汽车站、交通局、运管局、公交公司等部门；来自宜春市农业局的邹思南跑卫生局、防疫站、医院、财政、金融保险、纪委监察等部门；摄影记者、人高马大的龙翔跑工商、技监、质量、消协等部门。梁副总说记者采访写稿可以交叉，但自己跑的线上有新闻不能错过。不过，七名记者中，不到半年就走了两名：邹思南和龙翔；同时从其他部室补充了三名记者，即胡剑、罗玉蓉、甘宇腾三人。后来，美女甘宇腾离开了晚报，回到了她原来的单位。


    线已划分，怎么跑、跑不跑得出新闻来，就看各人的本事了。我虽然有市委、市政府这条“大鱼”，但当过晚报记者的都知道，这条钱虽然会议多、活动多、信息多，但适合晚报的新闻并不多，要靠自己去发现、去选取、去挖掘。这时，我想到宜春市市长专线于去年十月底正式开通，市长信箱挂了出来。为确保来电来信能及时得到处理，由市直四十五家部门和单位组成了市长专线电话网络，对来电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即接即办，并对承办单位跟踪反馈办理情况，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如今到了十二月底，这被市委、市政府称为“民心工程”、“形象工程”的市长专线运行得如何？效果怎样？这无疑是广大老百姓关心的事。于是，我兴冲冲地找到市信访局蔡佩兰局长，言明来意。蔡佩兰是正县级干部，又是一局之长，年头岁尾工作太多，没时间给我介绍情况，就让我找分管市长专线工作的副局长，并给这名副局长打了招呼。蔡局长能这样对待一个实习记者，可说是相当不错了。然后我找到分管的副局长和市长专线办的主任。毕竟是信访局的干部，对人还是很客气，他们先是对我的采访表示欢迎，说这是对他们工作的大力支持，然后问我需要哪些素材，并帮我寻找和统计。原来，市长专线“12345”开通后，己接到有效来电八百多个，其中当即答复的有三百多个，电话督办和发函交办的合计四百多个，为群众解决了一系列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我就问有哪些为群众解决问题和难题的具体例子。主任遂翻出处理件让我自己选择摘录。我找了几个涉及民生、带有普通性的事例后，接着问老百姓向市长热线反映的主要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好在他们平时的工作做得比较细，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大致分类。他们将统计的数据翻给我看，发现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管理、企业改制、教师工资发放、工商监管、城市建设、环境污染等方面，这也显示出当前的一个社会状况。我将采访的内容写成一则六七百字的消息，主标题是《有事打专线，效果看得见》，引题是《市长热线硬蛮灵	排忧解难就是行》。这篇报道在《宜春晚报》创刊号头版头条刊出，获得了上至政府部门、下至平民百姓的好评。市长专线更加火爆了，以至于专线办不得不增加工作人员。而“12345、有事找政府”，“市长热线硬蛮灵、排忧解难就是行”等字句成为群众的口头语。


    晚报创刊这天，报社举办了隆重的庆典仪式，江西省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宜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出席仪式，有的作指示，有的讲话，有的祝贺、有的剪彩，热闹得很。我们晚报二十多个同事也挤在彩虹门前合了个影，正式亮相于广大读者面前。从这天起，晚报每天中午（周日无报）出版，一版本地新闻当天十一时截稿，其他版本地新闻当天九时截稿。晚报新闻热线电话3235110由记者轮流值守，保持二十四小时有人接听，因为这是晚报社会新闻的主要来源之一。


    其时已进入腊月，正是一年之中最冷的季节，天寒地冻，霜风冰雨，有时还下雪。我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大街小巷，往往冻得手发麻，但为了及时采写稿子，我们上班的时间都特别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煮面条吃。吃过早点蹬着自行车赶到报社，一边上楼一边搓着冻麻木的双手回暖。到办公室一般是七点半左右。趁着大家还没来，我先拖地，然后用干抹布抹桌子（早上的自来水确实冷得冰骨），一边劳动一边想着上午要去哪里采访。八点还没到，记者们就基本上到齐了。大家先是问新闻部主任李峻（日报派来的年轻小伙子）有没有采访任务，没有的话就各自找活儿干。李主任则不时搞些新闻策划，交派我们去执行落实。大冬天的，如果去单位上采访，没到八点半是连人都难以找到。但我们并没有呆在办公室，而是去街上转悠，找熟人打听，希望碰到一些突发事件。这时候我才知道，如果这个世界太平安了、社会秩序太好了、人们的生活太平淡了，晚报或都市报的记者就难做了。因为涉及社会治安治理、开展各项整治工作以及发生打架斗殴、刑事案件、民事纠纷、车祸、火灾、水灾、冰雪灾害等突出事件，都是大家关心关注和喜闻乐见的。所以，记者们都巴不得天天有新鲜事、有趣事、感人事、烦心事发生，这样才不致于无米下锅。当然，这种事是可遇不可求的，宜春城区毕竟只这么大，能有多少突发的、有新闻价值的、大家感兴趣的事呢？


    要获得新闻线索和采访信息，保持电话畅通尤显重要。我原来从亲戚手中买了部二手手机，用的是移动通信卡，打接电话每分钟都要收六毛钱，有时读者反映问题，没有几分钟甚至一二十分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如果用手机接听的话，花掉的话费就远远超过了所写稿子获得的报酬。有没有更便宜的通信方式呢？恰在这时，电信开通了小灵通业务，小灵通最大的优势是接电话不收费又可随身携带，打电话也比移动电话便宜一半；最大的缺点是只在中心城区才有信号，到了较偏僻的城郊或农村就接不了电话。而我们晚报记者主要在城区活动。所以，我托关系，以首交三百元话费（逐月拨付）的方式获得一部小灵通，极大地减轻了我电话费的压力。


    就这样，我除了星期六下午回水江老家、星期天在家呆一天外，不论刮风下雨，还是落雪结冰，每天基本上是七点半或以前到办公室，先搞卫生，再做出去采访的准备。如果上午采访到了时效性强的新闻，就赶回来写稿，争取在截稿之前交稿，然后再出去采访。下午主要是采访，跑部门、访群众。吃过晚饭，又赶到办公室写当天下午采访的稿子，翻阅其他城市的晚报，看看他们怎么发现和采写新闻。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我每天上下办公楼至少有四个来回，多时达七八个来回。六层楼，每层台阶二十二级，每上六楼一次就得爬一百三十二级台阶，四次要爬五百二十八级，一天下来，上下台阶级数上千级。上上下下、连奔带跑对于经常干农活的我来说倒没什么，就是有时有突发事件要赶到现场去，跑下六楼要耽误时间，采访完后又要爬到六楼，也有些浪费时间。这可是个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只好自己克服克服。


    奇怪的是，在这种条件下，没有哪个提醒和要求，每天晚上，大家都冒着严寒来到办公室，写的写稿，看的看书报，也没有谁提加班费或晚班费的事。同事徐敏、胡剑他们主动把自己采访的东西告诉我，问我应该怎么写。写了之后，又拿给我看，要我帮他们修改润色。我也好为人师，乐于与他们交流沟通，互通有无，共同提高。整个晚报编辑部呈现出一种你追我赶、共同努力、奋勇争先的氛围。


    晚报的新闻热线公布后，不少市民打电话来反映情况和问题，虽然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我们都认真倾听，或通过电话了解情况，或到现场去采访。那时候人们从银行取钱时，银行工作人员并不验钞。这天市民张女士打电话向晚报反映，她从某银行取出一万元钱，原封不动地转付给另一家银行，却被告知其中有张一百元是假钞。张女士遂到取钱的银行交涉，该银行工作人员以“钞票离开柜台概不负责”为由拒认。“想不到银行拿出来的钱也有假的！”张女士很是气愤。因为人们历来有“银行不会出假钱”的认识，所以，当他们从银行取款时，极少怀疑或当面验证钞票的真伪。有的银行也没有张贴警示语和告知客户当场验证钞票，加上置于柜台一角的验钞机时好时坏，时通电时断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客户取款时对钞票真伪的鉴别。至于银行怎么会有假钞支付给客户，却不得而知。对于这样的事，记者也没有办法帮助张女士解决，只能将张女士的遭遇以“热线提醒”的方式刊发出来，提醒人们在银行取钱时，也要验证钞票的真伪，否则，受损失的将是自己。


    当然，有不少事是可以解决或闹明白的。每年春运前，有关部门都要求车辆进行检测，费用自然少不了，至于合不合理，只有天知道。有出租车司机反映，他们交了一百二十六元车辆检测费，其中两张相片的照相费高达三十八元，他们认为太贵了；更让他们郁闷的是，交了八元洗车费，连水都没看到。市民有所呼，晚报有所应。我联系到宜春市车辆综合检测站杨站长（为了便于采访和找单位部门的负责人，我想方设法弄到了一本“宜春市领导干部手册”，就是科级以上干部的通讯录，上面有各部门单位负责人、科室负责人的电话号码。如果没有这通讯录，你查114问到某部门办公室的电话，想获得该部门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对方会以各种方式推托，拒不提供自己领导的电话特别是手机号码）。汤站长得知我的来意后，解释说：按规定，受检车辆要先洗干净后才进行检测，但由于受条件所限（检测站周围在拆房子），加上有些司机为赶时间要求直接检测，所以很多车辆没有洗车就进行了检测，这其实对站内先进的检测设备也有一定的影响。最后，汤站长表示：交了洗车费而没有洗车的已检车辆，可以凭收费票据去检测站洗车。至于照相费一事，不是检测站收的，他不清楚。我又跑到宜春市运管处找到出租车管理科的李科长。李科长向我出示了《关于宜春地区运输服务公司几项收费标准的复函》（宜地价费〔1997〕28号）文件，文件规定营运车辆检测时，小车照相每辆38元两张，洗车费每辆8元。看来，照相费虽然高得有点离谱，但人家也收费依据，我也不好说什么，只是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反馈给反映问题的司机。

 第5章 第05章 正式出击2

    那时，宜春中心城的公交车还没有实行月票制和发放公交卡，有些市民向本报反映：自己天天乘公交车，不但要随时准备零钱，经济压力也比较大，希望本市的公交车也像其他城市一样，实行乘客坐公交车买月票刷卡制度，并给予适当的优惠。我就此事采访了市公共交通公司办公室人员，对方解释说，公司也有意实行乘公交车购月票的制度，以方便经常乘坐公交车的人。只是由于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原因，未能实行，他们会向政府相关部门转达市民的呼声，争取早日实行城区乘公交车月票制。不久后，市公交公司建立了月票制度，设立了ic卡办证场所，发售公交月票卡，每次费用比不办卡的便宜了一至两毛钱。


    我一个在袁州区三阳镇政府工作的堂弟多次对我说；乘客乘坐往返三阳至宜春的客车没有自由权，希望通过晚报呼吁有关部门对这种严重损害乘客合法权益的垄断行为进行查处，还乘客“行车自由权”。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向新闻部主任汇报后（凡出城采访或采访带有危险性的事件，需向部门主任或分管副总请示汇报，以免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出了事报社不知情），就赶往十五公里外的三阳集镇采访。三二0国道三阳至宜春段是城郊的一条主要路段，全市大部分县、市、区通往宜春城区的客车几乎都要经过这里（那时宜春城区还没有高速公路经过）。宜春至三阳客运线路开通后，承包了这条线路的司售人员就不断组织人员在宜春城贸易广场车站及三阳集镇两地，强行阻止其他客车搭载往返宜春和三阳两地的乘客，并多次引发矛盾冲突。乘客被迫坐三阳的“专线车”，都要接受“转圈、不准时”的折磨，既限制了旅客乘车自由权，又浪费了乘客的宝贵时间，还容易引发不稳定因素。旅客也曾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一问题，但一直没有结果。我了解实际情况后，采访了市运管处易副处长。易说，班车车主可以载运需要乘坐本次车辆的旅客，旅客更有权选择所乘车辆及线路，其他人无权干涉。当前客运市场不良现象较多，仅靠运管部门来治理难以标本兼治。为使读者反映的问题得到解决，我又向“市长专线”反映此事。几天后，市政府决定从元月十七日至三月底，开展“全市春运期间整顿道路市场秩序”专项工作，公安、交警、交通运输和新闻单位将抽调专职人员联合办公，上路检查。对欺行霸市、画地为牢、强揽旅客和强迫旅客乘车等不法行为，一经查实，有关部门依法从快从重，坚决予以打击。为此，我将专项整顿工作组的投诉电话在晚报上公布。在工作组的强力整顿下，往返宜春和三阳的旅客们恢复了“乘车自主权”。


    元月七日，晚报刊发了《来宜春竟要绕道》的读者来信，说的是从我家乡水江来宜春因水江至天台山刘佳源十来公里路太破烂，小型车辆只有绕道萍乡地界才能到宜春来。新闻部李主任让我去该路段实地体验行路难。刚好上个星期天没回家，现在去采访这事，是一举两得，何乐不为？我欣然前往。第二天天放晴，我上午交了稿子后，于下午两点三十分在宜春城北张家山欲坐车去水江。在此候车的水江卫生院的彭医生告诉我，他一点钟就在这里等车回水江，一直到现在还未看到水江的客车来。前两天他从水江来宜春，客车在爬水江境内的窜江岭时因路滑上不去，他得知后打摩的到窜江岭坐客车，可掉了头的客车因路太烂，又不敢下坡，捱到傍晚他见走不成，只好返回水江，后来还是绕了几十里路从萍乡弯到宜春来的，真是气死人。攀谈中，去水江的末班车来了，可因班车已满座，车子不顾我们招手就开过去了（那时运管部门对客车超载管得很严）。彭医生气恼地说：“唉，白等了两个钟头，只好明天再来搭车了！”说完无奈地走了。我为了完成采访任务，只得搭乘宜春至天台山的班车。


    说起三（阳）水（江）线六十公里的路，可是一言难尽。这条线路途经袁州区西北的十个乡镇，涉及几十万群众。为了使这条沆沆洼洼的沙石路修成混凝土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乡村两级就向当地群众收取修路费，收了好多年，才修好三阳至天台的混凝土公路，而天台到水江的公路还是沙石路，碰上冬天雨雪霜冻天气，那泥巴路就被车子碾得大坑小凼，大车子都难平安通过，小汽车就莫想过了。


    我到天台集镇时，发现去水江的班车还没开走，原因是坐车的太多，挤得关不了门（到了乡下，承包客车的人又开始大肆超载），连售票员都只得从司机座位处上车。正当我打算打摩的去水江时，恰好有个熟人开着吉普车去水江，我就上去了。车子进入天台山乡刘佳源村后，路面变得沆洼不平，泥水满道，吉普车犹如大海上的小船，左右颠簸，前窜后跳，晃得人头昏眼花，胆战心惊。一般的小汽车根本跑不了。我暗自庆幸刚才没坐摩托车，要不然不但两脚是泥，搞不好还会跌跤。这条路前些年还好走些，近两年由于下面的路修好了，这上面十多公里路没人养护，致使路况越来越差，影响了水江、天台山数万群众的出行及货物运输，使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春运在即，天台至水江路段的路况这么差，如果不及时修护，怎能确保春运公路畅通、交通安全呢？


    第二天我坐班车回宜春，跑这条线路的班车司机彭师傅向我诉苦，说这样的路不但耽误时间、损坏车子，而且很不安全。他请我曝曝光，呼吁有关部门修好这条路。我回报社后，立即将记者亲历行路难的见闻形成稿子，十二日在晚报热线新闻版头条刊出。报道见报后，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我也进行了跟踪报道。据袁州公路段负责人介绍，他们得知这一情况后（真不知道他们平时干什么去了），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筹资二十万元，调集了四个养路队的五十多名工作人员，派出五辆工作用车，连日来奋战在天台山刘佳源至水江集镇的十三公里长的路段上。到一月二十三日，专跑宜春至水江线路的班车司机彭师傅（他承包了宜春至水江的客运线路）告诉我，经过维修，该段路的路况已明显好转，大坑小凼都填充了石料，如今班车是畅通无阻，小汽车也能通行，大大方便了过往车辆和群众，增加了交通运输安全系数。我进一步从袁州公路段了解到，天水公路抢修工作还在进行，整个工作将在春节前结束。到时，天水路路难行的状况将得到彻底改变，沿线群众不用再担忧因路况差而出行难。公路段的负责人还表示，今后，养路队也会及时做好公路常规养护工作，保持公路畅通、运输安全。


    春节前，我坐彭师傅的班车回水江，彭师傅对我和晚报表示感谢，并且不收我的车费，说是帮了他们的大忙，要不然路不修好不但会影响他们整个车队的生意，而且他们的车子也坏得快，所以，我坐他们的车不用花钱。由于我每次回家都得自掏腰包（在晚报前三年，无论私事还是公事，我都没有在报社报销过一分钱车票钱），这项开支也不小，见对方不收车费，我也就不勉强。之后，彭师傅他们免了我好多次车费。


    身为一名晚报记者，碰到的事可谓千奇百怪，见过的人可谓形形色色，产生的感受可谓一言难尽。要写的话，不是几十万字能解决的。所以，从下章起，我就开始写专事或专人，因为这样更能深入地反映各个阶层、各色人物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

 第6章 第06章 帮讨欠薪二三事

    进入新千年后，媒体特别是都市类报纸，为农民工讨工资成为报道主题之一。主要原因是各类公司企业、个私老板尤其是建筑行业拖欠员工工资的现象太普遍，而和各级又三令五申用人单位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于是，拿不到工资的员工就找报社、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请求帮他们追讨拖欠的工资；记者或到现场采访，或找相关负责人交涉，或到劳动部门反映，为农民工催讨欠薪而奔忙。我在晚报当了八年记者，先后为数以千计的农民工追讨工资，以致我自己都成了市、区两级劳动监察、建设部门的常客。这里分春节前、春节后、平时三个时间段略记三两件我帮民工追回欠薪的事，大家可以窥一斑以见全豹。


    晚报创刊的前几天，有一名姓欧阳的农民工打电话反映，他在宜春城区国土大酒店做事，酒店老板欠了他一千二百元工资，多次催讨没有效果，特向晚报求助。我接了电话后立即骑着自行车赶到位于秀江西路的国土大酒店，见到了正在那里等我的欧阳。欧阳挺年轻，我要小十来岁，鼻子冻得通红，双手，表情不太自然。唉，要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求助，总有些让人难为情的。欧阳向我介绍了事情的经过。他是萍乡人，去年七月被宜春国土大酒店聘用做厨师，月工资一千二百元（工资确实不低，当时我每月的工资才五百四十元，看来人还是有技术才好赚钱）。干到十一月，酒店进行人员调整时被辞退，但酒店欠了他十月份的工资，原酒店经理、法人代表刘某某给他打了欠条，并承诺十二月中旬付清。十二月，欧阳特意从家中赶到宜春领工资，谁知他找了酒店新任经理和主管部门多次，工资却始终没讨到。欧阳边说边出示了酒店原法人代表打的工资欠条原件及复印件。我去找酒店的老板，对方说他刚承包这个酒店，原承包者所欠的债务与他无关。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如何解决心中无数，欧阳要想一下子拿到被拖欠的工资看来不太容易。想到这里，我要欧阳留下联系电话，我找相关部门协调好后再通知他过来。


    随即，我来到秀江东路市大院的市劳动和保障局（人事和劳动最初是一个部门，后来分为两个部门，如今又合并在一起，后来又分合了一次。我想有关人士也是吃饱了没事干，一些部门的分设或合并就像小孩玩过家家一样，时不时地来一次），找到劳动监察支队办公室，敲了敲门，听到内面传来“请进”声后才推门进去。大冷的天，支队办公室并没有温暖的感觉，原来室内没装空调，只有两个取暖器。几名工作人员正在忙碌着。一位个子中等、表情严肃、身穿劳动监察的工作人员问我：“你有什么事？”说话时嘴角着。我出示采访证说明了来意。坐在内面一位个子较高、面相慈和的工作人员赶紧站起来，十分热情地握着我冰凉的手：“原来是晚报的记者呀，请坐请坐，我给你倒杯水！”说着把椅子让给我坐，自己去倒开水。难得碰到这么热情的，我倒有些不知所措，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我接过高个子端过来的水杯，一边道谢一边让他自己坐。“小伙子，这么冷的天，你们还为别人的事跑来跑去，也蛮辛苦的，先坐下来歇歇！”高个子拉我坐下，然后指着中等个子说：“这是我们付支队长，管追讨民工工资的事，你跟他说说吧！”


    这样一来，我以为那个中等个子是科室负责人，坐在对面的瘦个子是副职，高个子和另一位坐着不做声的女同志是办事员。后来才搞清楚，高个子叫胡建宁，是市劳动监察支队支队长、劳动监察科科长，待人特热情；中等个子叫付清林，是副支队长，办事雷厉风行；瘦个子叫杨永江，是副科长；那女的姓陈，是一位市领导的妹妹。我之所以介绍他们，是因为在今后八年的记者生涯中，我跑得最勤的市直部门的科室就是他们这个，平时联系和见面最多的也是胡建宁和付清林，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他们科室也每年帮我订了一份《宜春晚报》。


    付副支队长了解情况后，说为了使农民工能拿到工资回家过年，宜春市劳动监察部门根据省里的安排，从这个月起，开展为期三十五天的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活动，检查的内容重点是各用人单位支付民工工资情况，同时检查用人单位与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民工有序流动规定和民工的权益保护情况。所以，现在到劳动监察支队投诉拿不到工资的民工特别多，涉及的金额也较大。像欧阳这种情况，记者可以先与酒店主管方也就是产权单位联系，要求对方协调解决欧阳工资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记者或当事人可再来找他们。因为劳动监察部门接到相关投诉和举报后，要按一定的程序进行执法监察，即先向相关部门下发劳动保障监察询问书；其次下发限期改正指令书；然后下发行政处罚告知书；接着下发是否要求行政处罚听证的通知；最后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而且每完成一道程序，都有三到十五天不等的时间规定。


    “如果按规定的办案程序介入，一宗拖欠民工工资的案件没有几十天的时间是结不了案的，除非是特别重大或领导交办的案子，那速度可能要快些。而记者出面，可能一下子就能解决。”付清林向我解释道。


    既然如此，我只有走了。不过，临走时我还问了全市开展民工工资专项检查活动已取得的成效，因为这也是一条不错的动态消息。


    我又屁颠屁颠地返回到国土大酒店主管部门——宜春市国土资源局。那时因为经济原因，我冬天骑自行车连双手套都舍不得买，出去采访与人握手时怕自己的手太冷冰到别人，往往一下车就死劲双手，强迫其暖和起来。


    闲话少说。国土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查看了我的证件后，让我与该局托酒店的负责人联系。该托人看了我的采访证和欧阳的欠条后对我说，国土大酒店承包人已调换，原承包者、法人代表刘某某留下数万元欠款（包括员工工资、原料钱、承包费等）后不见踪影，他们正在设法与其联系，因此酒店原遗留欠款只能分批分期支付，难以做到一步到位。我遂于欧阳联系，所幸欧阳还在宜春，他立马赶过来。该托人与欧阳鉴订了一千二百元工资分四次在四个月内付清的协议，并当场付给欧阳应得工资款的四分之一。出来后，已是中午，欧阳为感谢我，要请我吃饭，我婉拒了。然后将自行车骑得飞快，好早点赶回学校打饭菜，要是等学生下课了，那就够排队了。


    二00三年春节前，晚报和宜春市、袁州区门一起为民工追回了数百万元的工资，这里就不再细说。


    二00四年是二月份过的春节。晚报通常在“五一”、“十一”、“春节”休几期刊，编辑记者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休息几天，不过记者还带了采访任务。因为节后一上班，就要有新闻见报。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不用说，我是回水江老家过的春节。这个春节过得较轻松，一年上了大半年的班，虽然没赚到几多钱，但家里卖了粮食，再加上千儿八百的稿费，总算在阴历年前将建房子欠的账还清了。无债一身轻，意好水也甜。古话说得还是蛮有道理的。春节只有几天的时间呆在家里，除了走亲戚外，就是将家里的农事杂活梳理一下。如将积存在牛栏里的牛粪起出来，将芧厕里的猪粪人尿担出去倒在菜地或田里，等等。毕竟妻子一个女家人做这些活太吃力了。


    春节假期一完，我们又投入到紧张的采写工作中。二月二十二下午，宜春巨星调味品有限公司员工来电反映，公司拖欠工资不发，他们多次催讨未果。晚报分管领导从去年底起就把涉及劳动保障方面的热线求助交给我去跑。我接到通知后，赶到位于城东的巨星公司。一到现场，数十名员工立即围上来，情绪激愤地诉说起公司老板在春节前返回贵州、欠下一百二十名员工五万八千元工资未付的事情。公司面粉厂车间主任袁泰胜说，公司曾于去年八月份拖欠过工资，员工为此闹过事，直到工资如数支付才平息。但公司自去年十一月二十五起又开始拖欠工资，直到现在未付一分钱。来自宜春、广东、湖北等地的百多名员工本想在春节前领到工资回家过年，但公司法人代表梁晓山在工资未付的情况下，只留下十个人值班，自己提前回贵州老家过年去了。梁晓山走前许诺今年元宵节前他回来后发给员工工资，并说要在二月十五重新开工生产。但公司却在春节前开始将人员和物资调回贵州总部，并欲在二月八将剩下的机器运往总部，因被员工发现而作罢。二月十四总部不但没有派人过来组织开工，反而把留守的十个人减为两个人。次，员工们打电话联系公司负责人，要求发放被拖欠的工资，但没有得到答复。十六，公司员工向市劳动监察支队投诉，支队受理后做了调查，并表示按程序处理此事。二十二下午，巨星公司等得不耐烦的数十名员工围住公司留守的两名贵州人，后来发展到员工要动手打人。贵州人见事情不妙，连忙报警寻求保护。两人被送到东方。


    新闻采访特别是热线调查不能仅听一面之词，否则容易歪曲事实引起纠纷甚至吃官司。当然，来源于公检法和权威部门的消息和素材除外。我弄清事情来由后，赶到东方找到两名贵州人，想听听他们的说法和意见。


    “我们不知道什么，你不要找我，要找就找老板！”两名贵州人拒绝回答我的提问。


    我又赶回巨星公司。这时，市劳动监察支队副支队长付清林及相关部门的人员已到公司办公室，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便坐在一旁静听。但他们议论了好久，还是没有结果。


    次，巨星公司员工代表袁泰胜、张春瑞又向我反映最新情况：昨天傍晚，在员工的强烈要求下，公司在宜春的负责人刘某和留守人员李某以“宜春巨星调味品有限公司”名义下发了一个《通知》：经公司后勤部、财务部、监察部、综合经营部研究决定，于本月二十五发放江西籍全部员工工资。《通知》上有刘、李的签字和公司的印章。然而，二十三凌晨，刘某及本月从贵州赶来的共计四名该公司人员避开看守他们的员工，用床单绑在床架的铁杆上，从巨星酒店二楼爬窗逃走了。据查，巨星公司账上现有的七万余元现金也于本月分两次提走。


    看来，这是无良老板黑下心要昧下一百多员工的血汗钱了。在这种情况下，员工要讨回被拖欠的工资就更难了，找媒体也没多大的作用。我建议袁、张等员工通过法律手段来自己的合法权益，可员工们又表示自己拿不出起诉费。我将此事告知市劳动监察支队的领导，在他们协调帮助下，员工们获得了缓交起诉费的法律援助。二十六，袁泰胜、张春瑞代表一百二十二名员工走进了法院，递交了起诉书。我从有关部门还了解到，贵州省遵义市巨星调味品有限公司与宜春市巨龙粮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期限为二00二年三月十五至二00三年三月十四，目前并没有解除合同关系。为防止事态扩大或恶化，市劳动监察支队将此事报告了市。

 第7章 第07章 帮讨欠薪二三事2

    宜春巨星调味品公司恶意拖欠员工工资的事情经本报曝光后，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市劳动监察支队在巨星公司员工代表向法院上诉的同时，与贵州巨星集团总部取得联系，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次向该总部下达（传过去）了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限期整改指令书、行政处罚告知书，并且随时与对方保持联系。与贵州遵义市巨星调味品有限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的江西巨龙粮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主管单位——宜春市在获悉此事后，召开了专门会议，并向贵州巨星集团总部发传催对方尽快补发员工工资。我后来在赶到宜春处理此事的贵州巨星集团总部法规处雷处长那里了解到，巨星总部在接到宜春方面的传件后，与宜春巨星调味品公司两名股东进行了协调，并于二月二十八召开专题会议，决定首先解决员工工资问题。三月四，雷等人赶到宜春，立即与市劳动监察支队、市、市双优办等单位取得联系，于次共同研究出解决员工工资的具体方案，并于当天把方案以通知的形式张贴在公司的门口，告知原巨星公司员工，公司将于六和七上午发放被拖欠的工资。七上午，记者在巨星公司看到，拿到工资的员工喜笑颜开，奔走相告。闻讯赶来的员工则报着自己的名字、拿着身份证，签字按手印，从经办人员手里领过属于自己的那份工资。经过一天半有条不紊的工作，到晌午，一百一十一名员工的被欠工资全部足额发放完毕，另有十一名未得到通知的员工工资，已由劳动监察执法人员代为保管。我看到员工们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资，不由得长长地舒了口气。


    二00四年五月十一上午，我刚到办公室，就有一个年约三十岁的男子找来，右手托着左手，头上还有血迹。原来，这名男子名叫雷建富，是河南省潢川县禾龙乡农民。二00四年正月十八他和两个老乡到浙江省八达建设集团宜春中学高中部工地做木工。雷建富等三人与包工头曾某谈好：做到五月十，他们便要辞工回家参加农忙。曾某口头答应了，并承诺到时会结清工钱给他们。五月十下午，雷建富等三人找曾某要应得的五千六百四十一元工钱，谁知曾某说他没有钱，雷建富他们自然不答应，于是曾某就带着雷建富等人找到工地项目部经理杨某。杨某只答应每人付一千元，剩下的以后再付，雷等人不肯，双方谈僵了。杨某不理他们，上小车欲离开项目部，雷建富便拦住车子不让杨某走，杨某就下车对雷建富拳打脚踢。所以，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到晚报投诉。


    现如今有的老板，特别是建筑商或包工头，钱倒是赚了不少，就是德性太差，不把民工当人看，不是粗暴野蛮对待民工，就是随意克扣拖欠工钱。有的连执法人员都不放在眼里，更别说记者了。考虑到杨某敢打民工，我如果单枪匹马去采访，恐怕自身安全也没保障。想到这里，我就带着雷建富坐公交车赶到市劳动监察支队。此时的付清林已升为支队长，原支队胡建宁长只担任监察科科长，他们俩已跟我很熟了。我把雷的情况向付支队长说了后，要求他们和我们一起去现场交涉处理，像这种不但不付民工工钱，还打人的“老赖”加“恶霸”就得依法严处。


    付支队长当即带着几个劳动监察执法人员，开着车子和我们一起直奔浙达建设集团公司宜春中学项目部，在项目部警务区办公室找到了杨某。劳动监察执法人员出示了工作证件，说明了来意。我则不作声，也没有透露身份，拿出本子准备记录。


    “你们项目部是不是不肯支付雷建富等三个人的工资？”付清林问。


    “我们的工期这么紧张，正是用人之际，他们却要走，当然结不清工钱。”杨某既不给我们让座倒茶，也不起身打招呼，端坐在办公桌前答道，身边站着几个汉子。


    “你打了讨工资的民工？”付清林指着雷建富质问杨某。


    “他拦着我的车子不让我出去办事，我当然要拖开他。他要还手打我，我自然要制住他。”杨某不以为然。


    “我没有打他！”雷建富赶紧申辩。


    “哼，你有种，还敢去告状！看我不揍死你！”旁边一个汉子威胁雷建富。


    付清林见杨某他们这样的态度，就义正词严地指出：用人单位应按月向劳动者支付工资，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否则就是违法。并责令项目部当天下午上班后将欠付雷建富等三人的工资如数交至市劳动察支队。否则，劳动监察执法部门将联合机关依法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对项目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随即我们离开了项目部。付支队长要雷建富他们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下午工资一到手就可以走了。我则回报社。


    下午三点半钟，付支队长打电话给我，告诉项目部送来了五千元工资，余款会尽快付清，他已通知雷建富他们来领。我听了很是高兴，连忙赶到市劳动监察支队了解相关情况。当雷建富等三人从劳动监察执法人员手里接过工资后，紧紧握着我和付支（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人们称某部长某局长某支队长某大队长某总经理某董事长时，流行简称为其为某部某局某支某大某总某董。就好像称单位一把手为“老板”、“老大”一样。当然，有的领导的称呼也不好简称，如姓殷的部长，就不宜简称为“殷部”）的手连声道谢，然后到邻近的火车站买票去了，准备坐火车回家。


    我又骑着自行车赶回报社，将此事写了一篇《本报记者和市劳动监察官倾情帮助挨打农民工领到拖欠工钱》的消息稿，交了上去，认为此事已画上了的句号。那知这事并没完。


    晚上十点多钟，我洗了澡，正准备睡觉，电话响了，我接通，内面就传来呼喊声：“黄记者，快来呀，雷建富在火车站被人打伤了！”雷建富的一个老乡在电话里惊慌失措地叫道。


    “好，你们不要怕，我马上就来！”跑了一天，本想早点休息，看来又泡汤了。我立马穿上外衣换上皮鞋骑着自行车往一公里外的火车站奔去。待我赶到火车站候车室，雷建富已被火车站铁路的送到医院去了，他的两个老乡一个陪他去医院了，一个在现场等我。


    “黄记者，今天下午你们帮我们讨到工资后，我们就到火车站买了回去的车票（要在南昌转车），然后就在候车室等车。十点钟左右，突然有五六个年轻人走到富建富身边，有三四个人二话不说就对小雷拳打脚踢，不一会儿就走了。这时，其中一个身穿黑衣服的年青人又返回踢打小雷，把小雷打得头破血流”。


    雷建富的同伴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由于事发突然，待火车站值班和保安发现时，打人者已逃窜。值班迅速把雷建富送到医院去治疗。我问了雷的同伴和目击者，都说不认识这几个人。我问站在候车室门口的铁警，对方也说不知道，而且态度不友好。


    “乘客买了票进了候车室，车站就得保障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雷建富在候车室被人打得头破血流，你们秩序的不但没有及时制止，还让打人者跑了，你们难道没有一点责任吗？”我不由得生气了。


    “你管得着吗？”一个身穿警服的小年青不屑一顾。


    “好，那明天报纸上见！”


    由于不知道雷建富去了哪所医院，他的手机又在老乡手里，我就在候车室边问情况边等。


    二十二时五十分，头上缠着绷带的雷建富回到了候车室，同去的一名年约五十岁的铁警说雷只是受了皮外伤，并无大碍。既然没有伤筋动骨，为了息事宁人，我们劝雷建富他们赶紧坐火车走。


    “我不明不白被人打伤了，不搞清楚我就不走了，我就不相信宜春的天是黑的！”年轻气盛的雷建富突然发话。


    这时，那个年纪大的铁警拉着我到一边去说话：“你是报社的记者呀？”


    我把记者证（此时我已考取了国家颁发的记者证）拿给他看。


    “啊，是黄记者呀，是对不起。我姓皮，今天我值班，当时我正好不在，没有发现打人。门口那两个穿警服的小年青并不是正式，是在我们这里实习的学生娃。他们不懂事，你就不要计较啦！”


    “买了车票的乘客在候车室遭到这么多人，你们专门守在这里的既没制止打人，也没有抓到打人的人，这不明显失职吗？”


    “黄记者，我们是有过错，求你不要写出雷建富是在候车室挨的打。咱们一回生二回熟，以后你要坐火车买票什么样的，找我就是。”


    “雷建富就是在候车室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嘛！”


    “我知道，我知道。黄记者，你看我也五十多岁了，你要是写出去登了报，弄不好我会被开除，那我这一辈子就白干了。”看到头生白发的皮铁警一个劲地求我，我也只好网开一面。但要求他做好后事宜。皮铁警马上表示他将雷建富三人的车票退掉，再走时由他负责买票，晚上将他们安排在铁路招待所休息，不收他们的住宿费。


    事情处理好后，皮铁警要请我去吃夜宵。我说我还得回去赶稿，明天要见报的（从二00三年七月一起，《宜春晚报》改为每天凌晨出报）。


    “那写完稿再吃夜宵，我送你去报社。”皮铁警并没有小汽车，拦了一辆出租车送我到报社。


    “黄记者，我在楼下等你，你千万不能写雷建富是在候车室挨的打呀！”皮铁警再三叮嘱我。


    我上楼时碰到值晚班的副总下楼，忙向他汇报了此事。他要我跟一版编辑说换稿。到了办公室，我先请做一版的编辑等等，赶写了一篇题为《工钱到手头被打破》的三百字消息交给了编辑。


    我下楼后，皮铁警果然还在等。说实在的，这么晚了，我不愿跟不熟悉的人吃劳什子夜宵，但盛情难却，只好又坐出租车到火车站（我的自行车还在那里）。在车上，皮铁警还问有没有写雷建富是在候车室挨的打。我说没写在候车室，只写他在候车时被打得头破血流。一字之差，含义就一样，因为在车站或旁边的店铺里也可以等车。


    看来皮铁警混得也不怎样，五十出头了连个副所长都没当上，请我吃夜宵连烟都不打一包（虽然我不太抽烟，但也反映出他不够灵活，这样的人在自然混不转）。我三下五除二喝了三瓶啤酒，借口明天要上班想早点休息（实际上我们经常和新闻部的李峻、徐敏、胡剑他们喝到凌晨两三点钟才回去），匆匆而别。


    第二天，晚报出来后，我看到《本报记者和市劳动监察官倾情帮助	挨打农民工领到拖欠工钱》一稿上了头版头条，右下角是《工钱到手头被打破》的“昨晚最新消息”。这样一来，我虽然没说雷建富是被谁打的，但明眼人一看就心中有数，可浙达集团公司宜春项目部的人也不好说我和晚报什么。


    上班后，我打通了付支队长的电话，告诉了昨晚雷建富挨打的事。付支听了也很气愤。由于昨天在宜春中学项目部警务区办公室有人当着记者和劳动监察官的面说要揍雷建富。所以，我和付支他们联合铁路、项目部所在的，一同赶到宜春中学项目部，找经理杨某了解雷建富挨打的事宜。杨某明确表示：自己并没有派人去打雷建富，至于是不是工地上人打的，他也不知道。但为了保护在自己手下做事民工的利益，关心体贴他们，项目部愿在经济上给予雷建富一定的补助。经过协商，雷建富做了法医鉴定，结论为轻微伤，鉴定费一百元由项目部负担；当晚雷的医药费、打的等费用一百元是由铁警垫付的，也由项目部支付给垫付人；出于对民工的同情和关怀，项目部给予雷建富一千元的补助费。同时，项目部还付清了应给雷建富等三名民工的六百五十元工资。


    下午，我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姓黄的，你是什么意思，在晚报头版发两篇这样的报道？这不是说雷建富是我们打的吗？”来电话的人语气很冲。


    “没什么意思，我只是根据采访的事实写的报道，也没说你们打了人”。当记者一年多来，我因写负面报道暴光不良行径而受到强势人物的威胁已不是一两回了。


    “看来你的手是蛮多，你给当心点，说不定那天就写不了！”


    “你说得好，我是要当心点，要不然挨了闷棍（暗算）还不知道找谁。我回去给报社领导汇报一下，以后我出了事就可以找你们啦！”


    “你——”对方气得啪地一声挂了电话。


    当天傍晚，铁路帮助雷建富等三人好车票，乘上当十九时多的火车离开了宜春。


    看来，人还是要强势点，要有勇气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雷建富昨天晚上被我们劝走了，不但工资结不清、鉴定费自己出，那一千元补助费更是想都莫想。不过，雷他们临走时也没给我打个招呼，好像我帮他们是应该的、是尽义务。

 第8章 第08章 上门女婿的维权路

    二00三年三月初，我听说我初三的英语老师韩俭德先生如今在袁州区法院上班，便想去拜访他，目的在于捞点新闻素材，因为法院的案例多，有不少具有报道价值，再说晚报也需要这方面的稿子。


    记得我读初中时所有课程中英语学得最差，考试从来没有及格过。在校读书就是这么回事，你学习成绩越不好，学起来越费力，就越不想学，越不想学，成绩就越差，甚至连书都不愿读了。因为常常挨老师的批评甚至心里也不是滋味，人人都有自尊心嘛！可想想回到家里做事更苦更累，便只有在学堂里混子、捱时光了。我上英语课如听天书，纯粹是“陪读”，无聊极了，便常将小说放在英语课本下偷看。有一次上英语课我正在偷看《书剑恩仇录》时，被眼光锐利的韩老师发现了，他将我的小说收走了。想起我读初中时因上课偷看小说被老师没收后所引发的一系列处罚，我认为韩老师不会将小说还给我了，但也不敢去讨还，心痛得不得了。谁知过几天他把《书剑恩仇录》还给了我，还问我有没有下册。


    弃教从法的韩老师如今当了庭长，该叫韩庭长了。韩庭长三个人共一个办公室，中间一个煤炉子，他们围着火炉边烤火边看或写案卷。韩庭长对我的到来十分高兴，因为这几年他也发表了不少法制方面的稿子。因为写稿太累，上稿也不容易，加上年纪大了，就不怎么动笔。他有这方面的素材，我是专门写稿的人，师生合作最合适不过了。攀谈间，韩庭长说有个上门女婿十年艰辛讨回公道的案子值得一写，要我先看案件卷宗再采访当事人。说完，他就翻出这件案子的卷宗。我先看法院的判决书，因为案件的基本情况和判决结果都在内面。


    韩庭长告诉了这起案件原告张志华、刘美兰的居住地方，并说他们手头有区法院、市中级法院对此案的民事判决书。我初步了解情况后，觉得这个事件值得挖掘开发，如果再配两张图片的话可以发一个整版。于是我回到报社，邀上摄影记者龙翔一起去城西郊张志华家采访。龙记者没有车子，我只好用自行车驮着他去。龙翔人高马大，我要重几十斤，加上又是上坡路，虽然不陡，但我骑得十分艰难，踩得车子吱吱咔咔响，好像要散架一样。我实在吃不消，就叫龙翔骑着带我，这才轻松了不少。按说我们去较远又不通公交车的地方采访，报社应安排车子送接，可报社的小汽车虽然多，发展到后来有十多辆，但始终没有一辆采访专用车。


    我们气喘吁吁找到张志华家所在的岩背组村民小组，问一个中年村民张志华家在哪，那个村民说句“不知道，找他寻鬼呀”后，掉头就走，看样子对张志华极其不满。我看到一位面目慈祥的老人，又问张志华家在哪。“他家在那棵树下。你们找他干什么？别看他打赢了官司，可能不能分到田土和征地钱还不一定呢！”看来，张志华虽然打赢了官司，但处境并没有改变。


    我们找到了张志华家。四十岁的张志华中等个头，粗壮扎实，看长相孔武有力，不像个受欺负的人，只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妻子长得也较壮实。住的是砖瓦房，屋内也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显得十分寒酸。


    我们说明来意后，张志华先是拿出宜春市中级法院的终审判决书让龙记者拍照，然后述说了他们打官司的前因后果。他那满面愁容的妻子则不时在旁边补充说明。


    张志华原是宜春市（现袁州区）楠木乡柘源村村民，家庭生活贫困，加上地处交通不便的山区，成年后的他讨不到老婆。一九八四年九月，张志华与宜春城区化成街道岩背居会居民刘美兰结婚，做了上门女婿。然而，他来到岳父家后，就没过上几天安生的子。在当时，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里，都有些歧视招郎入赘的上门女婿。而且张志华的岳母甘梅英在丈夫去世后，也是招本市寨下乡农民刘笃一为郎，后迁入岩背组的。甘梅英再婚后生育了三个女儿。甘、刘两人为了老有所，老有所养，遂决定招婿入赘，促成了张志华与刘美兰的婚姻。然而，由于张志华是上门女婿，加上岳父刘笃一脾气暴躁，来到岩背后就受到不公正待遇。头三年，刘笃一不准张志华在家吃饭，迫使做泥工的张志华在外饮食。张志华曾想带妻子回家乡定居，可妻子又嫌柘源村地偏人穷，有力无处使，挣不到钱，不肯回柘源生活。张志华只好受白眼冷语，在夹缝中生存，子过得既艰难又窘迫。一九八六年、一年年，他们的儿女张庆、张云先后出生。由于一直分不到田地，身为农民的张志华没有地种，一家四口怎么能生存？那时不现在，赚钱的途径多，不种田子照样过得好。张志华的去留问题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他也多次请求岩背居会尽快解决分田分土事项。一九九0年四月份，岩背居会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商议，同意张志华入赘落户刘美云家，组上与张志华、刘美云夫妻写了招书协议，承诺张家与本地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当月，张志华持岩背居会出具的公函到楠木乡将户口迁移到岩背居会。这一年，张志华一家终于享受到与居民的同等待遇，分到了同等数量和质量的山、田、土。张家的幸福生活似乎要开始了。


    张志华是个勤快本分的农村青年，由于家庭负担重（要赡养双方父母），他白天干了一天活后，还利用晚上的时间上山打猎，下河摸鱼，弄到城里卖钱以补贴家用，因此会碰上一些在夜色掩护偷摸狗、行为不轨的人。虽然张志华因为自己是个外来人不曾干扰、透露、举报这些不法行为，但当这些不法之徒的勾当被人察知后，却认为是张志华坏的事，于是对他耿耿于怀，心生恨意。一九九三年，岩背居会会重新分配田地时，岩背居会的不少人认为张志华是招郎来的外乡人，如果分配了田地，就意味着他要参与分配征用土地的补偿款（从一九八七年开始，该组因城市扩建陆续有土地被征用），于是不再分田、地、山给张志华。耕者无其田，什么生存？为此，张志华、刘美兰多次向上级行政部门反映，要求分配土地。在上级部门的干预下，居会才同意分土地给张志华。可是，居民是通过抽签分配田地的，刘家却无此权利，只能由居会指定分给路远地瘦的劣等田地。别人分的水田亩产稻谷近千斤，刘家的水田亩产稻谷只有四五百斤。所以，尽管张志华种田时付出了别人更多的劳动，但一家四口人还是常常缺粮少吃。背负着受人欺侮的精神包袱和承受来自经济生活等重重压力的张志华并没有气馁，他买来相关科技书刊，努力钻研劣等稻田的科学耕作技术，使稻谷亩产量得到提高，一家人勉强度。


    然而，残酷的现实再次击碎了张志华、刘美云安居乐业的梦想。一九九五年十月，岩背居会重新分配耕地时，决定不论什么田、地，都不能分配给刘家；居会出卖土地的补偿款，也没有刘家的份。这样一来，刘家最主要的生活来源被切断了。无奈之下，张志华夫妻写了《要求耕者有其田的请示》、《申请分配我家四口人田土山的报告》等材料，向化成街道及原宜春市、妇联、办等部门反映。其间所经受的屈辛酸、艰难曲折，只有夫妻俩床上那不时被泪水浸湿的枕巾才知道！


    “记者同志，人不伤心不流泪。不记得有多少个晚上，我们夫妻俩想到自己所受的歧视、所面临的困境，就不住双泪长流。”这句话由五尺男子张志华哽咽道出，令人倍感沉重，欲语无言。是啊，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正是粮价居高不下的时期，要买黑市粮对付四张嘴，这对一贫如洗的张家来说，是一种怎样的压力和负担！所以，张志华只有白天打短工，夜里捕河鱼捉甲鱼，以此换钱买粮。随着孩子的长大，开支的增加，张家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经过四年的奔走呼告，一九九九年，张志华一家才分到稻田，但没有分山土菜地，而且组上一次次因被征用土地而得的补偿款也与他家无缘。即便如此，当张志华在重新分配的稻田里播种后，竟有人蓄意践踏；他家刚糊好的田埂，晚上被人踩得稀巴烂；他家的稻田要引水灌溉，别人不肯，稍有争执，就遭追打；他晚上在河里洗澡，也有人乘黑扔石头砸他……


    “不但我哩（们）大人受别人欺压，就连我哩的孩子也经常挨别人的打，我哩又不敢跟别人理论，是求告无门，打落门牙往肚里吞呀！”刘美兰说到这里，已是语不成声，失声痛哭。


    张志华不但外患不断，还有内忧相扰。岳父刘笃一好打牌，常常输得一塌糊涂。当刘笃一没钱时，别人就唆使他向女婿要。张志华家境本不宽裕，见岳父不把钱用在正途上，自然不肯拿钱给他。刘美兰看到父亲屡教不改，则要断他的口粮，“看他没有饭吃还赌得动么！”别人就怂恿刘笃一上法院告上门女婿不赡养老人。刘笃一还的向法院递交了诉状。受理此案的法官了解事实的相后，对刘笃一进行了批评教育。后来，刘笃一病倒在床，张志华、刘美兰不顾屎臭尿，细心服侍他。刘笃一在临死时，才大梦方醒地对别人说女儿女婿“蛮好”。当然，也有同情张家的居民，但当这些居民站出来为张家主持公道时，却往往被人指责为“吃里扒外”，弄得有正义感的居民有口难开，有嘴难言。再说将张家排除在分地款之外，大家都可以多分一杯羹，何苦犯“众怒”呢？！至于在上的待遇，居会从不通知张志华参加居民会议，在分配有偿劳动时，居民均按家庭人口分配，而张家却不能参加。但有义务摊派时，却无一免除。近十二年，张、刘两人也从未享受过居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000年，宜春撤地设市，岩背居会划归宜春市化成岩森林公园化成岩居会管辖，改为岩背居民小组。随着组上的土地一次次被征用，土地总量逐年减少，而张志华一家却被剥夺了分享土地补偿款的权益。长此以往，张家又以何为生？于是，张志华又找到组干部要求享有土地补偿款，并说以前已分下去的钱他家可以不要，但遭到拒绝。张志华夫妻又找到宜春市化成岩森林公园处反映，要求解决问题。处根据调查了解的实际情况，认为张家应与该组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但调解未果。张志华无可，找到律师，请其诉状，想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权益保护。然而，当律师到张志华家了解相关情况时，有些居民竟然要律师，幸亏张志华拿着锄头挡在门口，才使律师免受皮肉之苦（好像那时宜春还没有市民在遇到危险时打“110”报警的制度）。这之前，张家的十八只鸭子被偷走了；他们出去做事时，家里的铁锅、钢精锅、食用油什么的均被一偷而光。偷盗者的目的显而易见：让张志华一家过不成子，将他们赶走。


    士可杀不可辱。二00二年七月五，张志华一家以财产权属纠纷事由，将岩背居民小组告上法庭，要求享受与该组居民同等待遇，补偿原告多年来应分得的居民受益款六千零六十八元及利息等。袁州区法院于同年八月六受理了此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原告四人是岩背小组的居民，已征得被告的同意认可，原告应与该组居民一样享受同等待遇。岩背居民小组的征用土地补偿款，属四原告人法定受益之列，被告应予以分给。再则，男方到女方落户是国家政策、法律提倡的移风易俗的好事。因此，原告四人的公民权利不能因世俗偏见被歧视，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依照《中华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七条，判决如下：一、原告张志华、刘美云、张庆、张云享有岩背村民小组居民的同等待遇。二、由被告宜春市化成岩森林公园化成岩居会岩背小组补偿原告张志华等四人受益款六千零六十八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二00二年十月底，张志华一家接到袁州区法院的判决书后，喜极而泣。可是，岩背小组却不服一审判决，向宜春市中级法院上诉。中级法院经过审理，依照《中华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于二00三年二月中旬作出终审判决：一、维持袁州区法院判决的第一项；二、变更第二项为：由岩背小组补偿张志华一家受益款五千八百零八元。


    春回大地之际，张志华手捧已生效的终审判决书，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虽然我们还没有拿到法院判给的受益款，组上也有人叫嚣‘就是不给’。可邪不压正，法律已站在我们这一边了，我们不相信已生效的判决书是一纸空文！”采访结束时，张志华对记者如是说。


    但愿法院对此案的判决结果能早执行到位，使备受歧视的张家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


    我将此案件写成一篇三千多字的通讯，在晚报配上图片整版刊发。韩庭长将此稿投给了《中国妇女报》，该报在四月三“本期关注”的栏目刊发了此稿。至于韩庭长得了多少稿费，我就不得而知了。


    此后，我又根据韩庭长提供的案例和线索写了好多篇稿，有的不但在《宜春晚报》刊发了，还在《江南都市报》等报刊以较大的篇幅发表。直到有一天，市里一家有钱的垄断行业部门（报道中的被告和败诉方）的人打电话给我，说我没有采访他们，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就到处发稿，实在太不像话了，他们要找我的麻烦。我说，我根据法院的判决书写的稿子，是有确凿证据的，况且报道中又没有涉及到当事人的隐私，没有必要采访原告和被告，也不用征求原告被告的意见。否则的话，败诉方哪个会同意自己不光采的事情曝光呢？报纸的法制版都该撤消啦。对方听到我的反驳，生气地挂断了电话。可能是这个部门找袁州区法院的领导告了状，后来我去找韩庭长要“素材”时，他以现在判的案子都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为由，不再向我提供相关案卷和判决书。


    再后来韩庭长离开了法院，调到袁州区政协后升为，由一名普通教师升格为县处级领导，也算是混得相当不错了。

 第9章 第09章 我所经历的非典风波1

    公元二00三年二月十一日，宜春城里突然刮起一股购药狂潮。


    这天上午刚一上班，在城区各个药店、卫生所，市民争相板蓝根，而且一买就是几十大包。卖药的见市民抢购，乘机将原本卖四元两毛一包（二十小包）的板蓝根涨到九元多钱一包；有的售药窗口不得不挂出“每人限购五包”的提示牌。


    这是怎么回事呢？晚报记者迅速出击，奔赴药店、医院、卫生局、防疫站，采访抢购板蓝根的市民、卖药的老板、医务工作者、卫生管理人员。


    原来，市民听闻广州发生了一种据称为肺炎细菌感染的流行病，很多人认为板蓝根和醋制品可以起到治疗的作用。他们抢购板蓝根都是应在广州打工的亲友要求，在宜春买药准备寄过去。


    某药店的李经理向记者介绍，广州在一个星期之前，有两个香港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病因不明。据说与一种肺部发炎的传染病有关系。这个消息在广州引起了恐慌，造成广州市板蓝根及醋制品脱销。于是，很多在广州打工的宜春藉人员纷纷打电话回家，要求寄药过去。这两天许多市民打电话或来店里要求板蓝根，由于板蓝根属中成药，制药周期较长，他们店里的板蓝根是二月四日从全国各地紧急调来的订货。


    记者在城区最大的第一、第二医院采访时得知，这两个医院均称最近收治的肺炎病人人数与往年同期相比，并无较大幅度的增长。考虑到宜春近期天气变化较大的原因，应属正常范围。同时院方强调，医院没有收治传闻中的广州流行的那类肺炎病人。


    市卫生防疫站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防疫部门还没有收到宜春市有此种肺炎的报告。


    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稽查科则证实宜春市部分药店和诊所的板蓝根已脱销。


    编辑把记者们把采访的相关稿子综合在一起，在头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刊发。报纸在当天下午面世后，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市民的恐慌心理，抢购板蓝根和醋制品的狂潮有所回落。但人们仍在议论纷纷，有的说，这种传染病早在去年十二月就在广州出现了，还死了人，现在广州人出门都戴口罩；有的说这种流行病十分厉害，只要和病人打个照面或同乘一辆公交车就可能被传染；有的说这种病目前没有药物医治，广州中山三院有二十多个医护人员感染了，最早入院的病人和护理这个病人的护士都死了。一时之间，众说纷纭，恐慌弥漫。不少市民还在板蓝根、醋、碘盐等，以备不时之需。事实上，这些“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后来我查知：早在二00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广东佛山就发现第一起后来称为sars的病例。什么是非典？最初，没有人知道，只知道染上可能就会死。市民们通过短信、电话，纷纷向外传说着这种病毒的可怕，谈论这种“怪病”。后来医生将它命名为“急性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们简称为“非典”；因其是由sars病毒引起的疫病，人们称其为“sars”病毒。它传播迅速，所到之处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


    传言比“非典”传得更快，传得更让人恐怖。在得不到印证的二00三年春节，关于“打个照面就会传染”的传言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来，特别在广东香港等地，更是人心慌乱，出门带口罩成为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二00三年二月三日至十四日，广东发病进入高峰，但病原不清。就在宜春城刮起购药狂潮的当天，农历正月十一日，广州市政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新闻发言人公布了广州地区非典型肺炎情况。说是自二00二年年底，广东部分地区先后出现非典型肺炎病例。从二00三年一月十二日起，个别外地危重病人转送到广州地区部分大型医院治疗。春节前后，广州地区开始出现本地病例。截至二月十一日，广州市共发现一百多例该类病例，其中不少是医护人员。由此，“非典”的警报从广州拉响。


    二月十二日，宜春市卫生防疫部门负责人通过晚报细说了此事发生的原因。该负责人说，据有关媒体报道，近期广东省发生了三百零五例非典型性肺炎病例，死亡五例，且所有病人的病情均在有效控制之中。而关于广东等地大面积爆发流行性传染病一说纯属谣传，市民不必惊慌。肺炎有典型和非典型两种，非典型肺炎主要表现为起病急，多数病人症状较轻，仅以发热为主。从目前情况来看，该病主要是通过近距离接触病人或接触病人的呼吸道分泌物等途径传播……据宜春市传染病疫情报告统计，元月份至今全市呼吸传染病的疫情平稳，尚未发生疫情流行的情况。


    十三日，晚报以《都是谣传惹的祸》为题，刊发了一组读者关于“非典”的来电。樟树市的黄先生说前一位在广东打工的亲戚打电话给他，时下广州正在发生一种叫非典型肺炎流行病，传染速度非常快，要他赶快板蓝根剂及食用醋加以预防。谁知他去买时，各大药店板蓝根已脱销，就连食用醋在市场上也买不到。靖安县的熊先生说他们那里的板蓝根由原来的五元一包涨到一百元，食用醋由两元多一瓶涨至四十多元，并且市面上这两类物品的价格还在上涨，真是涨疯了。宜春城区的市民刘先生则说他看了晚报刊登的此类报道后，才知道上当了，看着自己此前在寒风冷雨中排了一上午队，花高价买回的两百多元板蓝根，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滋味。


    然而，此事并没有了结。就在这天，宜春城区又掀起了一股抢购食盐的浪潮。在各大超市和小卖部，人们正在大包小袋地争购食盐，使得超市不得不贴出“每人限购五包”的告示。可越是这样越挡不住抢购的浪潮，有的甚至一家人齐上阵，不到二十分钟，报社附近一家超市的几百包盐就被抢购一空。有的日杂店乘机提高盐价。当记者问市民为什么抢购食盐时，有的说：“我也不知道，看到大家都买，我也买上几包”。有的说：“听说盐要涨到五块钱一包，所以趁早买几包”。有的说：‘“听说广东流行非典，碘盐可以防病，就多买几包。”


    而在市盐务局仓库，停车场也停满了前来进货的车辆，交款台前则人头攒动，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忙个不停。盐务局的领导告诉记者：市盐业公司今天已售出两百多吨食用碘盐，其实市民如此抢购完全没有必要。一是食盐不会涨价，也不会脱销；二是盐业公司已对销售商提出不得囤积食用盐更不得提价的要求；三是对销售私盐或非碘盐者以及擅自提价者，有关部门将给予严厉打击。


    “非典”风波还“传染”到了农村。我父母打电话问：“现在这么多人抢着买盐、醋、板蓝根，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在外面跑要小心呀！”


    我自然以“没事，不要紧，莫听他们乱哇”之类的话语安慰父母。事实上我也没有怎么担忧过这件事。


    元宵节刚好是星期六，我就回家“辟谣”。刚到水江集镇，就发现“水江药店”门口贴着一张二月十一日的《宜春晚报》，不由得大为惊奇，就问店主怎么回事。店老板黄敏辉说：“前两天各地都刮起了抢购板蓝根的热潮，为防止群众盲目，我特意将报道这事的《宜春晚报》贴在店门口，提醒前来板蓝根的人先看报纸再做决定。同时，我药店里卖了数百包板蓝根，没涨一分钱价。”想不到在偏远山村还有此等古道热肠的好心人。我便采访了他。原来，年方三十的黄敏辉在外地工作，让妻子在家乡水江开了一家药店。二月十二日，宜春城区抢购板蓝根的风潮波及水江，当地群众纷纷加入到抢购板蓝根的行列，有的药店乘机涨价牟取暴利。黄妻见状遂打电话给黄敏辉，问要不要涨价，他明确表示不能涨价。为稳定人心，避免家乡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他带着二月十一日的晚报赶回水江，将报纸贴在自家药店醒目处，提醒大家不要盲目抢购。果然，不少人看过报道后，都打消了抢购板蓝根的念头。


    此后几天，晚报有关“非典”事件的报道频繁出现。我从外地的媒体上获知（那时我们办公室并没有电脑，更别说上网查询了），二月十日，南昌市场上的板蓝根中药剂和醋制品遭到抢购，由此导致这两类商品的销售价格大幅上涨，部分产品已抢购一空。而为此已在两天前发布了消息，称板蓝根、醋制品能防治“非典”纯属谣传，市民买进一大堆的板蓝根和醋制品是巨大的浪费，只会让某些人得到牟取暴利的机会。

 第10章 第10章 我所经历的非典风波2

    元宵过后的几十天里，关于“非典”的传闻越来越少，晚报也没有这方面的报道，媒体都在关注战争。我国卫生及相关部门也正是因为在这段时间既没有如实通报“非典”疫情，也没有时查清病因和对“非典”疫情严防死守，结果致使后来“非典”在全国爆发，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广州遭“非典”侵袭之后，二00三年三月，“非典”病毒不可避免地开始从广州往外扩散，香港和北京先后出现“非典”病例。三月十日，香港最大的两家电视机构——无线和亚视，同时播报了一条消息：过去数日内威尔斯亲王医院八a病房有七名医生、四名护士出现发烧、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此后病情的蔓延令所有人都猝不及防。三月十一日，该院感到不适的八a病房医护人员激增到二十三人，其中两人被证实感染非典型肺炎；三月十六日，有医护人员的家属被感染；次日，感染的病例突破了一百宗；一天之后，香港出现了首宗本地感染“非典”死亡病例。三月二十五日，广东省中医院护士长叶欣在抗击“非典”第一线殉职，这是我国第一位被“非典”患者传染而牺牲的医护人员。三月二十六日当晚，北京地坛医院首批收治两名感染“非典”的病人：一名来自香港，一名是加拿大人，这标志着“非典”在首都的战役正式“打响”。


    到四月份，“非典”波及范围扩大，人心越来越恐慌，情形越来越来严峻，已经“捂不住”了。有关“非典”的报道重新见诸报端，全国各地都在部署预防“非典”的工作。宜春也不例外。一时之间，宜春火车站和各汽车站及国道上各市县交界处都设立了临时检测站。从广东等“非典”疫区过来的人要检查身体，测量体温，回家后要隔离观察。若有感冒发烧症状的，立马送到政府指定的医院观察。人们外出纷纷戴上了口罩，以致口罩脱销。消毒液、体温表、医用口罩、金银花等“防非”药品价格上涨。报社也给我们发了口罩和板蓝根。一时之间，“非典”、“疫区”、“发热”、“疑似病人”、“隔离观察”成为最热门的词汇，政府严阵以待，大家又紧张起来，有的报纸开辟了专栏或专版进行动态、跟踪、深度报道。


    四月十六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这种引起全国恐慌的流行病毒已经找到，正式命名为sars病毒，四天后，“非典”被列入我国法定传染病。其间，由于防治“非典”不力，长张文康、北京市委孟学农被免职；王歧山任北京市代市长，副总理兼任部长。四月下旬，北京“非典”疫情严峻，最高一天新增病例达一百五十多人，其中地坛医院五天时间收治一百七十六例病人（其中百分之四十是被感染的医务人员），占当时全市“非典”病人的百分之二十，多名医护人员在救治病人中倒下。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市通告，对“非典”疫情重点区域采取隔离控制措施。整座北京城，人心惶惶，满城尽现白口罩。路上，车少人稀，以至于经过地坛医院门口的公交车都没有人敢坐，害怕吸入从医院里飘出来的病毒染病。京城的超市出现抢购风波；餐饮业、宾馆出现关门歇业，经济陷入萧条。


    虽然宜春没有出现“非典”病例，但京城都成了“重点疫区”，各地自然不敢掉以轻心，层层严防死守“非典”入侵。四月下旬，宜春市政府和各县（市、区）均成立了由党政一把手挂帅的“非典”预防协调小组，市本级安排了五十万元预防经费，各县（市、区）都安排了一定的经费，用于添置必需设备和药品。同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对群众进行“五知四会”宣传教育，增强群众的自我保护能力。“五知”是知道“非典”重疫区在什么地方，使大家对重疫区来的人员保持高度警惕，谨慎接触；知道“非典”的症状是什么，以便对号入座，鉴别情况；知道“非典”是可防、可治、可控制的，避免群众产生恐惧心理；知道当地的实际情况，使大家心里有数，不信谣传谣；知道预防、防治和联络的办法、联系的信号，以利于不失时机，更好更快地做好防治工作。“四会”是会观察，能及时发现可疑的对象；会及时报告，知道向什么部门报告；会及时防范；会及时应急处理。此外，要坚持严格的报告制度，畅通三条报告渠道，实行三种隔离措施。一是党政系统报告渠道，由市、县、乡、村、组五级组成，妇女主任担任信息报告员，对每个从外地回宜春的人员进行上门走访、登记，及时报告本地、本单位人员外出、返回及来客等流动情况和可疑人员情况；二是医、药系统报告渠道，由各级医疗机构和药店人员组成，主要是对看过发烧门诊和购过发烧药片的人员进行登记和报告；三是市直、县直各部门、单位、系统的报告渠道，负责对本单位具体情况进行报告。三种隔离措施：一是远距离隔离。要随时掌握本地在外人员的动向，并通过亲友等劝其暂留当地近期不返回原籍。一旦发现在外人员尤其是在疫区人员有返回的意向，要立即与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联系，将其及时拦截。二是及时隔离。宜春凡与外地接壤并有交通要道处的县市，一律设立检查点，由交通、公安、卫生各派一至两人驻守监测；火车、长途汽车站实行二十四小时驻守监测，凡从广东、北京疫区抵宜乘客，一律由公安人员带至位于袁州区湖田乡的留置站进行隔离观察，对非重疫区返家的各类人员，各地各单位要将其先隔离再酌情处置；对重疫区流入人员要进行流行病学的调查，然后视情处理。三是有效隔离。即选择好隔离地点，对留观人员和疑似病人的隔离应选择在医院以外的独立居所，避免因交叉感染而产生新的传染源。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防疫网，全力严防“非典”输入。


    这些举措的宣传报道和逐步落实，加上政府公布的“非典”病例和疑似病例日益增多，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如临大敌，有些人人自危的气氛，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人们减少了外出活动，但记者反倒更忙了。餐馆酒店的生意一落千丈。而且国家将这年的“五一”长假也取消了。宜春是个劳务输出大市，在此情形下，不少广东、福建、北京等打工的人员纷纷返乡，增加了家乡政府防“非典”的压力。由于市、县两级设立的隔离点容量有限，一些乡镇政府就在卫生防疫部门的协助下开辟了隔离场所。这些千里返乡的打工者本想早日与家人团聚，那知到家了还要“关”一个星期后，没有出现感冒发烧症状才能出去，因此他们的抵触情绪很大。加上有的乡镇要收他们的食宿费，返乡人员和家属就更不满了。一些读者打电话到报社反映了这些情况，表示不解和抗议。五月的一天，我和日报的记者来到袁州区飞剑潭乡调查了解乡政府收取隔离人员食宿费的事情。我们看到一些青年关在房间时，不能随便进出，一日三餐由专人送到房间里，日常生活用品由家人提供。这些青年无聊得很，就在房间里打牌消磨时间。我们向乡领导谈到收隔离者食宿费的事。对方说乡里经济困难，隔离的人多，又不是一天两天，开支不小，乡里负担不起，就只有按实际消费金额收隔离者的钱。隔离者则说是政府强制他们呆在这里，要是自己在家里的话，不但吃住不要钱，还可以做事赚钱。看来双方都有理由。我们回来后，就将此事向市政府相关部门报告了。宜春市政府很快就下文明确：隔离者在隔离期间产生的费用，由县级以上财政解决，各乡镇不得擅自收费，但要如实做好统计上报工作。


    这时，还有读者来电反映丰城市淘沙镇、袁州区金瑞镇对返乡务工人员进行罚款，金额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出行不便，我就通过电话采访。淘沙镇政府一位李姓工作人员说，该镇罗家村有三名姓张的打工青年是五月九日从北京回来的。按照江西省预防“非典”的工作要求，从疫区回乡的人员都要接受监测和隔离留观。但这三名民工都坚持在家里隔离，而且违背了“三就地”原则，没有自觉遵守防“非典”的相关规定，增加了当地“防非”的难度，所以每人处以二百至三百元的罚款，目的在于教育他们，警示大多数。金瑞镇政府的答复是：反映情况的彭姓男子，于五月十日从浙江温州返乡。彭回来后，没有主动接受检测和隔离，而且到处走亲访友逛大街，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镇政府便于十二日对其进行强制隔离留观，并作出了经济处罚。十九日，经留观一周未出现症状，彭回到了家中。对这些事，我们不好评价定论，只好反映了市政府的“防非”办，由他们处置。


    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我国“非典”防治工作取得了明效成效。到五月中下旬，各地尤其是“非典”疫情重点区域的情况开始好转，一批批“非典”患者得以康复，全国公布收治“非典”病例和“疑似”病例的数字日益减少。五月二十一日，北京地坛医院送走了第一百位“非典”康复者；五月二十九日，北京新收治“非典”确诊病例首次为零；次日，宣布：北京防治“非典”“五月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到六月二十一日，地坛医院成为北京唯一保留的“非典”定点医院，负责全北京市“非典”的扫尾工作。三天后，世界卫生组织解除了北京的旅游警告，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的名单中删除。


    由于“非典”前期相关部门隐瞒疫情数字，直接影响到政府的正确决策和患者的及时治疗。正是“非典”带来的惨痛教训，使我国政府对传染病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自二00三年五月九日总理温家宝签署第376号令，公布施行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之后，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开始进入法制化的轨道。


    是的，曾经的惶恐和不安已经远去，“人人自危”的感受不再浮现，我们的生活也早已恢复正常。但是，我想我们不应该忘记，二00三年的那个春天与初夏带给我们的惶惑、苦痛、分离，更不应该忘记，那些为了我们的今天而永远逝去的生命，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奋战在“抗非”一线的医护人员。那些逝去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了对职责的忠诚，看到了对大局的顾全，看到了人性的尊严和勇气，他们永远值得我们所有人纪念，不仅是今朝，而应该是年年。

 第11章 第11章 下岗女工倾情援助陌路人1

    二00三年五月的一天，宜春市妇联的易启玲部长向我提供了两封来信，建议我前去采访信中反映的事。我跑工青妇联这条线，与妇联的同志打过几次交道，她们有什么新闻线索就跟我联系。


    我看完易部长拿来的两封后，深受震撼。信中说的是相邻的萍乡市下岗女工欧阳建萍在家庭负债八万元的情况下，将素不相识、身患重病、无钱医治的宜春市袁州区农村妇女刘正秀接到自己家里，不仅四处奔波为其寻医问药、支付医药费，还承担了刘正秀两个儿女的学习、生活费用。八个月来，欧阳建萍已为刘家花费一万六千多元，而患者的顽疾还未痊愈。于是，她们向女同胞的“娘家”——萍乡市和宜春市的妇联求助……


    这无疑是一条极具新闻价值、极其感人的线索。我向晚报分管采访部的副总汇报后，其同意我们前往实地采访。五月十五日，我和新闻部主任李峻与宜春市妇联的易部长一行驱车赶往百里外的萍乡城。其时正是“非典”肆虐之时，各地都在把关设卡检测，严防“非典”输入。我们戴着口罩经过宜萍两市交界处的检查站时，也接受了检测。有个工作人员说：“这个时候你们还到外市去采访呀？”言下之意，就是我们不注意自己的生命安全，到处乱跑。到了萍乡城区，我们先联系上萍乡市妇联的同志，在她们的带领下，我们与《萍乡日报》的记者来到了欧阳建萍店里。


    欧阳建萍四十多岁，个子中等，身材结实，梳着长辫子，穿着花纹短袖，着黑色带花点的裤子。说起话来声音洪亮，直言快语；走起路来蹬蹬有声，风风火火；做起事来雷厉风行，干脆利落。


    “哦，你们来了，快请坐。本来是不想麻烦你们，可正秀的病一下子又治不好，我恐怕难以支撑下去，就跟妇联的领导写了信，看能不能帮帮她！”欧阳建萍一边说一边搬凳子抹凳面。这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店面，店里卖的主要是水泥，所以灰尘比较多。进店之前，我们将口罩取下了，因为我们采访的对象之一是个病人，不能让她们看见后产生什么想法。欧阳建萍张罗着给我们泡茶，同时朝旁边一个个子不高、身材偏瘦、穿着粗布灰褂子、正在搬凳子的中年男子说：“安会，你快去把你老婆扶出来。”中年男子就从店铺的后门出去了。


    “他是刘正秀的老公，叫黄安会。现在他也在这里服侍他老婆，我一个人又要做生意又要做家务，实在忙不过来。”欧阳建萍解释道。为了便于刘正秀治病和静养，欧阳建萍将店铺后面自己原先住的房间空了出来，让刘正秀夫妻住。她把店面上方低矮闭塞的阁楼隔成两半，自己和大儿子各住一边，连腰都伸不直。


    “哈哈，刚开始我老公是有些不愿意，觉得我身为老板还住在阁楼里，不好意思。我说我们好手好脚，没病没痛，爬爬楼梯弯弯腰要什么紧？还锻炼了身体呢！而且我们住在自己家里，有什么不好意思？他听了就没话说啦！”当我们问他老公同不同意这种安排时，直言快语的欧阳建萍笑道。在随后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欧阳建萍在城里有一套住房，丈夫在乡下种田，隔三差五地进趟城。为了增加点收入帮助刘正秀治病，欧阳建萍就将自己那套房子出租了。


    说话间，黄安会扶着刘正秀走了出来。刘正秀个子比黄安会、欧阳建萍都高，却瘦得像一根竹杆，站都站不稳，要黄安会撑扶着。进入夏季，别人穿一件短袖都嫌热，刘正秀却内穿褂子外套格子长衣，脸色苍白，双目无神，手掌皮包骨，十只手指瘦得像鸡爪子。双手无力，只能抬到胸前，不能反转。说实在的，我还没看过瘦得这么厉害的人。刘正秀站不稳，欧阳建萍就扶着她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


    “她现在比病重时更好些，原来坐都坐不稳。你们就让安会说说情况吧！”欧阳建萍一边替刘正秀按摩，一边指着黄安会说。


    “我不晓得哇（说）普通话，咯（这）那哇得清？”黄安会手有些不知所措。


    “咦，你是水江人吧？”我一听黄安会话带水江口音，问他。


    “是呀，我是水江上洞人。你怎么知道？”黄安会也很惊讶。


    “我是水江新村人，一个乡的呢，你就用水江话吧，反正我做记录。”我宽慰他。


    生于一九六五年的刘正秀是袁州区水江乡上洞村人。这是水江乡最边远的一个行政村，与萍乡市上栗县接壤。二十岁那年，刘正秀与年长自己两岁的同村青年黄安会喜结良缘，婚后生下一女一儿，日子也还算过得去。一九九三年，黄安会建了三间一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子。然而，好景不长。次年七月，刘正秀突然全身疼痛，四肢无力，不能干重活。黄安会立即带她去诊治，得知患的是内风湿关节炎，又跑了好多家医院治疗，花了不少钱，却没什么效果。妻子得病不但要花钱治，而且还得有人照料，弄得自己没时间去赚钱，家里的日子顿时艰难起来。一九九六年，黄安会父亲去世，可家里早已穷得拿不出办丧事的钱。无奈之下，黄安会夫妻俩只好靠化缘募点钱草草安葬了父亲。在赣西农村，家中有人去世连棺材都置不起的人家，就到邻近村庄化缘，村民碰到这样的事，家里再无钱也会搜东找西筹个三块两块的给化缘者。此后，他们的女儿黄水文、儿子黄金林又相继上学读书。黄安会由于要照料妻子，没有时间外出务工，只有利用晚上的时间到附近的小煤窑“上班”赚点钱。那时种田要交乡村统筹、公粮、农业税什么的，黄家的日子是越过越艰难，连饭都吃不饱，更别说花钱治病。刘正秀的病因无钱治疗，越拖越严重。二00一年七月以后，刘正秀被病魔折腾得食不知味、夜不能睡，手脚也浮肿起来。到次年初，刘正秀病情加重，日夜躺在床上，连身都不能翻。农村人就是朴实，宁愿委屈自己也不肯有负于他人。黄安会与刘正秀结合虽是媒妁之言，不曾谈过情说过爱，但他对妻子却不离不弃，晚上睡觉时，隔一会儿又帮妻子翻一次身；每天早上起来或从煤窑里下班回来，他就抱着妻子解大小便，穿衣洗脸，梳头喂药。他在煤窑里一结到工钱，就带刘正秀去看病。由于妻子不能行走，村里又没通班车，黄安会只有背着妻子走到十里路外的村庄搭车进城看病。上岭下坡，走一段歇一会，往往没到乘车的地方，黄安会的衣服就汗湿了，坐在车上风一吹，又冷得起鸡皮疙瘩。好在他的身体日晒雨淋、风吹汗浸惯了，感冒了打几个喷嚏就好了。这年正月十四日，刘正秀一身痛得不得了，黄安会背着她到村搭车去上栗县医院治疗，治了一个星期，没有什么效果。一位医生看到他们很可怜，就介绍他到一位姓李的医生那里治疗。李医生说住院开支大，就开好药让刘正秀拿着回去吃。吃到四月初，仍不行，黄安会又背着刘正秀到医院治疗，住了五天院，没钱了，别人又介绍他背着刘正秀到一位姓吴的医生那里诊治。刘正秀吃了一段时间的药，还是不行。到八月份，她已是气息奄奄，死多活少。看到这种情况的人都说刘正秀治不好了，劝黄安会不要白费钱，不如早点准备棺材。黄安会仍不死心，再一次背着妻子坐车赶到上栗县妇幼保健医院。医生看到刘正秀的情况这么严重，怕她死在医院负不起责任，不肯收治。


    “你们帮我治，我老婆死了不要你们负责，我把她背回去就是。”黄安会找到院长刘桂招求情。刘院长知情后也十分同情他们，同意医院接收刘正秀，并发给他一张医疗扶贫卡，免收刘正秀治疗的手续费、住院费，只收医药费和伙食费。住了十天，刘正秀病情有所好转。带来的钱已用完，加上家里还有农事杂活要做，黄安会就拿些药，又背着妻子回家。到后来实在走不动，就央求熟人用小四轮把自己和妻子送回家。八月的一天傍晚，黄安会在舀水洗澡时突然晕倒在地。躺在床上的刘正秀听到响声后，忙叫“安会、安会，怎么啦？”没听到回音，她只得尽最大的力气呼喊邻居。邻居赶来将昏倒在地的黄安会抬到床上，黄的妹夫找来医生给他看病，医生诊断说黄安会是劳累过度、营养不足所致。


    然而，经过辗转治疗，刘正秀的病情并没有根本好转，身体却越来越差，体重由健康时的六十多公斤减轻到三十多公斤。


    就在刘正秀过着半死不活的日子时，一位素不相识的下岗女工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二00二年十月十四日，一辆摩托车载着一位中年妇女来到黄安会家，正在家劳作的黄安会母亲刘金桃一看，咦，这位妇女不是她曾经的东家欧阳建萍吗？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因为家里特穷，年过六旬的刘金桃为了赚些钱，于二00一年八月到离家约二十里路远的萍乡市上栗县鸡冠山乡的欧阳建萍家做保姆。前面说过，欧阳建萍的老公在家种田，这个家就在鸡冠山。欧阳建萍一九九一年下岗后，富有经济头脑的她在萍乡城里开了个小店，赚了些钱后，于二00一年在银行贷款十万元，在城里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商品房。这年她的二儿媳生了孩子，自己又要在萍乡守店面，儿媳没人照料，所以就请刘金桃做保姆。刘金桃是由在鸡冠山开店的婆家本家侄子黄安生介绍过来的。刘金桃在欧阳家干了半年后，黄安会不忍心母亲年老体弱还给人家做“佣人”，就将母亲接回家。次年农历九月，欧阳建萍看到黄安生，就问刘金桃的身体怎么样。黄安生说老人家的身体是还好，就是儿媳妇常年病得床上起来不得，家里过得蛮苦。菩萨心肠的欧阳建萍听了后心里放不下，想打电话问情况，可又联系不上。九月初九，欧阳建萍斫了些肉买了些水果独自去看望刘金桃。由于她没去过上洞，还走错了路，最后只好出钱坐摩托车，一路寻问才找到黄安会家。


    刘金桃看到“老板”来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慌乱得很。其时刘正秀躺在床上，黄安会和一来岁的儿女在山上摘油茶籽，中午带了饭，要傍晚才会回来。欧阳建萍说明来意，刘金桃婆媳俩十分感动，就把家里的情况诉说一遍。欧阳建萍目睹黄家一贫如洗的现状，听着黄安会夫妻患难与共、苦度日月的辛酸经历后，难过得泣不成声，最后和刘金桃抱头痛哭了一场，并暗自决定：自己要尽力救助这个家。


    欧阳建萍回到萍乡后，本想捐款给刘正秀治病，又怕他们拿去偿还债务，就在三天后打电话给黄安会，要他带刘正秀从水江坐班车到萍乡来，她在汽车站接他们。而且叮嘱他们什么都不要带，包括衣服钱物等，一切她都会安排好。黄安会想自己与欧阳建萍一不亲二不邻，不敢相信她有这么好的心肠。可母亲说这个“老板娘”人蛮好，现在她愿帮忙，如果将刘正秀的病治好了，儿子就可以安心赚钱养家，向欧阳报恩。于是，黄安会又请小四轮将妻子和自己运到二十多里外的水江集镇，在那里坐班车赶到七十里外的萍乡城。欧阳建萍将黄安会夫妻接到自己的新居，并为他们准备好了衣物和生活用品。第二天，她打点行装，关了店面，带着黄安会夫妻到了湘赣一带最有名的医院——湖南长沙湘雅医院，为刘正秀治病。刘正秀住院四十八天，花去欧阳建萍六千四百多元钱。但由于患病时间太长，没有连续治疗等原因，刘正秀的病情并没有明显好转。欧阳建萍只得返回萍乡，将刘正秀夫妻安顿在自己家里，继续寻医问药。黄安会因照料卧病在床的妻子，家里的稻谷都没时间回去收割，只有请人帮忙收割。萍乡城南门的熊医生治风湿性关节炎有一套，欧阳建萍就请来他为刘正秀看病、推拿、开药。刚开始，熊医生收了刘正秀的推拿费、手续费。后来了解她的情况后，就只收她一点中药费。这年腊月过小年，熊医生还拿了一百元钱给刘正秀，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同时介绍其他好心人为刘正秀捐款赠物。到十一月，刘正秀的病情慢慢好转，体重由最轻的六十多斤增加到八十斤。

 第12章 第12章 下岗女工倾情援助陌路人2

    欧阳建萍对刘正秀关怀备至，经常嘘寒问暖，扶着她解大小便，梳头穿衣，洗头抹脸，熬药喂汤，比服侍自己的娘爷还更细心周到。她常对刘正秀说：“你想吃什么，只管哇（说），不要把我当外人。”


    “建萍大姐对我们一家比亲人还亲，我都不知怎么才能报答这份恩情”。黄安会说着说着，眼角湿润了。欧阳建萍对自己一家人的倾情帮助和无私关照，既让黄安会夫妻感激不尽，又深感有愧。因为自己与欧阳毕竟非亲非故，如今这样麻烦人家，怎么说得过去呢！欧阳建萍知道他的心思后，总是劝他们不要想得那么多，只要安心养好病就可以了。这时，靠在椅子上的刘正秀扯了扯黄安会的衣袖。黄安会说：“她坐不住了，我扶她去床上。”刘正秀朝我们笑了笑，脸带歉意地说：“谢谢你们的关心啊，我要进去躺一会。”然后在丈夫的搀扶下进去了。


    经过几个月不断地治疗，刘正秀的病开始慢慢好转，到二00二年底，可以靠在床上歇息了，不过生活仍不能自理，得靠黄安会和欧阳建萍服侍。欧阳建萍待刘正秀亲如姐妹，平时只要听到刘正秀语气中流露出什么需求，她总是尽心尽力去满足。有一次，当她了解到刘正秀两个在水江中学读书的孩子是打欠条上的学后，便主动掏钱帮他们交清了学费。当她得知刘正秀的两个孩子在学校住宿连床棉被都没有时，又给他们姐弟添置了新棉被，并负担了他们的生活费。学校一放寒假，欧阳建萍又拿出车费，“命令”黄安会回家将读初三的女儿黄水文、读初一的儿子黄金林接到萍乡来过年，并给他们买了新衣裤。


    “建萍大姐为我们花的每一笔钱我都登记了。当然，她瞒着我花的钱就只能估摸着登记，到现在有一万六千多块。等我妻子病好了，我一定会挣钱来还！”采访中，黄安会避开欧阳建萍对我们说。


    由于欧阳建萍丈夫务农，家中人口多（四个儿女），负担重，经济来源不足，她在承担刘正秀治病及其家人的生活开支后，日子也越过越艰难。为了增加一点收入，她在春节后将新房子以每月二百五十元的价钱出租，自己和大儿子分别住在只有几平方米的阁楼上，把店铺后面的一间住房让给了黄安会夫妻。尽管如此，到我们去采访时，欧阳建萍还因经济拮据，已连续三个月没有如期偿还银行的住房贷款。但她又不忍心丢下刘正秀一家不管，总想再尽一把力，将刘正秀的病治好，这样也不枉自己所付出的心血。可有什么办法呢？这时，欧阳建萍想到了社会和政府，便满怀期待地向萍乡市妇联、宜春市妇联发出求助信。


    听罢黄安会和欧阳建萍的诉说，我们唏嘘不已，既为刘正秀久治不愈的顽疾而忧虑，又为欧阳建萍的无私奉献而感动。我作为刘正秀的家乡人，更应该帮助她，可我袋里只有七十二元钱，最后我还是掏出五十元钱送给黄安会。黄安会不肯收。我故意说：“我也帮不了你们什么，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如果你嫌少就算了！”他才收下。


    第二天，我们又赶到水江中学，找到黄安会的儿女黄金林、黄水文。学校领导并不知道黄家的事。原来，去年开学时，黄安会因拿不出儿女的学杂费，曾写过困难申请书让儿女交给学校，恳求学校免除学杂费。可黄水文姐弟害羞，不好意思将申请书交给老师，只是写下了因家庭经济困难需暂欠学费的条子给班主任老师。校领导得知黄水文姐弟家的情况后，表示从下学期起，将在最大程度上减免他们姐弟俩的学杂费和食宿费。


    由于黄安会在上洞的家只有一个母亲跟着他的兄弟，加上路远不好走，我们就没去采访。回来后，宜春市妇联将刘正秀列为扶助对象，并通过晚报希望社会各界好心人伸出友爱之手，帮刘正秀一把，让她家重扬生命的风帆。


    这年农历大年二十九日，回家过年的我以来回三十元的价钱（其实我也舍不得，因为那时工匠做一天工也不过是二十元钱），打了摩的去还不通班车的上洞村。一路颠簸，泥水溅射，寒风扑面，手脚冻麻，确实辛苦。到了黄安会家。黄安会正为坐在床上的刘正秀添柴烧火取暖（床边架着一个火盆），乍然看到两脚泥巴的我和摩的司机，感到很意外。是呀，在年关之际，贫寒之家来外人了，多半是讨账要债的。我说明来意并把宜春市妇联的两百元慰问金交给刘正秀。


    “想不到，真想不到宜春市妇联和《宜春晚报》这么关心我们，过年了还托人赶这么远的路来看望我们”。黄安会夫妻一个劲地道谢。是呀，两百元钱，对于一般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可对于特别困难的黄家，就是一笔“巨款”，其作用大着呢！


    “真不好意思，你们跑这么远，连杯滚（热）茶都没有喝。”黄安会向我们表示歉意，而原因竟是家里没钱买热水瓶。


    话题就从我们二00三年五月采访刘正秀等人之后的情况谈起。黄安会说，自从《宜春晚报》、《宜春日报》、《萍乡日报》相继报道了下岗女工欧阳建萍倾情救助他妻子刘正秀、扶助他一对儿女读书的事迹后，不少好心人都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纷纷捐款捐物，有的连姓名都不肯留下。比如萍乡市城建局干部兰利平通过他人之手捐款五百元给刘正秀，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后经他辗转打听才问到他的姓名和工作单位。萍乡市特种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夏声明，得知他女儿黄水文初中毕业，因家贫如洗面临辍学的困境后，表示愿意扶助黄水文完成学业。当年下半年，黄水文考入宜春四中就读，其学费和生活费均由夏声明承担。在萍乡城区南门开诊所的熊慰优医生，主动为刘正秀针灸推拿，开方配药，不但没收手续人工费，还为刘正秀垫付医药费两千多元，每当黄安会拿着单子要与熊医生对账时，对方总是一口回绝，要他只管来拿药，钱的事不要考虑。同时，水江乡政府和上洞村委会把他家列为救助对象，并在农历年前把慰问金送到了他家……


    滚烫爱心见真情，陌路相助暖人心。刘正秀、黄安会一家人在感激好心人的同时，也一直挂念着为他家花费近两万元的恩人欧阳建萍，因为这位天下难寻的好心人也遭遇了不幸的事。二00三年九月，欧阳建萍年近三十的大儿子由痴呆发展为疯癫，不得已将其送往医院治疗，那数额不小的医疗费令这个本已不堪重负的家庭如风雨中的小树，几欲折断。面对此情此景，黄安会不忍心再拖累这位好心人。于是，他不顾欧阳建萍的劝阻和挽留，于十月份背着病妻回到上洞的老家。


    由于刘正秀还不能行走，黄安会一边继续在熊慰优医生那里拿药给妻子治病，一边始终如一地照料妻子。妻子生活不能自理，他只能守在家里服侍，家中的开销有出无进，只有靠借钱借粮度日，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而妻子的病何时才能痊愈，黄安会心里也没有底。但令黄安会欣慰的是，妻子的气色越来越好，两个儿女的学习成绩也在班上名列前茅，这些都让黄安会看到了希望。


    记者工作忙，特别是晚报的记者，碰到前来前来求助的人特别多，简直可以说是报道和同情不过来，对此类事都有些麻木了。加上黄安会家太偏远，交通不便，关于黄安会家的事后来我没做专门了解。我只知道二00五年黄安会的儿子黄金林和他同班同学——我的女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省重点中学——宜春中学。据我女儿说，黄金林平时是年级前三名的尖子生，中考发挥不佳，考了个十多名。三年后，黄金林以高出一本线二十多分的成绩考取了中南大学，我女儿以高出一本线二十分的成绩考取江西财经大学。


    现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很想了解黄安会家的最新情况，所以打算龙年春节回水江时特意去他家看看，可由于时间太紧、天气太恶劣（上洞村至今没通班车），未能去成。不知道黄安会一家近况如何。


    唉，生活不是小说，随便可以设计结尾。有些事，我们也想了解得更清楚些；有些事，我们也想有个更好的结果。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难以如愿以偿。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现实。

 第13章 第13章 跟踪报道打击路霸

    是非天天有，调解事事难。


    自二00三年五月以来，袁州区水江、天台山、天台等乡镇跑宜春线路的客运司机如彭师傅等人陆续向我反映：他们的班车经过辽市、金瑞两乡镇部分路段时，如果停车上下乘客，就会遭到当地客运经营者雇用人员或社会闲散人员的拦截、扣车、甚至殴打。平时我坐车从宜春回水江或从水江下宜春的途中也发现，在这个两地方乘坐班车的旅客没有乘车自，有时乘客上了路过的班车也被当地司机请的“打手”拉下车，而路过的班车则要受到放气、玻璃被砸、不得通行等“礼遇”，搞不好开车的司机还要挨几下。


    为此，我特意到金瑞、辽市两地进行调查。了解到当年四月份，袁州区汽运公司经营宜春至辽市、飞剑潭班线的客车车主在未变更法人代表和资产转移的情况下，成立了所谓的“宜春市香格里拉客运公司”，并于四月二十五给过往辽市的其他客运经营车主发送了一份“通知”，禁止水江、天台山、天台等乡镇的班车在辽市部分路段上下旅客，在“通知”中竟明文写着对“违反者”采取放气、扣车等手段的字句。“通知”令不知情的过往客车经营车主和当地乘客心存顾虑，不敢在当地停车、上下车。五月五日上午九时许，一辆由水江开往宜春的班车在离辽市集镇下行约三里处下客，正在路旁等车的五名乘客随即上了车。班车刚启动，两辆摩托车就横在班车面前，几名青年一边谩骂司乘人员，一边强令已上车的乘客下车。司机陪着笑脸解释，拦车者仍不肯放行，气势汹汹地要打司机。后在车上乘客的强烈谴责下，班车才得以重新启程。而那些五名旅客只能站在烈日下等候辽市至宜春的班车。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就是带有性质的车匪路霸，只是不记得当时那些受到非难的司机和乘客怎么不报警，或是当地为何不管这类扰乱社会秩序、为害群众的不法分子。


    之后，我就客运组织的非法行径向袁州区交通运输管理所反映。该所的刘队长了解情况后指出：辽市、飞剑潭班线客车车主成立的“宜春市香格里拉客运公司”属非法组织，它的行为严重违反了运政法规，违背了职业道德，剥夺了旅客自由选择交通工具的权利。他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和整顿。然后，他们硬我留吃晚饭，还打了一包好烟给我。我们相互留下了手机号码，有事好随时联系。


    几天后，袁州区运管所向袁州区汽运公司下发了《整改通知书》，限令其在五天内对辽市、飞剑潭两乡辖区内的所有班线客车进行整改并报送整改结果。辽市、飞剑潭客运线整改后，其欺行霸市、强揽旅客、拦截损坏他人车辆、堵塞交通等行为有所收敛。彭师傅为了感谢我，说他和卖票的人说了，我坐水江的班车不用卖票。彭师傅承包了宜春至水江的客运班线，有四部客车轮流跑，我不定期坐上一两次。前段时间，他那卖车票的老婆、哥哥、亲戚又开始收我的车费。我上次帮他们解决了行路难的问题，现在又解决了载客难的问题，坐他们的车免免单也说得过去。人嘛，都有点贪便宜的心理，尤其像我这样签订了劳务合同、每个月上稿考绩居第一、月收入只有千余元、家庭负担又特别重的小记者。要不然我也不会把采访对象打的好烟拿到烟酒店换成钞票，还别说，一年下来，也能落个一千多元呢！不过，后来的记者越来越多，真真假假，煽煽打打；杂七杂八，敲诈勒索，把我们正规记者的名声都搞坏了，再出去采访时，待遇就没有那么好了，有时莫说打烟，水都没得吃，更别提红包、纪念品啦。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袁州区金瑞镇二十辆客运班车主也组成了客运联营组织，网罗一些社会闲杂人员在路口投卡拦车，只准自己联营的车载客，严禁过往客车在金瑞境内上下客，否则拦车放气，扣车打人。其行径与辽市的“香格里拉客运公司”如出一辙。


    六月中旬，水江、天台山、天台、飞剑潭等乡镇的部分客运车主找到我（看来我的知名度还挺高的），诉说了他们在金瑞集镇停车上下客所遇到的种种非难甚至殴打。有的车主还向我提供了“路霸”用摩托车拦车、给班车放气、打人致伤的照片。飞剑潭客运经营车主江某说，他五月三十日上午从周源村开车驶往宜春，途经金瑞交管站地段时，上了两名旅客。金瑞客运组织联营公司的两个工作人员以影响了金瑞客运生意为由，冲上江某的班车，揪住卖票收钱的江某妻子毒打一顿。致使江妻两颗门牙松动，流血不止，到医院治疗花去医药费五百元，找了当地报了案，可没有下文。


    面对路霸横行，我只有再去袁州区运管所，找到负责这方面的领导反映情况。该负责人说，他们也听到了类似情况的反映，但由于拦截班车的人不是司乘人员，他们无法管理，打伤了人了也没有权力处理，因为他们只有管理所辖线路客运车主的权力。而且金瑞客运情况比辽市、飞剑潭更复杂，因为有个别部门掺杂其中，单靠运管部门难以杜绝当地客运组织垄断客源、拦截扣押、损坏车辆、堵塞交通的现象。不过他们会向上级领导反映，以便出台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整顿客运市场秩序，保护车主和乘客的合法权益，并欢迎新闻媒体监督。听了对方冠冕堂皇的答复，我也不好说什么。执法部门对此都没有办法，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记者又能怎样？


    六月二十二日，又一客运车主拨打我的电话，说他的车子在金瑞集镇下客时，被人拦住放了气，车子也扣掉了，请记者速去采访。我迅速与袁州区运管所联系，他们立即派人和我一起赶到现场，拍照取证，放行车辆。而扣车放气的人闻风而逃了。我自然将此事在报纸上曝了光。第二天上午，袁州区运管所就我反映的问题召开会议，讨论确定整治三水线客运市场秩序的方案。下午，运管所领导召集袁州区汽运公司和二0一车队负责人开了碰头会，提出了整治要求和行动方案。与会人员认为，水江、天台、辽市、金瑞等地客运问题，单靠协商劝阻解决不了，运管部门和车队最多只能发现一起解决一起，要从根本上杜绝此类现象，还得靠当地政府、公安机关等部门协调管理。因此，会议决定：一是成立临时机构，集中时间、人力进行全力整治；二是明查暗访，查实已举报和尚未举报的违法事件，掌握真凭实据；三是召开公司和车队全体职工大会，学习《治安管理条例》、《道路运输行政处罚规定》等法律法规，进行职业道德教育，讲清整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四是对造成恶劣影响的个别车主采取强硬措施，进行处罚，直到取消其经营资格；五是会同政府、公安等部门，对客运市场的社会黑恶势力予以严厉打击。


    二十四日清早，袁州区运管所、汽运公司、二0一车队的数名负责人分别乘上了开往天台、水江等经过金瑞、辽市的班车，亲眼目睹了金瑞等地的闲散人员拦截路过客车的行径（当时我在出差，没跟他们去）。次日，他们又到实地找相关人员进行调查了解，掌握了第一手证据材料，并取得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他们获知，金瑞客运组织是在少数车主主张下组成的，联营组织出资请了社会闲杂人员“制裁”过往班车。相关管理人员所得报酬比车主还高。有的经营车主曾提出要退出组织，独立经营，组织里的头头即对其进行威胁，收取管理费，扩张势力。同日晚上，袁州区汽运公司和二0一车队召开了职工大会，负责人披露了辽市、金瑞客运组织的不法行径及管理部门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并明确表态：在这些事件中，牵涉到经营车主和驾驶人员的，由车队按规定严肃处理，涉及到社会闲杂人员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情节严重的按车匪路霸从严打击。会后，运管执法人员多次在辽市、金瑞客运停车点找车主谈话，教育联营组织者要认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和严重性，对遇到问题的进行现场办公。针对两地客运车主认为允许路过车辆载客，会分流应有的客源而导致他们没有生意的“意见”，执法人员明确指出：市场经济的规则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想靠地方保护主义垄断市场获取利益是不行的。如果辽市、金瑞的客运运力过剩，可以兼并或缩减，并不能因此而损害其他经营户的合法权益。就好像私人开店一样，有钱赚就开，没钱赚甚至亏本就关。


    经过有关部门的合力整治，金瑞客运联营组织被解散，辽市所谓的客运公司被撤销。往返辽市、金瑞两地的旅客也恢复了自己选择交通工具的权利。当然，最高兴的还是路过这两地的数十名客运车主，他们的合法经营活动不再受到干扰和排挤，可以在规定地段停车上下客。


    为进一步规范客运市场秩序，保护旅客的合法权益，袁州区运管部门向所辖线路车队的客运车主公布了运管执法人员的办公、住宅及手机号码，并在晚报向社会公布了监督举报电话。同时承诺接到投诉电话在后，城区半小时、农村三小时赶到现场处理。


    看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两字。有些看似复杂难以解决的事，只要有关部门能依法办事，求真务实，雷厉风行，一抓到底，就会迎刃而解！


    地球在运转，人员在流动，管理在变化。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为了规范农村客运市场，袁州区交通部门在三水线沿路建立了候车亭，在一些大的乡镇建设了汽车站。这本是改善乘车环境，方便群众的好事，但又有司机向我反映这方面的问题。如天台汽车站建设运行后，在天台乘车的人要在车站买票乘车，如果天台或路过天台的班车在车站之外的地点上客，车站管理者就派人去拦截、扣车、罚款。在农村里，群众乘班车早已习惯在集镇、路边、主要路口候车，随地上车。车主为了多揽生意自然招手即停。一方面乘客不到车站买票乘车，车主允许乘客随地上车；一方面车站管理者坚决不肯班车沿途停车上客，须到站停车上下客，矛盾由此出现，纠纷由此发生，车主与车站工作人员甚至因此发生打架斗殴事件。所以，跑水江往返宜春班线的彭师傅、跑萍乡宫江往返宜春班线的钟师傅等人找到我，希望我出马，帮他们破除这一既不现实也不合理的“霸王条款”。说实在的，农村人出门搭车，带的东西往往不少，如果到了公路上还要走上几百米甚至几公里路赶到汽车站搭车，确实不方便。我回水江坐班车时也觉察到了这个问题，答应去调查了解。我从侧面了解到，跑萍乡宫江至宜春的钟师傅因为跑车的事，与天台汽车站的何站长产生了矛盾。如今承包客运班线的主儿，是通俗的话说是黑白两道都有些背景。其中钟某的姑父在袁州区某权力部门任职，否则他一个萍乡人也不会到袁州区来承包客运班线；何站长的叔叔在宜春城里搞房地产开发，上面的关系也多，要不然他一个社会青年也当不到站长。所以，何、钟两人倚仗有靠山，相互之间不肯让步，时常发生矛盾纠纷，自己解决不了，就找记者，希望记者支持自己。


    这天，我乘回水江之便，坐钟师傅的班车来到天台。我根据钟师傅提供的手机号码找到了天台汽车站的何站长。何站长个子瘦高，目光锐利，说话语气较冲，不过对我还是比较客气。


    得知我的来意后，何站长说：“黄记者，你也知道，上面在乡镇建汽车站，就是要车进站人归点，好管理，省得羊拉屎一样一路都停。我们也给他们（指车主）下了通知、打了招呼，要他们进站停车上客，不能随招随停。他们不听，我们当然要采取措施。”


    “那你们这样做有依据吗？”我问。


    何站长拿出了交通运管部门的相关文件给我看。


    对这种上面有明确规定但又与现实脱钩的事情，作为一个非权力和管理部门的记者，自然不好说什么。只是指出他们不能以不当行为或暴力手段对待客运车主。


    采访完毕，我要回水江，何站长留我吃过晚饭再走。我说太晚了就没有上水江的客车了。


    “黄记者，咱们一回生二回熟，又都是一个地方的人（水江曾属天台管辖过），你不吃饭就走，那就看不起老兄我了。至于你回水江的事，没问题，吃过饭我派个兄弟开车送你回去！”何站长拍着我的肩膀热情地说。


    既然这样，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饭后，何站长说本来要派辆小汽车送我，但车子去宜春去了，就让他的一个兄弟开摩托车送我回家。


    二00四年三月十六日，跑袁州区天台至宜春城区客运线路的钟师傅等车主又向我反映：天台汽车站的管理者扣压天台、水江、萍乡东源等三个乡镇十多名客车车主共两万多元钱迄今未还，而现在天台汽车站已人去楼空，当初扣压他们钱的管理者也不见踪影。


    据了解，天台汽车站由袁州区交通局筹建，并于二00三年上半年投入使用。区交通局将该站委托本局工作人员罗某（原天台交管站站长）管理。罗某又聘请何某（就是前文所称的“何站长”）负责车站事宜。乘客在天台汽车站乘车时，由车站售票，然后再由载客车主到车站结算运量及钱款，车站按相关规定抽取一定费用。二00四年春运前夕，何某说根据上级要求，跑天台到宜春客运线路的车主要交保证金，并在车主应结算的运量款中扣除。由于种种原因，天台汽车站在春运结束后的第三天即关停整顿，被扣压运量款和保证金的车主欲找何某要求退回钱时，却不见何的踪影，手机也打不通。车主们找到相关部门反映，却没有结果，也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决。


    当天上午，我就和反映问题的车主们来到袁州区交通局，找到分管这方面工作的副局长杨建民。杨副局长打着官腔说：“我们交通局不与何某发生任何关系，何某是罗某聘请的。由于罗某管理不善，局里已停发了罗的工资。你们开车的拿不到车票钱和保证金，可以向区运管所反映。”


    “杨局长，我们已找过区运管所的xxx，xxx要我们来找你”。在旁边的钟师傅等车主接口说。


    “我要你们找运管所你们就去找，如果运管所不受理，再来找我！”杨建民有些不耐烦地说。


    既然如此，我们只得赶到数里之外的袁州区运管所，找到所长杜启龙。杜所长看过车主所提供的车票运量和何某所打的保证金收条，表示何某这种收了别人的钱不退还的行为是错误的，理应查究。由于何某的行为与区交通运管部门无直接联系，他要求车主写好相关材料，列出详细清单，并让相关车主签字后，把材料交给他们，他们再处理。万一不行，车主们可以向公安、法院控告何某，通过司法手段索回被何某扣压的车票款和保证金，决不允许其卷款而逃。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没办法，只好要钟师傅他们先按杜所长说的去办。


    “黄记者，还得请你多想想办法，帮我们讨回这笔钱呀！”分手时，钟师傅等车主满怀期待地说。


    “你们放心，我会尽力而为的！”我安慰他们道。其实我很清楚，记者不但不是万能的，而且能力还很小，在为群众鼓与呼、在为百姓解疑惑、在为社会排忧难等方面，最多只能起个引导、推动、促进的作用，关键在于有关部门管不管理、作不作为、认不认真。


    不过，我还是通过其他途径弄到了“何站长”的手机号码，将此事反馈给他，并指出其中的利害关系，劝他不要做违法乱规的事，到时不但名声受损，而且还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我及其叔叔的劝说下，“何站长”如数退还了客运车主的保证金和运量钱款，相关部门不再追究他的责任，因为他并不是交通运管部门的工作人员。

 第14章 第14章 现实中的保尔1

    “喂，是黄永东记者吧？我叫张传胜，水江新村珊田人。我听说你也是水江人，想请你到我家里来坐坐！”二00三年夏季的一天，我接到这样一个高声大气的电话，感到有些突然。但因是家乡人，我就说我不知道去他家，他能不能来报社。


    “嘿，黄记者，如果我能走的话那就好哟。我高血压中风，瘫痪了，走不了路，所以要请你过来！我家在明月南路开了一家特色面粉店，我老婆在那里守店，你找到她后让她带你来！”仍旧是粗哑的声音，语气中有些不容商量的味道。考虑到对方是老家人，又得了重病，我当即答应登门“拜访”。


    张传胜的“特色面粉店”离我所住的宜春一中不足一公里，他家在一幢居民楼的二楼，离面粉店也不远。他老婆带我进去与张传胜见了面后，关上门去面粉店照看生意去了。


    “唉呀，不好意思麻烦老乡你啦！”坐在藤椅上的张传胜握着扶手想站起来，我忙止住了。这是一个脸色红润、身体粗壮、眼珠暴出、性格直爽的中年汉子。


    “黄记者，你是水江那个村的？”身着绿背心青短裤的张传胜将电风扇转向我，问道。


    “我是新村村新屋下组的！”


    “唉呀，我们还是一个村的，我嫡亲老兄张传来你知道吧？我们兄弟的高血压病是遗传的，我老兄也是高血压中风死的。我现在虽然还没死，但肯定活不长了。”可能张传胜平时难得与人面谈，一看到我这个老乡，就像多年未见的老熟人，张口就来。


    张传来在我们村里当过大队书记，因为胖，大家背地里都称其为“传来壮牯”。虽然大队书记是个最小的“官”，但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和八十年代初可是大权在握、地位显赫、让农民俯首称臣的“土皇帝”。不过张传来死得早，我那时还在读初中，对他印象不深，但和他的儿子是同班同学。张传来死了后，他老婆跟邻村一个死了老婆的村书记结合，别人都说她注定是“大队书记老婆”的命。


    “黄记者，我虽然成了个残疾人，但仍然在写文章。”张传胜说完就用脚点地，拿起旁边的拐杖，使劲站起来，我要帮忙扶他，被他拒绝了了：“小黄，你不要管，我自己能行！”他一拐一伸、一步一移地将自己挪进书房，一屁股坐进另一张藤椅中，喘了一会儿气，就把写的稿子拿给我看。


    这是一些诗歌，用圆珠笔写的，力透纸背，字体很大，不太端正，就像一个小学生写的，而且是那种费尽气力想写好又偏偏写不好的类型。


    “我眼睛看不清，要用放大镜照着写，字很大，用不了稿纸，就只好用材料纸写，所以投出去的稿子大都没有音讯。”张传胜解释道。


    张传胜写的东西较杂，有诗歌、散文、言论、读者来信、回忆性文章等，至于质量，在我看来较一般。所以，他写的文章难以见诸报端，除了没用稿纸字不好外，质量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不过，作为一人中风瘫痪的人，还有这种信念、热情、兴趣、毅力、精神从事写作，确实令人敬佩。


    我与张传胜见过面后，相互间的联系就多了，他常托我帮他投寄稿件或带稿子到报社。办法是他先打我的电话，我上班前骑自行车赶到他家楼下，喊他一声，他就打开窗子把用报纸包着或用袋子装着的信封扔下来。信封一般都是沉甸甸的，有时我都担心投到邮箱的稿子会不会因超重而退回来。


    经过多次交谈和阅读张传胜写的相关文章后，我这个“忠实的听众和读者”对这位身残志坚、乐观向上的老乡的基本情况和人生经历有了个大概了解。


    一九五三年，张传胜出生在水江乡新村村一个贫困农家。一九年秋天，他考入相邻的天台中学就读。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对他一生有着重大影响、也是他引以自豪的人，那就是后来享誉我国文学评论界的文学评论家朱向前将军（二0一一年七月，经中央军委主席胡签署命令，宜春籍著名军旅文学评论家、艺术学院教授朱向前由专业技术四级晋升为专业技术，属副军级别，亦称“文艺少将”，是军队对其文学理论批评成就的最高认可）。


    关于自己和朱向前成为“三友”（校友、战友、文友）的事，张传胜也与我讲了不少。


    祖籍赣西萍乡市芦溪县宣风镇的朱向前，一九五四年出生在宜春县城。因父母在宜春县天台区工作，他七岁时就开始在天台小学读书生活。天台小学与天台中学毗邻。皮肤黝黑、个子高挑的朱向前特别喜欢打乒乓球，课余时间常到天台中学操场上打乒乓球，而张传胜也喜欢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常与朱向前相遇，一来二去，他就和朱向前由相识到相熟再到相知。一九六五年，朱向前以天台小学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天台初中，成为张传胜的校友。两个人的教室只隔一堵墙，彼此的学习情况就特别熟悉。朱向前学习成绩好，作业按时完成，而且做得很整洁。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爬树捉鸟，下河摸鱼，上山摘果、煨红薯吃、抽陀螺玩……但不管怎么玩，朱向前都不忘读书，每次考试成绩都是班上第一名。因为他的理想是长大要当作家，要出书，要混出个名堂来。


    一九七0年冬，张传胜和朱向前分别从水江、天台报名参了军。巧的是，到达福建后他们同在惠安飞机场边的六七一二部队新兵二连，张在一排，朱在二排，两个人由校友成为了战友。从新兵连出来后，他俩又分在了同一个驻地——晋江县城旁边，张传胜在六七一三部队炮兵四连，朱向前在六七一0部队电影组，两个人虽然没在同一个团，但因驻地相距不远，星期天或节假日经常相互走动，有时还相约走青阳、奔泉州、上开元寺等地玩，在增长见识的同时，他们的友情也日益深厚。


    一九七二年春节期间的一天，朱向前对张传胜说：“传胜，我准备今生今世在文学方面干一番事业。你与我的学历和经历都差不多，就与我一同干吧。”张传胜当即表示赞成。之后，他们交流的话题从儿时趣事、乡土风情、人生理想等逐渐转向文学创作。当时由于受极左路线影响，战士们可看的书很少，只有和毛选集，所以他们学习创作只有以看报纸杂志为主。那时部队各单位订的报刊很多，有《日报》、《报》、《文艺》、《福建文学》等。平时看报纸杂志，他们专挑文史、传记、小说、诗歌等看。为便于学习，他们俩都买了《新华字典》和《汉语成语词典》，同时还订了座右铭“发扬螺丝钉的钻劲与挤劲，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发扬铁棒磨成针的毅力，倘能生存，就得学习，不获成果誓不罢休”。他俩相互鼓励，共同奋斗，每天坚持做到：当天到的报纸当天看完，白天不够时间，晚上少睡觉也要补上，节假日和星期天也扑在学习上。他们在大量阅读的同时，坚持做笔记，笔记的主要内容是抄录优秀作品的全文或段落；摘抄名言和警句；记述生活中有趣的事。从七二年初到七五年六月，他们记笔记的字数达到百万以上。从一九七四年开始，他俩在练笔的同时开始向外投稿，在投稿前均会对各自的文章交换评点。那段时间，朱向前发表的作品有散文诗《深山小电站》、《送别》等；短诗《元旦新捷报》、《大桥卫士》等；组诗《古田组诗》、《总攻之前》等。张传胜发表的作品有短诗《夜练》、《风雪战歌》等，抒情诗《雷达兵抒情》、《党旗颂》等。在创作上，朱向前的悟性高，一直走在张传胜前面，影响也更大。当时，他俩在一些作品中还用了不同的笔名，朱向前用的有“竹常青”、“万顷浪”、“响箭”，张传胜的笔名有“许山”、“强驽”、“细陀”。但他们用的更多的是本名。一度，他俩成为享誉福建军区的战士诗人。但他们有着这样的成绩怎么没提干呢？原来，朱向前的父亲在是“走资派”，张传胜的父亲在旧社会当过甲长。


    从一九七五年开始，为迎接建军节，各部队组织了征文写作组，朱向前以战士的身份借到福建军区炮兵政治部征文组。一九七六年部队整编，张传胜所在的部队一个营编进了朱向前所在的部队，两人成了名副其实的战友。他们在一起时常有说不完的话，有时当面没有说完说清的事，就用书信弥补。一年后，张传胜也以战士的身份借到师政治部文化科征文组。


    一九七九年，本来在部队大有出息的张传胜因长期患高血压，不得不退伍转业，分配到原宜春市粮食局直属粮库工作，当了一名粮库保管员，这之后又干了几年检验员工作。在这看似枯燥、平凡的岗位上，张传胜仍虚心学习，仔细琢磨业务，日复一日，逐渐掌握了许多粮食保管、检验、储藏等知识。直到一九八五年他被调去搞粮食经销。在从事经销的十一年中，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这使他眼界大开，并结识了不少朋友，熟悉了市场行情。


    朱向前则因笔耕不辍、成果丰硕而一直留在部队，并于一九七七年冬被“炮政”破格提干，一九八四年考入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因文学评论见长，留校任教。一九九四年，朱向前获华中师大文艺学硕士学位，一九九六年九月晋升为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后升任该院副院长。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千年，朱向前的文学创作进入了鼎盛时期，先后出版了《红·黄·绿》、《黑与白》、《心灵的咏叹》、《初心与正觉》等十多部著作，字数达三百余万；先后获得“青年文学创作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文艺奖”等多项奖项，并享受特殊津贴。


    我也是个文学发烧友，虽然三十多岁了在文学创作上没什么建树，但对当前我国文坛的知名作家和文评家还是特别关注的。从张传胜的讲述中，我了解到朱向前是从写诗和小说步入文坛的，一九八五年还和妻子张聚宁在江西出版社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漂亮女兵》（那时出书可不比现在，只要有钱就行，得靠质量开路）。可他为何转向文学评论呢？张传胜给我解开了这个谜。


    朱向进艺术学院文学系后，与一个叫莫言的同学接触多，玩得好。莫言将自己写的一些作品拿给他看，他被莫言的作品所吸引、所打动，觉得这是建国以来写农村题材最优秀的作品，觉得心里总有许多话要说，就有感而发，写了一系评论文章，有《红高梁：穿越历史的悠长召唤》、《莫言莫可言》、《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在传统的堤岸与现代潮流之间构筑自己的世界》等，这些评论文章均在当时的文学评论报刊上发表。随着莫言电影《红高梁》的一炮打响，朱向前在文学评论界也崭露头角。毕业时，艺术学院挑学生留校任教，他就自然而然地留下了。从此，朱向前就专事文学评论创作。


    关于朱向前与夫人张聚宁的事，张传胜也知道的不少。比朱向前大两岁的张聚宁是江西九江人，一九六八年冬参军到福建军区炮兵司令部通讯连，从一九七三年起，她在《福建日报》、《前线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并因此与朱向前相识。一九七六年间，朱、张两个确立了“朋友”关系，但他俩谈恋爱时没有花前月下的约会，而是交流创作经验体会，相互鼓励前进。一九七七年元月，张聚宁退伍后先在九江《山花》文艺杂志当编辑，当年七月考入江西大学中文系，一九八一年毕业后分配在宜春地区（现宜春市）《宜春》杂志当编辑。三年后，她晋升为宜春地区文化局局长，一九八七年七月升为宜春行署副专员。朱张两人从确立“朋友”关系到一九八二结婚，谈恋爱谈了六年多。六年间，他们相互通信很多，朱向前将这些信件称为“两地书”，张传胜曾在朱向前那里看过不少，觉得很感人。为了朱向前更好地发展，取得更多的成果，张聚宁开始把精力的重点转移到照顾家庭方面。为了当好朱向前的后勤，一九年九月，张聚宁平调到北京工作，在群文司担任副司长，直到一九九六年才在全国人大华侨委升了个正司级干部。


    张传胜认为，如果张聚宁留在江西，在仕途上会发展得更好。


    谈到自己为何会“弃文经商”，张传胜同样感慨良多。


    “第一个原因，是我与朱向前分开后，创作上不能便捷地得到他的指导。以前我和向前在同一部队工作时，我写出的东西一般会先交给他检查指点，然后再投稿。我退伍后，向前提干留在了部队，想交流作品很不方便。双方都打不起长途电话，信件即使从邮局寄，一个来回也得费时一二十天。我在创作上没有得到向前的指点，没有什么进步。回乡几年，连在省级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也越来越少，更别提中央级报刊了。


    “第二个原因是我的家族有脑中风遗传史。家族中会发生脑中风的人，都有血压高的特点。我祖母四十五岁因高血压死于脑中风，我父亲虽然没有中风，但有高血压，并将高血压传给了我们八兄妹中的四个。我就是其中一个。到一九八五年初，我五个姑姑有三个死于中风，四个表姐有两个四十岁时死于中风。我自己的兄姐中大老兄（即曾任大队书记的张传来）三十八岁死于中风，二姐四十五死于中风。这时我估计自己的大限将至，决心换个活法，少动脑子多动腿，减少心理压力。我觉得从事经商更适合我工作的特点，所以从一九八五年初开始经商。


    “第三是为了家里的生活更好些。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经商会搞活经济，钱财更充足。我那时儿子才五岁，还有父母和岳父岳母得赡养，担子重，开支大，仅靠那点工资不够用。同时我也觉得自己在外面跑了那么多，对各地情况熟悉，如果经商肯定更顺手。


    “所以，从八五年初到九六年五月这期间，我在商海里游了十来年，足迹遍及全国一千三百多个市县，坐了五万多公里的飞机、一百多万公里的火车和汽车，积累了较多的经商经验，也极大地改善了家里的经济条件。要不然，我中风瘫痪后，就拿不出十多万元钱治病，更不用说买房子购店铺了！”


    事实上，张传胜在从事粮食经销工作时，不但为自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一定的钱财，也为单位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一九九0年，我国市场出现了暂时的经济疲软，许多商品的价格下跌。这年四月，张传胜从报刊电视上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赶紧跑到南昌，找《江西日报》、《信息日报》登广告，将自己单位的二百万公斤大豆以进价甩卖了。到八月，全国大豆价每公斤下降两毛，他单位的大豆因抛得早，避免了数十万元的经济损失。而他河南有个在基层粮站当所长的朋友，平日里好喝酒，不关注时事，所里库存的五百万公斤大豆、绿豆没早处理，结果价位一跌再跌，造成损失上百万元，当年底，他朋友因此被撤职。一九九二年四月，张传胜听到哈尔滨种子公司已批到江西宜春的四个车皮，就立马赶到哈尔滨有车皮计划的单位，催促他们争到车皮火速发货。因货运到宜春及时，他们单位仅此就多盈利六万多元。第二年端午前，他听说上海面粉公司有宜春的面粉车计划，便立即组织发运，终于较早地掌握了宜春的面粉市场，为单位赢得了赚钱的机会。

 第15章 第15章 现实中的保尔2

    正当张传胜对自己的聪明才智充满信心，并准备在事业上大干一场之时，病魔却一步步朝他逼近。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晚，一向体格健壮的张传胜突然倒在地上，中风偏瘫了。他妻子知道处在中风中的人不能再受颠簸之苦，立即喊来亲属用担架将他送进医院。医生诊断是桥脑出血。张传胜在医院急诊室昏迷了七天七夜，医生说这个病很凶险，即使有幸活过来，也是一个废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还随时有再次发作失去生命的危险。张家人获悉这种情况后，作了最坏的打算，并在老家为他选好了墓地。


    当时的张传胜除了一口气还在喘，口不能言，目不能视，手脚不能动，整个身体尤其是左半边用针头扎时只见流血不知痛，失去了所有知觉，实际比一个死人好不了多少……这一切都让当时担忧极至的家人及自己失去了信心。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不只一次想到过“死”：想从四楼跳下去，却无力爬上阳台的栏杆；想打开煤气开关，又怕煤气泄露殃及家人；积攒安眠药，又被妻子发现了……


    其实生死只在一线之间，可以草率地结束，也可以重新开始。就在张传胜丧失信心、想了却残生之际，他的“三友”朱向前得知他中风偏瘫后，一方面打来电话安慰他，鼓励他振作起来，战胜命运的挑战，一方面为他到处寻医问药出主意。同时，还向他在宜春的亲朋好友打招呼，嘱托他们来看望他，这使张传胜备受鼓舞。第二年春节，朱向前来到他家，嘱咐他要安心养病，不要屈服命运的摆布，并劝慰他：“死的念头你千万别有，有困难，我们这些朋友会帮你的，只要人活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是啊，只要人还活着，一切都会好起来，因为人是创造生活和改变生活的根本。在校友、战友、文友朱向前的鼓励和党委政府及单位组织的关爱下，张传胜开始振作起来，决心通过锻练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活出一点名堂来，不让关爱他的人失望。


    张传胜先是锻炼肌体功能，学会生活自理。先说吃饭吧，由于神经受损，手不听使唤，他装一勺子饭往口里送，不是送到耳朵边，就是送到鼻头上。怎么办？他就在吃饭时放一面镜子在面前，对着镜子边勺饭进口边纠正手的动作。再说移步走路。他自左侧肢体偏瘫后，不能移身走路是他最大的困难。刚开始练习时，他叫妻子用绳子拴着左脚鞋带，右侧由侄儿搀扶着，右脚每往前挪动一步后，便让妻子用绳子牵着左脚跟着往前挪动。他练到不用人“牵”、不用搀扶时就自己拖着藤椅或架拐杖室内移动。每天他架着拐杖，起身活动四十次，每次走动拐杖落地响声为二百四十响，一天下来就是九千六百响。活动的距离每次约六十九米，一个月下来有八十多公里。儿子张亮曾打趣地说：“红军在雪山草地走长征，我爸是在室内的瓷板上走长征。”


    历经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张传胜终于练会了吃饭、移步、烧水、蒸饭、炒菜等“功夫”。


    一九九八年，朱向前听说山东济宁老年血管病医院治中风偏瘫的效果蛮好，就打电话让张传胜去。张在家人的护送下，前往山东治疗。经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但也花费不少，对此，朱向前总是倾力相助。


    虽经多年的治疗和锻炼，张传胜那瘫痪的左半边身体还是很僵硬，肌肉好似被绳子捆住一样，疼痛无时无刻不在。为此，张传胜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缓解疼痛，那就是不断学习，重拾文学旧梦，以此来分散注意力，减轻肉体上的痛苦；不断思考，让大脑保持正常的思维能力。


    想易做难。偏瘫之后的张传胜想从事写作，有三大障碍。一是脑子空，没写作灵感。他退伍回乡后，弃文从商，近二十年来没正儿八经地写过文章。这两年瘫痪在床，很少与外界接触，信息不灵，情况不明，脑中无货，思维跟不上社会发展步伐。二是捉笔难，双手基本失去了写字功能。三是视力大减，仅为零点一，已经不能辨认字形。而从事写作看书写字，思维活跃是最起码的条件。面对重重困难，张传胜并没有退缩放弃，而是迎难而上。为丰富脑子，活跃思维，他从一九九八年起，自费订阅省、市两级党报，并不时向朋友索要《日报》、《中国商报》等报刊阅读。视力模糊看不清字，他买来了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书看报，双目看字有重影，就吊纸块遮住左眼，依靠右眼仅余的微弱视力艰难阅读，三年多来，他就这样阅读了一千五百多万字的文章。读多了，就有话想说，有情要诉，但捉笔不易，写稿更难，至于发表更是难以企及。可他没有灰心，而是通过靠记忆默写、靠铁块压纸定位、凭感觉写字等方式练习写作。从九八年起，他坚持每天练写一千个字以上。写字左手不能按纸，他用铁块、砝码等定压。写字时会出现上下行相挤的现象，他就找薄纸板遮盖，每写一行就将遮盖物下移一行。眼睛看不清所写的笔划，先凭记忆概写，再举放大镜查核。刚开始写作时，自己不能写，他就用那含糊不清的嗓门口述，由妻儿记录。待自己练得能书写了，字却大得连稿纸里的格子都放不下，只得用横条线的材料纸写。写稿时自然光亮度不够，就经常白天也开着灯。


    几年间，为练字写作，张传胜用去了五百多本材料纸（稿纸），写坏了一百多支圆珠笔，消耗了上千根圆芯，多花了电费一千多元。三年多来，他写稿二百多篇，体裁有诗歌、散文、言论、新闻（读者来信）等，抱着广种薄收的心理，他外寄稿件一千多封，花费邮票二千多枚（他发的信件一般都超重），结果只在几家影响不大的报刊发表四十多篇。他妻子都说他“要是我开店也像你这样只赔不赚，一家人都得去讨饭”。所以，张传胜其间所经历的磨难，确非言语所能表达。他这种精神无疑是令人敬佩的，朱向前夸他虽然视力模糊，但头脑清醒，是“现实中的保尔”。这使张传胜带病坚持写作的劲头更足了。


    说起朱向前对自己的关怀爱护，张传胜话就长了。自一九九七年以来，朱向前每年都会带着妻子或儿子上门看他，提供相关信息和书刊，平时每个月都打电话问候鼓励他，还为他待业在家的儿子解决了工作问题。张传胜说，没有朱向前的实际帮助和精神支撑，他即使活着，也没有这么好的身体、心情、生活和写作上的成绩。所以，他和朱向前虽然不是兄弟却胜似兄弟。二00一年春节，朱向前在接受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说：“我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许多战友和同学的帮助与鼓励，特别是包括张传胜在内。传胜伴我学习写作七年整，并与我合作过好多篇诗作。”多年来，朱向前每出一本新书都会及时送给张传胜，这些书成为他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发奋写作的动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张传胜瘫痪之后，在不断了解政策、市场行情及通过自我分析后，重新给自己定位，那就是：“做生意，养活自己！”


    说到做生意，张传胜还是有优势的。早在一九九四年，他妻子就和他妹妹合伙开了一家面粉店。那时他还在单位从事粮食经销，对这行的进货渠道以及市场行情摸得比较熟，虽然他很少看店，但在许多经营决策上，都是靠他拿主意。那年，中央发出了农产品价格不合理，农民增产不增收，农产品价格要调整的信息。张传胜敏锐地捕捉了这一信息，及时调整购销策略，一次性购进十万公斤面粉，没过多久，面粉价格果真上调，小店因此掘得了第一桶金。同时，他通过扩张营业时间（早上七点钟就开门，那时无论是公家还是私人店铺，作息时间都跟行政单位似的）寻求市场营销的空档；通过选择与火车站近、交通便利的好店址来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人气。此外，他还有一批关心、支持、帮助自己的好友，如在他病倒后，宜春和新余的一些市领导相继上门看望慰问他，鼓励支持他。这些都成为他重新站起来的最强大的精神动力。


    张传胜偏瘫后，虽然干不了体力活，但仍可摇控指挥面粉店的经营。为此，他于二000年在店门口挂上了由朱向前书写的“特色面粉店”的招牌。


    所谓特色面粉店，主要是特色品质、特色经销。他家的面粉店以经营各种粮油副食品起家，他病倒后，再无力照顾好这么多的经营产品，就决定集中优势搞面粉经销。虽然销售面粉的毛利润不如黄豆等农副产品，但针对当地农村面条加工户、面粉经销店、机关食堂等客户对面粉需求量大的特点，专营面粉还是有发展前景的。同时，他还推出了送货上门、先货后款、如不满意可退货等其他同行所不能比拟的服务承诺。


    这种有别于其他农副产品经销店的特色，不是张传胜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他通过每天有意识地查看相关的市场营销书刊，从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渠道搜集面粉市场行情，经常打电话或写信与面粉厂联系了解相关信息而决定的。就这样，他足不出户却能在进货及销售的关键问题上拍板。二00二年，山东梁山县一家面粉厂发给特色面粉店六万公斤面粉，可质量却十分糟糕，销售出去后，顾客纷纷要求退货，店里光这一车面粉就赔了两万多元钱，同时信誉也受损。这次打击对于张传胜一家来说太大了，家人有些心灰意冷。可张传胜却说：“再难也要挺过去，总不可能将生意停下来，一停就得坐吃山空”。于是，他决定以后再不进质量没有通过国际标准认证的厂家的货。


    全家人在张传胜的带领下各司其职。妻子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买完菜后做好早点，就去开门营业，忙完一上午的生意后又要做一家人的午饭，傍晚关了店门后要做家务活，帮张传胜洗澡洗衣。儿子的女朋友身材娇小，守店时有时碰上一些蛮横的顾客，硬要她帮着把面粉扛上货车，往往委屈得掉眼泪，久而久之，她也适应了。张传胜不看书写作时，也拄着拐杖在妻子的搀扶下去守店。视物不清，他就用竹杆一一敲打面粉袋点数；为防找钱出错，他就事先分别将不同面额的钞票装入一排排的信封中，需找钱时从相应的信封中抽出钱来……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相当顽强、令人钦佩的汉子。尽管他身患恶疾，行动不便，但他的所作所为，是一般的普通人、健康人所难企及的，不愧是“现实中的保尔”。


    因此，他的感人事迹在晚报刊登后，一些社会人士以致信去电、登门看望、上户慰问、送钱赠物等方式关爱鼓励他，这使他心中始终洋溢着爱的。


    一来二去，我和张传胜的接触越来越多，他有什么新闻线索也及时告诉我，比如听说了什么奇闻怪事、居民楼里的水电纠纷、市领导和好心人上门看望他等等。作为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残疾人，张传胜确实得到了不少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他告诉我，二000年五月，时任宜春行署常务副专员的杨晓宁代表地委、行署看望了他，并送上了慰问金；第二年三月，宜春市（宜春地区于二00年八月撤地设市）人大副主任徐义生看望了他；同年九月，新余市市长洪礼和安排政府办主任王宇辰赶到宜春看望他，并送了五百元钱助他康复；二00二元月，他的战友、武警海南省总队政委张剑平少将趁到宜春的机会，专门上他家看望了他……至于朱向前及其家人，更不用说。聊起这些事，张传胜是开心的、自豪的、得意的。是呀，人人都要“面子”，一个人有点虚荣心也很正常。作为一个普通的残疾人，能有这么多的“大官”、“名人”关心帮助自己，确实是桩令人十分欣慰、倍感温暖、相当自豪的事。


    张传胜说他妻子老卢虽然文化低、个子不高（一米五三）、身材不粗（体重四十公斤），但为人朴实，聪明能干，也很体贴关心他，他很感激与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


    张传胜中风的那天晚上，他妻子老卢迅速组织家人将丈夫送到医院抢救。老卢对医生说：“医生，请你们一定要救活我老公，家里少不得他呀！”


    有个医生开玩笑地说：“你老公瘫成这个样子，昏迷不醒，左侧肢体不能动，说话不清，走路不行，事不能做，生活都不能自理，救活了也没用。”


    “不管怎么样，你们都要救活他，我有个病老公总比没有好！”老卢斩钉截铁地说。


    张传胜瘫痪后，妻子不但要照顾服侍他，还要看店做生意。她可是既当女又当男，内内外外都靠她。家里的事，比如移家具、修电闸、换煤气什么的，都是她一手操办。而且老卢做生意以诚待人，精明能干。一九九九年冬天，有个农村来的客户凌晨两点敲他家的门，要买面粉。原来这个客户的车子在途中坏了，耽误了时间。老卢二话不说，顶着冷冽的寒风奔到店里发货。自从之后，这个顾客买面粉就只到他家的面粉店了。有时生意上遇到了什么困难，老卢也能妥善处理好。如二000年解决了江苏某面粉增白剂超标问题；次年八月，顺利地处理了河南、山东面粉提价的问题；二00二年解决了安徽面粉运输途中被雨淋湿的问题。在张传胜的摇控指挥下，在妻子老卢的具体操办下，“特色面粉店”经营得红红火火，解决了家庭无经济来源的大问题。


    二00四年春节过后，张传胜打电话给我，要我务必抽空到他家一趟。我虽然时常到他家楼下“捡信”，但较少上楼与他见面。见他这样说。我便来到他家，见面后少不了一番诉说。临走时，他交给我两个信封，一个给我，一个给日报的一位编辑。


    我感到奇怪，就说“老张，你拿信封干什么？有稿子直接交给我就是，还省了一个信封。”


    “永东，这封信你要拿到，而且回家后才能拆开看。”张传胜按住我拆信的手说。我只好满腹狐疑地离去。回家后拆开一看，信内有个红包，红包里有两百元钱。


    我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是张传胜给我发的红包，这怎么行？我当即打电话要求将钱退回去。不想他发火，说他比我大了这么多，新春佳节，长辈给晚辈压岁钱很正常，如果我送回去，就是打他的脸！


    我怎么能要一个残疾老乡的“压岁钱”呢？几天后，宜春市残联发起残疾人为第五届全国农运会在宜春召开添光彩的倡议，我把这两百元钱以张传胜的名义捐了出去。


    二00六年夏天，有一段时间我没有接到张传胜打来的电话，感到有些奇怪，便将电话打过去，电话是他儿子接的，原来，张传胜终究抗不过可恶的病魔，不幸去世，葬礼都举办过了。


    唉，只怪我事先不知道，没有送这位可敬可佩的老乡最后一程！

 第16章 第16章 高官与平民1

    宜春晚报创刊时，时任宜春市委书记的危朝安和市长宋晨光出席了庆典仪式。后来，宋晨光任宜春市委书记。我做为晚报跑时政线的记者，经常要到市委、市政府开会或参加市里组织的重大活动，所以隔三差五就能看到宋晨光。当然，我们也只是停留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的阶段。


    宋晨光是宜春高安市，一九六九年参军入伍，之后在部队服役达二十年之久，曾任团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一九年转业至在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工作，一九九四年起任江西省政府法制局副局长；两年后担任江西省建设厅副厅长，后升为厅长、党组书记；二00二年来到宜春，任市委、市政府市长，开始主政宜春；一年后任宜春市委书记；二00八年一月，升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三个月后，任省政协副主席、省委部部长。二0一0年七月十日，宋晨光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此前曾传其三次被“上面”找去谈话，均得以全身而退。一年后中共中央纪委决定给予宋晨光“双开”，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二0一二年四月十一日，山东省泰安市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宋晨光受贿案。经审理查明：一九九八年至二0一0年，宋晨光利用担任江西省建设厅副厅长、厅长、江西省宜春市政府市长、中共宜春市委书记、江西省政协副主席、中共江西省委部部长的职务便利，为江西某投资有限公司、徐涛等十八个单位或个人在承揽工程、获取商品销售代理权、提高房地产开发项目容积率、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先后多次索取、收受有关人员款物共计折合币一千二百六十三万余元。案发后赃款、赃物全部追缴。四月二十七日，泰安中级法院对宋晨光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宋晨光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说实在的，宋晨光主政宜春期间，还是有所作为的，比如成功举办了全国第五届农运会，城市建设大变样，市民整体素质得到提高，工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等。宋晨光主政宜春时，我并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桃色新闻，只是知道人们对他将锦秀山庄及西侧六百多亩土地贱卖给济民可信集团颇有非议，对他将不买自己账的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接待处处长聂某送进监狱（聂某私分公款二十余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这实在有些过了。聂作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入狱后其亲友还在不断地举报宋晨光违法乱纪的事情）的行为颇有微词，但也与老百姓没啥关系。宜春举办全国农运会之后，坊间盛传宋晨光将升任副省长，但最终只升任省政协副主席，当时，不少宜春人都为他感到惋惜。一方面，是普通百姓无法了解和掌握这类高官的行踪和实情，不知其底细；一方面，即使有人知其内幕，但是县官不如现管，其大权在握之时自然没人敢“捋老虎须”。不过，宋晨光的边腐边升，还是说明有关部门的失察。现在官场上好像有种这样的趋势：不跑不送没关系难以升官，升官之后不捞点钱回来又觉得划不来。所谓“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是也！


    平心而论，宋晨光在宜春还是做了不少好事实事，帮助弱势群体解决了不少问题。不管他是出自真心还是假意，是应景还是做秀，反正事实都摆在那里。我认为：评价一个人，不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带成见。因为好人和坏人并不是绝对的，好人也可能有龌龊心理，有违规之举，坏人也可能偶发善心，解人危难。


    现将我了解和见闻到的宋晨光情系民生的事迹略记一二，供大家了解这个高官、贪官、色官的另一面。


    扶贫要扶智，长久都受益。这是宋晨光主政宜春时提出的扶贫思路和工作方法。


    二00三年八月三十日上午，时任宜春市市长的宋晨光顶着烈日来到省定贫困乡袁州区飞剑潭璜源村彭太虎家，代表市委、市政府送去两头牛，同时把自己带来的一本《肉牛饲养与疾病防治》的书赠给彭太虎，叮嘱他要科学养牛，技术发家，早日脱贫致富。彭太虎面对宋晨光的一片深情和知根知底的援助，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因为这种授人以渔的举措将让他家受益多多。


    原来，彭太虎的两个哥哥都是残疾人，一家七口人靠他一个人挣钱供养，家里的生活因此十分贫困。在二00三年初开展的宜春市万名干部结对扶贫活动中，宋晨光和彭太虎、彭水能两户贫困农家结为“亲家”。为此，宋晨光或亲自或托人给“亲家”送信息、送技术、送资金，想方设法帮助困难群众改善生活，发展生产，摘掉贫困帽子。在这年四月份，宋晨光带着二十多位在宜春投资的客商来到地处偏僻山区的璜源村，介绍这些企业家与残疾农民、贫困农户认亲结对子，帮助“新亲戚”生活用品、生产资料，提供就业岗位，资助家庭贫困的孩子上学……千方百计为他们寻找致富门路，助他们拔掉穷根。


    有一次，宋晨光还就我写的一篇求助报道作出了批示，并亲自掏腰包捐款帮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儿子身患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十三年，花费数万元治疗至今未愈，家里因此负债累累；谁料儿媳刚生下小孩不久，又突患白血病，若不及时救治，生命危在旦夕，可那不菲的医药费又从何而来呢？二00四年三月下旬，家住宜春城区沙子巷的市民刘晚秀来到晚报求助。我接待了年约四十多岁、泪眼涟涟的刘晚秀。


    刘晚秀和龙成焕夫妻有两个儿子，他们虽然没有稳定的工作和经济来源，但生活也过得去。然而，病魔却让这个平民之家不得安生。一九九一年，刘晚秀年仅十一岁的儿子龙启昆得了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医生说这是一种慢性病，如果不能换骨髓的话，就只能靠长期吃药来抑制病情发作，否则的话可能转化为白血病。而单换骨髓就要三十万元，这对于一个平民家庭来说，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于是，年少的龙启昆就靠药物来延续自己的生命，也干不了什么重活，龙家因此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思想包袱。刘晚秀做缝纫活计的收入基本进了为儿子治病的无底洞，而且时常提心吊胆，害怕哪一天身患恶疾的儿子就突然“去了”。十三年来，龙家已为龙启昆治病花费六七万元，但龙启昆的病并不见好转。二00三年大年三十，别人都在家里欢欢喜喜团圆过年，刘晚秀因儿子发病，一家人都是在医院过的年，这过的哪是正常的生活？


    可是，寒霜单打独根草。二00四年一月，龙启昆的妻子、初次怀孕的张美兰剖腹产下一男婴，当婴儿满月后四天，张美兰便感到身体不适，全身乏力，吃不下饭，头发晕，还流血。刘晚秀就带儿媳到城区一家医院就诊，当时医生并没有检查出什么大病。又过了一个月，张美兰病情加重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遂送到宜春市第一医院检查，被告知得了急性非淋巴细胞性白血病！这犹如晴天霹雳，把全家人都震呆了。最可怜的是出生才两个半月的婴儿龙瑞金，不能躺在妈妈怀里吮吸汁酣睡，至于婴儿会不会患上类似爸妈所患的恶疾，也是龙家人日夜担忧的问题之一。讲到这里，刘晚秀已泣不成声，太多的苦难，几乎把这个家庭击跨了。


    第二天，我来到刘晚秀家。这是三间低矮阴暗的砖瓦旧房子，外面靠着巷子的一间摆着几台缝纫机和一块门板，门板上堆着布料和半成品衣裤。原来，为了挣钱，刘晚秀在为别人做衣服时，还带了两个徒弟。内面的两间房都很小，分别做客（餐）厅、卧室。我进去时，刘晚秀正提着几袋子药渣要出去扔掉。


    “哦，黄记者来了呀，快请座！”刘晚秀忙将药渣倒在门边的垃圾桶里，迅速将一张木凳上的布料抱走，随手拿着一块棉布抹抹凳子，让我坐。然而找热水瓶倒开水。我忙说“不用、不用，你也坐下来说说吧。”


    刘晚秀说，儿子龙启昆经常吃药，而且这些药很贵。前天她向亲友借了两百元钱，龙启昆的同学来看望他时拿了两百元钱才凑足四百元买了两瓶药水服用。这些天来，刘晚秀既为筹钱给儿子儿媳治病而四处奔波，又为照料病人忙得晕头转向。看了现场了解情况后，我正要离开龙家去医院时，刘晚秀的丈夫因家里医院、楼上楼下跑来跑去，心里发急，加上又有高血压，竟昏倒在地。刘晚秀赶紧去拿药，然后和徒弟扶起丈夫喂药。之后，龙成焕才慢慢醒过来。唉，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呀，让人见了真揪心！


    由于筹措不到巨额的医疗费，张美兰无法转到条件更好的大医院治疗，目前还在市医院治疗。刘晚秀因龙成焕而走不开，我一个人来到她儿媳张美兰所住的医院病房。张美兰正脑出血，发烧感染，脸色苍白，样子很难看。正在病房里的胡医生介绍说，张美兰患的是急性非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目前白细胞变成了癌细胞，无抵抗力，且有作用。现在必须化疗、输血，一天治疗费用要四百多元，治疗所需费用至少要十六万元以上。说到刚出生才两个半月的男婴龙瑞金，胡医生说其发白血病的概率不大，因为小孩是在其母亲患病之前怀孕的。


    病魔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如果没有足够的医疗费，张美兰和龙启昆的顽疾将恶化，尤其是张美兰更是危在旦夕。面对巨额的医疗费用，刘晚秀一家再也无能为力，只有求助于社会上的好心人伸出双手，挽救两个年轻的生命。我除了深表同情，只有以笔代言，以刘晚秀的语气在三月二十五日的晚报三版头条刊发了《好心人救救我一家吧！》的求助稿。


    龙成焕大儿子、大儿媳身患白血病无钱医治的不幸遭遇在社会上传开后，引起了宜春市的最高领导——市委书记宋晨光的关注和重视。宋晨光看了我写的关于龙家的报道后，作出了批示：“阅《宜春晚报》三月二十五日载市民刘晚秀求助一事，对其一家的困境我深表同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望有关部门、社会各界、广大市民都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请市委办转达我的问候。真诚地祝愿刘晚秀全家振作精神，同病魔抗争，勇做生活的强者”。宋晨光在作出批示的同时，个人捐款三百元，并委托市委办的同志前去看望。市委办的同志与我联系上后，市委秘书长张苹娜一行人于当月三十日来到宜春城区沙子巷七号，代表宋晨光看望了龙家人并送上了捐款。


    还别说，原《宜春晚报》、现《赣西晚报》虽然办得不怎么理想，但每届宜春市委书记都很关注晚报，加上有一两个很不错的记者，他们写的报道时不时地会得到市委书记的关注和重视，并作出批示，先后解决了一系列事关民生的老大难问题，更挖掘和推出了一批在全国都有影响的先进典型人物，如袁州公安分局民警黄启才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并获奖金三万元；袁州区慈化镇火海救人英雄王茂华、谭良才被评为二0一一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高安市看守所所长曾凯先后获得“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干警”、“江西省十大满意政法干警”等光荣称号，获全国“第四届我最喜爱的警察”特别奖。这是题外话。

 第17章 第17章 高官与平民2

    龙家的困境牵动着众多市民的心，市领导的关注激发了单位部门的爱心，大家纷纷向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伸出援助之手，捐出的钱少则几十元、多则上千元。心存感激的刘晚秀向我反映：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宜春分公司直属营业部的邓秀珠在看到晚报报道的第二天，就赶到她家捐了一千元钱；宜春市房地产公司的周丽萍出差回来听到她的事后，也捐出了一千元爱心款；原袁州区东方街道的干部袁春生，自己的儿子在二十岁时因身患白血病无钱医治而去世，自己退休后和妻子一起扫马路挣钱还账和补贴家用，夫妻俩得知龙家儿子儿媳都身患白血病无钱医治时，连夜找到龙家，捐出了一千元。还有龙家的左邻右舍、认识和不认识的市民，共有一百多人向龙家伸出了援助之手，短短几天就为龙家捐献爱心款达一万一千三百多元。尤其是晚报刊发了市委书记宋晨光的批示后，社会上的反响更加强烈，不少单位和好心人或捐款捐物，或出主意想办法，帮助龙家渡难关。袁州区建设局一名部拿着《宜春晚报》找到龙家，捐了一百元钱，却连姓名都不肯留下；袁州区东方街道的一名姓龙的干部送了一百一十元钱给龙家；袁州区运管所把干部职工捐献的六百元钱交给了龙家；龙成焕所在单位的主管部门——袁州区交通局向龙家捐款三千元；宜春市委办公室全体党员干部为龙家捐款九百二十元；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直属大队的干警们也根据晚报提供的地址，找到龙成焕家，把干警们捐的二千五百二十元现金交到刘晚秀手中；宜春市卫生局、市红十字会和城区几家医院的医务人员也先后来到龙家询问龙启昆的病情，提出医疗建议，并送上捐款一千九百元……


    这一切，都使龙家人感激不尽。为此，刘晚秀特地找人用大红纸写了一封感谢信贴在自家房子旁边（巷子通道口）的墙壁上，公布了献爱心者的姓名和捐助金额。记者看到，感谢信的字里行间都表达着龙家人对好心人的感激之情。


    然而，就在社会上的好心人纷纷捐款救助龙启昆、张美兰夫妻时，无情的病魔还是夺去了张美兰年仅二十七岁的生命。张美兰的不幸病逝，使龙家遭受沉重打击，一家人以泪洗面，在悲痛中艰难度日。患有高血压的龙成焕所在单位效益不好，每月仅能领到两百元的生活费；迭遭灾祸折磨的刘晚秀也无精神气力经营一家人赖以生存的缝纫店；龙成焕的小儿子去年十一月退伍回家，今年正月外出打工，此次惊闻嫂子身患恶疾又辞工回家，目前尚未找到工作；才三个月大的婴儿所需奶粉开支对于龙家来说也是一种不小的负担。这一切仍使负债累累的龙家无钱医治被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折磨了十三年的龙启昆。


    一个年轻的生命因病魔而失去了，但另一个正在被顽疾苦苦折磨的年轻生命，我们又怎忍心让其步入后尘？为此，我又在晚报刊发了后续报道，继续呼吁社会各界的好心人向龙家伸援手。据宜春市红十字会有关人员介绍，龙启昆患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又叫再生障碍性贫血，是白血病的一种，要通过移植造血细胞才可能治好，而做干细胞移植手术，在江西省内最少也得花三十万元。这对于龙家来说，是一笔不可企及的巨款，对于市民所捐献的两万多元爱心款来说，也是杯水车薪。因为没钱治疗，而且有钱也不一定找得到配对的骨髓，几个月后，龙启昆还是死于白血病。再后来，刘晚秀与龙成焕离了婚，具体原因我也没问。


    家住宜春中心城区的钟云华肢体残疾，妻子没有工作且体弱多病，两个小孩均在上学读书，家庭生活十分困难。有关部门按照市政府的相关规定，安排钟云华经营一个报刊亭。二00四年五月十日，宋晨光一行来到钟云华的报刊亭看望他，并送上了慰问金。宋晨光详细地了解钟云华的家庭收入和生活情况，鼓励他要克服困难，安心生活，同时还嘱咐随行的有关部门负责人要给予残疾人更多的关心和帮助，保障他们的生活。


    胡小雄是袁州区洪江乡降桥村人，系江西医学院临床系在读学生，他因患先天性柱侧弯而长年求医问药，二00四年上半年尚在读大四的他腰痛加剧，病情恶化，却因家贫筹不到手术费，只得向社会求助。当年六月中旬，胡小雄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向市委书记宋晨光写了求援信。宋晨光看了信后，就向袁州区政府转达了胡小雄的求助来意并指示有关部门给予帮助。此后，胡小雄获得了洪江乡政府干部和教师三千三百七十元捐款、袁州区民政部门拨付的三千元救助款、区残联区团委联合发起倡议所募捐的数千元爱心款……


    据我了解，像钟云华、胡小雄这样受到宋晨光亲切关怀、真情援助的人还很多。每逢过年过节和“助残日”，宋晨光哪怕事情再多，工作再忙，也要抽空走访慰问一批残疾人，衷心地问候他们，给予他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因此，在残疾人林赛亚、刘真所办的爱心里，留下了宋晨光浏览内容、询问情况的身影；在市物资再生公司下岗职工、残疾人谢胜勇家里，留下了宋晨光的诚挚的问候和由衷的关怀；在身残志坚、自立自强的市委党校残疾职工黄丽萍开的缝纫店里，留下了宋晨光对残疾人奋发向上精神赞许的话语……


    当然，宋晨光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为在更大范围内关爱残疾人和弱势群体，宜春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贫助残的文件和措施。自二00一年以来，宜春相继出台了《宜春市残疾人事业第十个“计划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残疾人工作的意见》，宜春市人事局、市劳动局、市残联等八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残疾人就业的意见》；相关部门在全市开展“助听、助行、助明、助学、助富‘扶残助残’活动”，使一大批残疾人得到扶助，工作和生活明显改观。


    “周老师确实是一位德艺双馨的好教师，啊。他不仅教学业绩卓著，而且思想品德高尚。啊。多年来，他坚持扶贫济困、助学解难，赢得了师生和家长们的尊敬。在即将退休时，他啊、又慷慨解囊，并呼吁社会各界义捐，为贫困学生献上一片爱心。啊。更令人感动的是，周老师的妻子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急需大笔的医疗费用，但他为了资助学子，啊。毅然决定暂时放弃为妻子治疗，把钱捐给市慈善总会和宜春五中。周老师的义举啊令人敬佩，事迹更值得学习！”


    二00五年四月十一日下午，在“周瑞明老师向宜春市慈善总会、宜春五中奖学金捐赠仪式”上，市委书记宋晨光的一番话赢得了在场师生雷鸣般的掌声。宋讲话时出现语气词“啊”字是其口头禅。原来，宜春五中退休老师周瑞明把多年积攒的一万五千元全部捐出来设立了助学基金，以资助家庭贫困的学子顺利完成学业。


    身为宜春市委书记的宋晨光，不但出席这样一个仪式，而且对周瑞明老师给予这么高的评价，这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新闻敏感促使我采访宜春五中的老师和周瑞明本人，当我了解周老师的经历和事迹后，确实十分感动，认为这才是真正令人敬佩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关于周老师的事迹，我将在另一章节里细说。


    “我希望，各级各部门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啊。采取多种形式，运用各种载体，开展多项活动，唤起全社会的爱心。啊。为济贫助学活动推波助澜。我也希望，人不分老幼，钱不分多少，全社会都伸出援助之手。啊。捧出一份真情，奉献一爱心，共同为那些贫困的孩子，为那些贫困的家庭，拓展一片希望的蓝天！啊！”宋晨光讲完话后，开通了新建立的“瑞明助学”，并拿出两百元钱给自己长期扶助的五中贫困学生钟水玲。


    我之所以记上这么一段，是想说每个人都有向善之心，只是因为思想、环境、导向、条件等原因，有的人向善之心没有激发出来，甚至心中的善被恶所蚕食，做出为人所不齿的勾当来；有的人向善之心如星火燎原，做出常人所不能企及甚至难以理解的大义、大爱之举。


    事实上，我在晚报以《一位老教师的助学情怀》为题报道了周瑞明无私助学、宋晨光大力褒扬的通讯后，社会的爱心人士和宜春五中部分师生在短短三四天内就向宜春五中奖学基金会捐款五千五百多元。如远在江苏扬州大学工作的宜春籍人曹金华从网上得知周瑞明的感人事迹后，委托家人捐了两百元钱；五中的一些学生将自己积攒下来的零花钱也捐了出来。

 第18章 第18章 命运给我黑暗，我用双手创造光明1

    盲人，是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有眼睛，却看不见；他们想读书，却难以如愿；他们渴望自食其力，却又困难重重。在乡下时，我们都称盲人为瞎子，他们的生存手段好像只有靠算命糊弄人赚几个钱。我进城当了记者跑了残疾人联合会这条线后，才知道将盲人称为瞎子是多么的失礼和不尊重人，才知道盲人也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


    每年的十月十五日是国际盲人节，二00三年的国际盲人节期间，我采访了几位盲人，发现他们面对不公平的命运并没有低头，而是凭着自己的意志、信心、智慧，用心描绘着未来，用双手去创造光明前景，唱响一曲曲自强之歌……


    乌黑发亮的秀发，清秀靓丽的面容，长长的睫毛下是一双丹凤眼，一身打扮大方得体，好一个秀气文静的女孩子！这是谢晨给我的第一印象。若不是残联的同志介绍，我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个眉清目秀、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竟是一位盲人。


    时年十六岁的谢晨，家住宜春中心城区上棋盘巷。她的双眼自幼视物不清，视力只有零点零二，不能矫正，双眼球移动，不能固定，属先天性眼球震颤。懂事的谢晨现在所担忧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眼睛看不清。妈的眼睛也不太好，没有工作，爸爸一个月的工资才四百多元。一家三口就靠这份菲薄的工资生活，自然促襟见肘，以至于现在，她家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是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按照有关政策，谢晨妈妈还可以再生一个小孩，但因家庭经济拮据，怕生下来养不起。


    谢晨还记得，刚上小学时，她的眼睛还能看清一些写得比较大的字，可以和同学们一起跳皮筋、踢毽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视力越来越差，即使坐在教室里的第一排，也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做作业时要把眼睛贴在本子上面，但仍免不了把字写得挤在一起。每逢考试，班主任都叮嘱监考老师给她念题目，指出答案的空白处。因此，每次考语文时，她都是先写作文，后做其他题目。尽管谢晨为学好课程付出了比别的同学更多的努力和心血，她的学习成绩却上不去，以至于她升入初中时，老师都劝妈别让她去“听书”了，不如去学点什么。一个才十来岁的盲女孩子，能学什么呢？去读盲校吧，家里又没有这个经济条件，只有让她到学校“听读”。


    二0二年下半年，谢晨初中毕业后（没有参加高考），呆在家里听广播、弹电子琴，既孤寂又难过。二00三年初，妈叫她去学按摩。刚开始她感到学这个不好意思，不愿去。但想到父母总不能养自己一辈子，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于是，她就到宜春市总工会、市残联联合创办的盲人学习按摩技能。谢晨妈妈为了照看女儿，特意陪谢晨在按摩店里做了三个月的杂活。还别说，心灵手巧的谢晨学起技术来很顺利。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下，她勤学医学理论知识，苦练推拿针灸技术。不到一年，她就取到了上岗证，开始单独为客人按摩，每个月也能挣几百元钱呢！


    “我现在在觉得很好，阿姨和师傅十分关心我们，我要学好技术多赚点钱，让妈妈再生个小孩。因为我希望爸妈有个身体健康的孩子，这样，他们老了也有人照顾。我眼睛不行，即使能赚到钱，也照顾不了爸爸妈妈！”谈到以后的打算想法，谢晨对我如是说。多么懂事而善良的孩子啊！想到别的孩子这个年龄还在父母身边撒娇、诉说读书太累太苦、过着衣有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我不禁感慨万千，唉，人和人，是不能比的，只能是到哪山唱哪歌。


    来自宜春市袁州区洪塘镇宝山村的小伙子易洪根，在宜春市残联组织的盲人代表座谈会上显得十分腼腆，但言语间又充满信心和希望。


    易洪根原本有双明亮灵活的大眼睛，曾目睹过色彩斑斓的大千世界，领略过大自然的神奇风光。然而，在他八岁生日的那天，命运却跟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一双亮闪闪的眼睛在生石灰的侵蚀下永远失去了光泽。谈到那不堪回首的往事，易洪根记忆犹新。


    一九九0年八月的一天，易洪根和几个小伙伴玩生石灰浸水爆破的游戏。因为没有融化的石灰块（学名“生石灰”）加了水后会迅速膨胀，遇到阻力会或爆炸。这使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也多次玩过这种危险的游戏：将水倒进装有石灰块的玻璃瓶子拧紧瓶盖，迫使瓶子爆炸。不幸的易洪根就是在这样的游戏中，双眼被猝然喷出的石浆糊住，当场痛得滚倒在地。他父母背着他赶到镇卫生院抢救，没效果又直奔市医院救治，花费数千元，也不能使双眼复原如初，仅望得到人影，书是再也读不成了。就这样，易洪根在迷迷糊糊中过了几年，到十四岁时，眼睛痛了几次后，就一点都看不清了。少年的世界失去了光明，心中的痛苦与日俱增，每天坐在家里，不能干活不能玩耍甚至连生活都不能自理，这种滋味真是比坐牢都难受，苦涩的泪水不知多少次打湿了那粗劣的枕巾，可又能怪谁呢？只怨自己年少无知，毁了一生！


    看到儿子在家长吁短叹，度日如年，易洪根父母又急又忧。怎么办？就让他走农村盲人的老路——算命去吧！于是，易洪根父母张罗着给他请师父，督促他去学“本领”“谋生”。易洪根虽然只读过两年书，但他却知道算命先生都是糊弄人的，干这样的事既丢面子又没有意思。十八岁的易洪根勉强跟着他人学了几个月算命，最后还是甩手不干了，气得他父母大声吼道：“你不去算命去干什么？我们总不能养你到老吧！”


    是啊，盲人的出路在哪里？陷入黑暗世界的易洪根只有靠听广播、弟妹朗读课文讲述故事等方式来排遣心中难言的苦痛、无边的孤寂。但自己总不能这样过一辈子呀！二00二年，他在广播里听到南昌有办盲人按摩培训班时，心中一亮：何不去学按摩？于是他要父母帮自己打听联系，可是常年生活在山村里的父母不相信，说那是骗钱的。二00三年初，易洪根听说宜春城里也有搞盲人按摩培训的，又一次向父母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可父母还是不相信。


    “你们不帮我去找，我就自己去找！”倔强的易洪根和父母争执了几次后，发出了最后通牒。看到儿子这么坚决，易洪根母亲就赶到几十里外的宜春城打听盲人学按摩的事。那时盲人按摩培训还是个新生事物，知道的人并不多，加上易母人生地不熟，迈着双腿在大街小巷寻问了一通没问出什么结果，当天就回了家。易洪根不信，拿起拐杖就要搭车进城自己去找。父母拗他不过，只得再次到城里找盲人按摩培训的地方。经过再三打听，在宜万路（现宜春北路）宜春师专附近找到了一家培训盲人按摩的地方。二00三年四月，易洪根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了这家由盲人按摩师姚敏创办的名为“明院”的盲人按摩院学习按摩技术。由于易洪根平时很少做事，手上力气小，在学习过程中力不从心，感到很累很烦，几次都不想学了，但想到自己当初的志愿，今后的出路，只有咬牙坚持下去。


    经过三个月的勤学苦练，易洪根终于学会了按摩技术，可以单独为客人服务了。而且他还利用工作之余跟着盲人老师姚敏刻苦学习盲文，打牢理论基础。几个月下来，他不但每个月能赚几百元钱，而且还能阅读学习《推拿学》、《筋络学》、〈针灸学〉等专业盲文书籍。同时，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大大增强。


    “是按摩技术给我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终于感到自己不是废人，也能自食其力。我要用心学、用心做，将来也开按摩店当老板，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走出“黑暗”的易洪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她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丈夫是个相貌堂堂、技术过关、朴实仁厚的医生；儿子是个长相英俊、勤奋好学、学业优秀的在读研究生；家居环境优雅，文化氛围浓厚，透着美满的气息。她也具有健康人所具备的生活技能：干家务活、打扑克牌、唱歌跳舞、上网玩电脑。她还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绩：先后在《中医杂志》、《中国针灸》、《针剌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医学论文十余篇，学术论文曾两次亮相于世界针灸研究会……如果说谢晨、易洪根他们正在用双手创造自己的光明前景，那么她不但已拥有了光明的前景，而且还给处于黑暗之中的盲胞们带来了光明。到二00三年下半年，她利用工作之余，把自己的按摩技术和盲文知识传授给了近百名盲人。她就是宜春市残联盲协主席、宜春市第五医院副主任医师、副高级按摩师、明苑盲人按摩院的创办人——姚敏。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姚敏出生在南昌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医学专家，父亲是农业专家。后来，她随着父母来到宜春城。聪明伶利、长相清秀、活泼可爱、好学上进的她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老师的得力助手。就这样，她在父母的熏陶下、老师的教育下成长着。


    然而，从小眼睛不好的姚敏，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疾越来越严重了。她十四岁那年，由于眼病的原因，无法继续学习，不得不中断中学学业。父母带她到上海找专家看眼病，同时，趁她眼睛还能看得清东西，带她去领略一下祖国的美好风光，好调节她的心情、陶冶她的情操。于是，姚敏在人间天堂——杭州游览了美丽的西湖，在六朝古都——南京参观了新建不久的长江大桥。在长江边上，姚敏父母鼓励她要象长江那样胸怀宽阔，要象江水那样奔流不息。因为人生的道路就像滔滔江水，一浪高一浪，滚滚向前。人生，只有努力，才能成功。


    尽管如此，年幼的姚敏回到家后，上海眼科专家那“无情”的话语还是在她的脑海里不时浮现：“没有任何药物可治，视力还会一天天衰退，直至失明”。她感到孤独无助，寂寞难耐，甚至有些害怕。她想，自己不能坐在家里等着父母的照顾，要学会自食其力的本事。于是，她就吵着父母送她出去学习。可是，在那个年代，有哪所学校会收眼晴看不见的学生呢？


    “那就去读盲校，哪怕从小学开始学我也愿意！”姚敏强烈要求。然而，父母认为她还小，眼睛又看不清，一个人去读书无法照顾好自己，母亲就把她送到了她的一位在南昌市按摩医院工作的大学同学那里。就这样，姚敏在十五岁时，开始学习中医推拿针灸技术。眼睛失明给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带来极大不便，但她始终没有放弃战胜困难、好好活下去的信心。她白天学习按摩手法，先在自己身上练，后在老师身上练，最后在患者身上实践；晚上不用上课她就拜其他老师学习盲文，空闲时间帮老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老师们都觉得这个女孩子既十分懂事，学习又很刻苦，都很喜欢她，主动辅导她学习医学理论和按摩操作，指导她学习盲文，还教她怎样为人处事。在南昌按摩医院自费学习的近三年时间里，姚敏在老师们那里既学到了知识技能，又学到了为人处事的道理。


    一九七七年，时年二十岁的姚敏参加了工作，在原宜春市温汤工人疗养院从事按摩推拿工作。

 第19章 第19章 命运给我黑暗，我用双手创造光明2

    在这里，她以老师们为榜样，工作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对病人一视同仁，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记得刚上班不久的一天，一位老人因喝酒过量导致酒精中毒，呼吸几乎停止，生命垂危，需要做人工呼吸。由于老人酒气冲天，又呕吐过，气味十分难闻，周围的医务人员一时不知所措，等待宜春城里的大医院来救护车。姚敏那时并没有学过人工呼吸、心脏按摩等急救措施，但她知道时间就是生命，早一分钟采取措施，就能给抢救带来更多希望。于是，她果断地走上前，请医师告诉她操作程序，口对口地对老人做人工呼吸，她连续做了十多分钟，病人恢复了呼吸，得救了，她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她才发觉自己一身的冷汗，浑身散发着酸臭怪味。


    在这里，姚敏与英俊魁梧的同事任道毅“触电”了。年长姚敏四岁的任道毅十七岁自上海下放到宜春农村，后被推荐到宜春卫校读书，毕业时后分配到温汤工人疗养院。在工作中，他发现姚敏的眼睛虽然不行，但聪慧伶俐，善解人意，勤奋好学，在敬佩之际的同时暗生爱意，开始追求她。一九八一年，姚敏和任道毅喜结连理，第二年便有了爱的结晶——活泼可爱的儿子。五年后，姚敏和丈夫调到宜春地委公费医疗门诊部（现宜春市第五医院）。


    学无止境，姚敏到新的工作单位后，仍然不断地努力学习，盲文书刊，学习理论知识，时间不够就听收录机、电视或用录音笔把需要的有关资料录下来，抓紧点滴时间学习，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尽管如此，她觉得作为一名医生，自己的所学还远远不能满足临床需要，在单位领导者关怀下，她脱产先后到江西省按摩医师中专班、长春大学特殊学校针灸推拿专业班学习。之后，她成为江西省第一个、全国首届针灸推拿专业的盲人大学生。


    姚敏外出学习五六年，可苦了在家里的任道毅，他既当爹又当妈，连出差时都得带着几岁的儿子，以致劳累得生了两场大病，差点送了命。但任道毅毫无埋怨言，为了自己所爱的人，哪怕付出再多也值得！


    “丈夫把我当盲人照顾，我自己却没有盲人的感觉。我俩都爱好文艺，经常外出旅游，单位上有什么活动，我们都一起参加，效果还很好，这也许是‘心有灵屎一点通’吧。更有趣的是，我爱人教会了我英语，我又辅导儿子的英语。我儿子读高中时，还在全国中学生英语竞赛中得过二等奖，高考录取时还加了十分呢！”聊到自己的家庭，姚敏一脸的灿烂和幸福。在姚敏家里，她将自己的全家福、一家人外出旅游的留影、自己和丈夫唱歌跳舞等相片拿给我看。看得出，姚敏虽是一个盲人，但她的生活、家庭、事业并不逊于一般的健康人。


    自己的眼睛看不见，更能体会到别人在黑暗世界的痛苦和无奈。为此，姚敏自从掌握了按摩推拿针灸技能后，就二十多年如一日地把技术传授给前来求学的盲人，帮助他们学会一技之长，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二000年后，她还协助市残联、市总工会创办了盲人按摩指导中心，已为近百名盲人传经送宝，打造光明前景。这批盲人就业后，每月收入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不但解决了自己的生活问题，还为家庭、社会作出了贡献。


    二0一0年，在宜春市残联举行的庆祝第二十七个国际盲人节活动中，我见到了阔别七年的姚敏，并聆听了时为宜春学院美容医学院主任教授的她为大学生作的励志报告，了解到她近年来的一些情况。


    在这知识爆炸的年代，只有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如今时代，不懂得电脑，相当于半文盲，而学习电脑知识，对盲人姚敏来说却是困难重重。怎么办呢？为此，姚敏并没有“放过”自己，而是迎难而上，主动学习电脑常识，买盲人读屏语音软件操作，从最早的上海铁道大学朱老师的福音盲用软件到清华大学的阳光盲用软件，后来广州王永德先生的永德盲人计算机软件，她都买来，一遍又一遍地练。为了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她需要查字典，为此，她先后买下的盲文字典达十三本之多。多年下来，这些字典上的点字不知道摸了几十遍了，都被她摸平了。她还设法买了能发出声音的电子字典，帮助自己学习。


    为了学习新知识，姚敏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心血。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掌握了电脑的基本操作技能，这给她的工作、学习及生活带来了莫大的方便和快乐。


    此外，姚敏对学英语特别感兴趣，通过参加海德里国际盲人英语学校的函授学习，她完成了普通初中和高中的英语课程，最近几年她又通过网络学习，每星期有几次大家聚在网上参加英语沙龙，英语读写说能力大有长进。二00五年，姚敏作为中国赴美针灸按摩专家，到维斯康新州大学为保健专业的大三、大四学生及在美从事针灸推拿专业人士讲学，有时她也可以给他们交流英语，例如她在演讲示范手法的时候，她们有的为了想多尝试一下手法，在演示台上不肯下来，他们说itvery fortable!她说：the traditional chese assawonderful!他们说：yes， very well!最后，fally，we hugd each other。


    同年，姚敏获知北京联合大学在全国招收远程教育的针灸推拿专业的成人教育本科生，她又参加了考试、学习。三年后，姚敏到北京通过了本科班学士学位的英语考试。平时她还能在电脑的远程教室清楚地听到老师的授课，在电脑上用盲文写文章作课题。


    二00六年，姚敏调到宜春学院工作后，圆了她多年来想成为一名教师的梦想。进校不久，她被安排对口联系美容医学院一个寝室的八位女同学，她与她们交朋友，关心她们的学习、生活、身体各个方面，带她们郊游，教她们按摩美容、减肥，请她们来家里做客。学生们也把她当成亲人，有什么心里话都对她说。当年，她经过考试考核成为了一名主任按摩医师。近几年来，她做了十多个课题，其中有七个立了项，其中电脑功不可没。科技的发展对每个肯学习的人来说都是公平的。为此，姚敏特别感谢电脑对她的帮助，她现在与大家沟通更方便了，可以用电子邮件、语音手机进行交流、沟通、写作。同时，她写作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先后在相关刊物上发表。


    多年来，姚敏不仅自己刻苦学习，勤奋工作，而且还努力回报社会，尽己所能帮助盲人兄弟姐妹自食其力。她创办过两家盲人，先后培训和安置了一百多名盲人朋友，使他们掌握了按摩治病的技能和盲文知识，走上自力更生之路，成家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如今的姚敏，家庭幸福，事业有成。儿子健康英俊有出息，丈夫十分疼爱她。她本人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江西省劳动模”、“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并担任江西省盲人协会副主席、宜春市盲人协会主席之职。	在黑暗中寻找光明，使姚敏深深感受到刻苦学习、积极工作、奋力拼搏、回报社会的艰辛和快乐。为此，她在讲述人生的经历时，深深感谢党和对她的培养和教育，感谢学校领导对她的关心和帮助，感谢家人对她的支持和爱护。


    “让我们为自己的梦负责吧，生命只有奋斗才有精彩！”生命不息，拼搏不已。我们相信，好样的姚敏，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将会再立新功，再结硕果，以实现自己人生更高的价值！

 第20章 第20章 多灾多难的两母女1

    二00四年二月下旬，一位名叫魏颖的小女孩来到宜春日报群工部，呈上了一封用算术簿纸写的信。刚到日报的见习记者彭文辉觉得这样的事还是在晚报处理比较适宜，就把这封信交给了我。我接过一看，上面写着：


    晚报编辑部的叔叔阿姨：我想请你们为我登一封感谢信，可以吗？我叫魏颖，是宜春四小二（1）班的学生，这是个尖子班，我还当了班干部。本来我是没钱读书的（那时的义务教育阶段还没实现免学杂费），我家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去年妈妈得了重病，开了刀，欠了好多债，没钱治，只有吃好心的医生送来的草药。吃了一年多草药后，病情并不见好转。前不久，可怜的妈妈又被查出得了腺癌。真是祸不单行呀。虽然家中一贫如洗，但是，我仍然非常想读书，妈妈也想我去读书。这次开学，我没钱交学费，班主任仍给我发了新书，但后来又收回去了。因为校领导说，没交钱，就不能发书。当时我好难过。晚上回到家里，我忍不住哭了。那几天，妈妈为了我上学的事总是早出晚归，仍没有借到学费，我们母女俩哭成一团。妈妈说，我们的命真苦！到了二月九日，宜春市拍卖公司的彭征总经理得知我家的情况后，送来三百元钱，要我继续读书。上学期我的学费也是这位彭叔叔为我付的。彭叔叔的好心，我和妈妈永远忘不了！学校后来也知道了我家的情况，为我减免了部分费用。


    ……


    读罢这封不同寻常的感谢信，我心里十分沉重，不由得思谋怎样才能帮助魏颖和妈渡过难关。为此，我决定进一步采访魏颖妈妈，了解她家的具体情况。


    第二天，我和日报的见习记者彭文辉通过魏颖留下的联系方式（其租住房房东的固定电话）约见了魏颖的妈妈魏金秀。


    身穿粗布衣服，面色蜡黄且透露出疲惫，无神的双眼流露着无奈……当我乍见魏金秀羸弱的身躯和喑然忧伤的神情时，一种怜悯之情油然而生。这个与小女儿相依为命的女人，这个正被无情病魔折腾的女人，这个处于危难之中的苦命女人，在她租住的一间民间里，向我们诉说了一段悲苦生活，一段人间真情。


    四年前，魏金秀全家从农村迁居到宜春中心城区，在黄颇路租了一间平房栖身。因为夫妻性格不合，加上自己身体不好，魏金秀于二00三年与丈夫离婚，与八岁的女儿魏颖相依为命，由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十分清苦。几个月后，前夫突然中风去世，抚养女儿的重担从此由魏金秀独自挑起。更让她心力交猝的是，前夫因治病借了别人的钱，他死后债主竟然找到她要她还钱，真让人欲哭无泪。


    早在三年前，魏金秀就发现自己右手拇指上出现了一道黑色素，当时她并没有在意。后来黑色素日益增多，但由于家境困窘，她一直未到医院检查治疗。二00三年四月，她的右手拇指已完全被黑色素侵占，而且整个拇指开始浮肿，以致不能操持家务。万般无奈的魏金秀去医院进行了检查。经诊断，得知右手拇指患了恶性黑色素瘤，要立即进行手术。经过慎重考虑，医患双方同意只在右手拇指的上关节进行手术。可是五天后，右手拇指的下关节又病发。没办法，魏金秀来到南昌的江西省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查，确诊结果与上次一样。可此时魏金秀已一贫如洗，她的亲朋好友获知后，都很同情她，纷纷把为数不多的钱借给她去做手术。魏金秀做了右拇指关节截除手术后，按照医院的嘱咐，还应进行定期化疗，再也掏不出钱的魏金秀并没有照办。可魏金秀并不知道，她手指上的毒瘤正在慢慢转移。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魏金秀感到胸部隐隐作疼，只好又去医院检查。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又碰顶头风。本已心力交瘁的魏金秀又患上了腺异位小叶增生恶疾，要及时进行手术治疗，否则有生命之忧。可那上万元的手术费用又从何而来呢？一筹莫展的魏金秀再次陷入困境。


    一些好心人和相关组织了解到魏金秀家的处境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宜春市妇联在二00三年六月一日的《宜春日报》上推出“宜春特别行动”栏目时，把魏金秀的女儿魏颖列入待助贫困女童之中，呼吁社会各界人士献爱心助“春蕾”。市拍卖公司总经理彭征表示将资助正在宜春四小读一年级的魏颖。宜春市政府有关部门也将中心城区低保特困家庭《帮扶证》送到了魏金秀手中，使她母女俩每月能领到二百四十元低保金。四年来，魏金秀一家一直靠租房子栖身。所以，在这的八月份，袁州区东方街道五眼井社区居委会根据魏金秀家的情况，经过街道办事处和袁州区政府核实同意，写了一封信给宜春市房产公司，要求分配一套房子给魏金秀（那时还没有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的说法）。一个月后，市房产公司批了一套宜春市床单厂的房子给她母女俩住。但由于房子在五楼，经常缺水，而魏金秀双腿不灵活，且病魔缠身，她们并没有搬过去住。不过，市房产公司表示，将于二00四年五月份再批一套更好的住房给她母女俩居住。


    二00三年九月开学时，魏金秀带着女儿去学校报名，凭着低保特困家庭《帮扶证》是可以减免一半学费的，但魏金秀仍无钱交清学费。魏颖看到和自己一样大的孩子一个个都拿着新书去上课，眸子里流露出着无限的羡慕和渴望。怎么办？有困难找政府。魏金秀母女俩来到东方街道办事处和袁州区政府求助。区政府办的一位女同志了解到她们的情况后，看着愁容满面孤立无助的魏金秀，面容清瘦衣着破旧的小魏颖，十分同情，当即拿出一百元钱给魏颖，后来又帮魏颖买了两百多元钱的衣裤。在好心人的帮助下，魏颖得以上学读书。


    二00四年春季开学时，魏颖的学费又没有着落。魏金秀不好意思再去区政府求人，但又不忍心孩子失学，于是找到当初表示要资助魏颖读书的好心人彭征求援，彭征二话不说拿出三百元钱给魏颖交学费，并说自己事太忙，对魏颖关心不够，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


    可是，陌路人并没有义务一再帮助自己，现在女儿虽然已上学了，但魏金秀却益恶化的病情所折磨，为筹不到医疗费而发愁。尽管魏金秀的亲朋好友都很同情她，可毕竟家境都不怎么富裕，心有余而力不足。上次为筹集魏金秀做手术的费用，亲友们都倾囊相助，她务农的姐姐为资助她治病把耕牛都卖掉了。可是如果她的腺癌不及时动手术治疗，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我死了倒不要紧，关键是放心不下我家颖颖呀，到时留下她一个人怎么办？我娘俩的命咋咯么苦呀！”说着说着，魏金秀禁不住失声痛哭。


    送走步履沉重的魏金秀，我们来到魏颖所在的学校。学校的老师介绍说，魏颖是个品学兼优、好学上进的学生，既对人有礼貌又非常懂事。然而，年幼的她却正承受着来自家庭变故和经济窘迫的双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她还想着要给帮助她母女俩的组织和好心人写感谢信，真让人感动又心酸。


    采访之后，我把此事写成了一篇二千多字的通讯，并附上魏颖所写的感谢信，以《风雨中飘摇的小舟盼护航》为题，在三月二日的晚报刊出。我在采访后记中写道：采写完此稿后，我心中有一种沉沉的感觉，仿佛看到无边无际的大海中，一叶小舟在风浪中艰难前行，掌舵的是魏金秀，一个不堪一击的母亲；小小的魏颖，则缩在小船中，睁着惊恐的双眼望着风吼浪啸的海面……这对母女的命运将走向何方，相信每个看过这篇报道的人都知道——如果我们都能伸出手来拉她们一把，献出爱心资助她们一下，也许她们的明天将告别风雨阴霾，使自己的航船能顺风顺水！


    父亲病故、母亲患恶疾、家里的生活费用和自己的学习费用靠政府和好心人资助的小魏颖在自己妈妈的眼中、在街坊邻里眼中，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呢？为了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好心人的爱心，帮助这对苦命的母女俩渡过难关，我决定再做深入的采访。


    通讯刊发的当天中午，我按照魏金秀提供的地址，找到了租住在城区黄颇路二二三号一间民房中的魏金秀。魏金秀说魏颖吃过午饭就上学去了。我看到，这母女俩租住在一楼的房间约十平方米，里面挤着一大一小两张床，放着一张小方桌一个衣橱，上面堆放满了日常生活用品，茶几上摆着两碗吃剩的菜（白菜和菠菜）和几盒药。这就是小魏颖生活、学习、居住的场所，给人一种拥挤、凌乱、憋气的感觉。


    “魏颖今年七月才满八岁，人虽小却很懂事，常帮我做家务，从不叫苦叫累发牢。她的学习也从不用心，每天都会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做完。有时因洗澡洗衣服耽误了时间，哪怕再晚再想睡觉，她也要把字写完，把作业做完。去年，我要去南昌做手术，结果如何，我心里也没有底。临走时，我就对女儿说‘颖颖，如果我隔了好久没回来，就是去打工赚钱去了，你不要挂念我，就住到姨姨家里去，听姨姨姨父的话，好好读书，有时间就帮他们做做家务事’。谁知颖颖听出了我的言外之意，死死地抱住我哭道：‘妈妈，我的好妈妈，您一定要回来，我哪里都不去，会在家里天天等您回来’。我听了心里像刀割一样地痛。”魏金秀泪水说道。


    去南昌之前，魏金秀把女儿寄托在一个亲戚家里。每天魏颖从学校回来，总是守在电话旁，只要电话铃一响，她就抢着去接，她多么渴望这是妈妈打回来的电话啊！这个时候妈妈的声音，就是她心中最大的慰藉。当魏金秀从南昌平安回来时，魏颖扑在妈妈的怀里，喜极而泣，说“妈妈，我说了你一定会回来的，没有错吧！”


    “这几年来，魏颖除了去年一位阿姨给她买过新衣服外，平时都穿别人送来的旧衣裤，更别说零花钱了。这不，今天上午，以前的邻居送来一些米和菜，两餐没吃饱饭的孩子总算吃了顿饱饭。懂事的魏颖看到同龄人穿新衣服，吃好东西，虽然有些羡慕，但从不会对我说。有时她在外面受了委屈，也不会告诉我，生怕我伤心难过。当我问颖颖过这样的生活怨不怨妈妈时，她就说‘妈妈，我不会怪你，我们命苦，是老天的刁难，不是您的错’。”


    在魏金秀眼里，小魏颖是个聪明懂事的好孩子。那么，这母女俩已在这个“家”生活了四年，房东对小魏颖的评价如何呢？我想找房东聊聊，不想房东没在家，只有她的小儿子小余在家。小余一直在外面工作，回家才几个月，但谈到魏颖，这位小伙子连声称赞：“七八岁的孩子，正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龄。但魏颖却没有这么好的福气。不过她特别懂事、讲礼貌，无论是在家里或在外面，碰到我和我爹娘他们，都会甜甜地叫‘叔叔’、‘爷爷’、‘奶奶’。由于妈右手做事不方便，她就帮妈妈洗碗、洗衣服，从不在外面疯玩，有时间就做作业看书。这不，昨天妈在黄颇路上被三轮车撞倒在地，一身泥水挪回家后，魏颖就帮妈换洗衣裤，替妈妈做家务，还用红花油擦妈妈被撞伤的部位，安慰妈妈。我虽然跟魏颖接触不多，但感觉到她是个既勤快伶俐，又懂事有礼貌的好孩子。我们这带都很难找到魏颖这么懂事的小孩子啦！”


    就在《风雨中飘摇的小舟盼护航》见报的第二天，我遇到了有生以来最为震撼的一件事！


    这天早上我上班经过报社大楼内一楼值班室时，值班的袁女士叫住我：“黄记者，这里有封投到你们晚报的信，你带上去吧！”我接过了信。这是个邮局常出售的那种白色信封，信封正面只写着“《宜春晚报》编辑部”几个字，内面装得厚厚的，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看来又是那个写好者寄的稿件。出于好奇，我一边上楼一边拆开信封。突然，我心里猛地一震，心跳加速，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信封里装的竟然是一沓红红的百元大钞！这是怎么回事？我忙将信封里的东西全倒了出来。可是信封里除了厚厚一沓百元钞票，并无只字片言。我匆匆地点了一下，整整三千七百元钱！谁在一个普通信封里装上这么多钱（要知道这相当于我当时三个月的工资、现在的上万元钱呀）？又没写明做什么用，要是另外的人拿了信发现内面全是钱的话会出现怎么样的后果呢？我大惑不解，急忙翻转信封查看，以期发现寄钱者的意图。果然，在信封后面写着几行娟秀的小字：“捐给晚报上登出需救助的女孩及其母。3200元是我本打算另做他用的积蓄，500元为上月节省下来的一半工资，共3700元”。哦，一个月工资仅一千元的人，竟然为素不相识的人捐款三千七百元！更为人震惊的是，这位好心人竟以这种不合常规的方式将钱送来，连姓名都没留下！其心地之单纯善良令人讶然。我捏着钞票，看着那几行小字，浑身像电击一样，那种极其强烈的心灵震撼是文字难以形容的：世上竟有这样的好心人！


    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用颤抖的手将钱塞进信封里，把信封装进裤袋里，用手捂着，又跑到一楼询问值班的袁女士刚才那封信是谁送来的。袁女士说是一位头扎马尾辫子，身穿果绿色衣服的女青年。女青年把信交给袁女士时说：“阿姨，请把这封信交给晚报编辑部好吗？”通讯员将信稿送到报社值班室是常有的事，袁女士说了声“行啊”就接过信放在桌子上，女青年说了声“谢谢”便走了。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捐款者的全部情况。